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对18世纪法国文化设定的民主化影响。在18世纪，不断扩大的时尚产业和新的商业化休闲形式改变了巴黎散步场所的性质。特别是在新近流行的林荫道上，不同阶层的人在默默中止标准身份协议的情况下匿名地混在一起。这种不断扩大的休闲领域提供了一个事实上的公民平等的有限空间，这是一种存在上的客观关联，同时，哲学家们发展了抽象的社会和政治平等的概念。新的散步场所是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化趋势的一个例子，这使法国大革命初期所接受的抽象的公民平等越来越具有可思考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巴黎散步场所;十八世纪;法国公民平
作者：小威廉·H.休厄尔，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创办《批判历史研究》杂志，著有《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与公民平等的出现》等。译者：叶姿倩，历史学硕士，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学院，目前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欧中世纪史。
18世纪的法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这样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君主制、贵族制和大量特殊的团体特权之上。或者说，在1789年之前，法国社会便一贯如此，直到这场惊人的革命宣扬了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并着手在公民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竟能产生如此彻底的平等主义革命，这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题。当然，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主义特征显然极大地受到了启蒙运动中理性和自然权利话语的影响。但这提出了一个先决问题：为什么纵观整个18世纪，这些话语在一个建立在贵族、特权、扶植和遵从这些等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中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为什么当法国的君主制政府在1786年和1789年之间陷入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时，选择以公民平等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政治模式，且不仅在第三等级的代表眼中，还在相当一部分贵族和教士眼中，都成为一种可接受甚至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解释已经被历史学界彻底动摇了。最重要的是，事实证明，找到1789年夺权的一系列“革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所指出的，当勒费弗尔在确定他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时，他提到了米拉波伯爵、拉法耶特侯爵和西耶斯教士。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中，真正参与革命的人很少是商人或手工业者；大多数都是律师或较低级别的国家或市政官员，绝非想象中的资本企业家。尽管商业和工业财富在18世纪的确逐步积累了，但是商人和制造商的财富一般来说仍然远远少于上层贵族。在法国，贵族们仍然保留着财政以及社会地位和政治方面的优势。许多极其富有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财富来购买进入贵族阶层的方式，他们选择加入贵族阶层而不是推翻这种贵族制度。此外，人们早已明白，许多贵族、教士和王室官员，既作为生产者，也作为消费者，都是启蒙思想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因此，很难将启蒙运动定性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运动。简而言之，把法国大革命建立的公民平等解释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胜利的产物，已经不再合理。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主要来自《资本论》，特别是来自第1卷中题为“商品”的第一章。在这里，我受到莫伊舍·波斯顿（MoishePostone）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重新解释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终极动力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商品形态的传播。波斯顿认为，商品形态的普遍化产生了一种独有的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形式，这样的社会关系形式首先受到市场中等价物的交换规律的支配。我认为，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抽象意义上社会关系形式的蓬勃发展，而日常生活中这种抽象意义上的经验增加，有助于使得公民平等的概念在18世纪80年代变得既容易理解又引人注目。这一论点假定了一种与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非常不同的因果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机制，而是通过一个更为渐进和分散的社会和文化进程来影响革命的。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社会关系
尽管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大家公认的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级获胜的时期。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际、殖民地和国内贸易中；在制造业、农业、金融业中）被更准确地定义为发生在诸如君主制国家、王室法庭、延续已久的三等级制度（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杂乱无章的各种特权管辖区、乡村地区、共同组建的自治市和行会、不同省份、教会等已有的体制结构的夹缝之中生存的制度。在18世纪的社会中，出身优越仍然比资藉豪富或功成名就还要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对位高权重者言听计从或是寻求资助，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等级社会典型的社会机制。
然而，在这个精密的由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脉络机制的夹缝中，商业资本主义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通常情况下，它要么绕过行会规定，要么抓住行会这个机遇，使其规定有利于最富有和最有企业家精神的雇主，才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变为可能。许多新兴制造业建立于农村地区，因为行会的规定不在此施行，而且那里的劳动力便宜易得，新兴制造业也在很多免于行会控制的特权地带建立。新的消费品，如马车、漆制鼻烟壶、假发、花饰丝绸锦缎、五颜六色的印度棉布、梳妆台和写字台、钟表、陶器、手表、咖啡壶、风扇、雨伞等，找到了不断扩大的市场。新兴的零售商店因此蓬勃发展。书籍贸易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阅读书籍。许多农民把他们的努力方向转向为大城市提供经济作物，特别是巴黎。国家的财政事务越来越依赖于富有的金融家和巴黎的股票市场。在以上这些和其他的许多方面，法国男女的日常生活，虽然仍然被特权、等级制度、恩庇和尊崇所支配，但与新兴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18世纪，资本主义并没有公然表示自己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替代者，而是渗透且影响了旧制度的社会关系，并在夹缝中求生存。
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种无处不在但又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种“情感结构”，这是一种强大的但又难以定义的经验压力，这样的压力低速、缓慢地将一种对新兴社会力量的认识带入到人们的意识中，并让人们认识到一些建构社会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说阐明了这种新兴的情感结构。当然，这种微妙的、渐进的，但又普遍存在的、力量强大的历史进程是难以把握和描述的。但我相信，为了正确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有必要对夹缝中生存的资本主义的抽象历史进行分析。
法国大革命的抽象性
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声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不仅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些特定事件发生的关键，同时也是推动其整体进程的关键。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的路途曲折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有时会得到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帮助。我意在解释的是，为什么在革命初期，相当一部分平民、教士和贵族都认为公民平等制度是解决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危机的恰当方法。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解释1790年或1791年后革命斗争的进程。在我看来，这些斗争至少是由宗教、派别、军事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以及阶级冲突所驱动的。我也同意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看法，如弗朗索瓦·弗雷（FranoisFuret）的观点，即革命的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内部动力和分歧。
体验抽象：时尚、商业娱乐和18世纪巴黎公共散步场所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表明，18世纪是法国和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消费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异国商品，如印度的棉布、中国和日本的瓷器、糖、茶、咖啡、巧克力和烟草，在欧洲和美洲寻到了巨大的市场。对遗产清单的多项研究表明，18世纪以来，在大西洋两岸的城市和乡村地区，人们死后留下的衣物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明显的增加。即使是巴黎的“小人物”也积累了大量的流行商品，如钟表、书籍、装饰用的雕塑、金表、咖啡餐具、陶器、雨伞、手杖、假发、扇子和鼻烟壶——这些物品似乎首先是为了构建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些物品的唾手可得和大规模流行表明，即使是普通人也在参与新的消费形式。这样的消费形式让他们的公共角色从其既定的社会地位中抽身，从而使日常生活更加摒弃了阶级的桎梏，更易被自己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的资本主义化发展能够产生新形式的社会抽象意义上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它只偶有发生。
法国在时尚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路易十四的惊为天人的凡尔赛宫计划的产物。它捕捉了全欧洲国王和贵族的想象力，并使得各地的权贵竞相效仿。凡尔赛宫廷里的时髦风潮成为欧洲普遍的时尚标准。这对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丰厚的利润，他们在18世纪擅长生产各种奢侈品：丝绸、服装、鞋子、家具、葡萄酒、假发、珠宝、马车、挂毯、镜子、钟表和各种家用装饰品。然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并不是凡尔赛宫，而是巴黎，因为在巴黎有大量的生产者、商人和富裕的消费者，可以开辟并维持一个风头正劲的时尚产业。宫廷贵族们首选在巴黎购买华丽的服饰。事实上，不久之后，宫廷时尚和城市时尚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前者甚至被廷臣们认为是呆板乏味和繁文缛节的代名词，后者则更加丰富多彩，变化多样，充满乐趣，而且轻松活跃。当然，这种多变性是时尚产业盈利的秘诀，因为时尚的快速变化意味着对最新款式的需求的不断增加。
巴黎也是一个展示时尚的伟大中心——既是在晚宴、舞会和沙龙等私人空间，又是在公共场合。正是在这里，时尚与散步场所相遇了。在17和18世纪，生活富裕的巴黎人并不像今天这样在城市的街道上漫步。因为街道普遍都过度拥挤、狭窄、未铺设路面，也没有人行道，中央有一条水沟，作为周围居民倒垃圾的下水道。在雨天，街道几乎无法通行。更糟糕的是，马车以危险的速度在街上行驶，泥土溅到行人身上，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体面的人都尽可能避免在街上行走。但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各种各样的场地都可以用来散步，至少对有身份的人来说是这样。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后林荫大道（Cours-la-Reine）和杜伊勒里宫花园（JardindesTuileries）。皇后林荫大道一开始是在亨利四世的遗孀、路易十三的母亲和摄政者玛丽·德·美第奇的提议下于1628年建成的。这是一个沿着塞纳河的狭长花园，就在杜伊勒里宫花园的西边。长度不到2000米，宽度只有38米，由铁栅栏围起来，门口有王室卫兵把守，它很快就成了巴黎最负盛名的驾驶马车漫游的场所——在马车上可以遍观风景以及彰显自己的地位。虽然当王室不在巴黎的居住地时，驾驶豪华马车和穿着得体服饰的资产阶级可以进入这一散步场所，但这基本上是一个仅供贵族散步的场所。在17世纪末，一位来访的英国人估计，皇后林荫大道可以同时容纳六七百辆马车。皇后林荫大道这一散步场所十分注重阶级礼节。根据讽刺作家拉布吕耶尔（LaBruyère）的说法，“每个人都在彼此面前走过：马车、马匹、仆从、盾徽，没有什么能逃过步行者的眼睛”。
杜伊勒里宫花园中的漫步与时尚
杜伊勒里宫花园是了解礼仪和时尚的理想场所。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夫·内梅兹（Joachim-ChristopheNemeitz）是为国外游客编写巴黎指南的作者，他在1727年写到，外国人一定要去花园逛逛。“在杜伊勒里宫的散步场所里，人们有绝佳的机会与这个城市的美丽世界（beaumonde）建立联系”。当夏日结束时，天气开始变得凉爽，“各种年龄、性别和阶级的人都很多，有时很难在人群中穿行，尤其是在中央的小径上。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最精心挑选的服饰，最时兴的时髦物件；在那里，人们可以嬉笑闲聊，严肃交谈，或是自娱自乐……在那里，人们可以遇到最伟大的人物，甚至是王室的王子和公主……人们可以极其近身地从他们身边路过，以便更好地看到他们”。
因此，对于任何出身平庸，但衣着得体、能够进入花园的人来说，在花园里漫步也是一堂关于品味和修养的课程。公开展现的高雅、有品味的礼仪可以让这样的人学到很多能让他们举止优雅的内容——事实上，就是让他们自诩上流人士，学会如何附庸风雅，至少是在这个摒弃了阶级差异的空间里学会这样的技能。这里有散步场所的另一个小插曲，这是由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在1756年写的，比卡拉乔利的作品早12年。米拉波说：“在巴黎，每个人都成了先生（Monsieur）。星期天，一个穿着黑色丝绸西装、戴着精致假发的人向我走来，当我忙着向他致意时，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鞍匠或铁匠的助手。”他的轶事清晰地说明：到了18世纪50年代，上流社会的习惯和关于时尚的知识已经普及，一个贵族出身的散步者已不再能确定他看到或与他交谈的人是谁了。
可以肯定的是，佩松内尔是个讽刺作家，所以他无疑夸大了穿衣风格与社会等级不相符的程度。同样，米拉波也可能编造了他遇到鞍匠助手的经历，作为他反对奢侈品的大规模论战中的一个立场——因为他相信这样的故事能说服他的读者，从而证明故事的真实性。此外，还有一位既不是讽刺作家也不是论战参与者的观察者提供的宝贵的佐证——她就是阿尔萨斯州的中产阶级贵族多伯基希夫人（Madamed’Oberkirch），她在回忆录中留下了关于她到访巴黎的宝贵见闻。1784年，在佩松内尔的作品出版的前一年，她记录了在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一次散步经历，她注意到时尚的另一个变化，这样的变化掩盖了等级之间的区别。在法国，贵族们拥有携带武器的特权，但他们已经不再这样做了：“绅士们开始不携带武器出行，只有在穿着正式的情况下才会佩剑。低等贵族很快就开始模仿他们；时尚的作用比地位的作用更大。如果下达命令停止佩剑，没有人会同意。一些年轻的崇尚英国的人（一个模仿英式风格的时髦法国人）料想到了这样的风气；他的朋友们也效仿他这样做，不携带武器的行为因此蔚然成风……因此，法国贵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就这样被弃如敝履!时尚往往会制造蠢事。”
首都巴黎变化无常的时尚潮流，是一种将充满冒险精神或雄心勃勃的消费者与聪明的商人和制造商联系起来的动力，后者希望通过提供新奇的商品来增加利润。一些新兴产品与宫廷对厚重的丝绸锦缎和大量使用金银线和装饰品的喜好截然不同，那些是更轻、更亮的绸缎，或印度印花布，或是通常用这些材料制成的罩袍，或是18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白色平纹长裙都是如此，当时卢梭和更“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潮流，女王本人也扮演着奶厂女工的角色。48由于富有贵族的衣服通过成为赠礼向下流通到仆从手中，并通过广泛的二手服装市场流通到资产阶级和工匠手中，仆从或商店店主在休假的时候可能会穿上比贵族阶层更传统的华服。因此，佩松内尔谈到了这样的现象——地位低下但衣着光鲜的渡船收税员和穿着破烂罩衫外出散步的法官。
让穿着和地位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18世纪后期在杜伊勒里宫的散步者群体，在社会身份上比在1700年更加多样化。在18世纪，限制衣着光鲜的人进入杜伊勒里宫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完成社会面上的排他性，而是促进了大规模的社会融合，因为那些社会等级较低的人——当然是在资源丰富的商人，包括旧货商人的鼓励下——模仿他们的上层阶级，热情地加入了巴黎时髦的散步者行列。从导游指南中对旅行者的建议来看，曾经严格的杜伊勒里宫要遵守的等级礼仪在18世纪内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这也使得尚未跻身精英阶层的人更加容易进入其中。
此外，杜伊勒里宫虽然仍时常被誉为最完美的散步场所，但事实上它受欢迎的程度已经相对下降。尤其是输给了社会上更不受限、更自由的空间：它输给了香榭丽舍大街，紧邻杜伊勒里宫花园西边的这个阴凉、更轻松友好的、社会面上不受限制的散步场所，除此之外，杜伊勒里宫更是输给了所谓的“林荫大道”（theboulevards）。
林荫大道的兴起
林荫大道是建在城市北部边缘16世纪城墙的土质遗迹上的宽阔大道。林荫大道呈弧形延伸，东起圣安托万门（今天的巴士底广场），西至杜伊勒里宫花园的终端（现在的马德莱娜广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散步场所，长约4公里——比皇后林荫大道长一倍。1670年至1690年间，这些大道上种植了一排排的树木。1704年至1762年期间，原有的林荫大道被城市南部边缘的林荫大道扩大了一倍，延伸到当时更广阔的农村地区。直到18世纪，北方的林荫大道仍然比南方的林荫大道更加广泛地投入使用，而且发展得更为商业化。林荫大道与城市的街道脉络相联系，并对所有阶层无差别开放。这些林荫大道足够宽阔，分别为车辆提供了车道、为行人提供了人行道，到了18世纪初，它们成为精英阶层的乘车出行者和各阶层的散步者最喜欢的地方——正如它结合了皇后林荫大道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优势一样。
在杜伊勒里宫花园里，只允许少数卖饮料和糕点的人从事商业活动，而北部的林荫大道则很快被各类商业创业者所占领。到了18世纪中叶，林荫大道两旁都是新潮的咖啡馆，在树丛中摆放着桌子。这种商业发展在圣殿附近的林荫大道周围尤为兴盛（圣殿骑士团的旧址位于城市本土的东北边缘），那里的林荫大道十分宽阔。正如1787年的巴黎旅游指南所说的那样：“圣殿大道汇集了最多的公共设施和娱乐方式：它的周围……是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咖啡馆，在那里你肯定能吃到各类茶点。这些咖啡馆——每家都让人羡慕不已，它们为顾客提供音乐……糕点、食物、赌博和娱乐的游戏，一切休闲活动在那里都有迹可循。”咖啡馆配备着优雅的深色桌子、音乐娱乐，有着欢快的氛围，茶点种类繁多——包括咖啡和酒精饮料以及糕点和甜品。相比之下，杜伊勒里宫花园就显得十分单调和乏味，更不用说皇后林荫大道了。在林荫大道上，富有的贵族可以把愉悦的乘车观景、散步和在咖啡馆里休息这几项活动结合起来。同时，更多的普通巴黎人可以从他们所住的街区步行到林荫大道，享受散步场所的乐趣，在咖啡馆里吃点东西，并欣赏精彩的娱乐表演。
当然，咖啡馆是18世纪在巴黎开展的新兴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第一批巴黎咖啡馆似乎是在17世纪末建立的；到了18世纪中期，它们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景观了。高档咖啡馆以镜面墙、水晶吊灯和大理石桌作装饰，但多数咖啡馆则要简朴得多。咖啡馆首先一定是销售咖啡为主，虽然咖啡最初是富人才会喝的饮料，但很快便成为巴黎各阶层人民的必需品。18世纪后期，在家中或在咖啡馆里喝一杯欧蕾咖啡（caféaulait），已经成为巴黎工人和工匠的普遍早餐。但是，咖啡馆的业主是咖啡馆经营者公会的成员，咖啡馆内也会提供诸如柠檬水等甜味饮料、酒精饮料（葡萄酒除外，因其销售被其他公会垄断）、热巧克力、糕点、饼干和其他小点心。
这与皇后大道，甚至与杜伊勒里宫花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里，普通的巴黎人只有在穿戴得体的情况下才能小心翼翼地尝试进入，但在林荫大道上却可以看到各个阶级的人，从流浪儿、学徒、女裁缝到伯爵和公爵夫人。这一点在圣-奥宾的另一幅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图2所示。在这幅画的中央，一对年轻夫妇匆匆穿过林荫道上繁忙的马车道，也许是要去左边树下的咖啡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高举托盘的服务生，一群衣着光鲜的人坐在左前方的桌子旁，其他人则坐在后面更远的桌子旁。同样，一个男人在画面的最左边伸出他的帽子乞讨。但是，图1中的画面平静、精致而奢华——如果不是那个窘迫的乞丐形象——这几乎是一个私人贵族花园的场景，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图2中的画面就是林荫大道。我们看到两排马车，还有马夫和车夫副手；一个流浪儿在右边的马车后面跑着，也许是想搭便车；一只小狗沿着车道边缘跑着；一排后退的建筑界定了画面的左边边界。在这里，画面便不再平静，一切都是喧嚣和躁动的，无论是穿过车道的夫妇还是坐在桌子旁的人，都不似图1中的人物那样穿戴优雅。这幅画完美地捕捉到了林荫大道上内在的社会阶层的混杂情况。
巴黎罗亚尔宫
与林荫大道一样，罗亚尔宫的散步场所也因令人目眩神迷的商业产品而名气大增。林荫大道上的一个剧团搬到了罗亚尔宫的拱廊下，两个新剧团也开始营业——一个叫中国皮影戏剧团（OmbresChinoises），演出皮影戏；另一个叫喜剧小人物（PetitesComédiens），演出歌剧，由幕后歌手演唱，儿童演员在台上表演童话剧。1784年多伯基希夫人和波旁公爵夫人访问的就是后者的剧团。商店提供科学实验的活动，林荫大道上的一家蜡像馆在罗亚尔宫也开设了分店。新的咖啡馆相继涌现，与建立已久的咖啡馆并驾齐驱。大型浴场提供蒸汽浴、升降式淋浴、冷热水循环浴等。鉴于罗亚尔宫位于市中心和西部的时尚街区之间的有利位置，这里也有出售各种奢侈品的商店。最后，罗亚尔宫吸引了书商和各种印刷品的卖家，因为这里可以自由出售在其他地方可能被禁止的文本。罗亚尔宫，作为一个亲王的财产，禁止巴黎警察当局进入，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
罗亚尔宫的散步场所结合了杜伊勒里宫花园的散步场所和林荫大道的某些特点。和杜伊勒里宫花园一样，罗亚尔宫毗邻城市的富人区，它当然也是一个时尚中心——一个吸引外国人或外省人的地方，他们急于看到时尚的巴黎人身上展示的最新的礼服、西装、帽子、假发、珠宝和饰品。但罗亚尔宫也是对整个城市开放的，没有瑞士卫队控制通道，它便吸引了各个阶层的散步者——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罗亚尔宫中出现的真正的穷人比在林荫大道上的要少。但它也和林荫大道一样，将令人轻松愉悦的散步活动和商业景点结合在一起。这里没有动物园或马术表演，但这里有很多咖啡馆和廉价的剧院。罗亚尔宫还设有书店，可以买到最新的报纸和小册子，还有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以“新闻家”而著称，他们传播最近发生的丑闻，并讨论政治新闻——顾客可以在那里随时开展辩论和讨论。罗亚尔宫将哈贝马斯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与永不停歇的购物和公开展览之类的商业公共领域结合起来。
阿瑟·扬（ArthurYoung），这位因讨论农业议题而著名的英国作家，1789年夏天在巴黎也记述了类似的场景。他在1789年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罗亚尔宫的咖啡屋呈现出了……奇特而惊人的场景；不仅室内人流如潮，其他满怀期待的人们都拥在门口和窗户边，倾听着……某些演说家的论调，这些演说家坐在椅子上或坐在桌边，慷慨激昂地劝说着他的每一位听众。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对每一种异常强烈或狂热的反对现政府的情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样掌声雷动的场面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罗亚尔宫特有的法律地位使其不受警察当局的骚扰，人们很容易在书店里就买到小册子，它处于巴黎市中心地段，各个阶级的散步者都可以进入，由此催生了在咖啡馆讨论政治新闻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罗亚尔宫成为巴黎在1789年这个转折性的夏季发展革命政治的关键枢纽。
但从本文论证的角度来看，罗亚尔宫在巴黎革命中的政治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诚然，罗亚尔宫如果不是一个著名的供所有人出入的公共集会场所，它就不可能发挥这种功能。然而，在1789年的春天和夏天，它并不是发表政治言论的唯一公共场所。卡拉乔利虚构的扎托尔，对那一年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改革很感兴趣，他讽刺地报道了在以往都很平静的杜伊勒里宫花园发生的政治骚乱：“一个人抨击着这个世纪，抨击着巴黎，抨击着宫廷贵族，也抨击着他自己，怒火冲天……虽然每个人都拍手叫好，但几乎都没有听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穿过人群，听到人们在说现在的欧洲，缺乏普遍的共识，所以必须要重建欧洲……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剧情，这些事情娱乐了无所事事的人，并吸引有政治倾向的人的注意。”
人们怀疑，在这场席卷各处的政治热潮中，在巴黎，人们在任何地方聚集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无论是在林荫大道上，在新桥（Pont-Neuf）上，在市场上，或是在全城繁忙的街角处。只是在1789年夏天，拥有众多优势的罗亚尔宫成为巴黎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的核心政治枢纽。
公共空间中的公民平等
简而言之，巴黎人开始习惯于在不彰显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共享公共空间。坐在林荫大道树下桌子旁的高傲贵族，可能与一群身着华服的工匠师傅或律师文员相隔一桌之距。当然，前者可能是乘坐华丽的漆质马车来的，而后者则不得不从市中心拥挤的街区走到这里来。从这一点来说，他们远非平等，他们对此种平等也并非抱有幻想。但是，作为咖啡馆的顾客——听着漫步的民谣歌手唱歌，看着表演者在邻近的户外舞台上表演，或者仅仅是欣赏穿着各色服装的同行漫步者走在街上，他们——心照不宣——并不关心坐在邻桌的人的确切社会身份，只要所有人都能买到得体且随处可见的商品：体面的套装和裙装，以及时兴的假发、帽子、手杖和雨伞就行了。事实上，无论对于工匠还是贵族来说，主要因为暂时搁置了这种彰显身份和繁文缛节的礼节，实现了他们在商业范畴的细致划分，才使得林荫大道和罗亚尔宫变得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社会抽象假说与法国革命史
我的论述当然不是想说，从巴黎散步场所中千变万化的公民平等实践本身就能产生法国大革命中正式通过的普遍的公民平等。巴黎散步场所的历史只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创造社会活动的区域的，在这些区域中，基于身份和等级的地位区别越来越多地被不强调身份等级、基于商业的间接形式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对散步场所历史的这一重构，旨在作为社会抽象化的具体历史的一个范例，而这正是建立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合理联系所需要的内容。巴黎散步场所的例子除了说明我总体论述的合理性之外，并无其他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研究，来阐述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催生了越来越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引导那时的人们用更抽象和公民平等主义的术语来思考社会生活的。目前，资本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这种假定的联系只是一种假设和研究设想，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依赖于最初由城市商业资本家开发的机构而存在——包括长途邮件服务、报业、商业出版业和咖啡馆。他还指出，公共领域的社会模式正是被商品交换的实践塑造的。他认为公共领域参与者特有的自主判断意识来自商品所有权和交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受制于符合经济合理运作的普适性法律，所以市场参与者才被视作身处市场当中。”市场交换的经验不仅给了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一种不受外界权威影响的自主意识，而且也赋予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意识，无论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正如市场交换涉及贸易商之间的平等，他们的不同商品在市场上纯粹作为交换价值而交付，所以例如咖啡馆、沙龙或德国人聚会之地等公共领域的机会场所的活动“保留了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性，完全没有预设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而是做到了完全无视社会地位”。在这些地方，适用着“‘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平等”原则，在此基础上，“更为掷地有声的论述的威力可以维护自身以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哈贝马斯似乎在暗示，市场上的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被带到了公共领域的基本规范中。
哈贝马斯还认为，特有的市场干预维持了这种包容万象的行为准则，这样的准则正是公共领域的特点。实际上，这些干预方式确立了所谓“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的一员的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将文化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并以这种方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也开始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也确立了公众原则上的包容性。无论公众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如何排斥他人，人们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自己、成为一个小团体；因为人们总是能感受并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由所有个体的人组成的更具包容性的公众之中，这些人……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存在，这些人可以通过市场听到人们讨论的内容。这些被讨论的问题不仅让人们‘普遍’地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且人们也‘普遍’更容易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去。”
布告严格规避着政治影响的干扰，1787年后情况有所改变，那时它才从严格的审查制度中解脱，而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使得政治问题难以避免。然而，琼斯认为这些政治问题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布告从创刊伊始，就“充满了开放和透明的启蒙思想价值观”。人们实际上将商业视为启蒙运动的内在特征，他们的目标是“激发一种见贤思齐的美德，并投身于商业、艺术和文学带来的幸福中”。他们保证了一种“启蒙的互惠交往”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以及商品的交流与贸易。布告提供了一个平台，鼓励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匿名进行自由交流。因此，在18世纪，布告既呈现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又帮助传播了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法国外省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普及，是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布告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不断抽象的市场文化结构，在实践中与启蒙价值联系，并传达给更广大的公众群体。琼斯认为，布告让我们掌握了一些1789年后，公民在革命发生前的印刷产业所构建的市场中被塑造的过程。
哈贝马斯和琼斯的论点，再加上我关于巴黎公共散步场所的讨论，对那些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联系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表明，现在是时候将经济生活的规律和影响，重新纳入历史研究中，乃至纳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