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对蒋介石“围剿”的斗争。
周副主席也是每天一份“布包饭”。他看到身边的红小鬼，一个个都处在长身体的年纪，就常常让出一些饭给他们吃。他对这些红小鬼真是疼爱极了。
有一天上午，周副主席叫过理发员陈友才，说：“小陈呀，给我理理发吧，又长了。”陈友才高兴地走进屋子，给周副主席理发理完了，他正在收拾工具，忽然听到外面呜呜地响，还有轰隆轰隆爆炸的声音。
陈友才推窗一看，哎呀，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不得了，飞机正瞪着大眼朝这间屋子冲来。陈友才一转身就喊：“副主席，快进隐蔽所!”
周副主席一把抓住陈友才的手：“快，跟我一块儿去隐蔽所。”
“不不，我去勤务排。”陈友才说。
周副主席不由分说拉起陈友才就跑，等进了隐蔽所，陈友才一看，隐蔽所太小，他怕自己再进去，周副主席活动不方便，又转身跑出来想再跑回理发的房间去。周副主席又把他拉回来，自己站在隐蔽所门口用身体挡住他。就在这时候，轰隆一声，敌人扔下的炸弹响了。刚才周副主席理发的那间房子被炸塌了。
陈友才看看炸塌的房子，又看看周副主席，热泪夺眶而出，他哭什么呢
他从小没有父母，到理发店学徒又受尽打骂。如今，参加了红军，周副主席处处关怀他，怕他吃不饱，把自己的布包饭分给他，还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怎么能不哭呢
周副主席笑着瞧瞧他，替他抹抹泪水：“哎，红小鬼是不兴哭鼻子的!”
陈友才看看周副主席，又笑了，含着泪笑出了声。
长征队伍来到湖南省通道城，红军总部驻扎在一所小学校里。
第二天，周副主席到部队去指导工作，他刚出门，迎面走来几个人，说有事想和他商量。周副主席一问，才知道他们就是这所小学校的教师。
周副主席微笑着问他们：“有什么事，请讲吧!”
教师们说，两天前就听说要来军队，学生全吓跑了。没想到来的是你们，你们纪律严，作风好，处处为百姓做好事，和别的军队不一样，大家又都回来了。
“那好哇!”周副主席说。
“我们想继续上课，可是……”教师们犹疑着。
“可是怎么样呢没关系，请讲吧!”周副主席诚恳地说。
一位教师说：“可教室都让你们住上人了，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让出几间教室来。”
话刚落音，周副主席立刻喊来号房子的管理员，严肃地问他：“同志，你号房子的时候，考虑到学生上课没有’
“总部人多，这里房子少哇!我没考虑到。”管理员嗫嚅着：“反正我们只住几天，没多大关系。”
“同志，”周副主席更严肃了：“这是关系到人民军队和群众关系的大问题，怎么能说没多大关系呢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严格执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爱护群众的利益，要保卫学校。为了我们住下来而影响学生上课，这对不对呢”
“不对。”管理员红着脸说。
“不对就要改。”周副主席命令说：“现在你去传我的话，动员大家马上把教室统统让出来，给学生上课。”
管理员马上就去执行命令。老师们也满意地走了。
周副主席又和管理员一起研究了警卫团到别处设营的方案，然后才到部队去。
第二天，学校开课了。校园里又响起琅琅的读书声。课间，一首师生新编的歌谣飞出了校园，飞遍了通道城，“红军好，红军把白狗子打败了，和咱群众心连心，军民团结一家亲。”
这是红军在遵义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红军军委总司令部住进贵州军阀柏辉章的房子。警卫员魏国禄给周副主席收拾卧室。房里乱糟糟的，家具东倒西歪，一看就知道，这个军阀逃跑的时候，一定慌张害怕，狼狈不堪。
长征以后，红军第一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一定要让周副主席住得舒服一点，魏国禄就和战士们仔细地打扫房前屋后。忽然有人报告，在灶门口和后墙的小竹林下面发现了不少鸦片烟和银元、火腿，大家收拾得更仔细了。铺好了被褥，清扫地上的乱纸、杂物，突然发现一个黄澄澄的小圈圈在地上滚动。这是什么呀警卫员们都是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谁也没见过这东西。魏国禄捡起来，往手指头上套套，竟然戴进去了，觉得实在新鲜。
周副主席办完公，休息了。魏国禄回到警卫员的宿舍，伸出手来让大家看这黄圈圈。有人知道，说这是戒指。有人说这是黄铜的，有人说是黄金的，争论不休。范金标说：“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一试就知道了。”大家立即搬来炭火盆，把这戒指放在炭火上烧，烧了老半天，夹出来放凉了，擦去灰土，嘿，依旧黄澄澄地发亮。没错儿，是真金的!第二天清早，魏国禄给周副主席送洗脸水，刚要往回走，被周副主席叫住：“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魏国禄满不在乎地回答：“懂!当了这么几年红军还能不懂”“懂得很好，那你执行得怎么样呢”周副主席严肃地问他。
魏国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吞吞吐吐地：“我，我没什么呀!”周副主席指着他的手，严肃地说：“没什么你手上的那个东西是哪来的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魏国禄这才恍然大悟：“哦，您说这个。这是昨天晚上打扫房子的时候，在地上捡到的，觉得好玩，戴在手上玩的。”周副主席换了温和的口气：“同志，这房子是大军阀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他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应该全部属于贫苦的人民呐!”魏国禄听着，脸红了，明白自己违反了纪律。他一出周副主席的房间，立刻就去找指导员，把金戒指交了公。
1935年8月底，红军甩掉了草地的泥泞，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两河口地区进行休整，筹备粮食，恢复体力，总部党组织也要借这个难得的时机进行整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忽然问正擦桌子的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的党费，我还没交吧”“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首长忙国家大事，我替您交了不是一样吗!”魏国禄觉得很有道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国家大事固然重要，可交党费同样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说完，周恩来的目光仍在注视着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仿佛在询问他——“你明白了吗”
全国解放后，长征路上的周副主席当了共和国的总理，多少年来，人们倾注了无限深情。称他为“总理”，“周总理”，连在党的生活中，也不例外。“在支部里，我是党员.一名普通党员，不是总理，你们千万别叫我总理，就叫恩来同志吧!”
“就叫周恩来同志吧!”这发自周恩来肺腑的心声，是对革命情注的深情呼唤。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亿万人民敬仰的总理，却始终认真地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员的位置上。
1975年底，周总理病危。有一天，一名支部党员来到总理的病榻前。总理见到她，嗫嚅地说：“我把后事交给党支部了。”这位支部委员不忍听这样的话，鼻子发酸了，又不愿让总理看出自己心里难过，强忍着泪水说：“您可别这样说，支部的同志们还盼着您病好了出院，处理国家大事呢!”
不久，总理离开了我们。党支部里，党小组会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在忠诚的共产党员们的心中，周恩来同志却永远是党的一员——党的忠诚战士，党的伟大领导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九点，一架军用飞机由西安起飞，穿过云层、雾海向重庆飞去。
周副主席就坐在这架飞机里。他是去参加预定在三十一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会的。
政治协商会议是经过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斗争，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以及各界的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周副主席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十一日以前赶到重庆去。
飞机上还有周副主席的随行人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还有一个刚满十一岁的小姑娘叶扬眉。她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在监狱里英勇不屈地斗争了五年。由于共产党的斗争，全国人民的声援，很快就要恢复自由了。小扬眉就是到重庆去迎接亲爱的爸爸的。她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和小弟弟，高兴得在机舱里又唱又笑。
飞机飞到秦岭上空，突然震动起来。原来强大的冷空气团包围了飞机，机身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冰雹打在机身上噼啪乱响，飞机经受不住这突然加上的重量，直往下掉。高高的秦岭，耸入云霄，飞机再往下掉，就要撞在山峰上，情况危险极了。
周副主席走到驾驶舱询问驾驶员，鼓励他们沉着驾驶。
机长命令：扔掉舷梯、水桶，减轻飞机的重量。大家立即动手，把机上多余的物件扔下。
机长又命令：扔掉行李、物品。周副主席立即指挥大家把行李杂物扔下飞机。
可是飞机仍然无情地下降、下降……
机长命令：全体乘客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
周副主席立即对机长说：“飞不过秦岭就返回西安。要沉着、冷静，一定要克服困难，渡过险关。”
大家都在背降落伞，突然听见了哭声。
谁在哭哦，小扬眉。为什么哎呀，她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
要是飞机突然出了事故，大家都要跳伞，小扬眉怎么办
这时候，周副主席在摇摆的机舱中，几步就走到小扬眉身边，迅速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给小扬眉背上。他，把生的希望送给了孩子，自己去迎接最大的危险。
他搂着扬眉安慰她：“扬眉，不哭不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
同志们一看，都提出意见，说，降落伞还是让周副主席用吧，扬眉身体轻，可以拴到别的同志身上。可是周副主席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搂着扬眉，坐在她身边。
飞机终于飞出了云层，阳光融化了机身上的冰层，飞机平稳了。它载着含泪而笑的小扬眉和她敬爱的周伯伯，回到了西安。
1949年3月25日早晨，党中央结束了辗转农村指挥全党全军的战斗生活，在毛泽东主席率领下，来到了北平。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军事、政治、经济一肩担的周恩来副主席，工作异常忙碌。快到中午时分，周副主席找当时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想了解西苑机场那里的警卫布置情况，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见到他。午饭后，周副主席看到了扬帆，批评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
时到下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在西苑机场阅兵完毕，接见结束，按计划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车，刘少奇的小卧车……一共11辆车，可以说是我党我军有史以来，由小车组成的最为壮观的车队了。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身边的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主席的司机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没有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一辆接一辆地疾驶在蜿蜒的山路上。
车队到达香山脚下停下后，周副主席叫住了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周副主席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扬帆听了周副主席这么一说，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周副主席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扬帆觉得周副主席的话，声声入耳，句句是理。他心悦诚服地说：“周副主席，您的话我一定记一辈子!”最后周副主席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周副主席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同志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扬帆用敬佩的目光把周副主席送进月辉里。其实这两件事，扬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第一件事，他应该告诉周副主席有事怎么找他;第二件事，他更应该告诉首长的车不要跟得太近。周副主席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范太感人了。
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吴志坚，突然病了，既发烧，又呕吐。周副主席轻手轻脚走到吴志坚床前，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悄声对旁边的人说：“他烧得厉害，医生看过没有”吴志坚惊醒了，他见到周副主席在自己身边，挣扎着要起床。周副主席一把将他按在床上，轻声说，“快别动!你烧得很厉害，我们马上给你去请医生。”请谁呢周副主席猛然想起，武汉有位老中医，医术高明，住在同安里，早就想去拜访他，今天正好两件事一起办。
他来到一条小巷子里，左拐右转停了下来，轻轻敲了敲一家虚掩着的大门，“三先生在家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当她看清来访的是个穿军装的人。后面还有个胖墩墩的保镖跟着，忽然变了脸，硬榔梆说了三个字。“不在家。”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找三先生有点事，您能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里我们去找他。
老太太见来访者态度谦和，说话诚恳，便请邻居二毛带路去找，二毛告诉周副主席，三先生医术不错，就是有个怪脾气，不愿给当官的看病。走了没多远，正巧碰上三先生，周副主席恭恭敬敬上前打招呼：“老先生好!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我叫周恩来。”须发斑白的三先生听了介绍，不觉大惊，“哎呀，长官就是周副部长呀。前日在新市场聆听长官讲演，受益非浅，今日光临，定有见教。”
“我处有位小战士，昨夜突然高烧，不能行走，特请老先生出诊一趟。
三先生满口答应，随着周副主席直奔办事处。经过仔细审视、切脉，询问病情，老医生说，“这病来得快.好得也快。受了风寒，吃两副药就会好的”。周副主席又随老医生去抓药。老人感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长官为士兵请医抓药，跑腿打杂。”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官兵只是分工不同。大家都是阶级弟兄.应当互相爱护。”周副主席耐心解释道。来到三先生家里抓药，在一旁的老太太又把生病的“小吴”，错听成“小五”，问周副主席：“您家贵公子，哪里不舒服”三先生知道老太太像自己一样误会了，以为周副主席是为儿子寻医呢!三先生接着老太太的话说：“哎呀，你这啰嗦老太。长官是为他的勤务兵寻医抓药呢!”“在我们八路军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兄弟、亲人。我没有孩子，所有年轻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只要有他们把民族大业继承下去，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说得对，有道理!您这样的好人，世上少见.”三先生连声说。
望着周副主席远去的身影，他不住地自言自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人真了不起呀!共产党、八路军大有希望，中华民族大有希望!”
周总理坐汽车，常常向司机交待，不要多按喇叭。白天怕引起行人紧张，影响安全，夜晚，怕影响群众休息。他对司机说：“开慢点不要紧，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就可以违章。”
可是有一次，一位司机还是违章了。1957年，周恩来同志有一次要到政协礼堂开会。他平时坐的汽车正在检修，只好临时改乘另一辆车。汽车开到阜内大街，司机超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停车!一位年轻的民警扬起手喊道。汽车只好靠边停下来。司机急忙下车，向民警解释了一下刚才的情况，请民警谅解。这一“解释”不要紧，年轻民警认为司机“态度不好”。没完没了地批评开了……
司机无奈，只好忍着，但他心里很着急，生怕耽误了大事，又不能说出坐在汽车里的是总理。他越着急，民警越认定他不虚心，越得批评!汽车里，随总理同去参加会议的干部也着急，想下车同民警交涉一下。周总理拦住了他，说：“不行，绝对不行。法制是我们政府颁布的。我们应该带头遵守,如果我们不守法，那就是带头破坏法制。”他们只好坐在车里，耐心等待。
年轻民警终于放行了。司机这才回到驾驶盘前，向政协礼堂开去……总理对司机的严格，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严格。
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外国朋友。宴会后，服务员小张拿了一把宴会用过的鲜花想送给总理。怎么送去昵送去总理会不会收呢她想到了总理的司机，那个热情的彬彬有礼的小伙子。请你帮个忙，把这束鲜花送给总理。”
司机微微一笑.小张心满意足地走了，她向总理献上了自己的一片心意。想不到，总理上车后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司机：“你又‘违章’了!怎么能拿饭店的花呢赶快给饭店送回去。”
总理的话毫不含糊，司机摇了摇头，默默地拿起花，走进了饭店的门。总理望着司机的背影笑了。
周恩来每次出国访问，都要随身带上这只钢纸箱，因为在这只钢纸箱里，一直隐藏着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秘密……
当年，周恩来总理有一只钢纸箱(钢纸是经特殊工艺处理的特种纸，多用做绝缘材料和隔热材料等)，那是他在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购买的。
从那以后，周恩来每次出国访问，都要随身带上这只钢纸箱，因为在这只钢纸箱里，一直隐藏着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秘密……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出访埃及，下榻在开罗国宾馆。晚上9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从宾馆驶了出来。聚集在门外的外国记者见是周恩来的专车，当即驾车追踪而去。
周恩来的专车开到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车门开了，从车内出来的是一位中等个头的男子。他下车时，手里拎着一只钢纸箱。认得那人的记者说，他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但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记者们带着疑问，又驱车赶回国宾馆，等待周恩来专车回来。成元功回来了，记者们也看清了，他手里拎的还是这只钢纸箱，还牢牢地上了锁。
钢纸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有人说，里面可能装有核按钮;有人说，里面装的是保密通讯工具;还有人说，箱子里装的是中国的核心机密材料!
这只钢纸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周恩来十分讲究仪容风度，他所穿的外套，件件都有棱有角、整洁干净，但是他的衬衣、衬裤都是穿破了再补、补过了再穿的，十分破旧。他出国访问期间，不便将这么破旧的衬衣拿出去给国宾馆洗衣房洗，而只能拿到我国大使馆，请人用手洗。送衣服的时候，成元功还要再三嘱咐：要轻轻地洗，否则用力过猛，衣服就碎了。
一次，有一位大使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买来涤棉布，按周恩来衬衣的尺寸，给他做了两套衬衣。成元功忐忑不安地将这两套新衬衣拿到周恩来的面前，向他说明了新衣服的来历。周恩来浓眉紧锁，坚决让成元功将新衬衣退了回去。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在全党全军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恩来就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百废待兴，其国务院活动之频繁，外交活动之众多，可想而知，国务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要求衣帽整洁，自然不能与在解放区时着一身土布衣服同日而语。为了使周恩来总理衣着能够体面一些、光鲜一些，1949年初冬，身边工作人员建议给周恩来总理做一套好一些的进口毛料中山服，邓大姐也同意了。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的衣食住行包括子女的抚育均由国家负责。莫说给周恩来总理做一身进口料子的呢子衣服，就是做两套三套，政务院事务管理局也会给报销。给总理做一套毛料冬服的意见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后，周恩来总理考虑到国家当时很困难，不同意做进口料子的，因为进口料子比国家料子要贵得多，节约一点是一点。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做那么好的呢料没必要，做一套国产料子的就行了。后来，拿来几块国产呢料的样子品，经他亲自选定做了一套国产藏青呢子的中山装。也正是这套国产藏青呢子中山装，后来引发了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不用玻璃板而用桌布、办公室带套袖和外出时眼镜盒里放圆珠笔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穿上这套中山装，头一个冬天还不错，看上去板板正正，很像那么回事似的，到了第二年冬天就原形毕露了。原来国产毛料是资本家生产的，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毛料里掺进了棉花的成分，经过洗涤后，上衣胸前的扣眼边便出现了白茬儿。
周恩来总理搬进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后，办公家具都是旧的，办公桌也是旧的，不但有些地方油漆已经脱落，桌面斑斑驳驳很难看，接缝处还裂开了很长一道口子。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国务院行政处给办公桌铺了一块玻璃板，将缺陷遮盖起来。周恩来总理发现上衣胸前扣眼处出现白茬儿后，就找原因，找来找去，得出的结论是趴在桌前办公时被玻璃板边磨的，于是便让工作人员把玻璃板撤掉。玻璃板撤掉了，可桌面又很难看，总不能就这样在上面批阅文件办公吧!怎么办周恩来总理提议在桌上铺块布。铺什么布呢当时市面上并没有宽面布，呢料倒是有宽面的，可周恩来总理又不让用，说那太不勤俭节约了，不符合勤俭建国的精神。经再三考虑，决定去买三幅绿色布，一幅半做一块，做两块便于洗涤替换着用。之所以采用绿色是考虑到周恩来总理长期在那里办公，绿色对眼睛有好处。
自从有了套袖，每年冬季在西花厅办公，周恩来总理往办公室桌前一站，头一件事就是先戴上套袖。不仅如此，诸如在办公室开小会见外宾，走到客厅门前，发现套袖没取下，身边同志便帮他取下，再去见外宾。有两次晚上在后客厅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都是带着套袖接见的。
据身边同志说，这幅套袖用了20多年，边都磨破起毛了，成了毛边。有位秘书风趣地对我说：“总理的套袖破得都长胡子了，你们也不给换副新的”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换副新的，我们几次提议换一副，但几次都被周恩来总理拒绝了，他说：“换它干什么，还可以用嘛!”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这副套袖捐献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革命历史文物收藏起来。
袖子的问题解决了，这套国产藏青毛料中山装上衣胸前左边小兜插钢笔的地方又出现了一道白印。他发现后，指着对我们说：“你们看，这里又出毛病了。”为了不致使钢笔帽把小兜上那道白印磨得更白，看着不像个样子，从此，周恩来总理不再把钢笔插在胸前左边的小兜上了，外出开会时就把钢笔放在眼镜盒里。后来，我们发现圆珠笔比较小巧轻便，我建议经周总理同意就在他的眼镜盒里放上了一支圆珠笔，比钢笔方便，用起来不用灌墨水，也不用拔笔帽，从此以后放在眼镜盒里的圆珠笔就成了他的必备用品。我们见他喜欢用红色圆珠笔，就又买来一支红色圆珠笔，经他同意放在他的眼镜盒里。这以后，周恩来总理就不再用钢笔了，在家办公主要用羊毫小楷毛笔和铅笔，外出就用红蓝两色圆珠笔。周恩来总理用了多年的派克钢笔是1946年宋庆龄在南京送的。后来，邓颖超同志把这支钢笔送给保健护士董丽荷了。
由于这套国产藏青毛料中山装质量太差，毛病越来越多，为此我们每年都要送到洗染店去特殊处理一次。周恩来总理就这么凑合着穿了几年，以后把这套衣服的上衣给了值班的卫士共用，成了值班卫士夜里御寒的工作服。再后来，邓颖超同志把这套中山服送给了卫士韩福裕同志，他穿了一冬后，就把这套中山装当做纪念物收藏起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革命博物馆征集周恩来总理的遗物时，韩福裕同志捐献出来。现在这套毛料中山装已作为革命历史文物藏进了革命博物馆。
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七二○飞机，在首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上乘坐的是亚非各国的体育代表团，还有一个由某国外长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共一百二十名乘客。飞机升空后还不到五分钟，机场指挥塔就收到机组报告：“飞机第三发动机起火!”机组迫切要求返航降落!为了避免飞机接触地面瞬间因满负荷落地起火爆炸，机组同时申请把满载油箱放空──即空中放油。情况非常紧急，此时处理不当即会酿成大祸!这时，塔台指挥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不懂飞机性能，不敢擅自作主，便向值班首长请示，而值班首长也不懂业务，无奈又向民航总局调度值班室请示，调度值班室又再向值班副局长报告，副局长也不敢拍板，又要求总局值班室请示空军调度室……就这样，一级级，一层层地上报。
“为什么还不放油要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张瑞霭远远冲着塔台指挥员扯开嗓门吼叫起来。“我们不敢放!因为总局值班首长不同意，说上级还没有指示……”“立即通知飞机放油，出了事我一人承担!”见塔台指挥员还在迟疑，张瑞霭抢过话筒，不由分说地下达了命令：“七二○，放油降落!”一声指令，飞机开始放油，最后终于安全降落了。此时停机坪上一片混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乘客们争相涌出机门，有的跪地祈祷，有的在胸前不停地划十字，有的掏出亲人的照片一个劲儿的吻……一场灾祸避免了。但是，好事刚做完，追究擅自决定放油的风声却传来了，总局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要追究这擅自决定放油的责任，大家心里感到寒颤。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即第二天凌晨一时，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三方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快步走进了会议厅。到会的人个个都很紧张，周恩来表情严肃，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他一进门就把到会的人扫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瑞霭身上，此时，张瑞霭心中一阵不安。哪知周总理边向张瑞霭走来，边大声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总理的评价，使张瑞霭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作重要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任，是谁决定的”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也是同意放油的。”“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民航总局值班首长垂下眼帘，不敢再吭气。
周恩来又很生气地问民航参谋长：“你在干什么在睡觉”值班调度员忙替参谋长解释：“他不值班，也没有向他报告，是后来才告诉他的。”但参谋长此时当即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一一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十多个环节层层请示不得结果，继续说：“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三十三分钟，有时即使是延误三十三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这次会议从九月十日一时到四时三十分，在三个半小时会议中，大家都极为愧疚地听取周总理的批评，心中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不久，国家民航总局改进了体制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和要求。
有时在他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他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饭时也常注意不要浪费，他吃完饭后，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两粮票二角钱，如果是哪位部长忘了带钱和粮票，就下次补交。
周恩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携带家属，到外地吃喝玩乐，不交分文的作风。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时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很生气，回到北京后立即严肃而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情，强调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无论哪一级干部领导私自到外地去携带家属旅游，必须交费，自己付款。此后，这种事情渐渐很少了。
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来到天津出差，看到各地大兴楼台之风，而接他的车子又朝新地方开去，于是严肃地要求车子开回老地方去住，这样，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
一九六四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到了吃晚餐时，周恩来还特意问服务员中午那一样菜上了没有。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
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暄。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分”。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件来。
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
周恩来客人多，有来拜访的、谈话的、开会的、请示工作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每当快要吃饭时，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周恩来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有一次客人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事多找点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邓颖超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周恩来却没有忘，当真让管理员算算账。
管理员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周恩来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邓颖超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邓颖超要求过什么帮助。周恩来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以及婚丧之类大事，这些事邓颖超从不让周恩来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有这些情况，周恩来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工作人员算了一次账。
当时，周恩来的月工资404.8元，邓颖超的月工资342.7元。一个月的账算下来，周恩来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还得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用。周恩来特意和邓颖超一起看账，然后感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邓颖超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微笑。
从此，周恩来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邓颖超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周恩来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邓颖超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1959年1月，周恩来来到从化，看望因病在这里疗养的邓颖超，并视察了从化县。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著名的疗养地。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泉都给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
细心的周恩来在从化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谈话是从孩子的问题开始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视察温泉小学。也许是从孩子们的脸和手脚上看出了问题，周恩来问旁边的老师：“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
“洗澡房眼下还没有修建。”老师如实地回答道。
周恩来转过身来问当地负责人：“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能不能洗上温泉啊”
大队的干部看了看县里的负责人，欲言又止地说：“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有的是打水回家洗。洗温泉还有一定困难。”
“为什么不给群众建一些浴池”
“因为经费困难，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有关负责人解释道。
“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周恩来生气了，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边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
一旁的有关负责人都低着头，无言以对。
“我提一个倡议，”周恩来对当地负责人说，“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向他们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100元。”
那时的1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能办不少事。
当地负责人见状，连忙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给群众建浴室，总理的钱就不要捐了。”“不，这是我和小超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
回到住处后，周恩来让秘书送来了200元钱。
当地的同志觉得不好收，又派人把钱送回去了。
周恩来还是叫秘书把钱送过去，并交代秘书说：“告诉他们，这200元钱一定要收下，下次来从化，还要检查，看看到底给群众修了没有。”
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专款专料，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根据周恩来的意思，还特地为儿童设计建造了两间浴室。
1962年，周恩来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为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他专门询问有关负责人：温泉浴室好不好用群众满不满意
当得知一座共有冲凉房18间，同时可容纳50多人洗澡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1961年春，周恩来在武安县伯延公社实地调查，公社食堂即是此行重要一项。在前后4天的调查中，这位开国总理吃到了真正的食堂饭，听到了来自最基层群众的真心话。
据房鸿业回忆，当时的社员张二廷“性格很直爽，不会说谎话”。一天，周恩来走在街上，偶然看到张二廷，便上前问，“你在这儿住”说着便要到家里去看看。
房鸿业说，“其实张二廷没认出是总理，只看来人衣着像干部，加上平时说话就没多少顾忌，所以总理问什么，他都直说了。”开了几次座谈会，周总理第一次听到有人说“食堂不好”，但通过聊天也知道张二廷说的都是实话。一天上午，他一个人来到二廷家，发现二廷由于劳累在炕上合衣睡着了，便轻轻拍了拍他的腿，说：“二廷，累了吧今天下午咱还开会，你准备参加……”二廷急忙起身，要挽留周恩来再坐一会儿，周恩来已轻步走出屋外，回头关切地说：“我不多打扰你，休息吧!”
5月6日，周恩来又一次召集干部群众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来了不少人，张二廷也在其中。座谈会上，他的开场白是：“前两天，给干部座谈，给社员座谈，那是背靠背。今天，因为大家敢说话了，干部和社员一起座谈，这是面对面。中央、省、市、县、公社、大队、小队七级，一层管一层，但反过来是群众管我们。”谈到食堂问题时，一开始，很多群众仍有顾虑，说了违心的话。
座谈会上，周恩来看见张二廷在一旁一直默默无语，就想听听他怎么想。没想到，张二廷反问他，“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周恩来回答当然听真话。
张二廷接着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公社领导、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二廷的话像拉开了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号啕大哭。
此时，二廷又冒出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都震惊话：“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这句话不仅使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惊呆了，就连周恩来也惊呆了。半晌，他一拍桌子，大声对二廷说：“好!你说为什么过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没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国库还有吗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二廷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话深深刺痛了周恩来。他慢慢站起身，拉住二廷的手放在自己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在伯延调查的4天中，周恩来进农户、上炕头、掀锅盖、吃窝头、喝胡萝卜缨子汤，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5月6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总理亲口告诉大家：伯延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给社员发口粮，到10日之前要将农民生活基本安排妥当。
周恩来多次到张二廷家访问，知道二廷刚失去妻子，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生活确实有许多难处。就跟二廷商量，要帮他抚养两个孩子。二廷不忍给周恩来添麻烦。
周恩来离开伯延村后，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每年都派人来看望这位普通的农民朋友。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他见到当地服务部有《龙门二十品》拓本出售时,连忙拿起一本,爱不释手地翻看起来。
龙门石窟是自北魏到北宋数百年间相继开凿、留有造像题记和碑碣3000多款的地方,后人将北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题记《始平公造像记》、《孙铁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等二十款拓下来,装裱成册,题名为《龙门二十品》。这“二十品”都是我国书法艺术中“魏碑”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难得。
周恩来幼时遵周家祖训,5岁入家塾馆念书,习颜体,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11岁时他到姨表舅龚荫荪家寄读,龚家塾馆的周先生见他的颜体字写得很漂亮,又让他加练魏碑,以增强笔锋上的阳刚之气,终于形成周恩来后来那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因此,他一直对魏碑书法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员,得知《龙门二十品》每套售价是500元。周恩来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把手中的《龙门二十品》放回了原处。
陪同周恩来参观的洛阳市一位领导同志一见总理那么喜欢《龙门二十品》字帖,就不假思索地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吧!”周恩来一听两道浓眉一竖,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国家财产是能随便送人的吗”那位同志听了周恩来的批评,连忙点头认错。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随参观人群来到了石窟南边的古阳洞。他又看到货摊上有《龙门二十品》碑帖出售,便小声问随行的贴身卫士高振普:“你身上带了多少钱”高振普见总理想买自己心爱的书,却没能给他带来足够的钱,不无歉意地说:“带了不到300元。”这时周恩来的一位随行人员说:“总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您一套,等我们回到北京后,再如数把钱寄给他们。”周恩来忙说:“不行,不行,那他们就更不会要钱了。”
直到参观结束,周恩来也没有买到他十分心爱的《龙门二十品》字帖。
张治中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1949年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后，他没回南京而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谈判破裂后他之所以没有回南京，与周恩来的诚挚关怀和劝说有极大的关系。
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展出全线崩溃，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后，打起了“和谈”的幌子，素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先生，接受了国共和谈首席代表的重任，赴已经解放了的古都北平，以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国内和平。最后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而南京方李宗仁面悍然拒绝，蒋介石知道后，大骂张治中无能。和谈破裂。国民党方面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发出通缉令。
随后，毛泽东等也来看望张治中和其它代表团成员。交谈中，毛泽东直言道：“还是不回去为好!回去是自投罗网，自踏死地。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就是极明显的例子。”在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再三劝说下，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全部留了下来。
4月24日，从上海来了一架飞机。周恩来高兴地对张治中说：“上海方面派专机来了，”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张治中想，这种情况下，只来飞机就可以了，还有谁会来接代表团成员呢!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机舱门打开之后。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还有弟媳和保姆等。张治中十分惊异，张大了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战争年代，烽火硝烟，这样的情况能和家人团聚，那种惊喜和高兴难以言表。孩子们一见到父亲，立刻飞跑着扑进张治中的怀里。张治中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原来，国谈判破裂后，周恩来早在张治中决定留下不走时就紧急通知有关部门，指示中共南京、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将张治中的家属送到北平。经周恩来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终于使张治中一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尾随，顺利登机，安全送抵达北平。
从此，张治中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周恩来重任在肩，日理万机，但他经常和张治中坦诚交流思想。乃至文革中周恩来把张治中在重庆保证毛主席安全的故事讲给红卫兵听，从而保护了张治中。周恩来与张治中这对挚友间就是这样地肝胆相照。
一九四九年末，周恩来已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有一天，他到前门火车站送别客人。返回途中，临时决定去北京医院看望一位朋友。
汽车开到北京医院西大门，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出来拦住汽车，不让开进医院。
周总理的卫士何谦赶快上前解释：“周总理要到医院看望一位朋友，事先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快让进去吧!”
周总理掏出证件递进窗口，温和地说：“同志，我是周恩来，要去医院看个病人。”
传达人员一听周总理的话，看过了证件，又后悔，又紧张，赶快站起来，嗫嚅地说：“啊，实在对不起，……”
周总理连忙和蔼地说：“同志，不怪你。你做得很对嘛。”
传达人员红着脸，惭愧地说：“太对不起，您……”
何谦嘟哝了一句：“你呀，太死板，连总理都不认识……”
离开医院的时候，何谦还有些生气。周总理对他说：“那位传达同志做得对呀!他不认识，不能怪他。”
“他也太不灵活了!”
周总理耐心地对何谦解释：“我是总理，政府的规定，我更应该遵守嘛!制度就是要大家都遵守，越是领导人越应该带头，谁也不能特殊!”
1954的冬天，周恩来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情况搞清楚了，周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
中国照相馆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恩来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向总理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
周总理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
那战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在总理亲切的目光下照了相。总理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
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
总理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
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
“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
总理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
“啊，真对不起!”
“没什么!”
照完相，总理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接到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这张照片，在周总理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看，周总理多么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1958年，中央号召在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当时，先后有40多万人参加了修建水库的劳动，其中有中央领导人，各部部长等也都参加了这个劳动。周恩来曾先后四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1958年6月的一天，是他第四次来到这里参加劳动。那天早上，一队队劳动大军向水库工地进发。周恩来举着红旗，走在国务院队伍的最前面。红旗上写着：“国务院直属机关第四支队”。周恩来身穿一件已经退了色的灰布衣服，背一顶草帽，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在行进途中，他回过头来高兴地对同志们说：“咱们是劳动大军，应该活跃一些嘛。来，哪位同志出来领大家唱个歌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提议，一位同志自告奋勇走出队伍，领着大家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
周恩来到水库劳动，只带了一名卫士，再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出发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建议带一名医生同行，以便照顾他的身体。可是，周恩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参加水库建设的，有工人，有农民，有解放军，有广大干部，他们就不生病经过劳动，我的身体会更好，即使有点毛病，也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同志看看就是了!”他还嘱咐身边的卫士说：“到了工地，一切都要按那里的规矩办。”到了工地，大家先席地而坐。工地指挥部的同志来给大家分配任务，宣布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这位同志一看，面前席地而坐的队伍中，有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些职务很高的领导干部，心情有点紧张起来。他刚刚说出：“我们欢迎总理和各位首长来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周恩来就站起来了。他爽朗地笑着，亲切地说：“今天这里没有总理和首长的职务，咱们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嘛!如果说首长，你才是这里的首长呢，你怎么指挥，我们大家就怎么干。”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工地指挥部同志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打消了。
劳动开始了。几十辆小推车跑起来，周总理和大家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水库大坝准备石料，往小车里搬石头。
总理弯下腰，一块一块地搬着。他的右臂受过伤，不能完全伸直，搬石头要左手使劲，遇到大石头，就得完全俯下身子，把石头抱起来。推车的同志看他累得满脸大汗，故意把空牟慢慢地推回来，让他多歇一会。总理马上“抗议”：“快点吧，我们要窝工了!”
他装完这辆装那辆，人们稍不注意，他又抢着推独轮车。看他敞开衣襟，满脸汗水，推着独轮车走在不到一尺宽的木板道上，走得真稳呢……
后来，总理又和大家一起传递石头。他乐呵呵地把大石头称作“西瓜”，把小石头称作“香瓜”。传递石块的长龙里，一会儿传来：“嘿，来了个小香瓜!”“嘿，又来了个西瓜!”有的同志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将小块的传给总理，他接到手就提意见：“加快速度!来个大的!”数不清的大小石块，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很快像小山一样堆起来。
周总理的手被石块碰破，出血了。大家劝他去包扎一下，休息休息，他笑着说：“轻伤不下火线嘛!”
休息了。一队年轻人欢迎周总理带领的这支“老头儿”队唱歌。
“唱歌”有人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老了，不行啦!”
周总理站起来笑眯眯地说：“只是前二十年能唱，后二十年就不能唱拿出延安精神来，唱一个!”
周总理挥起双臂指挥，愉快的歌声响彻工地。
周恩来在水库工地上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他住的是一间简陋的低矮平房，屋里，窄窄的两个长条凳，架着一个床板，上面铺着很普通的旧布被褥;窗前放着一张三屉桌，还有两张硬木椅子，油漆都已脱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工地期间，周恩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和大家一样，每天劳动8小时，从不迟到早退。劳动中间，午饭就在工地上吃。开饭时，他同大家一样排队去领一块烙饼，或者两块发糕，然后席地而坐，吃一口干粮，就一口咸菜，喝一口白开水。有一次，工地指挥员的哨声响了，炊事员给送饭来了。卫士听到哨声，想往队伍前面跑，早点给周恩来领上饭。没想到，周恩来一把将他拉住，说：“你往哪跑，就排在后边吧。”卫士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后面。领到饭后，周恩来边吃边和别人谈笑，吃得十分香甜。
收工回来，周恩来和大家吃一个食堂的大锅菜，在一个几十米见方的浴池里洗澡，睡在同样简陋的平房里，一点也不特殊。唯一特殊的是，别的房间都媳了灯，他的屋里还亮着灯火，劳动一天以后，他还要坐在硬板椅上批阅文件。
周总理就这样和水库的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度过了一个多星期。
1958年7月，黄河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主桥在洪水的凶猛冲击下出现了偏移，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经受不住洪水的持续袭击而墩塌桥毁。郑州铁路大桥是我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的枢纽，一旦桥毁，后果不堪设想。抗洪官兵异常焦急，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极差，只好决定用土办法解决，组织1万多民工用绳子拉纤把桥墩拉正。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迅速指示同意此法，并立即从北京赶往抢救现场。到达郑州时已是深夜，周总理不顾劳累，马上冒雨到大桥上视察。工人闻知周总理到来，立刻围拢过来。有的工人看见周总理浑身都被雨淋湿了，就找来一把雨伞要为总理打上。周总理说：“不用，我要和工人同志们一样。”他走到工人中间，征询和听取了大家对抢修大桥的意见，并和现场指挥抢险的领导干部一起商定了具体的抢险方案。
拉纤开始了，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民工中间，大家群情激昂、欢呼不已。周总理亲切地向大家摆摆手，说着脱下外套，加入纤夫队伍。大家一见，都喊：“总理，不能啊!让我们拉”，“总理，你不能拉纤啊!”几名纤夫和船工淌着脚下的水，向前一步激情地说：“周总理!这是我们黄河纤夫干的活。”说着，拱手要求总理松开手中的纤板。周总理说：“我们一起拉嘛。”喊号的拉纤老人见拦不住总理，“扑通”一声便跪下了，顿时工地上很多人也都跪下了。总理请大家起来，还是蔼地说：“这里没有总理，我们都是黄河上的纤夫!”总理拉着纤绳的手没有松开，而是与拉上纤绳招呼大家一起拉纤。“嗨哟!嗨哟!大家一起干呀!嗨哟!嗨哟!大家加把劲呀!嗨哟!嗨哟!……”在整齐的号子声中，总理和一万多名纤夫创造了奇迹，把桥墩拉正了。”
50多年过去了，当年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随行人员谈起总理在黄河上拉纤的情形，仍是激动不已。那些动人的时刻，已经在大河上下传为佳话，在黄河上永远流传。
胡锦涛总书记在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各级干部向周总理学习，我们不妨就从周总理的“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夫”这句话学起吧，而且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1960年初夏，当时的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秉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很关心两年以前给省委领导商谈淮安发展工业的信函的办理情况。刘秉衡如实地向周总理汇报了江苏省委接到该信函后，淮安已和无锡市结成了协作关系，解决了淮安办工业的很多问题，设备要啥给啥，没有资金先运回安装再付款。农具厂上马后，接着又先后办起了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缫丝厂、内衣厂、化工厂等。周总理听了以后，十分高兴。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既讲原则性，绝不置国家整体利益而不顾，利用特权搞“走后门”，态度鲜明地表示“我当然不能那样做”;又讲灵活性，富有人情味，在地方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切实帮助家乡解决发展经济的困难，尽家乡人的一点责任。
“周总理来了!”
这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天津南开大学。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到南开大学来参观了。
午饭已经开过了。食堂里，炊事员正在议论这个消息，想不到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微笑地向大家点头致意。
“你们的工作很忙吧又在做下顿饭了”说着，总理走进了厨房。
总理走到菜桶边，俯身望着：“中午的菜没有卖完多少钱一份”
炊事员说：“这是萝卜，五分钱。”
总理走到另一个菜桶旁边，问：“这个呢”
“小白菜粉条，也是五分。”
总理看到笼屉里还有窝窝头(玉米面做的干粮)，走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
“两分。”
“我买两个。”总理说着拿了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食堂中找了一个座位，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他招呼着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们：“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
炊事员急坏了。周总理这么忙，这么累，回到母校来参观，让他吃惊窝窝头、剩菜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周恩来总理微笑着说：“我买一盘五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
炊事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给总理吃。周总理说：“哈哈，我就是喜欢吃萝卜。”说着大口地吃起来。食堂里一片愉快的笑声。
吃完饭，总理走进厨房，和炊事员一一握手道谢，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哇!”
他走了，炊事员们还反复地吟味着他这句话。
中国自古就有“公生廉，廉生威”的官箴。正是在“官”与“廉”这两个为官的聚焦点上，周恩来以自己清廉如水，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敬服，成为一代楷模。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倾心为公，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吃、穿、住、行，都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
比如住房，战争年代，他通常都是和普通工作人员或战士住在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大部分住在“国统区”。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有时回延安，还和别的同志同住一个窑洞，他却从不在意。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香山。后来为了工作方便，他先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待毛泽东进城后，他让出丰泽园，另选一处条件比较差的西花厅居住。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为其父摄政王载沣修建的花园。因园内有座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后来就把整个园子称为“西花厅”。西花厅尚未修好，溥仪就退位了，后来为北洋政府总理府占用。因战乱频仍，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
周恩来住进西花厅，把它作为办公室兼住房。当时只是简单地作了补漏粉刷，条件甚差。这座古老的平房，墙砖已露斑痕，墙皮出现碱印;柱子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糟朽;窗户开裂大缝，冬天用纸糊上，屋上是灰顶棚，不时往下掉土地面是方砖，经常返潮，房屋光线灰暗，影响办公。由于厕所不在卧室内，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很不方便。周恩来膝关节经常隐隐作痛。这与居住条件不好有很大关系。
总理办公室和国务院总务部门的同志看到周恩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心里实在感到不安，多次提出为他修房，并拟定了修缮计划。中央警卫局分管房建的副局长毛维中到西花厅检查房屋维修情况时，也提出需要修缮。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他还说：“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中站起来，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
此后，在一次普查房屋时，发现西花厅车库的房架坏了，工人们先用木柱顶上，经秘书向周恩来请示，他不准大修，只许用铁板加固，以保证安全。他办公室的窗帘破得不能再用了，工作人员换了一套新的，他看见后，立即叫工作人员把旧的找回来再用。一次修门窗，将窗扇按了个铜合页，他发现后，立即叫换成铁的还告戒工作人员：国家现在缺铜，门窗合页不能用铜的。
二月份，周恩来从外地回到北京，进门就楞住了，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房子是谁叫你们修的”他发脾气了。如果光是发脾气倒好，这回却是动了怒气，拔腿就走，临时住到钓鱼台，不肯回来住了。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至此，秘书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原来的窗帘和其他旧物一一换回来，周总理这才回来居住了。
这次“修房事件”，是秘书何谦一手负责的。1960年3月25日，他在天津视察时专门同何谦谈这件事。他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是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周恩来沉思一会儿，又问：“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他是想用自己的存款逐步把修房子的费用还上。何谦说：“你那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哪有多少存款!”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赔又赔不起。”接着又自责地说：“这次修房子，那样一个修法我不知道，责任在你;但是，在修缮过程中，我没回去看看，只是我的错听到这里，何谦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住的房子修了，你们去看看，我要求勤俭节约，自己没有做到。”还说我这次去南方，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但是，他从不说这种修法他事前并不知道。决不诿过，严于自责，是周恩来的一贯品格!
从此以后，周恩来对房屋修缮控制得更严格了。1973年底房屋普查时发现，西花厅池子岸石塌落，房屋的明柱和窗木失修，油漆起皮脱落。房管部门提出要维修，结果得到秘书的回答是：总理不让修。
整整二十六年，古老简朴的西花厅，一直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总理府”。
周恩来从来不允许为他的办公室添置摆设及办公用品。几十年来，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没有沙发。直到晚年生病后，才由毛泽东送给他一张单人沙发。工作人员曾想给他买盏台灯，周恩来却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做嘛!他那盏落地式台灯，就是国务院机关的电工制作的。他办公桌上的文具盒，也是工作人员用五合板做的。墨盒和镇纸，是解放军战士用打下的敌机上的残片做成后送给他的。两个笔筒，都是以价钱最便宜的玻璃杯代替，其中一个乳白色山水玻璃杯已经破了，内外都粘着橡皮膏。还有一只小寒暑表，金属零件已经脱落，就用细绳绑着用。
周恩来生病后，更加废寝忘食地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工作人员看到他太累了，就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木板床，希望他能抽空休息休息。但他从来没在这张床上躺过，木板床倒成了他堆放文件的地方。
岂止于此，周恩来连国务院集体办公的大楼也不准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首都十大建筑一个个崛起，北京市委也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办公楼，有人提议，我们国家这么大，应该建个象样的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听后，浓眉直竖，断然回答：“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会建国务院大楼。”
1962年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在总装配车间，正当周总理看到汽车装配线上的一个工位时，正巧有一辆装木板的小车挡住了他的视线。一位车间领导怕周恩来总理看不清楚这个工位上的装配情况，连忙要把小车推开，总理立即阻止说：“不要动，不要因为我们看一看而影响工人同志生产!”
周恩来总理故居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附马巷，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宅院组成。总理生前对旧居的处理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着故乡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周恩来诞生的三间房子外，其余的房子已是东倒西歪，瓦楞长草，破败不堪。旧居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因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淮安县委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对这三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作进一步修缮，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修缮经费。
1953年，周恩来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总理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孙桂云在谈话时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1974年8月1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总理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说:“拆迁吧，我们给钱。”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周总理点头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泽东的旧居。”孙桂云深深理解伯伯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样，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随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偏僻的乡村，有的来自遥远的城市，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自发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淮安县委书记邵风翥、副书记王纯高参加了会议。
茶馓，是淮安特产的一种茶食，采用上等白面用麻油炸成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普通馓子比较，茶馓相当精细，主要是技术上巧妙。经过师傅的巧手，其细如线，其黄如金，环绕成团，活似一朵正待开放的金线菊花，再加上触之即碎，香酥可口，因而，一种普通的油炸面食，竟成了驰名南北的馈赠名点。
为了表达故乡人民的深情，他们特地找来技术娴熟的老师傅，选用上等面粉和麻油，炸好以后，装在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他们更是小心翼翼，以防因颠簸而碰碎，因为这里面装的是家乡人民的心意啊!
到北京以后，经过联系，邵风翥、王纯高亲自把茶馓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劝他们带回，说周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两人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只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实在说服不了他们，只好暂时代收下了。
两人沉默了半晌。怎么办呢最后商议一下，他们对秘书说：“这样吧，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呐，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给总理带去吧!”
秘书会心地笑了，摇摇头说：“你们的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要是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说着，秘书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恩来总理亲笔写的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邵风翥、王纯高两位仔细读了周总理的批示，深深地感动了：总理是这样的严于律己，这样的廉洁奉公，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啊!
1965年冬，周恩来总理侄儿周尔萃在北京学习结束后，特地去看望伯伯、伯母，并谈了自己想乘假期回淮安探望母亲的事。总理肯定他“没有忘本”，赞成他利用假期回故乡看看。总理嘱咐说：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作为一个军人，随时随地都要约束着自己，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说到这里，周恩来总理略停了一下，接着问道：“尔萃，三大纪律的头一条是什么呀”周尔萃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在心里直打鼓：难道我什么地方做了错事，可能伯伯要批评了。望着伯伯那慈祥而坚毅的目光，周尔萃没有踌躇，立即以军人特有的爽快回答道：“一切行动听指挥!”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能完成任务吗”
“能!”周尔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他之所以回答得这样干脆，不仅是出于对伯伯的尊重和服从，还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已拖了多年。把这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交给他，是伯伯对他的信任。同时，他深知伯伯的脾气，话只要讲出来，是非要兑现不可的。
周恩来对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态度表示满意，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国家的实际耕地面积不多。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移风易俗。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又交待了一些具体要求：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上，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
带着伯伯交给的“特殊任务”，周尔萃离京南下，在春节前回到了故乡淮安。
一到家，周尔萃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哥嫂嫂。哥哥嫂嫂都是党员。三人开了一个会，意见很快统一了：一块儿去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听了没有马上表态。这是他们料到的。妈妈为难了：同意吧，确实有些想不通;反对嘛，又是周总理的嘱咐。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从古到今，由远到近，从迷信讲到科学，终于把妈妈说通了：“那就照你伯伯嘱咐的办吧，既然好处那么多……”
第二天，周尔萃去县委，向值班常委作了汇报，并请求县委派人一同去生产队处理。值班常委听完汇报，沉吟了一下，说：“你休息一下，我找在家的常委碰一下。”
是需要“碰一下”，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
1953年春，周恩来总理就派人传达过他的意见：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县委又收到过总理的来信，又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1958年和1960年，两位县委领导在北京见到总理时，总理也曾请求把这件事处理了。每次意见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议过，几乎每次都是一致的意见：这样做，不但我们想不通，就是群众也通不过，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吃批评也情愿!
在家的书记、常委都来了，又重新听了周尔萃的详细汇报。周尔萃把总理讲的道理和交待的具体要求，都原原本本向县委讲了一遍。
周尔萃最后恳切地说：“总理是派我专程来处理这件事的。大家的心情总理充分理解。希望县委尊重总理的意见，我们全家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县委常委们感动了。县委最后决定：派干部协助周尔萃下城郊，做好说服群众的工作，在春节前把这件事办好。
农历腊月二十九，先由孙桂云出面，到祖坟所在的生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传达周总理和县委的意见。群众先是议论纷纷，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面对群众的议论，周尔萃只好把总理交待的话耐心告诉群众，进行说服解释。最后，群众的工作也都做通了。
除夕下午，当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之后，周尔萃立即给伯伯写信，详细汇报了处理经过。伯伯很满意。没过几天，周总理给生产队寄来了70元钱，用来支付平坟劳动力的工资和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费。干部社员们看着总理寄来的钱，一些老人流下了泪……
周恩来总理处理祖坟的事，很快传遍了故乡。总理逝世后，当故乡人民从广播里听到总理的遗嘱，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的时候，人们更深深地怀念自己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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