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途中，写标语口号是红军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1935年，贵州省锦屏县侗族青年诗歌爱好者杨和钧目睹了中央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和不同民族的老乡亲切交谈，在板壁（墙壁）上书写大字标语，用人人都能看懂的文字，号召穷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这一切是那么的新鲜，板壁上入情入理的标语，激起了杨和钧心中的波澜，不禁写下了一首题为《板壁上的指南》的诗歌：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它是红军留下的标语，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
杨和钧读了红军留下的标语，深受教育。红军走后，他写了许多诗歌歌颂红军。后来，他决定循着红军前进的方向追赶部队，不幸消息走漏，被敌人抓回杀害。人们怀念这位心存正义的侗族青年，也能从他留下来的诗作中感受到，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对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有多么大的作用。
四川阿坝州茂县土门乡三元桥上的红军石刻标语
写标语曾是每个红军战士的任务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已经是“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因为在红军看来，“每一个（口号）抵得红军一军”。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政治部要求战士们要在路过的地方、宿营地写标语，有的时候到宿营地晚了，战士们还要打起火把写标语。但是，在长征初期，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实行搬家式转移，导致红军辎重如山，行动迟缓，广大战士被动行军，十分疲惫。在这种状态下，战士们常常忘记写宣传标语的事。为此，《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期曾撰文《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写标语画壁报》，提醒战士们要主动写标语，强调这“对于发动群众斗争有极大的影响”“不要忽视这一工作对于争取群众、瓦解白军的重要意义”。
为了提高战士们写标语的积极性，红一方面军还举行过连队写标语竞赛，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至五个标语；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遵义会议后红军标语宣传丰富多样
红军的标语宣传工作在遵义会议后发生了很大改观。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使红军一改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局面，开展了一系列用兵如神、惊心动魄的军事活动。而围绕这些军事活动的标语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化，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战略方针的实施。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附了十二条宣传标语材料。其中，第七条标语为：“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里的“干人”“绅粮”是贵州、四川的方言，即指穷人和地主豪绅。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红军标语已经改变了刻板生硬的表述方式，加入了地方方言，像歌谣一般通俗、活泼、押韵，更生动了。与此同步，标语内容也更加切合当地风俗与实际斗争需要，针对性更强。在湖南针对何键、贵州针对王家烈、云南针对龙云、四川针对刘湘……都有特定标语。如贵州台江县的标语“反对王家烈、犹国材对苗人的一切苛捐杂税”；四川茂县的标语“邓锡侯在松理茂屠杀成千上万的番民，打倒屠杀少数民族的国民党军阀邓锡侯”等等。《红星》报也明确指出：“不要写空洞模糊、缺少实际行动意义的标语”，如“焚烧田契借约”等，这些都无法在当下行动起来。
符合实际、贴近群众的标语口号自然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遵义南白镇花灯老艺人李祖德挑煤到街上去卖，看见红军书写的打富济贫、爱国爱民的标语口号，觉得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就主动与红军接触。红军临走时送给他一把江西景德镇茶壶，他视如珍宝。后来，他用黔北花灯曲调编成花灯剧《红军送我一把壶》，剧中唱道：“红军送我一把壶，装进凉水当吃肉；穷人吃了壶中水，千年穷根要拔除……”
红军巧借标语调虎离山
宣传政治主张、发动群众仅仅是一方面，长征中的标语口号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后，趁黔北、黔中和黔东广大地区敌军空虚，经枫香坝强渡乌江，主力直趋贵阳方向。当时敌军判断红军要么乘虚进攻贵阳，要么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实际上呢？红军主力佯攻贵阳，意在调出滇军，从而打开入滇的大门。毛主席部署战役时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派一支小部队东进湖南，一路张贴标语“打到湖南去，和贺龙二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部队则虚张声势，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惊失色，当时贵阳城内只有一团兵力，他一面急令云南军阀龙云火速增援贵阳，一面又急调薛岳和湖南军阀部队布防在东线进行堵截。红军主力马不停蹄，人不歇步，星夜向贵阳急进。贵阳城里日夜赶修碉堡，构筑工事。贵阳附近的土豪劣绅，也纷纷逃往贵阳“保险”。由于乌江以南敌人主力甚少，红军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即逼近了贵阳城下。
当红军实现了调动云南敌军出滇的主要目的后，留下一支小部队佯作进攻贵阳姿态，而主力则从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向云南急进，再一次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甩在了后面。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便打开了入滇的大门。
小小的标语口号，成为红军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红军神出鬼没的威名。
写标语喊口号提振士气打胜仗
长征途中，写标语和贴标语的工作量很大。据宣传队战士回忆：会写字的每天要在行军途中写出大字标语10幅以上，部队驻扎下来，还要写大量的供张贴用的标语条幅。不会写字的每天要张贴150条标语，还要选好地点，贴到众人注目之处。宣传队领导一路检查完成情况，每天讲评一次。当遇有强行军、紧急备战时，宣传队要在半天、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准备好宣传鼓动的内容，有时就是现编现演，现写现用。
1935年9月中旬，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经过几昼夜激战，打垮了甘肃军阀鲁大昌的部队，突破了腊子口。敌人向北望风而逃，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沿途抛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除了枪支弹药，最吸引人的还有一袋一袋的大米和面粉。红军战士连日鏖战不息，早已饥肠辘辘，大家真想停下来，吃上一顿饱饭。可情况不允许，敌人正在拼命逃窜，红军必须跟踪追击。
这时，宣传队奉命紧跟前卫连，边追敌人边做宣传工作，在沿途利用岩石峭壁，迅速涂写大字标语口号——“同志们，追上去呀！活捉鲁大昌！！”“不拣战利品，全力追敌人！”“不怕肚子饿，就怕敌逃脱！”等等，着力宣传“穷追不舍”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宣传小组搭着梯子，在悬崖上写了一个巨大的“追”字，简短有力，一目了然；有的宣传小组，在强行军路旁搭起了鼓动棚，即兴表演临时编排的小节目；有的宣传员伴着强行军的脚步这样唱道：“同志们，显身手，战胜了天险腊子口！显身手，再加油，更大的胜利在前头！加紧追，莫停留，不获全胜不罢休！！”在这样热烈的鼓动之下，战士们硬是饿着肚皮，咬紧牙关，一口气猛追几十里，一直追到甘肃哈达铺，沿途俘虏了不少敌人，缴获了大批装备物资。
标语就是红军的旗帜和形象
长征中，标语口号就是红军的一面旗帜，也代表了红军的形象。这种简明生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贵州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曾向上司报告，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顷”。
为了遏制红军宣传的影响，云南民政厅厅长向红军所过地区发出指令：“顷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抹墙壁，遍处皆有。应速令各县责成乡长派人随处搜寻，发现有此种标语，即予撕去或铲除洗涤，勿稍留痕迹为要。”但已深深刻在群众心上的红军形象和革命道理，怎么能是撕去、铲除就可以清洗掉呢？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在长征沿途的标语口号，至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就有7000多条。
当年有群众自编民谣唱得好：“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红军留下的标语口号，已成为不灭的红军形象，永远活跃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