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的意义和魅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
一、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互动影响
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非遗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三、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建议
参考文献:
［2］刘建平．刘向阳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
【关键词】蓝印非遗进校园探索理论实践
基于“进技”原则的校园非遗传承课外活动方式
为了宣传蓝印文化特色，我校二甲中学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曹晓峰蓝印工作室，将传统蓝印花布的技术直接引入到我校展览室，便于学生直观了解这门技术的操作流程；且曹晓峰老师作为蓝印传承人带领着我们深入到传统艺人的生活，体验蓝印制作的不朽和蓝印成品的魅力，切身体会蓝印文化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艺术家的不断努力实践、探索、创新才能永保物质生命力，才能保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永垂不朽。
基于“进技”原则的校园非遗传承课堂渗透方式
非遗进校园的效果和意义
蓝印文化的宣传和蓝印教学的探索验证了非遗进校园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一非遗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增添了课堂的文化氛围，丰富了教学。在反复实践中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美术教学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进一步突破传统教学的模式，在艺术创作中探索如何将非遗传统文化用现代的形式进行展现，学生的创意灵感在课堂讨论、手稿修改过程中不断碰撞激发，从而达到技术与技艺的统一。
第三校园蓝印作品的展示活动不仅是对非遗文化物质的宣扬，更是一种精神的弘P。通过物质载体，让青少年学会欣赏它、尊敬它，进而通过实践探索体会其精神内涵，磨炼学生的意志，影响学生的人格，弘扬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王仕平.浅谈非遗进课堂的“三性”[J].群文天地，2011（2）：87-88.
[2]沙志辉、陈潘.浅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J].黑龙江史志，2013（17）：303-304.
【关键词】“互联网+”；徽州民歌；创新；传承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二、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创新
三、口头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
四、结语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一环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获得比原先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徽州民歌数字化、在线化传承模式的构建，是“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传统音乐保护领域内的尝试，从理念上和方式上同样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可以肯定地说，以徽州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1]黄楚新，.“互联网+”意味着什么――对“互联网+”的深层认识[J].新闻与写作，2015，（5）：005.
[2][6]宋刚，张楠.创新2.0：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创新民主化[J].中国软科学，2009，（10）：61，62.
[3]方李莉.非遗保护的3.0层级与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N].中国文化报，2016-6-28（003）.
[4]宋刚，唐蔷，陈锐，纪阳.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科技创新[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31.
[5]宁家骏.“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J].电子政务，2015，（6）：33.
作者简介：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校教育；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积淀。它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被不断地传承和创造、具有广泛群众性、是民间的活态文化，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还有利于抵制外域文化霸权的渗透，维护文化，是国家的重要软实力，能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学者康保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不仅是多少项具体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祖先五千年文化史的一种认同。”[1]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全球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教育部和也启动了一个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把每年9月定为“传承月”，在青少年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普及工作。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如京剧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有条件的高校也开设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对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的课程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渗透到其中，不失为一种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的好方法。
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发表的《非物质文化教育宣言》指出：教育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学者尹国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流淌着祖先血脉的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教育的有机融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民族共同的责任，高等学校作为传播文化，创造知识的重要场所，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也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在当今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教育理应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高校应努力在教师、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研究、学生社团组织、信息交流平台、教学课程模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方面加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
第一，在师资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当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的教师在整体上力量薄弱，素质有待大幅度提高。高校应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来为其补课，提高其素质。首先，应该在制度和政策上给予激励和导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和科研纳入学校考评体系之中。其次，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将此领域的学术权威和民间传承人请进来或者自己走出去，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水平。[8]
第二，在学生主体方面。目前，我国高校每年招生近600万人，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就意味着每年有近600万人直接受到教育。这些学生又会影响他们的父母和亲人，这种宣传教育是切实有效的。各高校要通力合作，组织各方面的学术力量编写课程大纲、教材。教学要将课内课外结合，特别要在实践环节上下功夫，教师要利用暑假组织大学生到基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实践活动。要培养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项目引进校园展演，发散其文化魅力，激发大学生的热情，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动态中得到保护。[9]
第四，在学生社团组织方面。高校应最大限度地将各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学生社团的各项活动之中，使校园文化活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让民间文化去丰富学生社团内容，促进社团的积极健康发展，使民间文化在校园里产生极强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学生活动的一个鲜明特色。通过大型文艺演出、专题报告、社会实践等系列活动，不断提高学生们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得到良好的熏陶。[10]
第五，在信息交流平台方面。高校在运用传统手段和工具进行资料搜集的同时，应着力于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设施保存成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进行系统化的记录、保存。其次，高校之间应建立起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交流平台，将每个学校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信息整合起来，并对一部分可以进行共享的资料实现交际间，平台间的共享。可从三步出发，首先在市级范围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然后向省、区域逐渐推进，通过市、省、区域三级逐步扩大共享的范围，最终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平台。[11]
第六，在教学课程模式运用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为一体的课程结构和学科性、活动性相结合的课程模式。通过教育，不仅使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知识有所了解，而且使学生学会研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还能够让学生掌握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创作和应用方法，同时注重理论讲授与动手实践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结合。让学生从亲自参与、体验、感受、内化、表现中产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创新意识，获得创新能力。
第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方面。高校应在现有的课程基础上，结合高校自身特点、明确课程目标、深化教学要求、逐步扩大课程涉及面和深度，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开设的长期规划；同时，高校要将此规划与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相结合，由浅入深地对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现实情况和特定高校的具体特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既符合高校发展的要求，又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和保护的需要，从而制定出全面、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完善课程设置的体系和培养人才方案。[11]
三.结论
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对传承中华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导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领域，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双赢的结合，是高校落实自身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化教育领域的新突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不断创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2]尹国有.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本土文化认知价值――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的作用[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7）：1-4.
[3]张鹏.推动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述要[J].美术研究，2003，（1）：69-72.
[4]乔晓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教育和民族文化资源整合[J].美术研究，2003，（1）：62-68.
[5]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北京[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11-129.
[6]王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J].文化学刊，2008（6）：28-35
[7]刘伟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素质教育功能初探[J].教学与管理，2008，（2）：100-101.
[8]尹凌.高等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探析[J].理论导刊，2009（7）：100-101、107.
[9]林佳瑜，陈如好.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意义[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54-57.
[10]李巍.关于高等旅游教育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9，（6）：64-66.
关键词：艺术基因民族瑰宝“挤出”和“边缘化”“本原性”与“个性”
2006年中央电视台在第十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首次把“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演唱方法同美声、民族、通俗组合并纳入此赛，这一创举无疑为中国歌坛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注入了一支兴奋剂，掀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波澜。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通俗歌曲以一种无法遏制的势头跻身到中国文化生活。而“原生态”的出现出乎所有包括歌者本人和大多数声乐专家、学者意料之外，同时也给世人带来了更为巨大的惊喜。
那些身着民族盛装带着满身泥土气息的插秧姑娘，那些来自大山深处、带着很少进城的腼腆、靠喝二两酒壮胆上台的山中汉子，那些来自西北边陲草原、生活在马背上的彪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经典”“规范”“科学”的歌唱技术，而是妙不可言的天籁之音。在这些来自天堂般的声音面前，谁都可以看出，即使对民族声乐再有成见的艺术家，如果还用“经典”“规范”“科学”的老标准去评价中国的民族声乐，将会显得多么幼稚与可笑。
然而，在狂热的惊喜之余，我们应该发现和领悟些什么呢？为什么在经历了数百年、数千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之后，在人们对自身的民族文化感到自卑自弃而去远渡重洋、学习诸多外来文化之后，却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宝库里，发现了被遗弃着的如此绮丽的瑰宝呢？这些“瑰宝”发掘出来之后，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从此重见天日，传承开来？它们的前途究竟如何？它们的美学价值、当代社会价值、传承价值与方法等等是否在此刻该由我们这一代声乐工作者与研究者给予重新思考与定位呢？
“原生态”，一个从生物学“引进”的名词，用来描述如今出现的声乐现象确实非常恰当。它有点像熊猫、金丝猴。我们应认识到，“原生态”作为一种概念越来越直接地被用于文化生活时，它有着被“挤”出来的意味。
作为肩负了对中华文化的展示、传播、倡导、导向重任和功用的中央电视台，创办此次大赛对于唤醒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怀恋，展示现时文化和外来文化形式在我国的发展盛况，通过中华各民族本原文化同现时文化和外来文化形式的对比，从而坚定了人们对中华文化形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无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它使声乐艺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声乐的“不科学”“不规范”等自卑观念给以重新思考的可能；使人们对声乐艺术最原本的初衷，与歌唱对于人类最原本的功能，及更深层的美学意义给以重新思考与定位的可能。因此此举的意义是深远的。其实，在此次大赛前，著名民族声乐演唱家宋祖英的歌声首次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余音绕梁”；本次大赛大奖得主李怀秀、李怀福，作为民族声乐“原生态”在美利坚歌坛引起反响；头缠羊白肚毛巾的山西民歌歌手阿宝几遭冷遇几次复出，终使歌坛刮目相看的现象都是此次大赛的序曲。
看了这场大赛使笔者不禁想起《行走的刘索拉》，刘索拉远渡重洋，深入到黑人贫民区以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学习蓝调的壮举，而我们现在再重新聆听她的演唱录音时，会使我们仿佛在冥冥中领悟到中国“原生态”的神韵。正如刘索拉自己在后来意识到的那样：“到了美国，学了蓝调以后，特别奇怪，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音乐的好处。”[1]这是否对我们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们在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声乐的问题上，在如何发掘、研究、继承民族文化和民族声乐的态度和方法上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启迪与参考？
在这种“取代”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很多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地“原生态”化，如民间现在仍在艰难地流传着的说唱艺术，甚至被誉为民族瑰宝的戏剧艺术，不管你承认与否，它们都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马克思对于历史年代与艺术之间的不平衡性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作为“历史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其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攀的范本”。[3]然而，社会并未因出土的无比珍贵的远古陶器而放弃了正在使用的塑料制品和不锈钢制品一样，我们在怀恋着完美的“希腊艺术和史诗”的同时，以更加兼容并蓄的态度大踏步地谱写着我们的当代生活并探索着未来。谁能保证我们现在的电影，它是不是未来的“原生态”文化形式呢？
因此，笔者认为“原生态”声乐形式的磅礴于世是我们当代人对于艺术返璞归真的需求，是当代人对于艺术追求人格、人性、民族个性的需求，是中国人在经济腾飞，物质文明的发展阶段找到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然而我们也会清醒地认识到，“原生态”作为我们民族的自豪，它是我们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枝放射着特异色彩的奇葩，它能够在如今百花争艳的形势下脱颖而出，说明了它具有着无法取代的顽强的“艺术基因”和生命力，它会以这种特殊的、顽强的“艺术基因”的生命力，长久地放射出诱人的异彩。但正由于它独特的个性，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她：
一、以最先进的科技手段研究并保留它的现状，以最忠实的态度发扬和传承它的原貌，决不能以“丰富”“规范”“发展”的初衷而使它“谬种遗传”。
二、认真研究和甄别实质性的“原生态”，找出“艺术基因”，去其糟粕，扬其精华，不可以某种经济动机而葬送传承的初衷。
三、在研究了“原生态”艺术的同时，把其精髓和“艺术基因”吸纳入我们歌颂当代生活的作品中。胡松华演唱的《赞歌》、才旦卓玛演唱的《的光辉》、黄红演唱的《小河淌水》等作品都透射着“原生态”的魅力。
四、把“原生态”介绍给全世界。我国拥有56个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使我们有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它是我们的“民族瑰宝”，它充满着山野气息、泥土芳香。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在天籁般的歌声中感悟人生和生命，畅想自然和宇宙。它处处显示着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民族声乐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魅力。我们坚信，我们民族的富强和顽强的民族魅力会吸引全世界更多的像刘索拉这样的探索者、学者和我们一道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我们的“原生态”，使这一“民族的真正成为世界的”。
[1]《行走的刘索拉》刘索拉著，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
【关键词】歙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传承
砚一一中国的文房用具，从来都与笔、墨、纸齐名。唐以来，四大名砚发端，其中，歙砚以独特的品质赢得皇室贵胄及各界文士的青睐。如今，砚台不再是我们书写的必需品，甚至只充当案头摆设，但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蕴含着无数匠人的巧思与寄意，对传续中国文房文化，以及中国人文精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歙砚的发展历程
好砚源于好石。歙石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涧为最优，因此，人们常把歙砚称为龙尾砚。而砚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当时的研磨器被认为是砚台的雏形。及至汉代，砚台有了纹饰雕刻，砚面也出现了墨堂、墨池的功能分区。随着制砚技术的不断成熟，唐代采取专用砚石制砚，四大名砚（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雏形。自此，歙砚以独特的石质、石纹、石色，被奉为御赐品，广受追捧与好评。唐代文学家李山甫不惜赞叹道：“追逐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帚值千金。”
如果说唐代是歙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代便是歙砚兴盛的又一个“春天”。在这个崇文抑武、文人至上的朝代，歙砚艺术达到顶峰状态，出现了线雕、浮雕、阳雕，运用歙石星晕纹路的技巧，雕刻手法日趋完善。
然而受战乱影响，元代歙砚技术有所退步。加上采石时疏忽保护，歙砚石坑洞不断崩塌，歙砚生产每况愈下。直至明清时期，歙砚才慢慢恢复生产。但好景不长，民国时期再次停产，解放后恢复正常。
几经波折，如今的歙砚工艺集成了唐宋制砚技艺的精华，成为书画爱好者与收藏家眼中的珍品。2006年5月20日，歙砚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履行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二、歙砚的当代价值
歙砚被如此“厚爱”，当然与其自身品质和内在价值有关。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冠”，专门在歙州设置“砚务”及“砚务官”，为皇室制作佳砚；宋代文学大家苏轼对砚石情有独钟，亲自设计抄手砚，在《龙尾砚歌并序》一文中称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黄庭坚更是赋诗称赞：“不轻不燥禀凛然，重视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为一睹歙砚的风采，以下将选取两种经典砚式聊供赏析。
唐代箕形歙砚，长19.4厘米，上宽11.4厘米，下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砚作箕形状，底部前端有二方足，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形状。砚石呈淡青色，质地细腻，形制古朴，无多余的线条纹饰，为早期歙砚的典型（见图1）
。
宋代枣心眉纹歙砚，长21.3厘米，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3年出土于安徽省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砚心由椭圆形眉纹石片嵌入砚体而成，可取出（见图2）。这种巧妙的设计，为古砚形制之最奇特者。
尽管各个时代的歙砚技艺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歙砚魅力不减，便在于它的“秀外慧中”一一集实用性、艺术性、收藏性为一体。
（一）实用价值
歙砚的石料产于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其石质温润莹洁，宛如“孩儿面”，具有不吸水、不拒墨、不损笔、贮水不涸、易清洗的特质。徐毅在《歙砚辑考》中便提到：“凡石质坚者必不嫩，润者必多滑，惟歙砚则嫩而坚，润而不滑，叩之有声，抚之若肤，磨之如锋，兼以纹理烂漫，色拟碧天，虽用久之，涤之略无墨渍，此其所以远过于端溪也。”
歙石从纹色上可分为罗纹、眉子、金星、银星等几类，其中以罗纹、眉子奇特者为上品，而犀罗纹、暗细罗纹又为最名贵的。歙石中的金星、金晕虽属硫化铁一类的顽杂之物，但其特有的明丽色泽恰巧又成为一大特色。有经验的制砚家会巧妙地运用歙石的瑕疵，造出意料外的视觉效果。
（二）艺术价值
歙砚的雕刻技艺继承了宋砚古朴雅洁的风格，也吸收了徽雕技术的精华。一方好砚需要经历整形、立图、破刻的复杂程序。雕刻过程中又要“因材施刻”，灵活运用“敲、靠、扎、冲、破、剔、磨、过、渡、带”等手法，所以，每一方砚都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触感细腻的石材，形象生动的造型，自然雅致的风格，一枚歙砚置于案头，自然平添了一份儒雅的艺术气息。
（三）收藏价值
当然，砚台不仅仅是案头的一方文房器物，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值得人们珍视、传续。砚雕与绘画、文学有所关联，它的构图、风格通常带有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与精神风貌。砚台上的题铭及古人传续的痕迹，更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物证。如此看来，收藏家竞相争求好砚便不足为奇了。
三、歙砚的传承状况与困境
时至今日，歙砚这门技艺正以师徒传承的方式保留着。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承使命显得意义重大。
（一）传承现状
1.歙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为宣传歙砚文化，满足顾客的购买需求，歙砚凭借“非遗热”的大势，知名度不断提升，尤以歙县、婺源等为主要的供应地。在黄山市屯溪区和歙县还分别建有专业的传习基地――歙砚世家暨黄山市王祖伟砚雕艺术中心和安徽省行知中学。入选第一批歙砚传承人的曹阶铭，师从砚雕世家汪律森、方见尘，曾任安徽省歙县工艺厂（安徽歙砚厂）副厂长、歙砚研究所副所长。他在企业内亲自带出数十名砚雕新秀，并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合作开办砚雕美术班，亲自教授歙砚制作技艺。目前，歙砚传习基地继续带徒传艺的机制，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进行开发、传承活动。市面上以曹阶铭、吴锦华、朱岱、王祖伟、胡中泰等歙雕家的作品最具歙砚技艺的代表性，深受消费者喜爱（见图3、图4）。
就在国内市场这个主阵地上，歙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知，成为文房界、工艺行当的宠儿。然而，其保护现状并非乐观。在“非遗”这一热频词的背后，隐现出市场的躁动与传承的危机。譬如，旅游景区的歙砚商品，大多就粗制滥造，甚至名不副实，为歙砚技艺的传承埋下了隐患。
2.歙砚传承人现状
歙砚的传承，亟待后继之才。目前，安徽省国家级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曹阶铭（第一批）、郑寒（第三批）、王祖伟（第四批）；省级歙砚代表性传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郑寒（第一批）、王祖伟（第二批），还有方见尘、程苏禄、蔡永江（第三批）。不过，出师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艺程序要经历选徒、收徒、授徒、出徒，这不仅要求学徒要掌握基本的砚雕知识与技法，还需要一定的悟性，去领会琢磨歙砚的艺术内涵。如今，歙砚的传承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传承人技术水平还属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
（二）传承困境
1.传承意识的淡薄
2.传承梯队的缺失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
在“非遗热”势头下，如何保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是歙砚传承中的又一大难题。为了保障传承人及各个利益链的经济效益，制砚商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准则，生产大批拥有繁复雕花的砚台。在赢取经济利益的时候，渐渐丧失了歙砚技艺的精髓以及传承的本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使歙砚技艺的传承有可能沦陷在商品经济之中。
四、歙砚的开发策略与传承反思
（一）关于歙砚开发的建议
为使保护具有意义，培养人才、建立品牌、加强合作乃当务之急。
1.加快传承梯队的构建
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就介绍到：“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传承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的过程。传习者在反复模仿、练习中，渐渐将实践力内化于身体之中，再经由实践消化、融合，形成带有自己风格的创造。
事实上，“非遗热”造就了一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传承置于高度规训的政治与商业空间，使传承失去存在的情境土壤。为纠正这种错误导向，歙砚传承应加快建设传承梯队，将传承群体分为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等层次，使传承覆盖到整个群体。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传承梯队，将不同年龄、能力、经验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良性传承体的形成，且让传承者更快地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认同。
2.加强歙砚品牌的建立
歙砚的生产还应加强品牌的建立与管理。歙砚品牌的建立与维护，可以让歙砚技艺与文化得到更充分地传播，同时可以更好地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维护传承人的权益。
3.提高歙砚保护的参与度
但我一定要做到头脑清晰，继续努力学习蒙古族民间歌曲，继续传承蒙古族民间艺术，将蒙古族原生态民歌唱得更好，唱出新意，将原生态的西部蒙古人的民歌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继续闪耀出新时代的光辉。
一、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学习和继承
原生态民歌，顾名思义，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它们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原生态唱法”这个名词通过青歌赛已被众多人所熟知，它包括我国丰富多彩、形式繁多的民间音乐的各种类型。总体上说是最接近民族、民间的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一种唱法，它是民族唱法的初形和起源。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活的5万多蒙古人，是230多年前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的后代，现为巴州的主体民族。在新疆天山腹地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由于山高路远，像自然生态得到较好的保存一样，原生态的蒙古族长调和短调民歌在广大牧民中代代相传。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产物，新疆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演唱风格，这是其他民歌所不能替代的。并且蒙古族原生态民歌具有很大的即兴性，歌词结构短小，通俗易懂。音乐语言凝练，往往是极为简单的音乐素材来表达深刻的思想感情。同时蒙古族原生态歌曲直接表达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不加修饰地追求歌人合一。
本人从小跟着长辈们学习蒙古族民间歌曲的演唱。正因为嗓音好，民歌唱得好，才十三岁就考进了和静县乌兰牧骑队当了一名专业演员。我现在能够演唱本地的蒙古族长调和短调民歌上百首，不仅常年为蒙古族农牧民演出，还为电视连续剧《大东归》等演唱录制主题歌，代表新疆蒙古族到内蒙参加大型晚会的演出和内蒙电视台、电台录制蒙古族原生态音乐节目。本人已经成为了本地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代言人和宣传者。
二、当前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在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各民族民歌的消亡速度越来越快，原生态民歌究竟应该怎样走好明天的路？又该如何走向世界？作为新疆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传人，本人非常着急。为此，一有机会，我就请教音乐专家。专家告诉我：一要千方百计保护原生态民歌，既要让蒙古族民歌在属于它自己的草原上去生存、发展，展示其最真实、独特的魅力，又要多做记录、整理、收录工作，尽可能完整地把原生态材料保存下来。二要顺应时代变化，不要人为地去阻挡变化。民歌的生存与发展则是另一个开放的、演变的概念，所以，为了对外宣传、普及、扩大影响，民歌就要向大众靠拢、向时代靠拢，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和改良。为了原生态民歌能有更长远的发展，“原汁原味”和“开发利用”两者可以并存不悖。
本人在各种演出的实践中，也一次次地试着做一些原生态民歌加工和发展的尝试。如一些用蒙古族语言演唱的民歌，在当地群众娱乐、办歌会时可以用，但我常常有意识地加进一段汉语。在对外宣传或进行一些旅游性质的大型节会上用双语演唱效果更佳，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蒙古族民歌，帮助他们了解民歌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化。还有，我参与了我们歌舞团蒙古族民歌汉语译配和歌谱打印、校对和出版民歌集的工作。还有将蒙古族民歌加工成四声部大合唱，本人还担任领唱。在多次本地区的大型晚会上演出成功。
三、永葆原生态的艺术魅力
原生态的艺术魅力就像远离现代社会的深山里没有经过一点污染的野菜的味道一样，那肯定是纯天然的，特纯净的，天籁般的演唱。因而，我认为要永葆我们蒙古族原生态的民歌风格，在演唱上，就一定要像我的爷爷、奶奶那样，用纯自然的发声状态来演唱。所谓科学发声法的气息控制肯定是有用的，因为最好的原生态的演唱气息的控制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长调的演唱气息浅、气短肯定也唱不好。还有高位置、头腔共鸣、声区统一等也非常适合原生态的蒙古族民歌的演唱。而要完全注意区别的就是绝对不能将我们的原生态民歌唱成美声或当代民歌。
蒙古族民歌常用的各种颤音，如唇颤音、口颤音、喉颤音、气颤音等，各种上滑音、下滑音，各种前后、上下音区的调节等，还有吐字、行腔，音头、字尾等的唱法，有待我们一点点向民间艺人虚心的学习并掌握。
当前原生态民歌的传播方式主要由自然传播和技术媒体传播，尽管技术媒体传播出现在自然传播之后，但技术媒体传播不会取代自然传播，因其在传播之中各有所长，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在原生态民歌的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媒体，扩大原生态民歌的影响，当然也要注意两者的结合，以更好的促进“原生态”民歌的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应以不损害我们蒙古族原生态民歌的特质为前提。
【关键词】淮南永京拳;保护策略
永京拳被列为安徽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基础上，挖掘、发展、创新而成的新时期中国武术精粹。旨在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崇武、尚德、重礼、显技。它不仅因涵概全新的武学思想、武术理论及审美情趣而形成完整、科学、系统的健身体系，更是新时期中国武术德、技、礼教化相统一的范典。
一、永京拳起源
“永京拳”最早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神仙养生功，当时又被称为“葛家拳”，是由东晋著名的道学者葛洪先生创建的，包括了九种把式，主要是屈、伸、松、紧、住⑼隆⒏⒊恋龋模仿了九种动物的抢食打斗动作，这九种动物分别是龟、鹤、龙、蛇、虎、豹、狮、兔、猿等。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因此不仅具有较高的养生价值，还很好地起到了抵御外敌侵犯的作用，具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永京拳”就这样逐步被葛式族人和当时的徽商所接受，葛洪先生也成为了“葛家拳”的一代宗师，被族人所敬仰。“葛家拳”的第二代传人是葛锦贵，他开始不断扩大“葛家拳”的影响力，将“葛家拳”传授到了上海、杭州、扬州，甚至淮河流域等地;葛锦贵的嫡孙葛永志是“葛家拳”的第三代传人，自幼受到“葛家拳”拳法的熏陶，并具有极高的天赋，在叔父的言传身教下，很好地领悟到了拳法的精髓，并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授“葛家拳”，最终自成体系，将拳法更名为“永京拳”，逐步被各地人们所接受。
二、永京拳分布地区
目前永京拳作为体育武术项目普及程度相对较高，可以说涵盖了整个淮南市区，尤其是在2003年6月，葛永志为了进一步提高永京拳的普及程度，成立了“淮南市永京拳研究会“，将永京拳推广到了合肥、定远等县市。甚至有很多外国友人也慕名前来学习永京拳，可以说永京拳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近年来，随着永京拳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不仅各大电台做出了报道，甚至淮河早报、安徽青年报、安徽科技报、中国联合商报、中国财经报及国家级省市报刊等均对永京拳作了大量、详实的报道，为永京拳走向军营、走进学校、走进生活、走进百姓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
三、永京拳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一）安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前途渺茫，后继乏人，渐成“千年傩戏渐成绝唱”的尴尬现状
淮南永京拳和毫州晰扬掌、安庆东乡武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三者已逐步被列入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还没有一项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与安徽省种类众多传统武术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安徽的武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最为著名的包括唐代许宣平创造的太极拳、明代程宗猷著作的《少林棍法阐宗》等，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武术雏形的形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其消亡速度却也在不断加快，甚至有远远超过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趋势。
（二）体育非遗项目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在葛永志的大力推广下，永京拳的发展形势还比较乐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质上是一种搏杀术的传统武术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已经失去了其主要的生存价值作用，而逐步被边缘化。传统武术跟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比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方面它不仅需要口传身教，还需要学习者的身体力行，倘若继承者年纪大了，就很难再展示出武术的魅力，更别提技艺的教学和传授了;另一方面很多著名的武术大师已与世长辞，仅存的一些大师也都年事已高，难以对武术的发展提出更多创新性的意见了。
（三）重视程度仍待提高
（四）完善保护机制，增加推广力度
（五）挖掘整理不够，学术匮乏
体育非遗传承者一般文化素质有限，多以代代口传身教为主，容易失传，很难形成学术资料文献，难以发展与推广。
（六）自我完善，顺应时展
高级技师高占春的革新提炼
琵琶制作界的“高氏父子”（高双庆和他的儿子，上海市非遗传承人、琵琶高级技师高占春）就是一对典型。
高双庆曾被中央音乐学院特聘为专职乐器技师，负责各类乐器的修理工作。高占春14岁来沪跟随其父在“中华国音社”乐器店学艺。1958年，高氏父子一同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同为琵琶的改革作出努力，解决了琵琶自古以来难以变调的问题。
“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经常说，你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会演奏琵琶就不可能将琵琶做到极致，琵琶演奏也要好好学。”高占春这样回忆道。也正是慈父严师的勉励，促使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拜琵琶演奏大师林石城为师。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学苦练，高占春学会了《彝族舞曲》《十面埋伏》等数十首琵琶曲，这使他的琵琶制作技艺更胜一筹。90年代以前，我国琵琶演奏界曾一度以得到一把高占春制作的琵琶为荣。
像高占春这样，兢兢业业，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提高而努力、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传承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为我们诠释的是工匠精神的又一个理念――从容独立、踏实务实。
技能大师张建平的
研发改良
同样是子承父业的张氏“父子兵”――张龙祥和张建平，在拉弦、弹拨类乐器的试制改良工作中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设立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正是“将门虎子”。
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时，他笑了笑，回答也颇富于哲理：“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五的天赋。”从球场突然转向工厂做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两年后，张建平便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中档和普及产品的制作，并逐渐吸收父亲张龙祥及伯父张文龙（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拉弦、弹拨类乐器制作工艺师）的制作技艺及理念，边感悟边实践，逐渐摸索出特有的调琴方法，使二胡音质明显上升一个台阶。1987年，张建平与演奏家合作，研究如何在二胡音区内控制不协和发音点，获得了成功，该成果次年被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
走出车间开拓创新
工匠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闭门造车”，工匠也要走出车间，开拓创新。2015年10月24日至11月9日，恰逢日本奈良“正仓院展”开展。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乐器文化的传承者，历来重视民族乐器文化的研究，特别组织技术人员及部分制作师前往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观展。此行八人包括张建平、李素芳、周肇麟（琵琶车间综合管理者）等。奈良之行，令他们受益匪浅，回到车间后大家将“取”到的“经”细细研读，进行了多次头脑风暴，最终运用到实践中，仿制唐代阮等系列乐器的工作顺利完工。
竞技、传承与抢救
除了个人的努力摸索、团队的协力合作，工匠技艺的提高还需要一定的“催化剂”。1986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届“敦煌杯”民族乐器制作比赛成功举办。30年来，该项比赛长盛不衰，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坚持邀请闵惠芬、王中山、李萌、吴玉霞等知名民乐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担任顾问及评委，使得参赛工匠能够在专家的点评中查缺补漏、寻找差距，确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同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为制作工匠提供专业培训与考核的机会，自编和改编教材，对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也上了新的台阶。1993年，在国家轻工部和劳动部首次评定工艺大师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竟有5名制作工匠被评为了高级技师。2011年，企业专业培训与考核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五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培养出中级工42人、高级工18人、技师8人、高级技师1人。
技能培训不能仅局限在工作岗位上的工匠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工匠技艺更需要后继有人。因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紧紧抓住了工匠精神的灵魂――传承。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就开办了工业中学，为企业和行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乐器制作师。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又开办了民族乐器制作中专班，并委托办学，培养乐器制作的专业学生。
现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依然走在传承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前沿。2012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设了民族乐器修造专业班，定向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民族乐器制作、维护保管、乐器调律等工作的队伍。这一校企联袂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开创了先河，解决了民族文化产业后继乏人的状况，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目前，第一批专业学生已进入了定岗实习阶段。这些稚嫩的面孔，让人看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传承的希望。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认为必须再做点什么。《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之一，由上海民族器乐一厂编辑，是第一本详细、专业记录了古筝、二胡、琵琶制作工艺的书籍，同时也记录了上海民族乐器制作人在过去数百年中的勤劳与才智、传承与创新。
【关键字】语文教学；文化精神；多质结构
一、文化精神的界定
文化精神即指一种文化中基本的、整合的、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范式系统，它是在主体历史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内在于其整体精神心灵结构的价值观念、情操品质、行为范式的整合。无论是价值观念行为范式系统还是精神品质，其实质可以视为对文化透露出意识形态层面的认识，文化所承载的观念及这种观念通过影响识得主体的行为认知展现出来的意识依凭。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的重要方式，母语又是在民族文化范畴中所指的，所以就一个国家来说，文化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或思想基础，是民族文化灵魂和精髓，聚合着各种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语文教育中文化精神是学生成长的基本意识背景，在民族文化的接触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其民族特性相应的认识体系、价值观念、行为范式、文化精神是受教育者成长为怎样个体的决定因素。
二、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文化精神的建构
“人不只是经由生物遗传，更主要是通过历史的传承而成其为人的。”[2]人类个体只在历史的阶段中存在，个体生活在人类历史的系统中，他的成长过程受文化精神或其外在的具体形态的深刻影响，文化精神延及人类活动的任何角落。而语文教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文化生产活动，其基本只能在于对人类精神――文化发展即文化精神的建构。从根本上讲，就是语文教育作为系统学习母语的重要途径，在对受教育者进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必然渗透着语言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文化精神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凝结。同时，在语文教育过程中学习者因受到整体的精神影响下结合自身的个体性而形成了自己的主体观念，即可称之为个体性的成长。因而文化精神的建构与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的培养崭新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现代文化精神素质与人的自主性和个性人格的生成，是语文教育活动最本质的功能属性之一。
三、文化精神复合性使其具有多质结构
四、文化精神的多质性结构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意识作为一种出于沉寂绵延状态的价值法则与行为范式，它是教学主体宇宙观、人生观、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潜在根基和强大吸引力量。它既可以成为语文教育建构文化精神的依托和功利机制，又往往是语文教学价值思维中各种非理性、非智力因素产生的根源。在语文教学中从识字与写字到阅读与写作接触到任何一个文化信息都是隐透着深厚民族意识的。因而语文教学都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需要具有文化厚重感和对文化信息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有意识地探寻和感受，为学习者营造富有民族文化氛围的课堂环境，在文化意识和精神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1]胡潇.文化的形上之思[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2]（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