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写点体会的，没想到摘抄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6小时，读后感还是放在另外一篇博客中吧！
其实偶然、不可预测以及突发奇想就像规律性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训练得严格守时而不顾自己的健康、方便和福祉，必然会使生活变得过度疲劳而无法忍受，除非注入新的活力及热忱。
机器提高效率、机器加强合作、机器提高智能，并且借助于业务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发挥到了极致，但现在——由于缺乏控制——它们反而阻碍了原本想达到的目的。机器对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人们机智地应付这种要求的能力却没有增加多少。外部世界对于人们的要求，不管是否真的重要，变得异常频繁而强烈，而人们的内心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人们不再有主动的选择，只有被动的吸收，最后沦入被维克多布兰福德戏称为“糊里糊涂的主观主义”的状态。
虽然现代文明的收益很可能大于损失，但纯收益绝不像我们过去只看损益表的收益一项时所想像得那么多。
正如机械方法修复牙齿开始于19世纪，在生理学和营养学取得进展之前，而后者的进展必将减少修复牙齿的需求。同样，我们在机器体系上取得的许多成就也仅仅是服务于社会的权宜之计，同时我们应学习怎样更有效地理顺社会制度、改善生物条件以及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我们许多机械设施的功用就像拐杖和受伤的腿的关系一样。虽然拐杖不如正常的腿，但拐杖能帮助使用者走路，与此同时骨头和肌肉也得以恢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每个人都用拐杖的社会竟然会比每个人都用双腿走路的社会效率更高。
罐头和冰箱可以让有时效性的食品全年供应，或使食品推销到远离原产地的地区，因此是真正有效的机器设备。然而，如果盛产水果蔬菜的农村地区仍然食用罐头食品，那就是社会的重大损失了。机械化促成了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巨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销体制也随之而发展，于是罐头、冰箱这类间接而且效率也更低的手段却经常受到垂青和眷顾。然而，当同样品质的食品就在附近的时候去选择陈旧的或千里之外的食品并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情况得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因为缺乏合理的销售体系。动力机械似乎给社会的低效和无能发了通行证。虽然社会整体受到了损失，但搞企业的个人却由此而获益；因此这种更容易通行无阻。问题在于效率的高低总是与是否适合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和营销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与是否适合现代商业开发混为一谈。
虽然人类业绩的标准化会扼杀主动精神，减少人类活动的丰富性，但机器性能的均匀一致和产品的标准化带来的却是好的效果。以前过分强调了产品标准化的危险性，因为那些人将适用于有生命物体的行为的判据应用于机器体系。危险性后来又被进一步夸大，那些人把所有的标准化都看作坏事，而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好事。实际上单调（均匀一致）和变化是两个极端，二者都不能、也不应当从人类活动中消失。
从社会角度来看，必须注意机器体系的一个终极特征，也许是最重要的特征：机器体系给人类强加了集体努力的必要性，并拓广了集体努力的范围。人类逃脱了自然界的控制，人类也同样程度上必须接受社会的控制。作为系列操作的一环，每个操作必须平稳而且按正确的速度运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程序的有效运行，所以社会各元素之间必须普遍建立紧密的协调。个人的自满自足其实是技术粗糙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技术现在已变得如此完善，要操作机器不可能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合作，最终的高技术只可能建立在全球贸易和智力交流的基础之上。
资本主义和技术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技术为人来带来的福祉被惟利是图的经济无耻地掠夺了。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劳动生长率的提高被资本主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其他很多因素：集体的思想、合作的行动、寻求秩序的习惯等。而这些品质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必然联系。不断拓展、完善机器的性能，而不对社会行动的职能部门和社会控制权力进行人性化的指导，结果就是在社会结构中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因素。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本性，机器体系被过分地扩大了，过分地被利用了，过分地被压榨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使机器和社会融为一体绝不是让社会的运作方式赶上机器发展的步伐。恰恰相反，我们要使机器的天性和节奏与人类的需求相吻合。如果还有人认为机器所导致的困境可以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那么我们只能把他看作是幼稚的，甚至是庸医或骗子。
其后，真正走向产业合理化的一步是利用拓展工人的兴趣、增加社会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一方面，这意味着减少价值不高和违背人性的一些工作。这也意味着不再生产没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产品，因为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强迫他生产没人人性价值的东西。与此相比，清理麻絮也要有益得多。此外，在生产过程中鼓励发明创造、依靠群体的力量、对劳动亲切的社会认可、让工作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让工厂生产的社会行为转化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旨在建立人性化管理和高效生产的产业模式，为非资本主义企业模式的到来指明了方向。
据一个观察者分析，工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明显要快乐、幸福、自由一些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劳动效率更高”。这比泰勒当年对机械动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指明了在社会化产业中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本身的到了充分的尊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最开明的时候在这一点上也是望尘莫及的。（现在小规模的企业依然能够和大企业竞争，除了它较低的日常管理费用外，人性化的因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呢？）
生命需求的第二特征是，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果腹的食物以不致饿死；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蔽体的衣服而不致蒙羞；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有居住的房子而不致冻死。人的生命，其实从诞生的一刻开始，就存在一些人们通常将其标定为“奢侈品”的需求。歌唱、故事、音乐、绘画、雕刻、嬉戏玩耍、戏剧等等。这些都是在动物生存所需的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但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人类填饱肚子之外的事情；相反，它们应当被看成和填饱肚子一样是人类生存必须的东西，更不要提它们在满足人们情感、智慧和想象力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把这些东西撇到一边，把它们看成贪婪的生活才应该有的目标，或者把它们纳入和机器生产的产品同一类性质、并且可以标价出售的东西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既误解了机器体系的潜力，也误解了生活的本质。
要使消费正常化就要建立一个标准。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达到了这个标准，无论它拥有多少财富。而且这个标准不可能用一笔金钱来定义。贝拉米曾经在19世纪80年代确定了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标准；最近一些技术寡头们又确定了每人每年20000美元的标准。但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5000美元还是20000美元，今天所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对一个人来说都不一定能够满足更严格意义上的生命所需的标准。而且，生命标准越高，就越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就越需要考虑休闲、健康、生命活动和审美愉悦等等因素，就越需要考虑机器体系所不能生产的产品和环境质量的改善。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增加消费，而是让消费符合健康生命的标准；不只是看中手段，而是更看重目的；不是看重机器设备，而是看重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一旦我们建立了这个标准，生命的成功与否就不是看我们所能生产的垃圾产品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学会享受非物质的、在消费过程中不会消失的产品，取决于我们作为情人、配偶、父母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取决于我们能否独立地、像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思考，获得人格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特点和差异应当正当地存在于个性中，而不是我们居住的房子的宽敞程度，我们服饰的精美程度，或我们随时能够支配劳动力的多少。健美的身体、机敏的头脑、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上述任何一种品质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缺少的群体生活。这些，就是正常化生活标准的一些具体目标。
如果没有基本的消费标准，也没有使这种标准普及的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奢谈什么“计划经济”，那是错把大规模资本主义垄断造成的破坏当成是有智慧的社会管理。
“在国家控制下的产业发展无疑要慢一些。因为这种控制会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类智慧和努力从某些产业转移到能够创造更高级财富的生产形式中来。但是，据此认定国家控制下的产业进步就会停滞不前是不正确的。这种进步会慢一些，而且会带有例行公事的特点：也即它会对生产和分配的机制做出缓慢但持续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的逐渐变化的需求。”无论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传统行业家眼中是多么地离经叛道，从人性的角度看它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
科学在方法上是社会性的，在视野上是全球性的，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正是由于科学不必立刻产生效果，才完成了一些最危险、但又最富有成果的伟大创举。
一个基本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在下层劳动者的滋养下产出了多少好的艺术。这些下层劳动者恰恰是等级文化所鄙夷的。例如《白鲸》是由一位普通水手创作的；《沃尔登湖》的作者是一个制作铅笔的工作兼勘测人员；《草叶集》的作者曾经是印刷工人和木匠，这就一点也不显得奇怪了。只有当思想、经验和行动都能够无拘无束地在不同的领域自由穿行时，大脑的思考才能形成完整的轨迹。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职业专业化和思想专门化只能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超过了限度，就像克鲁泡特金指出的，需要把各种劳动整合起来，把劳动与生活统一起来。
如果把创造看成是个人中心主义的享乐或私人财产，那么就把创造看得太渺小了。因为归根究底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人类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短短历程中最具备永恒性的活动。
如果我们不能让创造社会化，不能使生产服务于教育，那么，一个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效率有多高，都会沦为奴性的、拜占庭式的僵化形式，唯一的调剂只有饮食和廉价的娱乐。
如果体系内部是不和谐的，那么什么样的监督都不能阻止欺诈、无赖和不合作的现象的出现。这个社会不可能用暴力来统治，也不可能用以暴力为后盾的奴性等凶暴的手段来统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在整个过程的任何一步都要遵循良性的自治和良性责任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反面就是阶级统治的原则，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无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已经陷入麻痹状态的时候，它会公开向国家求援，请国家出面拯救，让它重新站立起来。但是，一旦“狼来了”的喊声刚刚停止，资本主义就立马变得神气起来。其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国家授予的特权以及国家在关税等各方面的支持，资本主义几乎一刻都熬不过去；就更不用提当劳资双方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由国家出面镇压并平息工人运动了。其实，只有当资本主义不需要国家帮助的时候，它才会倡导和鼓吹“不需要国家干涉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是它最不想要的东西。喊出这个口号时它的意思不是“别管我的产业”，而是“别动我的利润”！
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时候，事先做出的预言本身成为了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这种预言掌控了局势并引导局势向自己预言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它当然是“正确”的。
简而言之，物理世界本身的规律就为机器的发展设定了界线。只有无视这些自然规律的人们才会盲目地相信机器体系会自动地、必然地、无限地扩张。
那些崇拜机器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的人们，其实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在我们的眼中，机器文明不是绝对的。机器文明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人的需求。而正是当我们人在社会层面不能很好地合作、在人格层面分崩离析的时候，很多机器才开始繁荣起来。我们是要抛弃很多没有用处的机器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未必要完全放弃机器体系而回到手工劳动的年代。我们要做的是，在与机器体系相处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想象、智慧和社会责任。
我们也将比现在更少地使用机器，但是我们将有丰富得多的机器类型可供选择，它们设计精巧、校准良好、运行也更加经济可靠。如果我们现在的技术继续发展的话，未来的机器体系将大大优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其差距之大，就像帕提农神庙之与新石器时代的木制建筑。转变的方向应当是经久耐用的和细致精巧的。把生产和攫取财富的贪欲分离开来，人们所偏爱的将是位于更高层次上的技术保守主义，而不是位于一个很低档次的俗丽的实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