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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风格；课堂话语；话语分析；话语特征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2-0027-04
一引言
教学风格是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稳定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它体现了教师个人一贯的、稳定的教学心理品质。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偏好。因此，研究不同教学风格的特征差异，实现教师教学风格的科学测量，对于远程教育中的个性化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对教师教学风格的测量主要是通过观察归纳和测量量表两种方法。观察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量表的方法需要教师回答大量的问题，而且教师对于许多主观性的题目自己也很难准确地回答。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教学风格的特征差异，实现教学风格的科学测量。
课堂话语是师生交互的主要工具，对课堂中师生话语行为进行分析就能够把握课堂的规律和实质。早在1970年，美国学者Flanders就指出，语言行为占据了课堂中所有教学行为的80%左右，并提出了对课堂话语进行定量分析的互动分析系统FIAS（FlandersInteractionAnalysisSystem）。FIAS为课堂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定量化的研究方法，也为教学风格特征的定量分析提出了一种可能的途径。但是，随着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以及信息技术的引入，FIAS在分析新型课堂教学环境下师生话语交互行为时表现出了一定局限性。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为了发现不同教学风格的课堂话语特征，根据Flanders提出的课堂话语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分三个步骤：（1）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课堂话语行为编码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师生的话语行为进行采样记录；（2）选取一种教学风格分类体系，这种教学风格分类体系必须具有配套的教学风格测量工具；（3）从不同的角度对课堂中师生的话语行为进行统计，分析不同教学风格的课堂话语特征。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多媒体课堂的特点，我们对ITIAS中一些联系紧密、不易区分的子类进行了必要的合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课堂话语分析编码系统，如下表1所示：
对于教师教学风格的分类，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分类体系。本研究使用Sternberg提出的教师教学风格分类体系，从认知维度上将教师教学风格分为立法型、执行型、评判型、整体型、局部型、激进型和保守型。选择Sternberg提出的教学风格分类体系的主要原因是：（1）Sternberg的教学风格分类理论比较完整，是目前使用较多、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一种教学风格分类理论；（2）Sternberg还提供了一套在教学情景中测量教师教学风格的评价量表（TSTI）。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1话语类型分布特征
传统的课堂话语分析将课堂话语简单地分为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使用师生话语量的分布来分析课堂中师生的主从关系。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课堂中师生交互的情况，本研究根据前期记录的11种课堂话语类型，统计了不同教学风格对应的课堂话语类型分布，如下表2所示：
从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四种教学风格对应的课堂话语中，频次最高的几种话语类别都不尽相同，话语类别在整体上的分布差异性也较大。立法型的教师在课堂中用于讲授知识的话语占据了整个课堂话语的40%，明显高于其他的教学风格。在执行型的教师的课堂中，学生的回答高达38%，明显高于其他的教学风格。保守型的教师的课堂话语中，播放媒体和讲授知识的话语几乎占据了整个课堂。局部型的教师的课堂话语行为则分布相对较均匀，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小组讨论构成了整个课堂的主体，师生的交互很多。这些统计的结果表明，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话语类别分布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2话轮转换分布特征
话轮转换是话语分析中另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它反映了会话双方的交互结构和交互模式。在会话过程中的话轮转换通常是指发话人的变更，或者指当前发话人结束发话并由受话人开始发话。为了发现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中师生交互结构上的区别，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话语中的话轮转换分布，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3话语词汇分布特征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同样的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或不同的语句结构来表达，但是，不同类型的词语和句式具有各自的语用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表达者的语言风格和个性特征。据此，为了考察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话语中的语言风格特征，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四种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话语中所使用的词语类别的分布，如表4。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课堂话语中主要的词语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代词、助词等常见的词语，且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话语词汇差异。这一结果说明：虽然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中传授知识的形式差异较大，但是，在内容表达上他们均没有进行特意的选择词汇，而是以日常对话的习惯方式来讲解知识或与学生进行交流。
五应用探索
课堂话语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在课堂话语的类型分布和话轮转换分布方面具有明显的个性差异，而在话语词汇选择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据此，可以利用不同教学风格的课堂话语特征构建一个教师教学风格模型，实现教学风格的量化分析和科学测量。
教学风格的判定是一个典型的分类判定问题。支持向量机（SVM）被认为是当前使用较多、效果最好的一种分类算法，能有效地从大规模、高维度的数据集合中学习到一个较精确的分类模型。SVM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判别函数定义为高维空间中的一个线性超平面，从大量的样本中学习得到这个最优超平面被归结为一个线性最优化的问题。据此，我们以所有的课堂话语类型和话轮转换类型作为特征维度构建一个20维的向量空间，以每种课堂话语和话轮转化的分布比例作为特征值，将每个样本映射为该空间中的一个向量。在课堂话语特征空间的基础上，通过SVM算法从已知类别的样本中学习得到一个最优的线性超平面，这个最优超平面就是教师教学风格类别的判定函数。然后，将一个待判定教学风格的样本输入判定函数，就能实现教师教学风格的自动判定。基本的过程如下图1所示：
教师教学风格的判定主要包括两个过程：训练过程和分类过程。训练过程首先将每个已标注教学风格类别的样本映射为话语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然后运用SVM算法从这些初始小样本集合中学习得到一个最优的线性超平面，输出一个初始的教师教学风格判定函数。分类过程是将待分类样本的课堂话语特征数据输入训练过程得到的判定函数，将待分类的样本分配到一个或多个教学风格类别。为了实现分类模型的自学习更新，本文增加了一个反馈过程，将分类结果作为新的训练样本重新训练得到新的教学风格判定函数，从而不断地更新、修正分类模型。
六小结
【关键词】糖尿病；并发感染；流行病学；高危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我院2010年10月――2012年10月所收治的240例糖尿病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68例患者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其中有23例女性，45例男性。本研究中糖尿病患者的首位并发感染为泌尿系统感染，女性患者主要为真菌性阴道炎以及泌尿系统感染。所有患者的年龄为22-78岁，中位年龄为66岁，其中有46例患者的年龄在60岁以上，17例患者的年龄为40-60岁，5例患者的年龄低于40岁。各年龄段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感染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Ρ
1.2糖尿病并发感染与糖尿病病程以及病型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的240例糖尿病患者中，有20例患者为1糖尿病，其中有4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220例2型糖尿病患者，其中有64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两种类型患者出现并发感染的概率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可比性，但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病型与并发感染率之间无明显关联。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的感染病程为6个月-13年，其中位病程为7.3年，其中有47例患者的病程在5年以上，病程在5年以下以及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感染的几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Ρ
1.3糖尿病并发感染的分布情况
1.3.1城乡分布在本研究的所有患者中有48例患者为乡村人口，其中有20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192例患者为城镇人口，其中有48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城乡人口的并发感染几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Ρ
1.3.2职业分布在本研究所有患者中，有112例患者为脑力劳动者，其中有22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128例患者为体力劳动者，其中有46例患者出现了并发感染的情况。这两种患者的并发感染几率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Ρ
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6.0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的对比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的对比用t检验，Ρ0.05说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在糖尿病的并发感染病中，泌尿系统感染、皮肤化脓性感染、肺结核、真菌性阴道炎较为常见，此类患者的感染发生率具有一定的流行病学分布特征，它可能与患者的体重指数以及病程有关，感染发生率与入院时的空腹血糖浓度、糖尿病的病型无明显关系。
3讨论
有学者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以及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容易受到医护人员的重视，而糖尿病并发感染，其临床表现不具备典型性，而且容易被糖尿病本身及其常见并发症所掩盖，很容易出现漏诊以及误诊的情况[2]。
糖尿病并发感染具有一定的流行病学分布特点，老年人是此类患者的高危人群[3]。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机体的免疫功能也会出现明显减退的情况，导致患者对各类感染的反应能力降低[4]。当患者出现滥用非固醇类消炎药或止痛药、长期卧床以及营养不良的情况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出现各类感染的几率。老年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并发感染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感染中毒性休克、败血症、生菌血症等情况。此外乡村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并发感染的情况，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可能为：患者的经济条件不宽裕、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文化素质偏低、患者缺乏相应的糖尿病知识。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容易出现并发感染的情况，这可能与患者的工作性质以及劳动强度有关。
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并发感染的情况，导致患者出现并发感染的因素相对较多。因此，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诊治、随访过程中，一定要对患者是否存在并发感染的情况引起高度重视，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确保患者能够尽快康复，提高其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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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肾皮质；声触诊组织量化；彩色多普勒超声
声触诊组织量化（virtualtouchtissuesquantification，VTQ）技术是基于ARFI原理[1-3]的无创性评价组织硬度的新方法，利用声波探查组织的力学形变特性，获取普通超声图像所不能提供的声与组织相互作用引起位移的机械特性，从而间接评价组织硬化程度。目前已报道正常人肝脏VTQ正常值范围[4]，鲜见对健康人群肾脏皮质VTQ正常值的报道。本文应用VTQ技术对健康人群进行肾皮质硬度检测，以建立健康人群肾皮质VTQ值参考范围。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2012年1～12月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中选择300名肾功能检查正常、且既往无肾病史、无其他慢性疾病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健康体检者，并志愿接受肾脏VTQ值检测者，其中男140名，女160名，年龄20～80岁，平均（42.1±13.7）岁。
1.2仪器
使用SiemensAcusonS2000彩色超声诊断仪，配置VTQ定量分析系统，选用4C-1探头，频率4.5MHz，探查深度6cm。
1.3操作方法
选两位经验丰富的医师对健康体检者首先进行常规超声检查，包括记录双肾大小、皮质厚度，频谱多普勒检测肾动脉、肾静脉血流流速。随后进行肾皮质VTQ测量：体检者右侧卧位取冠状长轴切面，取样位置选择左肾中极皮质部分，保持探头与感兴趣部位（左肾中极皮质区）垂直并固定，嘱咐体检者屏气，应用VTQ定量分析系统测量左肾中极皮质VTQ值（图1），同一位置至少3次取样，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在操作过程中需保证感兴趣区与探头的距离在5.5cm之内。
1.4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以20岁为一个年龄段分为三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不同性别组间均数比较用成组样本t检验。P
2.1不同年龄组肾皮质VTQ值分布特点
各年龄组肾皮质VTQ值的分布特征见表1。不同年龄组肾皮质VTQ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不同性别肾皮质VTQ值分布特点
按男女性别统计肾脏VTQ值的分布特征见表2。不同性别肾皮质VTQ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55，P=0.211）。
2.3正常人肾皮质VTQ值参考范围的建立
结合肾皮质VTQ值的年龄及性别分布特点，制定不同年龄的参考值范围：20～40岁为（2.99～4.17）m/s，41～60岁为（2.78～3.74）m/s，61～80岁为（2.15～3.43）m/s。
慢性肾脏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长，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王海燕教授牵头的“中国慢性肾脏病（CKD）流行病学调查”结果[5]表明，我国成年人中慢性肾病患病率为10.8%，据此估计，18岁以上人群中约有1.2亿慢性肾病患者。故早期及时诊断肾脏疾病，对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有很大帮助。慢性肾病表现是进行性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肾间质纤维化和肾功能恶化。肾组织活检是诊断肾脏疾病的金标准，但有创伤和并发症等潜在风险且费用高、临床上难以反复多次进行活检的缺点，而VTQ技术是一种简便、无创检测肾纤维化程度的新方法。
VTQ技术不同于传统的弹性成像，它利用声脉冲辐射力成像原理及剪切波传播原理，利用探头向感兴趣区发射一系列脉冲波，形成剪切波并精确快速测量其速度，不需要检查者手动施压。目前该技术在乳腺、甲状腺等小器官中的应用报道较多[6-8]，在某些肾脏疾病如IgA肾病和慢性肾病等的诊断中的应用鲜见，认为高血压、DM患者肾脏皮质VTQ值一般会下降[9]。付慧君等[10]研究发现正常人肾实质中极VTQ值较上极和下极高，并且上极的VTQ值的一致性差，田飞等[11]研究显示，垂直取样时肾脏各部位VTQ值高于斜向取样时，说明超声入射角度影响VTQ值，故本研究选择肾实质的中极作为研究部位进行测量。
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组肾皮质VTQ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肾皮质VTQ值的水平与性别无关，这与田飞等[11]研究结果一致；不同年龄组之间肾皮质VTQ值有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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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BMI；dietarybehavior；universitystudents；chi-squaretest；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
体质指数（bodymassindex,BMI）是用来衡量能量营养状态的常用指标，BMI=体重（kg）/[身高（m）]2。
1方法
1.1调查对象与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选取南通大学文理医科大一到大四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参考有关文献自行设计身高体重及饮食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前集中培训调查员，统一指导语和现场监督。在学生知情同意下，采用不记名方式，以班级或宿舍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现场填答完毕后收回。
1.2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将经审核的有效数据全部采用Epidata3.02建立数据库，利用Stata8.0对调查对象总体BMI值进行一般统计学描述并绘制直方图及正态分布曲线。参照中国成年人体质指数分类推荐意见[4]将调查对象分为四个区间，即：BMI
2.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剔除6份数据明显有误问卷，有效问卷为1193份，有效率99.42%。年龄最小18岁，最大25岁，平均年龄21.04±1.40岁，其中男生596人，女生597人；大一298人，大二299人，大三299人，大四297人；文科399人，理科398人，医科396人。
2.2调查对象总体BMI值的一般统计学描述见表1和图1。
2.3调查对象BMI分布情况：见表2，其中男女生间比较Pearson2=98.4241,P=0.000,Fisher’sexact=0.000，具有统计学差异；年级间比较，Pearson2=7.8895,P=0.545；学科间比较，Pearson2=8.0875，P=0.232，均无统计学差异。（表2)
2.4不同BMI组的饮食行为情况，见表3。
2.5饮食行为对BMI分布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参照表3，以各项饮食行为为自变量，BMI正常、过低或超重肥胖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本次调查发现，南通大学学生总体BMI值呈正偏态尖峭峰分布，大部分学生体质指数处于正常范围，但仍有一定比例学生表现为体重过低或者超重肥胖，这一结果稍好于上海市大学生体质指数的分布[5]。从性别来看，男女生之间的BMI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其中超重和肥胖的男生明显多于女生，而体重过轻的女生则明显多于男生，这一结果与上海市大学生BMI分布特征相一致[6]。这与现在相当一部分男生贪吃贪睡、久坐上网、体育运动偏少的生活习惯有关，而且男生一般都更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壮的统计学意义。
通过对饮食行为的调查发现，能够定时定量进餐的学生只占了一半左右，有挑食偏食现象的同学占了一半之多，偶尔吃或不吃早餐、豆类、奶类、蔬菜水果这些健康食品的学生占了一定的比例，而常吃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特别是喜欢吃甜食的学生也都占到了一定的比例，这些都说明当代大学生在饮食行为上还存在不少问题。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并未发现这些饮食行为上的差异对BMI的分布造成影响（P>0.05），这一结果提示我们，青年学生的体型可能更多的还是取决于先天遗传，或者与他们的体力活动关系更为密切，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调查研究的课题。
最后，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南通大学学生体质指数总体分布比较理想，对于少数体重过低或超重肥胖的学生，学校也不能忽视，应多从健康的饮食行为、生活习惯等方面加强引导，使更多的学生拥有一个理想的体型和健康的体魄，将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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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随机抽取我院肿瘤科放疗和（或）化疗患者400例，男性232例，女性168例。
1.2方法
医院感染的诊断严格按照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2001年版）进行。对肿瘤科放化疗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医院感染率、感染部位、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1.3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检验，P
2.1肿瘤科不同疾病放化疗患者的医院感染率
结果如表1所示，不同肿瘤疾病的医院感染率不同，位居前两位的是肺癌和食管癌，感染率分别为19.2%和16.9%，显著高于其他各种疾病（P
表1不同肿瘤疾病的医院感染率
2.2肿瘤科放化疗患者医院感染部位分布情况
如表2所示，肿瘤放化疗患者医院感染部位包括呼吸道（38.9%）、胃肠道（22.6%）、泌尿生殖道（21.3%）、皮肤软组织（8.6%）、血液（3.6%）和其他部位（5.0%）。
表2肿瘤放化疗患者医院感染部位及构成比（%）
2.3肿瘤科放化疗患者医院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
医院感染病原菌中，革兰氏阴性杆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为主，分别占20.8%和15.8%；革兰阳性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分别占9.5%和6.3%（见表3）。
表3肿瘤放化疗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
针对较为严重的医院感染率，肿瘤科医护人员应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结合本院实际，我们采取的干预措施包括：①加强科室医护人员医院感染知识培训，树立规范操作的意识；②在医疗护理工作过程中，首先要保持手卫生，规范使用正确的洗手方法，医护人员手卫生是控制外源性医院感染的重要措施；③严格执行医疗和护理制度，对于陪护人员和探视者进行科学管理，对容易诱发严重感染的患者实施保护性隔离措施；④监督消毒人员定期定时对病房进行消毒，以防止环境中致病性微生物入侵患者。
总而言之，肿瘤科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放化疗病人感染监测，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降低医院感染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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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狂犬病；疫苗；预防；控制
Preventionandcontrolofrabies
HEXiaoyan,LIUBiqing,CHENShaoli
(TheGuanlanPeople′sHospitalofBao′anDistrictinShenzhenCity,Shenzhen5181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discuss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yofrabies.Methods:Thedataofthesituationofoffendssomebodyandthepatientsnear5yearinourcourtyardwereanalyzed,summarized.Results:Thedogoffendssomebodywaswoundingthecrow,spot,animalcategoryandsoonaspects,hadaseriesofepidemiologycharacteristic,theprobabilityforthemalebittenbytheanimalwasfarbiggerthanthatofthefemale,forfeminineabout2times(P
[Keywords]Rabies;Vaccine;Prevention;Control
近年来，随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加剧，疾病控制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由于动物咬抓伤可引发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进一步做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卫生部2009年印发了《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09年版）》[1]，规范对狂犬病暴露，伤情分级及处理规范作出了详细规定，为狂犬病暴露人群的临床处置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导致的严重的人畜共患病，死亡率达100%，其预防控制如今仍对人类健康和农牧业的生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2-4]。本文结合监测资料，从狂犬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探讨狂犬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对我院2005～2009年犬（动物）伤人的监测上报资料进行分析，归纳犬伤人的流行病学特征。对近年来狂犬病患者的资料进行总结，二者结合探讨狂犬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2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处理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显著性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2.1动物伤人的人群分布特点
通过对近5年犬（动物）伤人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总结出动物伤人的人群分布特点，见表1。
表1动物伤人的人群分布特点[n（%）]
表1显示，男性被动物咬伤几率远远大于女性，为女性的2倍左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动物伤人致伤部位统计
见表2。表2显示，四肢的受伤较高，占90%左右，尤其是下肢，占60%左右，头面部受伤几率最小。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伤人动物种类统计
见表3。表3显示，伤人动物以家犬最常见，达80%以上，猫和鼠也是重要的致伤源。
2.4动物伤人后不同处理的狂犬病发生情况
见表4。表4显示，未作任何处理时，狂犬病发生率大大升高，处理伤口后接种可提高疫苗的接种成功率。
表4动物伤人后不同处理的狂犬病发生情况[n（%）]
与未作处理比较，*P＜0.05
近年来我国疾病控制和预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非典”和禽流感、H1N1型流感的暴发和流行给我们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敲响了警钟。研究数据表明，人畜共患病的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预防人畜共患病的暴发流行成为疾控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4-5]。
3.1狂犬病概述
狂犬病毒是嗜神经病毒，通过伤口感染入侵，从外周神经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又可离心性扩散并感染非神经组织。病毒在神经细胞内大量增殖并引起细胞凋亡、退行性病变、炎症细胞浸润，从而引起神经症状。临床分为狂躁型和麻痹型两型，经历潜伏期、前驱期、兴奋或痉挛期、麻痹期，主要表现为恐水、怕风、吞咽和呼吸困难、昏迷、谵妄直至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常规临床化验一般难以确诊，临床判断主要凭病史和较特征性的临床表现诊断[6]，并需要与破伤风、脊髓灰质炎等鉴别。
3.2狂犬病的流行病学
在我国，狂犬病的最主要传染源是犬，其次是猫，还有野生动物和家畜。本研究中，家犬是最主要的致伤源，达80%以上，鼠猫也常发生，与狂犬病发生情况一致。此外，国内外均有大量报道动物咬伤人导致人狂犬病死亡后动物仍长期存活、外表健康的病例。此类动物因其无狂犬病症状易被忽视，需引起高度重视。狂犬病毒经黏膜和损伤的皮肤感染，除咬伤外，被感染动物抓伤、舌舔皮肤、参与疯狗宰杀扑杀均有可能感染病毒，甚至有手指被打疯狗用的木棒上小刺扎伤而患狂犬病死亡的病例。此外，呼吸道、消化道感染和母婴垂直传播都有可能。本研究中，四肢被咬伤机会加大，尤以下肢为甚，与四肢暴露多、下肢位置低、容易受攻击有关。
未接种人群普遍易感，本研究，15～44岁的男性被咬伤机会较大，与此类人群作为主要劳动力，活动范围大，接触动物机会较多有关。提示此类人群更须注意防护。咬伤后接种人群中，接种疫苗者发病率大大下降，而伤口处理后在接种者发病率也比未作伤口处理者发病率低，提示伤口处理、疫苗接种是暴露后的防病重要措施，而是否接种抗丙种球蛋白，应根据患者伤情决定，一般认为，深层次、多处咬伤应加注[7]。
3.3预防控制狂犬病的要点
研究者提出，预防控制狂犬病的要点如下：①家犬和宠物狗、猫接种疫苗，并加强管理，限制活动。②对易接触者（劳动力人群，尤其是男性）须加强防护。③暴露后伤口立即用清水、肥皂水冲洗，再用70%乙醇或碘溶液消毒，延缓伤口缝合并处理抗破伤风处理和预防其他感染的处理。④疫苗接种一般咬伤按5针法，即0（注射当天）、3、7、14和28d各注射狂犬病疫苗1个剂量。⑤成年人必须于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2岁以下婴幼儿可在大腿前外侧肌肌内注射。禁止臀部注射。⑥判定为Ⅲ级暴露者，应当立即处理伤口并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再接种狂犬病疫苗。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要行伤口周围的浸润注射，剩余的注射到远离疫苗注射部位的肌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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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年龄；男性；胃癌；激素受体
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部分胃癌具有一定的性激素依赖性。但是，激素治疗并未被确定能改善胃癌的治疗结局。因此笔者认为，胃癌的激素依赖性有相对复杂的表现。笔者注意到。胃癌有2个发病高峰：青年发病与老年发病高峰，且这两个发病高峰性别分布特点完全相反，提示年龄可能与胃癌激素依赖情况关系密切。本研究测定不同年龄阶段男性胃癌患者性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现报道如下：
入选对象为2003年2月-2007年10月在广东海丰彭湃纪念医院肿瘤外科住院手术的男性胃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经电子胃镜检查并经病理活检证实，无肝肾功能下降，无其他严重内科疾病，无激素治疗病史。
1.2病例分组
中老年组，为随机选取符合入选条件的50岁以上患者30例，平均年龄(64.1±11.8)岁。青年组，为随机选取符合入选条件的35岁以下患者30例，平均年龄(30.7±4.4)岁。
1.3性激素受体检测
1.3.2雌激素受体(estrogenreceptor，ER)与雄激素受体(andro－genreeeDtor，AR)含量测定组织匀浆经15000g离心60min后取上清液。ER、AR测定参照葡聚糖包裹活性炭饱和分析法，每个标本均作5点分析(双管)，绘制受体结合的饱和曲线和Scatchard作图，以癌远隔胃黏膜组织为对照组，求出ER与AR含量(Ro，fmolmg蛋白质)和解离常数(Kd.x10-10mol)。
1.4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数据用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11.1软件包进行统计学检验。统计方法采用卡方检验或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中老年组病理组织学分型：腺癌23例，印戒细胞癌3例，鳞癌4例。部位：胃底7例，胃窦部8例，贲门部4例，胃体部11例。Brrmann分型：I型8例，Ⅱ型12例，Ⅲ型7例，Ⅳ型3例。青年组病理组织学分型：腺癌11例，印戒细胞癌8例，未分化癌1例，低分化癌8例，黏液腺癌2例。部位：胃底5例，胃窦部7例，贲门部6例，胃体部12例。Brrmann分型：I型6例，Ⅱ型4例，Ⅲ型11例，Ⅳ型9例。两组患者Brmlann分型，病理类型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病程、发病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ER、AR的阳性率
青年组患者胃癌组织中ER的阳性率为26.7％(8／30)，AR的阳性率为60.0％(18／30)；中老年组患者ER的阳性率为10％(3／30)，AR的阳性率为20％(6／30)，两组ER与AR表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ER与AR含量与Kd值情况见表2，除两组PR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两组ER与AR含量与Kd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性激素能调节多种基因转录及蛋白的合成，进而在非性激素或性激素依赖性肿瘤组织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生物学效应。近些年来在一些非性激素靶器官肿瘤中相继发现了性激素受体，如以胃癌为代表的消化道肿瘤，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激素依赖性肿瘤。但是，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生殖系统肿瘤进行内分泌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的同时，非性激素靶器官肿瘤的内分泌治疗效果却仍然差强人意。
胃癌的性激素受体表达情况有不少研究，得到的结果也有一定差异。作为部分激素依赖性肿瘤，其病理类型、发病年龄以及生长方式等临床特征与激素依赖是否有关，是深入了解胃癌激素依赖性的重要方面，对指导胃癌临床内分泌治疗也很有帮助。
笔者研究不同发病高峰男性胃癌患者ER、AR受体表达情况发现：青年胃癌ER表达率、含量与Kd值均高，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青年胃癌AR表达率与Kd值均高，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AR含量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在青年胃癌患者中。性激素受体表达比较普遍，激素依赖型胃癌比率较高。
胃癌发生有2个高峰年龄段。青年阶段发生的胃癌，恶性程度高，分化程度低等临床特征，与中老年胃癌f临床特征相反。青年阶段发生的胃癌，女性发病率大约是男性的2倍，而中老年阶段发生的胃癌，男女发病率相差不大。说明发病年龄阶段不同，胃癌的发病机制有所差异。青年段发生的胃癌性激素受体表达率高，说明激素机制在青年期胃癌中占到了一定地位。在年青发病的胃癌患者中开展内分泌治疗研究，对改善年青胃癌患者预后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麻疹；流行病学；疫苗；防控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麻疹传染性极强，是严重威胁我国儿童健康的传染病之一，我国于2005年向WHO西太平洋组织承诺到2012年全面实现消除麻疹。目前翠屏区麻疹发病水平距消除麻疹标准仍有较大差距，通过分析翠屏区近年来麻疹发病情况，找出其发病特征，为尽快实现消除麻疹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1.2病例诊断及分类标准依据卫生部2009年印发的《全国麻疹监测方案》进行诊断与分类。
1.3方法采用Excel进行描述流行病学分析，利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1基本情况翠屏区2005――2011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268例，发病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
2.2分布特征
2.2.1地区分布2005――2011翠屏区户籍人口麻疹病例225例，非本区户籍43例，发病率分别为4.02/10万和0.77/10万，本地户籍发病率高于外地户籍发病率（χ2=11.466，P=0.001）。麻疹病例区域分布见图2。
2.2.3人群分布
2.2.4性别分布268例麻疹病例中，男性170例，女性98例，性别比为1.73：1，男女发病率有统计学差异（χ2=17.323，P
2.2.5年龄分布年龄越大，发病率越低。发病集中在10岁以下儿童（占总发病的80.22%），其中1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其次为1-5岁组（见图4）。
2.2.6职业分布麻疹病例散居儿童最多，发病146例，占54.48%；其次是学生，发病51例，占19.03%；第三幼托儿童，发病35例，占13.06%（见图5）。
在推行麻疹疫苗之前，麻疹病毒感染了95%-98%的
有研究表明麻疹流行特征表现出发病向两端转移的特点[4]。这与我区麻疹发病集中在5岁以下儿童，其中1岁以下儿童比重最大相吻合。另外，我区麻疹发病以散居病例为主，提示我区麻疹防控重点应在加强散居低年龄儿童的管理，应大力开展健康宣传，提高儿童家长疫苗接种意识，及时为满8月龄的儿童接种麻疹疫苗。
分析发现，我区麻疹发病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占全区总发病的57.46%。该地区是我区流动人口聚集地，人均居住面积小，人口流动性大，又缺少乡村医生对辖区儿童进行管理和宣传，人群对麻疹防控意识较低，是近几年我区麻疹防控的重点和难点。根据翠屏区麻疹近几年发病主要以冬季为主，提示应在秋季尽早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在人口流动性大、管理难的城乡结合部利用多种形式重点宣传麻疹防治政策，使其懂得如何预防麻疹，提高自身素质，减少患麻疹的危险因素。
此外，经过对麻疹病例个案调查发现，我区多数病例在麻疹发病7-21天内有就医史（有就医史者占68.28%），且有近半的麻疹患者曾有麻疹疫苗接种史。一方面说明我区目前的就医条件和医院的运转模式现状，医院内感染麻疹可能是麻疹病毒传染的重要场所，应建议儿童家长在麻疹高发季节尽量少带儿童到人群较密集的医疗单位就诊，同时应加强医院内感染的控制，做好传染病预检分诊。另一方面应加大对麻疹疫苗的保存和接种管理，确保科学规范储存和接种疫苗，以保证接种疫苗后能产生足够的抗体从而达到保护受种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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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学员强化训练训练伤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1.530
新入学学员强化训练期易受训练伤，对受伤者后期的训练和学习将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根据具体情况开展调查分析，把握军事训练伤发生特点与规律，有助于科学组训，总体降低训练伤的发病率。本文调查分析了我院2012级新入学学员强化训练期训练伤的发生情况与分布特征（结合前3年的统计数据），提出相应对策，也可供类似情况的基层部队开展军事训练作为预防对策参考。
1.1资料。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我院2011年新入学学员738名，均为男性，经入学体格检查身体合格、心理健康，均符合《新学员入学体格检查标准》、《新兵入伍心理测查标准》，年龄18-24岁，平均19.2岁。
1.2方法。
1.2.2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2.1总体情况。凡因军事训练引起的损伤，经部队医院医生确诊、卫生部门处置、有明显功能障碍的均视为训练伤。调查738名新入学学员，经过认真统计和对照排查，排除先天性疾病和非军事训练引起的伤病，共发生军事训练伤232人次，发生率为31.4%。在军事训练伤中下肢和腰部训练伤发病率居前2位，前者共发生117人次，发病率为15.9%，占训练伤构成比50.4%；后者共发生45人次，发病率为6.1%，占训练伤构成比19.4%；统计学分析显示两者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部位，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
2.2下肢训练伤类型。下肢训练伤病情复杂、病症较多，如膝关节半月板断裂、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等均属于复杂的训练伤，预后欠佳，但从调查统计的结果看，发生训练伤的主要类型是：踝关节扭伤、膝关节扭伤和胫骨疲劳性骨膜炎，占下肢训练伤构成比依次为30.8%、19.7%和12.8%。统计学分析显示三者构成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预防军事训练伤应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角度出发，因势利导，调动一切因素，最大限度的预防训练伤的发生。根据本次调查分析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减少训练伤的发生：
（1）落实训练大纲。制定周密计划，严格按纲施训，要做到应时、因地、因人施训，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选择训练场地、训练方式、训练内容，做到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2）讲究科学施训。根据个体实际情况开展训练，不能超负荷，不能超极限，要统筹兼顾，科学组织训练，合理安排训练负荷，要遵循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先弱后强、动静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训练。不能一味“硬拼”，超过身体承受力，造成损伤。
（3）加强医务介入。训练中一方面要强调“轻伤不下火线”等战斗精神，杜绝小病大养、无病装病、借病不训等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应加强巡诊，现场处理突发训练伤，严禁带伤训练。
特别是对急性扭伤的伤病员，要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形成慢性损伤。
（4）强化心理干预。实践证明，适度的心理教育和干预对训练伤减少有明显的作用，帮助新学员克服恐惧、过度紧张等不良心理，尤其是对几个关键期的心理干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合理安排各项生活制度。加强体育锻炼，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培养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改善伙食营养结构，不断增强官兵体质，减少训练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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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光是一种常见的造成学龄前儿童视力异常的屈光不正，除了造成视力危害，散光还与近视[1]、弱视[2]、屈光参差及斜视[3]等儿童常见眼病关系密切。了解视光门诊就诊的学龄前儿童眼散光分布特点及规律有利于医务人员为病人更好的提供服务。本研究随机选取本中心就诊的128例3～6岁学龄前儿童进行阿托品散瞳检影，旨在了解眼视光门诊就诊的学龄前儿童眼散光的类型及分布，为儿童散光的诊治提供依据。
1.1对象
随机选取在广西视光中心就诊的128例3～6岁儿童，其中男童90例，女童38例；年龄分布为3岁组12例（0.9%），4岁40例（31.2%），5岁49例（38.3%），6岁27例（21.1%），平均年龄4.7岁。等效球镜为-6.75～12.25D，平均2.46D。
1.2验光方法
所有学龄前儿童采用1%阿托品眼用凝胶点眼3天，第4天综合验光仪上检影，3周后复光。
1.3散光的定义
本研究定义同一眼两条主经线屈光力差值≥0.50D为散光。顺规散光：负柱（180°±20°）。逆规散光：负柱（90°±20°），其余为斜轴。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定量资料结果采用（x±s）表示，两组散光度的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三组及三组以上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散光检出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
纳入的128例学龄前儿童中，伴有弱视儿童37例，其中21例为单眼弱视，16例为双眼弱视；伴有斜视儿童8例，伴有屈光参差（本研究定义为双眼球镜≥1.50D或柱镜≥1.00D）儿童18例。
在受检的128例256眼中，散光度最小为0.00D，最大为5.00D，平均为（1.47±1.13）D。3岁、4岁、5岁和6岁儿童的散光度均值分别为1.70D、1.43D、1.44D和1.48D，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儿童的散光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87，P=0.763）。
在所有受检眼中，223眼散光≥0.50D，占87.1%。3岁、4岁、5岁和6岁儿童的散光检出率分别为87.5%，85.0%，87.8%和88.9%，各年龄的散光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509，P=0.917）。
男童和女童的散光度均值分别为（1.41±1.11）D和（1.60±1.16）D，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t=-1.211，P=0.227），男童和女童的散光检出率比较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0.007，P=0.934）。
在223只散光中，顺规散光、逆规散光和斜轴散光占的比例分别为95.1%，1.8%和3.1%。散光度为0.50～1.00D，1.25～2.00D，2.25～3.00D和>3.00D所占百分比分别为39.0%，32.3%，17.9%和10.8%。
本研究观察到高达87.1%的视光门诊就诊低龄儿童带有散光，平均散光度近1.50D，并且在不同年龄中没有差别，结果说明散光在学龄前儿童中患病率高，散光是导致学龄前儿童就诊的重要原因。男童和女童在散光度和散光检出率均不存在差异，这提示散光发生并不存在性别差异。而高达95%的散光为顺规散光，逆规和斜轴两种散光的比例还不到5%，这表明即使是在门诊就诊的学龄前儿童，也是以顺规散光为主，结果与来自普通学龄前儿童的结果相一致[4]。
学龄前儿童调节力强，眼的调节是影响验光准确性的主要干扰因素，容易干扰验光的准确性。在临床上，验光是诊断和治疗眼病的重要步骤[5]，准确可靠的屈光度检查是做出正确诊断和治疗的首要步骤。以往研究[6]表明阿托品具有较强的睫状肌麻痹作用，能最大限度的释放儿童的调节力，尤其推荐用于11岁及以下年龄儿童的验光。本研究采用阿托品眼膏散瞳，使验光结果更接近眼睛真正的屈光状态。
虽然阿托品散瞳能取得较精确的屈光度，但在散瞳过程中仍需密切注意用阿托品散瞳验光的不良反应，如面颊发红、口干、发热、严重者心慌等。因此，建议对学龄前儿童使用阿托品应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在滴眼后压迫泪囊15分钟，防止药品沿鼻泪管流入鼻腔被鼻粘膜吸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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