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疗是近代日本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保障，其历史进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缩影。甲午战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战争中构建的军事医疗系统，集救护、救助、救援等功能为一体，不仅是配合日本侵略，通过舆论宣传在国际上骗取“文明国”声誉的重要手段，也是日本外战军事医疗运作机制的基点。探析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军事医疗，既为深化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也为揭开其军事医疗“文明”的面纱提供史实依据。
【关键词】
甲午战争日军军事医疗防疫
军事医疗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涵盖战地救护、后方送还、检疫、防疫、医疗“宣抚”等功能的军事医疗行动，为补充日军战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近代日本军事医疗系统的建立及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应用
明治初期，日本仿德国模式实行兵制改革。1868年1月，戊辰战争爆发，新政府军与幕府军海陆交战，伤亡不断，使日本明治政府深感设立军事医疗机构，发展军事医学，以及在新军编制中增补军事学与医学复合人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使医学服务于战争，日本政府将医制视为近代化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戊辰战争期间便已着手进行医制改革。1868年7月，日本政府将西洋医学所改设为东京大医院（现东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集医院、医学校功能为一体，由政府直接管辖，率先实施以临床外科为主的西方医学教育。1869年1月，日本政府聘请在戊辰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国驻日公使馆外科医生威利斯（W.Willis）担任东京大医院院长，并负责兵部省军医寮的教学工作。同时，政府任命相良知安、岩佐纯为内务省医学调查员，调研并参照西欧医学制度，确立日本医制。此时，以细菌学研究为主导的德国实验室医学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受到相良、岩佐二人的推崇。考虑到日德两国政治体制相近，1869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聘请德籍教师赴日任教，并选派东京大医院医学生官费赴德留学，学习德国的医学模式。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在备战期间仿照德国陆军，建立兵站。兵站乃自上而下垂直领导、以保存战力为要义的后勤保障单位，其中包含军事医疗机构。为此，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多次开会，讨论医疗部队出师事宜，决定设立野战卫生长官部为陆军军事医疗最高指挥机构，直属大本营，统辖军、师团，以及兵站的军医部。该部负责统管野战部队治疗、送还、防疫等事务；调遣补充医护人员及医疗物资；协调联络各级兵站官员，做好安置、输送伤患的准备；指挥监督恤兵团体活动；指挥监督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勤务等。1894年6月，陆军军医总监兼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石黑忠悳受命出任陆军野战卫生最高长官。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日本陆军在原有军医部的基础上，根据战情增设旅顺征清大总督府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等。各级军医部中的核心部门及人员编制包括：野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材料厂、患者输送部、前线卫生员、兵站附属卫生部员、兵站卫生预备员。这些部门及人员分工明确，从前线救护到后方送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医疗系统，提高了指挥效率和保障机能。前线卫生员紧随作战部队，在前线开设临时包扎所，即时收治伤兵；卫生队开设规模更大、收容能力更强的包扎所，并把行军途中的伤患者转运至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随作战部队移动时，会将伤患者交付给兵站卫生预备员开设的战地常设医院，另有兵站医院、舍营医院协力衔接前线、兵站、后方之间的医疗卫生业务；各兵站的卫生材料厂，负责向野战医院及过路部队输送医疗物资；患者输送部负责设置患者集合所，陆路运输伤患者至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24座港口，等待搭乘运送船返回日本。
与陆军不同，日本海军以英国海军为范本，构建了具备远洋救护能力的海军军事医疗体系。1893年5月，日本海军省设立海军卫生会议为战时海军医务中央机关，受海军大臣直接领导，议长由海军军医总监、外科医学博士实吉安纯担任。海军卫生会议由6名海军高级卫生官员组成，负责审议制定战时海军医务卫生总体计划，包括医疗用品与军粮的配给、伤患者的收治与转送、军医的调配、传染病的防治等。海军卫生会议统领镇守府军医长（横须贺、吴、佐世保）、镇守府医院（横须贺、吴、佐世保）、舰队军医长、舰船部队军医长。
1894年6月6日，海军卫生会议议长实吉安纯签署《治疗用品准备计划》，令各镇守府医院院长执行；6月22日，向联合舰队麾下常备舰队军医长河村丰洲下达《战时卫生方针》；7月21、24日，训令各镇守府医院院长执行《创伤治疗方针》和《患者收容准备计划》。以上方针和计划，目的在于令海军各级军医及各镇守府医院加强传染病及流行病防护，为海战救护做好充分准备。为此，日本海军为联合舰队的31艘军舰配备医疗专员，另配备16艘运送船兼通信之用，负责军需品输送、通信及护送伤患。日本邮船会社把汽船“神户丸”改装成医院船，用于运送、治疗海军伤患者，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海军远洋医疗救护的机动性和效率。“神户丸”的三层甲板上设有多间治疗室、隔离病房、手术室、蒸汽消毒室、药剂室、病房，另有通风、冰仓、暖气等温度调节装置，设备精良，医药用品充足。船上的医务工作由海军军医户塚环海、武田正守、加贺美照太郎等人负责，乘组人员逾百人。1894年8月31日，“神户丸”驶离佐世保军港，开赴朝鲜战场，后随海军转移至中国战场，逡巡于重点海域，在黄海海战、威海卫海战，以及日军登陆台湾过程中发挥了医疗救治、检疫防疫作用。
日军仿照英、德等西方国家的军队建设方式，在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部、海军卫生会议的指挥下，陆海军军事医疗部门及人员分工明确，构建起军事医疗系统，标志着兵制与医制的融合。
二、甲午战争时期的战役与战“疫”
甲午战前，日军即预判军队远涉山河湖海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疫病。为将战场疫情阻之门外，日本陆军首先制定了包含军马防疫、战地尸体处置的外战防疫规定。
军马是日本陆军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极易感染炭疽、鼻疽等传染病，并为鞍伤等外伤所累，导致大批减损。1894年7月17日，陆军大臣大山岩修订并发布《军队内务书》，规定各师团在高级兽医的指导下设立兽医部、病马治疗所、病马厩舍等设施，由兽医负责各中队病马的日常治疗事务。大山岩还于同一天签发《战时陆军埋葬规则》，规定战争期间，对待本国亡者，在战地开辟临时墓地，设置对应不同官阶的土葬、火葬、水葬方式，其中以火葬为主，遗体埋于战场，树立简易墓标；对待中国、朝鲜的亡者，采用合葬及大规模火葬的方式；为防止因尸体腐烂而污染水源或空气，在其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上规定，目的是去除疾病传播的潜在危险源。
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先后经历丰岛海战、牙山之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侵台战争等。期间，日本陆军出征部队伤病患者总数为171164人（朝鲜战场22061人、中国大陆战场83299人、中国台湾战场65804人），而战地入院伤病患者竟高达115429人，其中，罹患脚气者30126人、赤痢11164人、疟疾10511人、霍乱8481人、冻伤7226人、其他伤病患者47921人。因伤势、病情较重，被送返日本的达67600人（朝鲜、中国大陆战场送返约40300人、中国台湾战场送返约27300人）。最终日本陆军病死11894人、战死1132人、伤死285人、因自杀等死亡177人，伤亡总数达13000余人。其中，日军在朝鲜、中国大陆战场病死1658人，伤死228人；在中国台湾战场病死10236人，伤死57人；另有3758人因伤病免除服役。
相较于日本陆军病亡数高达11894人，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的病亡数为79人，病患者总数为532人，其中疟疾患者146人、霍乱患者89人、肠伤寒患者71人、痢疾患者71人、脚气患者40人。在医院船和海军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者，有70%能够痊愈并归队。日本陆军的病死数远超战死数的主要原因，乃是其在中国东北的寒区作战及在登陆台湾的热带作战中曾爆发致死率极高的霍乱疫情。
作为辽东战役主力部队的日本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在作战中面临的首要挑战为冻伤。冻伤使士兵肌体免疫力下降，时有发热恶寒、上吐下泻症状产生，成为肠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易感人群。
1894年9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陆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分左右两翼入侵中国辽东半岛。10月24日，日本陆军第一军由鸭绿江入侵辽东半岛，第二军自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金州、大连湾、旅顺进犯。当时辽东半岛已临盛寒，日军马无藁草，且行军作战大多露营，条件艰苦。日军原本对当地的严寒天气并无惧意，在夺占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等重镇后，甚至扬言必取奉天度岁，但意料之外的寒区强行军将士兵的身心承受力逼到极限。
1894年12月至翌年2月，随着辽东半岛极寒天气的到来，日本陆军伤亡人数达到峰值。12月缸瓦寨之战，第一军第三师团主力3900余人在雪深没胫的雪原中与清军激战约5小时，冻伤1062人，其中重伤539人；1895年2月大平山之战，第二军第一师团一整天在雪地行军作战，冻伤近千人。在辽东战役中，第一军、第二军的步兵减损最为惨重，第一军第三、五师团以及第二军第一师团的步兵冻伤者达5200余名。
1895年6月后，随着盛夏的到来，辽东半岛进入霍乱流行高发期。除旅顺外，营口、海城、凤凰城、安东县的日本陆军士兵中，共计出现患者660余名，另有当地中国民众及清军俘虏遭受感染。尽管日军自诩在辽东半岛的防疫措施行之有效，使得疫情到9月已被尽数扑灭，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战场霍乱患者高达3072人，死亡1522人，占在朝鲜、中国大陆战场病亡日军总人数1658人的90%以上，霍乱致死率居所有传染病之首。
1895年3月后，日本陆军开始分批回国，为防止归国士兵携带霍乱等传染病入关，陆军在海外关口设立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负责对进出人员及船舶进行检疫及消毒，同时在马关、宇品、神户三港开设隔离收治点收容确诊患者。6月后，日本陆军在广岛县似岛、大阪府樱岛、山口县彦岛三地开设临时陆军检疫所，命医学博士后藤新平为检疫事务官，对归国部队及陆军军用船只进行检疫消毒，以检疫后的五天为观察期，重点排查霍乱、肠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天花、黑死病患者。由于赴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陆军多从广岛宇品港乘坐陆军运送船出港，日本陆军将设在广岛的似岛临时陆军检疫所、广岛陆军预备医院，作为陆军归国传染病患者的最大检疫及隔离收治点。
深陷霍乱疫情漩涡的还有侵台日军中的陆军士兵。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将近卫师团、第二师团、混成支队、联合舰队编成南进军，发动侵台之战。在近6个月的战争中，5万余侵台日军登澳底，攻基隆，占台北城。在台湾岛的炙热天气下，侵台日军主力师团为疫病所伤，战力减损严重。据统计，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有319人战死，117人负伤，4763人病死，其中近卫师团病死者2093人，占近卫师团总死亡人数（2345人）的89%；第二师团病死者2670人，占第二师团总死亡人数（2823人）的95%。
疟疾、脚气、霍乱是侵台日军主力师团的三大威胁，其中，疟疾病亡人数717人，脚气病亡人数824人，霍乱病亡人数则高达5211人。多数疟疾、脚气患者经治疗即可渐次痊愈，但传染性强，严重影响士兵的战斗力。霍乱在高温的催化下，杀伤力更甚。得了霍乱，一开始会剧烈腹痛，继而腹泻不止，严重者在两三天内即脱水而死。
1895年3月6日，日本陆军混成支队，包括步兵3个大队和炮兵1个中队，由后备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比志岛义辉为支队长，正式在宇品港组建，目的是占领台湾澎湖。3月15日，陆军混成支队约5000人，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松岛”“桥立”“严岛”“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等7艘主力舰，第四水雷舰队水雷母舰1艘和水雷艇6艘，运送船10艘，总兵力约6000多人（一说10000多人），在舰队司令长官伊东裕亨和参谋长出羽重远率领下，从佐世保军港出发，于3月20日抵达澎湖南端的将军澳。3月23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运送船及混成支队皆集结于里正角，混成支队于次日占领澎湖马公城。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以“高千穗”舰海军少佐丹治宽雄为大队长，奉命向圆岛半岛前进，以解除进攻马公城陆军的后顾之忧。
即便如此，疫情仍未见好转。1895年6月，在日军攻取基隆、台北的战斗中，疫情进一步扩散。近卫师团难抵酷暑，霍乱病患达1712人，其中1069人死亡。7月，受大本营派遣，吴镇守府海兵团军医长鹤田鹿吉赶赴台北，在台湾总督府内外开设两个诊察所，开张月余竟有7000余人前来求医。9月，近卫师团中霍乱、疟疾、痢疾、脚气等传染病患者增至4274人，约占近卫师团作战人员的1/3。此后病势愈烈，师团中仅1/5士兵战力尚存，埋骨于阳明山外者不计其数。
甲午战争的汹涌疫情给日本军政当局留下沉痛教训。战后，为预防和消灭霍乱，日本军政当局在全国开展消毒、检疫、扑杀等战“疫”行动，派遣军医官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岛开展巡回诊疗，调查风土病、传染病情况，并委托北里柴三郎研发霍乱血清。由于霍乱与肠伤寒、赤痢的病征相仿，且战时军医极少对病患的吐泄物进行标本采集及送检，因此漏检、误诊者甚众。这些已患恶疾而不知的士兵将霍乱带回日本国内，导致日本全国性疫情的爆发。日本全国霍乱死亡人数1894年为314人，而1895年增至2597人，霍乱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人谈虎色变的灾星。
三、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军事医疗的对外宣传
日本政府对外宣称甲午战争是一场“文明战争”，战争期间采取多种宣传策略与手段，大力宣传战时日军的军事医疗。
第一，日本大肆贬斥中国医疗卫生状况，抹黑中国形象。日军每至一地，便派随队军医从给水、气候、地势、地质、住居、食物、民俗、传染病等方面，对所在地卫生展开调查。日军对行军、作战中所见之卫生状况嗤之以鼻，“贫穷”“肮脏”“臭气熏天”“污秽不堪”等蔑视性字眼频现于报纸、日记、书信、医事报告中，将中国恶劣的卫生状况视为导致日军疫病横生的罪魁祸首。例如在辽东战役中，日本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团第二大队中尉山冈金藏在从军日记中记载，大东沟附近的住家，室内昏暗且四处弥漫着鸦片、大蒜的臭气，院内猪圈散发阵阵恶臭，院外粪便堆积，令人窒息；辽东半岛整体水质堪忧，军中呕吐、腹泻者层出不穷，发热病、消化系统病患甚众；毒虫肆虐，被叮咬后瘙痒难忍。实施侵台的日军将台湾视为印度及南洋诸岛恶疫之媒介地。他们把对中国卫生状况之负面记述载于报上，录于信中，传入日本国内，加深了日本民众的偏见。
此外，日本人大肆渲染清军“顽冥未开”“暴戾残虐”之形象。他们称，清军未设军医制度，仅有的从军医师全然不知解剖学、外科学为何物，竟信奉膏药可渗入肌体，溶解体内铅弹，以膏药贴于创面；医护人员素质低劣、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实施僵化的“以赏代医”制度，军医向士兵索取诊疗费、药费，否则置病痛呻吟于眼前而不顾；清军伤患俘虏毫无卫生意识及卫生观念，极为邋遢，且顽固不化，毫不听取更无法理解日本红十字会救护员的卫生建议；中国未加入《日内瓦公约》，既无善念，遑论救护，对日军伤患俘虏动辄拳脚相加，甚至削去耳鼻，砍掉手脚，斩下头颅献于清军头领，获取赏金。
第三，日本大力宣扬本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1886年，为了顺应世界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在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日本所谓“文明”的形象，博爱社（日本红十字会的前身）加入《日内瓦公约》，次年更名为“日本赤十字社”。随后，陆军大臣大山岩颁布《红十字条约解释》，作为陆军训令在军中推广。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红十字会向海外战地输送医疗救护班的同时，积极向世界展现日本“光风霁月”之国民品性及“对暴报以道”之“大国”气量。自1894年10月至次年8月，日本红十字会在东京红十字会医院设置患者室，并派遣救护员分赴陆军预备医院（大阪、松山）、俘虏厂舍（名古屋、丰桥）、兵站医院（中国的柳树屯），对清军俘虏“给食给衣”“浴涤垢体”“予以慰问，施行救助”。治愈出院后的清军俘虏分批次由日本陆军第一师团留守部队、陆军军医官、送还委员等遣送回国。为进一步表现日本人的“宽大仁慈”，以获取世界之赞誉，日本特邀欧美军官、记者走进红十字会医院、陆军预备医院，采访清军俘虏并拍摄照片，见证日本给予俘虏之“恩待优遇”。
尽管日本以军事医疗水平向国际社会大肆宣扬日本的“文明”，而实际上，其军事医疗体系不过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战争产物。
当然，日军的军事医疗也并非其宣扬的那般“仁爱”。对待本国士兵，日军曾声称，绝不弃一兵一卒于不顾，而据负责打扫战场的日军特务曹长萨野回忆，在土城子迎击战及摩天岭之战中，日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来不及收拾尸体，运走伤员，只顾四散奔逃，有些不能行走的受伤士兵，为日军所弃，或举刀自刎，或伤重而亡。日本人声称对待中国民众及俘虏是“慰其悲哀，医其烦恼”，民众及俘虏皆“感激涕零，顿首九拜”，而实际上，日本将中国民众唤作“土民”，将战俘视为“不祥之物”。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旅顺口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仅有36人因需要为日军掩埋尸体而幸存。此外，日军在掩埋、焚烧尸体期间，为极力掩盖旅顺大屠杀的罪行，甚至无视国际公法，拒绝载有天津和英、美、丹麦红十字会会员的“图南”号进入旅顺实施救助。日军捕获清军战俘共计1790人，其中1681人被送往日本。这些俘虏抵日后，大多被安置在名古屋建中寺、丰桥龙拈寺等阴暗逼仄的佛教寺庙中，而非宽敞的神社、正规的军队医院或闲置的部队营房。此外，日军频繁测量清军战俘之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握力等，针对清军体格，完善日军强兵健兵之策，并分析清军战俘之外伤情状，以精进武器。
结语
经由甲午战争，日军吸取战时军事医疗方面的经验及教训，开始从制度上强化军事医疗建设。
第一，梳理战时医事记录，集结出版。海军军医总监实吉安纯将甲午海战医疗记事汇编成册，题为《甲午海战的手术和医疗史》，以英文出版。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悳组织编纂四卷本《明治二十七八年役陆军卫生事迹》，展现甲午陆战医事全貌。第二，聘请日本军事医学与临床医学专家，视察部队医院，开展针对寒区、热带地区作战的传染病防治研究。第三，依托日本红十字会东京本部及各支部，扩充战备医院及救护员数量，增设患者运送纵队、患者运送船。第四，开展军队与红十字会的联合救护演习。备战期间，红十字会本部及各支部或自行进行年度机动演习，或与所在地师团进行年度联合救护演习。第五，在殖民地制定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扩充医疗机构、开设医院和医学校、培养医师等施政方针，改善殖民地环境，使之逐渐适合日本人居住。
甲午战争后，日军不仅利用医学配合日本对外战争的舆论宣传，更以医学手段辅助日军侵华，构建了包含诊疗、防疫、“宣抚”、调研、作战等功能，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及侵略战争的多功能军事医疗网络，导致本应救死扶伤的医学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事实上，自甲午战争起，尽管日本军政当局一再声称战时在中国的一系列军事医疗活动，是为了实现中日双方医学上的“提携”与“共荣”，但实质却是为维护日本占领统治的“殖民地医学”，其特点是“日本人本位”，目的是在殖民据点及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其所谓医学文明，既无助于被侵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无法促进彼此的医学交流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