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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日本”国名由来与民族意识觉醒
从历史学的角度探寻中日两国间渊源的时候，会发现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日本”的国家！
此类现象被西方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作“传统的发明”，即我们所信奉的“自古以来”之“传统”实际上大多是在最近出于某种目的“创造出来的”。而在创造背后隐藏着的往往就是“民族意识”的身影。
“日本”这个概念虽然不是最近的发明，但他确实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出于某种目的人为造作而成。本文正是希望从“日本”这一国名的出现入手，来探讨日本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倭”的由来
作为日本古称之“倭”，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亦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而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供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条中的“印绶”更早在1784年就已于九州博多湾的志贺岛被发现，纸面的材料与地下的文物相互印证构成“二重证据”，古称之“倭”即是当今之日本，证据确凿几无可疑。
学术界关于“倭”具体所指一直持有“大和说”、“九州说”两种观点而常年争执不休，2009年底在奈良县樱井市发现的疑为卑弥乎居所的大型遗迹似乎又使得争执的天平再次向“大和说”倾斜，但无论上述哪种说法，关于“倭”即是日本这一点早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识。
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成熟的文字体系要在大化改新以后中国的汉字在日本得到普及时才会出现，所以早期关于日本称“倭”的文字记载全部出现在汉地文献资料中。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倭”作为日本的最早称呼，究竟是由其本民族自身孕育之文化原发而成的，还是被中国授予由外部构建而成的？
要回答上述疑问，我们中国的史料所存在的弊端就暴露出来。正如陈秀武先生指出的：“中国的正史只是按照时代分别记载了当时日本的存在状态，还根本没有触及古代日本人对国家的认识等思想领域，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契机及过程尚需细致探讨。”
这一问题的解决便需回到日本古代的史料来寻求答案。在古代日本文献中对“倭”的由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可称为“讹称说”，即“倭”由“我”或“吾”误传而来。如《日本书纪私记》（甲本）中写道：“古者谓之倭国，但倭意未详。或云取称‘我’之音，汉人所名之字也。”
镰仓时代中后期的神道家卜部兼方在其为《日本书纪》编纂的注释书《释日本纪》里继承此说。而室町时代古典学者一条兼良所著《日本书纪纂疏》中更有对这一事件经过的描写：“一云倭国。旧说吾邦之人初入汉，汉人问谓：‘汝国名如何’，吾答曰：谓‘吾国’耶，汉人即取吾字之初训，命之曰‘倭’。”
江户时代的松下见林在《异称日本传》中也秉承此观点：“见林以汉朝人言语不通，不晓我朝人谓‘吾国’耶之意，不能再问，讹称倭也。”还有一说认为“倭”是根据“日本”的国情会意而成，即“会意说”。《日本书纪纂疏》中在“讹称说”外就兼顾此说：“按韵书，倭乌禾切，女王国名，又於乌切。说文云：顺貌；广韵：慎貌；增韵：谨貌。今以两韵通用，则倭顺貌。盖取人心之柔顺，语言之谐声也。”
上述两说无论孰是孰非都清楚的表明，用“倭”这个汉字来称呼日本乃是“汉人所名之字”。
日本国家的起源
在“倭”之后，“日本”先后使用了“大倭”，“大养德”，“大和”等一系列称谓作为对内的国号。但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发生改变的只有国号的汉字表示，而其日文读音却没有变动。
这大概是受和铜6年（713年）颁布的关于人名、地名的“好字二字令”影响，而在国名上用蕴含美好意味的汉字来注解原本和音的尝试。我国旅日学者栾竹民先生也注意到在这一点，进而提出：“大和”的出现代表了“和”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
而几乎就在从“倭”改称“大倭”的同一时期，一个全新的国号“日本”作为对外使用的国号登上了历史舞台。首先从读音上看，读作“ニホン”的日本便与先前一系列训读为“ヤマト”的国号有着根本的不同。
著有《日本的国号》一书的岩桥小弥太认为“日本”作为国家称谓最早出现于《日本书纪·伊吉连博德书》中齐明天皇五年（659年）唐皇帝称“日本国天皇”的记载。但对于《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出处的观点，甚至在日本国内学界也不能得到全面认同，如喜田贞吉就曾指出：“博德书的‘日本二字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或者后人编改的，原书中不会有倭国天皇。”
既然日文材料尚存很大争议，那么对于作为对外国号使用的“日本”，我们不妨借助日本以外的材料来进行研究。汉籍中“日本”最早典出《旧唐书·东夷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聸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新唐书·东夷传》则把“日本”的出现记为：“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对于变更国号的原因前辈学者作了以下几种推论：
（一）通过正名来改善与唐朝的关系
白村江之战后，“倭”国与唐朝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所以希望通过正名混淆视听，让唐朝以为现在的“日本”和与自己生过冲突的“倭”是不同的国家，籍此缓和两国关系。这种说法虽与《新唐书》“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的材料正相吻合，但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并无材料直接表明当时的唐倭关系曾因白村江之战波及而受到重大负面影响。
无论《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于白村江之战除了在列传刘仁轨条等记叙国内事件的部分被提及外，它仅出现在《东夷传》百济条中，而在倭条中却完全没有记载。且无论《旧唐书·东夷传》：“（百济）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还是《新唐书·东夷传》：“（百济）与高丽、倭连和。”
对于倭在战争中的地位都仅仅是一笔带过。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白村江之战应当是唐和百济间的战争，倭充其量只是百济手下微不足道的小小帮凶，天朝雅量，并不与之计较。而且《日本书纪》更明确记载，在白村江之战后第二年即天智三年（664年）唐朝还主动与倭系：“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两国关系既未受损，也就无修复可言。
（二）通过正名来昭示以奈良为中心的新政权与过去九州政权的区别。
“倭”作为国号给人以政治中心在九州的强烈印象。《三国志》《宋书》《旧唐书》中的倭都指九州倭，所以从国际的角度上倭往往被认为是以九州为中心的政权，沿用“倭”号对于以人则认为“倭”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由中国来命名的起源，才是与当时日本民族意识思想萌发背景不相协调的不雅之处。
因此这种不雅也只有在直面中国的时候才会充分体现出来，以至于新兴的“日本人”欲革之而后快，而在国内某些场合虽继续沿用“倭”称，却又感无伤大雅了。奈良为中心的中央政权难免有不雅之嫌。”
其实对于日本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一直被人忽视，乃至明代“倭患”横行的时候中国学者才发现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水平上。晚明郑若曾在刊印《日本图纂》时不得不感慨道：“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其国无典籍流于中国，山城以东漫无可考。今所据者《日本考略》而已，其图真欤否欤，则我莫敢知。”
而唐代的汉地史料中更未明确出现日本“九州”与“畿内”的概念，所谓“九州中枢”还是“畿内中枢”对中国的区别也就无从谈起，因而“日本”也就没有必要为此来改变国号了。
（三）“倭”名不雅，因而改之
《旧唐书》：“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新唐书》：“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就是本说的根源。但如上文所述，称倭“盖取人心之柔顺，语言之谐声也”，并无明显不雅之处。
何况倘“倭”字真有不雅之意，便应立即废止，为何“日本”最初只是作为对外的国号，而“倭”仍作为对内国号继续使用，直到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官方的叙位记事中仍有“大倭宿祢”的称号，翌年才改称“大和宿祢”。
甚至后世还常有日本人以倭自居，藤原公任在1018年编纂的诗歌集就称《倭汉朗咏集》，后人信阿在《倭汉朗咏集私注·序》解题时更直认：“倭，本朝也。”据此推之“倭”之所谓不雅，并不在其字义，只有摆脱“倭”字义上的束缚，从而把“不雅”置于面对外部对象而言的特殊语境下，才能真正理解其所谓的“不雅”。
坂田隆氏就认为：“倭的国君曾迫于隋的压力而从‘天皇’降称为‘王’，这损，也就无修复可言。种软弱的行为就是‘倭’所蕴含的不雅。”
民族意识在日本的萌芽
要考察上文提出的观点，就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在由“倭”改称“日本”的7世纪末8世纪初，日本是否存在民族意识思想的萌芽，假使这种萌芽存在，那其诱因又是什么？
根据《日本语大辞典》，民族是：“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且具有共同领土、经济、命运、国家构成形式的社会集团”。当然日本之“大和民族”也应符合以上条件，然而仅从“人种”一项看，所谓“具有诸多共同点”在古代日本就不成立。
“大和民族”作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是由众多种族（race）复合而成。即便因本文讨论范围所限，不再将近代并入日本的琉球人（冲绳人）作为研究对象，古代的日本仍是由众多族群（ethniccommunity）共同构成的。
在日本古典文献中就存有“异族”这个概念，而早稻田大学水野祐博士又从人类学的角度将“异族”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在人种上与“日本人”并无差异，如：熊袭、肥人、土蜘蛛、国樔、越人、毛人。第二类则在人种上与“日本人”有较大差异，而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和“日本人”逐渐同化，如：隼人、汉韩人（渡来人）、肃慎、虾夷。
因此“大和民族”并非源自“天照大神”的天赋，他乃是基于“虚构的同一血统”的生活集团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而这种对同一血统的“虚构”就是依存于“日本”作为国号出现并逐渐固定下来的公元7至8世纪时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公元7世纪后半叶日本律令制的国家形式逐步形成，并于8世纪初的文武天皇时期基本确立。这也宣布日本开始进入奈良时代。奈良时代是一个“以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使‘日本’版图迅速扩大的时代”。这一系列征战不仅使日本开始形成接近于当今日本版图的民族“共有领土”，并且把原来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异族”逐步纳入“日本”，使民族融合得以实现。
公元7世纪，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唐朝建立起崭新的东亚秩序，形成了著名东洋史家西岛定生氏所谓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东亚世界”。
从公元7世纪前半叶的“大化改新”开始，隋唐文化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达到空前的高度。这种影响引发了日本内部的共鸣，孕育出“白凤文化”和“天平文化”两个辉煌的时代。带有明显中国色彩的律令制的国家形式，以及佛教作为日本主要宗教的地位都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与此同时，随着汉字的普及，汉文作为国文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日本终于出现了成熟的书写文字体系。这使得“大和民族”书写自己的历史成为可能，仅8世纪前20年就涌现出《古事记》《日本书纪》两部历史巨著。方兴未艾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情感终于依靠对本民族历史的编纂而得以充分释放。与国号情况类似，日本的年号体系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定制。
无论是“日本”作为国号的使用，日本岛内不同族群的融合，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的建立，佛教国家宗教地位的奠定还是日本版图的开始成形，律令制国家形式的确立，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都集中发生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的近百年间，这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他们共同推动也昭示着民族意识开始植根于东方的日出之国。
虽然当时的人们还不能领会近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意识的确切含义，但他们却用行动为民族意识洒下了种子。
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者汉斯·柯恩把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归结为社会政治、经济更为落后的民族，受到先进外来文化冲击而产生的。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也认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位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进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就古代日本问题而言，作为外来文化的唐文化正是日本民族意识产生的诱因。
公元7世纪，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唐朝建立起崭新的东亚秩序，形成了著名东洋史家西岛定生氏所谓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东亚世界”。而“文化的一体化”又是由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因素构成的，新兴的畿内大和政权就恰好在此进程中充当起唐文化接受者的角色。正如“我”这个概念相对于“你”才能产生，强大的外来文化冲击反倒为日本民族自我意识的萌发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结语
“日本”正式作为国号出现虽然是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但其端倪却早见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中。
“日本”国号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民族意识萌发的日本寻求与中国对等国际地位的宣言书。
“参议（纪淑光）问云：‘倭国在大唐东，虽见日出之方。今在此国见之，日不出于城中，而犹云日出国欤？’博士答云：‘然则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
为了挣脱中国的巨大影响塑造独立自主形象而使用的“日本”国号，却在不知不觉中还是采用了中国的视角，中国对日本民族自我认知的潜移默化可见一斑。
19世纪中叶“黑船来航”后，西方文明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代表又对日本造成了第二次冲击，日本的民族意识也被赋予全新的意义，终将大和民族造就为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民族。
并且日本国通过确立对北海道的完全控制，吞并琉球、小笠原群岛，完成了现在的版图，这才形成我们如今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日本。
正如德意志国家的诞生得益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样，日本国的诞生代表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国号的出现与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国家思想在日本的产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