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此时此刻，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群体是50-59岁人口。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达2.97亿，超过总人口的两成，到2050年左右，这个数字将升至4.8亿，对应的老龄产业潜力将占到总GDP三分之一。“银发经济”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下一个超级风口。
老年人节俭，但愿意在情绪价值上消费，比如购买健康长寿的感觉（保健品，有时会掉入诈骗陷阱），被陪伴的感觉（直播间等，有时也会掉入诈骗陷阱），以及雁过有痕、一生没有白活的感觉（回忆录）。
凤凰网观察发现，2024年，一大批人从各行各业加入这个“风口”，称之为“银发经济的新赛道”。他们中有找兼职的白领、谋求转型的自媒体人、养老行业上下游从业者和每一个风口都摩拳擦掌的投机者……像以往的每个真假风口一样，随之而来的还有“内容创业”与“知识付费”——社交媒体上不断涌现“写一本净赚3万”等流量帖，而“我初中毕业，代写回忆录月入2万”的培训课包也在“火热预售”。
银发蓝海
雷根学的是理科，一度从事互联网运营，2024年3月，找副业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发现给老年人写回忆录能赚钱。
当时他正在观察代写行业，发现代写行业客单价高的有三类：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老年人回忆录。但前两者都需要成为专家，了解细分行业，而老年人回忆录不需要。
写回忆录收入也不错。他了解到，包括排版、印刷在内，回忆录万字收费在3000-6000元之间，一部5万字的回忆录可以收取3万元。
几乎与雷根同时，自媒体人胡晓莎也进入了这个赛道。胡晓莎曾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还做过外贸和文案写作。六七年前，她全职加入自媒体行业，单月收入达到过8000-9000元，但如今情况大不如前。在社交媒体注意到给老年人写回忆录这种“新兴工作”后，她没有犹豫，与一名80多岁老人签下合同，同时发掘着几个“潜在客户”，正在积极洽谈。
在互联网上广泛取经后，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她，写回忆录不需要是中文系这样的科班出身，也不需要文采斐然，能平实地把事情叙述出来就行，“普通人的文笔，练练也是能达到的”。
业内人士说，自己只有初中学历，之前看了很多回忆录，照葫芦画瓢，免费给人写了三五本回忆录，就练出来了。现在他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给老人写回忆录。
他还透露了行业机密：“最关键的不是写，是怎么接触到老年客户。”
行业机密
最后，业内人士给出了具体建议：谦逊起步，先找到第一个客户，完成第一本，要价可以很低，甚至免费。要点是找到那种“退休待遇好、对自己过去经历很自豪”的老人——人都有圈子，突破一个，再顺藤摸瓜，后面就好办了。
此外，他还提议去老年旅游团、社区活动中心等老年人活跃社交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名片、宣传册或写好的样书，“还可以送一些小礼品”。
在那些宣传“写一本收入3万”的社交网络热帖中，可以以介绍费分成的形式合作的获客渠道五花八门，包括并不限于“夕阳红旅游团”导游、广场舞领队、葬礼策划师。老龄经济展会也是一个重要渠道。经营一家回忆录撰写公司的赵宇希告诉凤凰网，几个月前，自己公司刚参加了成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获益匪浅。
没有获客渠道的从业者也可以选择成为外包写手。闲鱼、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都有店家提供代写回忆录服务，与愿意接单的外包写手合作，不过这种方式抽成较多，作者最多只能拿到60%。
雷根的合伙人丁龙龙人在南京，本科学的是护理，离开医院后，他加入了一家长护险定点养老服务公司，培训护理失能老人的护工，有了近距离接触很多老人的机会。他也注意到这个商机。虽不是科班出身，但蓝海时期，核心竞争力不在“卷科班”——此刻丁龙龙正在为一位叫赵明才的老人写作回忆录，赵明才是雷锋战友，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深感自豪。而丁龙龙之能成为被选中的写手，主要原因在于他供职的养老服务公司曾上门服务赵明才的家人。
饥饿、战争和历险
人在成都的赵宇希曾是媒体工作者，2018年开始给老人写回忆录，三年后开设了自己的“朝花夕阳”回忆录公司。他已经为三十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一本6-7万字、200多页的回忆录，他曾经的收费是3-10万，如今降了，大多是1-3万，面向普通老百姓。
他说自己最初入行是因为外公的去世。赵宇希从小被外公带大，两人感情很深，但当外公去世后，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外公的人生。两年后，一个朋友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为一位老机械技师写回忆录，他就答应下来。
老人对回忆录能否出版也不是很在意。尽管赵宇希找到了合作的出版社，但他发现，老人主要想给身边的人看，不想卖钱。
赵宇希经手的三十多本回忆录里，主角常常是老红军、老警察，主题常常关于他们年轻时经历的饥饿、战争和历险。
“中国65岁到90岁的老人，一生经历的历史变化是惊人的。这批人去世后，80后、90后的回忆录肯定没那么好看了。”雷根表示。而赵宇希代写的每本回忆录的序言中，都有对这种巨变的感慨。
比如，一位97岁的老红军念念不忘参军前，那些讨饭求生，甚至跟狗抢食的日子。参军后，他勉强能吃饱饭了。解放战争时期吃得又好了一点。解放后，他终于有了“敞开吃顿肉”的体验。
又如，枪弹声，炮声，很黑的夜里高高的城墙，如何踩着战友的尸体，听着受伤战友的呻吟向前行进。
一名西藏老刑警最愿意回忆抓获走私头目，在将其押解到拉萨途中，与走私团伙发生追逐战，命悬一线的故事；一个退休工人喜欢谈论支援三线和退休后自创太极拳拳法；一个阿姨回忆如何结婚生子，如何把孩子养大，现在又如何帮孩子带孩子。
赵明才愿意回忆雷锋的音容笑貌（“比自己小4岁，个子不高，但长得很英俊”），以及雷锋死后，自己如何“在他墓前表示要用一辈子践行他的精神”。如何践行呢？他曾坐16小时火车硬座去山西偏僻村小宣讲雷锋精神（“好累，但还是坚持下来了”），还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改成了雷锋博物馆。
回忆也是情感释放的过程，他们仿佛重新身处逝去岁月，叙述常被激动情绪和泪水打断。
加拿大多伦多继续教育学院担任回忆录教学工作的BethKaplan鼓励老人们把故事写成书，她告诉高龄学生们，“当你年老时，你的内心中还有很多故事没告诉大家”，“你把回忆写进书里，放在书架上，100年后，可能有人可以把它拿下来，那里有你的故事”。
她的话具有梦幻般的吸引力。残酷事实是，高龄老人是没有未来的人，他们最美好的时光、最快乐的体验都发生在过去，而Kaplan关于100年后读者的许诺，为暮年之人重塑了一个“未来”。
她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写作指南，《真实的生活：50个步骤帮你讲述你的生活》。在加拿大，她面对的写作者主要是孩子已经成家的退休女性。而在中国，赵宇希说写作对象已经从前文中那位业内人士总结的类型（老年男性+退休待遇好+对自己过去经历深感自豪）逐渐扩大，“很多人很平凡，经济条件不一定好，但都有写回忆录的愿望和想法”。
在他看来，现在回忆录已经不是奢侈品了。一本200多页、6-7万字的回忆录收费1万多，普通家庭也可以负担。
人生的童话版本
如何保证回忆录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这是每个回忆录撰写者都要面对的“天问”。
答案是无法保证。记忆本身并不可靠，更重要的是，人们总是下意识讲述一个内心希望成为版本的自己。
记录者总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叙述中一个关键点有空缺。无论怎么问，对方都不肯说。耐心解释，如果缺少这个关键点，故事无法成立，对方才勉强简单提及，但很明显，你收到的是加工后的版本。
有时对方如实说了，如何处理也是问题。给老人和其家属看的回忆录不同于新闻报道，“人有时做的一些事没那么光明，比如贪点小便宜，整点什么人，干点其他坏事情，很常见，但是你又不好这样写。”一位回忆录写手在工作中见识到，人会或大或小作恶，甚至自鸣得意。比如，一个回忆录传主叙述自己如何为了得到补贴做“不太好的事情”，“他想表示的是，自己有多聪明”。
这时如果对方身边有家人，家人会拦着他，让他不要往下说，但兴头上的老人“拦都拦不住”，访谈人员只有尴尬听完，在录音里悄悄说一句，“这段不写”。
和隐瞒一样常见的是美化。“当他的情绪到位时，你会感觉他讲的故事非常精彩，这时我就意识到，他可能已经美化过了，我在写的时候不能给他更加故事化的处理。”雷根说。
一个回忆录传主告诉雷根，自己被单位领导卡调任申请，他发现后去找领导理论。当时领导正在麻将馆里打麻将，他直接把门踢开，指着领导鼻子痛骂，骂完又跟领导打起来了。
“老人讲的时候情绪很高，也很开心，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添油加醋了的。”雷根判断，那个年代，下属对领导的反抗精神“没那么强”。他把这件事也写进了回忆录，毕竟“这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爽点”，但没有再展开渲染。
老人还说，自己年轻时，同村的两个姑娘一起追他，为他打了起来。“我觉得有吹牛成分，但是人家说出来，我就写进去。”雷根说。
有时写作者也会主动进行一些美化工作。一个80多岁的传主曾告诉雷根，自己抢过别人的东西吃，村里人也抢过其他村的东西。雷根习惯把这类讲述稍微改改，看上去柔和一些。
“毕竟是在给客户写给后辈看的东西”，考虑到用户体验，雷根说，“太赤裸裸，太真实，不太行。”
赵宇希提到，他们的工作还包括“上价值”。一名传主向赵宇希回忆父亲揍自己的画面，写到这里时，“我们会说，你的父亲通过这个教育了你什么”。他在写作中构建如何“更好地去看待自己在人生中犯下的错误、遇到的灾难性事件”，以及故事光明的尾巴，比如，“自己是否曾因祸得福”。
如果回忆录只有传主第一人称口述，内容不会出现冲突，但如果涉及多人讲述，就会出现不同的记忆版本。
雷根在写一本回忆录时，传主子女提出要顺便写一下家族史，请他采访这个家族的其他六个人。雷根准备了一些问题，大家坐在一起聊，他发现对同一件事情，大家的记忆有时出入很大。雷根没什么伦理包袱，他的筛选标准是：“哪个人讲得精彩就放哪个人的，哪个人讲的符合回忆录基调就放哪个人的。”
至少对他来说，一个刺耳但实用的标准是，写回忆录是谁出钱，就听谁的——“如果是子女出钱，就听子女的。如果是孙子出钱，就听孙子的。”
在谈及回忆录的伦理问题时，赵宇希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拍婚纱照，你化了非常浓的妆，你觉得妆是满意的，你会指责化妆师吗？这是属于他个人的回忆录，我们仅仅是帮助他完成心愿的服务者，追求的是他满意。”
最终传记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在陪老人写一个人生的童话版本。
流水线与AI
随着回忆录撰写成为一门生意，为提高写作效率，赵宇希团队开始精细化分工。
“一个产业肯定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赵宇希说，目前回忆录被分解为访谈和写作两部分，每部分有专人负责。
访谈人员最好有媒体采访经验。因为访谈中很多老人会东拉西扯、离题万里，访谈人需要及时把老人拉回来，还要知道故事重点在哪儿，他们会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同步录进录音里，便于写作者后期写作。
写作者不需要有访谈经验，但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与访谈人员对接，在录音整理基础上写作。“上午访谈一个老人，下午访谈一个老人，一周工作5天，这就是10个人，也就是说，一个访谈人员可以同时跟10个‘写作老师’对接，我们可以同时做10个项目。”赵宇希说。
效率至上，雷根会使用AI辅助回忆录写作，常用工具是ChatGPT和Claude。
再之后，开篇序章、前面的一二章，都可以由AI写初稿，再由人来修改。但他强调AI目前只能作为辅助，不能作为主力，“AI长记忆能力比较差”，回忆录写到后面，AI很容易把前面写过的东西重复写一次。
现有AI写作口吻的“机器味儿”也有点大。AI喜欢使用逻辑连接词，“你是在跟你的后代讲故事，不是写论文，要那么强的逻辑干什么？”AI口语化表述也少，语气给人“始终端着”的感觉。另外，AI有时不理解语境，人们会用“累得像狗一样”在疲惫时自嘲，但是AI可能写出来的是，“我奶奶说，我妈把我生下来，累得像狗一样。”
“在写作过程中，AI只能帮到30%的忙。”雷根遗憾总结。
赵宇希也曾使用AI来进行回忆录写作，但暂时放弃了，他也发现AI目前还无法理解一些微妙语义。比如有传主说自己当年吃不好，只能换着花样做饭，明明是苦中作乐，“但AI就完全会错意，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生活”。
更致命的是，AI还会“瞎编”。访谈过程中，传主对天气、对话、人物外貌和动作可能说得不太细，有经验的写作者会巧妙地一笔带过，而AI则会编出各种丰富细节，当老人看到自己回忆录里出现这些，会特别反感和气愤，“觉得在乱写”。
回忆录写手培训也像流水线。雷根总结出了一系列标准作业程序，2024年6月至今，他和丁龙龙已在线上办了4期“AI+回忆录写作训练营”，培训了一百多个学员，每个人收费499元。
而赵宇希透露，流水线回忆录写手并不能达到网帖中宣传的月入2万，“收入跟正常的工作差不多”。
情绪价值
对老人来说，写一本回忆录，价值不仅来自最终的文稿，也来自撰写过程得到的耐心倾听。这往往是从家人身上很难得到的。当你老了，你需要付钱才能让别人耐心听你说话。
丁龙龙说，马斯洛理论里，人的需求从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现实里老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被满足得比较多，但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被满足得比较少。而回忆录的好处就是“满足后几种高层次的需求”。当得知有人要采访自己写一本书的时候，老人“主角感就会爆棚”，仿佛又回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回忆录写出来，老人到处赠送，还能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
赵宇希写的大部分回忆录都是由传主子女出钱。对子女来说，这是一个孝心礼物，同时他们也觉得“老人去世后可能什么都留不下，就想留下一些回忆”。
“很多老人不擅长使用手机，没法做自媒体，请人写回忆录就是他向世界宣告自己来过、表达存在感的一种方式。”赵宇希说。“首先，这个老人想倾诉。其次，他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告诉自己的子女。最后，他想把他的人生经验汇总成类似于家风一样的东西，传承下去。”
胡晓莎观察，新冠疫情后，老人对回忆录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可能疫情对老年人冲击很大，他们感受到什么叫生死无常，对人生、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想通过回忆录，把自己这一生没交代的交代给子女。”
不久前，胡晓莎还遇到过一个特殊的咨询者。来访者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女儿30岁，是一位优秀的医护人员，因病痛折磨自杀了。女儿头七的那天，她找到胡晓莎，想让胡晓莎给她的女儿写一本回忆录。
“她本来完全有能力自己写，但是她太痛了。”胡晓莎说。
编辑想把女儿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自杀这件事，有人给她女儿贴上了“胆怯懦弱”的标签，她不同意。在她看来，女儿自杀，一定是因为真的无法承受病痛了。
“给老人写回忆录这个产业，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赵宇希调研得出的数据是，在成都这个60岁以上人口300多万的城市，愿意花钱请人写回忆录的老人所占比例，在万分之五到千分之一之间，“我觉得，未来回忆录可能发展成像婚纱摄影一样庞大的行业”。
而在丁龙龙看来，回忆录赛道可以拓宽为家族故事、爱情和婚姻故事、老年大学同学录和孙辈成长日记等细分赛道。这个产业还可以继续与AI、AR结合。
他还计划让回忆录写作走进老年大学，教老年人自己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