2021年5月3日去了一次西安市博物院，没想到必须先到西安市博物院的公众号里预约才能进，当天只剩下午15:30之后的时段了，考虑以我的速度，根本不够用，打算预约第二天的。没想到晚上预约5月4日的票时，也仅剩下午15:30之后的了。5月4日，上午去了大慈恩寺，下午一点多赶到西安市博物院，试着问了一下，竟然让我提前进园了，真是意外之喜。
西安市博物院在西安城南，整体占地245亩，由博物馆区、小雁塔和荐福寺园林景区三部分组成，这样集馆、塔、寺、园四位一体的建筑布局，在国内博物馆（院）中独树一帜。
北门
雁园，里面是传统文化交流中心，门侧的楹联上写着“进门降福，出门遇喜”。入门的影壁墙上用青花瓷碎片镶嵌“荐福”二字。
佛教题材砖雕
辘轳井
园区内每一处都自成一景。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影子，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生出几分悠然之心。
民俗工艺品展室，可以上手体验，也可以选择成品带走，没有人主动询问推销，游客可以轻松自在的欣赏。
皮影
室外墙上陈列了一些老物件和照片。
从雁园转出来，继续游览荐福寺园林景区，游客不多，环境清幽。荐福寺，始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是高宗李治驾崩百日后，皇室族戚为其献福而兴建的寺院，故最初取名“献福寺”。天授元年(690年)改为“荐福寺”；神龙二年(706年)，扩充寺庙为译经院，成为继慈恩寺之后的又一个佛教学术机构；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明令保留的四座寺院之一(其余三座为大慈恩寺、西明寺、庄严寺)。荐福寺原址在唐长安城的开化坊南部，即唐太宗之女襄成公主的邸宅。唐末荐福寺院毁于兵火，后迁建于安仁坊小雁塔所在的塔院里，即今址，寺塔合一。宋、元、明、清荐福寺几经修整，现今布局和规模为明清时期形成。荐福寺整个寺院主要为文物保护部门管辖，没有僧人常住修行，佛寺活动基本已经杜绝。
重修荐福寺碑记，位于白衣阁北边东侧，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立。记载了清嘉庆年间，居士赵联第首倡捐修荐福寺小雁塔，得到众人响应，历时五年修缮完毕的过程。碑文载：“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靖边知县灵石翟凤翱撰文，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夏五月彀[gòu]旦（意为早晨）”。翟凤翱，山西灵石人，清嘉庆十年（1805年）己丑科进士。
重修地藏王殿碑，位于白衣阁北边西侧，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立，长安崔尔进撰文。记载了明神宗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王用宾捐资修葺地藏王殿及崇祯九年（1636年）至十一年（1638年）荐福寺主持无昙募资重修的过程。崔尔进，陕西长安县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
白衣阁，单檐歇山式楼台。砖砌高台，正中有券洞。上建殿宇面阔3间，进深2间，周围设回廊。台两侧设砖梯。灰瓦屋面，四翘角，素面清水脊，勾头滴水。砖台南面上部镶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白衣阁》石匾额。白衣就是白衣大士，即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这座建筑是明代时两位山西商人建立的，清代时另两位山西人又重修了白衣阁，山西人在明、清两个朝代两次出资修建白衣阁，很有意义，他们的功德被记于碑上。
小雁塔，建于唐景龙年间（707—709年），是为了存放唐代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佛图等而建的佛塔。小雁塔是唐代著名佛教寺院献福寺的佛塔，为密檐式砖塔，略呈梭形，高43.38米，塔底平面呈正方形，底边各长11.56米，每层叠涩出檐，南北两面各开一门。塔原高十五层，现余十三层，塔身从下而上，每一层都依次收缩，门框为青石砌成，整体轮廓呈自然曲线，显得非常秀美。塔底南门入口的石质弓形门上，刻有阴文蔓草花纹和天人供养的图像，与大雁塔的门楣相同。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小雁塔塔形秀丽，挺拔玲珑，与慈恩寺大雁塔的雄伟气概互相辉映，但因规模较小，故称小雁塔，年龄也比大雁塔年小55岁，是我国唐代精美的建筑艺术遗产。
小雁塔在一千二百多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受了风雨的侵蚀和70余次地震考验，公元1487年，陕西大地震把小雁塔中间从上到下震裂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缝。然而时隔34年，在1521年又一次大地震中，裂缝在一夜之间又合拢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便把小雁塔的合拢叫“神合”。1555年9月，一位名叫王鹤的小京官回乡途中夜宿小雁塔。听了目睹过这次“神合”的堪广和尚讲的这一段奇事后，惊异万分，把这段史料刻在小雁塔北门楣上。这种神奇现象迄今未得到令人十分满意的解释。
补修荐福寺宝塔记碑，位于今小雁塔地基前东侧，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立。记载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塔院、补修塔基的情况。
藏经楼，位于小雁塔对面，为清代建筑，也是荐福寺现存建筑中规格最高的。重檐歇山式两层楼殿，面阔5间，进深3间。灰瓦屋面，翘角，素面清水脊，勾头滴水。
从这条路绕到大雄宝殿，安静得让我一度怀疑走错了路。
大雄宝殿，木构架为清代建造，作为荐福寺的主殿，它的规格低调得过分。单檐硬山式，面阔5间，进深3间。前檐斗拱为一斗三升，灰瓦屋面，素面清水脊，勾头滴水。
大雄宝殿南东一的《礼部劄（zhá，即札）付及荐福殿堂图》碑，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立，碑文记述宣德七年(1432年)至正统十四年初(1449年)番僧勺思吉修缮荐福寺的情况和奏请礼部“乞(刺)寺名”及礼部劄付的经过。
此碑于1980年在荐福寺大殿前东侧出上。圆形碑首，碑通高4.82米、宽1.02米、厚0.3米，龟趺高0.8米，碑阴刻楷书碑文，碑额双线勾勒“圣旨”二字，故又称圣旨碑，周围以阴刻云龙纹饰。碑文十九行，每行五十字，有空格。
圣旨碑的正面阴线刻荐福寺殿堂图。山门似为栏棚状的鸟头门，两侧为八字墙，山门内东有庑殿两间，正中为庑殿式殿宇——三间的天王殿，两边各开一门，并有廊庑相接，东西廊庑对称地向北伸延，与大殿相接，形成封闭式院落。天王殿北左右两侧为对称的重檐歇山顶建筑，为钟、鼓楼，正中是下为拱券门洞的砖砌高台，上建五间歇山顶殿宇的“慈氏阁”。阁后则为七间大殿，殿前有月台、踏步，即“正佛殿”，其后东西各有配殿五间，正中面阔五间的“藏经殿”。其后是小雁塔。
圣旨碑背面
大雄宝殿南东二《重修荐福寺碑记》碑，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立，李因笃撰文，记载了心奥法师和紫谷禅师重修荐福寺的善举。李因笃（1632-1692年），字子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
大雄宝殿南西一的《敕赐荐福禅寺重建记》碑，明天顺二年（1458年）立。记载了宋政和年间及明代僧人勺思吉对寺院、古塔进行修缮的情况。
大雄宝殿南西二的《重修荐福寺碑记》碑，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立。此碑螭首龟趺，正面线刻新修后的荐福寺殿堂图。殿堂图下刻荐福寺的地界面积和山场。
《重修荐福寺碑记》碑阴刻楷书碑文，共二十行，每行七十二字。碑身四边刻阴纹为云龙、翔鹤、飞马之属。碑文载：“中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前太常寺卿太仆寺卿癸未进士万年周之桂沐手篆额，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广东通省学政裴宪度沐手撰文并书”，碑末题曰：“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仲夏谷旦立”。周之桂，陕西省西安府咸宁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进士。裴宪度，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科进士。
荐福寺内的古树名木共计十棵，九棵为国槐，一棵楸树，距今约800-1300年左右。其中五棵国槐分布于大雄宝殿前中轴线两侧，其余四棵分布于慈氏阁南面和钟鼓楼之间的院落。
古楸
慈氏阁为明代重檐歇山式楼台，砖砌高台，正中券洞，两侧置砖梯。上建殿宇面阔3间，进深2间。四面檐下均为一斗三升斗拱，灰瓦屋面，素面清水脊，施勾头滴水，上方悬挂着明英宗亲笔书写的“敕赐荐福寺”木匾。“慈氏”是梵文“弥勒”的音译，因此慈氏阁也就是供奉弥勒的地方，类似其它寺庙的天王殿。民国时期，胡宗南驻守小雁塔，这里是他的办公室。
慈氏阁背面
荐福寺钟楼，为清代建筑。重檐翘角歇山式，灰瓦屋顶。
荐福寺鼓楼
铁钟（新铸）。原荐福寺铁钟铸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通高3.35米，口部直径2.45米，钟钮为双獬豸造型，重8000公斤。钟上有铭文约千字，多为经咒语。民国时期，河南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与陕军宋锡侯团在荐福寺展开激战，铁钟被刘镇华率领的匪军炸裂。1993年底，西安市小雁塔文管所主持焊修了“雁塔晨钟”的遗留裂痕。1998年，文管所又重新铸造了一口“雁塔晨钟”的仿制新钟，挂于露天钢架下供游客敲击。新钟重约9吨，形制与原钟完全相同，只是钟上铭文改由当代西安书法名家刘自椟、钟明善等10人书写的历代诗人咏诵荐福寺小雁塔的诗句。原钟作为金代文物，仍陈列于荐福寺钟楼内。
荐福寺南山门
院内草坪上陈列了很多历代石雕，看出来是文物大省了，真是任性啊。
一对憨态可掬的石狮子
石槽
石马和上马石
文物展馆作为西安博物院的主体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设计者、著名设计大师张锦秋主持设计，2004年在新闻媒体发起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西安未来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博物馆的建筑面积16000余平方米，陈列面积5000余平方米。在13万件馆藏文物中，国家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有14400多件。馆内陈列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三部分。基本陈列是以都城发展变迁史为主线分为“千年古都”和“帝都万象”。专题陈列由佛教造像、玉器、书画三部分组成。
一楼大厅地面是由大理石铺就的历代西安地理城域图。
一楼有一个特展：“牛”转乾坤祈福长安——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联展。2021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也是十二生肖轮值岁中的牛年。十二生肖与干支纪年中的十二地支相对应，每个生肖对应一个年份，以十二年为一轮回。与此同时，十二生肖也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以及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十二生肖相传为黄帝的所立，有关十二生肖最初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十二生肖的形成反映了早期人类的动物崇拜意识，体现了中国人与动物的亲善关系。每种生肖都有丰富的寓意和传说，如：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老虎代表勇猛，兔子代表谨慎，龙代表刚毅，蛇代表柔韧，马代表一往无前，羊代表和顺，猴子代表灵活，鸡代表稳定，狗代表忠诚，猪代表随和等等。
粉彩执蛇镇墓兽（唐代）
绿釉陶狗、绿釉陶猪（汉代）
三彩卧羊（唐代）
上面两件分别是汉代的绿釉卧虎和绿釉陶牛，下面两件分别是唐代的青瓷蹲坐小鼠和青瓷兔。
陶龙（元代）、粉彩陶鸡（唐代）
粉彩陶公猴、母猴（汉代）
三彩马（唐代）
彩绘十二生肖陶俑（唐代）
据《广阳杂记》记载：“地辟于丑，而牛则辟地之物也，故丑属牛。”所谓辟地，就是耕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把牛用于耕田，至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了“代田法”，使牛耕得到广泛应用，取代了落后的耒耜（lěisì，古代像犁的翻土工具）农耕，牛的地位越发重要，成为六畜之首。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它是人们亲密而善良的朋友，可与之共甘苦、同劳作，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时至今日，我国部分农村仍有用牛拉犁种田的传统习惯，所以牛也成了负载农耕文化的事象。
彩绘陶牛（汉代）
兽足陶磨、四足陶磨（汉代）
陶卧牛（元代）
陶牛（唐代）
牛拉车（北朝）
陶牛车（北朝）
汉白玉牛（唐代）
牛虎格斗透空长方形饰（汉代）
“牛”字印（元代）
()郡太守牛符（唐代）
牛形青铜虎子（南北朝）
铜卧牛（唐代）
玉兰花犀牛角杯（明代）
镂空八仙牛角（清代）
三犀铜鼎（商代）。在中国人心目中，牛是辟地的神兽，除了作为生产工具以外，也是奉献给神的重要祭品。周代祭祀时，牛羊猪三牲俱全方称太牢，如缺少牛牲，则只能称少牢。正所谓“诸侯之祭，牛曰太牢”。在三牲之中，牛最珍贵，非一般人所能享用。牺、牲、告等与祭祀有关的文字，都以牛作为部首。也正是由于牛在祭祀方面的重要作用，古代礼器祭器中特别重要的彝器或特别精美的动物型器亦往往以牛作为造型、纹饰的重要内容，以此表达对神的敬意。
牛首夔云联环纹提梁卣（周代）
玉牧牛坠饰（元代）
青花山水人物牵牛纹盘（清代）
无款设色牛条（清代）
李育设色牧牛图（民国）
杨子鹤乳牛图（清代）
陶牛（元代）
十二生肖铭文镜（汉代）
八乳矩纹十二生肖镜（汉代）
四神十二生肖镜（隋代）
十二生肖八卦镜（唐代）
一组怀抱十二生肖的女陶俑，不记得是什么朝代的了。
牛郎织女镜（宋代）
铁卧牛（未标明年代）。在中国人眼里牛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相信牛有镇水的功效。民间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好一处，即铸一铁牛沉入水底，意在镇服水患。修筑都江堰的水利家李冰，也曾命人制作石犀牛，并将其放入水中。在许多大江大河旁边，常见有高大的铁牛、铜牛、铁犀牛雄踞在河岸堤坝上，既有用来遏制水患的象征意义，有的也在水利工程中充当不可替代的力学构件。
铁牛（汉代）
犀牛望月镜（宋代）
“五子登科”铭牛座铜镜（清代）
仰首铜卧牛（宋代）
吴牛喘月镜（金）
吴牛喘月镜（宋代）
宝相庄严——长安佛教造像艺术专题展
佛像（西魏公元535-556年），小雁塔旧藏。
太昌元年造像碑（北魏太昌元年公元532年），分为上下两龛，下龛是双腿交叉而坐的弥勒佛，是大乘佛教中的未来佛。
佛造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四面造像碑（北魏公元386-534年）
亭阁式造像塔（北魏公元386-534年）
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大统三年造像碑（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
佛像残躯（北周公元557-581年）。佛头和双手缺失，身躯大致完好，衣饰简洁，身材敦厚。根据佛像残留的形态，以及北周时期长安地区普遍流行的犍陀罗佛像特征推断，他残缺的部分应是：头部偏大且圆润厚重，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牵握通肩大衣的衣角。流传至今的佛造像很多都已残缺，遗失最多的就是佛头，其次是手。古时封建王朝的灭佛运动，近代不法分子的巧取豪夺，以及战乱动荡都是造成佛像损毁的原因。大量佛像之所以头身分离，是因为佛像体积体重过大，一则佛身难以撼动，二则佛头为造像精华所在，无论是为了毁损佛像，还是为了偷盗文物，切割下佛头都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佛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正始元年清信女母子造一佛二菩萨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一佛二菩萨造像碑（北魏公元386-534年）
一佛二菩萨造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佛像（北周公元557-581年）。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寺庙所拥有的田地、产业、佃户等不计其数，再加上僧道群体过于庞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是一位励精图治，富有远见的皇帝。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同时，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佛道行动由此展开。北周武帝在位期间，顶住各方面的压力，通过灭佛运动，开拓了大量兵源、财力，大大增强了国力，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周武帝灭佛一事，于国家而言大有裨益，对佛教来说却是一场大浩劫。在这场灭佛运动中，大量的佛塔、寺庙、经书等惨遭灭顶之灾，身首分离的佛像不计其数，这件北周佛像头也许正是这场运动的见证者。
菩萨像（西魏公元535-556年）
大统十六年龛式造像（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
楼阁式造像塔（北魏公元386-534年）。印度佛塔的形制多为覆钵式，像一只半球形的碗扣在地上，上置平头，下接台级，主要用于保存佛舍利。汉代时佛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秦汉时期，神仙方术在我国广泛流传，人们认为，仙人好楼居。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也是借用神仙的形式才被中国人接纳，因此佛塔也受到了汉文化改造。印度的半球形塔身逐渐被楼阁式佛塔所取代。这座砂石雕刻的佛塔就是典型的四面楼阁式佛塔，它的座基与塔刹均已残缺，现在塔身分五层，由下而上逐渐内收，每层四面开龛，内容丰富，如第一层：一面雕有一佛，两侧跪着供养人，上方有九龙吐水，是表现佛教故事“九龙浴太子”的场面；另一面雕有一立人，上身赤裸，胁下生出一婴儿，表现的是“释迦诞生”。
一佛二弟子造像碑（西魏公元535-556年）。
保定三年造像碑（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
菩萨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保定五年菩萨像（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65年）。
彩绘佛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一佛二菩萨龛式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一佛二弟子龛式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一佛二弟子龛式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中间的佛像以跏趺坐的方式端坐在须弥座上，跏趺坐是指将右脚盘放在左腿上，左脚盘放在右腿上的交叉坐姿，给人以稳定祥和之感。佛教文化中认为跏趺坐是一种最为安稳的坐姿，不易疲劳，而且身端心正，因此修行坐禅者通常都采用这种坐姿。须弥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古印度传说里，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四周咸海围绕，佛陀坐于须弥座上正彰显出其端庄和尊严。
一佛二菩萨龛式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这件造像为天盖帷幕龛，天盖下是厚重褶密的帷幕，两侧系有多节流苏。佛座前方饰有一排莲瓣，两侧有跪跽的供养人。龛内雕有一佛二菩萨造像，两位菩萨一左一右相对，侍立两侧。中间的佛像结跏趺坐于方形高台须弥座上，高肉髻，大耳，面目清秀，身着通肩袈裟，下着长裙，腰系裙带，衣裙下沿褶密遮座。整体造像光洁晶莹，制作华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释迦、多宝龛式造像（北周公元557-581年）。
开皇四年董钦造一佛二菩萨像（隋代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西安市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此像通体鎏金，通高41厘米。该造像由高足床上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香熏、四足方床和两蹲狮组成，通体鎏金，主件、附件分体铸造，然后以卯榫相连，可拆装。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面型方整，作螺髻，袒右肩，著袈沙，大衣贴肌透体，褶纹简练流畅。左侧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右侧观音菩萨手执宝瓶，雕刻比例适度，堪称艺术佳作。在高足床的右侧及背面的边和足上，镌刻着118字铭文，铭文开头写着：“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具闻正法。”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也就是说，这尊佛造像是在隋文帝四年(公元584年)，由一位叫董钦的河北武强县丞出资铸造的，距今已有1400余年。
菩萨像（隋代）
鎏金菩萨像（唐代）。这尊菩萨像也是观世音菩萨，但却不是常见的手持净瓶和杨枝的形象，而是右手执《莲华经》，左手施与愿印，这种造型的观音菩萨也称空行观音，主要象征佛教中极重要的空信智慧，是很深奥的哲学概念，但在民众中流传不广，不及杨枝净瓶常见。根据文献记载，更正规的形象应是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执《莲华经》，但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偶尔会将左右颠倒。这尊造像装饰华丽、面相丰满、神态端庄、肌体丰腴、比例精准，极具盛唐风格。
菩萨像（隋代），这尊菩萨像面相丰圆、眉清目秀、神态安祥，头梳高髻，戴华丽宝冠，两侧各有一朵盛开的莲花，显得十分慈悲。莲花在佛教中有清净无染、光明自在的意思。
佛像（隋代）
佛像（唐代）。在佛教初期，即公元前6世纪，佛教教义并不允许塑造佛像，直到公元1世纪，佛像才渐渐兴盛。佛像诞生时，佛陀早已涅槃，艺术家们只能结合当时的人物形象和自己的想像力，将佛像塑造出来。当时犍陀罗地区流行希腊罗马风格：鼻梁高挺、双目深陷，头发卷成水波状，头顶卷成一个大大的发髻。随着时代推移，波浪卷发变成了小包，高耸的发髻变成了肉髻。
天王像（唐代）。这两尊像身姿雄伟、气度威武、满脸愤怒，一个张口，一个闭口，很像哼哈二将。哼哈二将是由佛教传统护法神金刚力士的形象演变而来的，常驻守在佛像和寺庙的山门两旁，保卫佛国佛法永不受侵害，也保护修行佛法的凡人，所以在民间历来都有供奉。
菩萨像（唐代）
青石佛龛造像（唐代）
卧狮（唐代）
四神石棺（唐代）。四神又称四象，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四神的起源与原始的星宿崇拜有直接关系，所谓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其实是天上的四方星宿，是保护天地秩序的星神。后来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四神被赋予了更高的神性，拥有了避邪、镇宅、吉祥等诸多职能，成为受人喜爱的瑞兽。人们把四神形象应用到了瓦当、铜镜、壁画、墓门、塑像等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人三者要对应，顺应天时才能和谐长久，所以四神在地面建筑和地下墓葬中才会被如此广泛的运用。四神石棺就是用四神震慑邪魔，以保卫墓主的灵魂安宁。
彩绘佛像（唐代）。这尊佛立像左手拈衣角，右手托莲花，面容丰润，表情柔和。据说释迦牟尼佛涅槃时将法衣托付给迦叶尊者，要其六亿年后交给弥勒佛。《弥勒下生经》中记载：弥勒佛待弟子们行至释迦牟尼佛涅槃处，山石崩裂出一个小虫，小虫将释迦牟尼佛法衣交付给弥勒佛，由此可推论，手拈法衣的形象是弥勒佛的形象之一。弥勒佛是未来佛，是继释迦牟尼佛之后，下一位将降生在我们婆娑世界的佛。
“舍身饲虎”石雕（唐代）。佛经中说，印度宝典国国王大车的三个太子，一日同到山中打猎，见一只母虎带着数只小虎饥饿难忍，母虎因此欲将小虎吃掉。三太子摩诃萨埵[duǒ]见状，将二位兄长支走，来到山间，卧在母虎前，饿虎已无力啖食。萨埵又爬上山岗，用利木刺伤身体，然后跳下山崖，让母虎啖血。母虎啖血恢复气力后与小虎们一起食尽萨埵身上的肉。二位哥哥不见弟弟，沿路寻找，终于找见萨埵尸骨，赶紧回宫禀告父王。国王和夫人赶到山中，抱着萨埵尸骨痛哭，然后收拾遗骨修塔供养。为了挽救老虎生命而甘愿牺牲自己肉身的萨埵太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
善业泥像（唐代）
佛像（唐代）。佛像身躯高大，面相圆润、鼻梁高挺、鼻翼较宽，略带微笑，表情慈祥安然。佛教于两汉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经过几百上千年发展，从最初古印度带有犍陀罗地区风格的佛教造像，逐步演变为唐代略显丰腴的佛教造像。魏晋时期，佛教造像受南方文化影响，呈现秀骨清相的飘逸感，到了唐代，佛像逐渐变得丰润，已由印度人的脸型转变为中国人的脸型，在人体造像上的体现就是丰膄肥硕。艺术是时代产物，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佛造像整体呈现挺拔健康、自信大气的特点，而到了明清时期，佛像变得更文弱秀美，士族气息更浓厚，这便是艺术、宗教与时代相交织产生的结果。
铁佛像（唐代）
盘龙石柱（唐代）
象驮座（唐代）
鎏金佛像（北魏公元386-534年）
太和七年佛板（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
鎏金一佛二菩萨像（西魏公元535-556年）。
鎏金佛像（唐代）
十一面观音像（唐代）,共十一张面孔：一面，化恶有情;二面慈面，化善有情;三面寂静面，化导出世净业。这三面教化三界便有九面。第十面为暴笑面，表示教化事业需要有极大威严和极大意志方能无懈而有成就。最上一面为佛地，功德圆满。传说，天宝战争中，观音托梦阁罗凤，铸十一面观音像，才退敌军，拯救了南诏国。
鎏金观音像（唐代）
鎏金天王像（唐代）
鎏金送子观音像（宋代）。传说送子观音原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叫做妙善，她心地善良，诚心礼佛，最终在普陀山修成正果。
鎏金佛像（明代）。这尊佛像从造型上看应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经典形象是一手执莲花，一手施与愿印，以示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但有时可能是手中的莲花遗失，也可能是工匠有意省略，所以不托莲花的形象也较为常见。这尊明代佛像很符合中国传统审美，面相丰润、细眉长目、大耳下垂、身材比例协调，表情柔和而不失庄重。
贴金佛像（明代）。这尊佛像从莲花座和双手结定印的造型可推断应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双手结定印的形象也比较常见。这尊佛像衣着贴身，线条流畅，衣褶转折自如，塑造得十分精美。
传统的贴金工艺，是先将成色很高的黄金，打造成极薄的金箔片(厚度在0.12微米)，此时，金箔具有很强附着性，对一些光滑的材料有着很好的互吸性。将金箔用竹钳子夹起，贴在有黏性的底子上，一般贴于织物、皮革、纸张、各种器物以及建筑物表面作装饰用。
贴金佛像（明代）
贴金观音像（清代）
观音像（明代）
佛像（明代）
罗汉像（宋代）
佛像（金）
一佛二菩萨龛式造像（唐代）
千年古都
西安，古称长安，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0世纪间，曾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
西周丰镐（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周族发源于泾渭流域，几经迁徙，至周文王时将国都由岐山下的周原迁至沣河西岸的丰京，武王继位后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丰镐二京遂成为西周王朝的国都，这是西安出现的第一座全国性都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后，丰镐渐废。经多年考古勘探与发掘，在沣河中游两岸发现了多处大型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青铜器窖藏、墓葬群等重要遗迹，为认识西周都城提供了重要依据。下面的五角形陶水管道，就是出土于西周丰镐遗址。
秦阿房宫（公元前212年-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定都渭河北岸的咸阳。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又在渭河南岸皇家上林苑中营建新的朝宫——阿房宫。阿房宫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宫殿建筑群，据文献记载“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由于工程巨大，直至秦朝灭亡，尚未全部竣工。遗留至今的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长1320米、南北宽420米，最高处达7-9米，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大的夯土建筑台基。在前殿遗址东面，还有一座高约15米，底边长42.5米、宽20米，被当地群众称为“始皇上天台”的夯土台基。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在阿房宫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批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要遗迹，丰富了人们对阿房宫的认识。
井圈（秦代）
陶水管（秦代）,2006年出土于秦阿房宫前殿遗址东北约500米处的战国秦上林苑五号建筑遗址中。目前所陈列的是从其中一组排水管道中采集的。当时发掘出两组排水管道，每一组皆由三条圆筒形陶水管套接而成，水管道横剖面呈“品”字形，即下层铺设两条，上层铺设一条。陶水管道单节长0.57-0.58米，一端粗、一端细，粗端直径0.32米、细端直径0.23米，壁厚0.08-0.1米，外表饰绳纹、内壁为麻点纹、泥条盘筑。类似的陶质排水管道在秦阿房宫前殿遗址周边的战国秦上林苑多处遗址中皆有出土，目前所见有单管、双管、三管等几种不同的结构形式。阿房宫建于战国秦上林苑中，发现的排水管道遗址正是上林苑中皇家宫殿建筑的遗迹。多处排水管道的发现说明在战国秦汉时期，皇室宫殿、园林甚至城市的建设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地下排水设施。这些排水管道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宫殿建筑以及城市建设的地下排水系统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汉长安城（公元前202年-公元583年）
刘邦建立汉朝后，于公元前202年在渭水以南秦旧宫的基础上兴建长安城，惠帝、武帝时又进行了大规模增修。长安城平面近方形，城垣面积36平方公里，大半为长乐宫、未央宫等宫殿区，城内大道纵横，坊市有序，规模宏大。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长安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堪称与西方罗马双峰并峙的东方文明之都。西汉以后，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mǐn]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九个王朝先后仍以汉长安城为国都，沿用了近八百年之久。
釉陶望楼（汉代），二级文物。1992年西安市雁塔区三爻村出土。通高136厘米，底座长40厘米，宽38厘米。釉陶望楼为三层楼阁式，底边为长方形。楼阁三层设有斗拱，顶为四角攒尖式，有脊，各层有窗有门，并设有回廊，上有各种形态的人物。望楼在回廊、窗门、斗拱、瓦件、屋角、正脊等方面均加以艺术处理，屋脊和屋角的起翘，强化了轮廓的优美曲线，斗拱在西汉时期为一斗三升，既起结构作用，又完善了建筑的装饰。我国流行的是以木构架为主的建筑体系，高层楼阁的出现标志着建筑工艺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后世高层楼阁建筑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高大的釉陶望楼是戒备森严，倚窗瞭望，具有方位的私宅，是财富的象征，它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与建筑艺术价值。
彩绘房形仓（汉代）
瓦当，依次为：与天毋极瓦当（汉）、上林瓦当（汉）、夔凤纹瓦当（汉）、虎雁纹瓦当（秦）、子母鹿瓦当（战国·秦）、马纹瓦当（战国·秦）。
一组汉代瓦当：羽阳千岁瓦当、冢上西当瓦当、延年瓦当、与天无极瓦当。
同样是一组汉代瓦当：虎纹瓦当、龙纹瓦当、鼎胡（湖）延寿宫瓦当、延寿长相思瓦当、千秋万岁瓦当、无极瓦当。
一组汉代文字瓦当：李字瓦当、长生未央瓦当、宗正官当瓦当、与华相宜瓦当、八风寿存瓦当、佐弋瓦当。
几何纹砖（汉代）
隋唐长安（公元583-公元904年）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初以汉长安城为都，第二年开始营建新的都城——大兴城。唐朝建立后，改名为长安城。城垣平面近方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内南北以朱雀大街为轴线，坊市左右对称排列，呈棋盘式格局，是都市规划与建设的典范，对后世的都城及周边国家的都城建设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大明宫、兴庆宫、明德门、青龙寺等遗址犹在，大、小雁塔依旧高耸，见证隋唐长安的辉煌。
莲花纹砖（唐代）
一组唐代文物，依次是：三彩象首挂钩、鎏金铜铺首、象首挂钩。
人物纹砖（宋代）
明清西安
唐末战乱，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原皇城基础上缩建的“新城”，沿用到明代初年。宋、金时称京兆府，元代称奉元路，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称西安府后，“西安”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沿用至今。经明代初年扩建后的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1.5平方公里，城垣周长13.74公里。四面各开一门，各有正楼、箭楼、闸楼，城上雉堞相连，十分壮观。西安府城经过清代、现代的多次修葺，是我国迄今保存的规模宏大、最为完整的古城垣之一。
陶床榻（明代）
陶圆背交椅（明代）
陶衣架（明代）
陶立柜（明代）
陶盒、陶炉、陶缸、陶椅（明代）
一组明代文物：陶衣箱、陶灶台、陶盆架。
陶房屋（明代）
绿釉螭吻（明代）
龙纹香炉（明代）
龙纹滴水（明代）
一组清代文物，依次是：龙虎纹石碑、牡丹纹石刻、“鹤鹿同春”石刻。
帝都万象
第一单元周秦文明
周秦时期，西安地区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和第一个统一帝国的政令中心，也是青铜时代主要的冶铸中心之一。在宗法礼制体制下，祭祀和战争为国之大事，有限的青铜被大量铸造成礼器和兵器。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迅速普及，生产工具得以改进，农业、手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特别是经商鞅变法之后，本地的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为秦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勾连云雷纹大鼎（西周）。西安近郊的丰镐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重器，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这件勾连云雷纹大鼎。它的外形是双直耳、三柱足，腹部上半部分有一圈饕餮纹饰，下腹为勾连云雷纹，在耳与足上也有夔龙与兽面纹。相传饕餮是龙生九子之一，因为贪吃将自己身体都吃掉了，所以没人见过饕餮的身体。青铜饕餮纹饰中通常只凸显它的一双大眼睛和大嘴巴，没有身体刻画。这尊大鼎上的饕餮纹在上，云纹在下，很像饕餮正在从云层里俯看人间，而身体被祥云覆盖。
弘纹鼎（西周）
环带纹鼎（春秋）
环带纹鼎（西周）。这件鼎内部铸有两个字的铭文和一个徽标样式，其中一个字已残缺不可辩认，另一个为“册”，有可能是家族族徽及文字。该鼎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附近一处墓葬，共出土大、中、小三件，这件器型最大，应该是列鼎。天子用九鼎，公卿士大夫逐级减少。据说这件鼎属于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周宣王即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的父亲，他在位期间曾重用贤臣，整顿朝政，讨伐屡犯边境的戎狄和淮夷，使得一度颓废的西周王朝出现短暂的复兴之势，史称“宣王中兴”，但其晚年却刚愎自用、滥杀大臣，还因好大喜功，彻底战败于姜戎，导致大好河山被断送，更为周幽王灭国埋下伏笔。西周时期的礼法严格，等级森严，不论生前死后均不可僭越，处处彰显天子威仪，但到了春秋战国，天子积弱，各诸侯国开始纷争不断，甚至问鼎中原，也就是孔子口中的“礼崩乐坏”。
饕餮纹方壶（西周）
（言妾）[qiè]簋（西周），其内底有十八字铭文：“唯九月，（工隹）[hóng]叔从王员征楚荆，才（在）成周，（言妾）乍（作）宝簋。”记载了一位叫（工隹）[hóng]叔的人随同周昭王南征的事迹。周昭王姬瑕是周朝的第四位天子，从昭王十六年开始，多次亲率大军南伐楚荆之地，其材料散见于《史记》《左传》《吕氏春秋》等古籍，以及昭王同期的青铜器铭上。据记载，周昭王第一次出征满载而归，第二次出征却“丧六师于汉”，连周昭王也因此殒命，由于典籍语焉不详，其具体死因众说纷纭，南征的路线也一直难以确定。这件青铜簋的铭文提到的成周，便是现在的洛阳，成周初营于武王时期，进一步完善于武王的后代周成王时期，通过铜簋铭文及其他经文资料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周昭王是从成周出发，开始他的南征之旅的，周天子南征而亡是周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也有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昭王的两次南征在周王朝早期南国的经营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件青铜簋便是几千年前这段历史岁月的重要见证。
重环纹匜[yí]（西周）
吕服余盘（西周）。盘是盥器，即承弃水之用具，商周时期贵族宴前饭后行沃盥礼时所用。商代和西周早期多单出，偶有搭配同出者；西周晚期至战国多为盘与盉或匜组合成一套洗手的专用水器，具体用法是：用盉或匜盛净水浇水洗手，其下用盘承接。在古代贵族宴享宾客时，双方要相互敬献食物，需先净手，是为一种礼节。这件青铜盘，盘体厚重，左右两附耳高出器口，高圈足外撇，腹部前后中间饰一兽首，左右各有两条龙纹。腹内底铸铭文六行六十六字，大意是：正二月初吉甲寅，周王召见吕服余，赏赐给他青铜、幽黄、攸勒等物，用于为父母办丧事，吕服余感激周王的恩德，特做盘铸铭以纪之。
吕服余盘盘底铭文
蕉叶纹觚（西周）
饕餮纹尊（西周）
饕餮面提梁卣（西周）。这件青铜卣的内底有铭文“父辛”二字，因此也称父辛卣。它身形扁圆，上有提梁，下有高圈足，腹部两面都各装饰有饕餮兽面纹样，饕餮眼眶明显，双目圆凸，炯炯有神，有不怒自威的神气，鼻与身体相通，样子十分夸张与抽象，为青铜卣增添了神秘的艺术魅力。卣是古人盛酒的器具，也是一种礼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鬯[jùchàng]一卣”的话，秬鬯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卣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西周晚期后逐渐消失。
弘纹觯[zhì]、乙觯（西周）。觯是古代的一种酒器，青铜制，形似尊而小，或有盖。盛行于中国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觯分两类，一类圆体，一类扁体，这两类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皆有，圆体觯一直沿用至东周。
凤鸟纹爵（西周）。爵是古代的饮酒器，流行于夏、商、周，主要作为皇家贵族的结盟、庆典、祭祀时的专用酒具。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驼充院杯，一侧有鋬（pàn即把手），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爵底部的三足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在工匠精心计算、巧妙布置后，三足间的连线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样的设计让并不对称的上半部分得到了稳定的支撑，从而避免被打翻的危险。爵的外侧装饰有凤鸟纹，这种纹饰盛行于西周的周昭王和周穆王时期。
中柟[rǎn]父鬲（西周）
饕餮纹壶（西周）
永盂（西周）。通高47厘米，口径58厘米，重36千克。盛食或盛水器。腹部饰叶形兽体纹，颈部及圈足分别饰龙纹和窃曲纹，腹内底铸铭文123字，记述的是益公受天子委托赐给师永田地，参与出命和授田仪式的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大臣以及司土、司工等官员。这段123字的铭文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卫簋（西周）。1973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丰镐遗址，同出4件，形制纹饰相同。簋体扁宽，上有盖，圈足下连方座。盖面隆拱，中间有喇叭形捉手，取下倒置似碗。器的口沿下方上尖，腹较浅，略束颈，双兽耳粗壮发达，耳下垂钩形珥。盖、腹和座分别饰四个造型相同的饕餮纹，腹部饕餮的眉心上方饰一兽面，圈足饰两两相对的四个顾龙纹。通体以饕餮纹为主纹，地纹和主纹上以阴线云纹为饰，簋盖和腹心各有六行57字铭文，内容相同：“惟八月初吉，丁亥，王客于康宫，荣白（伯）右衛（wèi卫）内（入）即立（位）。王曾令（命）衛，锡赤市、攸勒。衛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乍（作）朕文且（祖）考宝（）簋。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中提到的荣伯，在夷王时的卫盉、厉王时的同簋、康鼎、卯簋、师耤[jí]簋中也有。其字体与夷王时的永盂和是要簋等风格一致。综合看来，此器可推定为夷王时期。
铜铙（西周），执钟，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其是铜制圆形的乐器，常和钹配合演奏。
编钟（西周），中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使用时，将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编钟的铸造不仅关乎音乐，还涉及声学、结构力学、冶金铸造、数学等多个方面，足以证明先民的智慧，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编钟（战国）
饕餮纹甗（西周）
凤流盉（战国）。盉是古代调和酒水的器具。这件凤流盉器体扁圆，前有流，后有鋬，上跨提梁，带盖，方唇直颈，圆鼓腹，下腹缓收，小圆平底，下承三足。盖与器子母口相扣，盖面微拱，中心有一蹲坐抱环的猴子为钮，盖面蟠螭纹呈长方格网状分布。流为凤首形，鋬为凤尾状。提梁一端为虎首，另一端为虎尾，弓形提梁为躯干，前后肢三立两肩，前后虎身以云纹为饰，地纹为细密的鱼籽纹，后腹部环钮上连二套环，原应多一环与盖钮链接。器腹上下两道宽叠弦纹将腹部分为三个纹带，均饰变形省简大鸟纹，每一单元中部鸟首和躯干部分呈S形，前边的垂冠和后边的卷尾作C形，这种形式的鸟纹十分少见。三足根部侈大，足肩为攀爬状的半身虎形。出土此器的墓葬同时还出土了铜镜1件、陶罐2件、陶釜漆器铜扳手1件和石器柄2件等，各类器物及墓葬的形制特征均属战国晚期。
绹[táo]纹敦[duì]（战国）。敦，古代用来盛黍、稷、稻、粱等的器具。形状多种，一般为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有的盖子也能翻转过来使用。圈足的敦，盖上多有捉手。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驺[zōu]人（秦代）。灰陶制作，质地细腻坚硬，面阔清俊，头略前倾，柳眉丹目，鼻梁微挺，嘴唇紧闭，神态端庄安详，头发中分，挽髻于脑后，身穿交颈长袍，两臂下垂，双手半握置于膝上，呈跽坐状。考古发现的跽坐陶俑多见于马厩坑，且一般人俑与马俑同坑，象征秦宫廷囿院内的养马人。
鬲（西周）
石犁、石斧（西周）
从左至右分别为：陶纺轮（西周）、铜斧（西周）、铜凿（西周）和铜削刀（战国）。
蚌刀（西周）
陶尊（西周）
茧形壶（战国）
陶盆（西周）
鸟形镳[biāo]（西周）。镳，马嚼子，即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在外的两头部分，常与马衔配合使用。
兽纹镳（西周）
错银游环（战国）。古代马车驾具的一部分，滑动在四驾马车的当中两匹马的背上，中穿旁边两匹骖马的缰绳，其作用是防止骖马外逸。
铜泡（西周）、铜蝉（战国）
车軎[wèi]（西周）。古代车上的零件，青铜制，形如圆筒，套在车轴的两端。
双角形当卢（西周）
兽面当卢、山形当卢（西周）
鸟形车饰（西周）
銮铃（西周），古代皇帝车上的仪铃。
马衔（西周）
鳞纹马镳（西周）
一组西周兵器：曲尺斧、三銎[qióng]长刃刀、乳钉纹钺、銎孔刀。其中的钺不仅是兵器，更是一种重要的礼器，是执有者身份和权利的象征，常在一些仪式上使用，类似于西方的权杖。到了汉代，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青铜兵器大规模地被性能更优良的铁制兵器取代，辉煌一时的青铜兵器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单元汉唐风采
上林锺（汉代）。这种锺与壶同形异名，盛行于汉代，多用于盛放酒浆或粮食。锺，酒器也，古有“尧舜千锺，孔子百觚”的说法，以此形容酒量之大，可见锺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盛酒容器。酒锺有大有小，大者如瓮，用来贮酒；小者如杯，用以取饮。到古代后期，锺和盅相通，指没有把手的杯子。中国古代，锺也作为计量器具和容量单位使用，《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旧四量：豆、区[ōu]、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意思是，豆、区、釜、锺是齐国原来的计量单位，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锺。也就是说当时齐国的一锺相当于640升，后来又说六斛四斗约锺之说，可见锺是一个比较大的容量单位。
昆阳乘舆鼎（汉代），1961年出土于西安三桥镇高窑村汉上林苑遗址，是颖川昆阳县地方工官为宫苑所作铜鼎。上有35字隶书铭文：“昆阳乘舆铜鼎一，有盖，容十斗，并重六十六斤。三年，阳翟守令当时，守丞千秋，佐乐，工（）造。”
梁山宫熏炉（汉代）
行灶（汉代），即可移动的炉灶。
赵氏甗（汉代）。甗，相当于现代的蒸锅，由上半部分的甑和下半部分的鬲组成，中间有箅通气。从考古资料看，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年前便烧制了陶甗，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懂得利用蒸气的方法来烹制熟食的民族之一。
双耳鍪[móu]（汉代）,古代炊具，似锅。
鎏金凤鸟铜锺（西汉）。2003年西安市文景路西汉墓出土。墓室共出土了101件玉片以及铜锺、铜钫、铜鼎、铜匜、铜盆、茧形壶等。这件铜锺通体鎏金，密封完好，盖顶铸一口中衔珠、昂首翘尾的朱雀，腹部饰三条凸起的箍纹。出土时，锺内还储存了26公斤汉代美酒，翠绿清澈，酒香浓郁，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酒。是中国考古界、酿酒界和科技史上的重大发现，为研究西汉历史和中国古代的酿酒技术、酒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错金银勾连云纹钫[fāng]（汉代）。1964年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与这件精美铜钫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灯、铜熏炉和铜铛[chēng]等，埋藏地原是汉代上林苑遗址范围，从出土地点与埋藏遗迹看，这批铜器可能是宫内器物，当时遇到兵荒马乱，为了出逃匆匆埋藏，天长日久，直到1964年修建自来水管时才见光日。钫是古代的盛酒器皿，方口大腹。这件铜钫体形高大厚重，通体呈方形，直口短颈，深腹方圈足。肩与腹无明显的分界线，上腹饰有对称的铺兽衔环。器身表面布满金光闪闪的嵌金勾连云纹，随部位纹饰也有变化。口沿嵌饰一周勾连云纹，四棱两侧各饰一道对角勾连云纹，颈部腹部均饰大型的斜方格勾连云纹，纹饰中间形成一条中轴线，左右两边花纹对称，圈足面上四面也是对称的几何形勾连云纹。其构思巧妙，设想精心，纹饰繁缛而有条有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实用器。
汉代鎏金鹰形镦（duì矛戟柄末的平底金属套）。
金饼，是汉代通行的一种黄金铸币。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古代黄金货币大致起源于战国时期，以楚国“郢（yǐng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附近）称”等戳印文字的金版为典型代表。西汉和新莽王朝通常被一起称为广义上的“西汉”时期，史书记载当时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量极大，是中国历史上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最多的时期。整体来看，西汉早期金饼基本承袭了战国后期和秦朝凹面金饼的形制和工艺。“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前期时，国家休养生息，社会稳定，黄金货币日趋标准化，凹面实心金饼开始成为西汉的主流黄金货币类型。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形制统一，重量在247克左右，印有校验戳记的标准化特征明显的金饼货币。
鐎[jiāo]盉（汉代）。扁圆腹，有盖，三足而立，流端作鸟首形，长柄。它是古代军队常用的器具，其主要功能是调和酒水浓度等。从先秦到汉朝，青铜器开始走下神坛，逐渐成为为人们生活服务的器具，这种改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思想领域，汉初黄老学说和神仙思想盛行，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确立，中原地区汉文化的面貌基本得以确立；生产生活领域，铁器、漆器和瓷器的发展，促使青铜器由礼器向实用器转变，风格也转向朴实和亲切。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官私营与冶铜作坊并存，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了铜器的流通，推动了铜器的商品化进程。
龙纹温酒器（汉代）
拈灯（汉代）
飞鸟带柄熏炉（汉代）
鸿雁形熏炉（汉代）
龙柄鐎斗（汉代）。鐎斗是汉唐墓葬中常见的器物，兴于汉代，盛于六朝，至唐代趋于消亡，有铜、铁、陶、瓷四种材质。关于其起源和用途，一直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也有人认为是敲击警众的器皿，还有人说是煮茶的用具。这件龙柄鐎斗线条优美流畅，造型简约大方，柄部雕刻一只龙首，长柄既方便使用，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龙柄熨（汉代）
奇华宫五足炉（汉代）。铜炉最早是用于取暖，也是今天所说的炭炉，在商代墓葬中也有出土，后来铜炉慢慢发展出温酒和香熏等用途。魏晋时期，文人雅士常用熏炉焚香，到了明代，熏和炉的功能逐渐分离，香熏炉成为达官贵人的奢侈品，火炉则专门用于取暖。
下面三张照片是一组新莽时期的铜蒸馏器，这件铜蒸馏器通高三十六厘米，由筒形器、铜鍑[fù]和豆形盖组成。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箅，为古代炊具中用作隔层的器具。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鍑三蹄形足，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相合处为榫铆结构，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鍑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鍑之上。这样组合的蒸馏器此前从未发现，尽管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确，但从构造看来，应是用作蒸馏药、酒。
新莽九鼎，与上面的铜蒸馏器出土于同一墓葬，包括5件铜鼎和4件釉陶鼎。九鼎的形制、纹饰完全相同，所饰窃曲纹则是仿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该墓出土九鼎虽为礼制中的天子级别，但墓葬规模较小，因此推测墓主应为卿大夫或列侯一级的高级贵族。两汉时期，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随葬青铜礼器，王莽实行托古改制，其中包括依托《周礼》进行礼制方面的改革，随葬九鼎就是王莽托古改制下的产物，对于研究新莽时期的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铜鼎保存完好且无使用痕迹，说明其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祭祀用的青铜礼器。
汉代釉陶猪、釉陶狗和釉陶鸡。
陶猪、陶羊（汉代）
釉陶灶（汉代）
房形陶仓、釉陶仓（汉代）
陶灯（汉代）
舂粟女俑（北朝）
海棠形荷叶纹银杯（唐代）
海棠形鸿雁花鸟纹杯（唐代）
金树（唐代）
金凤（唐代）。这件金凤两足蹬地，双翼振翅欲飞，头顶高花冠，长绒毛飘起向后，一双凤眼直视前方，曲颈，胸脯挺起，尾部勾卷，每束尾羽为串枝叶形，层层向上，顶端是一丛花苞花叶，翅尾足动作协调，极富动感，把金凤即将起飞的刹那间的动作刻画得淋漓尽致。凤的花冠、翅、尾尖及双足上均有一小孔，为穿铆钉固定之用，应为某一器物上的金饰片。金凤的胸腹部及飞羽处原本镶嵌绿松石，虽然现在宝石全部脱落，但仍然熠熠生辉。
金龙（唐代）
宝相花银盘（唐代）。宝相花又称宝仙花、宝莲花，传统吉祥纹样之一，盛行于中国隋唐时期。纹饰构成，一般以某种花卉(如牡丹、莲花)为主体，中间镶嵌着形状不同、大小粗细有别的其它花叶组成。尤其在花芯和花瓣基部，用圆珠作规则排列，像闪闪发光的宝珠，加以多层次退晕色，显得富丽、珍贵，故名“宝相花”。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尊称，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佛教盛行的流行图案，它是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经过艺术处理组合而成的图案。
鎏金走龙（唐代）。造型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赤金走龙相似，但比赤金走龙更精致。在我们迄今发现的文献、文物和历史遗迹中，被学者认定为“龙”的造型经历了许多变化，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多只有头部经过简单雕琢，有的像猪、有的像鳄鱼，还有像马、像熊、像牛的。商周时期龙纹渐成体系，造型上普遍可见角和足，但整体类似爬行动物。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纹非常多样但都趋于写实，基本呈长角、尖耳、兽足、蛇身、无鳞片的兽形。隋唐时期的龙开始以走兽形状向有鳞片的长蛇形过渡，这件就是走兽形的龙，唐代以后就很少见了。
青釉罐（唐代）
青瓷盘口壶（北魏）
四系青瓷壶（唐代）
金背镜（唐代）。文物在出差，好在留下一张照片。中国古代的铜镜，尤其是唐以前的铜镜，大部分都是一次性铸造而成的，唐朝时新出现了采用螺钿、涂漆、金银平脱等不同工艺制作的铜镜。这面金背镜采用的是捶揲[yè]工艺，是工匠利用金箔的良好延展性，通过反复捶打、敲击做出了各种形状、纹饰。这种工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中东、西亚地区，随着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外邦商人带来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捶揲”在内的很多技术。唐代铜镜除了继承前代的圆形、方形外，又创造出各种花形镜。镜背的纹饰除了传统的鸟兽、铭文、画像外，还出现了人物故事和受外邦影响的海兽葡萄纹等，从这些创新中可以看出唐代开放的文化和蓬勃的精神面貌。
左侧一列自上而下分别是：隋代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唐代的双龙镜和三乐镜；右侧一列从上到下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段式神兽镜、汉代的家常富贵镜和尚方博局镜。
左侧一列自上而下分别是：汉代的羽人神兽纹镜、唐代的双鸾花鸟镜；右侧一列从上到下分别是：金朝的达摩渡海镜、宋代的仙人观瀑镜和人物多宝镜。
绿釉烛台（唐代）
三彩三足盘（唐代）
三彩四系罐（唐代）
黑釉葫芦瓶（唐代）
青釉葫芦瓶（唐代）
“官”字款白瓷（唐代）。1985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火烧壁东村，一同出土的有52件瓷器，包括盘40件、碗12件。其中带“官”字款的有33件，均是在施釉未烧前刻上的。这里的“官”字并非指官窑，而是指定烧造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冥器，由这两处所烧造的瓷器均留有“官”字款识。这些瓷器皆放在距地面0.6米的一个灰色陶罐内，罐口盖一方砖。这批窖藏出土的碗、碟的胎很薄，瓷化程度度，光润晶莹，柔和细腻，圈足底经过刀削，有的外壁有轮廓整修痕迹，近足处釉略厚，有流釉“泪痕”，圈足粘有沙粒，造型上以花口和多瓣口盘碗最具特色，包括有白瓷“官”字款五曲花口盘、三尖瓣盘、五双脊花瓣口盘、五尖瓣口盘、圆口碗等，器型大方、秀雅，制作精巧，烧造工艺成熟。从造型、釉色、工艺和“官”字的字体等特征分析，这批瓷器为唐代晚期曲阳窑产品。曲阳窑位于河北曲阳县窑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始烧于唐代，盛烧于北宋，即为定窑。晚唐五代时期的曲阳窑白瓷与邢窑白瓷相似，质量已堪上乘。
“官”字款三尖瓣盘、五尖瓣口盘
“官”字款五曲花口盘
“官”字款圆口碗
“盈”字款白瓷执壶与碟（唐代）。2002年出土于西安南郊唐青龙寺遗址水井内，是继1992年在唐青龙寺遗址范围发现“盈”字款瓷器后的第二次出土，并且这种“盈”字款带盖白瓷执壶与托盘成组出土亦属首次。中国瓷器制造技术在唐代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谓南青北白，就是指河北邢窑烧制的白瓷细白如雪，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青翠如玉。其中邢窑生产的有些白瓷底部刻“盈”、“大盈”款识，为唐朝宫廷百宝大盈库的简称，表示这些白瓷为皇室用品。此次出土的白瓷执壶的造型与以前青龙寺遗址及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孙少矩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执壶造型基本相同，青龙寺遗址出土的白瓷执壶有“大中十三年”（859年）墨书题款；孙少矩墓志铭所载时代为咸通五年（864年）。结合该水井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及唐代瓷器形制、特征，这批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时期。
白瓷净瓶（唐代）
白瓷带流罐（唐代）
绿釉罐（唐代）
三彩武官俑（唐代）。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左手像是握着兵器；女俑高髻广袖，婷婷玉立，温柔敦厚，十分丰满。
女俑、男俑（汉代）
男俑（汉代）
武士俑（汉代）
彩绘骑马俑（汉代）
武士俑（北魏）
彩绘文吏俑（北魏）
站立的四个是北魏的彩绘武士俑，前面是北周时期的持箕跪式女俑。
彩绘武士甲马俑（北魏）
黄釉文官俑（隋代）
黄釉骑马俑、黄釉骑马风帽俑（隋代）
黄釉骑马乐俑（隋代）。他们头戴尖顶风帽，身穿窄袖长袍，脚蹬长靴，骑在高头大马上，一个在吹奏排箫，另一个在望着天空吹口哨。排箫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将若干支同种材质的音管按照长短顺序排列，结合成一个乐器，每根管内都用塞子堵住，吹奏时气流在管内震动，产生不同的音调。排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如：雅箫、颂箫、云箫等等，据说西周时期就已有排箫了，现存最早的竹制排箫是在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表面还有彩色漆绘。在古代的壁画、陶俑中也常见到吹奏排箫的人物。
胡装女俑（唐代）
偏髻女俑、彩绘女俑（唐代）
下面是一组唐代的彩绘仕女俑，1988年出土于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红旗机电厂唐墓。这组仕女俑面庞圆润、体态丰腴，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健康、丰满、开放为美的新风尚，就是所谓的“以胖为美”，这组仕女俑是最典型的盛唐美人的写照。几代唐朝皇帝都热衷于丰满美人，与帝王多喜欢苗条的传统审美标准不同。也许是因为唐朝皇族带有鲜卑族的血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西北的“胡风”（游牧民族从古至今都以放牧为业，以牛羊肥大为荣，在民族审美上自然为胖为美了），并影响了审美观。唐代崇尚浓丽丰肥之美，赏花要赏牡丹，马也要丰体肥臀。上行下效，帝王贵族的喜好，很快就成了一种风尚。
陶马（东汉）
黄釉牵驼俑（隋代）
三彩胡人腾空马（唐代），是西安市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唐三彩除了黄绿白三种主要颜色外，还有褐蓝黑等颜色，其中蓝色釉最为珍贵，因为蓝色釉的一些成份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进口的，不仅稀少，还极难上色，只有在贵重器皿上才会使用，这个马背上的胡人少年的衣服就是极为珍贵的蓝色釉。唐朝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统称为胡人，唐朝的陶俑中胡人形象特别多，这是因为唐朝的繁荣和开放吸引各国人来朝拜、学习、经商，甚至定居。这件陶俑通高38厘米、长52厘米。马作奔驰状，四蹄腾空而起，马背上有一少年胡人，双臂前伸做持缰状，身着圆领蓝色长袍，腰束革带，带上系囊，足蹬光头靴，骑俑表情恬淡安祥，马姿雄壮威武，造型富于动感，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雕塑匠师抓住了马的内在精神，以雄劲膘肥的外形体现了骏马彪悍勇猛的性格，为唐三彩中少有的佳作。中亚的胡人善于养马，有些人还在官府牧场当了牧马官，大量胡人牵马俑、骑马俑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
彩绘双人牵马俑和骑马奏乐俑
下面几张是元代的人物车马俑，存世希少。元代时蒙古人流行深埋薄葬的丧葬方式，再加上纸质冥器已经相当普遍，只有少数汉人或少数贵族才用俑陪葬，作为冥器的陶俑就很少出现在元人墓中了。元代的陶俑多为黑陶或灰陶，深灰胎质，细腻坚硬，其中的打磨黑陶俑，黑中透亮，有如精石，炼制技艺为历代所不及。此外，元代陶俑的艺术不平已不逊色于汉唐，表面既不施彩绘，也不施加釉彩，完全靠雕塑语言进行艺术表达，刀法精湛，粗细有致，形象刻画栩栩如生，无论是人物还是车马，其形象都有明显的蒙元特色，人物俑五官雕刻精细，刀法粗犷，服饰与面貌都多少带些游牧民族色彩；陶马躯体壮硕，嘴端回收，目光下视，有温顺之感，陶车构造独具特色，车盖硕大，长檐外伸，车顶形状如同盔帽，独特的游牧民族风格为元代陶俑增添了一种别样的艺术风韵。
车马俑（元代）
人物俑（元代）
驮行李陶马（元代）
陶马（元代）
陶骆驼（元代）
人物俑、骑马背文书俑（元代）
牵驼俑（唐代）
三彩胡人俑（唐代）
彩绘骑马俑（唐代）
彩绘胡人俑（唐代）
上面是唐代的牵马俑和彩绘陶马，下面两件是唐代彩绘胡人俑。
三彩狮子（唐代）
三彩骆驼（唐代）
黑人俑（唐代）
彩绘小憩骑驼俑（唐代）。骆驼背峰间坐着一个女孩，她双臂搭着驼峰，掩面如睡，骆驼抬头前视，显得很是疲惫。从服饰上看，这位女子应是身处唐代，左右分出的发辫自两侧下垂，可看出这位女子尚未出嫁，她可能是某个驼队中的一名侍女。丝绸之路自西汉张骞真正开辟以来，逐渐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唐代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到了高峰期，丝绸之路繁荣无比，无数人牵着骆驼游走于长安的大街小巷，担起东西贸易交换的重任。这尊小憩骑驼俑生动地刻画出了丝绸之路上的情形。
下面两件均为唐代三彩骑马俑，均为胡人俑，他们头带幞头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脚蹬长靴，双手拉缰，双脚踩蹬，作骑马之状。两人所骑之马姿态雄健，马背上铺设障泥，其上放置马鞍，上面饰有绿色、黄色釉，形成光彩耀人的花斑。所谓障泥是指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的东西。
三彩牵驼俑及三彩载物骆驼。骆驼常被人们当作“丝绸之路”的象征，在古代商队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朝人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从国外进口“奢侈品”，但他们的奢侈品主要是药材、香料、珠宝和马匹等等。唐朝出口的国货也深受外国人喜爱，就比如这匹骆驼的双峰间搭着许多国货，有蓝色的丝绸、白色的象牙、凤首壶等等，鼓鼓的行囊里没准还有更为丰富的货物。这匹骆驼四肢跪地、双目圆睁、昂首嘶鸣，大概就是因为背着重重的货物长途跋涉所以疲惫不堪。
骑驼俑（唐代）
彩绘胡人骑卧驼俑（唐代），1991年出土于西安市灞桥区唐金乡县主墓。
史君墓石椁（北周）。史君墓系夫妇合葬，2003年6月发掘。墓葬坐北向南，形制为长斜坡土洞墓，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共有5个过洞和5个天井，由于墓室已被盗扰，顶部情况不清，现四壁残高仅存0.5米。墓葬使用了石门、石椁和石榻，这些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内容涉及汉文化、祆[xiān]教和佛教等内容。据石椁上的题刻记载，墓主人姓史，为北周凉州萨保（萨保是一种身兼商队领导的宗教领袖），卒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墓室中部偏北置一石椁，长246米厘米，宽155厘米，通高158厘米。石椁为一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歇山顶的殿堂式建筑，由底座、墙板、椁顶三部分组成。四面墙板上分别有浮雕的四臂守护神、袄神、祭祀、升天、宴饮、出行和狩猎等图案。人物的面部、服饰和建筑构件以及山水树木等部位施有彩绘或贴金。图案内容与风格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对于研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及丝绸之路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石椁外四面均有浮雕，斗拱之间刻有畏兽和展开双翅的鸟，造型生动。正中间为两扇石门；门上为一块整石，刻有粟特文和汉文译文；门两侧为脚踏小鬼的四臂守护神，雕刻手法采用高浮雕，十分醒目；最外侧对称的是直棱窗，直棱窗上分别刻有伎乐，下刻人身鹰足的穆护，手持火棍，前面分别放有两个祭祀用的火盆。门楣和两侧立柱上均浮雕缠枝葡萄、忍冬、伎乐、天王。伎乐头顶带有头光，造型、神态各异，尤其是手持的乐器各不相同，有箜篌、曲颈琵琶、横笛、筚篥（bìlì，一种管乐器，以竹为管，以芦为首，其声甚悲）、排箫等。其中右侧门柱的上部两伎乐还有未雕刻完的迹象，为研究北周雕刻步骤提供参考。门扉分左右两扇，两扇石门上均饰彩绘贴金，彩绘大部分现已脱落，仅存飞天和莲花等图案。每扇石门上均有浮雕石泡钉，分4行，每行6个。
石椁东侧由两块石头组成，分三组画面，由北向南排列；北侧上刻一祆教的主神和供养人，下为山水和桥梁，桥头有两个祭祀；中间画面上为飞天和翼马，下为桥梁和水兽；南侧为墓主人在飞天的导引下升天的场景。
石椁北面刻五组画面，正中间为男女主人出行；其旁边为两组最大的画面，右为墓主人夫妇在家中对饮的场面，左为在葡萄园宴饮的场面；最外侧两组画面较窄，右为会盟贸易，左为飞天救难的场面。
石椁西面由两块石头组成，分别刻有三组画面，由南至北分别为说法、墓主人降生、狩猎和商旅。
裸体俑（汉代）。这种俑应该是原本有木制可活动的手臂，身穿织物制作的衣服，因年代久远，木制手臂和衣服均已腐朽，所以变成现在的样子。
镇墓瓶（汉代），是中国古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物，流行于东汉中后期，一直沿用到魏晋时期。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谓的神药，个别的装有铅人，瓶腹文字多用朱色或墨色直接书写在腹部，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百余字，少者仅数字。文字的文体和内容比较固定。一般的行文规律是竖行自右而左书写，起首注明年号、月日、干支，之后书死者乡里及姓名，再书写慰藉性语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铅人”、“八魁九坎”等，其后是为死者祈福、解罚、约束亡灵的破除谶语，最后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以“急急如律令”结束。镇墓文后面的安慰死者及祈福、解罚之类的内容，其作用主要是以文告的形式，告诫地下鬼怪不能对死者进行侵扰，以便使生人家宅安宁，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地使者”的名义为主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
彩绘镇墓兽（北魏）。镇墓兽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晚期的楚墓里，是楚文化丧葬礼仪里一种代表性器物。古代人认为，阴间有各种野鬼恶鬼，会危害死者的鬼魂。因此设置镇墓兽的目的首先是为避邪，以佑护死者亡魂的安宁。
三彩镇墓兽（唐代）。《周礼》记载说，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好吃死人肝脑；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家人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
釉陶镇墓兽（唐代）
三彩天王俑（唐代）。四大天王本是佛教中的各自统领一方的护法天神，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汉化和世俗化，到了唐代，天王从佛界护法神衍变为凡人世界正义与威猛的象征，外表也逐渐成为艺术化与神化的了中国武士形象。后来古代镇墓俑中出现了形象威武的武士俑，唐代厚葬之风盛行，形象类似武士俑，而更为威猛的天王俑出现了墓葬中，他们通常面容刚毅、神态威严、脚踩小鬼，一手叉腰，呈现出勇猛雄健的姿态。在唐人心目中，天王俑既能降魔除妖、守护佛法，又能驱鬼避邪、保卫一方，是极为理想的墓葬保护神，不过，天王俑只流行于盛唐时期，安史之乱后，百姓生活贫苦，丧葬仪式简化，随葬天王俑的风气便随着唐朝的国运一同衰落了。
彩绘天王俑（唐代）
三彩武士俑（唐代）
下面三张是唐代的彩绘骑马狩猎俑，出土于唐金乡县主墓，生动展现了盛唐时期贵族狩猎的场面。
下面几张是同样出土于金乡县主墓中的彩绘骑马鼓吹仪仗俑。
第三单元府城华章
青釉刻花尊（宋代）。产于陕西铜川耀州窑。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宋代六大窑系”中的一个窑系。唐代开始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宋、金以青瓷为主。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据记载且为朝廷烧造“贡瓷”。金代延续北宋时期继续发展，元代开始转型，走向末落，经明代、清代，终于民国。
青釉刻花三鱼纹碗（宋代）
青釉刻花覆碟形五足炉（宋代）
宋代的白底黑花盏托和黑釉油滴盏。
青瓷玉壶春（金代）
钧瓷碗（元代）。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因宋徽宗时期曾在近禹州市内古钧台附近设置官窑专门烧制御用瓷而得名。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钧瓷主要贡献在于烧制成艳丽绝伦的红釉钧瓷，从而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钧釉的乳光状态和窑变现象是构成钧瓷艺术美的两个外观特征。乳光状态是指钧窑釉那种像青玛瑙或蛋白石一般美丽的天青色半乳浊状态，不仅使钧釉产生一系列由浅到深的蓝色，而且还赋予一种含蓄的光泽和优雅的质感，减少因釉面玻化而带来的妖艳浮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是指钧釉在高温下熔融流动，乳浊和着色色彩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而使釉色变得绚丽多彩，紫、红、蓝、白交相掩映，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美的感受。
青花五彩将军罐（清代）
青花釉里红画桃梅瓶（清代）
珊瑚红釉描金碗（清雍正）
乾隆霁蓝胆形瓶（清代）
清代釉里三色大盘
高士抚琴图（清黄慎）
天地之灵——古代玉器精品展
素玉瑗（新石器时代）
三件汉代玉璧，从左至右分别是：青玉璧、双身兽面蒲纹璧、谷纹璧。
云纹高足玉杯（秦），1976年西安市秦阿房宫遗址出土，是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杯原来是青玉材质，因埋在地下受沁，现在呈焦黄色。专家评价此杯器形规整、雕琢精细，气派庄重，是秦代玉器中的精品。
玉琮（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2000年）。玉琮是外方内圆的管形玉器，据文献记载，玉琮的用途很多：祭礼时用于祭地；敛尸时放在腹部；朝聘时诸侯持以敬献君夫人等。
柄形器（夏）。玉柄形器在墓葬中大多在死者的腰部，有的置于身侧，有的握于手中。有学者认为这种玉器可能源于獐牙钩形器，是某种“牙璋”的器柄。
最左侧一件是三孔玉刀（龙山文化），玉刀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刀演变而来的，属仪仗器。考古发现的这类玉刀多置于死者的胸腹或身体周围，墓主应具有特殊的身份或较高的地位。第二件是龙山文化的玉斧，第三件是商代玉斧。玉斧是由石斧演变而来的，多为扁平体。已发现的玉斧多数磨制精细，刃部无砍剁痕迹，属仪仗器。第四件是龙山文化的玉铲，第五件是商代玉铲。玉铲脱胎于石铲，形制较玉钺窄，较玉斧薄，多数磨制精细，刃口无残损，为仪仗器。最后一件是西周的玉钺。玉钺由石钺衍变而来，形制较玉斧大，玉钺造型多样，有璧形钺、风形钺和斧形钺之分。玉钺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属仪仗器。
两件汉代的玉猪。玉猪是玉握的一种，是在死者手中放置的玉器。猪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标志，代表生活安定和富足。以玉猪作为握玉，一是象征财富，二是表示向死者提供食品。
玉鱼（西周）、玉眼罩（汉）
玉杯（西汉），3件玉杯形制相同，口沿和底沿镶嵌金扣。2010年西安市长安区汉宣帝杜陵遗址出土。
上面两件分别是商代的玉枭和西周的玉燕；下面两件分别是西周的玉昆虫和玉鹿。
上面两件分别是西周的玉夔龙和玉龙；下面两件分别是西汉的镂雕韘[shè]形佩、战国的夔龙形佩。鞢是专供射箭扣弦时保护手指的指圈，战国时已演变为扁平状，完全失去了扣弦的功能而成为纯粹的佩饰。到汉代时已发展为盾形片状镂雕佩饰。
左侧一列从上至下分别是夔龙纹璜形佩、西周时期的鸟纹佩和双龙纹璜；右侧三件是北朝时期的蝙蝠形珩[héng]。璜，本意是指半璧形玉，一般来说，大型璜作礼仪用玉，《周礼》记载，“以玄璜礼北方”，即用玄璜祭祀北方之神玄武；中小型璜为佩饰玉。珩为佩玉上的横玉，形状像磬。
西周时期的玛瑙串饰和玉串饰。
上面两件分别是春秋时期的秦式龙纹觿和清代的望子成龙翡翠坠；下面两件是唐代的玉头钗花饰。
上面一件是龙山文化的玉笄。笄是古人束发的用具，多数呈细长圆形锥体。下面一件是明代的喜鹊衔梅簪。
玉组佩（西汉）。中国古代的玉器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饰玉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以来一直盛行不衰，大体可分为冠饰、发饰、项饰、身饰、腕饰、腰饰和嵌饰。两周时期，随着“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深入，佩玉之风日盛，玉的造型和纹饰也多样化。周代贵族的佩玉是以玉璜、玉管和玉珠等串联在一起的，身分愈高，璜数愈多，玉佩愈长，迈步愈不方便，行走也愈迟缓。《礼记·玉藻》中还对行走时玉佩所发“玉声”提出了要求，诸玉件因自击而锵鸣时，尚须合乎音律，形成和声，且须在不同的步伐下与不同的乐曲相谐。
《尔雅·释器》曰：“肉倍好，谓之璧”。即玉璧为中间有圆孔的圆形板状体，边宽孔小。中间的孔叫做“好”，周边的实体部分称为“肉”。根据说文解字和一些古籍的说法，如果好小肉大，就是璧；如果好肉相间差不多等距，那就是环；如果好大肉小，那就是瑗；如果有窄窄的一道裂缝（缺口），那就是玦。它们有着不同的用途。比如，玉璧是用来祭天的；玉环寓意修好、和好；玉玦表示决断、决绝。
这套西汉时期的玉组佩，最上面的圆形玉器，“好”和“肉”之间大概是1:1的状态，所以应称为玉环。下边自下而上是两个玉觽、两个玉璜与两个玉舞人，上面是一个握手，再上面就是非常漂亮的云纹玉环，那是神仙不可知力量之所在，加上神秘的音乐舞蹈图案，有这一套玉组佩在身上，身份等级自然不用说了。
上面两件是元代的龙纹带钩，下面两件分别是明代和清代的龙纹带钩。玉带钩是古人束腰、钩挂衣领或随身小饰品的用具,也有的与佩饰成组使用。新石器时代玉带钩就已出现，春秋战国至汉代最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玉带钩数量明显减少。宋人好古，以战国、汉代带钩为拟古对象的作品时有出现。明清两代，带钩制作回升，数量激增，但此时的玉带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主要作为官宦贵族、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
玉带（唐代）。玉带由鞓[tīng]、带銙[kuǎ]、铊尾和带扣四部分组成。它是佩戴人官阶高低及富贵的象征，是历代帝王和达官贵人们专用的装饰品。唐代有严格的用銙制度，以玉銙为最贵，只有皇帝、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佩戴的銙数从7到13不等，等级越高銙数越多。
元代福寿纹带扣、清代嵌宝石带扣
上面一排依次是：宋代的镂雕龟鹿鹤纹牌和明代天鹅穿花椭圆形带銙、福寿方形牌、菱花形龙纹带銙、麒麟纹带饰。下面一排依次是：元代螭纹穿花带扣；明代螭纹椭圆形带饰、龙纹桃形带饰和两件龙纹带銙。
上面一排依次是：清代的“斋戒”方牌、明代的梅花团形玉片、清代的韘形玉佩和龙形佩。明清时出现了斋戒牌，沐浴斋戒，敬畏鬼神。清代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员佩戴于胸前的牌式小器物，大小约4至9厘米。有警示官员要“警惕言行”的作用，其正面是汉文“斋戒”，背面则是满文。大规模的祭祀或者盛典都要进行斋戒。沐浴斋戒汉文化本身就有，满人又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形成这种习惯以后，就连斋戒时身挂的斋戒牌也极具奢华的一面。斋戒牌形式多样，有长方形、椭圆形、海棠形、香袋形以及蝠桃式、葫芦式等，质地有玉、金、铜、瓷、木等。中间一排依次是清代的双兽坠、刘海戏金蟾坠和玛瑙枣形坠。下面一排是元代的玉鸿雁。每个长径约3.5厘米、宽径约2.5厘米。它们有的在用嘴整理羽毛，有的抬起头来张望，有的一边走一边扇动翅膀，有的在振翅高飞。“这应该是对于水草丰茂地方鸟禽的整体刻画，它完全是装饰性的，活灵活现体现了鸟儿的状态。”
上面一件是汉代的螭纹剑摽[biāo]，中间两件是汉代的螭纹剑璏[zhì]和镂空螭虎纹剑首。古人讲究佩剑，特别是秦汉时期。有名的人物佩剑，在剑柄、剑的带钩、剑套顶端等部位，都会用非常奢华的玉器进行装饰，饰玉的剑称为玉具剑。玉具剑四种玉饰（玉具）的名称有不同的叫法。剑茎顶端的玉饰称为剑首；剑茎与剑身之间的玉饰称为剑格，又称剑镡[xín]或剑珥；剑鞘上用于穿带佩挂的剑鼻称为剑璏，又称剑卫；剑鞘末端的玉饰称为剑珌[bì]或剑摽。玉剑首一般为扁平圆形，背面有圆形凹槽，用于接插剑茎。玉剑格略作菱形，中有菱形或长方形銎孔以纳剑身。玉剑璏平面作长方形，两端略向内卷，背面有穿带用的长方形銎孔。玉剑摽一般呈梯形或近似梯形，横剖面为菱形，上端有插接剑鞘的小孔。最下面一件为唐代的玉鹰首，双眼犀利，整体造型简约传神，虽然抽象，却不失雄鹰神韵。
玉匕首（明代）
梅花纹杯（明代）
俏色福禄寿山子（清代）
四联瓶（清代）。这种把四个瓶子连在一起的四联瓶，在清代比较流行。它也完全是装饰性的，从玉料来看是墨玉的，也叫青玉。
上面两件分别是清代的三足蟾和明代的玉辟邪，下面两件分别是清代的匜形杯和玉雕鼻烟壶。
左上为元代双龙戏珠盏托，过去饮茶、饮酒都有一个盏托，上面放一个盏。这个盏没有找到，应该是比较高足的一种，因为元代流行高足杯。右上为清代镂空香囊，镂空玉香囊里一般用的是能散发幽幽香味的冷香，不一定需要点燃，摆在家里有一种似有若无的香味。左下为清代四联盒，右下为清代鸳鸯纹带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