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1日傍晚，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康复师周蕾拎着沉重的运输箱，行走在北京昌平区十三陵附近。她挑选了一处开阔地，从箱子里抱出一只足有半米高的猛禽雕鸮。在对它做完检查后，周蕾把雕鸮轻轻放在地面上。“呼啦！”5秒钟后，雕鸮头也不回地一跃而起，以惊人的速度冲向蓝天，随即消失在远处的密林中。太阳渐渐落下，这只夜行性猛禽正来到它的主场……
2021年12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生日。成立至今，这座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特殊“医院”接治猛禽超过5500只，其中有3000多只猛禽在康复后重返自然。“成立20年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为推进我国野生动物救助专业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鸟类生态学家郑光美如此评价。
北京为何要建一所猛禽“医院”
严寒时节，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不时能看见一群群灰椋鸟飞起，给空旷寂寥的冬日增添了些许鲜活灵动的元素。穿过辅仁路进入学校西北角的生物园，视线尽头便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了。
每到这个季节，住院的“病号”都格外多。4名康复师两两一组，分别在两床手术台上忙碌。左侧手术台上躺着一只怀疑是高速飞行时被撞伤的游隼，康复师正在为它翅膀上的创口消毒换药。右侧手术台上躺着一只肱骨骨折的红隼，为了防止它挣扎造成二次伤害，康复师给它套上面罩释放麻药，然后小心翼翼地检查一遍骨针固定情况，最后为它更换好绷带送回康复笼舍。结束这一轮操作后，康复师看了看计划表，又马不停蹄地从笼舍中接出受伤的长耳鸮和雕鸮，为它们进行日常的复健治疗。
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执行主任邓文洪介绍，该中心对猛禽的救助康复制定有科学、完善的流程，包括猛禽接收、身体检查、康复治疗、营养支持、康复训练、放飞前评估以及放飞后监测等。“无论猛禽受了什么伤，只要送到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把它治好，然后再放归大自然。”
谈及为何要成立一所猛禽救助中心，邓文洪告诉记者，这与当时频发的猛禽走私案件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国际鸟贩以观光、旅游的名义涌入我国，大肆捕捉、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隼，再非法贩卖到海外作为宠物牟取暴利。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北京海关一年能在首都机场查获上百只走私猎隼。于是，如何安置好这些被解救的猛禽成为一个问题。“许多猛禽由于伤病、身体虚弱等原因不适合短期内放飞，而当时国内普遍缺乏专业化的野生动物救助机构。”邓文洪强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猛禽的生存环境也面临诸多挑战。“城市高楼林立，每年都会有猛禽撞到建筑物玻璃受伤；不法分子的猎杀对猛禽构成直接威胁，猛禽还会因为食用被盗猎者毒死的小型鸟类而二次中毒；此外，长途飞行或遭遇暴风雪等恶劣天气后，不少猛禽因为过度饥饿也无法飞行——所幸北京率先建立了一所专业救助中心，为众多猛禽提供了第二次生命。”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说。
正如张劲硕所言，为了提升北京市的野生动物救助专业水平，在园林部门支持下，2001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北京市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共同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专业猛禽救助机构——北京猛禽救助中心。
猛禽救助对生态系统有何价值
猛禽包括鹰形目、隼形目和鸮形目鸟类，均属于国家一级或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们口中常说的老鹰和猫头鹰是对它们的泛称。北京是猛禽迁飞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秋季，大量猛禽会沿着北京西部的山脉南来北往，充分利用上升的热气流节约体力。许多猛禽会选择短暂停留，觅食补充能量，部分猛禽还会留在这里过冬。因此，北京成了为数不多能够欣赏猛禽迁徙的大城市。
“猛禽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层，通过营养级自上而下控制着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群落结构和稳定性，对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起到调控作用，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服务功能至关重要。”邓文洪说。在他看来，每挽救一只猛禽个体，都对北京乃至更广阔地理尺度的生态平衡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猛禽康复师来说，从事这份工作最幸福的时刻，无疑是打开放飞箱让猛禽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2018年3月，救助中心成功放飞一只怀疑因中毒送医，从死亡边缘拉回的大鵟，并为它佩戴了跟踪器。放飞后，这只大鵟先是飞去了山西，随后北上内蒙古，最后到了蒙古国，在那里定居下来并成功繁育了后代。
“它能够在接受救治后重新回到野外，并迁徙到其他区域安家生子，证明在保护北京一时一地生态环境的同时，猛禽救助对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也跟随这一双自由翱翔的翅膀，播撒到世界各地。”周蕾说。
为了给猛禽重击长空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救助中心不断更新设备与技术。作为一名在救助中心工作了14年的老员工，康复师张率对这些年来的变化记忆犹新：2010年，中心配备了第一台呼吸麻醉机；同一年，康复师们学会了给鸟接骨；2014年，笼舍里安装了自动喷淋装置；2016年，中心购置了恒温手术床，猛禽在手术过程中不再怕失温；同一年，X光机更新了电子成像系统，不用洗片就能及时观察病情……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无法挽救所有的伤病猛禽。2018年，张率接救一只头部中了3发钢珠的普通鵟，刚拍完X光片还没来得及手术，这只鵟就死在她面前。“在迁徙高峰期，这样的生离死别几乎每周都会上演，我们最大的心愿是随着市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高，需要被救助的猛禽数量越来越少。”张率说。
让救助中心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立至今，向公众传播正确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救助理念，始终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宗旨之一。“一个救助中心、几名康复师的力量很有限，只有通过广泛的自然教育和普法宣传，让公众行动起来，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才更有希望。”周蕾说。
20年间，救助中心针对在校学生、媒体、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共组织包括课堂讲座、中心参观、野外观鸟、户外宣传及猛禽放飞等环境教育活动超过1000场。同时，还在新媒体平台通过图文、视频、漫画等多种形式，科普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在网络上圈了不少“铁粉”。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救助中心的康复师们明显感受到北京市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转变。比如，最早去接受伤猛禽时，总有围观的市民会问：“这个鸟能吃吗？”现在再去，大家都会千叮咛万嘱咐：“城市里能有猛禽可不得了，你们一定要救活啊！”特别是这两年，救助中心从社区居委会接救的猛禽占比越来越高，其中很多都是市民发现伤病猛禽后主动与中心取得联系。
与之相对的是，救助中心成立以来，因非法贸易被执法部门罚没送来的猛禽数量不断减少：从2002年30只、2005年32只、2007年53只，逐步降低到2013年26只、2016年4只、2020年0只——爱鸟护鸟，正成为北京市民的坚定共识。
在传播生态保护理念的同时，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也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座亟待挖掘的“富矿”。
“以往对猛禽做研究是有难度的，因为通过野外捕捉的方式获取研究对象不太现实。依托于中心救助的猛禽，2021年7月，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基于昼行性猛禽和夜行性猛禽血孢子虫感染模式的比较研究，为猛禽寄生虫病防治和健康保障提供了重要参考。”邓文洪说。
目前，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已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血液寄生虫、神经系统、DNA鉴定、肌肉结构和肠道微生物等10余项研究课题，发表SCI论文30篇，为科学家深入了解、研究猛禽打开了一扇窗口。
“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将在我国昆明举行，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成功实践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为了达成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的宏伟目标，我们期待更多能够承担起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和科研使命的专业机构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郑光美院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