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分则少数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采用“其他”这个短语概括前面所叙述的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防止行为人因为法律规定不周延而脱逃法网,具有堵塞法律漏洞的功能,因此被理论界形象地称作堵截条款。然而这一规定遭到学界批判,认为其违反了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典型的条文就是非法经营罪里设置的堵截条款。具体就是该条第三项的内容,该款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仍旧构成非法经营罪。实践中,由于该条款外延较大,从而引起了较大争议。
案例:周某是某县房产商,2004年非法在某村土地上修建“商品房”――小商品房,以稍低于正常房价的价格出售,获利200余万元。后事发。
对上述案件的处理,涉及这样的问题:建设和销售小商品房的行为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一、分析“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首先,该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虽然“经营”一词在语言学上并不特指经济营业活动,而是指“筹划并管理(企业等)”、“泛指计划和组织”。也就是说,在盈利和非盈利组织都可能存在经营活动。但是,作为刑法第225条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非法经营行为,其“经营”一词应该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营业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经营活动。
最后,该非法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即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罪则必须发生在市场活动中,具体就是发生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里,产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后果的行为。
二、案例评析
在案例中,周某自行修建“小产权房”并销售行为应当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如下:
首先,小产权房的产生违反“国家规定”,小产权房不是一个法律称谓,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概念。是指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者是有农民自行组织建造供出售的“商品房”。而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集体土地要建商品房,前提是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后,经过招拍等形式进入土地市场公开竞争。而本案中周某的行为违法。
其次,私自修建并销售小产权房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呢答案的肯定的。原因在于“小产权房”违反国家对土地的经营许可制度(上文已述)。小产权房建于的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审批才有成为建设用地的可能。也就是说,国家禁止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而如果要在集体土地上修建商品房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国家审批,让部分集体土地在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变更为国有土地方能进行。在这里,审批是否属于许可呢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条对行政许可的定义规定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集体土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审批应当就是许可。因此,“小产权房”违背了城乡土地规划利用的总体布局,也违反了关于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也违反了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管理和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的许可制度。此外,周某的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因为与其他正常的房地产交易相比,周某修建并销售“小产权房”数额巨大,严重扰乱了房地产交易的正常秩序。
最后,从堵截要件的形式要件来看,周某非法修建并销售小产权房的行为当然属于一种非法经营行为。而且数额巨大,严重影响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正常活动,破坏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总之,周某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应当构成非法经营罪。
参考文献:
[1]牧晓阳.《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价值羞涵和现代意义》.载《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3期。
[3]马建松.《解读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条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论文摘要导致民间金融高风险的主要原因不是放贷主体是民间机构或者个人，而是放贷时的畸高利率。这种畸高利率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诱发了很多暴力犯罪。我国应当尽快在全国性的金融法律中规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上限，并在刑法中设立放高利贷罪。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民间金融风险，使民间金融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阳光化之路。
论文关键词民间金融畸高利率刑法规制放高利贷罪
一、对“高利贷”的界定
本课题所指的高利贷不是指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所有高利率贷款，而是指那些畸高利率的贷款。在将放高利贷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这种贷款就是指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这种贷款违背了经济规律，利息高到几乎必然损失的地步。例如年化利率50%、100%以上的高利贷。
二、民间金融“崩盘”的严重后果
从2011年开始，浙江省频现民间借贷“崩盘”事件。所谓“崩盘”是指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债务人由于还不起债务而导致一连串的借贷合同违约，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例如，很多企业主因为还不起高额的民间借贷本金和利息而逃跑或者自杀。他们逃跑、自杀后，当年筹集资金贷给他们的放贷人由于被“下家”（放贷人的集资对象）追债，也不得不逃跑、自杀。有些没有逃走的，被“下家”活埋以逼债的有之、被下家灌辣椒水以逼债的也有之。这两种人都逃走或者自杀后，那些将毕生积蓄借给放债人的真正的资金出借者也只能对天哭泣。有人因此被配偶赶出家门。很多企业主不仅借了民间贷款，还借了银行的贷款。其“跑路”后，银行的贷款也变成了呆账，无处追回。所以，民间资本“崩盘”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不仅会严重冲击金融管理秩序，还会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诱发一系列暴力犯罪，导致很多家庭破裂。故，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民间金融“崩盘”。
三、浙江省民间金融频频“崩盘”的原因
关于民间金融“崩盘”的原因，众说纷纭。课题组经过研究认为：中国民间金融的实践证实真正导致民间金融出现大问题，导致大量的群众的资金不能得到归还的根本原因不是放贷主体是民间机构或者个人，而是畸高的利率。前几年，浙江很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年化利率达到120%，即月利率10%以上。一个正规经营的企业是无法获得这么高的利润的。但是，它又急需资金，而由于人性的贪婪，全社会的资金都是这个价格。于是，企业主不得不用这么高的利率来借款。而在借了大量不可能偿还的资金后，企业主当然只有逃走了——民间金融也就“崩盘”了。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真正受损害的并不是直接借钱给企业主的人，这些人一般是从其他人手里以较低的利率收集了资金，然后以更高的利率借给企业主。所以，企业主逃走后，真正受损失的是那些把钱交给中间人的普通民众。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超高利率，那么即使不进行任何管制，民间金融也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在借款的人具有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恶意逃债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
四、设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是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政府不应当干预。在民间金融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不应当设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虽然国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浙江也确实新成立了很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但是，私人之间的借贷，而且是大额的、用于生产经营的借贷仍然将长期存在。在民间吸收他人资金，然后以个人名义转手放贷的私下借贷行为也仍然将长期存在。
在浙江，大量的放债人是很难被有效监管的个人，这些人一个人的放贷金额甚至高达数十亿。个人的放贷行为很容易盲目、不理性，这是由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例如，即使大家都知道这个利率太高了，企业是赚不回来这么多钱的，但是，只要别人的钱是以这个利率借出去的，那么自己的钱也要按照这个利率借出去，没有人肯主动降低利率。由于整个社会的资金价格都偏高，企业主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畸高的利率。这就为日后的“崩盘”埋下了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借贷双方自律，希望他们自觉将利率限定在合理的限度内是不可能的。
设定最高贷款利率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而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因为只有有可能偿还的借款才是真正能对市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借款。只有这样的借款才能让借贷双方获得双赢。
五、国外和香港地区对放高利贷行为的规定
课题组查阅了很多国家的法律，发现在允许借贷利息存在的经济体中，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国家允许的最高利率，借贷超过法定最高利率就构成“高利贷”。高利贷属于非法，如果超出法定最高利率，则全部债务无效。如果利率超出法定最高利率很高则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在这些国家，超高利率的贷款被认为是掠夺性的、不正义的。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这样的规定。美国的一些州禁止高利率的短期紧急贷款（short-termemergencylending），如发薪日贷款（paydaylending）。在佐治亚州，发行发薪日贷款被明确列入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可以被处以五年以下的监禁或者1万美元以下的罚金。另外一些州虽然允许短期紧急贷款，但限定其最高利率。在德克萨斯州，2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的年利率不得超过24%。日本《出资法》第5条规定，一旦行为人签约或领受超过法定上限利息，就要受到刑事处罚。2003年日本国会通过的《金钱借贷业限制法修改案》和《出资法修改案》中规定，对于一般私人贷款而言，最高的年利率为109.5%，超过该额度则合同无效，同时对高利贷黑店处以1亿日圆的罚金。
香港地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放债人）以超过年息百分之六十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500000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5000000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
六、增设“放高利贷罪”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并未规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官方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太严重，导致利率不能市场化。所以，2013年7月，中央人民银行宣布取消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下限。浙江省制定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取消了原本打算制定的禁止年化利率超过48%的规定。据说，这是因为中央有关部门有明确的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是很遗憾的。民间金融出现风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利率。作为众望所归的第一部监管民间金融的法律却没有规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这可能会降低本法化解民间金融风险的能力。
我们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将放高利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且在民法上规定：凡是签订了这种合同的，整个合同无效，且贷款人连本金都无权收回。因为该行为是犯罪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这种高利贷会诱发严重的暴力犯罪。这种高利贷不是指比正常贷款利率略高的贷款，而是指畸高利率的贷款。例如温州原来拟规定的年利率48%以上、香港的60%以上或者日本的109.5%以上的贷款。这种贷款的利息高到几乎无法偿还的地步，如果再加上复利，很多借款人是根本还不起的。此时就会产生暴力犯罪。例如“活埋”债务人、非法拘禁债务人、故意伤害债务人等。
其次，按照非法经营罪来处罚职业放高利贷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很多实践部门的同志认为：不必增设放高利贷罪，只要将职业放高利贷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即可。但是，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非法经营罪的处罚对象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各种非法经营行为。例如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我国的金融法律并未规定合法放高利贷的条件，即放高利贷并不是一个需要经过国家批准的行为。那么放高利贷行为也就不是“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所以，将放高利贷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并无刑法上的依据。
再次，只有设立独立的放高利贷罪，才能以刑法的威慑力遏制畸高利率的放贷行为。有学者一方面认为：高利贷的危害之大已经完全符合了犯罪的本质要件，应当用刑法加以规制。一方面又认为现有的非法经营罪已经足以涵盖放高利贷的行为。前已述及，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放高利贷的行为并不满足“违反国家规定”的条件，因此是不足取的。刑法规定的现有犯罪中并无可以适用于放高利贷的行为的犯罪，因此只能通过修改刑法，增设独立的新罪的方式打击这种危害性极大的行为。很多放高利贷的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刑法未将此行为独立成罪。所以，我们应当尽快设立放高利贷罪，以便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打击此类行为。
论文关键词：农资,市场,呼唤,正本清源
朱明贵
农资是庄稼的营养保健品，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笔者在乡间田野却看到，大到农药、化肥、农膜，小到喷雾器配件、农机具，早已不是过去的供销社一家经营了。供销社的农资供应网点、农业部门开设的农资供应点，甚至一些个体户烟酒副食品柜台的一隅，村农技员的家庭院落，都成了农资供应处。到处散放的化肥，满是灰垢的农膜，裸露瓶身的农药……完全没有了规范经营的踪影。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全国多起影响巨大、导致农作物绝收或减产的假农资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农资流通同其它流通行业一样，也必须进行改革，近几年的改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作为农业生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流通改革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和丰产丰收来放松农资市场的管理。
对于农资市场的改革，笔者力进三言：
一、市场流通必须正本清源。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农资商品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将日益明显。科技含量的提高，更加要求农资部门必须具备很高的基本素质。国家应当明确规定农资生产者、供应者的职责范围，尤其是农资销售部门的批准设立，不能“有奶便是娘”、“得钱不拣主”,对不具备资格的私商小贩，绝不能提供农资商品，真正从源头上管住、管死。
二、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同棉花收购一样，农资经营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如场地，具备资格的从业人员，相适应的检测、化验、试验仪器，仓储及安保措施等，对计划从事农资供应的，不论集体、个人都要进行严格的资格认定，并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现状，农民居住情况，对农资商品的需求等，合理布点，防止恶性竞争。
一、背信罪之概念与范畴
背信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一般背信犯罪，即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背信罪，如日本刑法典第247条规定之背任罪、德国刑法典第266条规定之背信罪等等；另一类是特别背信犯罪，由于这一类背信行为主体身份之特殊性，或其违背的任务之特殊性，或其侵犯的社会关系之特殊性，刑法典对其另立条文作出特殊的惩罚规定，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22条规定了公职人员背信，这些因其犯罪的特殊性而在一般背信罪之外加以特殊规定的背信犯罪，我们将其称之为特别背信罪。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背信罪（指一般背信罪，下文同）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其内涵限制较多，外延较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二章第二百六十六条，《日本刑法典》第三十七章第二百四十七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背信罪将侵占罪排除在外，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窄的背信罪称为小背信罪，小背信罪的含义为：“处理他人事务或管理、处分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人，故意滥用权限或违背信托义务，损害该人财产利益的行为”；而有的国家则对背信罪内涵限制较少，外延较宽，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三卷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九章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违反信托罪等，这些国家的背信罪将侵占罪包含在内，我们通常将这类外延较宽的背信罪成为大背信罪。
我国1979年及现行刑法均未规定背信罪，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了一系列其行为实质是背信行为的罪名，即特别背信罪，有学者总结为四类：（1）图利型，包括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2）违法金融行为型，包括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3）挪用型，包括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等；（4）型，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罪、罪、不征、少征税款罪。这些罪名虽未出现“背信”二字，实质上是刑法作出特殊规定的特别背信罪。
二、我国刑法设置背信罪之必要性探讨
对于我国应否设立背信罪，在修订1979年刑法过程中，就曾有学者强烈呼吁增设背信罪，其主要理由一是背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以犯罪论处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不同主体的利益都应受法律的同等保护；三是理论界提出的建议新增设的罪名相当可观，其中许多新罪名可以被背信行为所包含；四是事实上，我国行政刑法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由于现行立法例是不在行政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行政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背信罪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背信罪的设立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刑事立法必须作出的回应。
其次，我国现行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背信行为存在立法缺陷，增设背信罪是立法上的必要完善。
（1）附属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法定刑。我国附属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罚规范)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但由于现行立法例不是在附属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而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附属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论文关键词：快递行业；现状;发展策略
1前言
2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现状1国内快递公司增长过快，发展不足
虽然国内快递行业的增速惊人，炙手可热的网络经济更是不断催生全新的民营快递企业建立，但是目前快递行业也存在着产业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2快递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竞争力低
据估计，目前中国快递市场规模已超过200亿元，且每年还在以超过30%的速度高速增长。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抢占中国巨大的快递市场，国际的快递公司纷纷把触角伸到中国。
虽然国际物流大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国布局也早已开始，但随着“保护大限”的放开，外资逐渐从合资、合作迈向独资，从一级城市延伸到二级城市的战略而已日渐清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潜力巨大的国内快递需求，使四大国际快递公司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快递市场。四大快递公司进入中国速递市场，其目标不是短期盈利，而是更看重长期回报。因此，各公司均将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近期发展的主要目标。
3我国快递行业发展机会1宏观经济形势看好
3.2国家对物流企业的重视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迅速增长，使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快递业务成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子商务实现实物配送的主要途径。据悉，当前快递市场1/3的业务量是通过电子商务牵动来完成的，快递业务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前景不可估量。
快递行业应抓住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促进快递服务与电子商务产业紧密结合，融合发展；推动快递企业与电子商务网站合作，不断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4我国快递行业发展策略1国家应整顿快递市场
随着外资快递巨头的大规模进入和民营快速的迅速崛起，云集了四大快递巨头的中国市场，竞争将更加白热化，而行业整合优势也将在竞争中凸显出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复杂，任何企业很难单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快递企业也不例外。快递服务，特别是国际快递服务的门槛很高，动辄几百架飞机，几十万辆车；而且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也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因此，在中国从事快递业的各类公司若只是再以自身的力量开拓市场，必然受条件所限，不能形成连通国内、外的强大经营实力，也不可能提供优良完善的服务。中国本土快递企业应利用各自的优势，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开拓市场。3实现快递业务专业化、现代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快运快递业的服务对象日益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广泛地服务于整个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尤其是满足日益增加的工商企业和居民生活中的快运快递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