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识面比较宽，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也有些研究，然而研究尚未展开，就提出建立一个“新经济思想史”流派，以想此标榜自己未来的研究，似有点冲昏了头脑。连杨小凯那样的天才华人经济学家自己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提法，都遭到国际上经济学界的强烈抵触，以至大大影响其思想的接受和传播。作者的研究还没展开，就贸然提出一个这样新的“流派”，应该引杨小凯为戒，也实际上“犯学界之大忌”。根本达不到《经济研究》发表的水平，建议直接退稿。
贾根良先生：您好!您向《经济研究》所投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经匿名审稿人审稿后，现将审稿意见发给您(见附件)。我们决定退稿。如果您对审稿结果有异议的话，请发到本信箱。
我希望编辑部能够找反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者重新审稿。或者我可否把匿名审稿意见、我给编辑部的答复和论文一起公开发表，以供学术界批判希望得到答复。回信中的不周和冲撞之处，敬请原谅，并祝编安!
审稿人维持原意见，《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已退稿!
笔者认为，《经济研究》的审稿制度存在如下缺陷：既然《经济研究》允许作者对审稿结果提出异议，特别是作者在对匿名审稿人的学术取向提出严重异议的时候，就应该换人对论文重新匿名审稿，否则，“审稿异议”制度则徒有其名，但《经济研究》连最起码的“走下形式”都没有，一句“审稿人维持原意见”就把作者打发掉了。
然而，如果人们通过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仍是以陈旧的世界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它把使用数学作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更是没有科学根据，它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没有弄懂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考虑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类型情况下，大规模地推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全盘新古典化”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按照李斯特-熊彼特主义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等诸多经济理论根本就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其它理论也有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如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信念支配下，全国的经济学研究者都投入到对中国经济做连篇累牍的实证研究，也不可能发现目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反而，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崇拜却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利用经济学包括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麻痹中国人民的意识，从而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并推行其霸权战略的目的。
当然，笔者并不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仍具有合理的重要价值，正如我们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一书中写到的，虽然格瑞恩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提出了是否应当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疑问。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主流意见却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完备的，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流派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所以，不应该简单地取消新古典经济学，而应该在经济学中鼓励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按照多元主义的科学理论，假如新古典主义一派确实支配了《经济研究》杂志，由于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风向标”地位，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平等竞争的多元主义学术环境就必然会受到破坏。
更为重要的是，多元主义的学术格局是中国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最起码的制度保证。余观日本经济史，自明治维新以降至战后的再次崛起，对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制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意识形态是李斯特(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主义这三种经济学说的有机配合，这无疑有赖于日本当时多元主义的经济学格局：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在大学中讲授，但并没有处于支配地位;如果它处于支配地位，与之相对立的李斯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主义在日本根本就无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正确选择的基础，日本经济目前也将像拉美一样是依附型经济。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一个落后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其经济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如过去三十年拉美、俄罗斯和东欧的经历所说明的。反之，落后国家要崛起，有悖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就必须具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实际政策领域)，甚至要居于支配地位，正如笔者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说明的，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历史上作为落后国家崛起时有赖于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作为其支配性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
本文是论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0月，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10年第3期特别推荐，全文转载。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新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由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日益壮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未来经济理论的创新和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就成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但是，目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严重地不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基于最近二十多年来现代哲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为背景，本文试图为满足这种需要做出初步的尝试。论文首先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入手，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然后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主要缺陷进行剖析，分别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作为基本内容，扼要讨论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的初步设想，最后则简要说明这种“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以便抛砖引玉，推动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与创新。
战后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之分，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划分是否有其历史的起源它的根据是什么它对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义这是笔者所谓“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我们可以注意到，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1898年老制度学派诞生为止，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边际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只有边际学派作为目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前身在战后成为主流学派，而其他学派则都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换言之，它们都是现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这种所谓主流与异端的分裂是否还能继续向前追溯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的研究表明，我们还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5]
但是，这种追溯或历史起源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些概念作为研究的基础吗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对经济学流派进行划分，但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在其内部包括了众多的流派，因而，这些概念难以对同一阵营中众多流派加以概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一般适用于明确地定义一种经济学说，而对于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些概念就凸现出了其静态和非历史的性质，因为无论是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来说，在从其遥远的先驱一直到现代范式的思想演变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经济思想的渐进式流变，而且也发生过经济思想的革命。那么，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框架，才能比较科学地把握西方经济思想史演化的脉络呢
如果我们按照现代世界观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眼中，前一种传统被看作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传统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在其编撰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由于缺乏现代哲学作为“分析前的认知行为”，它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种研究传统组织其编撰思路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为基础来编撰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如果把图1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请见图2)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明显：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对西方经济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这不仅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由于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科学思维，西方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家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要涉及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等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但是，除了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以外，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从没有人对萨缪尔森的这种简单化处理提出过异议，这就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思想评价很低，在我国，除了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评价外，这同样也不例外。
图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
那么，“新经济思想史”的创新何在呢前几年，我国哲学界曾经比较多地讨论过“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在这种讨论中，有学者曾指出，所谓“重写”就是“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比较好地概括了“新经济思想史”的旨意所在：提高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先驱的评价并降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先驱的评价，这无疑是一种“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按照这种总体思路，我们现在就对“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做出简要的说明。
其次，对于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来说，不仅要恢复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演化思想。这是因为，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驱流派和人物来说并不是这样。例如，虽然19世纪的奥地利学派对边际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不仅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一直就是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丢失掉其先驱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义思维，主要是由边际革命时受机械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和战后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对其范式的纯化所造成的。因此，笔者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虽然主要是以西方异端经济学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演化的合理思想，正如图1中的某些虚线箭头所表示的。
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的总体思路，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属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德国历史学派则是源源流长的德国经济学传统的产物。德国经济学传统诞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之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三百年里，一直是德国的主流经济学。赖纳特指出，在德国经济学传统自17世纪上半叶被创建以来，在此后的300年内，对整体性的强调就成了德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共同的标志，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相比，德国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13];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也指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14]，因此，图1标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都共同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历史渊源。此外，按照笔者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都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而出自德国历史学派的熊彼特则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问题。
又如，据赖纳特的研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思想，罗雪尔曾好几次引用了巴贝奇(CharlesBabbage，1832)和尤尔(Ure,A，1835)的著作，尽管巴贝奇和尤尔曾专门写过与大规模工业经济学有关的论文，但首次把这些创见纳入到一种整体主义经济理论之中的却是罗雪尔，他因此而成为深入理解技术变迁与大量生产的首位经济学家。[17]罗雪尔的著作有26个版本，在当时的德国影响非常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巴贝奇和尤尔的著作。因此，一种合理的推测是：罗雪尔的著作极可能对马克思形成和发展有关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新经济思想史”对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它忽略了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对其进行了错误的评价，从而成为其严重缺陷之一。正如赖纳特指出的，“由于经济思想史现在已经被简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学，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无法学到’当今工业化国家以往政策的历史纪录。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19]张夏准也指出，“富裕国家在过去并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荐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20]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的看法，与缺乏“经济政策史”子学科一样，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有意识地遗漏、低估或错误地评价曾经导致他们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我们下面就分别以19世纪的美国学派和重商主义经济学对此加以说明。
按照“新经济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义经济学(15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下半叶)、美国学派(从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到19世纪末美国老制度学派诞生前)和德国历史学派(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构成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学说;而长达三百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则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和安东尼奥·舍拉等“意大利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语)、英国重商主义、法国柯尔贝尔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派、德国官房学派等丰富的内容。详细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将说明，英国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实际上构成了支配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时期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日本的崛起虽然没有产生可以明确定义的学派，但德国历史学派对日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偏爱德国模式的学派——德意志学派——对日本社会的建设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国历史学派的独立自主的观点”。[24]
“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政策制订者制订其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识形态和所接受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赖纳特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史”和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政策思想史”都属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领域，而且是互补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美国的“进步时代”(1900-1917)。美国在“进步时代”采取了市场监管、最低工资、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等许多立法和社会改革，目的是为了纠正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社会影响，对这些政策产生影响的经济思想不仅来自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B·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27]，而且还有新闻记者赫伯特·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提出的“新国家主义”;虽然社会性质不同，但因为我国现在面临着与美国那个时代非常类似的问题，因此人们为了寻求借鉴，目前对美国“进步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个例子是日本经济政策史与思想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崛起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经济学流派，但如果研究日本经济政策史，人们就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可能不是通过经济学家们所产生的。例如，日本在战后初期曾经就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日本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主张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但却遭到了并不是经济学家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顾问们的坚决反对，而后者的胜利对日本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否则这个国家现在就不会保有第二技术大国的地位。
最后，作为“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题，笔者在这里简要地说明如何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和“历史重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哲学解释学的看法，过去思想家的所有文本都需要被重建，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其含义也从来不是不含混的，甚至这些文本作者自身也没有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因此，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如何重建。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罗蒂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来表述其思想。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的方法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这个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惟一的正确方法。[28]
【注释】：
[1]可以参看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还可参看贾根良等著：《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如果缺乏与之相竞争的制衡力量，必然会走向教条主义，学术多元主义只有在相互竞争的各学术流派之间具有势均力敌的力量对比时才能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4]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Ⅳ页。
[5]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T]hispreanalyticcognitiveactwillbecalledVision”，因为“cognitive”在经济学中翻译为“认知”，而“Vision”具有世界观、通见、先验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如果把该句意译为“这种分析前的认知行为称之为世界观”就比较好理解了。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4页。
[8]贾根良、徐尚等著：《“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Georgescu-Roegen,N.,TheEntropyLawandtheEconomicProce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PP2-3.
[10]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1]“重新定向经济学”是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一本著作的书名，见TonyLawson,ReorientingEconomics,RoutledgePress,2003.
[12]见G.B.Richardson,AdamSmithOnCompetitionandIncreasingReturns,inS.Skinner,A.S.Wilson,T.(eds.)EssaysonAdamSmith，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P351.
[13]埃立克·赖纳特：《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4]GeofferyHodgson,howeconomicsforgothistory:theproblemofhistoricalspecificityinsocialscience,Routedge,2001,P56.
[15]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6]参看张雪魁：《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唯物史观研究中被遮蔽的视界》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7]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8]转引自埃立克·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0]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载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1]贾根良、束克东：《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5期。
[22]沃尔夫、张夏准等：《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基于张夏准和赖纳特新书的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5期。
[23]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就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和43页。
[24]埃里克·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5]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6]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27]约翰·B·克拉克在德国留学时，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和克尼斯的学生;而理查德·伊利则是克尼斯的学生。
[28]MarkBlaug,NoHistoryofIdeas,Please,We’reEconomist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15,N.1,2001,pp150-152.
[29]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52页。
[30]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定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31]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