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六畜”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象征着好年景，国泰民安，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六畜”，传统的说法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就是猪，猪虽然对老百姓很重要，“无豕不成家”，但在传统“六畜”里的排名在末尾，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真正让猪的地位有了火箭一般上升的，是毛主席，他主张把猪的地位来一个大的提高，让猪从“六畜”之末，跃居为“六畜”之首，《现代汉语词典》对“六畜”的释义为“猪、牛、羊、马、鸡、狗。”当时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吧。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给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封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信，提出“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要“大办而特办”，“大养而特养”，他说：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毛主席为什么对猪如此看重呢？他的理由是：
1959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当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主席说:
“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
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毛主席对养猪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战争年代，红军在闽赣时期，毛主席做过几次著名的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每一次的调查对象无不包括着猪的产出、贸易、行情、税收等，在“寻乌调查”中，他调查得知“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他调查了寻乌生猪贸易主要有两条来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有刘二、陈老二、刘世渭三个屠宰摊，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红军入城后，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他还调查到开豆腐店的主要目的是拿豆腐渣喂小猪子，因为只做豆腐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钱，用豆渣喂猪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赚三四十元。如果用豆渣喂肉猪，每个店可喂四头猪，赚一百元，但喂肉猪供米多，不如喂猪子划得来。
毛主席的调查真是细致入微，头头是道，把养猪这一行当的门道摸了一个门儿清。
毛主席做调查，为了行军打仗，布政施令，对猪行的调查也如此精透深细，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枉费心力呢？其实不然，毛主席对猪的深入调查了解，由此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后来的革命及建设过程中，全都派上了用场。
1939年1月2日，毛主席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发刊词，指出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财政经济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除了执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就是军队参加生产，他说：
“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其著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介绍了公营经济建设的历史，他说：
“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号召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他说：
“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
从毛主席的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养猪已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成了一项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的大政策，成为解决战争中的财政困难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面临着提高土地肥力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面临着出口创汇换回亟需的工业品的迫切需要，生猪生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
1955年7月26日，毛主席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谈到办合作社问题时，他说：
“要做发展猪、牛、油料的计划，多搞点油料。”
1955年9月、12月，毛主席为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编入书中的一百多份材料写了按语，他对编入该书的浙江省兰溪县上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养毛猪经验的材料《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改了题目叫《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他写的批语是：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通知中指出：
“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1956年11月11日，商业部长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提出“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他说：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他说：
“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到河北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他指示县委：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品种多，满足人民的需要。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红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1959年7月5日，毛主席写下《粮食问题》的批语，指出要“多打粮”，“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肥料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说：
“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审阅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加写，其中改写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
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的材料。这篇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集资买猪，采取“男女老少，人人动手，谁打归谁，多余出售，队里不足，现款收购”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大干一年翻了身。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毛主席阅后给吴冷西写了那封“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信，这封信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1959年11月3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周恩来、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开会，谈到旱灾等情况时，毛主席提出要搞水利，搞肥料，他说：
“有了水利没有肥料也不行。我看解决肥料的方向还是养猪，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吴桥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来潮，写了封信给吴冷西。”
毛主席给吴冷西的信发表后，各级政府积极推动，许多地方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养猪领导小组，召开养猪会议，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性运动。
1959年12月16日，毛主席为转发中共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了中央发至人民公社党委的批语，其中写道：
“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
1959年12月21日，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主席说:
“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1960年1月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到解放生产力问题时，他说：
“养猪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一年要开几次畜牧会议，各级畜牧书记要抓紧。”
1960年1月，毛主席阅国家统计局印发的《国家经济统计报告》刊登的一份材料《养猪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这份材料用统计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中，养猪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重要意义。材料说：一九四九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下降到五千七百七十五万头，而一九五九年底猪的存栏总头数预计可达一亿八千万头。在我国历年畜牧业的产值中，猪的产值都占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从历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的肉类来看，猪肉一般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猪肉、猪鬓、猪肠衣等，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每年为国家换回大量的钢材和机器。毛主席对这份材料做出批示：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1960年3月23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一篇材料《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说，东北农学院实验农场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加工室、母仔猪食堂、肥猪舍三个部分组成，由电力带动作业。香坊人民公社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粉碎、蒸煮、送食三个部分组成。毛主席阅读这个材料后感到很好，他批示道：
“各省、市、区可派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学成回来，仿照办理。”
1960年4月13日，毛主席召集会议，谈到国际上注重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他说：
“人家是要看实力的。养猪，绝不能放松，有了化学肥料，也还要大养其猪。粮食很重要，是宝中之宝，要突出出来，不要被棉花、大豆等东西压掉。没有粮食吃会死人，粮食不但决定吃饭，还决定畜牧业发展。”
1960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对养猪问题，他说：
“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今后可能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私私合养。从猪的头数算，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
1961年6月11日，毛主席阅田家英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报告”,关于西铺大队的调查报告通过西铺生产大队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直在稳定地上升和与西铺村一路之隔的东铺村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不断下降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证明了粮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粮多的道理，西铺村生猪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公养与私养同时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社员养猪。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上，则贯彻了自养自繁的方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两个文件，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在大家发言之后，他说起了西铺大队的调查报告：
“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的那个文件，请你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大队是粮食、牲畜、猪并举。他们说，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牲畜;倒过来，有了牲畜就有了肥料，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因此，西铺村就年年增产，没有刮过‘共产风’。猪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个文件，你们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材料，在三级干部会上学习一下，当然各省总可以找到个把王国藩这样的大队。你们还要到马克思那里去问？马克思是德国人，那么远！到列宁那里，列宁是俄国人，也不近。而我们河北省遵化县有个王国藩，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习他的具体经验？粮食年年增产，过去每年都要国家救济，而这四五年内，每年都向国家提供了粮食，国家的征购粮增加了，卖给国家的猪也增加了。”
1960年6月19日，在印发这两个文件的中共中央文件上，毛主席做出批示：
“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2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当前农村情况时，谈到养猪问题，他说：
“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大队和公社也可以养一些，养种猪，养母猪。但是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肥，主要是养猪。”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华东局工作汇报，当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说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毛主席说：
“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
毛主席对养猪事业的高度重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在毛主席的倡导和关心下，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养猪制度体系，包括派养制、奖售制、公养私养及公私合养制等多样化养猪形式，还包括养猪的服务体系，遍布每个村庄的兽医，公社的兽医站，县里的畜牧局，负责生猪的医疗保障及定期和日常防疫工作；公社的食品站，负责生猪的收购、销售等工作，农民养猪，完全在制度保障之下，可以获得一条龙的服务保障，农民不用担心养的猪病了无人治，不用担心养大了猪卖不出去，不用担心价格的大起大落卖不上好价钱，只要做好一件事——专心养猪就行了。
据统计，1961年全国生猪出栏3300万头，存栏7552万头；到了1965年，出栏头数达到了12167万头，存栏量达16693万头。中国成了世界猪肉生产第一大国，猪肉产量占了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实现了毛主席让人民“有猪吃”的目标。那时候虽然还做不到“大口吃肉”，但日常炒菜都是可以放上几片肉的，是吃得少，不是吃不上。有些年份，猪肉还出现了供大于求，猪肉卖不出去，降价出售，每斤从七毛多降到六毛多，有时低于收购价，甚至采取赊销方式，号召老百姓吃“爱国肉”，这也说明，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猪肉对老百姓来说，已解决了匮乏问题，那些习惯于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挂在嘴边的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烦请把猪肉排出在外。
六七十年代，老百姓养猪的热情很高，真是“无猪不成家”，家家户户养猪，多数的家庭养两头猪，一公一母，记得我父亲有一次养了两头公猪，没想到“同性相斥”，两头猪见面就打架，睡觉各在猪窝一边，各睡各的，因此也长得不好，正常的猪每天能长八九两到一斤，我家的猪每天只长四五两，气得我爷爷大骂我父亲是个“怪物”，来我家一次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大骂一次。
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农村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关于猪的记忆，打猪食，喂猪，攒猪粪，杀年猪，吃猪肉，当然，更忘不了的还有过大年贴“福贴”，每家都会在猪圈墙上贴上“六畜兴旺”或“大耳元帅”，过去一直不懂为什么猪会叫“大耳元帅”呢？元帅应该是很威猛雄壮才是，猪看哪里也够不上这一点，后来看到毛主席重视养猪，为了让人民有肉吃，为了积肥多打粮食，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的地位，开启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六畜兴旺”的时代，才知道猪为“大耳元帅”，可能与此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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