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固然应担责，但一种农药既然被禁用，为什么还能轻松买到？而海南全省仅有一台定量检测设备，怎么能保证农产品得到充分的检测？禁用农药检测名存实亡，监管的漏洞显而易见。问责“毒豇豆”，板子不能仅打在农民身上。
进入广州市场的海南豇豆也被检出含有禁用农药成分———在武汉发现毒豇豆之后，毒豇豆事件就在全国发酵，各地纷纷宣布检测出毒豇豆的消息。农业部亦为此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继各种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毒豇豆事件又让公众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而忐忑。与毒奶粉事件之类不同的是，在同样的担忧与愤怒之外，毒豇豆事件更让我们多了一份同情和怜悯———多少农民兄弟付出的不菲成本和辛勤汗水，难免将要付诸东流，其中海南农民更是首当其冲。毒豇豆被打上了海南的标签，无论被检出残留农药的海南豇豆是否只是少部分，海南全省20万亩豇豆遭到“连坐”恐怕都在所难免，最后遭受打击的必然是一些朴实而善良的农民。
毒豇豆事件之于农民，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无意为之，一种是有意而为。
说是无意为之，因为有可能很多农民只知道这种农药治虫效果好，而并不知道它属于禁用农药，更不清楚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于，在必要的时候喷洒这种农药，很可能在当地只是一种“惯例”。可资佐证的要点：一方面这种农药既然能够轻松买到，农民当然可能据此认为可以使用，倘若属于禁用，监管部门为什么还让它们出现在农药市场上呢？另一方面，检测出禁用农药超标关键要靠精密仪器的明察秋毫，海南检测不出来被武汉检测出来了正是因为设备的不同，因此不能排除往年的豇豆有可能就是这么“合格”的。
在农民无意为之的情况之下，却让农民承担全部损失，显然有失公允。应该追究禁用农药生产销售单位和有关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积极保障受损农民向其索赔追偿的权利。
退一步说，就算少数农民明知这些农药属于禁用而故意使用，遭受血本无归是否就可以视为罪有应得呢？或者说，是否同样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这里首先有一个质检品质的问题。农产品检测分定性检测和定量检测，前者只能检测农药总量是否超标，无法查出农药种类；后者则可以精确到农药的种类和含量，但每个瓜菜品种每次检测费用高达2000元。而海南全省仅有一台定量检测设备，怎么能保证产品得到充分的检测？
这种情况是否仅为海南一地特有现象，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武汉市此次采用的是定量检测，倘若武汉使用的也是定性检测设备，这起毒豇豆事件可能不会发现。那么，禁用农药检测长期名存实亡，监管的漏洞就显而易见。问责“毒豇豆”事件，板子不能仅打在农民身上。
此外，农民之所以会使用禁用农药治虫，很大程度也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有关。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都希望买到面相好的没有虫眼的豇豆，越是面相美观的越是能卖到好价钱，越是绿色的无公害的却越是卖不出去，农民因而在虫害多时倾向选择高毒农药。这个意义上，消费者的理性消费，同样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力量。有关部门不仅要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也要指导消费者合理选择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