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类似的治愈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治愈系”本身变成了陈词滥调，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治愈系，我们想要治愈的到底是什么？
Jellycat火起来后有一点传染性，特别是它的营销方式很有意思，它会把玩具充分拟人化，这个拟人不是像以前一样，把一只小熊或者其他小动物做成人的样子，而是把方方面面都拟人化，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人类的情感，比如Jellycat有个玩具形象就是打不开的瑜伽垫，它的形状是一个长筒上面挂了两根绳，还画了一个小表情，我当时看到之后就觉得好可爱。而且购买Jellycat的人还会在小红书上讨论自己的玩偶的小表情有哪里不一样，尽管它们都是同一个流水线工厂生产出来的，但是大家会反复对比你的茄子（Jellycat的某个玩具形象）和我的茄子表情有什么微妙的不同，这种细小的区别就像这个玩具真的有灵魂一样，与喜欢它的购买者形成了一种情感纽带。
尹清露：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很流行的“包挂（背包挂件）”，它好像最早也是从日本开始盛行，高中生包上会挂很多毛绒挂件，现在在国内也很流行。鲁青提到赋予它们以灵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不再仅仅向人类或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生物投注情感，无生物的物体也能成为治愈我们的对象。
董子琪：治愈这个词让我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这本书在国内卖得非常好，还有改编电影，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回环，到结局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起因，这种治愈能帮人抚慰心理的一些焦虑。东野圭吾很擅长操作这种题材，我记得他零几年的时候就写过一部小说叫《红手指》，后来也改编成了日剧，与《白夜行》让人觉得世事难料、人心叵测不同，这里所有的谜题到最后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暖心结局。所以这个系列是很治愈的，但是看了两季我也感到，这类治愈的套路比较容易可以预料得到。
除此之外，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也是以治愈闻名，《厨房》引入国内时也是冠以治愈的名声；同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当时引入国内也被评为很治愈，我还挺喜欢这本书的，里面有很强的自省的感觉和很安静的气息。同时期引进的还有很多北欧作家的作品，例如阿澜·卢的《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和《我不喜欢人类，我想住进森林》，后者讲的是一个离群索居，过着野人日子一般的一个中年男性，它告诉大家我不喜欢人类、性格比较孤僻、事业不成功都没有关系，我想这是不是能疗愈在都市中感到创伤的青年人以及在家庭生活中感觉到挫败、烦躁的中年人呢，至少对我来说是很治愈的。最近我还读了一位塞尔维亚作家写的散文——《科莫湖》，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科莫湖作为旅游景区的高昂消费、高雅的艺术氛围和总是谈论着哲学和文学的旅居客人与家乡贝尔格莱德当时在遭受的战祸进行对比。
我发现治愈系的作品，通常情节都很简单，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放松，像青山七惠、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也是如此，缺乏一些向前推动的戏剧的动力，战斗性不强，但它都会有一些自我成长、自我觉察的意识，只是自我反思的程度还是会有所差别，有的会让你觉得更舒服，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挑战的感觉。
潘文捷：《夏目友人帐》是治愈系的，我之前还看了一个电视剧叫《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看那部剧的时候我一直等着它发生一些很drama的事情，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直都是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就好像凝固在那里一样，当然有一些暖心的小故事。
大家提到的治愈系大多数是岁月静好的类型，但是我在想，有的东西看起来很drama，其实也是治愈系的一种。最近流行短剧题材“年轻的总裁爱上保洁阿姨”，剧情大致是：总裁爱上保洁阿姨，爱得轰轰烈烈，回到家里之后总裁的爸爸又发现这个保洁阿姨是自己的初恋，家里闹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大家喜欢看这个东西，它不也是追求一种治愈吗？比如我妈很喜欢看浪漫韩剧，那其实是因为她自己情感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我爸还喜欢看各种各样手撕鬼子的剧，我们家电视屏幕里常年都在打仗和开炮，不知道消耗了横店多少火药，我想我爸可能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但是他在平凡的生活中根本得不到这样的满足，这些都是治愈的一种表现。
尹清露：子琪提到东野圭吾的小说里一切都是回环，所有的议题都有暖心结局，我就想到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事情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东西来解释。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这确实是很抚慰人心的。
说到吉本芭娜娜，《厨房》这本书还提到跨性别者这类现实议题，这两年她出了新书叫《关于下北泽》，我读过之后发现它跟K-healing非常相似，讲述的就是在下北泽书店、花店、餐厅发生的故事，有一种怀念真实的、人与人相处的情感。下北泽这个地方本身也很主张人情味、在地性和互相连接，所以这本书表现得十分岁月静好。
但我读的时候有一种违和感，像长大之后再读安妮宝贝的书一样，很难被这种岁月静好打动了。除此之外，《关于下北泽》这本书一直在讲她跟儿子的故事，豆瓣有个评价说这本书有一种浓浓的男宝妈味道。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治愈与治愈之间也有世代的差异？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写的东西就没那么打动人了？
潘文捷：表现现实也是一种“治愈”。很多文学思潮也是治愈的，例如以前的知青、伤痕文学，如果一个东西不断地被书写，那肯定是因为它需要被抒发出来。
脱口秀也是表现现实的一种形式。现在看脱口秀可累了，同时有两个节目，每周看脱口秀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每期都有那么多人要表演，就一个人站在那干讲，但是你会很想把它听完，不仅仅是因为它能逗你笑，更是因为它可能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相，包括月经羞耻或者是其他议题，把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治愈了。杨笠说“脱口秀可以让大家听到血肉生长的声音”，意思就是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很爽快。
徐鲁青：文捷刚刚说的那些也叫爽文和爽剧。我认为“爽”和“治愈”不一样，不论是手撕鬼子或是命运反转，这些会让人感觉很爽、很上瘾，但这跟安慰人心的治愈不太一样，治愈更像是：即使我什么都得不到也没关系，即便我放弃阶级跃迁的幻想、放弃当英雄，在最普通平凡的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也能得到抚慰人心的东西，这是两种心态。
董子琪：但我觉得，文捷刚刚说的伤痕文学属于治愈，现在国内外有一些人会从创伤的视角研究文学，包括韩江这次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体现了一个流行的主题——文学书写创伤。从历年的布克奖入围短名单能看到，基本上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书写过去的历史创伤，比如爱尔兰的饥荒、斯里兰卡的内战，通过观察这些创伤文学，我们能看到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曾经历着苦难，大陆语境中就体现为后文革写作和伤痕文学等。这种创伤文学的研究通常会沿着特定的路径，比如会将反复地书写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认为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不断地写是因为无法自我说服，研究者通常把这类写作解读成一种精神症候，二战后的创伤写作亦是如此。
尹清露：宫崎骏是大家公认的治愈系名人，他也一直在书写二战的创伤，他对于这个创伤没有办法跨过去，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战争、落难或是遭遇挫折的人最后找到了一个自己的核心家庭，这也是二战后的人们的一种梦想。
刚刚文捷提到，治愈的内容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相，我突然知道为什么《关于下北泽》治愈不到我们了，因为它并没有说出生活的真相，它好像只是在说个人的想法，即便它也会触及一些伤痛，但那又好像是种无病呻吟。治愈跟现实的挫折是一体两面的。现在大家都不太说治愈系这个词了，我们可能会说“看了xxx之后尸体暖暖的”，一种自嘲的感觉，大众现在认同的治愈是痛苦为底色的，既然都这么痛苦了就去看个动画、买个Jellycat治愈一下。
所以真正优秀的治愈系作品，它们的底色是很现实的，比如日本近几年特别火的校园生活动画《跃动青春》，它的治愈并不是描绘了全然理想化的校园生活，而是充满了中学生交友的现实：情商的高低、会不会读空气等，但最后动画里的大家还是可以比较愉快地相处，这才能达到治愈。
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并不看好这个趋势，他认为这有点像电影在替代媒体的工作，我很赞成杨超的观点。尽管现在热点议题类的电影更容易得到票房，但实际上这些话题和议题完全可以在公共传媒空间上去讨论和解决，它的效率、效果和合适的程度都要比去影院看一个电影，然后去做情绪释放要好得多。我很难去指责观众说他们需要这样的刺激，因为大家现在本身就需要情绪的释放。
尹清露：如果说治愈系是90年代末开始流行的话，那千禧年初开始流行的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生存游戏类作品，比如《大逃杀》《诚如神之所说》《死亡笔记》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封闭的、完全虚构的场景去做生存游戏斗争，当然它也有现实背景，比如当时小泉纯一郎成为日本首相，大臣内阁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路线，大家会逐渐渗透隔差意识，认为如何还在家里蹲、还不放弃所有的幻想逃去森林的话就无法生存下来，所以才会有这种作品。同时，我最近在看韩国的真人秀《思想验证区域》时也发现，生存游戏类的残酷作品也越来越渗透现实的议题了，比如说性别议题就被放在很靠前的位置去讨论。
董子琪：鲁青刚刚提到电影的媒体性变化我也有所观察，这会不会跟前几年试探成功有关呢，比如《我不是药神》火了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效仿者。之前清露主持过一期讨论伪现实主义的聊天室，之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了关于贾科梅蒂的一篇艺评，“书写贫穷并不是现实主义”，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不是有一种标准的趋势？是不是穷尽了所有的可能？还是说它只是迎合了一个不容分辨的答案，如果是它只是在迎合一套叙事的模板，那它的现实主义就是存疑的，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这样的前提下，如果题材越是贴近失败和底层，那它的无力感和落差就越明显。
例如去年的电影《八角笼中》《年会不能停》以及今年的《凡人歌》《逆行人生》都触及到了一些现实，但其实你能看出来，它们究竟是在用故事套一个写好的答案，还是在真正书写这个题材的复杂性，包括很多媒体的稿子，你也能看出来它到底是在报道这个事件，还是在用这个事件来框一个角度。我前一阵看到有人吐槽说现在报道都有一套模板了，例如“35岁985硕士毕业生决定躺平/归隐/...”，它叙事故事的框架是提前就预设好的，那这个故事讲出来是现实的吗？还是说它只是在迎合一套答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够回应到之前讨论的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的话题。
尹清露：《年会不能停》中间的过程非常现实，可是最后它又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虽然很多人吐槽这个结局，但也是因为这个结局所以达成了治愈的效果。
徐鲁青：我觉得《出走的决心》就蛮解压的，虽然在看的时候会感受到里面描写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劳累和无望，确实很真实，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她即使她的处境已经如此，但最后也能贷款买一辆车环游世界，所以我看完之后反倒没有那么焦虑了。
尹清露：治愈和治愈之间是不是有差异呢？比如贾玲演的电影《热辣滚烫》，改编的是日本电影《百元之恋》，我看完《热辣滚烫》之后就能感受到治愈的质感的差别，就好像是你即使很胖、很失败，但最后仍旧可以通过健身打出一片新天地，这种感受好像更偏向爽文；但《百元之恋》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是有点丧的，最后女主角一直在说“好痛”“好想赢一次”，但还是没有赢，身材并没有给她带来焕然一新的人生，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反而很打动我、
徐鲁青：会不会“爽”是还在成功学的叙事框架里让你感到爽，但“治愈”是反成功学的，它是两个相悖的事情。比如说，我不喜欢都市生活就逃到森林里面去，什么都不要了，这件行为就会让你觉得抚慰，这和“不喜欢生活但突然一夜暴富”的感觉很不一样。
潘文捷：我承认这确实是两种不一样的路径，同时也看到它们面对的病灶是一样的。治愈就好像生病时给你开的药，但是治愈的核心问题是，你再怎么治愈也都只是一时的，因为外部的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
同时我也想说，“治愈”本身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刚刚谈到大家喜欢怀旧，喜欢乡村平静的感觉，《德雷尔一家》的设定就是在乡下，但乡下真的是世外桃源吗？我经常听到人家说以后想到农村去种地，但你看《向往的生活》，你会发现那完全是营造出来的景观。雷蒙·威廉斯就曾批评简·奥斯汀把村庄写得非常可爱，但是实际上里面主人公交往的人只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相当的人，并不是住得最近的人，很多农民在其中是隐形的，这种乡村也孕育着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
有很多人也会去迪士尼寻找一种治愈感，但是迪士尼本身也存在许多劳工问题，我之前看了本书叫做《体验型社会：消费资本主义重启》，其中说到很多的体验性消费就是想要犒劳、治愈一下辛苦的自己，进而主动地去参与、寻求短暂的归属感和自我身份，这其实是一种逃避。书中用星巴克举例，认为星巴克营造了一种氛围，让你短暂地从原本的工作或是生活的痛苦中解脱，这种短暂的治愈让你找到了归属感，但其实你已经在消费主义当中了。Jellycat我也买了很多，同时我也想说：Jellycat真的要这么贵吗？如果它是英国生产的，那它的流水线是不是在东南亚国家之类的？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别的问题？我买了这些治愈自己的同时，是不是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
尹清露：现在完全逃到某个地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或者说，你想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越来越难了。之前玲娜贝儿很火的时候也被曝出来它的皮下（玩偶套里面的那个人）处在一个很辛苦的处境，这点可以联系到韩炳哲的《透明社会》，当一切都很透明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的。
最近还有韩国女团NewJeans遭受职场霸凌事件，这也是社会透明化的现象之一，即：我们听歌的时候是元气的小女孩在唱一些让我们心情好的歌，但只要你刷社交媒体就会看到这五个女生主动通过直播的形式去声张自己的职场遭遇，所以这两种情绪或脉络就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越来越没有办法被分开。
董子琪：我觉得刚才文捷说的雷蒙·威廉斯对简·奥斯汀的评价还是有点抬杠，不过也启发了一个点，即现实和治愈的艺术好像是不能兼容的，你一看到现实，治愈感这个氛围好像就被打破了一样。
尹清露：日本的经济分析学者斋藤环刚出了一本新书，叫《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他提到，现在年轻人求职不成的痛苦并不是出于害怕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这样单纯的心理，而其实是一种自我认同欲求：如果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那就会被同龄人鄙视或者抛弃，自己的价值得不到认可。但斋藤环认为在如今的求职系统下，人的认可欲求必然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人是不可能不受到伤害的，不可能不感到难过的。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下催生出了治愈系的话语，治愈系话语通常是“即使你找不到工作也不能说明你就是无能的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必那么的单一”等。例如，日本偶像团体SMAP有一首著名的歌叫《世界上唯一的花》，歌词中有一句是：每个人心中怀抱的是不同的意念，每一朵花都是独特的明显。
所以我想说，治愈虽然有时候是一时的逃避，即使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可其中也蕴藏着大家不愿被系统规定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