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辍学，17岁白手起家，穷小子如何三度成为中国首富,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蓝狮子图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引子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4000元到数百万元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血气方刚的黄光裕发现，北京是他喜欢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黄光裕第一次离开小小的凤壶村，跟着哥哥黄俊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来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这一天，距离他跨出校门才短短几个月。他必须迅速学会融入社会，适应凤壶村以外的世界。
黄光裕第一次在内蒙古待了45天，后来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将近一个月。但他显然不喜欢内蒙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义气、却缺乏商业规则的地方。“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喜欢说话要算数，要有一个交代。”
1986年春节前夕，黄光裕利用回老家探亲之机，顺道在北京停留，考察这里的市场。一个寒冷的黄昏，列车把昏头昏脑的黄光裕丢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台上。对于一个17岁的外地穷小子来说，北京是一个冷漠的大都市。挤出车站大门，黄光裕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夫凑过来，说能帮他找一个便宜、舒适的旅馆。结果转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黑，才总算找到了一家五毛钱一晚的小旅馆，但车费却花了一块钱。
第二天一早，黄光裕从旅馆走出来，才发现自己就在北京站附近。原来那个三轮车夫故意拉着他从北京站到东四、又从东四回到朝内小街，整整绕了一大圈。
对于这个17岁的南方少年来说，仅仅在半年前，小小的凤壶村还是他的全部世界，现在却突然陷身于如此巨大的城市，自然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从早晨到下午两三点钟，渺小如粟的黄光裕在北京站周围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买卖做？
但少年的血气方刚往往能融化任何事物表面的寒冰。黄光裕发现：这是他喜欢的城市。他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愿意给这个异乡小老弟提供帮助的朋友，他决定留下来。就是这里，成为了他日后事业的大本营和主要的商业战场。
也是在这一年，黄光裕的老乡许钟民也来到了北京。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元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许钟民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生产的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考虑到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被占领了，许钟民想跑到北方远一点的地方去推销。他在广州上了火车，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去全国各地推销的潮汕人。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做录音带生意。在那个年头，时尚青年们都在邓丽君、龙飘飘、程琳、张蔷等的流行歌曲中“烂醉如泥”。当时湖北省的襄樊市也看准时机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但因为没有市场意识，销路一直不畅。许钟民于是主动充当推销员，帮他们去北京推销磁带。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演唱会。出于职业敏感，他下车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许钟民对那场演唱会至今仍记忆深刻，因为这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在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志向决定命运！1994年，许钟民果然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与百代、华纳等5家大唱片公司合作，并将“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场，唱片公司旗下有韩红、雪村等知名歌手。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个让他暗自羡慕的偶像郭峰，后来也成为他唱片公司里的签约歌手。
1986年9月26日，正当黄光裕和许钟民还在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奔波时，上海市工商银行推出了代理股票现货买卖的业务。那时上市交易的只有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只股票，当天共卖出1500余股，约8万元。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被视为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特征的股票便消失，但改革开放后又悄然回来了。而十几年后，它将成为黄光裕财富增值的利器。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年的5月9日，郭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策划了一场引起巨大轰动的活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内地128名歌手集体亮相舞台，共同献唱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也就是在同一台演唱会上，穿着黄军装、挽着裤管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代表这一代的年轻人吼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自卑和愤怒：“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商生涯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共有70多个冰箱定点生产厂家、80多个洗衣机定点生产厂家，比如说北京的白兰、白菊，现在市场上还见得着的小天鹅、小鸭等，都是那时候的定点生产厂家。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天时地利人和，促使黄光裕改行做电器
当然，促使黄光裕作出这种决定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做电器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1987年，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家频出的年代。就在这一年，马胜利成为改革的典型，柳传志推出了联想微机，宗庆后、怀汉新、任正非等开始创业；也就在这一年，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涌入中国，肯德基把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离国美电器珠市口店不远的北京前门。
但在欣欣向荣中，也掺杂着杂乱无序。早在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邓小平邀请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尤其是电器，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东的潮汕、中山、番禺等地，已经形成了走私电器的集散地。
当时进口商品的合法渠道，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有进口权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另外就是出国人员出去以后买点免税商品带回来。据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介绍，当时的广东中山和番禺是两个著名的华侨城，“仅番禺就有100万华侨，只要一个华侨带回一件电器，那就是100万件”。但这显然满足不了市场的大量需求，市场上大量流通的进口电器还是走私进来的，不过可能进行了改头换面——一个是沿海城市或内陆边远城市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当地的政策，比如罚没走私品，缴完税后就变成合法商品流了出来；还有的则是有些组装厂通过假组装的名义流出来；另外，还有一些有路子的企业走私货品进来后，再弄一些正式的发票后出货。这些都统称为“二手货”。据说，这些非法和半非法的进口电器，占到市场上流通总量的80%左右。
不仅仅是国美这样的私营商店，甚至连当时的很多国营企业、国营电器商场和批发商都有着同样的进货渠道。这成为了当时行业的一种潜规则，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国产家电，北京只有牡丹、四川只有长虹、广东只有康佳，但它们都不是全国性的品牌，大商场主要卖的几乎全是松下、东芝、索尼、夏普、飞利浦等进口品牌。
其次是地利。黄光裕的老家广东各地，是这种进口商品的集散地，有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家电；而北京这种北方大都市，则对进口家电有着旺盛的需求。从一开始闯荡江湖，黄氏兄弟就靠做这一行起家，现在做起来自然是驾轻就熟。
再者是人和。在老家，黄光裕有一帮朋友帮衬，来到北京后，又结识了一大帮会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许钟民等一大帮有能力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创业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拿货时，他会告诉对方：“钱以后会有，但是现在给不了，需要大家帮忙，我看中的东西希望能够给我，钱慢慢周转。”
2004年年末，黄光裕在接受《厂长经理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不喜欢做买卖。如果再重新开始，可能我不会再做这个。”至于17岁就开店一事，他解释道：刚开始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后来变成了一种工作，最后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胆大心细脑子活，让国美电器脱颖而出
当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像黄氏兄弟一样看好电器生意并且开店经营。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店当时在全国有数千家之多，仅在北京一地至少也有数十家之众。黄氏兄弟的国美电器店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胆大、心细、脑子活。
1987年，有一部国产电视剧红遍了中国，那就是《西游记》。电视剧播出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首名为《敢问路在何方》的主题曲：“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来自于潮汕的小青年黄俊钦、黄光裕两兄弟，无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孙猴子”——他们蔑视传统和权威、敢于打破规则和枷锁、有着一股永远喜爱折腾的冲劲。1987年，兄弟俩怀着无畏之心，踏上了前途坎坷的致富之旅。
虽然经营走私进口电器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但对于黄俊钦、黄光裕这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来说，一无雄厚的资金、二无深厚的背景，从事这行自然是冒险之举。黄光裕后来也承认，“那时我没那能力也没那资格去认识有背景的人，岁数那么小，你去跟局长说话，别人认为你是小孩，谁跟你说话！”而黄秀虹认为，这种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作为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没有背景，所有东西只能靠自己，人被逼得有冒险精神了，就敢去打破常规。”
尽管如此，黄氏兄弟还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没出大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尽量做到自己接手的进口电器已经经过“漂白”，甚至有比较正式的发票；另一个是国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时地把握了国产电器兴起的良机，果断地进行了转型，从而摆脱了过度依赖进口电器的不利局面。
黄氏兄弟心细如发，对市场具有极高的敏感度。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商场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下，国营电器商场一直躺在暴利的云端逍遥自在，这与老百姓对家用电器的强烈渴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黄光裕正是看准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以薄利为利器，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路线。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迅速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采取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便轻易地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当时国美所面临的困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无法大批量地进货，而进货越少，进货的价格就越居高不下，这导致了商品没有价格优势，极容易压在手里，这会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后就难以解套。三星CEO尹钟龙就曾经说过：“再贵的鱼，一两天后也会变得便宜。无论是寿司店还是数码业，存货都是有害的。因此，速度就是一切。”所以，勤进快销、货如轮转，一直都是国美的至尊宝典。而薄利销售这种做法，自然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无形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
黄氏兄弟做生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脑袋特别活络，常常有灵光一闪之举。刚开始经营时，只有十几万元的本钱，而当时的电器动辄数千上万，这些钱根本进不了多少电器。1986年末，眼看着已经进入腊月，商业的黄金季节就在眼前，可柜台里还是空空荡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氏兄弟坐在冷冰冰的店铺里一筹莫展。黄光裕的床头有一本《三十六计》，他闲着没事时常常翻一翻。这一天，他随意翻开时，突然有一行字跳入他的眼帘：“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意思就是：真假要有变化，虚实必须结合。一假到底，易被敌人发觉，难以制敌；先假后真，先虚后实，无中必须生有。指挥者必须抓住敌人已被迷惑的有利时机，以出奇制胜的速度攻击敌方，等敌人头脑还来不及清醒时即被击溃。黄光裕在那一刻灵光乍现，突然冒出一计：他赶紧把店里的空箱子全堆了出来，还专程去找几位做家电批发的老乡帮忙，借用了大量空纸箱。而在显眼处，他们则摆上了真货当样品。这样，路上过往的行人一瞧，发现他们的店里花花绿绿堆满了货物，于是蜂拥而来，积聚了大量的人气。
黄氏兄弟早在创业初期，便无师自通，开始玩起了“资本游戏”。具体做法是：先利用空纸箱吸引来不少顾客，然后向他们收取一些定金，这样手头便有了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而进货时，凭借良好的信用，国美可以先货后款，这样就有一个付款周期，当时一般是十几天，于是便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让黄氏兄弟又摆脱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的窘境。
在国美第19周年的国美年会里，有这样一个重头节目——《国美，北京，2006》，如此介绍这段创业时的情景——
（女1）：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又一次照耀在地平线上，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男1）：回首往事，却是那样的激情澎湃，叫人久久不能释怀，一丝、一发历历在目，恰似史诗般的轮回，在记忆中回荡。
（男1）：在19年前的一天，一个不拘泥于现状的小店，开始了它的拼搏之路。人生难得几回搏，十年苦修为朝夕，1987年7月11日，我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女1）：《北京晚报》。
（合）：成就了，一个永恒的第一。
…………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大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晚上，来北京打拼天下的潮汕少年黄光裕，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心路历程？但从他把自己盖的第一个大厦命名为“新恒基”，我们可以揣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很多像黄光裕一样的穷小子，都有过这样不安现状、立志改变的不眠之夜。但不寻常的是，黄光裕把自己当年心中的宏图具象化了，让它最终矗立在京城的一隅。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一座房子，哪个地方能节约多少成本，他只要一看图纸就会一清二楚。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大妹黄秀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房地产正蓬勃兴起，如果两个人都用主要精力做电器，对家族企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会显得过于单一。她说：“一个人做一个产业，这也是两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国美在1993年的资产规模至少有几百万元，不仅从1991年开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给了黄俊钦，而且当时已有的五六家电器门店并没有分给继续做电器的黄光裕，而是分到了对电器行业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的黄俊钦名下。
黄光裕后来回忆道：“我哥哥的确分得比我多，多出也不止一星半点。”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黄光裕分到这块牌子，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长远战略眼光，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国美之所以后来名扬天下，更多的是因为日后黄光裕和张志铭等人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毕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就一直得到大哥黄俊钦的指点。兄弟俩还一起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互相拆借过资金。
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树大要分杈，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
在南北朝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要分家。堂屋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紫荆树，兄弟三人决定将它锯成三截。第二天，他们发现紫荆树竟然枯死了，像被火烧过一样。田真对弟弟们说：“紫荆树听说因为分家要被锯为三截，竟然枯死了。真是人不如木啊！”兄弟三人深受震惊，决定不分家了。不久后，紫荆树竟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在商界不乏其例。如康师傅的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和魏应行兄弟，盛大的陈天桥、陈大年兄弟，安踏的丁志忠、丁世家兄弟，浪莎袜业的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兄弟……
但我们同时看到，兄弟分家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志不同、道不合却非要捆绑在一起互相煎熬，那么产生的内耗反而会大大影响家族企业的发展。新鸿基接班人郭炳湘曾在多年前遭遇绑架，后其妻出面与绑匪“谈判”，支付7亿港元赎金后才使郭炳湘获释。从此以后，郭炳湘性情大变，有关他患“狂躁抑郁症”的传闻四处流传。郭炳江和郭炳联正是利用了大哥的这个软肋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老三郭炳联邀请的美国医生曾确诊其兄患有精神科疾病，不再适宜担任董事会主席职务。而郭炳湘自然极其愤怒，指责两个弟弟使用了“相当恶劣的手段”。家族纷争的不断升级，已经开始影响到新鸿基业务的发展。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圣人的担忧穿越了2500年的时空，如一个难以消解的魔咒降临到了国美这样的家族企业上。纵观中国的家族企业，会不幸地发现，兄弟阋墙其实是一种常态——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刘永行、刘永美、刘永言兄弟，远大集团的张跃、张剑兄弟，苏宁集团的张桂平、张近东兄弟……兄弟分家的名单冗长得让人无比感伤和惋惜。
是何种剧烈的撕裂，竟然使手足之情最终兵戎相见、破碎一地？
最常见的莫过于理念和个性的不合。远大集团张跃、张剑两兄弟的分家，源自于对以后事业截然不同的定位——大哥张跃紧紧抓住直燃机空调这个行当，声称要做一辈子，决不改行；但弟弟张剑则极力主张远大多元化，认为直燃机空调未来市场潜在很大危机，于是把精力转移到了远铃整体浴室这个比较超前的项目上。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民营企业走向成熟的开始。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事后如此评价当初四兄弟的分家之举：“几个兄弟都很能干，有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就会议而不决，效率太低。我们适当调整后，每一部分多以一个人为主，其他人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这样效率更高、动力更强，避免了之后出现不和谐。”四兄弟分家后各奔前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苏宁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桂平说起1999年与弟弟张近东之间的分道扬镳，颇有感触：“原来是一股道上跑着两辆车，现在是两股道上各跑着一辆车，我想这个力量肯定比原来大。”
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当年及早分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创造了商业成功的神话——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养育的两个儿子，竟然都成为中国大陆的巨富。
树大要分杈，这是自然规律。在家族企业中，不合则分，既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同时也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连锁反应，让整个家族企业毁于一旦。
当然，也有人从基业常青的角度，对这种兄弟分家持更多否定的态度。基业常青几乎是每一个家族企业的美好梦想，但类似于国美黄俊钦、黄光裕这样的兄弟阋墙与分家，虽然有效地切割和阻止了家庭矛盾的继续恶化，防止家族企业滑入毁灭的深渊，但同时也成为基业常青的巨大绊脚石。
在2006年6月的美国《家族企业》杂志上，公布了一份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名单，其中有4家“千年企业”，比如日本从事建筑施工的企业——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至今传到了第40代，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这首由杨钰莹唱红的流行曲，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外来妹》于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轰动了全国。自此，“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
就在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也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这位外来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份。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西方宗教中的原罪，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成灾”
当黄光裕在北京城轰轰烈烈地创业和恋爱时，一个叫冯仑的年轻人，却从北京的机关单位辞职下海，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海南创业。这位后来有“商界哲人”之称的企业家，是最早把原罪概念引进并延伸到中国企业界的人。
原罪之所以从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中走出来，并在中国“泛滥成灾”，成为企业界、经济界甚至社会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冯仑是“始作俑者”。学者杨鹏如此评价冯仑：“他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两个‘优秀’并没有完全打通，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冯仑的‘原罪说’，正是这种没有打通的表现之一。”
杨鹏评价得恰如其分。大概在1996年左右，冯仑因为自己企业发展的“血泪史”和惨痛教训，开始思索原罪问题。其后不久，他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他的初衷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通过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但正如杨鹏所说：“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这显然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
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告诫道：“原罪论只有在《圣经》独特的世界观框架中才有意义，相反，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世界观的框架中而不创造性地阐释，则只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因为逞思维一时之快感，贸然把宗教中的原罪概念引入到中国的企业界，让它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以至于现在一提起原罪，就会直接和中国的企业家画上等号，让所谓的“原罪企业家”成为日益累积的民怨最直接、最易于倾泻的出口，而不完善的制度和某些腐败官员却隐身于其后，这太不公平。从这点上来说，冯仑是以自己知识分子的矛，对自己企业家的盾发起了一场他难以意料的攻击，受累的却是整个企业家阶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原罪概念笼统地置于民营企业家身上，必会误伤良民，给一些本分从商的企业家的事业和生活也涂抹上一层阴影，这是不公平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指出，如果将原罪的概念借用过来套在民营企业家脖子上，“逻辑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更不符合历史”。
关于中国式原罪的由来，各方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冯仑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原发性疾病。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一书中阐述了这种悖论所导致的原罪：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而创业资金大多靠借高利贷所得，而这种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暴利”的压力，于是走私、投机倒把、偷税等非法的暴利行为成为商人们的必然选择。而靠着家里借高利贷的4000元跑到北方去倒卖电子商品的黄氏兄弟，便是冯仑书中这种“由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原发性疾病”的典型。
一个是学者秋风的观点，他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原罪。秋风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
另外，时事作家刘登阁也在其《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式资本原罪的最大特色，与其他时代、国家的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别掌权者靠出售或出租这种本应由全民享有、授予并监督的公权力来谋一己之私；另一方则用资本非分地赎买这种权力，以谋求更大的资本利益，并因此而剥夺其他人平等享有这种权力的机会。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市场化的原罪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些企业家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力，从而导致了原罪的滋生。秋风分析了这种因果关系：“对于商人来说，置身于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假如缺乏必要的内心道德约束，那就非常容易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于学者杨鹏和企业家武克钢。杨鹏认为，原罪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锄强扶弱的传统，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
这一切关于原罪的观点与争议，已经是十数年以后的事了。但在当时，创业初期的黄光裕脚踏原罪的地雷却浑然不知。而作为最典型的“原罪”——权力寻租，当时的黄光裕尚没有足够的资本涉及。但多年后，他对此已经游刃有余了。
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缄言》第22章29节
下一节【刘强东·注定震惊世界-资本的力量】更精彩
在全球最难赚钱的电解铝行业，在中国最跌宕起伏的光伏产业，当世界顶级巨头都亏得头破血流，一个个民营大腕兴衰如过山车之时，有一个被忽视的人却永远行。
他就是从半路杀出的昔日中国饲料大王，众人眼中的“外行人”，刘永行。
新疆五彩湾，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74岁的刘永行，站在沙土上，远眺着东方日出。在他身后，一个世界级的产业群正拔地而起。
一条全长26公里、世界上最长的传送带，将两者无缝连接，以每小时运送4000吨煤炭的效能几乎全年无休地高速运转着。这些煤，一半用来生产工业硅，以及甲醇、PTA等化工产品。
另一半用来发电，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三峡的一半。
这些电并没有按常规，并入国家电网，送往东部沿海地区，而是就地利用，生产电解铝和多晶硅。
2011年，当第一批东方希望人走进准东时，这里还是茫茫一片戈壁滩。
短短10年后，这里已建成煤谷、电谷、铝谷、硅谷，未来还有化工谷、生物谷，一个世界级产业群横空出世。
加上其他地方的投资，东方希望这个做饲料起家的企业，如今已横跨水泥、有色金属、电解铝、煤化工、多晶硅等十几个行业。
其产业跨度之大、链条之长，令人咂舌。
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过剩行业，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地狱级的难度。能够在其中一个行业称王，就已经值得大书特书。
电解铝最惨时，95％的企业都在赔钱，连力拓、美铝这些行业巨头都叫苦不迭。
光伏、多晶硅行业，更在过去20年，撂倒了施正荣、苗连生、彭小峰、李河君等一众产业大佬。
但刘永行这个倔老头，却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大量社会资本疯狂追逐互联网和热钱之际，一头扎进这些重化工行业。
而且一扎就是几十年，还都很成功。
很多人对刘永行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饲料大王上。
但今天的东方希望，95％的资产分布在重化工领域，只有5％是饲料，妥妥的重化工企业。
这种变化，始于一次“内心的召唤”。
1992年，在饲料业务如日中天时，刘永行去了一趟美国匹兹堡。在那里，他看到大量的钢厂停产，工人将设备拆下来，运往韩国。
刘永行从中悟出了产业转移的大势。
当时他就在想：重工业的转移，70年代是向日本，90年代是向韩国。那么，下一个机会一定在中国。
回国后，他不惜与三兄弟分家，也要杀进重化工行业，甚至连办公总部也搬到了上海。
从那时起，刘永行从电解铝开始，一步步编织自己的重化工产业梦。
每次，他进入一个新行业，看似都悄无声息。但最终，总是能在这个行业掀起巨浪，并笑到最后。
最新的例子，是光伏。
2013年，当东方希望进入光伏产业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刘永行这个“外行人”。然而八年后，整个产业却因为他的一个决定震惊不已：
在宁夏，刘永行宣布：新增25万吨/年多晶硅项目。
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全球多晶硅产量才50万吨。当年，彭小峰让全球硅料霸主德国瓦克胆战心惊的马洪硅料厂，产能仅为1.5万吨。
刘永行也因为多晶硅领域的大胆投资，在最近一个光伏景气周期，收获满满。
过去20年，光伏行业为了一个冠军头衔，争得头破血流。谁也没想到，最后被一个“外行人”摘了果子。
2022胡润百富榜上，光伏行业首富既不是眼下当红的隆基创始人李振国，也不是新硅料大王通威老板刘汉元，而是刘永行父子。
最令人称奇的是，刘永行创造这些奇迹，几乎没用杠杆。
在烧钱如麻、动辄投资数百亿的重化工行业，东方希望主要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很少贷款，堪称业界异类。
同时，它还多次穿越产业周期，创下连续30多年无亏损的纪录。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重化工行业，拼的是成本和效率。
很多企业为此拼了命上规模。过度的扩张，导致高污染、高能耗，逼得国家多次对水泥、电解铝、多晶硅等行业下狠手调控。
刘永行的东方希望，虽然也有很多大项目，但他找到了与大自然和解的方式：通过循环利用，让上一个行业的产品，成为下一个行业的原料，从而杜绝一切浪费！
这种循环思维，最早在他养鹌鹑时，就开始孕育。
彼时，他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到和鸡蛋差不多，一下赢得了市场。
进入重化工行业的第一步，电解铝行业，也是这种思维的延续。
在东方希望饲料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生产饲料所需的赖氨酸，需求激增。刘永行想建一个赖氨酸厂，为此需要配套一个发电厂。
但电厂发出的电，仅给赖氨酸厂，又用不完，必须找个出口。这个时候，作为耗电大户的电解铝行业，进入刘永行的视野。
2002年，刘永行与信发集团老板张学信，在山东聊城合资组建电解铝厂，踏出迈向重工业的第一步。
这本来是一次强强联手，但刘永行后来发现，电厂需要从内蒙古、山西等地运煤，于是决定放弃山东，直接到中西部建厂。
“大自然既然把矿藏安排在新疆等偏僻的戈壁上，那我们就不能违背大自然的安排，就要到戈壁上去开办工厂。”他后来说。
很快，矿产资源丰富的包头，就成了刘永行新的落脚点。
在那里，刘永行建起了包头希铝，用当地的煤发电，供给电解铝厂。紧接着，又在三门峡、晋中、呼伦贝尔、重庆等地打了几大战役。
尽管各地的地形、资源禀赋不同，但刘永行的循环思维，始终贯穿整个建厂过程。
重化工业选址，通常会炸出一块平整的土地来。但刘永行偏不，东方希望的晋中铝业，几乎全部依山势而建，遇到山坡，就主动退它几米。
在刘永行看来，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想要征服大自然，这样的念头狂妄至极，“它早晚会荡平你！”
将这种理念贯彻到极致的，是新疆准东的“六谷丰登”产业园。
2010年，新疆有关部门邀请刘永行去投资，考虑到运输等条件，特意给他推荐了几个靠近城市的地方。
但刘永行都没要，“我直接到沙漠里去，不要占用良田。”
就这样，他硬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一锹一锹挖出了一个世界级产业群。
按照刘永行的构想，这里丰富的煤炭，一半用来生产甲醇、PTA等化工产品，另一半用来发电。
发出来的电，再用来生产电解铝、多晶硅，以及赖氨酸等。
通过这样的产业循环，刘永行希望从煤谷、电谷，到铝谷、硅谷、化工谷、生物谷，中间是零能耗的。
为此，刘永行做得很极端：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一滴水外排，全部循环使用。甚至，发电剩下的粉煤灰，也被用来生产优质砖。
商业世界，无数先辈曾探索出大量的商业规律。但刘永行认为，千千万万的规律，都不如大自然规律。
“宇宙已经存在100亿年了，而人类文明是7000年。我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遵从大自然的规律。”
敬畏大自然，也因此成为东方希望做事的最高哲学。
跑沙漠里去、依山势建厂……这些看似反商业的做法，实则包含最经济的规律。
因为充分利用了自然条件，以及廉价的土地，在同样产能下，东方希望的资产投入只是国外公司的1/6，国企的1/3。
直接在矿源地建厂，更使得东方希望的发电成本仅为0.09元/度。
这样的电价，令多晶硅巨头德国瓦克集团羡慕嫉妒恨：
“如果我们的电价和中国一样，瓦克将是全球多晶硅生产领域效率最高的企业，并且远超其他公司。”
通过就近建厂、产业循环，刘永行消除了中间能耗。
但在产业内部，依旧存在各种跑冒滴漏。消除它们的办法，是老老实实躬下身来，做好每一件小事。
也因此，当社会上很多企业都在拥抱大数据时，刘永行却反其道而行之，狠抓小数据。
“我是董事长，我是管小事的。”
刘永行的这句话，被挂在东方希望的一些办公楼里，既扎眼又反常识。
董事长在很多人眼里，是企业的掌舵人，负责制定企业的战略大方向，怎么就成了管小事的人？
但在刘永行看来，中国人从来不缺战略，缺的是扎实细致、持之以恒改善细节的意识。
相比日本等西方企业，我们很多企业还停留在喊口号上，一味追求做大，从来没想过踏踏实实把小事做好。
在中国，把小事做到极致的企业家并不多，王永庆算一个。
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生产经营中践行节约，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进和消除浪费，将台塑做成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之一。
刘永行十分佩服王永庆。据说，他早年间曾有个奇怪的想法：免费替王永庆当三年助手，学习后者的经营之道。
但朋友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念头：“你是有产业野心的人，人家会对你存戒心。”
尽管助手没当成，但两位产业界的翘楚，在经营企业上的做法，总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王永庆一样，刘永行也喜欢深入一线，现场督办、指导各项工作。
每次去下属公司检查，他基本不去办公室，而是直奔工厂。
数学专业出身的刘永行，对数据特别敏感。他曾亲手制定了《成本管理日报表》，将矿耗、电耗、煤耗等100多个数据编入其中。
很多生产中的细节问题，他在项目筹建阶段，就已经反复推算过。
大到投资规模、占地面积，小到一吨水、一度电等各种能耗，他都要求一分一厘去计算，一吨一度去降低。
刘永行不但自己对各种数据如数家珍，也要求下属明白数据的意义。
这种对成本和效率的追求，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2002年，包头希铝刚建厂时，中国电解铝行业的人均产能仅为30吨。在制定目标时，很多人觉得翻倍到60吨，已经是天花板。
但刘永行却说：不行，要到300吨。
所有人倒吸一口气，这比行业平均水平足足高了10倍！但工厂最后不但完成了目标，还超额了。
2013年，包头希铝的人均产能达到480吨，排进世界前5％，是中国平均水平的4倍。
大家都在欢呼雀跃，刘永行却依旧不满足，“比起最好的标准来，我们还有30％、40％的差距。”
最终，包头希铝的人均产能在2016年做到了650吨，如愿打败加拿大Alouette铝厂，成为行业内的世界冠军。
这种把小事做“绝”的精神，似乎与刘永行横跨十几个产业，动辄数百亿的大战略、大手笔相矛盾。
但在刘永行看来，战略如果停留在纸上，那都是虚的，是唬人、骗自己的。要让战略真正落地，就必须从小事做起。
事实上，东方希望之所以能在众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活下来，当别人血亏不止时，自己还能连续多年保持盈利，靠的就是把小事做“绝”。
对企业家来讲，最大的陷阱之一在于，过分热衷于外部竞争。
他们跟对手攀比，在欲望的驱使下，疯狂追求做大规模。慢慢地，对资金、土地、权力等资源的索取超出自身能力，最终土崩瓦解。
商业史上，像这样的失败案例，数不胜数。
对此，刘永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警惕。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力求简单，并刻意保持着与任何圈子的距离。
有一次，东方希望的某个项目审批卡壳，下属心急火燎，找刘永行请示：实在不行，花钱打点下？
结果，被刘永行一顿臭骂：
“那是犯罪的事。我宁可慢一点，甚至不干，也不能害人害己！”
刘永行曾说：“我不太喜欢拥挤的地方，顺势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热闹的地方让大家去住，我不要跟人家挤。”
生活中的他，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简单。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除了看书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嗜好。四川人调侃这样的人一定是个二百五。
刘永行似乎也不在意，甚至还操着一口四川话，自嘲道：“我就是个二百五。”
70多岁高龄，依旧全国到处飞，依旧亲赴生产一线。
几十年如一日，专挑那些重资产、看似不赚钱、前景暗淡的行业干，有人不理解，问刘永行选择这样一条笨路、苦路，究竟图什么？
对此，他只是淡然一笑：“我不苦啊，我乐在其中，我还要大做。”
事实上，正是这种苦行僧般的姿态，让刘永行对风险如履薄冰，始终保持着谨慎。
重化工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动辄上百亿的投资。里面的玩家，大多举债经营，但刘永行坚持“有一分钱办一分事”，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
即便有贷款，也相当节制。
当年，东方希望刚进入重化工行业，不少银行主动登门，总共提供了50亿元授信额度。刘永行只象征性地贷了四五亿。
“我怕自己的意志力薄弱，让宽裕的资金搞得头脑膨胀。”他说。
这并非谦逊之辞，而来自血淋淋的现实。浸润商海数十年，刘永行目睹了太多因盲目扩张突然倒下的惨剧。
从江苏铁本的戴国芳，到无锡尚德的施正荣，再到汉能集团的李河君……
“你必须可进可退，困难时谁救你啊？”事前把各种困难估计足，是刘永行行走“江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尤其是，那些不能输的大手笔。
当初做重工业，做电解铝，刘永行准备十年，积累20亿资金，模拟了二三十种死法，才付诸行动。
在进军多晶硅行业之前，他更是一直在旁边观察。
眼看多晶硅价格从每吨500万元，断崖式下跌到100万、50万、14万，几百家中外企业纷纷倒闭，才高调进场。
这种极致的谨慎，使得刘永行多次在行业危机中幸存下来，最终了行业盛宴，并成为中国最被低估的商业教父。
他的成功，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况，那就是：破心贼。
500多年前，曾在数月之内，成功荡平南方四省贼寇之乱的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商业史上，那些在竞争中突然倒下的巨人，很多时候，是受欲望和外部力量的驱使，做了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事。
在王阳明看来，欲成大事者，多向内求，先破心贼。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克制欲望，努力做好自己。这也是刘永行和东方希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做事哲学。
从敬畏大自然到狠抓小数据，概莫如此。
什么企业规模、营收、排名……不用刻意去争、去抢，把正确的事情做好做到位，自然就领先了。用刘永行的话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