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5日的《申报》刊登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撰写的一篇《咨请教部改良学校课程》，文中气势汹汹地斥责道，“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随即忧心忡忡地慨叹，“倘再过数十年，人之将亡，滔滔皆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窃虑其必有无量无边之浩劫也”。他由此强烈建议，这样的课本“不切日用，切宜焚毁”，决不能予以宽宥纵容。没过多久，曾赴美攻读心理学和教育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尚仲衣，出席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二届年会并发表演讲。在稍后披露的演讲稿《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载《儿童教育》第三卷第八期，1931年）中，他强调在编写和选择儿童读物时应该尽量恪守“合乎事实不违反自然现象”的原则，“鸟兽本不能作人言，如读物中使鸟兽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还举出“儿童在读物中看到猫会讲人话”等作为例证，认为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未始不是教育中的倒行逆施”。何、尚二人所言桴鼓相应，尽管都没有指名道姓，却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此前流行的一篇汉译童话中的主人公——穿靴子的猫。
一、从翻译到改编
有关“穿靴子的猫”的民间故事在欧洲各地流传极广，还相继衍生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德国剧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Tieck）以此为题材创作过一部三幕童话剧，德国语言学家格林兄弟（BrüderGrimm）编纂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初版第一卷中也收录过这个故事，最脍炙人口的则莫过于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Perrault）在编撰《鹅妈妈的故事》时所整理改编的版本——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格（AndrewLang）蒐求遴选世界各地的传说和故事，汇辑为《朗格童话》，就将这个佩罗版童话稍加润饰收入其中。
二、译本中的疏漏讹谬
三、国语与方言的消长
说起在翻译中熔铸方言词汇，更值得细说的当属葛孚英的译本。其中提到小儿子看见猫“能极轻快的转着圈儿那耗子和老鼠”，接着又说猫等到兔子钻进口袋时“立刻拉绳子，把他住了”，看见竹鸡飞进口袋又是“他一拉绳子，两只都住了”；在故事临近高潮时，“猫大爷最后来到一座华美的宫殿里，那主人是个蚂虎子”，稍后在叙述猫和妖怪斗智斗勇的经过时，也一再称呼后者为“蚂虎子”。译本中不断出现的“”和“蚂虎子”，就显得有些生涩费解。好在译文最后，除了有常惠的跋语外，还另附有周作人的一则附记，提到“这译文里有一两句北京话，或者要加上一点说明”，已经善解人意地预料到读者可能会有困惑。
四、故事的渊源与类型
周作人之所以答应替葛孚英的译本撰写附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对这个童话故事的本末原委早就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先前翻译过LjovTolstoj（略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文末附有译后记，揭示这篇小说源自民间传说，“在传说研究中，属于‘友谊的兽’一系（TheFriendlyAnimalCycle），法国Perrault编述的童话《着靴的猫》（LeChatBotte），便是此系的代表”，已经拈出“友谊的兽”这一名号。这篇译作稍后相继收入《点滴》（北京大学出版部，1918年）和《空大鼓》（开明书店，1928年）这两部译文集，周作人又为译后记中出现的Perrault配上汉译名“丕罗勒”或“丕罗耳”以方便读者了解。常惠在葛译本跋语中也征引过这段评赞，他们选定这篇童话来翻译，或许也和周作人的揄扬称美有关。
在揭橥这一类型故事的渊源后，周作人在附记里又补充道，“据英国安特路兰（AndrewLang）的考证，就这篇的内容看来，社会上已有贫富贵贱的区分，大抵已经不是文化很低时代的作品，至于里边的分子却仍是很古的”，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童话的具体背景也会随之递嬗。这里提到的“安特路兰”是周作人极为敬佩的英国作家兼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还称其为“安度阑”（罗达哈葛德、安度阑《红星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译者署名“周逴”）、“安特路阑”（《花束序》，载《语丝》第4卷第3期，1927年）或“安特路朗”（《习俗与神话》，载《青年界》第5卷第1期，1934年，署名“岂明”）。在梳理个人学术旨趣时，周作人专门提到，“安特路朗是个多方面的学者文人，他的著书很多”，“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正是在其指引之下，周作人着手搜求各种童话，“法国贝洛耳，德国格林兄弟所编的故事集，是权威的著作，我所有的又都有安特路朗的长篇引论，很是有用”（《我的杂学·七》）。他在附记中提及安氏所做考证，当即源出于此。
除了周作人、赵景深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翻译过大批儿童文学作品的顾均正开设过系列专栏《世界童话名著介绍》，在述及《鹅母亲故事》（载《小说月报》第17卷第8期，1926年）时就向读者郑重推荐书中那只“聪明的兽类”——“穿靴的猫”。他认为“从人类心灵底原始的容受性上看起来，一只猫之不作呜呜呜的叫而会说人类的话，是没有什么可异的”；又说起“学者研究贝洛耳的故事，至今已有好久了，他们从这里寻出了许多古代的民俗的痕迹，因为大半的故事，他们都根据着各种的神话，而发现出一种空想的解释；虽则这些解释也不见得一定可靠”。尽管对个别结论尚持保留意见，但已经充分肯定猫能作人言自有其渊源可以追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杨成志与钟敬文合作翻译了英国学者雅科布斯（JosephJacobs）所撰《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以简御繁地将千变万化的民间故事归并为七十种类型。排列在第六十一位的即为“靴中小猫式（PussyinBootsType）”，并列举这个故事的三个基本情节。尽管全书取材细大不捐而颇嫌凌乱，内容也只是粗陈梗概而未遑深究，但尝试着从同类型故事中提炼出共同的叙事要素，仍然让人感到饶有趣味。同样做过童话分类工作的赵景深在《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载《民俗》第21、22期合刊，1928年）里还补充道，“靴中小猫式（第六一式）以培罗脱（Perrault）的记载为最有名”，看来他对这个佩罗版故事的印象格外深刻。
五、“没有寓意”？
在葛译本附记中，周作人对《穿靴子的猫》本身也推崇备至，“据我的意思，是世界的最好的童话之一，因为他是这样的美，轻泛而且好顽”，而认真推究起来，“这篇的一种特别的地方，便是没有寓意”，并没有什么关乎人伦道德的微言大义寄寓其间。他接着又讲起这篇童话在流传过程所遭到的奇遇，“英国克路商克编童话集，把他删改了许多，因为‘这篇故事照他原本看来，是一联串的成功的作伪，——诳话的伶俐的教训，终于得到世俗的最大利益的奖赏的欺诈的系统’”。对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他很不以为然，直言“猫大爷的行为虽然确是不道德的，他却决不会把一个孩子教成坏人”，完全不必杞人忧天。
反对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来评判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是周作人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题为《儿童的文学》（载1920年12月10日《民国日报·觉悟》）的演讲中，他就毫不讳言地批评道，“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同时又指出，“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成年人对此不用过度疑惧，“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只需要顺应儿童生活的自然发展，“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
在稍后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撰写的书评中（载《晨报副刊》1922年3月12日），周作人毫不掩饰对作者加乐尔（LewisCarroll）和译者赵元任的激赏，尤其提到，“这部书的特色，正如译者序里所说，是在于他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他推崇《穿靴子的猫》的长处在于“没有寓意”，与此处所述“没有意思”可谓异曲同工。成年人看来荒唐无稽的事物，在孩子们的眼里却充满了无穷的意趣，往往对此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其原因就在于“儿童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对孩子们在心智方面天马行空、不受羁绊的特性，成年人应当有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决不能自以为是甚至横加干涉，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身兼译者与母亲双重身份的葛孚英则现身说法，在《谈童话》中聊起过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情景，“不知这些平凡的故事，怎会如此动人，他们听得都比看图报及故事书还入迷。在他们惊愕的眼神中，似乎这故事就在眼前，他们就是里面的主人翁”，“孩子听完一个故事，似亲自逢了一樁奇遇，经过了离奇变幻，又平平安安从这奇遇中回来，感到一天生活的满足”，而她自己居然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忘了经验和理智，更忘了猫呀，狗呀是不会说话的动物，把一件浅显荒唐的故事聊得津津有味”。“浅显荒唐”非但不足为病，反倒成了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这些奇妙的睡前故事，当然也包括她本人“曾译过的几篇法国名童话作家白罗勒（Perrault）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