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巨著，但是，作为一本社会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模范”（列宁语），它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也无与伦比。
《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论述，在我研究人民公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我在鼓吹包产到户的“狂风巨浪”中毫不动摇，对于我理解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研究，包括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等内容。
一、简单协作——人民公社化的物质基础
人民公社的建立与发展，有没有物质生产力基础，曾经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学习《资本论》找到了准确的答案，认为协作就是人民公社最初的生产力基础。
先从研究人民公社说起。
1976年周总理逝世，为了纪念他，研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室里成立了一个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组。周总理1958年视察我们学校时，曾经提出研究人民公社的课题。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三年“四清”的经历，担任过队长、指导员，以后又有近四年“五七干校”的生活，对农村比较熟悉，虽然我1972年才从“五七干校”调到学校，比一些老同事、老同学晚到研究所，但所里让我担任研究人民公社小组的组长。
开始研究人民公社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我们从革命老区的农村经济的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在《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一书的题记中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在人们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推动下实现的------但是，思想、理论和政策的作用，终究是第二位的，而不是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要探讨农村合作经济运动的根本原因，就必须抽象掉人们的思想、理论和国家政策等上层建筑对这种经济形式的作用，直接研究决定它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当时能够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就是学习《资本论》的结果。
《资本论》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第一卷第362页）马克思有关协作的理论，似乎是对我国农业经济实现集体化而“量身定做”。这一段话，对于我研究人民公社发生、发展，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对于人民公社存在生产力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根据马克思“协作”的论述，我写了《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的小册子，论述了人民公社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基础，指出人民公社制度适应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我国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小册子是1984年写成的，当时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包产到户，“生不逢时”。经济研究所虽然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但是，与会者根本就没有看，会议草草收场，小册子也一直压在“箱子底下”。直至2010年才收集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
我不仅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主张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还跑了八个省市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参加过国家农委、农业部组织的江苏无锡县的调查组；到河南新乡刘庄大队找过史来贺书记，商量好写大队的经济发展史，史来贺也同意了，不过当我们要进入大队调研时，却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让去。后来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进行了典型调查，写出《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的调查报告（见附录）。
看得见现实生活中生产力的发展
旧中国“一穷二白”，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建立以后，要发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扩大再生产，积累从哪里来？当时，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苏联也没有多少力量支援。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自力更生进行积累。
旧中国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经济，是大自然的“奴隶”，靠天吃饭。毛泽东坚持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
毛泽东与党内的某些人进行了斗争，大力推行了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私有的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极大“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实现集体化以后，土地公有，劳动力统一使用，农村立刻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农田水利建设，短短的二十几年，八万多座水库拔地而起，灌溉面积由三亿亩，发展到六亿多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还多；农村工业也有了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和整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协作，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资本论》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累造成的。”（第一卷365页）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充分发挥了协作生产力的产物。历史上我国修筑长城、大运河等伟大工程，也是依靠协作的生产力。但是，当时政府动员的人力物力，受到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持续进行。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经济完全能够一方面维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支持农田水利建设，使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一直持续了二十几年，取得了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成就！
《资本论》对于协作的论述还有很多，就一一列举。
我国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种植业、农村工业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集体劳动的要求相适应。正是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加上“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使我国农村的协作这种新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积累，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资料，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伟大成就。
协作生产力对于我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国农业、农村的活生生现实。
二、分工协作
有关分工协作产生的新生产力，人们比较熟悉，就不引用《资本论》的分析了。下面简单谈谈我在实地调查中的感受。
我在调查石家庄大队的过程中，感受到分工协作的威力。
旧中国的个体农民，既要种田，还要养猪、鸡、鸭等。石家庄大队的分工，发展到种田的专门种田，养鸡的专门养鸡，养猪的专门养猪，从事工业生产的从事工业生产，既使劳动者能够积累某一方面专业的经验、技术知识，又不断地改变劳动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石家庄大队的农科队为例。由于实行了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济制度，有可能抽出一些人成立了专业的农科队，建立了土壤化验室，购置了一些实验设备，可以分析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农科队作为队长指挥生产的参谋，根据土壤中的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建议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措施，决定施用不同的肥料，加上耕地有水源保证灌溉，粮食产量稳定在亩产1800斤左右。这对于过去的个体农户来说，几乎不可想象的产量。我虽然“四清”、干校期间一直在农村生活、工作，也参加了农业生产，但不接触农业科技，有关农业的一点点技术知识，如氮、磷、钾元素、千粒重、“寸水棵棵苗”等，都是从石家庄大队农科队那里学习后才知道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一段记载：“----少奇同志批印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随后，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第190-191页）
分工协作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机器生产
上述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应该说是“无与伦比”。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根本不懂什么是物质生产，更不懂什么是生产力。
四、现代化、自动化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根据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预见生产必将实现现代化、自动化，生产力将进一步获得大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时指出：“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资本论》第一卷203页）机器的运用，把工具由人体器官转到工具机上，使工具摆脱了人体器官的数量限制，大大地发展了生产能力，实现了神话中的“千手菩萨”；现在芯片、机器人的运用，又部分地替代了人脑的功能，把人脑指挥机器运动的功能部分转移到芯片、机器人上，生产力必将出现更大的飞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必将促使实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者出卖劳动力商品所得的工资，严重阻碍购买力的提高，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反复爆发；技术专利制度则严重束缚着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正像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学习《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理论，更加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
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的理论，最终的目的是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现代化、自动化，必将要求共产主义公有制与之适应。共产主义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附录：
——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
笑多
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是山东省一个富裕的大队。全大队三个自然村，五个生产队，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共八个单位。全大队237户，1191人。有整半劳力484个，耕地1190亩。解放后，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昔日贫穷破落的佃户村，今日已成了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刚解放时，这里的生产水平很低，生活很贫困。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96斤，全村年末存养生猪仅21头。全部耕地几乎都种粮食，还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才199今。去年，在人口增长83%，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到1623斤。这一年向国家交售小麦43万斤，比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还多30万斤，平均每人交售360多斤。去年年末存养生猪1204头，当年交售生猪688头，共14。8万斤，平均每人110多斤。另外，平均每人还交售了60多斤鸡肉。成立高级社的1956年，集体经济总收入仅6。11万元，去年总收入达101。9万元，增长了15倍多，人均分配水平也由30。29元，上升到300。6元。解放前全村有72户逃荒要饭，21户卖儿卖女，52人冻死在外乡。现在，人们不仅不愁吃、穿。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已经普及，而且有十几户买了电视机。过去农户住的是又矮、又黑、又潮湿的小土屋，全村仅有三间青山屋，还是地主收租的帐房。现在已有60%的社员住进了集体盖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户一个院落，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解除了社员生活上的重大负担，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经济面貌，不论是生产或生活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因是什么？
一，把劲使在改变生产条件上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石家庄大队的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刚解放时，石家庄的生产条件很差。一千五百多亩可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没有一亩水浇地，完全是靠天吃饭。靠汶河南岸的地，大风起时，黄沙压田，要用筢子扒沙才能见苗；村北沙土地漏肥漏水；村南粘土，“下雨粘，干了硬，失了火色耕不动”；当时全村仅有七头牲口，二十多头猪，种地没有肥料。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粮食亩产仅一百斤左右，更没有力量发展规模较大的副业和购置机械了。
在改土方面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个大队地处汶河南岸，由于河岸没有植树，每当冬春季节，狂风起时，黄沙滚滚。天长日久，在河岸上堆积了26个大沙丘，480亩良田几乎被沙子淹没，庄稼十年九不收。为了制止风沙的危害，大队组织了一支由妇女、学生为成员的采集种子队伍，采集了大量刺槐等树种，育成树苗。第二年又发动360多人植树造林，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四华里长的绿色防风林带。这些树木现已成材，不仅为集体创造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财富，而且也锁住了风沙，保护了农田，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
平整土地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这个村的北面有26个大沙丘，小的一市亩，大的占地11亩，不仅种不了庄稼，而且威胁着耕地，还有17座古坟；村南有一条臭水沟，长达三华里，平均宽26米；全部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不利于灌溉，不利于耕作，不便于统一管理。大队干部率领着广大社员，硬是用小车、抬筐和铁锨等简陋的工具，搬掉了沙丘和古坟，填平了臭水沟，把高洼不平的工地，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平，做到“寸水棵棵苗”；将八百多块土地整成了十八大方。
改良土壤。这个大队有三百多亩沙土地，有二百多亩粘土地，都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他们对这些土地“开膛抽筋”，从村北把沙土运到村南，又把村南的粘土运到村北，使村北的沙土地和村南的粘土地都变成了壤土地，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能够保水、保肥，又易耕易种。
除了改土外，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原来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以后经历了打小土井、引汶提汶灌溉和打机井三个阶段。现在大旱之年，也能保证五、六天之内全部灌溉一遍。集体化以后，陆续打了38眼小土井，买了25部水车，水浇地由无到有，发展到八百多亩。但是靠“手摇辘轳头”灌溉，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也低；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开挖了一条五华里长的引汶渠道，并修了闸门及配套建筑，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效率；以后又在汶河岸上修了一个提水站，提水灌溉；随着邻近各队引汶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汶河常常断水，无法灌溉，他们又先后打成18眼机井，平均每60亩地一眼，从而解决了农作物的用水问题。
增强土地肥力是他们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大队在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还保持土地肥力的稳步提高。肥料供应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由于经济力量薄弱，靠“七挖八换”，挖老墙土、老街土作肥料，以数顶质；以后发展到造肥、沤肥；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上升，饲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养猪、养鸡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能供应一万多车优质的农家肥，地力有了可靠的保证；现在除了农家肥外，还根据土壤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针对性施一些化肥，使土壤中含有的氮、磷、钾元素的比例逐步协调。
由于改变了科学实验的物质条件，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水平也有显著变化。过去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条件，全凭经验指导生产；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划出29亩地，选拔了十几个有生产经验的社员组成了农科队，进行了品种、耕作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指导生产；1974年以后大队投资六千多元，购置了土壤化验等一批仪器，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每年对十八大方土地定点化验两次，建立了田间档案，根据化验结果和实验结果，安排作物种植计划和决定管理措施，使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家庄大队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逐步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由人力、畜力转变为机械力和电力。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购置第一台拖拉机，到现在已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十台，汽车两辆，各种动力机共1347马力，平均每亩地一马力多；农村用电量也从1972年的5万度，上升到1980年的28万度。目前，从耕作、排灌、运输到农副产品加工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采用机器，不仅节约了劳动，而且能起到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以前靠小推车和马拉车，一亩地一年只能拖几千斤、万数斤土杂肥，用拖拉机每亩能施土杂肥三万多斤；用机械播种，可以争农时，枪火侯，适时播种。过去种七百亩小麦，男女老少一齐干，要种45天，从白露一直种到霜降。现在种一千亩，从倒茬到下种，只要十天就行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过去靠镰刀、碌碡，收的慢、打的慢，不能保证丰收，眼看要到手的粮食，给大风刮掉或被雨淋坏；现在有了机械，可以及时收割、脱粒、归仓，基本上消灭了灾害的损失。
由于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作物的产量才能不断上升，由亩产一百斤左右，上升到千斤以上。自1975年以来，粮食单产始终保持在1800斤左右，总产在160万斤以上。今年又遇大旱，小麦产量仍然是大丰收。
种植业的发展，为多种经营提供了物力和财力，饲养业成了这个大队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全大队集体、社员家庭养猪一直保持在1200头以上，每年向国家交售生猪600多头。仅此一项，大队每年要提供几十万斤饲料粮；大队、小队都有养鸡场，仅大队养鸡场就有一百多间房屋，占用32个劳动力，每年向国家交售40吨鸡肉，纯收入五万多元。没有种植业的发展，没有充足的饲料供应，饲养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饲养业的发展，不仅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也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农家肥。
石家庄大队首先从土、水、肥入手改变生产条件，带有必然性，是由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解放后，这里的群众面临的生产力就是一百多个劳动力和几头牲口；拥有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一千多亩耕地。要迅速发展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劳动改造土地，提高土地的质量，这也是我国农业集约化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还必须逐渐增加积累，提高技术构成，改变各业的生产条件，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石家庄大队党支部在率领社员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又率领社员改善生活条件。由于生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解放后盖的第二代房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后决定，在农业、副业生产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战线——新村建设。他们对新村进行了统一规划，从1975年开始了新村建设。现在，一个整洁、优美的新型村庄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学校、卫生所、商店等公用建筑早已交付使用；60%的社员已搬进了集体盖的新房，社员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生产、生活条件变化这么大、生产发展这么快，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哪里来这么大的生产力？
二，集体劳动创造了新能量
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自集体劳动，来自社会劳动。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思所说：“----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石家庄大队的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大幅度增长是从1964年（农业学大寨）以后开始的。解放后，个体劳动阶段生产虽有发展，但生产条件变化不大，生产水平也较低；集体化初期，生产条件有变化，如打了一些小土井，大牲畜和生猪都有所增长，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1964年以后，由于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简单协作的威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大大地改善了土地的质量，并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实行了分工分业，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并采用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机器，把潜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充分挖掘出来了。
简单协作与个体劳动相比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在工程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在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中，简单协作的威力就显得尤为突出。
从石家庄大队修筑引汶灌渠看，全长五华里的渠道，修闸门108个，大建筑24个，采石1000多方，不依靠集体劳动，靠个体劳动，不仅不能短期内建成受益，甚至根本就建不成。
平整土地也是这样。仅搬沙丘、平整村北480亩土地，就投工26200个；填南沟、平整沟南360亩地，动土64200方，投工30000个。这些工程也是靠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抬筐抬，在你追我赶的集体劳动中完成的。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公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石家庄大队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截止1981年，全大队除了五个农业队外，还有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仅副业队就有14个项目，占用212个劳动力。这些副业项目除少数几项是季节性生产外，大多是常年固定生产项目，如养鸡场、养兔场、面粉厂等。由于专业分工的出现，大队内部的劳动进一步社会化，生产力又提高了一步。
分工分业使农业生产分解成不同种类的劳动，使劳动过程分解为局部劳动，这就为采用机器提供了条件。机器的使用，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分工分业，而且能进一步将劳动过程分解。机器能带来巨大的能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们都熟悉的，这里就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从石家庄大队看，采用机器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劳动量大的生产环节。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年生产，如磨面、饲料粉碎等等；一种是季节性劳动，但是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生产成果有重要作用的劳动，如耕地、灌溉、收割、脱粒等等。正是由于使用机器，对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变起着重大作用。
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资本论》第一卷第684页）
以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大队生产条件、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原因。但是，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不分析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下面就对经济关系的作用进行粗略的分析。
三，根本的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土改以后的小农经济与个体劳动相适应，小农经济阻碍了劳动的社会化，首先是阻碍企业内部的劳动社会化，束缚着生产的大发展。恩格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疑问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2页）如果土改以后，石家庄一直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条件难以有很大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有一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就是解放前出现过的富农经济的道路。富农雇工，特别是农忙季节雇佣较多的工人，也是要发挥集体劳动的威力，争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但是，这种协作的规模发展很慢，因为，“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同时，“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资本论》第一卷第366—367页）在农业生产方面，协作的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本家使用土地的规模。要使富农发展到拥有或使用一千多亩土地，雇佣几百个劳动力的规模，那将不是短时期达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在富农经济的制度下，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与雇工相对立，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认定，如果走富农经济的道路，石家庄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
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直接与社员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对立，所以集体经济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规模不同的社会劳动。
石家庄大队存在着两级经济：农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些小型副业属生产队；一些大型的副业单位、农科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新村建设工程，则属大队经济和大队组织。如养鸡场规模较大，仅房屋就有一百多间，用劳动力32个，占资金几万元；又如面粉厂，需资金几万元，用劳动力17人；农科队服务能力强等等，一个只有几十户的生产队，要兴办这些企业，无论劳力、资金、技术、物资等条件都有困难，所以属大队一级所有就比较适合。石家庄大队根据物质生产条件的不同、社会化程度的差别，实行两级核算，使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潜力，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198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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