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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革命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

——郭子化烈士传略

鲁民编

郭子化，名邦清，字子化，1896年12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七山镇下郭宋庄一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他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四年私塾和一年多初级小学。19岁时，由伯、叔两家资助，到古邳镇峄阳高级小学读书。1918年夏高小毕业时他已22岁。得两位教师资助旅费，投考了江苏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正式转入师范本科学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郭子化成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先后被选为七师学生会会长、徐州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八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是年12月，因参与组织学生罢课反对反动校长陆裕枬，郭子化等人被开除学籍。但他们继续坚持斗争，直至第二年4月斗争胜利，陆裕枬被省教育厅撤销了校长职务，郭子化恢复了学籍。

郭子化在七师学习期间，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的影响颇深。于1922年暑假期间，联合几位青年朋友，在八家古庙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1923年夏，他从七师毕业后回到家乡，联络教育界人士和同学宋学瑞等，创办“岠山植树公司”同时在岠山周围办起四所小学。此举均系于民有利之事，但为当地土豪劣绅宋席珍所不容，有意制造事端，指使其青帮徒弟将郭子化的房子烧毁。郭子化走“实业救国”的希望失败，在家不能立足，只好外出求学。

1924年2月，郭子化经朋友介绍进南京东南大学补习班学习。6月，为争取官费补助，他又投考了北京私立朝阳大学。9月，由顾作则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1926年6月，郭子化听到广东政府决定北伐的消息，决心弃学从戎。他带着北京市党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树德（也是中共党员）的介绍信到达广州，又经于介绍到前线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被分配到总政治部社会股当干事。不久，即调二十四师政治部任总务科长。10月，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吴亚鲁和宣传干事马汝良介绍，郭子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中共汉口市委调他去筹办江苏青年训练班。当时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是跨党的，训练班的名称是“江苏省国民党驻汉训练班”，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主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1927年1月，训练班正式开学。郭子化任校委会委员兼教务主任，并担任校党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他一面作教务工作，一面随班听课。毛泽东主讲农民运动；李宪仲讲社会发展简史和工人运动；葛之茎讲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使郭子化学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工农运动的经验。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6月下旬，武汉形势异常紧张，中共汉口市委决定训练班立即结束，将学员送返原籍。学员全部离校后，郭子化7月中旬去黄土坡找二十四师。不巧该师已开赴南昌，他只好去广州。但至长沙后，方知去广州的路已经不通了。当时他胃病复发，于8月初到庐山牯岭医院治疗，11月，病愈出院，到距离牯岭20多里的莲花禅院休养，并联系熟人找党的关系。在此，他深入农村，宣传教育农民群众，并发展了李云樵等7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因反动分子告密，郭子化有被捕的危险，便于1928年3月，由李云樵带路去安徽泗县，与王子玉等人建立了中共泗县特支，郭子化任组织委员。7月，在马厂集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先后发展党员20多名，建立起三个党支部。10月，中共泗县县委成立，郭子化任县委委员兼马区委书记。是年冬，徐海蚌特委巡视员到泗县检查工作，郭子化在马厂向巡视员汇报了工作。至此，他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完全接通。

1930年6月，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军事部代表和徐海蚌行动委员会派人到泗县布置武装暴动，泗县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8月中旬，暴动在梁庄、白庄圩一带举行。因敌强我弱，准备不足，暴动失败，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郭子化被通缉，在白庙子一带难以继续工作下去，便决定去徐州向特委汇报。

郭子化到徐州后，未能与特委取得联系，即辗转至沛县。与沛县县委接上关系后，他先后在沛县微山湖边的孔庄小学和滕县段庄小学以义务代课为掩护，开辟湖边工作。他在学生和教员中选择对象进行教育，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

1931年2月，郭子化与徐州特委接上了关系。组织上考虑到他在沛县熟人较多，不便隐蔽，遂决定他去永城县工作，担任中共永城县委组织委员兼薛湖区委书记。并在邵长庄开药铺作为职业掩护。1932年6月，他根据县委指示，组织农民进行抗烟捐斗争，接着又按徐州特委为推动抗捐斗争，先在肖县、永城的几个村庄发动武装暴动的决定，拉起了60多人的游击队，参与组织发动了韩庄和火神店暴动。但在众多的反动武装的围攻下，暴动很快失败，全县党的组织亦被破坏。郭子化在这一地区已不能存身，乘夜北走砀山，转赴徐州。特委决定派他到枣庄做工运工作。

这年7月，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的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被逮捕，大批罢工积极分子被解雇。军阀韩复榘将一个团的兵力派驻枣庄，不准群众集会，旅店盘查甚严。为了恢复鲁南党的工作，徐州特委曾两次派人去枣庄，皆因无法立足而返回。现在，恢复鲁南地区党的工作的重担，落在了郭子化的肩上。

郭子化化名庞沛霖，肩挑药箱，以行医为掩护，于10月12日到达枣庄矿区。当晚投宿南门外西小巷的宋家店。因给店主宋二的夫人治病，得到店主的关照，所以在军警查店时顺利过了关。郭子化在宋二店里住了18天。白天到矿区给工人看病，一边了解熟悉枣庄情况，一边考虑如何在枣庄开展工作。

10月底，他在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屋，开设了药铺。随后，又筹集了一些经费，盖了房子，添置了医药设备，购买了药品，增加了人员，将简陋的药铺扩建成“同春堂药店”。郭子化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矿区工人居住的工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工人。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常常免费看病，深受工人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在工人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发展了一些党员，恢复和建立了几个党支部。1933年3月，建立了由郭子化任书记的枣庄矿区工委。4月，中共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郭子化代表工委汇报了工作情况，听取了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他还陪同冷启英观看了十里泉，并作诗一首：“峄西十里著名泉，吐玉喷珠汇一川，资本金融残一罅，任人牛饮不需钱。”

是年夏，枣庄中兴煤矿资本家为分化工人队伍，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花红”（超产奖金）只给“里工”（技术工人），不给“外工”（井下采掘工人等），激起“外工”要“花红”的斗争。郭子化等矿区工委负责同志，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组织煤矿工人举行分“花红”的罢工斗争。郭子化在“同春堂药店”召开矿区工委会议，吸取1932年7月罢工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了这次罢工的策略，决定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并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加强工人内部的团结，他们还分工做好“里工”和“外工”的思想发动和教育工作。使“外工”认识到自己干的活最苦，出力最多，得不到“花红”，是不合理的。鼓励他们要为争取“花红”而斗争到底。让“里工”认清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质，明白工人阶级是一家，同受资本家剥削的道理，自觉地同“外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揭露资本家的阴谋。

“五·一”节这天，矿工们云集在广场，召开大会，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条件，选派53名代表去和中兴煤矿公司交涉。资本家先是设宴收买，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将工人代表骗到俱乐部，随即将代表扣押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后，立即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只得释放了工人代表，并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这是枣庄矿区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斗争。它打破了矿区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6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担任书记。同时，在“五一”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建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随着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党员增多，郭子化强调党员要职业化，反对无职业的工作方式。为了解决党员的公开职业，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郭子化和党委的同志除扩大和办好“同春堂药店”外，又先后开办了由党员参加的“广仁医院”、“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和“医药公会”。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等相继被捕，特委机关及基层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枣庄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掉联系，不得不独立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郭子化仍然按照4月冷启英巡视枣庄工作时所作的指示，担负起了枣庄、徐州及其所属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至1934年秋，郭子化先后与山东峄县，江苏省沛县、邳县、睢宁，河南省永城，安徽省肖县、泗县等地的党员建立了关系，重建了沛县工委，恢复了肖县、铜山三个支部，建立了路套区委。与此同时，为寻找上级党组织，他曾先后去上海、北京等地，但都没有联系上。

1935年2月，郭子化在枣庄召开苏北、鲁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检查了过去宿、泗、肖、永等县“左”倾冒险暴动失败的教训，分析了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总结了1933年5月枣庄罢工胜利的经验，提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口号，强调党组织和领导骨干要尽量隐蔽，群众组织要争取公开合法，党员要有公开职业，组织机构要精干，斗争方法要灵活，积小胜为大胜，以及严防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等正确工作方针和斗争方式。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

为了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郭子化曾与西安杨虎城的秘书、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取得联系。宋绮云是郭子化的同乡同学，曾任邳县县委书记。1936年1月，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由郭子化亲赴西安，与上级党组织联系。郭子化抵西安后，通过宋绮云与中共西北特支建立了组织关系。同时，他在西安了解到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很受鼓舞。但是仍没有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不久，他由西安返回枣庄。

是年6月17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郭子化在同春堂药店被叛徒朱大同（原永城县委书记）发现，遂被带往徐州。朱曾与郭子化一起参加过永城暴动，暴动失败后，朱对郭子化的情况并不了解。特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决定派李韶九等赶到徐州，以枣庄药业公会会长的身份作保，又花钱疏通关系，同时派人去济南，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等行为，利用其内部矛盾，对徐州方面施加压力。两天后，郭子化即被保释。

郭子化回到枣庄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尽快转移到费、滕边境的高桥镇这里是抱犊崮山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早在半年前，郭子化就派人开辟这块地方，积极发展党员和开展群众工作。为必要时转移打下了基础。

特委机关安全转移后，郭子化派特委秘书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了枣庄事件的经过和特委转移的情况。8月底，丛林返回山区，传达了西北特支让界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

9月初，郭子化去西安向特支汇报了临时特委的情况，听取了特支对国内新形势和党的政策的介绍。月底他返回抱犊崮山区高桥镇，召开了特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政策，检查部署了全面工作，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抱犊崮山区的建党工作和对社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以农村建党工作为核心。

是年12月，由于工作范围扩大特委决定，将苏鲁边区特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仍任书记。

“西安事变”后，西北特支撤销。特支负责人通知特委派人去西安与中央联系。郭子化于1937年2月初去西安，又转赴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苏鲁豫皖特委的工作情况。中央决定：批准建立苏鲁豫皖特委，并划归河南省委领导。还决定让郭子化参加党的代表会议。

郭子化在延安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7月初由延安返鲁途中，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回到高桥镇，他立即召开特委会议和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延安会议精神，决定发展党的组织，在全边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组织抗日武装等工作。

8月，特委派丛林向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河南省委派刘文（于子彬）、何一萍随丛林返回特委。10月，特委改组，郭子化任书记。同时决定特委机关迁往徐州，郭子化兼做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统战工作，郭子化按特委决定，去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允许中共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聘请郭子化为第五战区总动委员会委员。这样，郭子化就以公开身份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1月，郭子化在萧县黄口镇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政治形势，作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准备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决议。

1938年3月，日寇逼近鲁南。郭子化向第五战区争取到一个“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和两千元补贴，为公开合法地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17日，徐州沦陷前夕，郭子化率特委机关人员撤出徐州，转移至滕、峄边区的老古泉村。21日，在这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此时我党领导的沛县、滕县、峄县、枣庄等地的抗日武装，已先后到达滕、峄边地区会师。）会议决定，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

由于当地土顽势力联合起来向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逼，形势不利。7月下旬郭子化等特委领导人决定，义勇队和边联常备队立即转移到抱犊崮东部大炉一带，开始建立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8月，根据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其所辖地区成立苏皖、鲁南、苏鲁豫三个特委。郭子化调省委任统战部长。12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子化任分局统战部长。1939年4月，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扩大为苏鲁皖分局。同年6月，苏鲁皖分局仍改为山东分局，郭子化仍任统战部长。

郭子化在抗日战争初期，对山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他经常与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等各派的上层人物打交道，都能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在鲁南，他团结争取了地方开明士绅万春圃，使万春圃这个当时地主阶级的“山大王”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里来。从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后来担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并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在日军逼近临沂时，派车请郭子化到临沂商谈统战问题。郭子化在临沂住了一周，与张里元多次洽谈，晓以民族大义。张里元表示接受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在我党帮助下，成立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办事处。省委还选派了一批干部到张里元的保安旅做统战工作。

1939年10月，郭子化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接着随郭洪涛、张经武率领的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出席“七大”的代表团启程赴延安。代表团途经苏鲁豫区党委驻地湖西时，郭子化协助罗荣桓、郭洪涛解决了湖西肃托事件。

10月中旬，代表团到达延安。由于党的七大延期召开，郭子化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湖西肃托事件真相，对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郭子化已44岁，他和年轻学员一样，住窑洞，吃小米，一起睡通铺。他常说共产党人能艰苦奋斗，是战胜敌人的一大本领。他生活艰苦，学习勤奋，堪称表率。他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也重视同志们的实践经验。他经常给患病的同志诊治、护理，并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请教，交流工作经验。1941年5月，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后，郭子化转到杨家岭高级学习组（组员都是党的七大代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卓越文献，使郭子化很受启发。他兴奋不已，学习时发言踊跃，充满了求知的朝气。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与同志们的关系更密切了。

是年冬，郭子化进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他的七大代表资格，经过整风学习和审查历史，特别是被捕保释证明清楚以后，由山东代表团正式通过。

1945年4月，郭子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派他和程照轩负责组织山东在延安的干部回鲁工作，前后送走四批。10月，郭子化和程照轩等由延安出发回山东。他们是最后一批。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郭子化为华东局委员。1946年春，郭子化回到山东临沂。7月20日，在山东省参议会和省政府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省府秘书长。

1947年1月，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决定撤销原山东省支前委员会，重新建立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统一全省支前工作，全权支配和调动全省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郭子化任该委员会主任。他组织专门机构，靠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配合作战计划，指导各地民兵民工的组织和调拨、物资的运输等项工作。当时，军务紧急，任务繁重，全省仅长期民工（一个月以上的）就有千万人次参加支前活动。郭子化不辞劳苦，奔走于华野指挥部及各纵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之间，安排支前工作。在极其艰苦、紧张的情况下，他果断地处理许多问题，保证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的胜利。

1947年下半年，省政府机关分散转移到胶东、渤海等地，郭子化留在胶济铁路以南，配合部队机动作战。他除组织领导支前工作外，还在地方上视察工作，对土改复查中一度出现的“左”倾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向华东局反映情况。7月，他到五莲县视察，发现土改复查中出现乱打乱杀的严重问题，即对县委书记指出：“搞土改不是砸死人运动，要立即制止这种错误。”接着，他去滨海地委，又指出了这一地区所犯的同样错误。他还在日照芦山区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10月，华东局任命郭子化为华东局秘书长。

1948年春，潍县解放以后，他总结了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并为接管济南进行准备工作。8月20日，华东局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支援前线委员会，郭子化为主任委员。他领导支前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于9月29日成立济南特别市政府，郭子化任市长。1949年1月，华东慰问委员会成立，他组织带领各界代表对淮海前线解放军和支前民工进行慰问后，又带领华东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慰问团，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进行慰问。

3月，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重新成立，郭子化任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3月30日，在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和省参议会驻会联席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副主席，主持省府日常工作。这时，他已经53岁，肩此重任，非常忙累。省府进驻济南后，他除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渡江战役、开展统战工作及省府日常工作外，还亲自主持筹办省行政学院，培养党政干部，6月，郭子化又任编制委员会主任，负责研究省党政机关的整编工作。1950年，郭子化代理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至1952年3月，这期间，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相继进行，可以想象工作多么繁忙。解放后，新事物、新问题都层出不穷，大家都缺乏经验。郭子化依靠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党负责，实事求是。

1952年6月，郭子化经华东局批准到上海休养。1954年，他被调到华东行政委员会，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2月，已59岁的郭子化调中央卫生部任部长助理，分管中医工作。1961年，任卫生部副部长。他在卫生部工作期间，对中医和中西医的结合进行了研究。他在与同志们交谈时，一再谈到希望在有生之年，致力于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对推动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做出贡献。郭子化在晚年，对发展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

1975年7月12日，郭子化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逝世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郭子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热爱，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不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笔枪醒人民热血洒蒙山

——刘子超烈士传略

李杰金龙梅腾义福赵良

刘子超原名刘起亚，又名刘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农家。其父起初务农，后来到粤北和平县忠信圩开了个小药材店。刘子超9岁起随父在忠信圩生活，并读了六七年村塾。老师很欣赏他的聪慧，劝他的父亲道：“起亚很可造就，在这忠信圩偏僻山区会耽误他的前程，应回你那有‘小南京’之称的梅（县）兴（宁）读书深造，可望成材。”其父便于1925年春，将他送回兴宁老家，在泥坡中兴学堂插入高小二年级学习。次年，因其成绩优异，被学校破格推荐升入兴宁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

1926年，兴宁县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组织活动的影响下，兴宁县立中学的学生，纷纷组织“读书会”。刘子超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及《向导》等进步书刊，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一面刻苦攻读，一面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

刘子超入党后，积极为党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本校和附近的兴民中学里的青年进步学生吸收加入共青团。他在课余、假期中，常带领同学们到农村宣讲革命道理。他还在家乡成立了鲤湖乡农会①，开展“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活动。

注：①当时，以鲤湖村为中心，划为鲤湖乡。

1927年初，学校当局以所谓“煽动学潮，破坏教学”的罪名开除了刘子超的学籍。他先到兴民中学的“青年改造社”躲避了一个多月，接着又去梅县东山中学念书。半年后，因他的一个叔父告密，刘子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梅城监狱。不久，他越狱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0月，新圩党支部成立，他任宣传委员。他在新圩、水口一带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嗣后，中共兴宁县委机关（驻水口）遭破坏，刘子超转移到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刘苏华，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他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除完成艺术大学的课程外，还攻读日语，研究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理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期间，他与“创造社”的许多成员来往密切。

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并兼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此时，为了掩护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创办了浦江中学，并决定以此为阵地，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兴宁县党组织连续遭受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兴宁相继抵沪，均由刘子超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1937年9月1日，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由朱瑞具体负责，开办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又称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刘子超任训练所主任。训练所成立了中共党组，由朱瑞任书记，刘子超为党组成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党支部和民族抗日先锋队队部。训练所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名，编为一个大队。后来，因受到蒋介石派往豫北师管区张轸部任参谋长的詹某的掣肘和破坏，训练所的首批学员不得不提前毕业。接着，刘子超带领训练所留下的四五十人做为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子超任校长。1938年1月，华北干校开学，200名学员经过学习后，走上抗日前线，在豫北、晋东南抗日战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年4月，太原、临汾相继沦陷。鉴于当时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以留校学员为骨干，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于山西陵川建立了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为司令员，统辖一、二、四、五支队。翌年2月，编为八路军赵谭支队（即晋冀豫军区第五分区），刘子超任支队副司令员。

同年12月，刘子超在纪念“一二·九”大会上，做了以《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大众日报》刊载了他的报告。报告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今天的中国青年怎么样和华北青年为完成当前新的任务而斗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他强调指出，现在广大青年学生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进攻。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参加了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2月22日，大会隆重举行，刘子超当选为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

刘子超以笔作刀枪，对汉奸卖国贼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傀儡政府。为揭露汪精卫的丑恶行径，使民众识破其真面目，刘子超5月10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一文，指出汪精卫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主张对日妥协，继而以大量事实，历数汪精卫十三条罪行。6月4日，刘子超以《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为题，给《大众日报》写了专论，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抗日军民坚决执行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

刘子超还从部队里物色了几个有专长的干部，建立起土洋并举的小型“新闻电台”，一度成为山纵的小“法宝”。每次行军驻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架起天线，收抄国民党和敌伪电台播出的消息，编成油印快讯，供首长和宣传部门内部参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收抄延安的广播。每当党中央播发《解放日报》社论或重大新闻的时候，刘子超总是让电台赶收赶译给他看。他看后，随即安排抄送传阅或送给《前卫报》登载。有时因有敌情，报纸无法出版，就以油印小快报来代替，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尽快地得知国内外的大事。

刘子超很注意从各方面搜集资料，甚至从敌伪报纸书刊中也能了解些情况，然后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去分析研究。每当打下敌人据点，他就让大家收集敌伪报纸刊物，一些敌工干部从敌占区回来时，他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带回敌伪报纸。平时，他每天要看一大叠新华社的电讯稿。他常说，当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形势教育，这样才能使大家看清形势，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他的形势报告，有情况有分析，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大家听完报告后，普遍对胜利充满信心。越是在艰苦困难时候，他越是想办法活跃、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鲁迅艺术宣传大队就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同年7月24日至8月26日，山东各界人民代表在鲁中区的青驼寺（今属沂南县）举行了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成为教育组的成员之一。此后，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到处书声琅琅歌声嘹亮。

1940年12月，为纪念八路军东纵队成立两周年，山纵政治部在刘子超的倡导下，谱写了《山东纵队进行曲》，以激励山纵全军指战员的斗志。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是由郭华谱曲、刘子超亲自作词的。词的内容逼真形象，有高度的概括性，受到了各界人士和根据地军民的一致好评。歌词的全文是：

“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

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

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

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

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一无所有，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轻的党军，但是也进行过无数的血战：

“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楼、刘家井、王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

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

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的战斗！

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1941年2月26日，沂蒙区参议会暨沂蒙专员公署成立。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在沂南县朱家里庄召开的沂蒙区抗日民众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沂蒙区的议政和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和专员公署，刘子超当选为参议员，并代表山东纵队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1年春，在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和刘子超的倡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清明节祭扫的习俗，开展对历次战斗中殉难烈士的悼念活动。山东纵队政治部通令所属部队在各自的防地，建立烈士碑碣，将烈士的英名和主要事迹勒石纪念，以发扬光大烈士的伟大民族气节，教育砥砺后人。碑文在刘子超的主持下，由山纵政治部统一拟定。山东《大众日报》以《各地建立烈士碑，追随先烈血迹前进，万人景仰千古不朽》为题，全文发表了碑文。

1941年6月2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日本、朝鲜、台湾人民一致反对战争，争取自由解放运动。这项工作是刘子超分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刘子超代表八路军山东纵队致词，他说：“我希望‘反战同盟用自己的力量，唤醒日本士兵及人民’……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

1941年9月，德籍作家、美国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从苏北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釆访。刘子超和谷牧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山东军民顽强抗战的英勇业绩，希望汉斯·希伯同志把山东的抗战事迹，报道给全世界。

1941年的冬季，日寇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子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跟随部队转移，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子超的工作更紧张了。他每天收听和编辑重要的国内外新闻，通过各种宣传媒介，传播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去，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是年11月3日午后，“扫荡”的日军从四面八方向南墙峪杀来。枪声越来越近，合围圈越来越小，有的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情况很是危急，但刘子超仍镇静如常。他和大家一起向山坡上爬，并乐呵呵地说：“不要慌，别着急，马上天就黑了，夜里就是我们的世界。”

队伍夜间闯出包围圈，涉过汶河，穿过几道山坳，拂晓在孟良崮西北山脚下的瓦庄隐蔽休息。

12月11日黎明前，大家突然被村南传来的枪声惊醒，接着又听到日军的嚎叫声。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将队伍分散。刘子超和警卫员找到一处有利地形，伏在一个土堆后，用手枪迎击敌人。日军蜂拥而上，警卫员负重伤，刘子超壮烈殉国。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4集，编入本书时有删改，并参照赵良同志提供的材料作了补充。

——编者

——记刘海涛烈士

潘兆仲魏显伦

一

刘海涛，山东省东阿县刘集乡南张集村人，1907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父亲在酒厂做工挣钱维持生计。因此，刘海涛童年时只读了几年书。少年的刘海涛，生性好强，农闲时跟村里的大人们学着打拳弄棒，练得一手好拳脚。

1927年，因家里生活困难，实在活不下去，不满20岁的刘海涛便跟随闯关东的人们到了黑龙江。先是在伐木场当伐木工，后到哈尔滨近郊做起了经营猪鬃的买卖。

1928年夏，税官巧立名目，勒索刘海涛。刘海涛不服，便和税官吵了起来。那税官声言说：“不怕你刘矮子不服，县官不如现管，从此不准你在这里做生意。”刘海涛是条硬汉子，不买他的账，便粗声粗气地说：“天下大着呢，难道除了哈尔滨就没有我的生路？”他一气之下，离开哈尔滨，沿松花江东行，不几日，到了珠河县城。

事也凑巧，刘海涛到珠河这天，正赶上珠河县发生一桩要案，县警察局长被人用手枪打死了。为此，全城戒严。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黑狗子”①。这些家伙，乘机掠夺群众财物，调戏民女为非作歹。

警察，因穿一身黑訾察服，群众称之为“黑狗子。”

刘海涛正走着，碰上四个“黑狗子”缠住一个姑娘，以“搜查”为名，在姑娘身上乱摸。姑娘欲躲无路，急得直叫。

刘海涛见状，怒发冲冠，未加思索，大喝一声：“住手，不许侮辱妇女！”一个箭步冲上去，拨开“黑狗子”，张开双臂把姑娘挡在身后，一双愤怒的眼睛，逼视着那几个坏家伙。

“黑狗子”一愣。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赤手空拳的矮小子。为首的“黑狗子”是个镶金牙的，骂道：“小王八羔子，敢阻拦老爷执行公务！我看你这小子像刺客把他逮起来！”四个“黑狗子”一起向刘海涛扑来。

刘海涛不慌不忙，当他们靠近时，一串“扫堂腿”，放倒了三个，接着一招“双峰贯耳”，把“金牙”揍了个四脚朝天。

四周的警察见状一拥而上，刘海涛寡不敌众被他们绑了起来。

姑娘得救了，她两眼噙着感激的泪水，目送恩人被“黑狗子”拖走。

刘海涛被押到警察局，遭到严刑逼供。刘海涛只承认自己是打抱不平，毫无违法行为。警察局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好将他暂押牢房。

这件事被刘海涛结交的穷哥们知道后，凑钱托人将其赎出。刘海涛出狱时遍体鳞伤，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他决心要学梁山英雄好汉，占山为王，与官府作对。

伤愈后，刘海涛串联了20多个弟兄。一天深夜，他带领大家，手持木棒、斧头，偷袭了县警察局，缴获了十几条枪，然后率领众弟兄连夜进了深山老林。在山上他们搭起了木房，圈起了寨门。刘海涛在屋内墙上写了八个大字：“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安营扎寨后，刘海涛召集众弟兄饮血酒盟誓。刘海涛说：“我刘某是一敲当当响的穷棒子，与我们作对的是官府衙门和地主老财，穷棒子是我们的朋友。凡是本寨落草的，必须恪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这八个字，谁要是欺压百姓，就乱刀戳死！”说完他率先刺臂滴血饮酒，接着众弟兄一一饮了血酒。从此，刘海涛成了与官府作对的“山大王”。几年后，他们由进山时的20余人，发展成一支有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刘海涛目睹日寇奸淫烧杀的野蛮行径，在山上再也呆不住了。他对弟兄们说：“现在日寇在我东三省横行霸道，东北父老受难，我刘某虽是草芥小民，尚憧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现在起，我要下山打鬼子。人各有志，愿意抗日的，跟我一起下山，不愿抗日的请便！”

众弟兄也恨透了日本鬼子，听刘海涛一讲，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愿跟大哥下山打鬼子”。

刘海涛晓得，要打鬼子，就凭这百多人成不了大气候。他打算投奔孙朝阳一伙。孙朝阳部是哈东有名的义勇军，外称“文明胡子队”。刘海涛与大家商议，大家都同意这个作法。他便带领弟兄们投奔了孙朝阳的义勇军，被任命为中队长。

在孙朝阳的队伍里，有一名马夫常常主动找刘海涛闲扯，两人谈得很投机。因为马夫懂得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刘海涛对他十分佩服。

这位马夫就是赵尚志。

1932年春，在北京上大学的张甲洲等人返回东北家乡，在巴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于同年5月，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去该部工作。11月，满洲省委派巡视员来传达贯彻“北方会议”“左”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为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进行土地革命。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因为没收过地主的粮食和财产，所以部队不但要与日伪军作战，还要应付地主武装的袭击。部队被打散了，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省委认为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完全是赵尚志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强令赵尚志检查。由于赵尚志不服，进行申辩，竟被开除了党籍。尽管如此，赵尚志为抗日献身的坚强意志没有动摇。1933年4月，他从哈尔滨来到宾县参加了孙朝阳的义勇军，当了一名马夫。

不久，孙朝阳的部队被敌人围困于宾县东山，处境危险，孙朝阳束手无策。赵尚志提出以攻为守的建议，被孙朝阳采纳，并让他率部乘虚攻占了宾县城，迫使敌人撤了围。事后，赵尚志当上了孙朝阳的参谋长。

赵尚志见刘海涛很有民族气节，作战勇敢，为人耿直，办事颇有心计，便有意经常接近刘海涛，向他讲述革命道理。有一天，赵尚志和刘海涛一同下山执行任务。路上，赵尚志向刘海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说：“抗日没有主心骨不行。国民党搞不抵抗主义，只有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应当成为抗日的领导者。”刘海涛听着句句在理，十分佩服共产党的主张。他激动地说：“参谋长，请你帮我找共产党，我愿意跟着共产党打日本鬼子。”

1933年7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代表崔钟鸣到孙朝阳部，会见了赵尚志，希望赵尚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并把珠河县委派到孙朝阳部工作的党员李启东介绍给他。赵尚志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与李启东携手工作，并向李启东介绍了刘海涛的情况。刘海涛就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在赵尚志、李启东想要建立一支党直接领导的骨干队伍时，日特打着救国会代表的旗号，诱骗孙朝阳进关“商讨抗日大计。”赵尚志力阻孙朝阳不要上当。日特乘机造谣挑拨，致使孙部的一些人要杀害赵尚志等人。赵尚志闻讯，与李启东商量后，决定率刘海涛等人携一挺机枪和十多支步枪，迅速离开孙部去找珠河县委。

1933年10月10日，中共珠河县委在三股流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珠河抗日游击队，选举赵尚志为队长。刘海涛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三股流、板子房一带活动。

1934年6月，根据珠河中心县委决定，珠河抗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下设三个总队，九个大队，刘海涛任一总队一大队队长，随赵尚志在宾县一带活动。

1935年初，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刘海涛任第一团团长。

第一团是三军的主力团，每次战斗，一团都担负重要任务。部队整编后，赵尚志率军东征，刘海涛率一团为先锋。部队从珠河南部根据地出发，绕经双城、宾县、延寿等县境，横扫沿途日伪军，直取方正县，屡战屡胜，名声大振。

第三军的胜利，激发了人民抗日救国的热忱，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到1935年9月，三军已有700多人。这支队伍的发展与壮大，给敌人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日伪军对这支队伍连续进行“围剿”和“讨伐”。为避开敌人的“讨伐”赵尚志带领一、四团再次东征。刘海涛仍然率一团为先锋。在第四军的配合下，一直打到依兰、勃利，开辟了方正、依兰、勃利三县边游击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刘海涛的一团是战斗英雄团，也是工作模范团。在根据地内，积极配合地方党政领导，实行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

1936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凡在东北我党领导下的所有抗日武装，一律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仍任军长，刘海涛仍为一团团长。

在艰苦的环境中，刘海涛率领一团转战哈东，为发展和巩固哈东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为提高刘海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选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刘海涛告别共同战斗的同志们，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他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1938年上半年毕业后，与一批中国同学一起回到延安。正值全国已进入全面抗战，党中央多次选派干部，分赴各抗日前线。8月中旬，刘海涛同部分红军干部、白区工作干部及陕北公学毕业学员近二百人，被派往出东。在离开延安前，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毛主席来到刘海涛面前时，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刘海涛。”刘海涛立正回答。

“是什么地方人？”

“山东东阿县。”

乇主席幽默地说：“好！这次要回你的老家去了，你定要掀起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海涛啊！”毛主席说着右于问前一推，做了个推波助澜的手势，说完爽朗地笑了。在场的同志们也笑了。

派往山东的干部由黎玉、张经武率领，从延安启程，历经三个多月，于11月底到达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驻地——沂水县岸堤。

刘海涛由省委分配，去泰西一带开创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下设支队。刘海涛任六支队司令员，张北华任政委。1939年2月，刘海淙、张北华带领六支队在泰山西区，初部开辟了平阴、东阿山区和东平、汶上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是年3月，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两千余人，组成东进支队，挺进山东，主力与刘海涛率领的六支队在泰西地区会师。

与115师主力会师后，大大鼓舞了六支队的士气。在罗、陈首长的指挥下，刘海涛带领六支队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向汶上、东平、肥城一带发展，歼伪军千余人，扩大了根据地。同年4月，六支队配合主力，连续击溃日军的两次进攻，打开了泰西地区的新局面。

由于115师主力的到来，泰西地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六支队和群众抗日武装得到加强；敌人受到几次重创，其力量减弱。刘海涛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率领六支队不断打击敌人，摧毁伪政权，扩大了东阿、平阴、汶上、肥城抗日根据地。

四

1940年4月，以山东纵队特务团为基础，编成山纵九支队，调刘海涛任九支队司令员。

这年春，住临沂等地的日伪军3000余人进驻蒙阴城，妄图以此为依托，对我蒙阴山区进行“扫荡”，进而切断我鲁中根据地与滨海根据地的联系。

九支队组建不久，上级命令刘海涛率队消灭这股敌人。三打蒙阴城的战斗就此开始。

刘海涛带领九支队从新泰山区出发，深夜赶到蒙阴城下。他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在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后，他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新到蒙阴城的敌人尚未站稳脚跟，防御工事还未增修，我们必须抓住这有利时机，速战速决，一举拿下蒙阴城。根据侦察报告和当地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守南门的是一个伪军大队，战斗力较弱；守北门的是日军一个中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因此，我们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由一队佯攻北门，集中力量攻打南门。真真假假，动作迅速，一定会取得战斗的胜利。”

会后，各攻击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当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时，蒙阴城北门首先响起激烈的枪声。城内敌人正在睡觉，听到枪声大作，乱成一团。我进攻南门的部队，经过5小时激战，突进南门。城中敌人纷纷溃逃，我军占领了蒙阴城。

战斗结束后，刘海涛绕城观察，发现城内工事甚少，难以固守，当即决定撤离。中午，数千日伪军杀气腾腾地又进驻了蒙阴城，但一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二打蒙阴城，刘海涛改变了战术。他在三天内，派出几十股小部队不断出击，骚扰敌人，在蒙阴城周围与敌周旋，把敌人搞得十分疲惫和恼火，急切地想找我军主力决战。

刘海涛召开作战会议，分析了敌情，决定利用敌人急于找我主力决战的恼怒情绪，由一大队从南门诱敌出城；二、三大队在城南设伏，吃掉出城敌人；四大队负责阻击城内增援之敌。

这一战术，是刘海涛在东北时跟赵尚志军长学的，以后他用过数次，很有把握。但这次情况不同；设伏地点离城要近，速战速决；诱敌部队必须假仗真打，才能使敌人中计。一大队是惯打胜仗的，今日让他们打“败仗”，他担心干部战士想不通，就对王队长说：“这次你要打‘败仗’，但开始攻势要猛，火力要强，以显示自己是主力。败退时要真像败退的样子。如果引不出敌人来，我可要找你王大胡子算账。”

“保证失败。”王队长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王大队长有勇有谋，他指挥一大队，对蒙阴城南门发起猛烈攻击。城内敌人以为这次八路军主力仍在南门，便派日伪军“杀”出南门。经过一阵激战，王队长指挥部队边打边撒，把敌人引入埋伏圈内，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两个中队被消灭。

第三次攻打蒙阴城，刘海涛组织优势兵力，一举攻克。敌人连续受到三次打击，锐气大挫，只好撤回临沂等地。“扫荡”蒙阴山区计划也落空了。

刘司令三打蒙阴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沂蒙山区，人民群众编成歌谣到处传唱：

三月里那个来花儿那个红，

蒙山里来了那个刘司令，

神机妙算赛诸葛，

打得那个鬼子茅坑里拱。

五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整编，下辖四个旅，四个支队。刘海涛任第二旅副旅长。10月，山东第一军区撤销，改设鲁中、鲁南两个军区，刘海涛任鲁中军区司令员。

1941年11月，日伪军5万余人，从3日开始，对我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刘海涛根据上级指示，命令三个团实行外线作战。他带领一个团行至青驼寺时，日伪军突然从四面围了上来。刘海涛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一直坚持到天黑。他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向南突围。

青驼寺往南靠近敌占区临沂，同志们对刘司令员这一决策不解。刘海涛说：“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其后方必定空虚。我们可以趁机插过去，变被动为主动。”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部队在夜幕掩护下，从敌人的空隙中沿张庄南下，果然没遇到敌人，胜利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下半夜，部队到达高里附近，见各山头上都有火堆，敌人每隔10分钟，发一颗绿色信号弹，可能以此报告这里“平安无事”。刘海涛命令派出几名侦察员，干掉敌人流动哨换上敌服装，也按敌人的办法，10分钟发一颗绿色信号弹。部队顺利地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甩掉敌人以后，刘海涛立即组织兵力，在临蒙公路要隘分别设伏，消灭了两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第二天，又向临沂靠近，并截击了敌人一个运输队，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几天后，部队又在石岚设伏。仅半小时激战，便歼敌300多名。

敌人在我根据地反复“清剿”，形势不断恶化。刘海涛率部进入山区与敌周旋，11月17日，在芦山遭敌合击，因敌众我寡，刘海涛决定部队分头突围。他带领一个警卫排，边打边向西北方向撤退。18日晨，他们又被敌人包围。这时，刘海涛命令警卫排化整为零，分别突围。他同鲁中区社会部长朱玉干等人一起突出重围。上午9时许，刘海涛和爱人黄秋菊、朱玉干和爱人李岚及四名警卫战士共8人，到达蒙阴城东杜家林，暂时在一个瓜棚内休息，派出一名警卫战士到官庄方向侦察情况。

官庄距蒙阴城10多公里，这一带由汉奸大队长石绍武盘踞着，经常派出小股武装，袭击我零星部队，残害我伤病员。这天，他派出两个小队出来活动。恰在这时，刘海涛等人被官庄的敌特杜宪刚发现，并立刻报告了汉奸小队长。这两个家伙得知这一情报后，伪装成我联防大队，首先诱捕了执行侦察任务的警卫战士，接着又骗捕了刘海涛、朱玉干等7人。于当天下午将他们押至大旺庄石绍武的大队部。敌人不知道刘海涛等人的身份，认为不过是八路军的营连长，便设宴招待，妄图诱劝他们投降。刘海涛却借此机会向他们阐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鼓动他们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敌人天天劝降，次次碰壁。六七天过去了，毫无结果。石绍武恼羞成怒，亲自审讯刘海涛，并用重刑逼供。刘海涛义正词严，痛斥敌人认贼作父、残害同胞的罪恶行径。其他七位同志也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身份。

敌人的劝降不成，审讯落空，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刘海涛和朱玉干押到苏家后庄以南杀害①。

①刘海涛、朱玉干被害情况由蒙阴党史部门作了详细调查核实。

事后，石绍武等汉奸才知道刘海涛等人的身份。解放后这伙民族败类一一落入人民的法网。

巍巍蒙山常青，滔滔沂河常绿，刘海涛烈士的英雄业绩长存！

东北抗日将领罗明星烈士传略

郓城县民政局

罗明星，1897年出生在山东郓城县苏阁乡罗楼村一个贫农家庭，排行第二。其父忠厚老实，给地主当长工。后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1912年春，山东发生了特大旱、虫灾害，家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母亲带领他们姐弟几人背井离乡，来到吉林省九台县谋生。

1915年罗明星18岁时，因不甘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一气之下到旧军队当了兵。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军事技术，先后被提升为班长、排长。不久，他发现军队和地方社会一样黑暗，便毅然离队回到九台，在火石岭煤矿裕东公司当了矿工。

王文和是位大学生，有才识，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他见罗明星做事有思想，可以造就，便主动帮他学文化，练毛笔字，还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这样一来，罗明星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并积极参加各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930年，他又回到九台县，在“三江池”澡堂当工人，在这期间，他仍与王文和保持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父老兄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寇烧杀淫掠的暴行，一幕幕展现在罗明星眼中。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东北同胞，纷纷拿起大刀长矛，握紧钢枪，奋不顾身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动人事迹，给了他力量和鼓舞。阶级仇，民族恨，激起他满腔怒火。于是，罗明星决定在国难当头时尽匹夫之责。他让母亲、妻子、儿女返回山东故土，自己留在东北，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以死相拼。在亲人临行时，他挥泪说道：“咱们宁可冻死、饿死，也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用屠刀杀死。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留在东北与敌寇决一死战，与祖国共存亡。”

1932年3月，罗明星联络了王文和等人，在九台原茂栈自己家中秘密召开会议，研究组织抗日武装事宜。4月25日夜间，罗明星率领六个人持两支手枪和一支“铁公鸡”，悄悄地摸进了九台县守备队，击毙伪连长一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守备队20余人当场反正，参加了罗明星的队伍。首战九台，旗开得胜，队伍迅速扩充到六七十人。6月，队伍发展到400多人。为便于指挥作战，在九台县东北的沙河子改编为营，罗明星任营长。

队伍扩充后，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对罗部进行追剿。罗明星率部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结果，敌人的追剿不仅没有消灭罗部，反而使罗部得到了扩大和加强。火石岭煤矿的工人以及土们岭、沭石河一带的贫苦农民，都纷纷前来入伍。同年7月，队伍已经发展到七八百人。于是，罗明星将这支队伍重新进行了改编，确定了队伍的名称：对内称“抗日义勇救国军”，对外称“三江好”。“三江好”的含义是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一带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光复东北三省。罗明星任司令。

九台县沭石河永衡发当铺是日本人开办的。它专门以收取抵押品和放高利贷的手段盘剥中国人民。同时，也是设在当地的一个日伪特务机关。因而，里面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为此，“当铺”不仅高墙、炮台环围，还配备了炮手，戒备森严。为筹集军需，罗明星决定袭击永衡发当铺。由于日伪防守严密，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便派战士赵景太通过他在永衡发当铺当炮头的叔叔从中活动，让炮手不要抵抗。8月5日夜间，罗明星率部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永衡发当铺，夺得现款六万一千吊，缴获枪支70余支。当铺里的伙计及当地农民100余人参加了“三江好”队伍。这仗，不仅扩大了队伍，还有了军饷，全队上下装备一新。

不久，“三江好”队伍又收编了九支抗日山林队，人员大增，号称六千。罗明星将队伍编为29个支队。凡是奇数者，为基本支队；凡是偶数者，为收编队组成的支队。为鼓舞士气，以壮军威，“三江好”特别制作了自己的军旗和标志。军旗为长方形，红色，上边写着“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专门设有旗手，打到哪里，旗到哪里，旗不倒，兵不散。官兵一律佩戴红袖标，上面写着：“救国军”三字。

1932年9月初，罗明星率领队伍与永吉傅学文和磐石赵宝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汇集了近三万人，攻打省城吉林。由于各部义军配合不够紧密，吉林攻而未克。不过这一举动，给日伪统治者以极大震慑。9月13日，罗明星率部挥戈北上，袭击了德惠张家湾火车站，缴获长短枪及轻重机枪80余支，炮弹13箱，子弹一万余发，从而使“三江好”军威大震，敌人闻之丧胆。

为了争取关内外人民支持，1932年9、10月间，罗明星派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并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及吉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联系。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委任罗明星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九支队队长；吉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委任他为吉林抗日义勇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罗明星得到各抗日义勇军的支持，率部活跃在吉林、长春之间的九台、双阳、德惠、永吉、伊通等县，还曾转战农安、舒兰、额穆、敦化、安图、桦甸、磐石、辉南、抚松、濛江（即今靖宇）、宁安等广大地区，打了不少胜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日伪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敌人内部也不得不承认罗部“屡次袭击”“大小可以千计”、“是一支最难以应付的劲旅”。

1933年3月的一个黄昏，罗明星率部于九台的马鞍山带，拔除了吉长铁路上的道钉。当晚，从伪新京（长春）开往吉林的一列客车行至该处，不能前进。这时，潜藏在每节车厢的罗部“便衣”们，手持短枪，突然站起，大声喝道：“都不准动，举起手来！”随后，他们缴下宪兵和特务的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押车日军被全部歼灭，其中有两名少佐。

同年8月16日，九台县警察大队长杨仲东，率领警察大队和自卫团300余人，深入到罗明星部驻地沭石河乡常家屯南山一带进行“讨伐”。行进间发现罗部巡逻兵20余名，双方当即接火。杨仲东欺罗部人少，强打猛冲。20余名巡逻兵佯装不支，向山上撤退，杨部即刻追击。追出2里多地，突然遭到左右两侧伏击。战不多时，杨部溃不成军，弃枪而逃。罗部乘胜追歼，当场活捉杨仲东，歼敌100余名，缴获长短枪70余支，子弹1300余发。罗明星当众列举杨仲东卖国求荣、甘当汉奸的罪行后，送他上了“西天”。紧接着，罗明星率部二破沭石河乡驻地，击溃盘踞在沭石河的伪自卫团，一把火将其大营焚毁。

日伪恼羞成怒，准备集中武装力量，消灭罗明星的队伍。为避敌主力，罗明星决定撤离九台，挥师南下，转战于桦甸、磐石一带。

罗明星率部来到桦甸、磐石后，一方面整顿部队，一方面派人与杨靖宇联系，渴望能够得到杨靖宇的支持。8月，杨靖宇在南满游击队根据地磐石县主动邀请罗明星共商联合抗日事宜。他俩从联合抗日、共同救国，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具体措施，使罗明星眼界开阔了，胸怀宽广了。从此，罗明星领导的抗日义勇救国军汇入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合军，他真正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崭新历程。

由于九台、永吉位于日伪统治中心的新京和省城吉林之间，（新）京图（们）铁路居中穿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根据杨靖宇的指示，罗明星部将士于9月间打回根据地九台，在九台西十里许的饮马河一带驻扎下来。日伪军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把罗明星视为心腹之患。新京警备司令部命令日军市川、后藤、加藤等部队以及九台、德惠、永吉等县的自卫团和警备大队一起出动，妄图一举剿灭罗明星的队伍。由于县伪警察大队和自卫团在常家屯被歼，县长谷金声唯恐“三江好”再次攻打九台，便调五区伪保董带兵来县加强城区防护。

饮马河两岸长满了柳通，遍地蒿草，是隐兵藏马的好地方。城里敌人只能望草兴叹，不敢轻易靠近。正当日伪防范于九台县城时，“三江好”队伍在罗明星率领下，神出鬼没地打进沭石河街，将伪保董杨荫瀛击毙。这是继击毙九台县伪警察大队长杨仲东后的又一胜利。

杨仲东、杨荫瀛相继死于“三江好”枪口下，使日伪军既恼恨，又惊恐，便抽调自卫团七百多人追剿罗明星的队伍。他们奔走了五天五夜，未见罗明星的踪影。当走到土门岭李家屯时，实在疲劳不堪，只好就地休息。伪自卫团长孙玉卿住在屯子中间，四周是他的部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戒森严。天尚未亮，突然来了20名穿灰军装，戴红袖标的“宪兵”，要见孙团长。哨兵报告孙玉卿后，孙急忙整装出门迎接。这时，有个戴中尉军衔的宪兵问道：“你就是孙玉卿吗？”孙答道：“在下便是，不知官长有什么指示？”那中尉严肃地说：“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孙玉卿私通匪首‘三江好’，反满抗日，立即逮捕。”还没等孙玉卿醒过神来，根绳子已经将他双臂绑上，即刻被带走了。

翌日，九台伪官方接到一封信，方知孙玉卿被抓之事乃“三江好”所为。那名中尉宪兵不是别人，正是罗明星。罗明星抓捕孙玉卿，主要是为了震慑伪官方，并索取资金和武器。后来，伪官方与孙玉卿的家属将若干枪支和现金送到罗部，孙才被放回。孙玉卿回去后，又收到“三江好”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念你还没有作恶到底，尚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才留你一条命。今后你要明智点，否则，将与杨仲东同样下场！望你三思！”孙玉卿望着这封信，对署名“三江好”三个字沉默良久，然后悄悄地将信焚掉。

1933年10月13日，伪新京警备司令部配合本关东军，纠集日伪军三千余众，从土们岭宋家沟入山，向马虎头山合围，妄图一网打尽“三江好”队伍。马虎头山是土们岭群山丛中最高峰，坡陡路滑，草木丛生，地形比较复杂。罗明星率部利用熟识的地形与“讨伐队”周旋，曾两次与孙玉卿的自卫团遭遇，孙畏惧罗明星的捕训，悄悄网开一面，放罗部冲出包围圈。经过几天几夜的“捉迷藏”，日伪军极度疲劳，三五成群，倒地就睡。罗明星见时机已到，命令将士出击。草木丛中，山沟谷口跃出“天降奇兵”，奋勇向前，手起刀落，人头掉地，霎时便有9名日军身亡。没等敌人清醒过来，他们又迅速地消失在暮色苍茫中。

1934年5月，“三江好”与“殿臣”两部联合起来，共计200余人，进攻永吉县岔路河镇，与驻守岔路河的日军守备队和警备大队展开了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只是由于日寇从伪新京派出一个骑兵旅赶到应援，才免于全部被歼。在这次战斗中，罗明星腿部负伤，遂率部退出战斗，转战于磐石地区。

罗明星来到磐石，壮大了这里的抗日游击队力量。日伪当局遂对磐石游击队和“三江好”等抗日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一个月后一无所得，便玩起“谈判”的伎俩。

1935年8月27日，罗明星得知日伪一列由新京开往朝鲜清津的二○一次国际列车将要从吉长铁路上通过。黄昏时分，他带领400余人，悄然来到吉长铁路线营城子至土们岭之间的尚家一号山头，把3节铁轨右侧的道钉和铁板全部拆除，然后埋伏在铁道两旁。当日晚8时50分，列车开到此处当即脱轨，七扭八歪地倒在路旁。这时，罗明星率众出击，齐声呐喊：“中国人都趴下！”随即向日本乘警开了火。战斗进行了40分钟，击毙日寇11人。当日军援兵赶到时，罗明星部早已撤离。

罗明星领导的队伍，不仅作战勇敢，而且纪律严明，深受人民拥护。他们的武器弹药、衣食给养，除缴获敌人的补充以外，其他都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罗明星经常教育部队，要爱惜老百姓一草一木，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还常利用战斗空隙帮助穷苦百姓做一些事情。由于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们每到一处，老百姓都争相为他们铡草喂马，送米送菜。时至今日，九台及至吉林民间仍传颂着“三江好”爱护老百姓的佳话。

由于长期作战消耗，罗明星的队伍减员很大，加上日伪军长期追剿，处境十分危急。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决心除掉新京外围的这个“隐患”，便从长春、吉林辉南等地调动了精锐的步兵和马队，分进合击，于桦甸的太平山，将罗明星部队包围。恶仗打了大半日，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这支战斗了将近六年的队伍被打散了。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罗明星决定将余部化整为零，埋枪分手，挥泪而别。

1938年9月，罗明星为寻找部下，再筹抗日大计，来到黑龙江省泰安县（今依安县），遇见失散的两个旧时部下，三人以卖烧鸡为掩护继续组织抗日力量。时隔不久，又见到了曾给罗明星当过通讯员的安喜春。因系从前的旧关系，罗明星对安喜春丝毫没有戒备。

日伪当局见“三江好”的队伍虽已打散，但罗明星还没有捉到手，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到处张贴告示和画像，以伪币五千元的高价悬赏捉拿罗明星。

1939年1月5日，安喜春带着在伪警察所当警察的姐夫杨景馨及其随从，从九台赶到泰安，将罗明星等人逮捕。

罗明星被押解到伪吉林省地方法院，后来转到新京高等法院。新京高等法院宣布罗明星一案作“特别审判，一审裁决，不准上诉”。面对死神，罗明星毫无遗憾和畏惧。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即便杀了我，反满抗日不会停止，日本必败！伪满洲国必亡！”

同年7月6日，新京高等法院宣判罗明星死刑。日伪当局本想利用刑前游街示众，杀一儆百。但罗明星却昂首挺胸高呼：“乡亲们，别难过，俺罗明星是为反满抗日豁出性命的，死得光荣！日本鬼子不会长久了！……”罗明星大义凛然，高声痛斥日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愧是抗日的民族英雄！

罗明星虽然壮烈牺牲了，但是这颗“明星”并没有陨落，他长明在人民心中，至今人民仍在怀念着他，他英勇抗日的光辉事迹仍广为流传。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万古长青，永垂不朽！（李广见整理）

把青春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孙善帅

赵良

孙善帅，又名孙镇东，字仁风。1910年诞生于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义堂乡桥西村的一个教育世家。祖父是塾师，一生舌耕笔耘。父亲孙德绍，旧制中学毕业，亦为当地教育界名流。孙善帅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立志走“知识救国”的道路。

1924年，14岁的孙善帅考入了临沂城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他在校勤奋攻读，加上天资聪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27年春，省教育馆讲演员刘沛然到临沂讲演，当问及现在是公元多少年时，全场鸦雀无声，唯有孙善帅脱口而出。接着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孙善帅亦对答如流。刘沛然甚为赞赏，当即邀请孙善帅共进晚餐。

1927年孙善帅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到直鲁联军第四师方永昌部当电讯兵。在那里，旧军队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使这个初涉社会的热血青年十分愤懑。翌年3月，他乘国民党新军阀北伐入鲁、方永昌败遁之际，毅然脱离了旧军队，去江苏赣榆县投奔董少白（临沂人、中共地下党员）。董少白热情接待了他，又托人介绍他到青口镇收鱼税。这期间，董少白见孙善帅颇具才华，且富正义感，便不断向他讲述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并劝其继续求学深造，将来为祖国贡献力量。孙善帅为董少白诚挚的情意所深深感动，又对当时税务部门的诸种弊端深怀不满，便在赣榆呆了年余后，弃职回家。

1930年春夏之交，孙善帅来到胞兄孙善师执教的郯城县立第三小学，在这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当时县立第三小学，是郯城县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活动的场所。中共临郯县委成立后，县委机关就设在这里。

孙善帅学习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机会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思想进步很快。在三小的一年间，他和刘芝言①、孙善师等住在一个宿舍里，朝夕相处。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各小学都设立童子军。刘芝言决定把这个组织掌握在地下党组织的手里，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孙善帅。他对孙善帅说：“老弟，你具备军事知识，还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教育和培养童子军，使他们成为先进的少年组织，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你一定能胜任。请你把它承担下来。”孙善帅满口应诺。此后，他在培训童子军时，即讲授军事知识，又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使童子军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就在这时，孙善帅经刘芝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①刘芝言，郯城县人，中共临郯县委书记，1933年牺牲。

1931年初秋，孙善帅考入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入校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济南和全国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孙善帅表现积极。他经同班同学介绍参加了济南“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团体。它的宗旨是组织进步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刊物，结合时局，探讨真理，开阔政治视野，提高革命思想。是年冬初，孙善帅经刘芝言等介绍，和济南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大批东北军士兵和学生被迫离开家乡和亲人，流落到济南。他们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政策深恶痛绝，极易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孙善帅利用这一时机，经常到济南火车站主动接触东北的流亡学生与士兵，和他们谈心，讲解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前途。孙善帅在他们中间，结识了很多朋友。东北义勇军中有一个叫李子膺的团长，时常到济南高级中学找他，两人关系甚为密切。孙善帅通过这些朋友，在东北军和学生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教育。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参加了山东的反蒋抗日活动。1938年1月，不少东北学生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有的后来成为抗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

1932年，孙善帅到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任宣传部长。这年暑假，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共青团员陈淑俊来到济南，和孙善帅取得联系后，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写标语，撒传单，在商埠组织飞行集会。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他们把标语贴满济南。济南当局派出军警，昼夜搜捕，毫无结果。

孙善帅在团省特委工作的同时，还和徐森一起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的巡视员。他经常到临沂、益都、郯城等地巡视党的工作，推动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同时，他还在济南面粉厂和济南省立高级中学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帮助建立了省立中学党支部。这个支部后归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朱丹亭自从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公开职业，经孙善帅和陈淑俊等同志商量，让朱丹亭出面，筹建一所中学，以掩护党组织的活动。这个设想取得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同意和支持。当时山东的教育大权掌握在何思源一派手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张苇村也想插手教育界。他听说朱丹亭等要办学校，当即表示支持，并拨款3000元作办学经费。1932年8月，学校挂牌招生开学，取名“济南私立振华中学”，校址在纬二路北头路西。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由张苇村任校长，朱丹亭任副校长。教职员工大都是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省委派林芳圃（即林景春）到校当传达员，在校内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暗中印刷传送党的文件。学校开办两个月后，因朱丹亭暴露了身份，学校这个秘密联络机关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丹亭和孙善帅等人商量，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同志们在一个下午全部安全转移。

孙善帅被捕后，被送到国民党省党部官长厅里的西餐台。省党部头子张苇村和特务队长王天生等亲自审问。孙善帅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3月，他被转押到纬一路看守所。在这里，敌人对他威逼利诱，施尽各种伎俩，但一无所获。敌人给他笔墨纸砚要他写自首书，他却写了一折《金沙滩·龙双会》戏词，弄得敌人啼笑皆非。敌人又连续对其进行残酷的折磨，他都被打得遍体鳞伤。他的母亲张炳姒到监狱去探望，他深情地望着慈母，郑重地说了声“保重”。这就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1933年9月18日，敌人终于对孙善帅下了毒手。这天，孙善帅和他的胞兄孙善师等九人在济南洛口英勇就义。临刑前，孙善帅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孙善帅牺牲时年仅22岁。

孙善帅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们对他感念不忘。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烈士馆内至今陈列着他的革命事迹资料，供后人瞻仰学习。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一集，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何一萍烈士传略

朱玮

何一萍，又名何冰如，河南省孟县人，出生于1913年。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困，靠母亲帮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他的母亲是位性格刚强而又通情达理的女性，为了使何一萍长见识，学本领，尽管生活艰难，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临近中学毕业之际，母亲因过度操劳病倒了。为照料母亲，养家糊口，何一萍只好辍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九·一八”事变后，何一萍同许多热血男儿一样，整日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为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而痛苦。恰在这时，孟县一带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写标语，贴传单，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他们的引导教诲下，何一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1937年初，中共河南省委送他去延安抗大学习。在那里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更增强了革命到底的信念。3个月后，何一萍结束学业，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块革命的圣地。回到了河南。

1937年2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划归河南省委领导。“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为加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派何一萍等人前往鲁南地区工作。何一萍当时心情兴奋，但想到撇下母亲孤身一人在家，不知何时才得相逢，心中又有些不忍。他母亲深明大义，虽然背地里也曾暗暗落泪，但当何一萍恋恋不舍地向她告别时，她却坚定地说：“你放心地去吧，现在国破家亡之际，不是顾家的时候，要紧的是赶快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何一萍每每念及母亲的高风亮节和深明大义的精神，常常是泪水打湿了眼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7年8月，何一萍一行风尘仆仆来到鲁南。同年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河南省委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从抱犊崮山区迁往徐州，并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特委书记由郭子化担任，何一萍任宣传委员并负责领导鲁南各县及枣庄矿区的抗日斗争。同时，为了统一领导鲁南抱犊崮周围各县党的区委、支部或基层的工作，特委决定在枣庄建立鲁南中心县委，由何一萍兼任县委书记。

何一萍出任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以后，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通过调查，他发现鲁南各地党组织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人虽已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有些人入党手续不完备，没有经过入党宣誓；有些人虽已宣誓，但缺乏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严格的组织生活；还有些青年积极分子已符合入党条件，却没有及时发展等等。面对这些情况，何一萍在抓党员的思想教育的同时，着力整顿党组织，组织没有宣誓的党员重新进行入党宣誓，开办党员训练班，定期组织党员们学习。他还注意培养发展妇女党员干部，指导她们建立了枣庄第一个妇女党支部。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他还倡导开办了每周一期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何萍领导组建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枣庄队部”，创办了《抗敌日报》，对发展鲁南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特委进行了改组，将特委所辖地区以徐州为中心，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线为界分为四大片，委员们进行了重新分工，何一萍负责徐州东北部鲁南片的工作。

遵照特委的分工，为充分发动群众，迎接鲁南地区抗日高潮的到来，何一萍来到苍山县的宋庄、旺庄，与当地民族解放促进会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了解他们发展武装的情况，发给他们《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并请他们派人去枣庄参加中心县委举办的抗日训练班。12月28日，中心县委在枣庄中心小学南操场组织召开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反侵略大会，号召广大同胞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枣庄矿工代表在会上愤怒控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同时，边区特委积极领导枣庄煤矿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何一萍夜以继日地工作，团结广大矿工，争取中间力量，与矿主、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矿主和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所提的全部条件，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7年秋天，峄县共产党员朱道南等人，在峄县邹坞、张范一带发动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击毙了反动的邹坞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为当地群众除了一害，随后拉起了百余人的抗日武装——鲁南抗日自卫团。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排挤和阻挠，队伍的供给发生困难。何一萍得知后，召开县委会研究对策，决定在独立自主、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把这支队伍暂时编入由边区特委协助建立，并得到国民党第五战区批准的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这时，共产党在枣庄已经可以公开活动。何一萍先后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20多人，加入到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政训处工作，并在该队伍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在支部党组织的宣传影响下，自卫军中许多士兵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3月，日军通进滕县，鲁南民众抗日自卫队司令杨士元为保存实力，企图将自卫队编入国民党四十军。何一萍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命令朱道南将峄县抗日武装拉出，随中心县委转移。

3月底，根据特委指示，何一萍代表鲁南中心县委，调遣邹坞抗日武装、大北庄抗日武装和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宣传队武装，会师于峄县墓山，正式组建了峄县人民抗日武装。当时，这支武装称为“战时服务团义勇队”。5月21日，特委在峄县老古泉村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决定调集沛、滕、峄三县抗日武装，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担任政委。此后，何一萍这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和张光中一起率领这支队伍勇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义勇总队成立后，主动开展游击战，不断地打击敌人。5月，台儿庄会战结束后，为破坏敌人向西转移再犯徐州，义勇队破袭了临枣铁路和公路，并在邹坞附近的公路北侧伏击了敌人的辎重部队。由于出敌不意，取得了毙敌数人，缴获两辆满载军用品的辎重车、战马两匹的胜利，我军无一伤亡。义勇队英勇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声威大振。

苏鲁人民义勇总队的发展壮大，极大地振奋了鲁南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和信心，但也引起了地方反动顽固势力的嫉恨。他们以抗战为名，网罗地方土匪、恶棍，勾结日伪军，制造磨擦，破坏抗战。1938年6月，滕县土顽申宪武纠集当地反动势力南下到我义勇队驻地附近羊庄一带，对义勇队实行外线包围，步步进逼，妄图消灭我义勇队。边区特委获悉他们的阴谋后，立即决定：迅速集结特委领导下的部队，准备应战，并调集我党掌握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四县边联常备队前来助战。

各部尚未集结，申宪武已率三千余人对我义勇队总部驻地南塘村实行了外线包围，战斗一触即发。这时特委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多方争取和解，均未奏效。在这种情况下，特委书记郭子化召集各部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击部署。会上推举西北特支派来帮助发展武装的童陆生为总指挥，以何一萍、张光中率领的义勇总队作为主力。

6月22日拂晓，义勇总队在何一萍、张光中的指挥下，对申顽全线出击。由于我总队集结迅速，出敌不意，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经过两天两夜激战，义勇队很快占领了羊庄、北岭等村庄，将申顽大部分部队击溃。

初战告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布置下一步的战斗任务，7月4日，何一萍与总队长张光中、参谋长韩文一一起到前沿阵地视察。返回途中，他们走到北塘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时，隐藏在旧炮楼里的顽匪射来的冷枪打中了何一萍，子弹透过他的左臂横穿胸部和右臂。战友们急忙把他抬回总队。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伤势又过重，次日拂晓，这位年轻的苏鲁人民义勇总队政委停止了呼吸。

为缅怀何一萍的功绩，两天后，由特委书记郭子化亲自主持，在南塘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挽联挂满了会场，悲壮激情的挽词、悼语凝聚着对何一萍烈士革命精神的真实评价。

追悼会后，何一萍的遗体被安厝在南塘村沙河岸上。全队千余人列队绕墓一周，哭声震天。其情其景，惊天地，泣鬼神。

何一萍是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他性情爽直，待人真诚，才德兼备，无私无畏。他的壮烈生平和革命风范，在战友和人民心中闪耀着永不泯灭的光芒。

屹立萌山两青松

——于己午、于一心烈士传略

都兴华常毅传陈守俊

于己午和于一心是同胞弟兄，出生在牟平县上庄镇的一户书香人家。于己午生于1915年，原名于纪武，字志新。于一心生于1910年，名纪敏，字一心。他们的父亲于立仁是清末秀才，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兼通医道。兄弟二人幼年时代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1924年，于己午在本村上学，1930考入烟台八中。从上庄镇到学校路程90华里，他来往都是步行。在班里数他年龄最小，但他天资聪颖，又很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人民惨遭蹂躏。胶东大地也是军阀混战，兵匪横行，人民群众啼饥号寒。于己午十分同情多灾多难的劳动人民，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他常常默默地思索着“中国的前途何在？”“青年一代的出路在哪里？”他开始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34年，于己午考入济南师范学校。

这所师范学校，在20年代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进步力量很强。于己午入学后，由当时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的牟平同乡刘清禄（安波）介绍，于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7月，于己午在济南师范毕业后，到济宁“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训。受训结束后，被分配到黄县北马乡校任校长。“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占领华北，逼近山东。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己午与上级党组织派回胶东的林一山取得联系，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因时局动荡，北马乡校被迫解散。于己午回到牟平县，在县城东关租了一所小屋作为活动场所，联系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2月，烟台、牟平相继沦陷。2月13日，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举攻克牟平城，接着又与日军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于己午听到这些消息，振奋不已。他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他把这胜利消息和自己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全家人听。他与于一心及新婚不久的妻子商议，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1938年3月17日，于己午告别亲人，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不久，他又写信给于一心和妻子，动员他们一起参加到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之中。

于一心9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后因地方不靖，便随其父到养马岛读私塾。1932年于威海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威海太平庵小学任教。由于受于己午的影响，经常阅读《生活》和《萍踪寄语》等进步书刊，思想提高很快。1938年3月，日军侵占威海。于一心返回原籍，安抚了家人，于同年4月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胶东区委军事部军事科长。1940年4月，调任东海指挥部参谋长。是年底，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成立，他任团参谋长。1942年秋，调北海军分区任参谋长，不久，调任西海军分区参谋长。

1938年11月，于己午到东海特委执行任务。路经家门，便将妻子也带出来参加革命。当他们回到部队时，大家见他妻子是个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对她能否经受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感到担心，就跟于己午开玩笑地说：“你老婆是青岛圣公教会学校的学生，只配做贤妻良母，哪能到前线来受这份苦？”于己午听后收敛了笑容，严肃认真地回答道：“狼闯进了屋子，咬伤了母亲，孩子不拿起枪来反抗，行吗？”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于己午一家，在抗战初期，有三人参加革命，引起汉奸的注意。他们经常到于家“搜八路”，制造麻烦，搅得于家不得安宁。但是，敌人的迫害，却丝毫没有动摇于己午一家人抗日保国的决心。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于己午的父亲虽已到了垂暮之年，毅然重新开业行医，以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

于己午入伍以后，开始在胶东特委工作。1939年夏，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兼政府工作部长。

1940年12月，于己午任西海地委书记，并先后兼任西海指挥部和西海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

西海地委是1940年9月建立的，至1940年底，西海根据地仍处于开创时期。主力部队东去牙山，只留少量地方武装坚持斗争。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互相勾结，乘机向我西海根据地频繁进攻。由于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念淡漠，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机关需要的料、油、柴等，都要群众送上门来，有时还要拉伕、派差，群众意见很大。军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于已午到西海后，针对这种情况，召开了西海干部会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论述，使大家认识到：人心的背向，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能否取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能否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他还带领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宣传党的政策，听取群众的呼声。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地委作出了“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决议”，并召开群众大会。于己午亲自宣布了地委的决议，他强调，以后任何人不准随意动用民伕和乱摊派，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在会上，他还揭露了敌人制造谣言，企图破坏我军民关系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会后，又将大会的主要精神明文公布，让广大群众监督执行。不久，西海地委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很快融洽了。

1941年秋，西海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痛击了投降派高玉璞部。又一鼓作气，接连打了几次胜仗，拔除了几个日伪据点，打开了西海和掖北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并与清河区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扭转了西海地区孤立被动的局面。

1942年春，于己午领导西海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生活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群众参加抗日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西海地区出现了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团结抗日保国家的大好形势。

在西海创业的艰苦斗争中，于己午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到西海不久，就提出创办《西海导报》以及《团结》党刊，并为报刊撰写了发刊词。他还亲自审阅、修改重要文稿。

在西海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于己午多次给地委机关干部讲党课教，唱抗战歌曲。在他的指挥下，同志们曾放声歌唱：“毛泽东能文又能武，神机妙算赛孔明……”许多在西海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于政委这一手真出色，他教唱歌曲，不仅活跃了大家的文娱生活，而且加深了同志间的感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于己午是个乐观而又风趣的人。在西海时，由于敌人的频繁进攻，有时一天要转移数次，生活环境很不安定。有一次，管理员好不容易搞到一点牛肉，刚要动手包包子，敌人就来了。大家只好收拾起来，跟敌人转山头，一转就是好几天。牛肉馅变酸了，同志们还是舍不得扔掉。于己午和大家席地而坐，一块吃着酸馅包子，风趣幽默地说：“真该感谢敌人的这次进攻，我们吃包子用不着花钱买醋了。”大家在一片欢笑声中，忘掉了几天奔波的疲劳。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这年秋天，日军纠集了两万多人，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投降派赵保原的配合下，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敌人疯狂地叫嚣“逢山必梳，遇匪必剿，土八路插翅难逃。”

11月中旬，日寇在牟海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紧接着，敌人又转移兵力，向我西海地区进行合击。

当时，我西海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在大泽山区一带。日伪车由东向西推进，顽固派王尚志部在平西与日伪军遥相呼应，加紧向我根据地进犯，对我西海地区形成包围态势。于己午率领西海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多次出击烟潍公路，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日伪军不断推进，西海领导机关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决定向东转移，与我主力部队靠拢。

12月21日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于己午率领西海领导机关的同志，从平度满家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夏甸附近的柳连庄（今属莱西县）时，我主力部队已经转移。他们未能立足，即与大批敌人相遇。由于敌我众寡悬殊，于己午率领大家向萌山撤退。这时天已大亮，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我军处境异常险恶。于己午与军分区司令员赵一萍、参谋长于一心研究决定，由他们各带一个排的兵力，掩护机关人员分别突围。

自反“扫荡”以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同志们已疲惫不堪。尤其是于己午，体质弱，又有病，走路都需人搀扶。当走到一个旧窑洞时，有的同志建议于己午暂到窑洞里躲一躲，等敌人过去后，晚上再来接他。于己午听后立即拒绝说：“我是地委书记、军区政委，大敌当前，我的岗位是和同志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战斗！”敌人像蝗虫一样从四面扑了上来，敌机低空盘旋，轮番轰炸、扫射、密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突围已不可能了。于己午率领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刚刚打退了前面的敌人，另一群敌人又从背后冲了上来。于己午指挥大家英勇战斗，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小小的萌山，子弹呼啸，硝烟弥漫。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于己午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于一心及胶东区青委书记林江等同志，也未突出重围，为中华民族献出了生命。

英雄们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洒在了萌山上，他们的英雄形象留在了人民心中，他们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人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不息！

（本文原载《牟平英烈》第一集。编入本书时参照《牟平党史资料》1986年第14期作了补充。

——编者）

死亦为国增荣

——韩子衡烈士生平事略

张传华

抗日战争时期，高苑县（现高青县）境内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悲壮的战斗：八路军一个中队，被万余名日伪军包围，连续打退敌人数次攻击，毙敌180余名。战至最后，大部分战士牺牲，指挥员身负重伤，饮弹殉国。这名指挥员，便是八路军清西军分区参谋长韩子衡。

韩子衡，1906年生于高苑县唐口村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毕业于长山中学。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他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少年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拯民的大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消息传来，韩子衡寝食不安，立即邀集好友和同学商讨抗日救国之策。他认为：“抗日救国应立足于桑梓，力量在于民众。”10月，他和孙象辉等人走乡串户，并在集市上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了平津且继续南侵，国民党地方官吏纷纷逃匿，长山县六区政府瘫痪。韩子衡被群众拥为六区区长兼区中队长，领导大家维护地方，抗日保家。

韩子衡上任后，便组织全区各村建立了“联庄会”，并亲自到刘家套村，组织青年农民，成立了“武装自卫团”，为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作准备。

1938年1月，日军一汽艇由济南沿小清河开往羊角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在小清河南岸伏击，派人送信给韩子衡，要他在北岸配合伏击。韩子衡挑选了十多名精悍的区中队队员，由他亲自带领，埋伏在北岸。19日中午，日军汽艇驶进了伏击圈。廖容标司令在南岸打响了第一枪，韩子衡立即指挥区中队队员一起射击。两岸枪炮齐鸣，毙伤日军数名，汽艇被击沉。有一名日车跳下汽艇，涉水向河北岸逃跑，韩子衡一跃而起，顺手一枪，将敌人打倒。这一伏击战，打响了小清河两岸抗击日寇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邹（平）、长（山）、高（苑）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小清河伏击战后，韩子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建立了联系。他以区中队为基础，发动群众参加抗日队伍，区中队迅速发展到120余人。2月，韩子衡率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被编为五支队十九中队，韩子衡任中队长，李寿岭任指导员。同年10月，韩子衡经李寿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已任基干营副营长的韩子衡和教导员李曼村，奉命带领基干一营进入小清河以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小清河北的唐口村是韩子衡的家乡，地处高（苑）邹（平）、长（山）县边区，群众基础较好。韩子衡、李曼村决定将唐口一带作为活动基地。因韩子衡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回到家乡，群众即奔走相告。许多青年闻讯后纷纷前来参加抗日队伍，基干一营不断扩大，小清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3月上旬，韩子衡与教导员率部队进驻南寺庄，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日伪军闻讯，气势汹汹地由齐东赶来袭击。这将是基干一营进入小清河以北地区后与强敌进行的第一次战斗。敢不敢同占优势的敌人战斗，关系到高苑、青城和长北地区民心士气及抗日斗争局面的开展。韩子衡和教导员决定，凭借南寺庄的围墙等有利地势，痛击来敌，打一打敌人的气焰。中午时分，日军开始炮火轰击，又施放毒气，然后对南寺庄发起攻击。韩子衡与教导员指挥部队顽强反击，打退敌人数次猛攻，毙伤敌数十人，坚持战斗到黄昏。傍晚敌人攻击稍懈，韩子衡率基干一营主动撤出战斗，安全转移。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韩子衡已仼营长，他带领部分部队转战于长白山麓、小清河畔。他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在长白山上，曾率一个连，突破4000日伪军的合围，而全连无一伤亡。他声东击西，不断袭击日伪军据点，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威胁，为保卫和巩固清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43年1月上旬，日军纠集12000余人，以飞机配合，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对我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敌人先围垦区，又围广北，步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我清河区抗日力量。我抗日军民灵活地与敌周旋，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使敌人数次扑空，只落得往返徒劳，疲于奔命。敌人不甘心，于14日又调集重兵合围清西地区。驻张店、高苑、青城、博兴的日伪军也出动配合。高苑县处在敌人合围的中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担任清西军分区参谋长的韩子衡，正带领九连驻在高苑西南部的樊林村。他接到情报，立即率九连向根据地边缘地区转移，准备跳出敌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

15日黎明，他带九连转移到镇附近的郭村时，见田镇两侧火光冲天，估计敌人已封锁了高苑至青城的公路。他急忙率九连撤向崔张店方向。这时天已破晓，敌人发现了九连，并尾随九连进行追击。当九连撤到庙子村时，敌人已尾追而至，并将庙子村团团包围。韩子衡立即指挥九连，在连长孙林泉带领下突围。九连战士用一排排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以伤亡9人的代价，突破敌人包围，冲了出去。当九连经大邵泉迅速向东转移，午后行至大王村南开阔地带时，又被四面聚拢来的大批敌人围住。敌人的大炮、机关枪一起向这片开阔地轰击扫射。九连在韩子衡的指挥下，与几十倍的敌人展开了激战。

开阔地里，仅有的几座土坟和几株枯松已被敌人占据，九连全部暴露在开阔地里，处境十分危急。韩子衡号召大家：“同志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冲出去，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出去！”敌人从四面向九连发起攻击，韩子衡和九连战士，伏在平地上顽强地反击敌人。南面的敌人被击退了，北面的敌人又冲上来；北面的敌人被击退了，东西两面的敌人又涌上来。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机枪射手全部牺牲，弹药用尽，孙连泉连长端起步枪，大喊一声：“杀……”带头冲向敌群，展开了白刃战。

韩子衡在激战中，腿部和左肩先后负伤，正在指挥战士冲杀，又被敌人击中腰部，倒在了地上、他对同志们说：“你们要拼死突围，不要管我！”当敌人再上来时，他用手枪对准自己，饮弹殉国，时年37岁。

韩子衡牺牲后，清西地区党政军民在洼里孙村举行了追悼韩子衡烈士大会。群众送的挽幛挂满灵前。其中一副挽联题为：“生为华胄托命，死亦为国增荣。”

（本文原载《浩气长存》一辑，编入本书时作者略有补充和修改）

王星五烈士传略

中共崂山区党史委

王星五是崂山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从1926年5月到1927年8月，他担任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发展建立了崂山县第一个党组织——浮山后支部。他对青岛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工作，做出了贡献。他多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坐牢，受尽折磨，于1931年冬病死狱中，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星五，原名王佐仁，字星五，曾用名王尽臣，王曰生、袁敬臣，1904年出生于青岛市近郊浮山后村（今属崂山区中韩镇）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庭贫困，他高小毕业后就开始做工。1921年考入胶济铁路机械科当养成工，在火车上擦车上油，终日劳累，而工资低微。有一天，他看到日本工头用皮鞭毒打一位中国工人，便上前阻拦。工头蛮不讲理，他便带领工人，一起动手，揍了工头。为此，他被铁路局开除。

1922年秋天，王星五考入日本人在青岛沧口开办的钟渊纱（今青岛国棉六厂前身）当练习生。他入厂后即被送到日本神户钟渊纱厂学徒。在神户，王星五等中国练习生倍受欺侮。他们认为“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必须结成团体，团结一致，有组织地同压迫者做斗争。1923年春天，他们把几个小团体联合成一个大团体，名为“兄弟同盟会”。王星五被推选为副会长。这个团体的任务主要是对付厂方的压迫和欺侮，维护练习生的利益。“兄弟同盟会”成立不久，王星五便与第一批练习生回国，仍到沧口钟渊纱厂擦洗安装机器。该厂厂主将工人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又减少了一些，引起工人的愤怒。“兄弟同盟会”便组织工人开展要求厂方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刚开始，“兄弟同盟会”刘会长就妥协了。领导大家同厂方进行斗争的主要是王星五。厂主慑于工友们组织起来的力量，不得不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在这次斗争中，显示出了王星五的组织才能。

还有一次，细纱车间工友干活慢了些，日本工头滨端便大骂起来。小徒工潘明机气愤不过，回骂了几句，滨端便像疯狗一样向潘明机扑去。这时王星五猛地站起来，向滨端迎上去，当面骂了他几句。气得滨端从箱子取出一支猎枪，对准王星五的胸膛。王星五怒目以对，厉声喝道：“畜牲！你敢开枪！”在场的工友们也都怒吼起来。滨端吓得向厂长室跑去。王星五仍不放过，带领工友也赶到厂长室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日本人向中国工人赔礼。通过这次斗争，王星五在工友中的威望更高了。

1923年秋，去日本学习的第四批练习生也回国了。“兄弟同盟会”的人数增多了。这时的王星五仍为副会长，会长姓王。当工友们正酝酿着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那个姓王的会长被厂方收买，致使“兄弟同盟会”一时陷于涣散状态。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这年冬，“兄弟同盟会”的组织便突破了练习生的范围而扩大到全体工人中去了。为了使团体更加巩固，曾召开了几百人的大会，共同盟誓：坚决斗争到底！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王星五当选为会长。

罢工又开始了，钟渊纱厂门口的牌子被工人砸烂了，工人虽未离开工厂，但不干活，斗争坚持了数天。一天中午，厂方从日本领事馆弄来了一批日本打手，而后以请工人代表去谈判为名，把王星五等十几个罢工领导人骗去。日本打手蜂拥而出，工人代表被打得头破血流。王星五奋力抵抗，爬墙逃了出来。在工人代表被打的同时，练习生也被关进食堂，有的还挨了打。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王星五和工友没有泄气，他们互相鼓励说：“下次再来。”

1924年春，王星五等养好伤，又以“按合同办事”为依据，同厂方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回厂做工。此时，厂方也急需技术工人，因而允许王星五等人回厂。王星五回厂后，继续团结工友同资本家作斗争。

这年夏天，王星五去宝来纱厂活动，被日本翻译看见，几乎被打。他决心要惩罚一下这个走狗。这年秋的一天，这家伙到钟渊纱厂的工人宿舍区胡混，被王星五发现。他立即带领同宿舍的工人，狠狠地揍了这家伙一顿。这件事对资本家的狗腿子震动很大。王星五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已经成了钟渊纱厂工人的领导者。

1925年春，王星五在华新纱厂由张荣、孙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从工人群众团体的领导者，迅速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是年春，李慰农到青岛任四方党支部书记。他于四、五月间，发动青岛纱厂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联合大罢工。王星五等党员，动员钟渊纱厂工人支持配合。特别是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四方机车厂和各纱厂先后成立了“沪案后援委员会”，在四方成立了“工界联合会”，以便统一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王星五成为钟渊纱厂工人的总代表。

王星五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党的影响。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印了《青岛工报》、《胶东农报》等油印小报及传单，组织党员和进步群众散发张贴。在他的指导下，浮山后支部在本村成立“同乐会”（俱乐部）和武术馆，以党员为骨干，通过练武、演文艺节目等活动，团结了一批群众。

王星五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冷静沉着。他数次转移住处，千方百计躲避敌人的追捕。1927年春的一天，他在李村遇到他父亲，父亲对他说：“昨天警察到咱家抓你，你要多留神，这几天别回家。”王星五笑了笑，说了几句安慰父亲的话。随后，他和一位同志迅速回到胶州路旅馆。一进门，老板就慌张地低声对王星五说：“不知出了什么事，今天有好几帮人来找你，并说等你回来后不要声张。”王星五听后，镇定自若，笑着对老板说：“没有什么事，可能是我的一些老朋友来找。你去忙吧，谢谢啦！”老板走后，王星五拉着那位同志立即从西邻的夹道往外走。他边走边说：“看样子是出了事，赶快离开这里，咱俩分开走。”二人刚走，警察就来包围了旅馆，但扑了个空。

王星五在青岛工作虽不到一年，但对青岛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年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他都十分敬佩，说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勇敢镇定，为同志们树立了好榜样。1929年1月，在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的报告中曾写到：王星五“对党认识清楚，工作能力强，曾在淄川、青岛负责；”“在青岛做工作颇久，色彩甚鲜。”

1927年8月24日深夜，王星五在青岛市邹平路26号被胶澳商埠警察厅逮捕。与王星五一起住宿的段景钦①等三人，第二天也被捕。警察厅把他们当做“赤化要犯”，对他们进行连续审讯。

①段景钦，崂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岛市委地下交通员，1931年8月19在济南被敌人杀害。

王星五在被捕时，看到自己身上和屋内的一些重要文件被敌人搜去，情况十分严重，青岛的党组织有遭到重大破坏的危险。为了保护党组织，减少损失，王星五沉着机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被敌人搜去的文件有入会人员名单六张，敌人审讯时多次追问。王星五只说是为了工人福利而组织的工会，不承认有任何党的活动。敌人在对王星五的审讯过程中，未得到任何有关共产党组织的情况，便以“组织工会煽惑风潮”的罪名，于同年9月判处王星五有期徒刑12年。

警察厅逮捕王星五之后，曾拿着名单到浮山后、埠西、唐家口抓人。浮山后、唐家口的共产党员都躲了起来；埠西党员有两人被抓去，他俩均不承认加入了共产党，扣押月余后被释放。

王星五在狱中，一方面同敌人进行斗争，一方面想法与狱外同志取得联系。他在青岛看守所时，团结教育了一名即将出狱的店员。在这名店员出狱时，帮他带信给王景瑞①。王星五在信中诉说了他被捕后的情况，鼓励同志们继续工作和斗争。他在李村监狱时，说服了一个警察为他传递信息。他曾捎信给王景瑞商量设法劫狱，营救狱中同志（因条件不成熟，未能进行）。他还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多次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同时，党组织也积极进行营救工作。1930年春，济南地方法院审理了王星五、段景钦的上诉，并于同年4月8日将王星五、段景钦无罪释放。

①王景瑞是与王星五一起工作过的徒工，1927年由王星五介绍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国家手工业管理总局工作。

王星五出狱后，立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久，组织派他去北平工作。

王星五到北平后，积极开展工作。1930年9月，他曾写信给在青岛的段景钦，商讨在北平开设成衣局，建立党的秘密活动点。但时隔不久，他又在北师大被捕，判处徒刑8个月。但刑满后仍未释放，又将他押解到济南反省院。

由于王星五数次被捕，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身患重病又得不到治疗，于1931年冬病逝于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时年27岁。

王星五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虽然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光辉形象和革命业绩，将与无数革命先烈一样，永远留在人民心中。与历史永存！

（本文是根据王景瑞、王进仁、姜成金、王孟仁等人的回忆及有关资料，由张咸爱整理的，刊载于《崂山党史资料》1987年7月第一辑。编入本书时，根据烈士档案资料作了补充和修改。——编者）

传播革命唤起人民

——记中共广饶县委笫一任书记刘英才烈士

广饶县民政局

刘英才，字乐三，1904年2月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乡刘集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又无劳力，读书七年即辍学务农。春耕秋收，栉风沐雨，农民辛勤劳作一年而不得温饱。又加兵匪战乱，连年灾荒，官僚地主横征暴敛，使农民更加贫困不堪。这些，刘英才都已目睹身受。他同情农民的悲惨处境，他更痛恨这不公平的世道。

刘英才的大哥刘俊才（后改名刘子久）在青州省立十中读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每逢假期回家，就对刘英才谈论救国救民之道，宣传革命思想。使刘英才逐渐明白：只有革命才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唯一道路。1925年4月，经刘良才介绍，刘英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党员的增加，刘集村党支部建立起来了。刘良才任支部书记，刘英才任组织委员。

刘英才在支部的领导下，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到附近村庄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党员。有时也随刘良才一起，以探亲访友为名，到菜园、耿集、吕家庄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们在莱园村发展了王学文等六名党员，建立了菜园村党小组，后又改建为菜园村党支部。

经过刘英才等人的筹备，1926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五)在刘集村召开了广饶县农会成立大会。适逢元宵节，又是农闲时节，参加的群众很多。大会后，刘集村的群众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相继成立了“长工会”、“短工会”和“互济会”等群众组织。

1926年，还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刘英才遵照上级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3月，他被选为国民党广饶县党部工人部部长。是年夏，县党部进行清党，刘英才被开除出国民党。从此，他便在家乡全力开展党的工作。

刘英才等支部成员，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同时，还到已建立党组织的延集、封庙等村，指导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27年8月，全县已建起两个党支部，一个共青团支部，七个村有了党团员。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广饶县特别支部成立，刘英才是特支领导成员之一。

中共广饶特支成立后，在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努力扩大党组织的同时，组织领导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斗争。

1927年秋，为了帮助生活最困难的长工解决缺衣少食的燃眉之急，刘英才和刘良才发动贫雇农进行了“觅汉增资”斗争。一天晚上，刘集、刘堡、六股路、河沟等村的80多名长工集合到刘良才的场院里，由刘英才和刘良才进行动员，统一要求，统一行动。第二天开始，刘集和附近各村的长工就开始了增资斗争。这一带的地主，既爱财如命，又胆小怕事，当长工们刚提出增加工钱时，就像拿刀子割他们的肉，有的一口拒绝，有的扬言要辞退长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长工们采取怠工、罢工、破坏农具等办法与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干脆辞活回家。对于态度最恶劣的地主谢清玉，刘英才和刘良才带领几十名长工闯进他家，进行面对面的辩理斗争。当谢清玉不但不答应增资，反而口出秽言时，愤怒的长工们将他架起来扔进猪圈里。谢清玉和他老婆连连告饶，答应增加工资，长工们这才罢休。其他地主见长工们人多势众，又怕误了农时，也只得答应了长工的要求。这年，长工的工钱一般都由原来的30块大洋增加到40块或50块大洋，短工工钱也由原来的每天一吊五（铜钱）增长到两吊或三吊。长工们斗争的胜利，使贫苦农民受到很大鼓舞，扩大了党在农民中的影响。

中共广饶县特支属青州地委领导。1928年2月，青州地委遭敌破坏，遵照省委指示，广饶和益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两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刘良才家的场园屋里开会，组成“中共广（饶）益（都）特别支部”，负责指导两县的革命斗争。会上确定由刘英才担任特支书记。

1928年秋，由于灾荒严重，加上地主盘剥，广大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省委指示各地要开展“吃坡”斗争。刘英才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以刘集村地主刘芝璞和延集村地主延春林为主要对象，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掐谷穗”斗争。农历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英才等党员组织刘集及附近各村的贫苦农民二三百人，一起拥到刘芝璞的一片叫“40亩地”的谷子地里，有的用镰割，有的用手掐，如风卷残云，不多时，20亩地的谷穗被掐去多半。与此同时，延集村的贫苦农民也掐了本村地主延春林的3亩多谷穗。“吃坡”斗争的胜利，帮助贫苦农民渡过了难关，也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

在斗争过程中，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党员数量不断增加，党组织负责人的领导组织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高。为加强党的领导，按照省委指示，1928年12月，在刘英才家的场园屋里，召开了封庙、延集、耿集菜园、黄坵、刘集和益都县的朱鹿等七个支部的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广饶县委员会。刘英才任县委书记，刘良才等四人为委员。

广饶县党组织，从刘集村党支部到县委成立，都十分重视运用标语和传单进行宣传。起初刘英才等人用毛笔书写标语，或者用粉笔写在墙上。益广特支成立后，刘英才到省委汇报工作时要回了一台油印机。那时刘英才还有一支手枪。油印机和手枪是他的两件宝贝。自从有了油印机，就以印传单为主，将传单分送到全县党团员手中，常常一夜之间，传单就贴遍了远近的许多村庄和大道。为了把传单贴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刘英才和大家一起研究了一个办法：谁去贴传单，就先把传单反放在脊背上，抹上浆糊，披上衣服。到了要贴的墙下，看准机会，撩开衣服，背往墙上一靠，便把传单贴到了墙上。用这个小法，曾将传单贴到了区政府的墙上、大王公安分局的影壁上和县城的城门上。这些传单鞭笞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揭露了地主豪绅的劣迹，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传单使敌人惊恐不安，使广大群众欢欣鼓舞。

1929年春，刘英才因家务拖累太重，改由刘良才任县委书记。

①税局在“木行”收税时，被群众打了税收人员，砸了税收用具等。

在拘留所，刘英才被带到军法处受审。他又被打得遍体鳞伤。敌人什么也没问出来。便把他送到省高级法院的监狱里。他被判五年徒刑，于1933年清明节时被关押进济南第五监狱。

在监禁期间，刘英才和难友们一起参加了绝食斗争，要求除去犯人镣铐；允许犯人订阅刊物；改善犯人伙食等。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4年，济南监狱改为青年监狱，岁数大的犯人转到一、四监狱。刘英才被转到第一监狱，后又被送进省“反省院”。在“反省院”里，任凭敌人上课说教，刘英才还是不写自首悔过书。刘英才年轻时，看了不少中医书，学了不少民间验方，曾想学好医道，为民解除病苦。在“反省院”，难友们患了一般病症，经他诊治，都能痊愈，因而深得大家的爱戴。但他本人却因遭受敌人多次摧残和缺乏营养而染上了肺结核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病情不断恶化，直到奄奄一息，敌人才通知家属将他保释出狱。1935年2月，刘英才回到家乡刘集村。虽经调治，终因病情过重而与世长辞，时年32岁。

刘英才是党在广饶县早期的组织者、领导者，在广饶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郭安民整理）

艰难的历程奉献的一生

——张洛书烈士传略

刁洪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11月，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党组织，加强津浦、胶济两铁路线的工运工作。遂派张洛书到淄博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当时，直接统治淄博矿区的是中日资本家合办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张洛书根据省委“保存力量、发展力量、巩固发展党组织，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首先领导建立了中共铁山支部。1928年2月，他正式担任淄张县委书记，和丁君羊一起，领导淄川炭矿建立了两个团支部；组织党团员学习《党员课本》、《共产主义ABC》、《红星》等书刊。洛书和工人同吃同住，经常和工运积极分子一起到工人中开展工作，还以串亲访友作掩护，到工人和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开展宣传活动。在思想发动成熟的基础上，酝酿成立矿区工会。四月间，在淄川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会”，有些矿井也相继建立了工会支部，工会领导下的工人达千余人。经张洛书提议，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推选孙俊礼任总队长。

1928年夏季，反共势力极为嚣张。国民党临淄县党部书记吴镜仙等人知道铁山有共产党组织，便勾结半官半匪的县警备队长朱全义等，密谋血洗铁山，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借以向国民党报功请赏。铁山地区党员们得知消息后，无比愤慨，立即在铁山东坡召开会议，计划组织工人武装暴动。洛书闻讯，立即从张店赶往铁山，向党员们转述了邓恩铭的意见，严厉批评这种做法是“走自我毁灭的自杀政策”。并耐心教育大家认识当前主要的斗争方式是“缩小目标，保存力量，发展力量”的道理。同时，洛书又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联合教育界和社会贤达，一致声讨昊镜仙。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吴镜仙、朱全义陷于四面楚歌，最后不得不带着县党部灰溜溜地撤往泰安。敌人血洗铁山的阴谋破产了。铁山的党组织和工会有了更大的发展，党员发展到数十人；成立了“抗日救亡协会”、“抗日夜校”群众抗日救亡工作搞的非常活跃。

1928年下半年，曾在淄博矿区工作过的原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张洛书在淄博难以工作，被派往潍县、高密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因共产党嫌疑在高密被敌人逮捕。虽经几次审讯、拷问，他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父亲张松年和长兄张贤书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去高密托人求保，将张洛书保释出狱。张洛书本来就有肺病，加上在狱中受尽折磨，身体非常虚弱。为保他出狱，家里的粮食、土地、树木变卖一空，几近破产。但他的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在家休养了十几天，便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去苏联学习。他立即筹借路费，同亲人挥泪相别，从青岛转赴东北。行至苏联边境的赤塔时，旧病复发，便留在东北工作。1929年8月，刘少奇任满州省委书记后，张洛书直接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

1933年10月7日，因叛徒出卖大连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张洛书不幸被捕，被日本当局以“违犯治安法”罪名判刑10年。

在狱中，张洛书虽身患严重肺病，仍坚持斗争。他说：“今生不死，我始终要革命，直到坟墓里！”有一次，狱中日本犯人侮辱中国人，张洛书挺身而出，怒斥并痛打了那个日本人。为此，日本看守辱骂张洛书，张洛书用水桶朝看守打去，看守被打得满脸是血，转身逃走。自然，洛书招来一顿痛打，难友们见他被打得惨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出了气，就是死了也甘心。斗争是被压迫者的活路。”因此，他受到难友们的尊敬。

1943年，张洛书度过了10年的铁窗之苦，刑期已满，又因病重，获释出狱，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大连西岗养病。

1945年8月，被日本人侵占10年之久的大连，被苏联红军解放了。张洛书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立即写信给苏军司令部，请求帮助寻找组织，并主动联络被捕出狱的党员开会，成立了临时市委，张洛书任市委书记。苏联是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协议占领大连的，因此，共产党的组织还不便公开。国民党军队则在这时对大连实行封锁，市内的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流氓分子，不断制造事端，停水停电，中断交通，工厂停产现象不断发生。这时社会上的秩序也较混乱，失业工人有20多万。为稳定局势，张洛书便从组织工会入手，首先把工人组织起来。

张洛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

捐躯莘县城壮歌冲九霄

——记吕世隆烈士

王奎龙

吕世隆，字道宏，1909年9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城西李家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幼年丧母，7岁丧父，家境日趋贫困潦倒，依靠年迈的祖母抚养成人。

吕世隆先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1924年考入泰安县立高等小学，1926年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泰安山东省立第三中学。1929年秋，他考入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张默生是个倾向民主自由的人，他聘请了革命作家胡也频和进步教师楚图南来校教书，为学生传播新思想，使吕世隆深受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大中学生掀起了反日爱国的高潮，纷纷到南京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济南的大中学生也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并到南京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请愿。吕世隆也参加了这次反日爱国请愿运动。

这次请愿运动虽然没有达到促使蒋介石政府真正抗日的目的，但却使吕世隆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使他认清了蒋介石政府卖国求荣的真正面目。

1932年夏天，吕世隆在济南高中毕业，经过近一年的补习功课，于1933年秋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次年改为政治经济系）。吕世隆在这里得到了许多进步教师的言传身教，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他突破了空洞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圈子，拓宽了政治视野。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吕世隆毅然投入到爱国学生的行列。12月8日晚上，中国大学代表董毓华召集吕世隆、王大彤等积极分子，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吕世隆欣然接受了保存转运宣传品，并交游行队伍散发的任务。

12月9日，吕世隆在游行的队伍中，不仅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分发宣传品的任务，而且和学生们一起，迎着警察的大刀、水龙头，勇敢地呐喊，前进。

他们要唤醒受难的同胞，他们要掀起一个时代的巨浪。“一二·九”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是吕世隆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的开始，也是他在革命道路上更加成熟的标志。到12月16日第二次游行示威前，他所在的中大学生宿舍，已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他巧妙地躲过白色恐怖下敌人的明察暗访，勇敢地完成了传递革命信函和文件的任务。

193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500多人，组织了南下宣传队，由北平出发到固安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吕世隆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参加了这次南下宣传活动。他与同学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把抗日的种子撒在冀中平原，推动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2月，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限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并指示军警特务逮捕各地爱国青年。警察局按照这个反动命令，对北平爱国青年进行大逮捕。吕世隆等8名中国大学的学生先后被捕，关押在天安门前的公安局。后来校方迫于广大进步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他们保释出来。

不久，北平学生建立起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吕世隆担任了中国大学“民先支队”训练部长和西城区“民先纵队”训练部长，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主动地向组织靠拢接受党的教育指导。1937年上半年，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8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平津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由天津乘船跨海到山东，从烟台辗转到济南。9月初，他们在济南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收容北平、天津流亡到山东的大中学生和部分留日学生，从事宣传抗日救亡和动员群众的工作。当时，吕世隆担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队的秘书。他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学生们到济南火车站接待抗战负伤的将士并到医院慰问伤员；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出街头剧，给群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他们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剧场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打鬼子去》、《烙痕》等抗日话剧，给济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设立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虽是以韩复榘的名义开办的，但教育权实际掌握在我党手中。班主任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教育长是随流亡中国学生来济南的北平大学进步教授黄松龄，其助手又是左派文化人士齐燕铭、陈北鸥等。进步教师许德瑷、张友渔、张郁光、于毅夫、邢西屏（徐冰）等担任教官。为了拓展山东的抗作，吕世隆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人陆平等，动员平津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500余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吕世隆也以他勤奋学习的态度和较高的组织才能，很快成为训练班学员中有影响的人物。

10月，韩复榘把山东各区行政专员分别加委为“地区抗日游击司令官”，并相继成立了政训处。吕世隆和训练班的冯基民等12名共产党员，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被第六区专员范筑先聘请到聊城政训处任干事。各县政训处的办事处设立后，吕世隆调任茌平政训处办事处干事。他到茌平县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他的出色工作颇得范筑先将军赏识。1937年底，范筑先委任他为莘县抗日政府县长。

当时，日军已相继占领了临清、大名等地，直接威胁莘县。国民党莘县县长王嘉猷早已于10月闻风而逃。强敌压境，地方土匪蜂起，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面对内忧外患的残破局面，吕世隆欣然受命，与同时调莘县的张炳元等人走马上任。他们首先同莘县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由吕世隆、政训干事张炳元和特别区委书记冯子华组成了中共莘县三人领导小组，并迅速确定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指导方针。

吕世隆上任伊始，雷厉风行，大胆地改编旧武装，建立新的抗日政府。他一面着力整顿县政府旧有武装，一面收编地方民团，扩充壮大抗日队伍。1938年初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吕世隆亲任大队长。为了早日改造好这支队伍，吕世隆先后为各连队委派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我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

县大队成立后，吕世隆亲自带领部队首先打击了城南张洼和城北燕店一带的土匪，维护和安定了地方社会秩序。

吕世隆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工作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到各区、村了解情况，充分发挥农民互助会的作用，通过这些组织，召开农民群众大会，宣讲抗日救国道理。他关心群众疾苦，在农村推行合理负担，开展济贫赈灾。

1937年，莘县发生了特大水灾。次年春，大部分农户缺粮断炊，而地主富农却囤积着大量的粮食。吕世隆积极组织各区村干部强制地主、富农纳粮纳款，发给广大缺衣少粮的贫苦农民。莘县五区地处西部边缘，土地贫瘠，灾荒频繁，不少人常年在外讨荒要饭。吕世隆就深入到五区，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宣传：“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农会组织，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要相互帮助，在生产上也要互相合作。”他选择贫困落后的一个村庄，想方设法帮助困难户耕田种地，搞生产自救。在五区，他曾把部分酒税买成粮食，由农会先后五次对困难户给予救济。这些措施使五区的贫困面貌大大改观，也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抗日政府的信任和拥护。

吕世隆体察民情，善理县政。在政府内专门设立了“人民来访登记处”，以便及时了解民情，调解各种民事纠纷和处理刑事案件。他受权农民互助会对一般的民事纠纷，可自行加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也可以直接找“县太爷”评断，当面解决。这在当时是一项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措施，表现了他在工作上的远见卓识和为民理政的创造精神。

1938年4月，在中共莘县县委的领导下，莘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吕世隆被选举为主任。在抗日政府和县委的领导下，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出现了高潮。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联合会，各区、村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1938年秋后，在城东北广场举行了农民抗日武装力量大检阅，万余农会会员扛着红缨枪、大刀片、锄头等武器，排着整齐的队伍，昂首阔步，高呼抗日口号涌进会场。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吕世隆代表抗日政府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会后，农民武装队伍又在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中国农民的巨大力量。

吕世隆任县长期间，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躬行县政，与同志们吃一锅饭，穿同样的军装。他一心致力于抗战事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颇有政绩。不仅把莘县地方治理得很好，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而且能以抗战大局为重，支援鲁西北的抗日斗争。他曾派人向聊城第六专署一次解款达4万元，在经济上给范筑先领导下的鲁西北抗日部队以很大支持，受到范筑先专员的嘉许，被誉为抗日模范县长。但是，吕世隆的抗日爱国行动却触动了莘县地方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对吕世隆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对莘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以阻挠和破坏。

1938年10月，莘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迹象愈加暴露，隐蔽在抗日政府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莘县分部的指示下蠢蠢欲动。县保安大队一连长刘建堂（刘人骏）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认为政治工作人员侵害他的权力，对吕世隆的一切安排经常抱抵触态度。他到处散布不满情绪，拉帮结伙，架空指导员，并且唆使传令兵殴打县政府的政务警，故意挑起事端。为此，吕世隆果断地将刘建堂撤职，派共产党员曹斌任一连连长。

1938年11月14日，日军进攻聊城。吕世隆闻讯立即派一连援助，队伍走到孙屯附近，刘建堂旧部煽动士兵哗变。吕世隆预感情况异常，为防意外，传令哗变士兵原地待命次日，聊城失陷，鲁西北形势突变。刘建堂等便策划于密室，阴谋在莘县制造混乱，乘机杀害吕世隆，搞垮抗日政权。他们先是派人回城报警，诡称“日本鬼子大部队直扑莘县而来”，企图使吕世隆仓皇撤离。但是吕世隆临危不乱，一面指挥部下作好撤离准备，一面派人动员和帮助群众撤到城外，同时传令各连进一步侦察敌情，加强城防，应付危局。

接着，刘建堂又勾结莘县城北白马庙一带的土匪进城，在城里制造混乱，妄图借兵匪之乱杀害吕世隆。

17日上午，刘建堂等人以“吕县长扣发军饷”①为名，煽动其死党及部分不明真相的县保安大队士兵围攻县政府。吕世隆的住室、对面的南屋和东屋房顶上爬满了荷枪实弹的暴徒。有的叫嚷：“放火烧县长办公室！”有的竟向办公室院内开枪。齐燕铭、王惠卿和其他警卫员冲出去要看个，刚出院门便被匪徒下了枪，吕世隆独自一人威严地站在院子当中，对着房顶上的人挥手高声说：“有什么事下来讲！”刘建堂、张腾魁带着数百赤膊光膀、杀气腾腾的暴徒翻墙而下，冲进县府大院。吕世隆愤怒地斥责刘建堂等人，“你们还承认我是县长吗？”他们回答：“我们承认。”“你们既然承认，就站队听我训话。”这时，三个歹徒假惺惺地说：“请县长屋里淡。”但当吕世隆刚要转身进屋，张腾魁从后面打了一枪，正中吕世隆左股。吕世隆负了伤，仍挺身瞋目大喝“你们敢把我怎么样？”罪恶的张腾魁又连发数枪，吕世隆倒在了血泊之中。

①县府于事变前三天已令保安队赵军需催各连领款，各连迟迟不办，以激众怒。

吕世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那为党的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原载《鲁西英烈》（一）编入本书时有删节）

英勇战顽敌血沃马鞍山

——记李成仕烈士

孙文臣

1942年冬，日军纠集万余人，对我鲁中地区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在马鞍山保卫战中，我被围的伤病员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30余人，由在此养伤的一一五师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率领，英勇战斗，毙敌百余。战至最后，除数人在跳下悬崖时被半山腰的树枝托挂而幸免于难外，其余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在牺牲的同志中，就有李成仕烈士。

初露锋芒

1915年1月，虽是初春时节，但还带有寒意。一天的卯时，山东省莱阳县（现莱阳市）沐浴店镇中泊子村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他就是李成仕。

李成仕的父亲为人忠厚，是一个勤劳纯朴的农民，靠耕种几亩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他家祖辈几代不识字，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父亲下决心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当李成仕学龄一到，他父亲即将他送到学校读书。

1932年，李成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莱阳中学。在校期间，他除努力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认真阅读进步书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他逐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面对现实，他渴望寻求真理，寻找变更社会，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是年秋，中共莱阳县委书记张静源派县委委员、共青团书记李仲林去莱阳中学发展共青团组织。李成仕在李仲林等人的帮助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于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入团后，他立即投入到中共莱阳县委发动的“赶走反动县长杨酉桂”的政治斗争。他与共产党员苏继光冒着严寒，在夜间将传单、标语散发和张贴出去，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1933年6月，莱阳中学党组织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所制造的谣言，发动党团员，一夜之间将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到县城的主要街道及路口。李成仕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第二天，在莱阳城引起极大轰动，人们奔走相告：“莱阳中学有共产党了！”

是年冬，李成仕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校长和训育主任压制学生民主的活动。他被选为学生代表与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到国民党莱阳县党部请愿。在县党部，他慷慨激昂，陈述学生的合理要求。时隔不久，学校当局把参加学潮的积极分子开除出校，李成仕是其中之一。遇此情况，他毫不气馁，随即考入烟台八中，继续学习。

投身抗日

莱阳党的组织，由于1933年县委军事部长贾丕钦和省工委交通员徐元培的叛变，遭到了很大破坏。已暴露身份的党员都转移到外地。1936年李成仕从烟台八中毕业回家，一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像只离群的孤雁，只好在本村教学。在教学期间，经常和村中进步青年谈论时局，探听在莱阳中学时的同学的下落，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时代的奂，使李成仕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急切地准备了一下，使离开学校，日夜奔波于莱阳各地，联络昔日同学，寻找党组织。

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移到外地的党员和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党员陆续回到莱阳，与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取得了联系。李成仕也找到昔日的同学吴青光等。大家久别重逢，相聚一堂，畅谈国内外形势，表示抗日救国决心，探讨抗日救国具体活动办法。经大家商讨决定，先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李成仕回到自己家乡，与其他同志一道，在莱阳城周围，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的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号召青年“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一天，他听说莱阳国民党反动县长梁秉锟还扣押着宣传抗日救国的同志，十分气愤。便联络了几个同志，到莱阳国民党县政府，当着梁秉锟的面，理直气壮地指责他扣押抗日群众是违背国共合作宣言，破坏抗日救国的错误行径。梁秉锟理屈词穷，只得释放了被押的同志。

1937年10月，吴青光、胡岩随李林到泰安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吴青光回去后，一是立即成立中共莱阳县委并任书记；二是利用乡农学校的枪支建立抗日武装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吴青光回到莱阳后，按省委的指示，于12月在孙受小学召开了全县“民先”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莱阳县队部。李成仕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李成仕被选为县委委员、宣传部长。会议结束后，他与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立即展开工作，领导莱阳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民先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学校、集镇进行演讲，教唱救亡歌曲，贴标语，散传单，使抗日救国思想深入人心。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民先”组织，各区相继成立“民先”区队部和“民先”区中队，有的村还成立了“民先”小组，在全县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抗日群众组织。

李成仕同县委其他同志还决定，以“民先”队部的名义创办《民先周刊》（不定期），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介绍抗日游击战术等。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团结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刊物虽然只办了几个月（1938年2月创刊，同年7月停刊），但它对唤起民众，推动莱阳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转战蒙阴

1938年12月，党组织派李成仕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有一次，学校发鞋，李成仕不去领。有人问他为何不领时，他说：“共产党员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还有鞋穿，能不向组织伸手的就坚决不伸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有鞋穿的同志，也没有去领。

1939年2月，他在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蒙阴县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5月中旬，县委书记苏杰调清河特委工作，李成仕接任县委书记。6月日寇“扫荡”沂蒙山区，县委由坦埠转移到岱崮。在这里，他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在战斗间隙，他还在大崮山上举办了两期基层干部党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讲革命理论。

1940年6月，李成仕带领县委的同志们转移到五区的梭庄。经多方筹备，报经上级批准，于7月11日在梭庄召开了蒙阴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会议宣告蒙阴县参议会和蒙阴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选举李成仕为参议长。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充分酝酿讨论，罢免了国民党县长郑小隐，选举杨荆石①为县长。从此，蒙阴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

注①杨荆石，山东蒙阴县人，中共党员，1943年11月牺牲。

1941年3月，李成仕调到鲁中区党委组织部工作。6月，沂临费边联县委书记王介福在反“扫荡”斗争中负伤住院。8月区党委派李成仕到沂临费边联县任代理书记。到任后，他即带领县委机关的同志组织群众对日寇进行反“扫荡”斗争。

1942年5月，王介福出院回边联县委工作。李成仕仍回区党委组织部工作。

坚守阵地

由于长期的恶劣环境中工作，使李成仕经常夜不成眠，食不饱腹，以致积劳成疾。1942年9月，区党委根据他的病情，安排他去淄河地区的马鞍山养病。

马鞍山，位于鲁山之北，淄河上游，山高入云，东西两峰相连，形成凹字，远处望之，形似马鞍，故有马鞍山之称。当时是胶东、清河到鲁南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山周围陡壁千仞，悬崖如削，巍峨险峻。从山腰到山顶只有一条通道，是在山崖上凿成的石阶，形似天梯。天梯上下有两道寨门，关闭寨门，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时山上除驻了一个班的正式部队外，其余都是伤病员和抗日人员家属。一一五帅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和鲁中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也住在山上养伤。

1942年11月初，日伪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已结束，又准备“扫荡”张店、博山一带。淄（川）博（山）临（朐）益（都）四县联合办事处负责人冯毅之，为检查备战工作，也来到马鞍山上。

冯毅之上山后与王凤麟、谭克平、李成仕等一起研究了敌人“扫荡”回兵胶济路的情况，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日寇早对马鞍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再加上当地汉奸竭力怂恿，说马鞍山上有鲁中区党委的负责人，所以敌人决心攻占马鞍山。

11月9日晨，日伪军数千人集结马鞍山下，向马鞍山发起了猛烈攻击。原来守山的鲁中军区的一个班，前两天已被王凤麟安排回原部队参战去了。此时山上只有伤病员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共30余人。他们在王凤麟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晚饭后李成仕、谭克平被王凤麟召集去，分析了战斗形势，研究下一步对策。王副团长要大家加修工事，节省子弹，准备迎接明天更加艰苦的战斗。大家一致表示：“人在山在。”

按照王凤麟的部署，李成仕和谭克平率领伤病员同志连夜修补被轰塌的胸墙，又把南天门两边的墙加高加厚。

英勇捐躯

11月10日晨，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昨天敌人进攻失败，恼羞成怒，急忙调兵遣将。兵力增至6000余人，飞机增加到8架。夜里就把大炮和重机枪拖到马鞍山周围的山峰上，炮火也加强了。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炸弹声、枪炮声在山谷中回响，像狂风巨雷；硝烟云雾混在一起，笼罩了整个马鞍山峰。山上的工事全部被摧毁，房屋倒塌，柴草起火。敌人顺着石阶小道蜂拥而上。李成仕和谭克平拖着病体坚守在南天门上，准确地向敌人射击。一批敌人倒在石阶上，另一批敌人又爬上来，同志们的子弹打光了，石块成了唯一的武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谭克平。李成仕见战友牺牲了，悲愤交加，把仇恨集到块块石头上，不断地向敌人砸去。守后山的同志们见南天门吃紧，赶紧跑来增援。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南天门里爆炸，李成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

李成仕等在马鞍山保卫战中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本文原载《莱阳党史通讯》1990年2期，收入本书时有节）

灵山英魂

——记张姿明烈士

栾福才

在招远县西北部，矗立着一座状似伏虎的大山——灵山。“有仙则灵”不知从何时开始，灵山有神仙这一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在人们中广为流传。然而，从1940年6月5日以后，人们不再热心于那些虚无奇妙的传说，取而代之的是在鬼泣神惊的灵山战斗中牺牲的张姿明烈士的故事。

张姿明①，原名张铭通，1915年生于莱阳县孙受乡西张家寨子村（现属莱西市）。其伯父是有多年教龄的教师。受伯父的熏陶，他自幼好学上进。1923年进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考入花园头县立第十高级小学就读。他不但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且慷慨好义，乐于助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①有的材料为张子明。——编者

1934年，张姿明考入掖县城省立第九中学。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政府奉行投降卖国政策，真是外忧内患，民不聊生。面对民族危亡，国难深重的现实，他忧心忡忡。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省吃俭用，订阅了《星期周刊》、《生活杂志》等进步刊物，还阅读了《资本论》等革命书籍。学习之余，他联络进步同学，讨论国家的前途和有志青年如何作为等。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济南学生进行罢课斗争。消息传到掖县城后，张姿明立即串联同学，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声援济南学生的罢课斗争。

1936年，张姿明考入北平弘达学院高中部学习。在这里，他的视野日益开阔，思想更加进步，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姿明离开北平回到莱阳家乡。到家后，他联络其他回乡学生和“民先”队员，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他从北平带回不少进步剧本和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等。晚上，他们组织群众学唱；白天率领宣传队到集镇演唱。许多青年积极参加“民先”，“民先”组织不断扩大，他便在自己家里设立了联络点。

1938年2月19日，张姿明和庄国瑞等人在夏格庄集上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得到葛子明派人送来的情报：在烟青公路上，有一辆日本的黑色小汽车从青岛方向开来，要张姿明等人商量如何对付。张姿明等当即决定：“截住敌人，别让他们溜掉。”通知葛子明派乡校教官，带领20名“民先”队员，迅速赶到村南在公路旁的一个草垛后面隐蔽待命。张姿明、庄国瑞等站在公路两边。10时许，小汽车开来。张姿明招手，让小汽车靠边停下，日本人以为是夹道欢迎他们的。车刚停下，庄国瑞等人立即上去打开车门，将里面的5个人拖了下来。隐蔽在草垛后面的“民先”队员一拥而上，将他们全部抓住，并当场把小汽车砸毁。当晚，在乡校对敌人进行了审讯。原来是日本驻青岛海军特务长丰田，带着四人去莱阳国民党县党部进行诱降活动的。罪证确凿，审讯后就地处决。此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抗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张姿明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940年，抗战形势日趋恶化。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6月5日，日本侵略军中将阿部纠集800人朝灵山扑来，企图将十四团包围。

十四团判明敌情后，由张姿明政委和副团长宋子良率一营和特务连坚守灵山阵地，其余部队掩护当地群众立即转移。

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反复向灵山一营和特务连阵地发起攻击，整个阵地被硝烟笼罩。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副团长和许多战士相继牺牲。张姿明望着牺牲的战友，愤怒地喊道：“打！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战士们同仇敌忾，一跃而起，手榴弹、石头一起朝敌人砸去。

敌人的攻击又被打退了。山下来人报告，群众已安全转移。可这时部队已无法全部撤退。因为敌人已将灵山围得水泄不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张姿明果断命令军需处处长王吉山率部分战士突围，他率部分战士坚守阵地，进行掩护。

敌人步步逼近灵山顶峰，战斗已进入最残酷的时刻。这时山上还剩下13个人。张姿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严肃地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掩护任务，但撤退是没有希望了。咱们只有死守阵地，与敌人血战到底！”

敌人涌上来了，张姿明和战士一起冲入敌群，展开肉搏，枪托砸，大刀砍。12名战士在与敌拼搏中全部壮烈牺牲。张姿明浑身是伤，昏倒在石崖下，手里紧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发现他后，一起围了上来，吼叫着：“捉活的！死了的不要。”

张姿明听到敌人的吼叫声，用力睁开眼睛，怒视着围上来的敌人，猛地拉燃了导火线，“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他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5岁。

战后，人们流着眼泪收殓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灵山东麓，

解放后又迁到招远县烈士陵园。

张姿明烈士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的功绩，他的忠魂，将与灵山共存。

夏云超烈士传略

张思衍王可鹏岳昌锁王海田

夏云超，原名夏元峋，山东省荣成市桥头镇观里夏家村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居五。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跟随当医生的长兄夏岳五长大成人。夏云超自幼聪敏，勤学好思，举止稳重。在邻村风山小学毕业后，大哥又先后资助他去威海金泉顶中学和北平宏达高级中学读书。受大哥从医的影响，他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

夏云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强梁横行的年月。他虽出身富家，但在学校里长期与同学中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接触，耳闻目睹民间疾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东北、华北大地，广大人民群众身受双重压迫，生灵涂炭，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唤起了夏云超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受《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经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战斗洗礼，更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并收买汉奸，积极策划“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吞并华北，进而达到独霸全中国之目的。亡国的阴霾笼罩着祖国半壁河山。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近万名爱国学生从各个大学冲出来，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国大请愿。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正在北大读书的夏云超也满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加入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镇压，当场有百余名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面对反动派的暴行，夏云超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洪流。第二天北平各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夏云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罪行。12月16日，夏云超又挺身参加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游行示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夏云超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激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此后，他又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同反动分子组成的“新学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参加过声援爱国进步人士“七君子”的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平各校被迫停课，纷纷南迁。夏云超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济南。后因在济南生活无保障，夏云超辗转回到老家荣成，住在城厢大哥夏岳五家里。

荣成是胶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县份之一。早在1932年，党就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夏岳五在城厢开设了所“崇德药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战初期，就与中共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李耀文交往密切。夏云超经大哥介绍，很快结识了曹、李二人，并将自己回乡参加抗日救亡的想法和决心向他们作了汇报。曹漫之、李耀文非常赏识这位从高等学府回来的爱国学生，吸收他参加了“河山话剧社”。剧社分设戏剧队宣传队和歌咏队。夏云超经常随同剧社下乡进行宣传演唱。每到一地，他既教唱《抗日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又登台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春节过后，夏云超经人介绍到窑上村小学任教。在课堂上他向学生讲述“九·一八”、“一二·九”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积极参加油印传单、张贴标语和传递情报等革命活动。

同年4月，在李耀文等人的推荐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决定抽调夏云超到部队当军医。党的需要是革命者的志愿，夏云超欣然接受党的调遣，脱下长衫，兴冲冲地踏上了军旅之途。

到部队后，夏云超多次亲临战场，冒着战火勇敢抢救和运送伤员，屡受部队首长的表彰。同年5月，三军改编后，他担任三军三路卫生处主任。当时的卫生处缺医少药。面对战斗频繁，伤员日趋增多的情况，夏云超想方设法解决困难。他到处求亲托友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重伤员和病号就送到他大哥处治疗。当第一次把一位重伤员连夜送到大哥家里时，他抱歉地对大哥说：“你看，我事先没和您商量，就把伤员抬来了…”夏岳五没等他说完，就诚恳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不送到我这里，还能送到哪里呢？”夏岳五当即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作临时病房，无偿地收治伤病员。前前后后共为三军治愈伤病员10余名。

不久，五支队在黄县文基大姜家村成立起胶东抗日部队第一个后方医院（以后为适应战时需要，总院不断扩大，下设若干卫生所），夏云超被任命为院长。这年冬，夏云超与共产党员、卫生员宁超结成革命伴侣。

在培训中，夏云超还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们在战争中服务，在服务中学习。在一次战斗中，夏云超和卫生所的领导共同组织医护人员抢救和运送伤员。战后，他联系战斗实际讲课。既讲述战地救护常识和实践经验，又突出地进行“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学以致用，使学员的思想和学业进步很快。

同时，夏云超还经常深入到驻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看病治病，很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当地群众都说：“八路军五支队出了一个好名医。”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流动性很大，后方医院也经常搬迁。每次转移，从轻重伤员的编队，到具体的负责人员，夏云超都一一落实，亲自过问。在路上，他跑前跑后，生怕有一人掉队。当大家都休息时，他还在油灯下学习文件或研究治疗方案。他的行动不是号召，胜似号召；不是命令，赛过命令，有力地激励带动着全体工作人员。当时医院虽然人手不多，但都能积极主动地工作，想方设法克服设备简陋的困难。就这样，后方医院在艰苦的条件下，较好地担负起了伤员的治疗任务。

夏云超还善于团结群众。不论是来自何地，有过什么经历的人，只要是为革命工作走到了一起，他都看成是一家人，给以充分的支持和信任，放手让他们大胆工作。医院里有一位邵医生，家住掖县敌占区，是被顽军张金铭部强拉去当军医的，在平度孙镇战斗中被我军解放过来。此人有抗日救国的愿望，也有一定的医疗技术，经教育愿意留下来工作。但他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有时发几句牢骚，闹点情绪，有些同志看不起他。夏云超了解情况后，经常主动接近他和他一起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大胆工作。有一次邵医生负责治疗的伤员中，有几人伤口感染化脓，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夏云超说：“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万无一失。我们要相信同志……”他积极和邵医生一道抢救伤员，有效地抑制了伤员的感染。邵医生很受感动。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任劳任怨，积极肯干，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因掩护伤员而英勇牺牲。

1942年是胶东人民抗战史上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寇为保证东北至山东的海上运输畅通，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与胶东的各顽固派勾结，疯狂“扫荡”，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7月1日，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奉上级指示撤销，成立胶东军区，夏云超调任军区卫生处长兼政委。面对险恶的形势，他更加忘我地工作。他深入西海、南海各分所和连队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建议连队要配有卫生员，营里要有医生负责的包扎所，各团设分所，各军分区要成立后方医院，并提出以团为单位培训卫生员，医护人员要下放充实基层力量，对伤病员要采取分片医治的办法。他的这些建议，受到军区党委的赞扬和肯定。

这时期，夏云超为部队的医务卫生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他一向把政治工作视为部队卫生工作的生命线，利用战斗间隙，常组织卫生干部、战士结合战争实际，学习马列理论，上级指示和时事政策，并且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觉悟，鼓励同志们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他还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处理同志间的分歧意见，并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一次，他对一位战士发了脾气，说了一些粗话。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心里总是不安。他对妻子说：“那个同志平时一贯积极，偶尔出现点问题我为什么要发火呢？这样是会挫伤他的积极性的，真不该呀！”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到这位同志，给他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由于夏云超善于做政治工作，民主作风又好，因而使全处上下形成了和谐、团结、积极向上的政治气氛。

夏云超是一个不怕艰苦，严谨扎实，注重实际的人。战时他同卫生处的同志们一起救伤员，抬担架，并在斗争中鼓励同志们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做好工作，去迎接新的胜利。哪里困难大，哪里有危险，他便到哪里去。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同志们都受到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和鼓舞。平时，他总是以身作则，多办实事。当时环境艰苦，病房分散在各村各户。为了掌握基层情况，他经常走村串户查看病房。

夏云超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领导干部，本应享受较高的生活待遇。但他的生活一贯俭朴，克己奉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拒绝吃小灶，和战士一样吃派饭，吃饼子，喝地瓜汤。一次他感冒了，炊事员特地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他说什么也不喝，说：“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大家要同甘苦共患难。我是共产党员，哪能闹特殊呢。”他有马，但移防时一般自己不骑，不是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骑，就是用来驮文件、书报、灶具等。同志们常常亲切地挑着大拇指说：“咱们的夏处长真是好样的！”

1942年11月初，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率两万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证部队伤病员的安全，卫生处奉命在日寇扫荡之前，对已疏散到各地的伤病员进行一次大检查。于是夏云超风尘仆仆地来到马石山地区驻有伤病员的村庄（现属乳山县），检查伤病员的生活、治疗和备战设施情况，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提出今后工作的改进意见。工作将告结束时，他来到疏散在上杨家村的妻子宁超身旁。这时，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抱着女儿，边亲吻边问妻子：“你知道咱女儿为什么这时来报到？”没等妻子回答，他接着幽默地说：“她是来参加反‘扫荡’啊！”两人都笑了起来。宁超让丈夫给女儿起个名字，夏云超思索了一下说“对这次反‘扫荡’，我们要英勇战斗，去争取胜利！‘英勇加胜利’，就是咱女儿的名字，叫英利吧。”充分表达了他对这次反“扫荡”的战斗决心和胜利信心。

夏云超在家里只住了一天，因为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握别时，夫妻互相激励在反“扫荡”中再立新功。

夏云超离开妻子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3日，日寇突然将包围圈缩紧到马石山地区，把几万名干部群众包围在方圆不足40里的圈子里。这时，夏云超因工作原因没能离开此地，也被包围了。11月24日，日寇枪杀了我军民5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夏云超就在这次惨案中，带领群众突围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夏云超是胶东军区卫生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的牺牲，是胶东医务工作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刻在“马石山殉难军民纪念碑”上，也铭刻在千百万胶东人民的心里。

孟繁锷烈士生平

韩文圣肖文贞

孟繁锷，字须生，又名孟去病，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北展乡孟家淳于村。他是昌乐党组织的创建人和最早的领导者。

孟繁锷的父亲孟庆簧是清末廪生，为人刚正不阿，鄙弃官场恶习，以行医教书为业。孟繁锷自幼随其父读书。童年时，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家乡的经济掠夺，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卑鄙行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1年暑假，孟繁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班。入校后，正值一师十一班学生王尽美出席党的“一大”后，由沪回济开展革命活动，孟从他身上汲取了前进的动力。自此，孟繁锷严于律己，刻意进取，研读《泺源新刊》、《励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觉悟逐步提高。1922年夏，孟繁锷升入本科十七班，与潍县籍同学庄龙甲同班，因两人是邻县关系，朝夕相处，志同道合。1923年初，庄龙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为省立一师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孟积极参加庄龙甲创办的“读书会”、“书刊介绍社”的活动。1924年，他参加了庄龙甲组织的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活动。1925年，“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庄龙甲以省立一师的名义，联合济南各界人士游行示威。孟繁锷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浪潮中，孟繁锷被省立一师党支部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夏天，孟繁锷利用回乡度假探亲的机会，在附近村庄和集市上公开宣传“五卅惨案”后各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壮举，并在亲友间介绍苏联新社会的情况，讲解马列主义道理。同时，他还走访联络了当地的地下共产党员，相互交谈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大计。

1926年著假，孟繁锷于省立一师毕业回乡，在昌乐中部淳于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1927年底，在孟家淳村成立了中共昌乐小组，孟繁锷任小组长。党小组受中共潍县县委领导。中共昌乐小组成立后，孟繁锷根据上级指示，把发展扩大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党小组成员在淳于一带积极发展党员，培养积极分子。孟还经常到东耿安村，与因在国民党西北军中策动官兵起义而被驱逐回家的刘焕彩（后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1932年牺牲）一起开辟耿安一带党的工作。不久，耿安建立了党小组。1928年3月，根据潍县县委指示，在赵家淳于村召开党小组成员会议，成立了中共昌乐中心区委，孟繁锷任中心区委书记。

1929年春，昌乐县党员增加25人。3月，根据潍县县委指示，中心区委下设淳于、耿安两个分区委。为了扩大党的活动范围和广泛联系群众，中心区委发动党员、积极分子谋取合法职业以掩护党组织开展工作。孟繁锷经过多方争取，并获国民党昌乐县政府批准，在北展村创办了一所高级小学，亲自担任校长。他把学校的教职员工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以学校为基地，领导全县党的工作。在孟繁锷的带动下，中心区委领导成员和党员、积极分子，有的开办养蜂场，有的参加地方民团，掌握枪支。在孟繁锷的直接领导下，全县有党组织的村庄，普遍开展了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党的活动进入高潮。至1931年春，全县党支部增加到11人，党员发展到74人。

1931年6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共山东省委决定，中共昌乐中心区委改称中共昌乐特支，孟繁锷任特支书记。1932年2月，省委书记胡萍舟亲临昌乐巡视指导党的工作，调查了解群众组织和武装斗争发展情况，孟繁锷作了详细汇报。3月，昌乐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全县二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党的支部或有了党的活动，党员人数发展到160人。在此基础上，孟繁锷与潍县中心县委联系，决定组建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同月，孟繁锷在杨家淳于村领导组建了3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使昌乐特支有了基本的武装力量。5月，孟繁锷召开全县支部书记会议，部署创建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8月，孟繁锷又两次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暴动事宜。

孟繁锷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昌乐统治当局的注意。8月22日，国民党昌乐当局派兵闯入北展高级小学，将孟繁锷逮捕，在昌乐狱中审讯15天后，作为重大政治犯押送济南。在狱中，孟被折磨4个月后，判处12年徒刑。不久，他又被秘密押送青州，投入国民党山东省第四模范监狱。狱中，在张晔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4次绝食斗争，孟繁锷表现十分坚决，直到取得胜利。“西安事变”后，狱中管制略松弛，孟常与难友们谈论时事，交流思想，鼓舞难友们的斗志。他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论述受到难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七七事变后，狱中空气大变，到处是一片要求抗日的呼声。孟繁锷激于爱国热忱，高举双拳，向看管人员疾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抗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1938年6月，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司令员马保三指示，昌乐的同志回本县，再建抗日武装，开辟小块根据地。孟繁锷服从指挥部安排，返回昌乐，与坚持地方斗争的党员一起，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了该大队的负责人。同年12月底，昌乐县委建立，孟列席了县委成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恳切要求县委为其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因处在战争年代，他在狱中的表现——时无人证明，党籍未得恢复。孟并不灰心，以革命利益为重，四处奔走，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前往高崖、泊庄争取两支地方武装参加抗日；远去安丘北部逄王一带，结交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的思想，动员青壮年参军。经孟繁锷宣传发动，参加我军日的人数达数百人。

孟繁锷完成组建抗日武装和扩军任务后，又根据组织安排，于1939年秋到临朐，先后任临朐县一、四、五区联防办事处秘书。1940年4月，又任临朐县政府秘书。同年秋，重返部队工作。1941年秋，在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中被错杀，时年37岁。

孟繁锷同志参加革命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为创建昌乐党组织，发展和组织抗日武装力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84年12月2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对该案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指示，中共昌乐县委研究决定，为孟繁锷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孟繁锷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共为抗日死英名留千秋

——记鹿广连、徐德兰烈士

顾新国陆光明张炼

鹿广连，又名鹿子全，化名黄慕平、洪岱，1916年6月生于台儿庄泥沟乡小官庄。其祖父和父亲均以教书为生，原居枣庄永安乡李家庄，后因家境艰难移居台儿庄。鹿广连3岁时，父亲因病身亡，母亲改嫁，遂由三叔收养。其三叔原是煤矿工人，后以拉洋车为生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三叔仍节衣缩食，供鹿广连读书。鹿广连7岁上学，因读书刻苦，学习成绩颇佳，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苦难身世，深知自己上学不易；同时对穷人的贫困和富人的奢侈感到不平。他经常与同学在一起议论贫富悬殊这一社会问题，话里语间透露着对黑暗世道的愤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1932年5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继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鹿广连在学校里积极投入到反内战、反卖国、反侵略的宣传活动中。

1934年，鹿广连毕业于枣庄中兴中学，后在峄县师范讲习所经过3个月的培训，被分配到官桥小学任教。他在教学期间，除对学生教授文化知识外，还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课后，他经常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他看到有的学生因生活困难买不起学习用品，便帮助他们购买，而他自己却省吃俭用。村里的人们都很敬重他。

后来，鹿广连接触了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认识逐渐成熟起来。1935年他经赵镈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鹿广连积极响应党中央抗日救国的主张，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四处奔走。

一天晚上，鹿广连回到家里，同三叔谈起了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团结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三叔看他那激动的样子，很为侄子的安全担心，问道：“日本人凶得很，你不怕被他们抓去打死吗？”“我不怕死！怕死怎么能抗日呢？”他接着又向三叔讲：“在豺狼面前要想活，就只有一条路——斗争！只有奋勇抗战，不怕流血，才能消灭侵略者。”三叔听了很受教育。不久，鹿广连的三叔也参加了抗日工作，为游击队递送情报等。

1938年初，鹿广连跟随鲁南中心县委转移到山区活动。同年下半年，为继续坚持枣庄矿区的抗日斗争，党组织又派鹿广连回到枣庄地区，仍以教学为掩护，开展矿区的抗日活动。

当时，枣庄矿区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工人的命运非常凄惨。在这种情况下，鹿广连不畏艰险，积极做好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深入矿区，启发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在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选择那些基础好、有觉悟、有能力的工人发展为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经中共鲁南特委批准，于1939年6月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由鹿广连任书记。其活动的主要范围是东到大洼街，西至沙河子村的枣庄市区。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慎重稳妥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山区人民反对日寇的“扫荡”；保护煤炭资源，开展反掠夺斗争。

鹿广连在发展党员时非常谨慎，采取单线联系，积极稳妥的方法。到1939年底，先后发展了20多名工人入党，并在日伪矿警队中发展了6名党员。

矿区抗日宣传工作，在鹿广连的带领下，也搞得灵活多样，深入广泛。他们经常白天写好标语、传单，夜深人静时，再由地下党员分头张贴。天明以后，大街小巷都是标语、传单，群众围在一起观看，议论纷纷。有时，还利用内线关系，巧妙地把标语贴到敌人的警备司令部和日本鬼子的宿舍、厕所里。搞得敌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安。通过宣传，不仅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的暴行，戳穿了敌人的谎言，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鹿广连还与地下党员积极侦察日伪军的活动情况，搜集情报，协助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乡”。鹿广连的三叔鹿传本是我们的地下交通员，鹿广连安排他经常和汉奸们“混吃混喝”，借以探听情报。有一次，鹿传本和伪保长一起喝酒，伪保长酒醉后透露出日军要到二区“扫荡”的情况，地下党组织连夜把情报送到山里，根据地军民对“扫荡”的日军进行了伏击，打死日军10多人，缴获了10余支步枪。

对于根据地紧缺的物资，如炸药、医药、油印机等，鹿广连和同志们千方百计搞到手，送出去。有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商人、新娘子，有时把物品装在鱼肚子里、豆腐里或夹在棉袄里，及时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由于地下党组织活动频繁，影响很大，敌人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密谋策划，指使“特务班”、“剿共班”四处活动，一旦嗅到什么气味，马上进行搜捕和屠杀。鹿广连家来往人员很多，被伪警长注意上了，并报告了日军宪兵队。

1940年1月16日，枣庄全市戒严。敌人的警车摩托车一齐出动，包围了鹿广连的住处。因鹿广连事前闻讯，正外出忙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恰巧不在家，敌人扑了空。他们气急败坏地把鹿广连的爱人徐德兰和不满周岁的孩子抓去。鹿广连的爱人徐德兰，1917年出生于枣庄市郭里集村。15岁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不满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与鹿广连结婚，并在枣庄矿区配合丈夫做交通联络工作。

徐德兰被捕后，关在一个阴暗冰冷的牢房里。当时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是想从她口中搞到鹿广连的下落，顺藤摸瓜，进而把我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开始，敌人企图用软刀子打开缺口。一天上午，徐德兰被带进日军警备司令部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里，桌上摆满了点心、水果。日军司令官山野太一郎亲自出马，先是对徐德兰和鹿广连恭维一番，接着提出要他们同日军合作。

山野说：“鹿太太，我希望你和你的先生能跟我们合作。你看，这么漂亮的房子，是我为你和你先生预备的，这两个下女也是侍候你们的。只要你愿意合作，一切都好说。”

“合作？跟你们这样强盗合作？白日做梦！”徐德兰高声说道。

“如果鹿太太不识时务，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才20多岁，正当青春，难道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

徐德兰坦然一笑道：“我当然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只爱惜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你听过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住口！”山野露出狰狞的面孔，“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是在审讯罪犯。”

徐德兰一拍桌子，“谁是罪犯？是你，是你们这些日本侵略者！你们侵我国土，杀我人民，无恶不作。你们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受审判的应该是你们这些刽子手。”

“拉下去！”山野狂暴地叫喊着，日军士兵恶狼般地扑向徐德兰，把她押回了牢房。

凶恶残暴的敌人对徐德兰用尽各种酷刑，但徐德兰始终坚贞不屈。

这些天来，山野又兴师动众，到处搜捕我共产党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敌人彻底绝望了，便向徐德兰下了毒手。1940年2月7日，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徐德兰抱着孩子，被敌人用黄包车拉往刑场。徐德兰已坐监20多天，体弱无力，可她一路上仍是拼尽气力高声怒骂敌人。到了刑场，徐德兰被剥光衣服绑在一根木桩上。日军宪兵倒提着徐德兰不满周岁的儿子，狞笑着说：“只要你说出鹿广连在哪里，就当场放了你和你的孩子。如果你执意不说，就在你面前先劈了你的孩子，然后再将你剖腹示众！何去何从，你的选择。”

徐德兰看着哇哇哭喊的孩子，心如刀绞。她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她可以贡献出一切。她咬紧牙关，怒目圆睁怒斥道：“强盗！畜牲！既然你们如此野蛮，不通人性，那就随你的便吧。”她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敌人魔爪般的手残忍地劈死了孩子。然后，又将徐德兰剖腹杀害……年仅22岁。

妻子和孩子的惨死，使鹿广连悲痛至极。几年的恩爱生活，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深深地爱着妻子，爱着自己的儿子。他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由于枣庄当时环境恶化，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工人的帮助下，他离开枣庄，撤回抗日根据地。

有一次，鹿广连外出执行任务时，在棠阴逍遥村与汉奸队遭遇。在敌人的查问中，鹿广连发现敌人虽声言要抓黄区长（即鹿广连），可并不知道他就是黄区长。当敌人问他是什么人时，鹿广连答道：“我是铁道队（即铁道游击队）的，你敢怎么样？”敌头目一听是铁道队的，头皮直发炸。他曾尝过铁道队的厉害，不想今日狭路相逢。他不敢怠慢，马上陪个笑脸让开道路，放鹿广连他们过去。

1943年10月28日晚鹿广连和部分武工队队员在枣庄西聂庄开会，直到深夜。由于不慎，被叛徒告密。第二天拂晓，峄县等地的汉奸队将西聂庄包围。鹿广连沉着地指挥武工队奋力突围，由他断后掩护。敌人被我突然的冲击打昏了头，鹿广连趁敌混乱之机，掩护多数武工队队员脱险，而自己却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他毫不畏惧，继续同敌周旋。他向敌人甩出一颗颗手榴弹，不断地向敌人射击。不幸，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穿进了鹿广连的胸膛。鹿广连带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倒在了血泊之中…

鹿广连牺牲后，敌人为了恫吓群众，镇压抗日斗争，竟惨无人道地割下鹿广连的头颅带回枣庄，悬挂在西门外闹市口的槐树上示众。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人民，却更加激起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时隔数日，在我地下工作者的配合下，由鹿广连的叔父乘雪夜盗回头颅，和尸身同葬一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鹿广连和妻子徐德兰，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那种无畏无惧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大义凛然耀河山

——杜希陵烈士传略

刘德玺

杜希陵，又名杜述甫，山东省乐陵县吴官庄村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地很有威望。杜希陵幼年时父亲就教他背诵唐诗，还经常手把手教他写字作画。杜希陵八岁在本村念私塾。由于父亲的熏陶和严格的要求，杜希陵从小就养成了善于思考，刻苦好学的良好习惯，很受私塾先生的赏识。

1929年，杜希陵考入上海大陆大学。由于他主持正义，敢于同学校里的反动势力做斗争，因而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并被山东籍的同学推荐为同乡会负责人。当时上海大陆大学的党组织已秘密建立起来，而且发展很快。杜希陵在党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并组织同学们开展反帝爱国斗争。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杜希陵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由于大陆大学的学潮此起彼伏，国民党当局不顾社会的指责，于1930年春强行查封了大陆大学。

杜希陵带着满腹忧虑回到了故乡乐陵。同年秋他转学到北平大同中学，次年夏又考入中国大学外语系。1934年春节回家，他遇见了在本县教书的同族侄子、当时担任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的杜步舟。俩人促膝谈心。杜步舟向他讲述红军的消息、共产党的主张。杜希陵越听越入迷，最后他握住杜步舟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苦苦求索，无甚收效。今天听你一席话，觉得耳目一新。我一向敬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主张才是救国救民之良策，以后如果你去找共产党，也把我带上。”杜步舟笑着说：“共产党要知道叔叔这么有正义感，一定会来找你的！”

1935年，杜希陵大学毕业后，到山东武训中学任教务主任。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同时，他把学到的进步思想也在学生中传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人民遭殃。面对这一切，杜希陵痛心疾首。他向同学们说：“我们的‘国军’南逃了，我们的国土被占了，我们的国民在遭受外寇的蹂躏！”他泪流满面，向同学们大声疾呼：“好男儿要到前线去打鬼子，收复我大好河山！”他听说杜步舟在家乡拉起了抗日队伍，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辞去职务，回到了家乡。

杜希陵背着行李踏进吴官庄村口，乡亲们热情地把他围在中间，急切地询问：“希陵啊，你是个文化人，知道的事多，听说鬼子快打到咱这儿啦，是真的吗？”“国军有枪有炮，怎么不打？”他望着乡亲们惊恐、焦虑的面孔，对他们说：“鬼子是快打过来了，国民党有枪有炮就是不打鬼子，真正打鬼子、保家乡的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今天我回家就是为了找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回家放下行李，便去寻找杜步舟领导的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在南皮县的马村找到了杜步舟。一见面，杜希陵握着杜步舟的手说：“步舟啊，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我虽是个书生，但愿为抗日献上一腔热血。请留下我当一名普通士兵吧！”他的抗日热情感动了杜步舟。杜步舟风趣地说：“难得叔叔抗日的热情，可你是个大秀才，我们可不敢大才小用噢！这里有一份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接受？”杜希陵爽快地说：“凡是抗日的工作，我都愿意接受！”

原来，盐山城有一恶霸，外号崔小鬼，平日里欺压百姓，日本人占领盐山后，卖身投敌，为日本人烧炭，并公开与我抗日武装为敌。为了打击汉奸，杜步舟把教训汉奸、宣传抗日救国的任务交给了杜希陵。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夜潜入盐山县城，活捉了崔小鬼，痛斥其卖国罪行，制止了他烧炭资敌的活动，狠狠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

1938年，乐陵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杜希陵任副主任。他四处奔波，积极工作，号召各界人士参加抗日，并组织抗日积极分子写标语、演节目，宣传抗日。杜希陵还时常带领宣传队深入到乡村进行演讲，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由于他和大家的努力工作，乐陵县的抗日救亡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因为杜希陵工作出色，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肖华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一支新的抗日武装——泰山支队，由牟宜之任支队长，王斌山任政委，杜希陵任政治部主任。泰山支队创建初期，杜希陵凭着过去干动委会副主任的经验和各种关系，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激发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他的动员下，仅乐陵八区就有200余人携枪参加了泰山支队。杜希陵为泰山支队的创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得到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的表扬。

杜希陵经常深入到连队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解决战士的实际困难，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还组织战士开展些文艺演出活动，激发战士的抗日斗志。泰山支队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力量。

1939年7月，泰山支队奉命挺进鲁南。不久，杜希陵调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为了团结友军抗日，杜希陵奉命与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谈判。1942年初春的一天，他作为我方首席代表，带领部分同志在河南范县白阳戈与高部代表谈判。在谈判中，杜希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释了高部和我军不应有的误会，规劝高部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同八路军合作抗日。他说：“现在国难当头，人民遭受涂炭，大好河山让外寇蹂躏，我们国共两党切不可煮豆燃萁，同室操戈，理应携手并肩，枪口对外……”他的一番肺腑之言，直说得高部首席代表蔡锡伍等人连连点头。可是，高部极少数顽固派，仇视共产党、八路军，在谈判桌上屡屡发难，诬蔑我党我军。杜希陵义正辞严，一一予以驳斥。这些人虽然理屈词穷，但他们的顽固立场却难以改变，便密谋暗杀杜希陵。在杜希陵等回归途中，埋伏在路边的国民党顽固派向他们下了毒手。杜希陵立即指挥反击，但寡不敌众，参加谈判的十几人全部壮烈牺牲。

杜希陵同志牺牲后，冀鲁豫军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他牺牲的地方——龙王庄竖立了纪念碑，以示纪念。

田泗烈士传略

高密县革命烈士陵园

1928年8月间，中共青岛市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一个星期内铲除了两名严重危害党和革命的叛徒——丁维樽和王复元，震动了全省。就在这场锄奸斗争中，青岛市委军事特派员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田泗同志田泗，原名田汉民，字子文。又名田洁、田杰民，高密县原八区（今田庄乡）大圈村人，1902年生。幼时在家塾读书，后入诸城高小，1921年毕业，升入高密县中六班。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查禁英日货物；进行募捐，救济沪、青受难工人家属。当时，国民党高密县党部也支持进步学生，田泗与其接触较多，被吸收加入国民党。同年夏，田泗于县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他在革命形势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活动。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上半年，我党遵照中央特别会议精神，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5月间，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进入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田泗怀着革命激情，于1926年8月弃学离京，奔赴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改称）第六期学习。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田泗因遭排斥，于同年6月转入武汉分校学习。结业后，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官教导团，9月开赴广州，12月11日参加了广州起义。田泗在战斗中负伤。1928年初，他伤愈后，经党组织介绍回到山东，省委分配他回高密从事农运工作。

田泗回到故乡，在农民中宣传广东开展农运和广州武装起义的情况。其祖父怕他“惹是生非”，便劝他说：“咱家的地是足够你们弟兄两个吃的了。你安分守己好好地上学，日后谋个一官半职，保住这份家业，不是蛮好的嘛！”他却回答说：“我看咱那地快别要了，谁种着就算是谁的吧！”佃户去交租，他又说：快别要了，要那么多粮干什么用，咱又不是不够吃。”祖父不了解他的身份和革命意志，竟指责他是“败家子”。他坚决不妥协，背后还鼓动佃户说：“你们都不用交，就说是我不要！”祖父叫他去收欠租，他接过账本，谁家也不去，就一律勾销了账目。祖父得知，气得火冒三丈，骂他是“田家的不肖子孙”，并将他赶出了家门。因不能回家，他只好和本村李福升商量，住在他家场园屋子里，和李家一起吃饭，住些日子，就叫家里送点粮食给李家。

田泗住在场园屋子里，县委经常派人找他研究农运工作。

1928年，蒋介石新军阀的军队进入山东后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山东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这年年底至1929年1月，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复元和其兄王用章相继叛变，当上了国民党的“捕共队长”，带领捕共队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动气焰极为器张。省委和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9年3月，党中央即派张英等同志来协助山东党组织铲除叛徒。田泗参过军打过仗，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是年7月被调到山东省委做特种工作。不久，即派至青岛市委任军事特派员，执行铲除叛徒的任务。田泗在青岛，不避艰险，到处联系同志，侦察叛徒活动踪迹。1929年8月7日，他在天桥附近路遇叛徒李毅民（即李庆霖）和国民党特务于兰亭，不幸被捕，当即被押往青岛市公安局。

公安局对田泗审讯时，他一口咬定是到青岛做买卖的，对公安局提出的指控概不承认。敌人又叫丁维樽出庭作证。丁原是工人党员，经王复元策反叛变。他指证田泗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曾在“广州起义”中负伤，左腿留有伤疤。田泗气愤填膺，怒斥丁维樽卑鄙无耻，卖身投敌，甘当走狗，陷害好人。王复元见田泗坚贞不屈，又指示李毅民以田泗老同学的身份前往探监。李假装内疚地说：“老田，我对不起你，就因为我多说了一句话，使你遭了难，我心里很难过。”田泗看着叛徒的拙劣表演，十分厌恶。李又说：“我才见到王复元，他过去是省委负责人，现在当上了捕共队长，时下就在青岛。他说，只要你交出组织关系，就可以释放你。”田泗强压胸中怒火，不慌不忙地说：“我是在这里做买卖，你说的这些，我不明白，”敌人策反不成，便改用酷刑通供。田泗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未吐露党组织的秘密。

这时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和青岛市委决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处决叛徒。8月10日晚，张英在大义灭亲的党员傅玉真的配合下，于青岛前海滋阳路口，将丁维樽击毙；8月16日下午，张英与王科仁一起，在中山路新盛鞋店又将王复元打死。一周之内连续除掉两个严重危害革命的叛徒，全省震惊，人心大快！青岛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时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待惊魂稍定，即对革命进行报复。9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团岛将田泗和曹芸卿（中共青岛市委委员）一起杀害。

事后，省、市执委立即发表号召书，追悼曹芸卿、田泗二烈士，揭露敌人残杀革命的工农领袖，镇压革命运动的罪行，号召群众继承烈士遗志，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鲁宝琪烈士生平简介

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鲁宝琪，曾用名鲁波，1913年8月出生于泰安城升平街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他在曲阜二师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1932年7月他受省委派遣，化名鲁自嘉，与王心一等同志到海阳县开展工作，建立了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记，鲁任宣传委员。通过当地关系，鲁宝琪在牟平瑞泉中学担任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①见《曲阜二师党的早期活动概况》、《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鲁宝琪离开牟平，与党组织失掉关系，便回到家乡泰安，在范明枢、冯玉祥创办的贫民小学任教务主任。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后，鲁宝琪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关系，并按省委指示，联络失散的党员，临时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鲁宝琪按省委书记黎玉的指示，组成中共泰安县临时县委并任书记。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发动组织了“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泰安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泰安县抗日救亡剧团”和“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并担任自卫团政治部主任。10月下旬，中共泰安县委正式成立，鲁宝琪任组织部长。12月31日，日寇侵占泰安城。鲁宝琪等又带领60余人参加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鲁宝琪任一中队指导员。

1938年2月，鲁宝琪受省委派遣，到夏村、蓖子店、省庄、旧县等村联络同志，发动农民抗日积极分子，组建了泰安独立营，鲁宝琪任教导员。1939年，鲁宝琪调山东纵队政治部任审讯科长。

1942年鲁中军区成立后，鲁宝琪被派遣到泰山一带敌占区，搞敌伪军情报和交通工作。为便于工作，鲁宝琪还兼任泰北县委副书记。他经常活动于泰安、济南一带，整顿地下情报交通组织，还深入到泰安城内布置检查工作，解决问题，使泰安情报交通联络站建立起了完整的组织机构，收集了大量情报，安全完成了对过路干部的接应护送等任务。

1943年10月的一天，鲁宝琪和通信员到泰安城东与岱峰区中队副队长刘明交待工作，由于坏人告密，当夜在卧龙峪被泰安伪县大队包围。突围中，鲁宝琪身中两枪，伤势严重，不幸被捕。

鲁宝琪被捕后，任凭敌人百般折磨，始终坚强不屈，并拒绝饮食，拒绝治疗，伤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43年10月20日牺牲，时年30岁。其遗体被掩埋在城东岱道庵村附近鲁家老林。1963年8月，泰安县人民政府将鲁宝琪烈士的遗骨迁葬于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忆鲁宝琪同志

刘清河

鲁宝琪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泰安地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1943年冬牺牲于泰安。他在对敌斗争中，有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使人们难以忘怀。

鲁宝琪同志是泰安城东关人，据说他的堂弟鲁宝瑛在泰城粮食市街第三小学负责中共泰安特支工作时，鲁宝琪已是该特支的党员，后被派到胶东开展革命活动，是牟海县委的领导成员之一。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鲁宝琪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泰安，在冯玉祥创办的平民学校供职。1936年6月重建山东省委后，他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并受省委指示，联络失散的党员，临时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许多出狱和隐蔽在外地的党员，相继回到泰安，山东省委也于1937年10月由济南转移到泰安。鲁宝琪同志按照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同刚出狱的夏天庚、在篦子店实验区以教书为掩护的于一川三人，组成泰安临时县委，领导为数不多的党员，积极推动城乡各地兴起的民众抗日活动。鲁宝琪作为负责人之一，组织了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还参加了省委为发动武装起义而在泰城、篦于店、夏村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1937年12月31日，他会同其他同志带领60余人登上徂徕山，参加了1938年1月1日省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鲁宝琪任一中队指导员。

是年二月，鲁宝琪同志来到夏村，奔忙于窦家村、篦子店、许家埠、省庄、旧县和山口等村镇，联络同志，发动农民自卫武装和抗日积极分子，去北山麻塔村参加我党领导建立的泰安独立营。泰安独立营建立之初，虽只有百余人，但为后来扩建四支队创造了条件。不久，鲁宝琪同志奉命到上级领导机关任职。

1942年秋，敌人“蚕食”徂徕山后，形势极度恶化。敌人在沿铁路两边各挖一条深宽各5米的封锁沟；在敌人控制区，普遍建立防共、反共的“爱护村”和“清乡自卫团”；在广大游击区，也是沟、墙纵横，敌伪据点林立，岗卡密布，更以重兵轮番“扫荡”我游击区和根据地。敌人的严密封锁、控制和分割，造成我山东各战区同中央的交通中断。为了保证与中央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中军区领导决定派鲁宝琪同志来泰安负责整顿交通情报联络网。鲁宝琪首先把原有的泰安县交通情报联络站改组，使交通和情报两项工作分开，单独建立了连接鲁西的泰城交通站，归鲁中区管辖，由鲁宝琪同志总负责。其次是对原有的交通情报人员和点线关系进行逐个审查，可靠的留下，不可靠的调出或“断线”。当时我是夏村所属的交通情报人员之一，经鲁宝琪严格审查后，我们四人全部留用。因为新建的泰城交通站要挑选熟悉交通工作的同志任交通员，所以鲁宝琪同志指定我和邵勇（王一民）二人，作为泰安城交通站的交通员，同时将我们二人在夏村和吴家店的联络点，兼当交通站的联络点。泰城交通联络站，自成立到结束的两年中，都能安全顺利地完成各项秘密交通任务，这是和鲁宝琪同志精明细致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鲁宝琪同志是秘密工作的模范，他有时亲自参加武装接应护送工作。徂徕山被“蚕食”后，武装部队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遇到有重要接应、护送任务时，很难找到武装掩护，不得不就近把分散在各村坚持斗争的党政军群干部，拉来帮助完成护送任务。

这时的交通任务，通常涉及中央和战略区之间的往来，任务虽不多，但都是一些重要干部过铁路，没有武装掩护是不安全的。交通站建立不久，鲁宝琪同志曾亲自带领我和邵勇执行一次接应任务。我们二人跟他一起到朱家埠南三号铁路洞子处，接应冀鲁豫方面来的几位同志。其中有位称“刘先生”的，患了重病，吐血不止，有生命危险，但在当时环境下，又不能继续转送。鲁宝琪同志要我把“刘先生”背回自己家中，隐蔽医病。后来他又派抗日家属李育堂先生，带领黄家庄中医江先生到我家给“刘先生”看病，还派江先生的女儿江衍红①来送药和帮助护理病人。

①泰安县人，1946年曾任泰城城关区妇救会主任。1948年5月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

鲁宝琪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他多次找各片的交通、情报人员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大家加强纪律观念，不断提高秘密活动的技能。他还根据交通人员的文化程度，教给不同的秘密联络方法。我记得他教邵勇同志用一种密码联络方法，和他进行书面联系。有一次他教我用白矾水把要联络的事写在红高粱煎饼上，以向城里捎煎饼的方法，通知内线同志与外地来的同志接头。煎饼是托邵勇带给吴二掌柜转交“田蛮子”的，由于我没交待清楚，邵勇也不知内情，结果把我捎给“田蛮子”的红煎饼，留下自己吃，换上了自家的白煎饼交吴二掌柜转给了“田蛮子”。因为白煎饼不符合预先的约定，“田蛮子”没理会。我不见“田蛮子”的回音，心里着急，怕出事，就追问邵勇把煎饼交给谁了。邵勇毫不在乎地说：“我看红煎饼摊得厚，又掺了糠，不好意思送人，就换上自己的白煎饼转交了。”我一听是在邵勇这里出差错了，怪自己没交待清楚。这次差错，耽误了我们到吴家店和外地来泰安的人取得联系。为此，鲁宝琪同志叫视察员“刘先生”找邵勇谈话教育他以后办事，不分大小，也不管知情不知情，要一五一十地完成。

1943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来自泰安城里的情报，说交通站出了事，要我立即到颜张酒店隐蔽待命。我看见宋云和邵勇也来到了该店，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两天之后，齐振华自军分区来到颜张，告诉我们鲁宝琪同志被捕了，上级指示立即设法组织营救。当时我向视察员建议，立即通过日军宪兵队翻译金成贵（我们的内线）办这件事，视察员表示同意，他便和邵勇去找关系。我因离开夏村联络点已两天了，怕有重要任务，点上没人，误了事，就回点了。

半月之后，“田蛮子”因在军火问题上引起敌人注意，临撤出泰城时把一些开酒馆用的红木家具运到夏村，交我疏散到群众家里时，他告诉我鲁宝琪同志已经牺牲了。他说对鲁宝琪同志的营救工作，他和视察员、邵勇都参加了，在抗日家属李育堂、江衍红的紧密配合掩护下，进行得很顺利，有希望争取到“保外就医”。可是鲁宝琪同志伤势太重，又经常怒不可遏地痛斥汉奸，绝食拒药，致使伤情急剧恶化而牺牲。

光辉的一生

——张昕烈士传略

罗先哲

张昕，原名张云祥，曾用名张文华、张雨村。1914年7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城西南街的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活泼爱动。虽家境贫寒，父母仍含辛茹苦供其上学。9岁入利津县城书院街小学学习，他读书勤奋，成绩优良。读完小学和利津师范讲习所后，因生活所迫辍学务农。1934年靠亲朋资助，考入山东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在此，他受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党员李竹如等人的教育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思想，并积极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和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组织活动，还参加了支援绥远抗战募捐活动及“一二·九”运动后的学校罢课斗争。通过参加革命活动，张昕的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

1937年6月，张昕在平原第五乡师毕业。不久受聘于本县三区刘村（今利津县盐窝镇）小学任教。在任教期间，他组织了几位爱国青年教师，成立“教育促进会”，以学校为阵地，积极向农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张贴标语，散发革命传单。

同年秋，张昕考入山东济宁乡村建设行政人员训练处。在训练处，他经常与同在训练处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光材等进步青年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积蓄和扩大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年底，日军向山东各地侵犯，形势告急，张昕、李光材等人随乡村建设行政人员训练处转移。当训练处转移到河南省南阳后，张昕、李光材等人在训练处军事班内，组建了一个抗日武装小分队，共20余人，张昕被选任队长。当时，张昕等人想把这个武装小分队拉回山东进行抗日游击斗争，不料被人告密。次日武装小分队的枪弹全部被训练处没收。当训练处到镇平（今河南省）后，张昕带领10多人，于1938年初的一天晚上，离开乡村建设训练处，到方城（河南省）参加了山东流亡学校。不久，张昕等人离开方城，于1938年6月到湖北找到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内的党组织。经组织分配，张昕去湖北均县草店文化站，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不久，他随鄂北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郑楚云去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五师八团留守处工作。1939年3月，张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张昕在河南省竹沟镇参加新四军党校学习。在党校，张听学习了党的组织建设、社会科学和游击战术，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受到了深刻教育。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委组织部任秘书，不久，又相继担任河南省汝南县中心区委书记和新蔡县委书记等职。1939年11月，河南确山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对驻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进行了突然袭击，制造了“竹沟惨案”。“竹沟惨案”后，形势日趋恶化，日伪顽势力十分猖獗，敌人在汝南、新蔡地区大肆破坏党的组织，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这险恶的形势下，身为地方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的张昕，以家庭教师为掩护，隐蔽和活动在人民群众中，积极组织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在汝南县中心区和新蔡县建立了30多个党支部，成立了40余个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发展了县区地方抗日武装500多人。

1941年7月，张昕奉命调往豫鄂边区，被分配到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任动员科长。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日伪频繁“扫荡”，豫鄂边区形势恶化，边区根据地缩小，边区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坚持活动。张昕带领一支20余人的武装工作队，一边帮助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做好动参扩军工作，一边同日伪顽开展艰苦的斗争。白天，他和队员们隐蔽在村内，夜晚，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抗日工作。对于那些坚持反共立场顽固不化的恶霸地主、伪乡保长和汉奸特务，坚决予以镇压。

1945年，张昕调任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他随部队在河南枣阳（今属湖北省）、桐柏一带活动。1946年夏，部队在湖北省的宣化店突遭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张昕随即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在突围战中，他机智勇敢，带领数十名突击队员，在漆黑的夜晚杀出一条血路，冲破敌人的包围圈。突围胜利后，张昕和队员们徒步跋涉，昼夜兼程，粉碎了敌人的沿途追击和堵截，按照预期计划，胜利到达陕南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旅部，受到部队首长的表彰。1946年9月，新四军五师政治部派张昕同新四军五师十八团政委陈震，率一个营的兵力，在鄂豫陕边区的镇安、郧西、旬阳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镇安、茅坪为重点，组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三县办事处，由陈震任书记，张昕任副书记兼三县办事处主任。他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组建了600多人的地方武装，建立了30多处人民民主政权，壮大了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是年冬，张昕遵照上级指示，为了消灭盘踞在旬阳以北边缘地区山寨、山洞的一股恶霸土匪势力，解除当地人民群众的心患，他率领一个连队，采用武力攻打和政治攻势，相继攻克敌大寨子、大山洞各一个，歼敌百余人，为民害。

1947年初，张昕调任鄂豫陕边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不久，国民党派重兵向第二军分区围攻，陕南形势恶化。新四军准备撤往黄河以北，军分区机关缩小，部队领导决定张昕暂留地方游击队，在陕南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1947年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张昕等人与游击队失掉了联系。他们抱着一定要找到部队和党组织的决心，在商县（今陕西省）的山沟里帮人做工维持生活，找机会北上找部队。他们沿途乞讨，辗转回到豫皖苏边区，终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部队和党组织。

1947年夏，张昕因病在华东第五医院住院治疗。1948年，他参加中原干部支队，随陈毅到濮阳进行整党学习，接着参加了郑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1949年9月，张昕随二野的前梯队进军西南。重庆解放后，我党组织获悉爱国将领杨虎城及被国民党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党员惨遭杀害的消息。为了及时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滔天罪行，教育和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悼念死难烈士，上级党组织调张昕去筹备“重庆市各界人民悼念杨虎城将军及死难烈士”的追悼大会。张昕接受这一任务后，遵照上级指示，团结、联合工商学等各界人士，夜以继日地把敌人在渣滓洞犯下的罪行汇编成册，筹备了揭露敌人罪行的大展览，随后又具体组织了全市各界群众的悼念活动。这次活动，经过张昕的精心领导、组织和同志们的努力，搞得有声有色，使新解放区的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到1952年的两年中，张昕服从组织分配，执行过许多重要的临时性任务：修建成渝铁路；接收、集训新入伍的战士；筹备召开西南军区英模大会；参加川南土地改革等。1952年，张昕调任西南军区后勤军需生产部副政委。为了尽快熟悉军需生产业务，张昕刻苦学习，埋头钻研，立志三年不进城。他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学习。几年来，他带病跑遍了设在江津、成都和云南的军需工厂，为做好军队的后勤工作做出了贡献。

多年来，张昕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专业知识。他常说：“全国解放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事情是新的，如果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淘汰。”他还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有计划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不掌握一门专业知识，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他身居要职，工作繁忙，但多年来一直坚持业余自学，坚持写读书心得体会，写日记，从不间断。十几年来，他写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日记。

1961年至1966年，张昕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武汉后勤学校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春兽医大学政治委员。长期以来，他刻苦自学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专业知识，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军队培养了大批专业后勤人才。1962年张昕在解放军总后武汉后勤学校任政委时，认真组织政治教育，亲自任课，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教学质量，他的教学经验曾在全军推广。1962年12月21日的《解放军报》曾作过这样报道：“张昕政委在给指挥一队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课时，先调查学员的认识水平，征求学员的意见，然后召集党史教研组一起进行研究，指导教员备课，还亲自听教员试讲。在张昕政委亲自讲课和组织备课中，贯彻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使学员逐步树立了热爱后勤专业的思想，提高了学习专业技术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给张昕编造罪状，私立专案，非法关押，刑讯逼供。面对他们的淫威，张昕坚持真理，宁死不屈，没说一句违心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在残酷迫害下，张昕于1968年5月15日含冤而死，时年54岁。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为张昕平反昭雪，并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郭耕夫烈士传略

郭忠付

郭耕夫是中共鱼台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鱼台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39年在湖西“肃托”事件中牺牲。

郭耕夫，名宗虞，字耕夫，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鱼台县王庙乡程庄寨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在父母的熏陶下，他自幼勤劳、朴素、正直。旧中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极度贫困和痛苦的生活，给耕夫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培育了他同情劳动人民，憎恨封建势力的强烈正义感。

1930年初，郭耕夫毕业于本村村塾小学。1931年8月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兖州）。在学校求学期间，他经常组织和带领同学们编写墙报，借此抒发爱国热情，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运动的怒潮席卷全国，兖州乡师沸腾起来了。郭耕夫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这股洪流。他走街串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游行示威中，高呼“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同年12月，他参加了鲁西南七校师生为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而在兖州火车站卧轨截车的斗争。1933年夏，他参加了该校党组织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鲁迅、邹韬奋等的作品，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1935年7月，郭耕夫于兖州乡师毕业后返乡。适逢黄河决口，家乡遭受严重水灾，学校停办，找不到职业。中秋节后，他联络本籍兖州的同学一起向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就业斗争，先后被安排到兖州县城西农村小学和金乡县胡集高小任教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局势更加紧张。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郭耕夫组织带领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给群众讲述革命道理，秘密宣读散发革命书籍，鼓动群众的爱国救亡热情，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抗日救国。他和赵万庆等人联合建立了临时抗日组织——丰沛鱼砀四县统一领导委员会。11月间，又在胡集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百多支枪。

1937年12月底，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杨启东弃城逃跑。鱼台县群雄蜂起，各据一方，仅民主人士聂娥亭领导的民团就有几百人。这时，鲁西南工委派郭耕夫到鱼台县工作。他与共产党员马霄鹏等多次拜访民团首领聂娥亭，向他阐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大局为重参加抗日。聂娥亭深明大义，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率民团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不久，郭耕夫、马霄鹏等与聂娥亭商议，成立了鱼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马霄鹏任名誉主任，郭耕夫、聂娥亭任副主任。他们走村串户，巡回宣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行动起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通过宣传，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革命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加抗日队伍。

1939年2月，撤离鱼台县城8个月的日本侵略军又返回这个地区进行“扫荡”，鱼台县第二次陷落。日寇在鱼台县扶植起了伪县政府。国民党鱼台县政府也加紧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敌伪顽互相勾结，阴谋消灭在我党影响下成立起来的鱼台抗日自卫总团（1938年7月由鱼台县抗日司令部整编而成）。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自卫总团团长聂娥亭率部加入苏鲁豫抗日后方司令部，报请编入八路军序列。经过整编，被授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湖边游击队第四大队”番号，聂娥亭任大队长，郭耕夫任教导员。同年5月，湖边游击四大队执行了护送中共湖边地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由单县去南阳镇的任务。六月底，又配合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分别于南阳、谷亭两地歼灭了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朱启森部，并生擒朱启森。7月1日，建立了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湖边司令部，从而在鱼台县打开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斗争新局面。8月，郭耕夫调任金（乡）嘉（祥）巨（野）中心县委书记。

郭耕夫来到湖边地委驻地谷亭，他的战友、湖边地委警卫队长黄明贵再三劝他不要露面，要他找个地方赶快躲起来，并说：“如果你同意，我可以保护你走。”党性、组织性一贯很强的郭耕夫拒绝了黄明贵的劝告，毅然到区党委机关报到。当天，郭耕夫就被当作“托匪”押了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逼供审讯，要他承认是“托匪”。他义正词严，拒不招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9月26月（农历八月十四）夜，党的好干部郭耕夫竟无辜地被杀害于谷亭东缪家林地，时年27岁。

忠魂含冤九泉下，历史终是公证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锄奸错误的决定》，为含冤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中共湖边地委书记潘复生根据中央指示，于1941年10月在单县辛羊庙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宣布追认郭耕夫为革命烈士。

郭耕夫是鱼台县党组织和鱼台县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严酷的环境中，为发展鱼台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业绩是永恒的。他那火热的革命热情及为中华民族和广大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无私献身的精神；他那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他那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无产阶级党性；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及鱼台县人民心中，激励和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开拓前进！

洒尽热血写春秋

——孔庆杭烈士生平事迹

于佃杰

孔庆杭，字楚白，化名郑新吾，1918年3月30日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武家洼孔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孔宪儒是沂水县西北乡早期共产党员。孔庆杭少年时期便受到父亲的影响和良好教育。他自幼聪明好学，善于思考问题，常就当时的一些社会时弊及许多不解之事向父亲请教。孔宪儒不仅对提出的问题给予耐心解答，而且还有意识的给他讲一些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使孔庆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为培养孔庆杭成才，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先在本村读小学，193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小诸葛完小，1933年又考入沂水县师范讲习所。当时，孔家是我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党内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他家秘密进行，来人食宿和活动经费大都由孔家负担。为了保证党的活动经费和供他上学，家中忍痛卖掉了10多亩田地。孔庆杭知道父母供他上学不易，更加勤奋读书。他一面刻苦攻读学业，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马列书籍。他还积极参加了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活动。寒暑假里，孔庆杭回到孔家庄，除帮助家里劳动外，还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1月，孔庆杭从沂水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便到埠前村任小学教员。埠前村和孔家庄是抗战前沂水县西北乡我党组织活动的中心。他来到埠前村与地下党员李贵德、李子荣等人有了密切接触，并一道进行革命活动。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小学校成了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1935年春，经李贵德、李子荣介绍，孔庆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油灯下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我已把全部生命交给了党，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头颅可断，共产主义永存。”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党的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他以埠前小学校为基地，与其他地下党员们一起，到各村镇张贴散发传单，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底，沂水县西北乡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党的工作更加活跃。这时，孔庆杭受党组织派遣，到松峰小学任教。他首先秘密联络因前段党组织遭受破坏而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给他们讲述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研究活动计划。很快，这里的工作便重新开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党组织领导下，孔庆杭四处奔走，联络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二区的葛庄、诸葛道托三乡成立了“抗日救亡协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和抗日宣传；印发宣传品，深入集市、乡村作抗日演说。孔庆杭还搞到《论游击战争》、《毛氏谈话》、《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解放”杂志上刊出的《抗敌纲领》等文件和宣传品，他们连夜刻版印刷，再分头散发到西北乡各个地方。这些文件的宣传，对发动群众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10月，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沂水县西北乡、北乡的地下党员①，出于捍卫民族生存的责任感，自觉地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共沂水县临时县委，统一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酝酿建立抗日武装。孔庆杭受临时县委派遣，到隶属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领导的“沂水县第十九中队”任指导员。他的任务是：做好统战工作，引导其真正抗日，把这支武装掌握在我党手中。他除在中队士兵中进行抗日形势的宣传外，还注意团结那些本质好，思想进步，真正愿意抗日的积极分子，并经常找他们促膝谈心，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在孔庆杭的耐心教育下，中队里大多数人思想进步很快，为将这支队伍拉入我党建立的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

①1933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省委又遭到破坏。8月，宋鸣时带领韩复榘军法外人员，到沂水城逮捕了中共沂水县委宣传部长邵德孚等共产党员。沂水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1938年1月，中共沂水县委恢复，并着手准备建立抗日武装。当时，沂水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以抗日的名义，各怀不同的目的，拉起了一些游击队。县委决定党员分头到这些游击队中做工作，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取力量。孔庆杭按照县委的部署，继续做十九中队官兵的工作，动员他们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年4月，由我党建立的沂水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在公家疃村召开了成立大会，各路人马向公家疃集中。孔庆杭也率领十九中队官兵带着武器装备按时到达，参加了六大队，并担任了第一中队指导员。

为了带好这支抗日队伍，孔庆杭十分注意做好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向战士们分析抗日形势，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带领同志们学习毛主席的论著；教战士们唱《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帮助战士们识字学文化，提高文化素质。当时，由于战斗环境恶劣，给养又供不上，部分战士思想不稳定。他经常找战士们谈心，用革命的乐观主义教育大家战胜暂时的困难，坚持抗战。他还自编了一首顺口溜，唱给同志们听：“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为了赶走日本鬼，为了卫国保家乡，我甘愿吃苦把血汗淌。”在艰苦的条件下，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始终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同年7月上旬，六大队奉命开往莒县岳家沟一带扩编，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孔庆杭调二支队任政治干事。

1939年2月，鲁东南特委决定调他到中共诸城县委任组织部长。诸城大部分地区是日伪占领区，许多地方党的工作是空白，在这里开展工作是非常危险和艰苦的。孔庆杭不畏艰险，到任后，立即熟悉情况，开展工作，逐渐扩大活动范围，秘密建立乡、村地下党组织，发展党员。同年4月，他来到诸城北部的二区、七区和高密八区一带活动。这里被顽军和杂牌军占领，反共势力猖獗，而且许多群众受欺骗、蒙蔽，对我们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孔庆杭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开展工作。因口音不对，活动受限，他就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夜间活动，起村串户，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坚定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对敌人诬蔑共产党八路军的反动宣传，孔庆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向群众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同时，他对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骨干分子，认真考察，及时吸收到党的组织里来，壮大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组织。各区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党小组，还成立了诸城北部中心区委，把诸城的二区、七区、高密县的八区等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实行统一领导，开展抗日救国的地下活动，使一度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的诸城县敌占区的党组织又活跃起来。

被捕后，孔庆杭、李亶均分别关押在徐视三部驻地临时设立的牢房里。当天夜里，便开始了审讯。孔庆杭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匪兵押进徐视三的营部。徐视三假惺惺地给孔庆杭松绑，并阴阳怪气地说：“孔政委，让你受惊了。我们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共党分子的名单。只要你肯说出来，我保证你生命安全，还可以捞个一官半职的。”话音刚落，孔庆杭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愤怒地驳斥道：“在我中华危亡之际，你们不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反而残酷镇压抗日军民，破坏团结抗日，你们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这笔债，人民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总有一天会向你们讨还的。”徐视三被驳斥的张口结舌，便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姓孔的，别不识抬举，好话你不听，是要吃苦头的，到时你可别后悔。”孔庆杭轻蔑的冷笑一声道：“我抗日无罪，没有什么后悔的。”第二天，敌人对孔庆杭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要他说出我党组织情况和地下党员名单。凶狠的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孔庆杭仍咬紧牙关，宁死不屈。

鲁东南特委得知孔庆杭、李亶均被捕的消息后，便设法组织营救。先是派代表以八路军二支队办事处的名义同姜黎川部交涉，但姜黎川出于反共目的，假装不知，再三推诿。而后我党又通过内线，派人借亲属送饭之机组织越狱。但由于敌人戒备太严，几次越狱和营救均没有成功。孔庆杭对党组织的多次营救十分感动，他通过送饭的难友家属捎信给组织：“我深深感激党组织的多次营救，请放心，我宁可牺牲生命，也决不让敌人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敌人在孔庆杭身上一无所获，使更加穷凶极恶的施用毒刑，逼其招供。残暴的敌人把孔庆杭绑在木桩上，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膛和脊背，把他折磨的一次次昏迷过去。当他醒来后，仍强忍剧痛，痛斥敌人的滔天罪行。

一连几天，敌人没有提审孔庆杭。暂时的平静，使他预感到敌人就要下毒手了。茫茫黑夜，牢房里寒气逼人，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扶墙走到小木窗前，望着乌云笼罩的高密大地，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为再不能同高密人民一道杀敌保国而深感遗憾，也为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党员们的安全而感到宽慰。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他用一张纸条给特委的同志写了一封短信，激励同志们继续革命，抗日杀敌。信中写道：“同志们，我就要牺牲了，请不要悲伤，要坚持斗争，打败日寇，完成共产主义大业，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你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吧！”

1940年3月28日，天空阴云密布，孔庆杭在全副武装的匪兵押解下，向胶县朱陈沟走去。一路上，孔庆杭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大声向周围的群众慷慨陈词，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抗日、镇压人民、残害抗日军民的罪行。敌人丧心病狂地把孔庆杭推到挖好的土坑里填土活埋。当土埋到齐腰深时，他仍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沂蒙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孔庆杭，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息

——焦奎烈士传略

马洪喜

焦奎，又名焦汝壁，1919年10月生于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郭庄乡郭庄村。少年时毕业于博山县南博山镇第四高级小学，后就读于博山师范讲习班。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牺牲于河南开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中原，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博山、池上、郭庄、下庄一带的群众，组织起“堂天道”（亦称白旗会），以“自正不邪，抗日保家，救民水火，不当亡国奴”为宗旨进行抗日活动，参加人数达五千余人。焦奎被推选为二营（郭庄营）道长。

这时，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广泛组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组织、团体和个人，一致对敌。

1938年秋，我八路军四支队副司令员兼二团团长赵杰，为联合抗日，到郭庄做焦奎的工作。听了赵杰的宣传，他认识到唯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毅然随赵杰参加了四支队，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抗日战士。

焦奎参加四支队后，首先被送往鲁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通过学习，他进一步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1938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业后，被派回郭庄做道会门的工作。

焦奎回到郭庄，受到道友们的尊重。很快，“堂天道”接受八路军四支队改编，番号为“山东抗日人民自卫团第一营”。焦奎以营部负责人的身份（实为教导员）积极宣传改编的意义，组织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军事训练活动，使他们成为当时全团军事素质最好的一个营。

不久，焦奎调团政治处工作，兼任团部警卫连文书、党支部成员。白天，他给训练班上课，带队进行训练；晚上，他编写教材亲自刻版印刷，并找学员谈话，培养骨干，发展党员。

1939年夏，自卫团警卫连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五区队五中队，焦奎任中队文书、党支部组织委员。

1941年的中秋节，我四旅十二团一营来到了莱芜范家镇，接受了攻打日寇的战斗任务。

范家镇为泰安、莱芜的交通要冲，是敌人来往必经之路。夜间，埋伏在河西岸玉米地里的我军指战员，身上全被露水打湿，河风一吹，战士们冷得打战。太阳慢慢地从东方升起，战士们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不多时，“膏药旗”在阳光中晃动，鬼子先头部队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接着大队汉奸和鬼子也过来了。这时，焦奎教导员和营长的驳壳枪一齐打响，我埋伏在公路两边的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扑向敌群，枪声、手榴弹声、刺刀拼搏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仓促应战，有的鬼子连肩上的“三八”大盖枪还没取下来，就上了“西天”。有的汉奸头拱在路边的水沟里，未放一枪就见了“阎王”。但仍有些鬼子凭借洼地和庄稼作掩护，负隅顽抗。焦奎立即组织火力两面夹击，手榴弹像雨点落入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死伤大半。活着的鬼子、汉奸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此次伏击战，由于焦奎和营长指挥果断，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即胜利结束，打得干净利落，毙敌百余名，生俘二百多人，并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事物资。战后，他们受到上级表扬。

1943年春，我莱芜三区区中队遭日伪袭击，损失惨重。同时，我地方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一时群众抗日情绪消沉。为此，时任泰山军分区特务营副教导员的焦奎，奉命与七连副连长刘志台率一排武装进驻颜庄开展工作。

颜庄是莱芜通往新泰公路上的一个重镇，我驻兵颜庄，无疑是卡住了敌人的咽喉，鬼子、汉奸岂肯罢休。一天，敌人一改拂晓对我军进攻的惯伎，凭借夜幕的掩护，偷偷包围了颜庄，妄图一举歼灭我主力部队。一时，四面八方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杀声阵阵。焦奎沉着冷静，他根据枪炮声判断出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果断地率领部队从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段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敌人清醒过来组织追击时，焦奎和七连同志们早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鬼子、汉奸四五百人的包围袭击，没有损伤我战士一根毫毛。

莱芜张里庄驻有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大队，大队长刘洪久生性残暴，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应群众请求，我八路军首长决定派部队铲除这个恶霸。任务就交给了焦奎任副教导员的八路军鲁中军区十团三营。

刘洪久部约三百人，分布在八个炮楼里，互相支持，形成交叉火力网。炮楼四周是两人高的土围子，围子外是一丈多深的壕沟，工事坚固，易守难攻。

十团三营的三个连被人们誉为“铁七连”、“钢八连”、“钩子九连”，多次战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战前，营部先派人潜入庄内进行了侦察，根据情报作出了“三面攻击”的作战方案。副教导员焦奎率领七连负责正面进攻。战斗一打响就十分激烈，敌人凭借碉堡负隅顽抗。但在我指战员英勇冲击下，敌人的防线连连被我攻破。七连突入后，八连、九连也先后冲入庄内。经过激战，敌人的七个碉堡已被打掉，只剩刘洪久所在的主炮楼。焦奎命令通讯员找来几个伪军家属向敌人喊话，进行政策攻心，瓦解敌人。狡猾的刘洪久即命士兵停止射击，待我靠近炮楼时，又命机枪、步枪一齐扫射，我七八个战士倒在了血泊里。为了迅速结束战斗，街底消灭这股顽敌，焦奎和副连长组织爆破队，前仆后继，将50斤重的炸药包送到了主炮楼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炮楼飞上了天，横行一时的刘洪久见了“阎王”

1944年秋，三营根据军分区的指示，攻打蒙阴县西芦芽店敌据点。焦奎带病亲自率领七连从西南面强攻。夜里10点整，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战士们一个个如下山猛虎向敌碉堡冲去。霎时，西芦芽店被淹没在枪声、杀声、硝烟中，敌一营官兵全部就歼。拂晓前，部队乘胜东进，又对东芦芽店进行攻击。东芦芽店驻有敌人两个营和一个团部，激战半日未克，敌我处于相持状态。这时，焦奎又采用了政策攻心的战术，组织战士向敌人喊话，宣传抗日形势和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敌人不战而降。此战俘敌千余人，三营受到了军区首长的表扬。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国民党调集58个旅约46万人马于华东战场，以徐州、蚌埠、济南为中心，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侵占我华东解放区。时任四师十一团一营教导员的焦奎，和营长并肩携手，奉命在济南以东的埠村向国民党十二军霍守义部出击。焦奎率领二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群，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机枪排。战斗结束后，鲁中军区授予二连“英勇顽强、野战歼敌”奖旗一面。此后，焦奎又率部参加了胶济路西段、鲁南、莱芜战役及蒙山阻击战，战绩卓著，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1948年4月5日洛阳解放后，我军调头东进，经五昼夜激战，又解放了古城开封。焦奎此时已调任开封警备团政治委员。1948年10月，他的病情恶化，医治无效，溘然长逝，年仅29岁。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博山人民中间传颂。

舍家赴国难血染白马山

——王志成烈士传略

李金陵

王志成，字信斋，1891年出生于山东省微山县西楼村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父亲王兆文，祖籍系微山县汇子村。因生活所迫，全家逃到西楼这个地方，搭了个窝棚住下来，一边开垦湖边荒地，一边下湖捕捞鱼虾，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由于家贫，王志成没能进学堂读书。但他秉性聪明，靠自学粗通文字，成了村里渔民中的“秀才”。在全家辛勤劳动下，日子慢慢好起来，并有了积蓄。在此基础上，造了一只大木船，加入了微山湖的卖载帮，专事长途贩运。那时，从济宁至徐州不到400里的水路，就设有24道闸，闸闸有“闸官”，专事盘剥过往船只，真是雁过拔毛，鱼过揭鳞。卖载帮还要同微山湖匪做斗争。这些湖匪，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商船，杀人越货。为对付闸官的无理盘剥和湖匪的袭击，王志成的父亲王兆文办起了拳房，请拳师教授武艺。很快，王兆文就成了这一带“卖载帮”“大网帮”等四大渔帮的首领，入门弟子多达千人。到了王志成这一辈，只要船头挂着父亲的标记，闸官不敢盘剥，湖匪不敢抢劫。

王志成受父亲的影响，性格刚直，讲义气，重朋友，经常扶困济贫，在当地威望较高，大家称他为王老大。到抗战前夕，王志成家已有土地13亩，三丈二尺的木船一只，一丈八尺的木船一只，草房十多间。全家有二十多口人，生活较为富裕。

王志成随卖载帮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变革社会的进步思想。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参加过中共沛县党组织领导的反封湖、反挖河斗争。

那是1933年6月，荷花刚鼓嘴，国民党沛县县政府为霸占湖产，强令封湖，并以沛县七区（夏镇区）区长的名义布告沿湖村庄，禁打莲蕊，禁罱湖草。一旦封湖，直接受害的是沿湖湖民。因为他们一无土地，二无渔具，全凭两只手打莲扒藕、罱草割苇维持生计。封湖令激起了湖民和渔民的强烈不满。夏镇党组织发动了反封湖斗争，王志成积极参加。他以个人在湖民、渔民中的威望，出面联络南庄一带的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成立了一个反封湖委员会，与反动官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派三弟王志美带着船只，船上架着打鸭枪，伏击了沛县七区水警队和乡丁的搜查船，迫使区长刘皋民取消了封湖令，反封湖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3年9月，汛期晚到，河水猛涨。大捐河、十字河淤泥积高，挡住了常口、汇子湾、沙谷堆下泻的湖水。汇子乡乡长王兆义与袁庄大地主策划开挖大捐河，排水种麦。王得到七区区长刘皋民的同意，并经沛县县政府批准，拨下了以工代赈款。如果只挖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十字河，下泻的湖水便积到大捐、南庄一带，不仅湖田淹没，还影响高地种麦。南庄、大捐以北，夏镇以南的群众对此不满。为保护当地群众利益，夏镇党组织借此机会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挖大捐河的斗争。这次斗争仍由王志成领头，联合夏镇名流绅士，并得到当地富户的支持。一天，刘皋民乘船到大捐进行鼓动，他的话刚开了个头，群众质问道：“挖通了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十字河，想把我们这一带人都饿死？”这时一群孩子，钻到水底，挖出烂泥，扔向刘皋民乘坐的大船。刘皋民气得暴跳如雷，刚要下令水警持棍行凶，忽地从苇荡中划出百余只小船，无数只鸭枪对准刘皋民的大船。刘见状急忙钻进船舱，连喊：“开船！开船！”在群众的一片呼喊声中，逃回夏镇。大捐河终于没有开挖。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冬，夏镇的共产党员利用国民党沛县七区政府组织保家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内部，掌握地方抗日武装。与此同时，王志成挺身而出，在三孔桥、南庄一带组织了渔、湖民抗日自卫团，并于这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日军炮轰夏镇和昭阳湖中的避难渔船，并于28日侵占了夏镇。日军在夏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沿湖一带百姓受尽国破家亡之苦。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王志成把全家人招集到一起，悲愤激昂地说：“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国破家必亡，只有舍家救国，方不愧为炎黄子孙。”经商议，全家人一致同意把家中的船只全部卖掉，买枪拉队伍。卖船共得银元500块，买了5支汉阳造步枪。这年夏季，王志成在渔、湖民中拉起了一百多人的队伍，还发了灰军装，蓝色臂章上写有“沛八”二字。王志成任队长，他还动员三弟王志美及他的三个儿子参加了抗日队伍。队伍拉起来后，吃住都在他家。

在这以后的一年中，王志成几次选派共产党员到夏镇泰山庙中共沛滕边县委开办的党训班学习，培养了一批骨干。1940年6月底，他遵照县委关于要大力抓好沙河两岸的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以东汇子支部为主，开展民主建政运动，民主选举了五个保长。7月，县委书记黄天明到傅村乡五圣堂庙召开了三个乡的乡、保长会议，总结表扬了这一带的政权建设经验。会后，王志成随黄天明回县委驻地，同时被任命为沛滕边县委军事部长。

1940年8月，沛、滕边党政军1500余人，被沛（县）、滕（县）、丰（县）、铜（山）、鱼（台）五县的顽军压到微山岛附近湖中，形势异常严重。经山东分局批准，建立了以微山湖为中心的中共湖区五县工作委员会和五县游击大队。同时还成立了对敌斗争指挥部，王志成被任命为指挥部成员。同年11月，五县顽军2000余人合围微山湖区。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突围，转移到湖西单县。在西撤的行动中，王志成以他在渔民中的威望，和其他同志一起，很快组织了一百多条船，并筹集了途中所需物资和给养。11月24日中午，船队准备起航，突然刮起了东南风。王志成凭着在湖上几十年的经验说：“虽然风大，今天夜里就可以行动。早风不过午，午风到天明。顺风顺水绝没问题。”他乘大船摸黑带路。每条船尾上挂一盏马灯，以指引航向。由于王志成路熟，水上航行经验丰富，一夜即到达马闸，晚上从南阳西摆渡口上岸，很顺利地撤到湖西抗日根据地。

1940年底，丰、沛、鱼三县大队成立，王志成任大队长，郝子香任教导员。这支地方武装主要活动在丰县十字河一带，王志成率队英勇作战，为巩固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这期间，王志成的三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苏鲁支队任营长的王志美在郯马战斗中攻打日军据点时牺牲。接着，王志成的长子——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黄河支队十一团三营营长王吉善在沛县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这对王志成的打击太大了，但他没有被斗争的残酷形势所吓倒，更没有因亲人的牺牲而悲观，他擦干眼泪，踏着烈士的鲜血，更加英勇地战斗。

1941年5月下旬，丰、沛、鱼三县县大队编为主力部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四旅第十团。王志成从此离开部队，调任湖西专署贸易局局长。

不久，湖西地委派王志成带领5人去敌占区济宁开展工作。王志成本是江淮四帮首领，济宁是他常去的地方，朋友多，熟人多，对于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可也有不利的一面，越是认识他的人多，越容易暴露，越容易出现意外。对于这些情况，王志成是清楚的，但他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欣然受命，深入虎穴。

他们潜入济宁后，在南关外小闸口运河东岸三官庙开了个“复兴炭厂”作为掩护，联络抗日爱国人士，努力开展工作。不久便在四明粮行、文具商店、柴草行建立秘密关系，发展了几个地下共产党员，还动员了一些爱国青年去湖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他们千方百计购买了一批敌人封锁禁运的药品和文具运往湖西抗日根据地。为了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人动向，王志成亲自教育争取了伪水上自卫团团长顾维新，并发展顾维新为共产党员。从此，济宁水上自卫团为我掌握。正当工作顺利开展之际，他们的活动被敌人察觉。是年秋，炭厂和几个联络点先后遭到破坏。王志成等被敌宪兵队捕去，押解到济南。水上自卫团长顾维新也被捕遇害。

在济南日军监狱中，王志成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被敌人杀害于白马山下，时年50岁。

王志成——这个渔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抗日志士，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艾光楼烈士传略

陈兆华汲振环

艾光楼，原名观成，亦名伯英。1911年生于山东省莒县汀水村（今属莒南县）的一个中农家庭。他9岁时，随父在莒县城上小学，15岁初中毕业。翌年考入临沂省立五中。当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之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艾光楼在学习期间，接触了一些进步师生，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对旧官府和封建军阀欺压人民的行径强烈不满。他在临沂省立五中毕业后，即回本村小学任教。

1936年1月，艾光楼在莒县城开办了民众教育馆，组织群众秘密阅读列宁、鲁迅等人的著作，宣传抗日救亡。他的这些活动遭到旧官府的反对，创办仅五个月，民众教育馆便被勒令停办。

是年6月，艾光楼报考了山东省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两个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清县教育科任视导员。在工作中，艾光楼坚持进步观点，主张革除旧的不合理的教育弊端，为此，与教育科长等人发生龃龉，无法继续工作，于1937年底辞职回家。

1938年2月，艾光楼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党组织介绍，在蒙阴县找到杨希文等人，一起到设在四区大庄的“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工作。这是一所培养抗日骨干的学校，学员有100多人，艾光楼担任教员。后因形势变化，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停办。6月，艾光楼到十字路找到谢辉，经他介绍，艾光楼到岸堤参加山东纵队四支队举办的第一期军政干校民运队学习。8月，由王真等二人介绍，艾光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分配到莒县许树声①部做地下工作。他以国共合作的名义，组织起“莒县民众动员委员会”，艾光楼任副主任。他以走亲访友为名，动员上百人参加了此组织，并推动六个乡也成立了乡民众动员委员会，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①许树声，国民党莒县县长兼莒县游击队司令动员委员会负责人。

八月中秋节，少年队在史家庄子举行了建队典礼，艾光楼到会讲了话。他在会上宣布了政治部的决定，任命了莒县抗日民众会后，艾光楼根据鲁东南特委10月在大店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精神，和有关人员商定了少年队的课程。学习内容有《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岸堤军政干校编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艾光楼亲自给队员讲授主要课程。学习期间，为使队员学用结合，艾光楼还将全队划为若干小组，分赴各村镇进行抗日宣传。

这年12月中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到莒县视察。他在莒县城南关操场上检阅了少年队。在他离开不久，许树声便声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决定撤销少年队。队员愿意留下，就到连队当兵；不愿留下的一律回家。在这关键时刻，艾光楼按照特委指示，立即安排少年队员去岸堤军政干校。艾光楼看到情况变化，许树声已不可靠，便采取应急措施。根据鲁东南特委的指示，将派到许部连队里的党员一一作了安排，让他们隐蔽待机。

这期间，虽然艾光楼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但他仍以合法身份，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听到国民党五十七军百十一师攻打汉奸张步云部获胜的消息后，便筹款买了香烟、肥皂、毛巾等，带领十余人，步行百里到管帅慰问。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接见了艾光楼，感谢人民群众厚意，表示一定要抗战到底。

12月底，按照特委指示，艾光楼撤出了许树声部，回到鲁东南特委。

1939年3月，鲁东南特委派艾光楼到莒县七、八、九、十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前净埠村住了一个月，深入贫苦农民之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党的组织。他在十区工作期间，住在朱梅小学，以教学为名，经常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这批学生毕业后，有许多参加了八路军和地方上的抗日活动。

此后，他又到八区，秘密协助卞子策①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同时，他还到沂水县张家埠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一次，由于坏人告密，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部逮去，严刑拷讯，艾光楼始终没有吐露个人身份和党组织的机密。敌人行军时，把艾光楼拴在马后，让马拉着跑。艾光楼被拖了30多里，衣服撕破，皮开肉绽，致使多次吐血，昏迷数次。鲁东南特委车事部长谢辉闻讯后，带领数人，到秦启荣部交涉，说明艾光楼是我二支队工作人员，秦部不该擅自逮捕刑讯。秦启荣被迫将艾光楼交岀。谢辉派人护送艾光楼到鲁东南特委养病。

子策，中共党员，曾任莒临边工委主任，1942年病逝。

1939年8月15日，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发动驻高密的伪军三大队李竹亭部起义。派艾光楼前去，化名艾伯英，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参谋的身份，与该部李竹亭进行协商，最后达成协议：李竹亭同意率部起义，参加人民抗日武装。将起义部队编入山纵二旅，保留李竹亭营级职务。第三天拂晓，艾光楼带领起义部队向我根据地进发。当路过大朱郭庄时，突然被国民党保安团刘文斋部缴械，艾光楼被扣押。顽固派对他进行多次审讯，并施行各种酷刑。李竹亭去看望他，他乘机叫李竹亭安排可靠的人，迅速去鲁东南特委报告情况。特委闻讯后，立即派人与刘文斋交涉。刘部被迫将人、枪发还。艾光楼继续带领起义部队，向我根据地进发。终于胜利地到达莒北，与我抗日部队会合。

1940年3月，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艾光楼任县府一科科长（后改为民政科）。当时，莒县环境十分复杂。所辖十个区，

有的设有日军据点；有的驻着顽军；有的土匪猖獗；有的被封建迷信组织“万仙会”所控制。政府工作阻力很大。尤其是民政工作，量大、面广，困难较多。这时，艾光楼肺结核病较重，身体很弱。但他不辞辛劳，带病坚持工作，经常走访烈、军属，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组织人力、物力支援部队；还积极进行禁烟（鸦片）、禁赌等工作，深受群众拥护。有时县长外出，他还要主持县府工作。

是年7月，“万仙会”的反动气焰嚣张，公然破坏我抗日政府的工作。鲁南特委决定与九支队集中七个连的兵力，对“万仙会”进行狠狠打击。莒县县政府决定由艾光楼负责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他把科内工作交待好后，打起背包，带病到八、九、十区带，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工四五千人，支援前线，保证部队的供应，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7月下旬，艾光楼亲自组织带领干部、民兵和群众千余人，协助九支队一部挖沟、破路、砍电线杆，破坏莒日公路90余里，使莒县、日照之间交通中断，完成了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任务。

1l月，为了加强边沿区的工作，莒县分为莒南、莒中两个县级行政单位。莒中称为行署，艾光楼任主任。下设夏庄、垛庄等十个区。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顽军李彦修、许树声等部及“万仙会”的反动武装，不断制造磨擦，并乘机向我莒中大举进攻，形势不断恶化。面临这种困难局面，艾光楼向行署提议，为便于保存地方武装，更加机动灵活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将原来的10个区划分为18个区。在对敌斗争中，艾光楼经常露宿野外，忍受饥寒，致使病情加重。当时医疗条件很差，药品奇缺，他治病主要是靠晒太阳和喝盐水，领导给他配了一匹马，并批准他吃小灶。但他很少乘马，小灶只吃一餐，另一餐让给其他病号。

1941年2月，“万仙会”的头目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口念咒语，率领信徒手持刀枪，冲击我莒中行署。艾光楼请示上级后，便到苗蒋村找我军四团团长王永禄商讨打击“万仙会”的方案，当即决定：四团攻打“万仙会”大本营，艾光楼带领武工队截击敌人退路。这次战斗，打死“万仙会”骨干分子18名，其余会众狼狈逃散。从此，“万仙会”被彻底摧垮。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

艾光楼在任行署主任期间，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莒中的士绅名流团结在政府周围，一致抗日。他们有的献枪，有的献物，对我政府支持很大。对破坏抗战的地方顽固势力，他则进行坚决斗争。当时，八区有一个王瑞亭，他女儿1940年参加了抗日工作。他把女儿骗回家，锁在屋里不准外出。后来女儿逃走，他又带人四处寻找。艾光楼为此批评了他。他不但不认错，反而怀恨在心。“皖南事变”后，他勾结顽固势力破坏抗日，并将本村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敌人。1941年2月底，艾光楼将此事报经县委、行署同意，将王瑞亭正法。这一案件的处理，对争取中间力量，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3月，因工作劳累，艾光楼病情恶化，一昼夜吐血达十数次之多，医治无效，于3月10日逝世。

3月12日，莒县、日照、临沂、赣榆四县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代表，在莒县汀水村举行了追悼大会。高度赞扬艾光楼为党为国勇敢斗争的高尚精神和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为了纪念艾光楼同志，将道口小学命名为“光楼小学”。

虎胆侠骨气贯长虹

——赞洪振海烈士

褚庆华张广太

曾使日寇闻风丧胆，创造了“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等传奇故事的著名抗日英雄洪振海，为中华民族献身已半个世纪了。但他率领飞虎队在枣庄和鲁南铁道沿线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动人事迹仍广为流传，“老洪”的名字在山区和华夏大地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他的革命业绩，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坎坷的少年时代

洪振海，1910年出生在滕县（今滕州市）羊庄镇大北塘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洪全瑞是技艺高明的木匠，生有五子七女，五子中，振海排行老五，故乳名为五行。当时，洪家人多地少，尽管每年春冬两闲之时，父亲带着能干活的儿子外出做工，但挣钱无几，温饱难求。为生活所迫，父母不得不把未成年的闺女，一个个打发出嫁，还有几个孩子分别送到亲友家收养。年仅3岁的洪振海也被送到枣庄她姐姐家里。

洪振海的姐夫葛茂林在枣庄中兴煤矿铁路专线当搬道工。

他是一个忠厚善良稍懂文字的直性汉子。振海7岁时便跟姐夫学字，刻苦好学深得姐夫喜爱。

那时，洪振海常到矿工工区和工人家里玩耍，结识了不少穷苦工人家的孩子，也熟悉了工人们的苦难生活。1925年，洪振海的父亲带着长子去安徽省淮南煤矿谋生，从此全家离散，各谋生路。

洪振海15岁时，为了生活，已学会了石匠、泥水匠、铁匠、木匠等活。他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有一次，他看到工头蛮横地用鞭子抽打一名工人，便愤怒地疾步冲向工头，三拳两脚把工头打翻在地。工头被打得晕头转向，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洪振海早已隐身而去。

投身抗日斗争

洪振海19岁那年，姐夫托人介绍他和王志胜一起到枣庄中兴煤炭公司，当了煤矿工人。“七·七”事变后，中兴煤矿停产，洪振海和其他矿工都失了业。无奈，他和王志胜又重操爬火车旧业，靠吃“两条线”①维生。这时，中共鲁南中心县委组织发动广大矿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洪振海在党员刘景松的教育帮助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枣庄。鲁南中心县委机关和众多的工人群众撤离枣庄。洪振海和王志胜也随逃难的矿工和中兴公司职业中学学生撤到峄县大北庄一带。19日，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成员郭致远、褚雅青等，在逃难的工人、学生中，组建大北庄抗日义勇连队。洪振海参加了这支队伍，并任四班副班长。5月，特委召集峄、滕、沛三县抗日武装会师，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大北庄武装编为第三大队三中队，洪振海仍任副班长，不久升为班长。8月，义勇总队进入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批准，抗日义勇总队改称临沂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洪振海升任三营十连一排排长。接着参加了阜阳除奸骨干训练班。学习结束后，于10月5日受上级派遣，与王志胜二人回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他们回到枣庄之后，在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王志胜家一间炭屋里，设立了情报站。为及时获取可靠情报，派王志胜打入了日本特务机关“正泰洋行”（俗称国际洋行）干搬运工。洪振海为隐蔽身份，仍像过去那样，同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混在一起，捡煤渣、拾煤块，有时组织穷弟兄爬车扒煤，卖得的钱作为抗日活动经费。获得敌人活动情报后，及时送往小屯，再转交义勇总队总部。根据枣庄情报站提供的情报，四团三营多次袭击枣庄一带的日伪据点。

1939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陆续开进鲁南，并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迎接主力部队的到来，煞一煞枣庄日军的嚣张气焰，洪振海决定夜袭洋行，干掉日本特务。一天深夜，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巧妙地摸进正泰洋行，打死日特大掌柜和二掌柜，打伤三掌柜，缴获长枪二支，短枪一支。

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抵达抱犊崮山区。人民义勇总队（时称直辖四团）奉命编入一一五师序列，改称苏鲁支队。一五师到鲁南后，鲁南的抗日局面很快打开，相继建立健全了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统一了地方武装，对枣庄、峄县等敌占城市也加强了地下工作。洪振海为了给山区我军筹集武器弹药，决定寻机搞些军火。10月的一天，王志胜送来情报，从枣庄车站开出的列车上装有武器。当晚，洪振海带领曹德清飞身跃上飞驰的军火列车，截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二支，子弹两箱。并亲自将这些枪支弹药交给苏鲁支队。受到支队首长的嘉奖。

老洪飞车搞机枪的行动，使枣庄日军惊恐万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从此，他被誉为“飞毛腿”。

枣庄情报站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39年11月，情报站已发展到11人。他们利用小陈庄距火车站近，搞日本掠夺的煤炭不用本钱的有利条件，在小陈庄开设了炭场子，洪振海被推举为炭场经理。他们以开炭场为掩护，利用人来人往生意兴隆的红火场面，一面收集传递情报，一面积极发展人员，为创建铁道游击队打下了基础。

组建抗日铁道队

1939年11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支持下，建立了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一一五师还抽调干部，组织工作团，深入峄滕农村，发动群众，协助地方开展抗日工作。12月，相继建立了峄县支队、运河支队、鲁南支队。1940年1月，苏鲁支队根据枣庄抗日情报站长洪振海的请求，正式批准建立了鲁南铁道队，委任洪振海为队长，派遣杜季伟到铁道队任政治委员。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打出后，为震慑枣庄之敌，洪振海于5月的一天深夜，率领32名队员，二次袭击洋行，打死敌特13人、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6支、表百余块。二打洋行不久，因一队员泄密，陈庄炭场暴露。洪振海率领队员撤离炭场。之后，便以八路军的名义公开活动在临（城）赵（墩）铁路线上。

1940年下半年，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军纠集了津浦和临枣沿线的日伪军约8000人，向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对铁路沿线地区进行封锁。因此，我鲁南军区的经费十分困难，枪支弹药匮乏。洪振海以大局为重，不但把炭场所余之款全部上交组织，而且积极设法牵制敌人，减轻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压力。他带领队员在铁道沿线频频出击。7月，他率领队员30多人，在王沟火车站西，截击了日军票车，打死押车日军10多人，缴获长枪12支、短枪8支、手炮1门、机枪1挺、伪钞8万多元。还向乘车的群众宣讲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并掩护他们安全疏散。之后，铁道队除留3支短枪外，将其余武器、钱钞均上交鲁南军区。

8月，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苏鲁支队决定，将活动在临城南北津浦铁路线上的两支铁道队和枣庄鲁南铁道队合编，成立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王志胜任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下辖四个中队。他们活动在临枣、津浦线上，袭击敌人的军车和车站，打击、歼灭小股日伪军，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10月以后，由于敌人“扫荡”频繁，中共峄县县委、县政府奉命暂时转移到抱犊崮山区活动，鲁南铁道大队也奉命进山，驻徐庄、辛召（现属滕州市）一带休整。在这期间，铁道队在鲁南军区首长的关怀下，加强思想、组织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了队员的军事、政治素质。

1941年初，为了重新打开运河地区的抗日局面，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决定，派教二旅五团副团长兼运河支队副支队长王根培于2月率五团三营、运河支队、峄山支队，护送峄县党政机关出山，开辟运南地区。同时，鲁南铁道队也遵照上级“打通津浦铁路和微山湖交通线”的指示，返回微山湖区。

洪振海率铁道大队，以微山湖为依托，积极活动，打击敌人，支援山区斗争。5月，洪振海等带领铁道大队在津浦路临城南姬庄段截获日本军车一列，缴获大批药品，运往山区。不久，他又带领铁道大队在齐村镇前川村四空桥附近将铁轨破坏，使日军一列车颠覆。

6月初，伪鲁南剿共自卫军阎成田团，在临城日军的配合下，侵占了微山岛。7月28日，鲁南铁道大队和运河支队等联合向盘踞在岛上为非作歹的伪军发起进攻，一举解放了微山岛，俘获伪军20余人，巩固了湖区根据地，保障了鲁南到延安交通线的通畅。

11月，为了牵制日伪军对鲁中、鲁南的“扫荡”，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号召沿铁道军民积极展开铁道战，袭扰和迟滞敌军行动。洪振海带领铁道大队在王沟附近制造了列车相撞事件。同时和峄县大队等，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多次将临城至沙沟段的铁路破坏，搞翻军列20余节。

在日伪军的大“扫荡”中，我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敌破坏，部队的冬装成了严重问题。鲁南军指示在微山湖区活动的各部队，想法解决部队冬装所需布匹。11月26日夜，由北京开往上海的票车尾部挂有两节闷罐车厢，内有布匹。洪振海获得情报后，带领铁道大队，在峄县大队、运河支队、微山湖大队的配合下，在沙沟至塘湖站间的张庄前，使车头与车厢脱钩，将两节闷罐车摘钩脱挂，截获于沙沟站与塘湖站之间。随后，在湖区群众的援助下，将布匹等物资运到湖边，装船转运山区。这次共截获布1200多件，18000匹，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药品、海货等，解决了鲁南、鲁中我军急需冬装的燃眉之急。

微山湖畔为国捐躯

铁道大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扬长避短，灵活机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惊恐不安。因此，敌人对铁道大队十分气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收买了一些民族败类，充当特务，四下探听铁道队的活动情况，并安排特务暗杀大队长洪振海。

1941年12月，洪振海带领铁道大队在微山北岸蒋集一带活动。一天，他率铁道大队一部夜宿黄埠村。这天深夜，临城日伪军1000多人，分两路将黄埠村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洪振海果断地指挥部队突围。他带部分队员，利用地形地物，向敌人射击。战斗中，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烈士的遗体，由铁道队和他的夫人李桂贞护送回乡，安葬于大北塘村西。1944年，中共鲁南独立支队委员会根据洪振海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洪振海参与创建的铁道大队，一直同日伪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赫赫战绩留青史，虎胆侠骨贯长虹”，洪振海的英名与铁道大队的光辉业绩将为世人永远怀念和敬仰。

（本文原载《抱犊壮歌》续集，编入本书时对文字略有改动）

记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程远超

王可鹏

程远超，山东省荣成市宁津乡留村人，1925年12月21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读过2年书。为生活所迫，13岁时经人介绍到青岛一家鞋厂做童工，受尽折磨。第二年不幸染上重病，工厂主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将他赶出鞋厂，草草打发他回了老家。1941年1月，程远超病愈后到昆仑山参加了八路军。他在部队先后担任过卫生员、通讯员、警卫员、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副教导员等职。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冲锋陷阵，整整拼杀了7个年头，先后荣获“特等战斗模范”、“海上英雄”和“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

1945年10月初，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十七旅张立业部占领崆峒岛，拦截过往船只，抢劫岛上人民的财产，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他们盼望我军出兵解放崆峒岛，消灭这股顽军。10月29日，我胶东军区警备四旅七团奉命参加渡海解放崆峒岛的战斗。程远超在4号指挥艇上担任警卫首长的任务。

1947年7月17日，南麻战役打响了。南麻守敌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主力以南麻城为中心，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城外山坡上密布坚固的梅花式子母堡群，每个子母堡外围设有鹿砦、木钉、铁丝网、封锁沟等防御设施，并埋有地雷，加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后，又遇上连降暴雨，沟满河平，坑道和掩体内部都灌满了水，给部队进攻增加了困难。20日拂晓，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大雨滂沱，部队全力攻城。时任副指导员的程远超，高声喊道：“同志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随后，他亲率一个排主攻敌人的子母堡群，实施爆破。敌人的子母堡变成了一个个废墟。只剩最后一个敌堡了，我军三次组织爆破都没有成功。敌人的机枪在疯狂地扫射，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火力网。我人员伤亡惨重，程远超身上也三处负伤，他仍坚持战斗，不下火线。眼看许多战友倒下，他心急如焚，我上！他一连向敌堡投去4枚手榴弹，趁着敌人机枪“哑”了的短暂时刻，抱起炸药包机敏地冲到敌堡跟前。他左手托着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急速把炸药包塞进敌堡的枪眼里，随即顺势滚出两米远。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他也被气浪推出两丈多远。最后一个敌堡被炸毁了，部队前进的道路打开了。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授予程远超“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光荣称号。

1948年11月6日，隆隆的炮声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程远超当时在华野九纵七十六团一营任副教导员。他所在的团参加了围剿黄伯韬兵团的战斗。他亲率三连战士顶风冒雪，日夜兼程，尾追逃敌至碾庄一线。一路上，他不失时机地加强战士们的思想教育工作，鼓舞士气。战士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程远超虽然在世间只度过23个春秋，但他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战场上，他多次负伤，轻伤坚持不下火线，重伤不愈就急着返回战场。当通讯员时，他经常穿过密集的火网，把首长的命令送到前沿；当警卫员时，他用自己的身躯保卫首长的安全；当干部后，他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哪里情况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用生命开辟胜利的道路

——记华东一级人民英雄于慎修

文登市民政局

于慎修，生前是胶东军区六师七团三营八连三排排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勇敢无畏，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10月20日，在攻打昌邑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东野战军追授他“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光荣称号，胶东军区追认他为“胶东军区战斗英雄”。

星夜投奔八路军

于慎修是山东省文登县（今文登市）大水泊镇西南台村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那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于慎修也是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饱尝人世间辛酸。9岁时上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困，13岁被迫退学，去给本村地主扛活。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稍不留神，鞭子便会抽打在身上。于慎修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举行广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扯起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一面旗帜。于慎修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极为振奋，他想，我们中华民族绝不能受小日本的欺负！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如果都站起来打日本鬼子，不信就打不败他们！他跃跃欲试，真想马上就去投奔“三军”。

日本鬼子在胶东实行“篦梳”式的纵横扫荡，所到之处残酷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于慎修的家乡也同样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人民群众的生活暗无天日，在死亡线上挣扎。日本鬼子的暴行使于慎修无比愤慨，他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反动派，人民就别想过安稳日子。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才是解放人民出水火的唯一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救中国。于是，1940年4月的一天夜里，于慎修坚定地告别了父母和妻女，怀着阶级仇、民族恨，连夜疾行几十里，投奔八路军“胶东老五营”，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青石岭下歼敌寇

穿上军装扛起枪的于慎修，很快适应了军营生活。他如鱼得水，每天苦练杀敌本领，不久就掌握了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军事技术。

1940年8月10日，五营接到东海司令部战斗命令：明日拂晓大水泊据点的日伪军要到瓦屋庄一带抢掠，要抓住战机，将其就地歼灭。五营接令后，当夜进驻小台村，准备第二天拂晓前在村东北聚龙山上伏击敌人。不料，狡猾的敌人提前行动了。营长分析，敌人既然是出来抢掠，必定有去有回，便果断命令部队迅速撤回小台村，等敌人窜回据点时，在青石岭下打伏击，全歼日军。果不出所料，上午8时许，敌人经此返回据点。首次参战的于慎修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打开了手榴弹盖，子弹上了膛，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只等指挥员下命令。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营长一声令下：“打！”顿时，手榴弹在敌群里开花，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进退无路。于慎修斗志高，打得猛，冲锋号响后，他一跃跳出掩体，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上前去同日伪军展开肉搏战。虽是初次参加战斗，于慎修毫不畏惧。一个鬼子兵哇哇叫着冲上来，于慎修眼疾手快，连刺三刀，鬼子当场毙命。这场战斗，全歼敌军13名，生俘伪军16名，缴获武器、弹药物资一宗。于慎修在战斗中，冲杀在前，机智勇敢，受到上级的表扬。胜利更进一步鼓舞了他抗日救国的信心，锤炼了他的钢铁意志。

行军途中帮战友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慎修调到解放军烟台警备六师七团八连任管理排长。他虽然当了干部，但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艰苦奋斗，团结友爱，想战士所想，急战士所急。战士鞋破了，他帮助修；衣服破了，他帮助补。战士病了，他跑前跑后，问寒问暖，千方百计弄点病号饭。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不分昼夜行军打仗，条件十分艰苦，一口病号饭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呀！身为管理排长的于慎修，不仅积极主动做好炊事班的后勤保障和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帮助弱小的战士背东西。宿营时，为使干部战士们休息好，增强战斗力，他除了安排好全连的食宿外，总忘不了烧水给同志们洗脚。战士们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高兴地说：“管理排长替我们想得太周到了，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于慎修并不满足于把后勤工作做好。他积极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每逢战斗一打响，他就急得摩拳擦掌，多次向领导要求回到连队去带兵打仗。在他的再三要求之下，领导把他调到三排担任排长。

昌邑城里献青春

1946年10月20日，于慎修所在连接到上级命令，担负攻打昌邑城的主攻任务。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傍晚时分，战斗打响了。我军战士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人人争先恐后，奋勇杀敌。于慎修率领三排战士冲锋在前。突然，一座喷射着毒焰的地堡挡住了我主攻部队前进的道路。战士们伤亡很大，连续上去两个班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整个部队被压在外围。敌堡不炸掉，部队上不去，就会影响总攻。在这关键时刻，于慎修说声：“我去！”抱起炸药包就向地堡冲去。敌人的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着，于慎修身中数弹。他顾不得包扎，就地一滚，前进了几米。快接近地堡了，于慎修身上几处都在流血。他忍着剧痛，咬紧牙关，拼命向前爬去。

终于爬到地堡跟前了，于慎修拼尽全身力气，将炸药包塞进敌堡，拉着了导火索，随即几个翻滚，只听“轰”的一声，敌人的地堡炸飞了半截。不料，在倒塌的地堡里，一个射孔仍在喷射着火舌。于慎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此时此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斗的胜利，人民的解放。他高喊一声：“同志们，向着胜利前进！”他吃力地爬起来，扑向火力点，用身体堵住了正在扫射的机枪口。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士们高喊着：“为于排长报仇！”像猛虎似地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很快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于慎修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和胜利的道路。

于慎修壮烈牺牲了。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舍生忘死的光辉形象，像青山耸立；他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胶东军区战斗英雄刘复生

栾宝爽

在胶东半岛，一位勇士为革命出生入死、多次立功的故事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扬，他就是胶东军区战斗英雄刘复生。

刘复生，原名刘福生，山东省招远县夏甸镇西河北村人。1921年8月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刘忠祥为人厚道，耕种三亩薄地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刘复生10岁到本村小学读书，后因家庭困难，被逼退学。17岁时，其父年老多病，不能从事劳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复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忙里忙外支撑着这个家。1939年秋，其父不忍未成年的独生子单撑家务，抱病往山里挑粪，因劳累过度死于田间，母亲因此而精神失常。沉重的打击使刘复生倍感生活的艰辛。他擦干眼泪，忍痛卖掉三亩薄地，殡葬了父亲。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过着吃糠咽菜的穷困日子。

夏甸镇地处招莱边境，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有党组织活动。1939年中共招远县第四区委会成立后，农村中各种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刘复生怀着对反动派的痛恨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加入了本村的青年抗日救国会和人民武装。他平常少言寡语，性格倔强，但工作起来积极能干，劲头十足。1940年7月，他响应区委的号召，参军到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三团二营五连当了一名战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胶东抗日军民进行“扫荡”。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张金铭部，也在日寇的诱降下，更加积极地推行其“积极反共”政策，配合日军不断地对我胶东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侵袭。我军忍无可忍，决定狠狠打击张金铭的嚣张气焰。8月10日，十三团兵分两路，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打平度县东部祝沟等顽军据点。二营从大泽山以东仲院、孙家一带插进，刘复生所在连队从下徐家村南面迅速压下，将张金铭一部围困在村中。负隅顽抗的顽军见我军攻势勇猛，怯战溃逃，惶惶如丧家之犬。刘复生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入村中，单枪匹马将敌人一个班堵在一小院落中。他一枪撂倒一个寻机逃窜的敌兵，大声命令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敌人被他的英雄气势所震慑，乖乖地将枪扔到地上，举手投降。这次战役刘复生自己俘虏敌人12名，并且是他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较大型的战斗，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1941年春，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加紧对全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进攻。当时国民党山东省长沈鸿烈发出“一地反共胜利，各地全面进攻”的叫嚣，并纠集了胶东十余支顽军，组成“抗八联军”，分路向我胶东各个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从而在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国民党鲁东行署第九专署专员兼四十四支队司令蔡晋康，疯狂杀害我军政人员，摧毁我抗日组织，无恶不作。我抗日军民恨之入骨。2月14日，八路军山纵五旅所属各团及地方武装按照预定计划，兵分三路从艾崮山下（蓬、黄、招、栖四县接合地区），以夜色作掩护，穿林过谷，衔枚疾进，直捣顽匪蔡晋康的驻地。十三团在突袭歼灭驻牙山西侧大杨家村的顽军一个营后，会同十四团向蔡匪的老巢刁崖后进击，并将狙击的敌人击溃。蔡晋康见势不好，丢掉军需辎重，率残部窜逃。我军不畏疲劳，分兵穷追，复将残敌包围于桃村。刘复生和战友们冲进村中，与敌人展开巷战，往返冲杀。突然间，一块弹片飞来，自刘复生的眼角打入头部，刘复生满脸是血昏倒在地上。担架人员误认为他已身亡，将他抬出阵地准备掩埋。这时他又苏醒过来，于是民工们将他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刘复生很快伤愈出院，只是脸部留下了很深的疤痕，面容有所改变。他毫不在意，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回到原部队，要求再上战场参战杀敌。部队首长对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深为感动，紧握他的手激动地说：“刘复生同志，你的行为就是革命理想化的素描，你是我军的好战士！我们同意你重回部队。我看，你为革命死而复生，你就把名字由‘福生’改为‘复生’吧！”刘复生欣然应允。为表彰刘复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部队授予刘复生“二等功臣”称号，在全营通令嘉奖并提升他为班长。

随着刘复生战斗历程的延伸，他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骁勇善战，深得战友们的钦佩与尊重。1944年2月，在河源西沟（今属莱西县）战斗中，他率领的班为突击班。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匍匐前进。在微弱的星光下，穿过铁丝网，越过火力封锁，连续摧毁了敌人的4个碉堡。刘复生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去攻克敌人的最后一个碉堡。他靠近敌堡拉响了导火索。一声巨响，似乎满天星斗也被震颤了，刘复生耳膜被震破，两耳失聪。战斗胜利结束了，他却又被送进了医院。为表彰他屡建战功的卓越表现，胶东军区授予他“胶东军区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刘复生身上多处负伤，加之两耳震聋，在医院一住就是8个来月。同年冬伤愈归队。营长对他说“复生同志，你已多年未回家了。现在你家乡已经解放，经研究批准你回家探望你的母亲，你赶快准备准备吧！”刘复生听后，思绪万千。他感激首长对自己的关怀，在他心中，也是恨不能一步迈到母亲面前。但是，自己因伤面容改观，母亲能接受得了吗？想来想去，最后下定决心：探亲报功，告慰亲人，说服动员，安定母心。

刘复生辞别部队首长，踏上返乡省亲的归途。一路上快步如飞，按捺不住即将与老母亲重逢的喜悦。走到家门口，推开虚掩的门，高声喊道：“妈妈，我来看你来啦！”一头扑向妈妈的怀中。他母亲多年来思念儿子，两眼昏花，忽然，听到儿子的喊声，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悲喜交集。她流着泪，抚摸着儿子的脸，喃喃地说：“孩子，你可想死娘了！”突然，她抚摸儿子脸颊的手顿住了，急声道：“你是登儿（刘复生乳名）吗？你的脸怎么啦？”刘复生赶紧扶母亲躺到炕上，倒了一杯水递给母亲，自己坐在炕边，缓缓向母亲讲述了自己负伤的经过。他最后说：“为了把可恶的日本侵略者赶出家门，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负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假期中，他殷勤照料母亲，使母亲尽享天伦之乐，更使母亲为有这样一个英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假期期满，虽是恋恋不舍，还是愉快地送儿子踏上了革命归途。

刘复生归队不久，1945年2月，为解放被伪军赵保原部长期统治的莱阳、海阳一带的人民，胶东军区集中了五个团、五个营的优势兵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讨伐赵保原的战役。在攻打赵匪老巢万第的战斗中，刘复生率领全班猛冲猛打，以一当十，所向披靡，俘虏敌人两个多连，威震敌胆。12日，我主力部队向万第发起总攻，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敌人全线崩溃，赵保原率残部窜逃，莱海70万人民得以解放。刘复生带领的班集体荣立战功，被誉为“猛虎班”。刘复生也被提升为副排长。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向我胶东解放区大举进攻，我胶东部队奋起自卫反击。6月，发起胶、高、即战役。刘复生参加了胶济铁路丈岭至塔耳堡一线狙击敌人的战斗。10多个日夜，刘复生英勇顽强战斗在第一线，困极了，就地迷糊会儿，立刻再起来，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在一次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他的左膀被一块弹片击中，他不顾疼痛，也不包扎，仍坚持射击敌人，汗水、血水流在一起。战斗结束后，衣服粘在伤口上，怎么也拽不下来，刘复生一咬牙，把衣服硬硬地一扯，衣服粘下一块皮肉，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排长见状，动员他说：“老刘你下去吧，这里由我负责！”刘复生却说：“你放心吧，我能坚持得住。狙击任务事关重大，我受点伤不算什么，不用管我。”排长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转身对战士们说：“我们大家都要向刘副排长学习，狠狠打击敌人！”

战斗快要胜利结束了。突然一发炮弹打来，正聚精会神向敌人射击的刘复生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刘复生身经百战，在战斗中，先后负伤20余处，一只胳膊、一条腿被打断，左肺被打穿，一只眼睛失明，满口牙齿脱落。但他仍然勇敢作战，舍生忘死地完成任务，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牺牲后，全师召开追悼大会，称誉他为“共产主义职业家”。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学习。

刘复生，他的英雄名字和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王连恩烈士小传

王连恩烈士，生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七师三八二团三营营长。1947年6月在四平战役中光荣牺牲，被追授为“战斗英雄”。王连恩于1938年2月走上抗日前线。在战火中，他从一个忠厚纯朴的农民成长为勇敢无畏的战士和出色的指挥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鲜血洒在了山东抗日战场和东北大地上。王连恩烈士的光辉业绩永垂人间。

王连恩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淄县（今淄博市临淄区）北羊乡訾家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因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便辍学务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告别妻子和孩子，于1938年2月参加了李人凤领导的临淄抗日第三大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连恩入伍后，身经百战，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1939年反顽战役胜利后，他被选派到山东纵队抗大学习。

1940年6月毕业，仍回三大队，任特务营九连副连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建立后，王连恩任三旅特务营三连连长。三旅改编为清河军区后，任直属团三营七连连长。在抗日战争中，王连恩与他的部队一起，在临淄、桓台、邹平、益都、寿光、广饶、博兴、滨县、利津一带，与日伪军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他参加1942—1943年间3次反扫荡斗争和粉碎敌人“蚕食”、拔除敌伪据点的多次战斗，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所指挥的三营七连，所向无敌，被当地人民群众称誉为“铁七连”。

1943年4月，日寇集中两万多人对我清河区进行大扫荡，在广饶县八区野鸡王村，将我三旅一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包围。王连恩奉命率三连向东南方向突围，杀出一条血路。随后又返回阵地，接应兄弟部队，掩护地方干部和群众一起突出了重围。

1943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日寇集结重兵对我清河区进行了21天的残酷扫荡。敌人的步兵、骑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根据地展开“拉网合围”。11月18日下午，敌人对辛镇、六户、沙营组成合围圈。上有五架飞机低空扫射，下有千余骑兵追击。王连恩所在三营利用抗日沟作掩护，与日军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冲锋，掩护清河军区司令部安全转移。在战斗中，王连恩率七连用步枪、轻机枪击落敌机三架，活捉日军中尉飞行员山田井马，受到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1944年8月，解放利津战役后，王连恩升任三营副营长。

1945年4月，讨伐日伪军第六方面军张景月部的第一战役打响了。王连恩率部攻克了寿光的王高敌伪据点。首战告捷，歼敌一个营，俘虏敌人300余名。7月，讨张第二战役开始，王连恩率部参加围攻田柳庄据点的战斗。田柳庄是张景月多年苦心经营的坚固堡垒，筑有两道围墙，戒备森严，易守难攻。王连恩带领217

战士，冒着弹雨，顺着梯子爬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巷战。在我强大攻势下，战斗很快胜利结束，守敌伪团长马成龙被我活捉。王连恩率领的七连在这次战斗中荣立集体一等功。日本宣布投降后，我渤海八路军乘胜前进，横扫残敌。王连恩率三营参加了收复临淄、桓台、邹平等县城的战斗。至1945年9月底，渤海区腹地全部解放。

在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王连恩多次负伤，他的鲜血一次又一次洒在渤海区的土地上，一条胳膊也落下了残疾，被部队评为二等残废。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山东军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先后开往东北。王连恩也随所在部队渤海七师奔赴东北战场。当时他任七师十九团三营营长。他们从商河出发，越过平津，在山海关进行了半个月的艰苦战斗，进入东北。刚入关时，他们没有棉衣，在东北严寒的天气里战斗，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不但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还要与土匪和日伪残余势力打仗。入关后，王连恩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七师三八二团三营营长。他率领部队驰骋东北，在连克黑龙江的肇源、肇州、肇东之后，又在1946年4月长春战斗中担任主攻。他带领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顺天河，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他一天一夜没有吃上饭，没有休息，仍然精神抖擞地在前线指挥战斗，受到团首长的传令嘉奖。

接着，王连恩又率三营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他们扼守在三道岭子阵地上，顽强地抗击着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失而复得，敌人寸步难行。战斗中，王连恩负了重伤，但他不下火线，仍在阵地上指挥全营奋勇战斗。5月中旬，我军撤出四平。王连恩随部队撤至松花江北岸双城堡休整。休整期间，王连恩部还奉命参加了青岗、兰亚剿灭土匪的战斗。

1946年冬，东北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连续向我军进犯。王连恩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他们冒着零下40℃的奇寒英勇战斗。1947年2月在九台县东北城子街战斗中，王连恩带领战士们截击逃窜的国民党新军38师8个团，仅用一个小时就歼灭300余名敌人，缴获山炮二门。第二天，他又一马当先带领部队向街里进攻，不幸腰部中弹负伤。战士们要抬他回阵地治疗，他坚决不允，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一直打到街心，将敌八十九团全部歼灭，俘获人枪500余。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我军掌握了东北战局的主动权，开始转入战略反攻。1947年5月，为歼灭分散守敌，收复广大失地，打通南北联系，我军展开夏季攻势，向敌发起全线进攻。为全歼拉（法）吉（林）线的敌人，王连恩奉命带着三个连赶到松花江畔的密什哈站，抢占渡口，控制了敌人的咽喉，使敌人无法逃回江（松花江）西。敌人垂死挣扎，集中兵力疯狂反扑。王连恩指挥部队经过9小时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7次冲锋，配合兄弟部队夺取了大拉子山，全歼了拉吉线之敌。

1947年6月，我军进行第三次四平攻坚战。王连恩率领的三营还是担任主攻。他们选择四平市西北角的花园作为突破口。敌人防卫十分严密，设置了鹿砦、铁丝网、雷区、护城河等层层障碍。王连恩灵活机动地指挥三营突破了敌人的道道防线，冲入市区，迅速拿下了四平花园。接着他们向纵深发展，直通市中心敌军部大楼。敌人负隅顽抗，连续发动反扑。在激战中，王连恩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胸部，壮烈牺牲，时年37岁。

王连恩牺牲后，部队追授他为战斗英雄，并将他率领的三营命名为“王连恩营”。

（王晓整理）

战斗英雄王营长

——悼王连恩同志

燕洗生

战斗英雄王连恩同志你！

忠实纯朴的农民，

富有民族观念。

日寇铁蹄一踏进山东

就不顾自己一切，

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战斗员、通讯员、饲养员、指导员，

你都干过，样样是模范。

你一贯积极埋头苦干，

从不叫苦，也不敷衍，

哪一个同志不称赞。

战斗特别勇敢，

每次战斗在最前面。

你一次一次的负伤毫不畏难，

不几天养好伤又回到前线

八年抗战你的功绩多得很，

将永传人间。

1943年冬季，

两万多敌人大扫荡，

步骑飞机在广北组成合围圈，

你英勇地打垮了骑兵和飞机，

胜利突围，

粉碎了敌人的合围拉网战。

1945年保卫麦收，

接受战斗任务陈家疃打援，

在上级正确指挥下，

你带七连一天四次反冲锋，

打得敌伪残余鬼哭兔窜，

更缴了机枪捉了活鬼子，

滨县城里敌伪吓得心战胆寒。

去年长春战，

你带七八连冲锋过顺天河，

像一把钢刀插到敌人的心间。

反动派一天反冲锋，

都被你打垮溃散

一天一夜没有吃饭，

晚上仍然跑到最前面，

团首长传令嘉奖，

但你毫不自满。

去年坚守四平自卫战，

奉命向敌人出击，

激战一夜，

终于把敌人夺占。

骄傲的新一军在你们面前，

由进攻变成防御战。

今年三月城子街，

你带领部队，

把逃窜的敌人截击，

小时就歼灭了炮兵连。

第二天向街里攻你在前面，

腰部负伤了不下火线。

指挥部队打到街心，

将八十九团全部歼灭完。

夏季攻势开始，

拉吉线的敌人抱头向吉林窜。

你奉命带三个连扑到松花江畔——密什哈站，

控制了敌人的咽喉——渡船口，

使敌人不能过江。

为了挽救死命，敌人反冲锋了，

你组织五个排，

一次一次的击溃了

战斗九小时打垮了，

七次反冲锋。

配合兄弟部队夺取大拉子山，

吉林的敌惊慌乱用炮轰，

敌人数倍于我，

但还捉俘虏十二名。

四平攻坚战，

你更英勇顽强，

在火网中去看地形，

很愉快地接受打花园任务，

指挥部队机动完成。

又打大楼了。

你还是详查地形，狠狠的子弹打在你身上了，

你还说任务要坚决完成！

带的第三营是如何坚强执行命令，

五十天的行军没有掉队逃亡的，

说战斗谁都要求主攻。

你热爱战士像子女，

哪一个战士对你不尊敬。

你对上级一贯的服从，

什么任务交给你回答（行行行），

执行指示最坚决，

养成部队的优良作风。

你最艰苦，

从不计较吃喝穿，

虽然二等残废，

也毫不抱怠工。

你是党报模范通讯员，

程子街负伤也没忘写稿。

写的快板打油诗，

哪个战士也乐意听。

你曾写过三三制管理教育小快板，

在部队中起了大作用。

经过日日夜夜的斗争锻炼，

意志更坚决勇敢，

战斗富有经验。

团结服从是你的优良作风，

解放劳苦群众，

是你最终志愿。

你是优良的共产党员，

中华民族的好汉；

你是我们部队的骨干，

大家前进的标杆。

反动派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为人民流尽了血。

你安息吧！不要挂念！

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你安眠于黄泉吧！

我们继承你遗事猛干。

大家一致公选你为战斗英雄，

三营改成你的军名——王连恩营，

常留革命阵营中。

大家都在休整，为你复仇，

磨枪擦刀准备再干，

不歼灭蒋军不停战，

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定要实现！

（原载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六纵第十七师政治部编《英模功臣集》第2期）

坚强的开拓者

——张廷焕烈士传略

王秋成

张廷焕，字文蔚，曾用名张学纯，1903年生于山东清平县西乡马张村（今属临清市东乡）。祖上几代躬耕务农，无一读书人，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但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其上学。张廷焕9岁时，幸有本村学人张金圻开办义学，人无分贫贱，也不论缴与不缴学杂费，都可前往就读，他才有了上学的机会。

张廷焕非常珍惜这可贵的学习机会，常以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事例为训。在学校，他从不贪玩，学习十分用功；回家后，也是闭门苦读。由于它聪明过人，再加上刻苦努力，几年来，他对所学《诗》、《书》、《国语》等经史子集都能倒背如流，默写出来。他还善于作文，小品文尤为出色，因而深得先生器重。张金圻老师一再赞叹：“学生超过了先生！”邻里乡亲也都夸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童。

几年之后，因家里需要劳动人手，张廷焕被迫辍学，帮助父母农耕。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田间地头成了他新的课堂。劳作时，口里常常念念有词，习诵先前读过的诗文；休息时，坐下就在地上又写又划。后来，距马张村十里的麻佛寺高小建立，他到那里当了工友。他经常赶完工作后呆立在教室外，专心致志地看老师书写，听老师讲课，默默地记在心中，回去再反复演练，学到了不少知识。有时室内的学生还没有学会，他却在旁听会了。麻佛寺有个叫张大魁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深为张廷焕这个天资聪颖而不得读书的苦孩子所惋惜，慨然答应出资供他上学。张廷焕这时已16岁，且有了妻室儿女。当时，张大魁的外甥、双井村的周邦伦、周邦俊兄弟也在麻佛寺高小上学，家庭比较富有。他们仰慕张廷焕的才气和为人，在经济上多次给予帮助，三人遂结为挚友。另外，张廷焕的表弟兼同学、夏津县曹庄的曹泗正，也不时周济他，使他得以读完高小。

张廷焕少有大志，关心国事。在麻佛寺上高小的几年，正处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波及清平，城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大声疾呼，以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张廷焕还主动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时，村里不少贫苦出身的中青年人要求学点儿文化。张廷焕联合数名同学，征得校方同意，点起几盏油灯，在村里开办了夜校。他白天在麻佛寺高小当学生，晚上回村当“先生”。每天晚上都有三四十名中青年农民汇集到他那里，听他讲课，补习文化，一学就到深夜。乡亲们都说他为本村办了件大好事！

那时，中国北方仍然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而在南方，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大革命的风潮在聊城三师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校长孙东阁是老同盟会员，正派开明，倾向革命；进步教师王贵笙等人，不时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政治书籍以及进步作家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在三师也唾手可得。张廷焕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刊和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并受其影响，开始向往革命。1926年，张廷焕赴济南开会，结识了在济南省立一师求学的夏津籍共产党员李思孝，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由李思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回聊城负责三师的建党工作。

1927年新学期开始，同学们陆续返校。张廷焕通过学友或亲属关系，把那些关心政治、热心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很快争取了30多人成为党团骨干分子。同年春，三师学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以张廷焕等人为首的党团骨干分子，因与济南中共党组织有联系，称为济南派；原国民党“训训部”，组织所谓“鲁西联席会”，形成另一派。

“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激化，三师也不例外。张廷焕等人多次召开党团联席报告会，组织校友演讲会，历数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罪恶。他们还同三师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公开辩论。张廷焕他们正义在胸、慷慨陈词，常使对方处于无言以对的尴尬境地。4月28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在北京残忍地杀害了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消息传到聊城，张廷焕立即组织三师进步学生召开追悼大会，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悲愤激昂，声情并茂，深深打动了每一个在场者的心。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张廷焕主持召开了聊城三师党组织正式成立大会。鉴于当时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校长孙东阁对他们的活动亦不干涉。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秘密将三师30余名党团骨干分子集合起来。他们先是向李大钊致哀。张廷焕接着讲话。然后全体压低声音，齐唱《国际歌》。张廷焕最后分发油印的《成立宣言》，每人一份，阅后负责发出去。《宣言》号召人们认清形势，追求真理坚持斗争。

1927年7月，蒋汪合流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全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但在三师，党团组织的发展却进入高峰时期。8月，“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王寅生等人奉党组织的指示，从南方陆续回到鲁西聊城一带，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把三师作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重要阵地这对于三师党组织活动的开展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张廷焕等人更加积极地开展斗争，采取各种方式壮大党团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三师党团员迅速发展到50余人。1927年春开学后，张廷焕、李成连在三师建立了东昌支部，张廷焕为负责人。

1928年1月，鲁西县委领导的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奉系军阀张宗昌及其在聊城的代理人陆春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张廷焕被迫离开聊城省立三师，赴河北保定文学院深造，并继续探求革命真理，开展革命斗争。时隔不久，张廷焕辗转来到济南，与山东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卖瓜子、纸烟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冬至翌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等人相继叛变，并带领“捕共队”像疯狗一样四处打探共产党的踪迹。由于他们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一天，张廷焕等人正在省委机关的楼上聚会，不料走漏消息，“捕共队”赶来，张廷焕等人当场被捕。

张廷焕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原载《鲁西英烈》（二），编入本书时有删改）

殉难何壮烈丹心照汗青

——记王雪静烈士

安琪李子瑞徐振田

王雪静，又名王清和，山西孝义县贺岭村人。1937年11月在本村参加八路军地方游击队，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于抗大四期毕业，先后任五师宣传队分队长、队长、团教导队指导员、营团组织干事、青年股长等职。1942年转到地方工作，曾任齐滨县韩集区抗联主任、曹南县抗联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曹县联合会主任、曹县县委会民运部长。1948年春任曹县县长。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挺身受使命

1948年春，王雪静在河北参加整党结束后，被任命为曹县县长。

一天，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要他重返曹县，发动群众，坚持斗争，配合解放军，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王雪静毅然受命，他坚定地表示：绝不辜负党的重托！

当时，敌人气焰还很嚣张，先后调集了五师、七十五师、五十五师、骑兵四旅等13个旅的重兵进占鲁西南地区，并纠合曹县的国民党地方顽杂部队，对我解放区轮番“清剿”。一份份《战情通报》传送到王雪静面前。曹县人民在遭难！他再也按捺不住激愤的心情，恨不得一步踏上曹县大地。

临行前，他对爱人王延芳说：“我们不能被敌人的一时猖獗所吓倒，要认清形势。一个地区的环境恶化是暂时的。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坚持斗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偎坐在爱人身旁继续说：“这次我返回曹县，斗争环境险恶，如不幸牺牲，你切莫过度悲伤，要保重，要坚强，继续坚持斗争，抚养好孩子，继承我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对妻子的临别赠言，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杀鸡猴子惊

1948年2月，初曹县到黄河北参加整党的干部，组成了一支武装工作队，在王雪静的带领下，日夜兼程，向国民党重兵盘踞的曹县行进。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村子被敌人洗劫一空，尸体横野无人掩埋，老人和孩子嚎天呼地，喊着被害亲人的名字……这悲惨景象，使王雪静和同志们触目惊心，怒火中烧。

他们行到郓城西时，十区区委书记王炎臣对王雪静说：“王县长，您三岁的女儿小平原在距此只有二三里路的刘孟庄，你顺便去看看吧。”

“别说了，别说了！”王雪静摆摆手，深情地向刘孟庄望了眼，便扭头大步向前走去。

一路上，王雪静和同志们越过敌人重重封锁，插入曹县西北魏湾一带。

早春二月，夜晚寒气袭人。曹县四、五、十区的干部和民兵秘密地到汶上集东小李庄一个土坑里集合，王雪静背靠坑边上的大柳树，传达了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地区，争取胜利”的重要指示。号召每个党员、干部在险恶的形势下，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王雪静又强调说：“插入敌占区前，共产党员都要把党费交上；各区委书记要把组织关系向后方的同志交待清楚；到敌占区的同志尽量换好枪，带足子弹，随时准备豁出自己这百十斤！”

会议结束后，王雪静率领一个区队，绕过敌人据点，星夜向冉堌集方向的周庄行进。

队伍行至苗楼村南，一名侦察员匆忙跑回来向王雪静报告：“王县长，前面发现敌情！七个匪徒在苗楼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离这儿不远了。”

王雪静拔出插在腰间的手枪，命令大家：“迅速隐蔽，一定要活捉这几个匪徒！”

不大会儿，就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几个黑影幽灵般走了过来。等这几个家伙走至近前，王雪静一声令下，同志们跃出路沟，扑向敌人。匪徒们惊魂未定，一支支黑乎乎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的胸口。这些专门糟蹋百姓的“本地坏”，被吓得浑身筛糠，乖乖地举枪投降。

在李庄的一间屋子里，王雪静和司法科长连夜审讯这些匪徒，处决了其中五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并写了布告，张贴在路口的大树上和周围的村镇里。还给叛徒鲁西海写了一封警告信，信中指出，鲁西海投敌叛变，破坏革命，敲诈百姓，奸污妇女，作恶多端，如继续为非作歹，必受严惩。

信写好后，命令被释放的两个匪兵，当夜将信送至双铺集，面交鲁西海。鲁西海看了警告信，吓得直打哆嗦……

杀掉五个匪徒，使地方上的反动分子惊魂丧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猖狂了。

化险巧制敌

“共产党又回来了！”“王雪静又回来了！”这消息像一股春风，给灾难深重的曹县大地重新带来了生机。

一个雨后的夜晚，万籁俱寂。在周庄东头的一间草房里，王雪静和几个区委书记正在研究扩挖和利用地道坚持斗争的事情。

突然，侦察员进屋报告：“明天曹县城的敌人要来周庄抢粮。”王雪静略加思索后风趣地说：“敌人要‘光临’了，明天民兵和区队埋伏在周庄西南的土围子里，哈哈，那就‘欢迎’他们的到来吧！”

第二天拂晓，区队和民兵已埋伏好，直到日挂中天，正东方向发现一股敌人。接着在西南方向也发现一大股敌人向周庄急进。两个方向同时发现敌情，实出意料之外，我区队和民兵处于被敌夹击的危险境地。这时，不少同志沉不住气了，要求分兵迎战。

“同志们，不能硬打硬拼，敌人比我们多几倍，只可智斗！”王雪静沉着地说。他看了看两股敌人，果断地命令：“区队抽选六名同志在原地开枪诱敌，待两股敌人靠近后，迅速撤到菜园李庄的地道里集合。其他同志立即撤离。”

王雪静带领同志们转移后，留下的六名队员向两股敌人分别开枪。

六名队员胜利地完成了诱敌任务，迅速撤到菜园李庄的地道里和大家汇合在一起。这时两股敌人还在自相拼杀。一位老队员用敬佩的目光望着王雪静真诚地说：“王县长真是智谋高，指挥妙，两股敌人没动着我们一根亳毛，反叫他们自己来了个狗咬狗。”

机警破奸谋

1948年3月的一天夜里，王雪静和十区区委书记王炎臣带领通信员，到十区找一位姓张的联合村长，他是我们的情报员。由他带领，找到寨上村的农会长，王雪静向农会长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要他准备小米、白面各40斤，于第二天晚上送到沙河北坟地的大柳树下。这个农会长答应下来后，还主动提出以手电三明三灭为交接暗号。

第二天天已黑了，王炎臣还不见王雪静派人去取米、面。他找到王雪静便问：“王县长，昨晚已约定好了今晚去取米、面，怎么还不派人去拿？”

“虽是约定好了的，但今晚却不能派人去拿。”

“那是为什么？”

“以防吃亏上当！”

王炎臣一时不解其意。王雪静解释道：“炎臣同志，你对寨上村这个农会长还不够了解，以往每次向他交待任务，他总是强调条件，得推且推，或受而不办；这次要他准备米面，竟爽快答应下来，并主动提出交接暗号，我琢磨着情况异常，不得不防啊！”

王炎臣这才明白过来，暗暗佩服王雪静心细机警。

到了午夜时分，王雪静和王炎臣正在灯下研究工作，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接着听到叫门声：“王县长，快开门……”

王雪静听出是张村长的声音，急忙拉开房门。张村长进到屋内神情紧张地说：“王县长，好险哪！”今天夜里在沙河北的坟地里埋伏着30多个敌人，还架着两挺机枪，可把我吓坏了！我赶快来报告

“你是怎么知道的？”王炎臣急不可待地问。

张村长擦了一把汗，接着说：“天快黑时，我多次找农会长，想催他把米、面备齐，可总找不到他。待天黑后，我溜出村，趴到离交接地点不远的一条沟里，瞅见了敌人埋伏的情况。”

听了报告，王雪静站起身，神态自若地说：“环境越是险恶，情况越是复杂，我们越应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几天后，那个投敌变节的农会长被处决了。

烈火炼真金

1948年4月初，王雪静和同志们昼伏夜出，在冉堌集东南小周庄坚持斗争，突然他接到情报，说小周庄地道已经暴露，敌人很快要来“清剿”。王雪静立即召集区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撤离小周庄，迅速转移到潘刘庄。潘刘庄群众基础好，有利于继续开展地道斗争。

他们转移到潘刘庄后，立即发动群众扩挖地道。王雪静和同志们一起挖土抬筐，双手磨起了血泡，肩膀也压肿了。

地道挖好了，王雪静带领区队和民兵，有利则打，不利则藏，机动灵活地进行斗争。

敌人为了破坏地道斗争，增派侦探，并出重金收买叛徒，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地道的情况。

4月20日拂晓，在叛徒带领下，曹县保安旅胡安春、鲁洛增部600余人向潘刘扑来。

当岗哨发现敌人向王雪静报告时，敌人已将潘刘庄包围了。

这时天已大亮，要组织突围已不可能。王雪静命令：“紧急集合，快进地道！”王炎臣立即把同志们集合起来，由他带领迅速进入地道。王雪静最后跳下地道，并急忙将地道口伪装好。王雪静把同志们分成两部，由他和王炎臣分别带领向东西两个方向转移。

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已知潘刘庄主要地道口的位置。敌人进村后又把群众集中起来，强逼群众从主要地道口开始，分段刨挖地道。将地道挖开后，敌人又将杆草、破棉絮等点燃，扔进地道，浓烟顺着地道滚滚而进，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被烟呛得昏倒了。

在这危急关头，为使同志们尽快脱险，王雪静带领通信员，钻出地道，闪进一家园内，侦察脱险路线，不料，被敌人发现。王雪静和通信员迅速退回屋内。敌人一边开枪，一边咋呼着要放火烧房子。王雪静举枪射击，将几个敌人打倒，两人乘机从屋内跃出，几步蹿至院外，从另一地道口钻进地道。

地道被一段段挖透了，情况更加危急。

“王雪静，你们跑不掉了，赶快出来投降吧！”“再不出来，就把你呛死在下面！”敌人对着地道口疯狂地喊叫着。

王雪静站在被挖透了的地道口一侧，透过烟雾注视敌人的行动，见几个敌兵逼着老百姓在前头往地道里钻，他举起手枪，把前面的两个敌兵打倒。老百姓听到枪声，掉头纷纷外逃，立时造成一阵混乱。此时，王雪静高喊：“同志们，快冲出去，快冲！”闻声，同志们从地道里冲了出来

敌人立即围了上来。王雪静一边指挥，一边向敌人射击。他的脚被子弹打穿了，同志们要搀扶他，被他厉声拒绝。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倒了一个敌人。同志们的子弹也打光了。王雪静将手一挥，和同志们冲入敌群，用枪砸，用手掐……在激烈拼搏中，王雪静等30多人不幸落入敌手。

肝胆照春秋

王雪静被押往敌八十四师师部驻地——九女集。在路上，他脚上的伤口仍在流血。敌人要他坐车子，他不坐，为他包伤，他也拒绝，并斥骂敌人镇压革命，摧残百姓的滔天罪行。敌人心虚胆怯，就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

在九女集，敌人对王雪静严刑逼供，但什么也没有得到。第二天就把他押至曹县城，交给国民党新五军军法处。军法处刀枪林立，戒备森严。王雪静忍着伤痛，从容地走进敌法庭。

长桌后面坐着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他奸笑一声，故意问道：“你就是王县长吗？”

王雪静坐在凳子上，冷冷一笑作为回答

“王县长，请不要紧张，咱们好好谈一谈！”

“我用不着紧张，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王雪静，你是囚犯，我们随时都可以杀掉你！”这个尖嘴猴腮的家伙被王雪静的轻蔑激怒了，摆出了他那法官的架势。

王雪静昂然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铲除你们这些害人虫，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敌法官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改变腔调说：“我军法处早有所闻，你王雪静是条硬汉子，只要你与我方合作，定会官运亨通……”

敌法官见王雪静软硬不吃，气得暴跳如雷，喝令匪兵将王雪静拖出去动用大刑……

半夜时光，几个匪兵将昏迷的王雪静推进了囚室。同室难友一下子围上去，轻声唤着：“王县长！王县长！”为他擦血包伤。过了一会，王雪静慢慢醒来，他看到难友们含泪围在他的身边，便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用低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伤心，黑暗即将过去，光照就在前头！要团结，要经得起考验，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4月27日晨，狱警把王雪静和十几名同志带出牢房。王雪静意识到已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扭回头，向涌至牢门边的难友说：“今天是个纪念日，我相信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曹县城内，东西大街两旁，敌哨林立，刀光剑影。王雪静他们昂首挺胸，边走边喊：“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完蛋了！乡亲们，挺起腰杆来和敌人斗争到底！……”

行至东关刑场，敌人喝令王雪静跪下，王雪静厉声说道：“共产党员只能站着死。”

接着，响起了悲壮的口号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口号声中，枪声响了。

王雪静和同志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注：鲁西海，曹县鲁楼村人，原任十区政府财务会计，1948年投敌，当了国民党地方顽军小队长，1949年潜藏后，纠集鲁楼匪徒谋乱，被我县大队当场击毙。

出生入死为光明

——忆战友李文同烈士

朱九武

童年难忘，旧事难忘。每当我回首往事，我儿时的伙伴，曾与我患难与共的战友李文同烈士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李文同，又名李国军，1918年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杨官屯乡杜庄。我的童年是在杜庄外祖母家度过的。外祖母家与文同家是街坊。我和文同从小在一起长大，文同长我3岁。他家在杜庄是个四世同堂、有30多口人的大家族，男耕女织，有地300多亩，大牲口四五头。人称他们家成年男子“个个黑”，形象地道出了他们家都参加耕作的劳动本色。据说他家几代都没有读书人，死啃黄土致富，有地数百亩，仍不请长工，在当时实属少见，所以乡邻们称其家为“肉头庄稼主”（土老财之意）。我们小的时候，正是提倡堂邑武训闹义学的热闹时期，李文同家为了改变门风，才把他送进学堂读书。他聪明颖慧，读书勤奋，抗战前已读至初中。那时，在封建闭塞，读书人如凤毛麟角的北方乡村，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教导队是军政速成班，主要是军政两门课程。军事，除军人具备的制式教练外，主要是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战术，主要是讲游击战和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本领。在教导队里，我和文同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们同时受训，但在理论学习上，我得到文同的不少帮助，在我的心目中，他有着“老师”的形象。

文同身高足有一米八，身材魁梧，声如洪钟，站似铁塔，行如疾风，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打起仗来是个“大拼”，但生活中却

一点也不鲁莽，很细心，平易近人，说话慢条斯理，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尤其是在帮助同志学习文化上，既认真又耐心。他还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文化知识是学好政治、军事的基础，要为党多作贡献，没有文化不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话。

我们在教导队学习了4个月就毕业分配了。文同回特务连当了班长，我到支队给首长当警卫员。1939年4月，他调到津浦支队一营二连一排当排长。我也到这个营部当通讯班长。当兵一年，我们都身经数十战，艰苦的战斗考验，使我们都成长为真正的战上。尤其是文同，已经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初级指挥员了。4月22日黄昏，津浦支队一营在筑先纵队副司令朱德崇的率领下，由堂邑出发，开赴禹城、高唐执行任务。经过一夜急行军，23日拂晓到达禹城八区常庄、赵庄。部队还没站稳脚，一连长便向龙营长报告：东、北两面烟尘滚滚，并已看到大批难民向南奔逃，可能有敌人出动。接着听到了远处的枪声。宋副司令闻讯后，迅速带上营长跑步登上赵庄寨墙观望，发现日寇举着膏药旗向我驻地开来，同时，西、南两面也发现敌情。常庄、赵庄四面受敌，转移已来不及了，朱副司令和营长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组织抵抗，并命令曹营长去常庄指挥二、三连作战。常庄、赵庄之间有一座小庙，由李文同带一排固守，以确保常、赵两庄之间的交通和联络。

阳谷反顽作战不久，文同调禹城三大队王克寇部任中队长。我也调回故乡高唐六区任区中队长兼除奸组长。1940年春，风云突变，在日伪顽攻击下，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部丧失，主力部队撤出该地区执行保卫太行山根据地的任务，党组织转入地下，运河以东大片土地成为日伪顽控制区。斗争极其艰苦，我和文同之间几乎没有音信了。

后来我和文同在反“扫荡”的战场上见了一次面。那是在禹城八区，我还在他那里住了一晚。那一夜，我和文同抵足而卧，但都没有睡意，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共同回忆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对难忘的童年时代尤为怀念。我们谈到时局，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说到兴至时，文同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战斗吧，九武！今天我们选择了抗日杀敌救国这条路，就是血战疆场，马革裹尸，才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和乡邻父老！”不期言中，文同后来真的为国捐躯了。更不曾想到，我们这次彻夜长谈，竟成永别。记得第二天分手时，文同大而有力的手，紧握着我的手，火辣辣的。每当我回想起这个时刻，似乎都隐隐感觉到他的力量。

这次分手后我和文同终于未能再得一晤。后来，听说他随地方部队升编到野战军，以后又得知日本投降后他到陈赛领导的四纵工作，曾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而后南下，升任某部副团长。1950年初，我调到重庆西南军区工作。我的长兄来重庆探望我时，带来了文同已于四川桐子岭剿匪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初闻噩耗，悲痛至极，我竟不愿接受这一事实，完全陷入了对文同烈士的深深思念之中。

文同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才32岁。在祖国危难、日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时，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战，随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文同同志，安息吧！战友怀念你，人民怀念你！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战车烈士事迹

栖霞县民政局

战车原名张贻武，1915年诞生于栖霞县观里镇东南庄一农民家庭里。7岁在本村上私塾，13岁去离家不远的柞岚头上完小，1930年考入烟台志孚中学，初中毕业后去北京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学校无限期停课，学生们纷纷回乡。战车也于1937年8月返回故里。回村后在栖霞县共产党人的影响带动下，积极参与秘密革命活动，并曾在寺口镇口村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战车在一科工作。不久，随中共栖东县委赴栖东新区开展工作，并参与筹建栖东行署。1941年栖东行署成立，战车被委任为一科科长。1945年1月任副县长，1946年冬代理栖东县长，1947年7月，因积劳成疾，肝病严重，医治无效，病故于胶东医院，终年32岁。

反“扫荡”、反内战的坚强战士

1941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胶东组织

反击投降派战役。我胶东八路军于3月15日一举歼灭盘踞栖霞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蔡晋康部，牙山地区宣告解放，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栖东行署。战车任一科（民政科前身）科长。抗战期间，抗日民主政府的民政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参军、参政、支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配合主力和地方部队打击日寇、汉奸，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2年，抗战进入艰苦阶段。敌人“扫荡”频繁，政府机关干部行动军事化，住址不定，天天与敌人周旋，既要参加式装斗争，又要做好行政工作。为了打击敌人，配合反“扫荡”斗争，战车经常奉命率领民兵小分队破坏公路，埋设地雷，伏击小股敌人。有次，战车率领民兵小分队连夜把公路分割成一条条很深的沟壑，又和大家一起从南山担着割来的棘子，放在沟壑里，上面培上一层土。这时天已黎明，小分队随即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当敌人出来“扫荡”时，踩在棘子上，真鬼子哇哇乱叫，二鬼子骂爹骂娘，战车即指挥民兵拉响地雷导火索。顿时，地雷爆炸声、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人丢盔卸甲，仓皇逃回据点，一连几天不敢出来。

1945年1月，栖东县参议会选举战车为副县长。抗战时期的县政府工作以支前为中心，一切为了支前，一切服从战争。

1945年底，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妄图进犯解放区的阴谋，我栖东县政府通知全县备战。战车在县、区干部大会上发出号召，集中全县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要求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仅1946年初的10天内，全县就有964人参军。战县长为了更好地发动参军工作，又签发指示，给“一门双英”和“一门三英”的军属送光荣匾。1946年3月，战车又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号召全县人民立即投入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的自卫战争，全力支前，备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求各区把人力、物力组织好，随时准备接受任务。

1946年秋天，栖东子弟兵团的一个排36人执行军事化任务中被国民党土匪队惨杀。栖东全县人民闻讯后莫不义愤填膺。县政府于唐家泊镇麻地村召开有5000余人参加的声讨反动派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战车代表政府致悼词，并作了长篇讲话，痛斥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赞扬烈士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高贵品质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号召全县军民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誓死捍卫解放区。各界代表、遇难家属作了发言。口号声、痛哭声淹没会场，追悼烈士大会变成了声讨反动派的誓师大会。会后，全县又掀起了生产、参军高潮。

1946年底，县长王君益奉调北海专署，上级任命战车代理县长。

在反动派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战县长深知最好的备战是狠抓土地改革，让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还要抓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在人民民主政府领导下，栖东全县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改、参军运动。过去世世代代受苦受难受压迫的农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投入到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根据上级指示，战县长把支援部队的粮食全集中在各交通要道，以便随时起运。1947年初，战县长再一次签发支前补充指示，要各区把民工、牲口组织好，村一级为小队，学区为中队，各区设大队，并要立即训练演习一次，切实提高民工的战备观念和组织观念。每次子弟兵团和民工出发和凯旋，战县长必作动员和欢迎报告，动员他们要做宣传好、完成任务好的模范，并对模范、英雄人物给予奖励。

对烈、军属怀有特殊的感情

抗战时期，优抚工作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战车做为民政科长，深知这一工作的分量。

栖东县是1941年的老解放区，广大翻身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军、参政、参加民兵、支援前线，为夺取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大牺牲。全县的烈军属和伤残军人数量都不少。优抚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拥军优属，战车从普查优抚对象入手，按照政策，狠抓群众优待。在群众优待方面，主要是抓了为抗属（对军属、工属、残废军人的总称）的代耕工作。抗战时期的抗属多系贫苦农民，他们数量很少的耕地也无人耕种，所以要发动群众为抗属代耕。战车通过多种会议来宣传代耕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以县政府名义通知全县各区，将抗属不能自耕的土地，合理分配给18—55岁的男劳动力来耕种管理和收获。很快使抗属代耕土地的工作在全县开展起来。

1946年春，战车虽忙于领导全县工作，还责成有关人员再次深入基层对代耕工作进行检查，发现有的村子代耕流于形式，耕作粗放。抗属实际收入粮食不多。还有的抗属的打炕、推磨、积肥等零活没有人干。战车又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代耕、做零活合同制”。这是代耕工作的一次改革，把代耕的要求和做零活的数量写在合同上，层层签字，以示负责，秋后实行总结，有奖有罚。使全县的代耕工作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年秋，战车亲自指示各区政府和优救委员，要代贫苦抗属付还灾荒年间所借的粮食。

战车对烈、军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严冬来临，他下乡到村，必去烈、军属家探望，问寒问暖，看有什么问题，即责成有关人员立即解决。每逢新年、春节，都到政府机关驻地抗属家里拜年，把党对抗属的关怀送到他们心里。

战车做为民政科长，工作量已经很重，根据领导的决定，还兼做人事工作。1941年，牙山地区刚解放，栖东行署刚成立，建立健全机构，人事调配至关重要。战车默默地埋头苦干，夜以继日的工作，从干部登记、个别谈话、小型训练班，到考核审查干部，都要去抓。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县区两级政权机构很快建立起来，干部基本配齐。县抗日民主政府各科、局正式对外办公，人民政府的职能很快发挥出来。

栖东县优抚工作作得很有成绩，广大烈、军属尤为满意。战车深入细致、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抓点到面，开展减租减息

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47年，这个不平常的年份。人民革命战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是人民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决战阶段。战车正是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力展宏图的时候，但他肝病越来越严重，他病倒了。县委决定让他去胶东医院治疗。治病期间，他常把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到病床前听取工作汇报，并一起讨论工作。那个时候，缺医少药，治疗工作进展很慢，但战车仍然是那样乐观、自信，对党、对民族抱有很大希望。7月，终因医治无效而病逝。

战车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县直机关干部、区村干部、群众莫不悲痛万分。县政府机关炊事员老李同志放声恸哭。他，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怎能忘记战县长和他促膝谈心、同榻而眠的一个个夜晚，他从战县长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他哭着、叫着：“我们的好县长，你是累死的，你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你这么年轻，你走得太早了……”

战车没有走，他的思想、人格、风范、道德，永远留在人们的忆之中，永不消失。

战车同志身居领导岗位，却没有一点官架子，而且不以领导自居，从不发号施令。他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把周围的同志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平等相待。把别人的冷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身为县长，常把上面发的几套衣服送给贫穷的职工，而自己到了六月天，还穿着棉衣。1946年夏，战车去亭口区陡崖村帮助麦收，房东于大娘看到战县长大热天还穿着棉衣，心里一酸，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她“命令”战县长先把棉衣脱下来，要给他拆洗一下。大娘把棉衣拆开，再翻过来，发现一个个小动物在蠕动，仔细一看，原来是虱子。大娘找来簸箕，扫帚打下一堆虱子，大娘看着这些虱子，不觉又一阵热泪淌出。还没等衣服晒干，战县长穿起来，向大娘一个敬礼，哼着歌曲去参加麦收去了。

为了工作的需要，战县长配有一匹枣红马，但在行军时，从没有看见他骑过马，马背上不是驮着病号，就是驮着路上遇判的走不动的老人……

战车身为知识分子，但从没有旧知识分子那种清高，卖弄学问，夸夸其谈，瞧不起工农干部的毛病。他总是对同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和同志们谈工作时总是循循善诱，虚心听取对方意见，然后再谈个人意见。

战车处处为干部楷模，自觉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交谈，带头作好房东工作，每逢移防时，和房东总的依依惜别，群众都说，战县长不像官……

战车注重理论学习，又刻苦认真，有钻研精神，能持之以恒。他背包里总装着几本爱看的书，会前会后，抓紧读几页，还有记笔记的习惯。在政府组织学习交流会时，他的发言总是见解独到，博得同志们的赞赏。

战车同志把毕生精力用在战斗、工作和学习上，直到停止呼吸……

碧血丹心照疆天

——王启勋烈士传略

王启勋，1911年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东夼村一个贫农家庭。东夼村是一个山岭薄地耕地很少的村庄。人们终年辛勤劳动，所得无几。而且在那盗匪遍起，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旧官府只知横征暴敛，地主恶霸残酷剥削，压得东夼人直不起腰喘不过气。王启勋的幼年，就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度过的。其父穷困而早逝，其母日夜操劳，全家人还是吃不饱，常年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王启勋10岁才在本村上小学，只读了三年书，被迫停学。小小年纪，就跟着大人爬山越岭。不是拾草，就是挖药材，吃了不少苦，可是炼成了一个好身板，造就了他不怕困难的性格和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志气。

步入青春时期的王启勋，面对村里封建势力的挑战和社会的黑暗，心里滋生起反抗的烈火。于是他和几个要好的伙伴，请来拳师，找了几间破草房，成立起“拳房”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又学了一身武艺。

1936年，他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曾到中疃做长工，又去过福山打短工，没白没黑的辛劳，仍无法填饱孩子们的肚子。1941年，我胶东地区八路军打垮了蔡晋康等顽匪，牙山地区解放了。王启勋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同年王启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民兵指导员、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县委调王启勋任鱼台区武委会主任，并任副教导员。担子重了，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组织全区民兵骨干80余人，组成民兵武工队，配合八路军，狠狠打击日寇和汉奸，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小股骚扰，受到上级的嘉奖。

1947年春，王启勋任区委书记，领导全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站起来同地主恶霸做斗争。可是只有东夼村一直打不开局面。这个闭塞的小山村，恶霸地主王华南仗着有七个儿子，威慑着全村。大儿子曾在国民党县党部干过文书，在村里作威作福，他们家曾逼死村里三条人命，真是血债累累。经过县委研究，决定调王启勋带领工作组进驻东夼村，发动群众。他们深入到农户，调查研究，耐心地做思想发动工作。经过他们的启发教育，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斗争了恶霸地主王华南，东夼村群情激奋积极投入到生产、支前运动中去。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此时，王启勋已调县委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下乡发动群众参军支前。1948年5月，王启勋调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任机关总支书记，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他在组织干部、调集物资和民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的考验，王启勋已由一个带着朴素阶级感情入党的贫农儿子，锤炼成为具有优秀共产党员品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易门县，敌我斗争形势异常尖锐，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特务朱履贤等为首，先后筹划组织成立易门县反共自救委员会等反共组织，网罗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土匪特务、地痞流氓，制造混乱，杀人放火，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

刚解放的易门，除平息匪患外，头等的工作，是要征集足够的粮食，迅速解决供应进军西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地下党组织等共40余万人的吃饭问题。否则，在刚解放的易门这块土地上就会站不住脚。作为一县之长，王启勋深知这工作的分量，他不顾蒋匪特务的恫吓，日夜操劳，抓紧征粮。他亲临第一线作发动宣传和组织工作，揭露和粉碎敌人破坏征粮工作的阴谋，使征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50年4月27日，王启勋带领警卫员来到距县城50多华里的高寒山区钢厂——惠民区政府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县“四·一八”土匪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同时，组织区干部准备柴米、饮水，作好区政府的防卫工作。4月29日黄昏，一群土匪包围了惠民区政府，情况十分危急。王启勋面对数倍于我的凶恶敌人沉着冷静，组织区干部和区基干队进行抵抗，并接连击毙二个叛徒。在土匪疯狂反扑时，他的手枪忽然卡壳，不能还击，便随手操起一根木棒和敌人撕打，他的武术功底这时发挥了作用。他手起棒落，数名敌人倒下去，混战中，王启勋被土匪用木棍、铁棒击成重伤，但他仍一面指挥同志们抵抗，一面与土匪抢夺武器。王启勋左突右杀，威武凛然。战斗持续了近二个钟头，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再加内部出了叛徒，最后王启勋被隐藏在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开枪击中，倒在血泊。殉难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王启勋同志碧血丹心，把一腔热血洒在祖国边疆土地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人民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

——李若愚烈士传略

李香嵩彭秀珍

李若愚原名李胜化，1920年9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朱苍乡前湖子村（现属临沭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

李若愚6岁时入私塾读书。他不仅学业出众，还乐于助人。他经常把笔墨纸砚送给贫苦的同学用。遇到春荒时节，有些贫寒的同学吃不上午饭，他就把自己带的食物分给他们吃。所以山村里的孩子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李若愚12岁时进入临沂县第五区第三初级小学就读。爱国人士闫文达在该校教国语课。闫老师结合课文，针对学生思想，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颇受学生欢迎。酷爱学习的李若愚如旱苗得雨，如饥似渴地读书。闫老师还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岳母刺字》、《木兰从军》、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鲁迅的著作等。李若愚每得到一本好书，如获至宝，常因读书而废寝忘食。纯洁的心灵，受到新思想的启迪，萌发了爱国之心，他立志尽忠报国，为民谋福，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闫老师还经常给学生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人民成了亡国奴的悲惨情景，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严酷的现实，激发了李若愚的爱国之情，他把进步书籍中的英雄人物编成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5年夏，李若愚考取了临沂师范讲习所。地下党员王任之等人，经常利用星期天，借同乡聚会的名义，在一起学习，交流思想，并吸收进步青年参加进步活动。李若愚有机会参加这些有意义的活动，要求进步的思想更加迫切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若愚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写标语，刻印传单，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暑假也不回家。父母亲去信催他回家定亲，他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今年暑假，儿不还乡，日寇侵华，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在危难之时，我岂能等闲视之。抗日救国，责无旁贷。目前唤起民众，齐心抗日，是头等大事，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理应首当其冲。关于个人婚事，待抗战胜利后再说。”

1938年4月，日寇占领了临沂，学校解散。同年春天，陈乐善、刘东岭等人在沂东禹王城一带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临郯青救团第9分团。这时，李若愚和李乾回家开了个织布坊，以织布为名，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李若愚还动员父亲卖了30亩地作为织布的本钱，买了三台织布机，聘请了老师，招收了袁培春、李胜朋等6个进步青年当学徒工。李乾在家领着织布。李若愚借跑外联系的时机，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选择了1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抗日青救团组织。经常组织进步青年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和《抗日周报》等进步书刊。

临沂县五区八大树有位绅士熊守怡，有爱国思想，手中有几十条枪。他对当地土顽嫉恶如仇，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李若愚便利用伯父李兰沛与熊守怡的亲戚关系，争取熊守怡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结果因不慎泄密，被玉山乡乡长李兰泽（李若愚的堂叔）侦知，秘报临沂县旧政府第五区区长胡伯衡。1939年4月2日夜，李兰泽带乡丁将李兰沛抓捕，李若愚、李乾闻风逃脱。李兰沛第二天即被杀害。

李若愚和李乾幸免于难，跑到禹王城找到中共沂东特别支部书记陈乐善，向他汇报了家乡抗日救国运动发展情况。党组织对李若愚和李乾的工作表示满意。同年8月1日，陈乐善介绍李若愚、李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乐善派李若愚、李乾、李兰溪回苍山一带发展党员，筹建中共苍山支部，组织抗日武装。

李若愚动员三叔李兰溪，拿出守围子打土匪的5支枪，又在十几个村动员出42支枪，并筹款买了子弹，组织成立了自卫队。在这期间，李若愚发展了23名党员。同年10月8日，苍山支部成立，李乾任书记、李若愚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们将自卫队编为苍山抗日青救团分队，李兰溪任分队长。

家里的私事后来，孩子患病以至夭折，他也没回家看望一趟李若愚对同志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他患有胃溃疡，上级照顾他吃细粮，但他都把细粮分给其他病号吃了，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吃干煎饼啃地瓜蛋。同志们劝他要爱惜身体，他总是笑着说：“我这个病顽固得很，你越是迁就它，它越欺负你。与病魔做斗争，要像打敌人那样，顽强斗争。”同志们敬佩地说：“俺这李书记，处处为工作打算，时时为同志们着想，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跟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再累再苦也心甘情愿。”

李若愚到石河区委工作不久，滨海区农救会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要求各县各区先搞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开。李若愚认为搞“双减”必须先从自己家里开刀，这样才有说服力。他通过三叔李兰溪动员其父李兰岭、伯父李兰高带头减租减息，使“双减”工作很快在全区推开。

正当滨海地区的群众忙于恢复生产，弥补战争创伤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对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作为山东滨

海地区南大门的郯城县首当其冲。为了发动群众，开屐反斗争，动员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6月，滨海地委派出工作组到郯城县开展工作。李若愚被分到沭河区（或称郯一区）任工作组组长。沭河区位于马陵山西麓，沭河东岸，地处偏僻地带，是贫穷落后、土匪横行的地方，开展反霸斗争有一定困难。李若愚带领工作组的同志进驻该区后，深入各村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由于他认真掌握政策，工作细致，作风扎实，很快打开了局面。多次受到郯城县委的表扬。

同年冬，李若愚任沭河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当时郯城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重点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沿着郯城线向沂蒙山区进袭。所到之处，疯狂地反攻倒算，屠杀我干部群众，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李若愚和区中队长张华率领区中队及部分民兵，以沭河为依托，以平缓的马陵山为屏障，在沭河东岸的茅茨村大旺庄一带坚持斗争。11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驻县城的国民党八十三师伙同还乡团偷偷地涉过沭河，沿着马陵山，向大旺庄行进，企图偷袭我区中队。午夜一时许，战士王士郡听到大雁起群，沭河水响便将情况报告了指导员李若愚镇静果断立即命令区中队拉上东山，占领制高点，准备战斗。自己带通讯员徐贞启上前巡视瞭望。不料与敌人遭遇。他们边打边撤，撤到村东南角栗树行里时，一颗子弹击中了李若愚的腿部。膝盖骨被打碎。他挣扎着站了几次，怎么也站不起来，眼见敌人逼近，料定无法脱险，只有以死抗争。他迅速将文件埋在土里，又向敌人射击。徐贞启要背他走，李若愚坚決不允，他命令道：“我不行了，不要管我，赶快走！”并把自己的短枪交给了徐贞启。这时，徐贞启腹部也负了伤，他忍着疼痛，一口气冲了出去。

李若愚不幸落入敌手。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酷考验。

11月11日，天将拂晓，敌人用长筐把他抬到沭河西岸。在还乡团残酷的折磨下，李若愚终于闭上了眼睛。牺牲时年仅27岁。

李若愚同志牺牲后，滨海地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授予“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光荣称号；1947年11月14日，《大众日报》以“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题报道了李若愚同志生前的英雄事迹，并号召党政军民学习李若愚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1月16日，郯城县委又在沭河区委驻地大旺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沉痛悼念李若愚光辉、战斗的一生。

李若愚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鲁南“爆炸大王”栗广山

孔宪志李继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费县一带到处流传着鲁南“爆炸大王”栗广山的故事。

粟广山，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费县水连峪乡一个雇农家庭。他的父亲原住西北哨村，后来去魏家沟给张姓地主扛活，就在那里落了户。栗广山从9岁就给人家放牛、扛活，饱尝了富人的压榨和凌辱。

魏家沟地处费县西部由吾山区，西与天宝山相连。1938年初，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名为地方工作团的抗日游击队在这里活动。1939年，朱式范等人领导创建了费西由吾抗日根据地（和天宝山根据地相连）那时，区长朱式范经常在魏家沟一带活动，并和栗广山多次交往。粟广山目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真心抗日救国，热爱人民，打心眼里敬佩和爱戴，便暗下决心，投身到这个队伍里去。

1940年，20岁的栗广山参加了本村自卫队。这年秋末的个夜晚，松山子据点的60多名伪军，偷偷地包围了驻在西崮湾的我朱田乡乡分队。朱式范率乡分队突围。当时栗广山正在村头站岗，听到了枪声，立即和6名自卫队员赶赴东岭，占据有利地形，接应乡分队突出重围，并配合乡分队击溃了偷袭的伪军。乡分队无一伤亡，转危为安。朱式范握着栗广山的手感激地说：“好险啊！这次如不是自卫队及时赶来接应，我们这20多人的分队，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

1942年12月的一个晚上，费城的日伪军集结近千人，妄图偷袭驻郯城一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当时，我由吾区区长朱式范带领区中队配合三团一个营，到朱田一带活动，恰和敌人相遇。朱式范和营长商定，派一个连到敌人前面阻击敌人，其余部队打他的后尾。战斗打响后，栗广山带领自卫队迅速赶到苏家崮，配合我打阻击的主力连，给敌以迎头痛击。经我前后夹击，敌人狼狈逃窜。在追击中，栗广山缴获了一箱子弹，补充了自卫队。

1943年春，日伪军频繁往来于费县与梁邱之间。我县大队和区中队决定在费（城）梁（邱）公路上寻机伏击日伪军。一天晚上，200多名县区武装以及部分民兵骨干，埋伏在长涧、石屋村公路两侧。桌广山也率自卫队员参加。翌日上午九时半左右，日军打着“膏药”旗，由王家宅子方向耀武扬威地走来，当他们进入我军伏击圈后，我指挥枪一响，顿时枪声、手榴弹声、呐喊声如山崩海啸响成一片。我军战士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敌群，把敌人的长蛇阵拦腰斩断。日伪军遭我突袭，向着南、北两个方向逃窜。栗广山带自卫队员奋力向北紧追不舍，日伪军的轻重物资丢弃满路，我军缴获数十担战利品。日伪军在这次战斗中受到重创后，有一个多月没敢从此公路通行。

1943年3月，国民党九十二军入鲁。8月初，他们在惯匪刘黑七的配合下，疯狂向我天宝山根据地进犯。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奋力抗击。我县大队、区中队以及民兵自卫队奉命阻击刘黑七尖兵营。早8时，刘黑七尖兵营向我刘峪东山阵地发起攻击。栗广山拂晓前就在山腰埋上了地雷。敌人以机枪作掩护，向我阵地发起进攻，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硬是击退了三倍于我之敌的四次冲锋，敌人死伤惨重。我主力部队集中兵力将国民党九十二军击退。

这年9月，中共费县县委组织部选送栗广山去鲁南军区教导团学习。在两个月的学习中，他不仅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而且还学习了军事爆炸技术。学习结束后，他又回到家乡。11月15日下午，老三团从根据地泗彦一带出发，远程奔袭驻柱子等村的刘黑七部。栗广山带领自卫队随县区武装去官山一带，阻击费县城增援之敌，为我主力全歼刘黑七匪部作了有力的配合。

1945年1月，温河县抗日民主政府调栗广山到尚庄任区武装部长。该区区公所驻地赵庄距费城只有10华里。东面、北面隔山就是岩坡庄、驼王坡、沈家村、北马庄、马兴庄等日伪据点。费县城和费临公路上几个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出来“扫荡”，骚扰破坏。栗广山带领区中队队员和民兵，不断配合我军主力、县大队与敌展开游击战、地雷战和麻雀战。当时我地方武装弹药、武器比较缺乏。栗广山开动脑筋，研究制作了石雷、踏雷、延爆雷等。他还和铁匠硏究设立了一个造枪炉，经过反复实验，制造出6支土“捷克式”，并为七八支废枪配制了零件，修成好枪。

5月初，费城的日伪军700多人，突然对我马庄根据地进行“扫荡”，与我县大队、区中队以及民兵发生激战。正在赵庄一带活动的栗广山听到枪声，率领区中队队员和民兵赶到战斗地点助战。日伪军遭到我阻击后，正退守牛田寺北山。此时，栗广山带领武装迅速从牛田山后攻上去袭击敌人。日伪军腹背挨打，慌了手脚。这时，我广大民兵听到枪声后，纷纷从十几里外赶来我主力三团一个连从新庄也跑步赶来，投入战斗。日伪军扔下几十具尸体，狼狈窜回费城。在这次战斗中，“扫荡”我根据地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日寇驻费县城第四任顾问秋山被我军击毙。

7月，鲁南军区三团团长王吉文率三营配合地方武装拔除岩坡庄敌据点的战斗。岩坡庄驻有伪军第八和十三两个中队，约300余人。据点设防严密，四角建有炮楼，西南方有一座5层的中心楼，中心楼周围筑有矮墙，作为护楼掩体，墙上遍布射击孔。战斗打响后，我军进行两个小时的猛烈攻击，伪十三中队长据守的炮楼被我摧毁。但伪第八中队队长刘汉川据守的中心楼仍在顽抗。我武工队队员带领伪军家属多次喊话，刘汉川拒不投降。我三营营长决定用炸药包摧毁敌人的中心楼，粟广山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在我军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栗广山抱起重型铁雷，从西面向中心楼前进，他一会儿翻滚，一会儿匍匐前进，以矫捷的动作，接近了外墙，接着他猛地一跃，翻身进入矮围墙。他手疾眼快，迅速把铁雷安放在楼根下，拉弦后跳出。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五层楼倒塌了。刘汉川在炮楼倒塌前的刹那，从楼窗跳下，被我军当场抓获枪决。此次战斗共击毙、俘虏敌人300余名。

拔除岩坡庄据点后，我三团三营一个加强连，在县区武装部的配合下，又向马兴庄敌伪据点进攻。据点内由伪军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驻守。战斗于拂晓打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猛烈攻击，3个碉堡楼被摧毁，只剩下中心楼和西南角碉堡楼的守敌还在负隅顽抗。这时栗广山和加强连的另一爆破手，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分别把两座楼炸塌。楼内伪军死伤惨重。清晨战斗结束，伪新民会头子和伪军中队长以下70多人被我军俘虏。

接着，我军乘胜挥师东进，攻克了费临公路沿线上的沈家村日伪据点。这是除费城外，费县境内最后一个敌人伪据点。费县城处于我军四面包围之中。栗广山带武工队、民兵经常活动在费城附近，埋设地雷，对伪军喊话。在我军民强大的威慑下，8月7日夜，驻费城日伪军窜逃临沂，费城全境解放。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鲁南军区从沂蒙老区各县抽调爆破能手，以县为单位组成远征爆炸队。栗广山被任命为温河县远征爆炸队队长。10月11日，他率领20多名爆炸能手开赴津浦路滕临段执行爆破铁路线任务。14日夜间，他们在官桥附近的铁路沿线埋设了七个地雷，炸毁七段铁轨和枕木。18日夜间，栗广山又率爆炸队员去南沙河附近，先炸毁一段铁路，然后在铁道两旁埋设了6颗地雷。19日8时许，从临城方向开来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因铁路炸毁被迫停车。车上下来10几个鬼子修复铁路，结果踏响两颗地雷，7名日寇被炸死。这次火车过去后，隐蔽在村头的栗广山爆炸队很快又在铁路上设置路障和埋设地雷。这一天共炸死鬼子38人，创造了鲁南爆炸史的辉煌战绩。

不久，栗广山奉命炸掉腾县城南津浦线上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桥墩有7米多高，两头有日军日夜守卫，炸桥任务十分艰巨。一天午夜，栗广山带一助手，背上60斤重的炸药包，带上绳子和工具，避开敌人哨兵，绕到河道上游，顺着河堤悄悄地摸到桥下。桥墩既粗又高，而且没有抓手。栗广山便在腰间束上绳子，先空身爬上桥墩顶端，把绳子的一端拴在桥架上，将另一端甩下，由助手把炸药包捆上，栗广山再提上去。接着第二次放下绳子，让助手攀绳爬上顶端。二人敏捷地在桥柱与铁路连接处掏岀一个空隙，把炸药包安放好，然后攀绳而下，拉响导火线。只听惊天动地一声轰鸣，铁路大桥腾空而起。桥西端的敌哨兵惊恐而来，吓得呆若木鸡。津浦铁路这一南北大动脉从此中断，有效地阻止了日伪调运军备的计划。

1945年11月，鲁南军区于滕县城东的桑村隆重召开爆破庆功大会。会上，军区首长宣布，授予栗广山为“鲁南爆炸大王”荣誉称号，并颁发了奖旗、奖状。栗广山的英雄事迹在《大众日报》、《鲁南时报》上多次登载。栗广山的名字传遍鲁南大地。人们还为他谱写了一首歌曲：“鲁南有个栗广山，传令嘉奖是模范，铁路桥头埋地雷，火车炸的翻了天……

1946年1月，栗广山和他的爆炸队胜利归来。中共费县县委、费县政府、县人民武装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号召全县武装民兵向栗广山同志学习。

这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肆意破坏停战协议，加紧制造摩擦，形势再度紧张。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鲁南军区再次调栗广山爆炸队去兖州一带执行爆炸任务。这时栗广山

的爱人刚分娩不久，很需要人照料。栗广山以党的事业为重，在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向爱人交待了一下，立即带队出发。到达兖州城东的第二天晚间，栗广山带队员去兖州东桥路口，埋下了四颗子母雷。翌日早8时许，国民党军吴化文部百多人，赶着马车出城抢粮，车轮压响了一颗雷，其它3颗也接连爆炸，20多个敌人连同两辆马车都坐了“直升机”。敌人惊恐万状，只好将20多具尸体运回城里。从此敌人不敢轻易出城。几天后，栗广又带领队员到兖州南门外埋设了几颗延爆雷，故意留下痕迹。第二天，南门的一个敌人哨兵，小心翼翼地把雷起出。敌人班长托着延爆雷正在观察，“轰”的一声巨响，5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见了阎王。

7月的一天下午，栗广山在曲阜城西一个村子借了群众一条口袋装炸药用。第二天早晨他骑着自行车去送还口袋，路上遭到隐藏在路边高粱地里的敌特的袭击。栗广山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9月，栗广山的灵柩运回费县，鲁南军区、鲁南人武部、中共费县县委、费县政府在魏家沟村为栗广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各级领导和群众达千人之多。鲁南军区首长宣读了军区决定：栗广山生前领导的爆炸队，命名为“栗广山爆炸队”。鲁南人民武装部拿出北海币10万元，作为“栗广山爆炸奖金”，号召广大民兵学习栗广山同志的大无畏精神，努力开展爆炸运动。军区还决定，各县普遍建立爆炸研究会，区和村成立爆炸研究小组，不论新区老区，都要研究、学习、推广栗广山的爆炸经验。

栗广山牺牲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英雄事迹，仍然在沂蒙山区广泛流传。

（本文原载《沂蒙英烈》第四集）

黑虎泉畔馨华歌

——记王馨华烈士

王广贞

王馨华，原名王淑田，化名若萍，1911年生于山东省济阳县新市乡沙窝村，幼时随外祖父去东北，在奉天（沈阳）读书，后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山东，在济南以教学为业。教学中结识了一位美术教师，并与其结为夫妻。后来因丈夫思想庸俗落后，难以共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王馨华于193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带着儿子王樾毅然离开了家庭。

托人介绍，王馨华被黑虎泉小学聘为教员。从此，她靠着这微薄的薪金，在艰难竭蹶之中，母子相依为命，顽强地生活下来。有些好心的人，说她命苦，劝她信教，说只有上帝能给她以福佑她也曾到教堂里去做过礼拜，想从那里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但她很快看透了“圣像”后面的虚伪，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教堂的大门，而是将全部的心思用在教书上。

1942年春，中共冀鲁豫边区委为了开展对济南的城市工作，派汶上县行动委员会主任赵正阳到济南，以黑虎泉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工作。他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还用“以文会友”的形式，广泛联络知识分子，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王馨华在赵正阳的启发引导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渐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她觉得自己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她看到了这个社会上，不只有邪恶和不平，还有赵正阳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个人私利，关心他人，关心民族，敢于与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抗争的人。她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突然见到光明的人一样，十分欣喜。她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领路人。1944年3月，王馨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崭新的姿态，愉快的心情，努力为党工作。她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天傍晚，她发现一位愁眉苦脸的青年在黑虎泉边徘徊，举止很不正常。那时，这里经常有因生活逼迫而投水自尽的人。这引起了她的警觉，她便招呼这位青年，在黑虎泉边坐下。经过一段推心置腹的攀谈，这位青年终于说出了因失业而想自尽的念头。在王馨华耐心地开导下，这位青年打消自杀的念头，决心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后，实行法西斯统治，济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日特经常捕人、杀人。在这里搞地下工作，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944年夏末的一个深夜，突然一阵砸门声把王馨华惊醒。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特务闯了进来，把她带进济南日本特务机关“泺源公馆”这里是人所共知的魔窟，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被残杀在这里。日特头子武山，狡猾而残忍，外号称“济南之虎”。就是这个家伙亲自审问王馨华。他以为很容易就能使这个普通女人吐露真情，供出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但王馨华从容镇定，不管敌人如何诱骗和拷打，她始终只说一句话“你们抓错了人！”武山看软硬兼施不行，又改用疲劳战术，逼王馨华反复写“自传”，妄图从字里行间找出破绽。可是王馨华已识破敌人诡计，写了几遍，文字严密，关系清楚。她的“自传”里未牵连到半点与党有关系的人和事，既保护了同志，又使敌人的阴谋落空。武山伎俩用尽，未得结果，哀叹道：“这个女人，大大的不好办！”

王馨华被捕后，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家长联谊会”发动学生家长出面保释，一些伪职人员家属也出力活动说情。他们一致要求释放这位好老师。日特没有抓到王馨华什么证据，迫于舆论，只好将她释放。

王馨华经受了这次考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老练。她给自己化名为“克羚”。她曾说过：羚羊是一种非常机警又合群的动物，它们睡觉时把犄角挂在树枝上，防敌袭击。她这是以羚羊的机警来告诫自己，要随时保持革命的警惕性，以应付突然事变。

王馨华出狱不久，就把儿子送到一位亲戚家抚养。她已做好随时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准备。

1944年冬，她在赵正阳的领导下，组织了黑虎泉小学“家长联谊会”，通过合法的斗争形式，对学校当局克扣教学经费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由于得到广大学生家长的支持，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她工作既大胆，又细心，已成为赵正阳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1945年春的一个夜晚，日特以查户口为名搜查了赵正阳的住宅。特务们刚刚离去，赵正阳就回到了住处。他看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立刻意识到，自己已引起敌人注意。第二天清早，他赶到黑虎泉小学，将昨晚发生的情况通知王馨华，并告诉王馨华提高警惕，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保护党的组织。这时学校传达员老王慌忙进来说：“门口有人找赵老师。”赵正阳意识到这是敌人来抓他了。他紧紧握住王馨华的手说：“他们来了，你要保重，要坚持下去……再见！”

赵正阳被特务带走了，党支部失去了领导人，斗争形势十分险峻。在这种情况下，王馨华勇敢地承担起赵正阳的工作，继续斗争。

敌人对赵正阳进行残酷刑讯，一无所获。武山又使阴险伎俩将王馨华抓进了“泺源公馆”。

两个日特把王馨华架到楼上，她一眼看到赵正阳被绑在木桩上，遍体鳞伤。她心里一缩，强压悲痛，立刻镇定下来。她知道这是武山又在施展花招。

武山突然间王馨华：“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他是赵老师。你们凭什么抓他？”

“因为他是共产党。”武山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党，就知道他是赵老师。”武山令特务放出两条狼狗，扑问赵正阳，撕裂他的身体。鲜血顿时从赵正阳身上流了下来。

“怎么样，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武山狞笑着冲王馨华嚎叫：“说，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

王馨华从赵正阳身上吸取了力量，她沉着地说：“没关系！”

武山见他这一套对王馨华不起作用，便喝令特务们给王馨华灌辣椒水。王馨华觉得心肺俱裂，几次昏迷过去。但她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使日特一无所获。后来经学生家长联名保释，日特又没掌握证据，王馨华才被释放出狱。赵正阳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崇高形象，激励着她更加坚定勇敢地进行斗争。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王馨华接到通知，到南关三和街南头的一所住宅开会。当她按时到达开会地点时，看到一位体格魁梧的人。原来这是上级派来的交通员张济民。王馨华等人像孤军战斗的战士见到了首长，十分兴奋喜悦。张济民在会上分析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同时宣布了上级党组织的决定，由王馨华、胡靖、向真组成新的党支部，王馨华任支部书记。

新支部成立后，王馨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大家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努力开展工作。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济南的攻势，王馨华召开支部会议，决定将《告沦陷区人民书》和朱总司令发布的进军命令，乘夜间在东关、南关和商埠沿街张贴，开展政治攻势。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向山东进发，并秘派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何于1945年8月潜入寿光与伪军张景月部勾结，并由寿光到达益都，接见了驻山东日军代表滕田大佐。8月下旬何思源到济南，利用日军维持秩序，并大量收编伪军，在济南造成了蒋日伪合流的局面。10月国民党军进入济南。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打击进步力量，安插反动分子，在教育界大搞所谓“甄审”。他们举办济南市中、小学教员甄审训练班，使很多教师面临失业的危险。王馨华根据上级指示，带领王中午等同志，先后打入训练班，发动教师开展反“甄审”的斗争，并发表了《致全市中小学教师公开信》，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搞甄审的险恶用心，促使教师们觉醒，阻止了国民党教育当局借机解聘教师的行径。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点燃全面内战的战火。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王馨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经支部研究，决定在国民党军队、政府、学校方面，进行长期的隐蔽斗争。先后派人打入国民党七十三军和第四兵站总监部运输大队，搜集了不少有关国民党军装备、弹药、车辆调动等情报，并进行了瓦解敌军的工作。支部还在国民党省政府会计处安插了自己的同志，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和省政府主要人员的情况。为加强学校方面的工作，支部派人打入齐鲁大学，以学生身份，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他们还在中小学组织了增资斗争。王馨华不仅有效地组织了这些秘密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发展了党的组织。

1948年，伟大的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9月10日晚，交通员张济民又带来了上级指示：解放济南的战役即将开始，要求王馨华他们迅速做好准备，紧密配合，迎接济南解放。王馨华和同志们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欢欣鼓舞，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迎接胜利。

王馨华和大家研究，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如何做好解放军的向导；如何瓦解和争取敌军起义；如何组织群众护厂、护校、保护档案以及查清敌人主要官员名单及其住址等，并作了部署和具体分工。

党组织考虑到王馨华曾经两次被捕，目标较大，一旦济南战役开始，敌人很可能狗急跳墙，对革命同志进行屠杀，于是决定让她转移。王馨华听了很着急。她向组织表示：“我出去对工作不利，解放济南正需要人，留下来虽然有危险，但我会想办法隐蔽，请组织上放心。”她这种为革命工作而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同志们。

1948年9月16日午夜，解放军向济南外围之敌发起了攻击，济南战役开始了隆隆的炮声，传递着胜利的信息，使王馨华他们这些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无比振奋。为了济南的解放，他们都在争分夺秒地工作着。

敌军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从郊外纷纷败退至市内。国民党杂牌军徐振东部的一个团退入市内后，有一个副团长恰好与王馨华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王馨华认为这正是争取敌军起义的好机会。于是她多次接近这个副团长，向他分析形势，指明前途。这个副团长在王馨华的耐心说服教育下，表示愿意起义。不料王馨华的行动被安插在该部的一个军统特务发现。正当王馨华和这个副团长谈话时，这个特务闯了进来，不容分说，举枪向王馨华胸部射击。王馨华倒在了血泊之中……

她用革命的激情和殷红的鲜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

当天，同志们含泪掩埋了王馨华烈士的遗体。1952年，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骨迁葬于英雄山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今天，黑虎泉被装点的更加秀丽和娇美，泉水晶莹，松柏掩映，微风轻吹，垂柳摇曳，游人们沉浸在自由、安静、舒畅之中。

饮水思源，雄伟壮观的解放阁啊！你就是见证，人民没有忘记，也不应忘记那些为解放泉城而洒尽热血的优秀中华儿女！

智勇双全威震敌胆

——谭浩庵烈士事略

聊城市民政局

谭浩庵，原名谭文朗，1914年生于山东聊城县李海务乡谭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母，因家贫而未能上学。但他聪明好学，经过勤奋自学，能看小说、唱本、医药书籍等，并能用所学药理知识给乡亲们治病。

抗日战争爆发后，本村的中共党员谭文府等人在当地积极宣传抗日。谭浩庵常与他们接触，听他们宣传，受他们的影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有了一些较好的理解，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谭浩庵认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奋斗的队伍，决心跟共产党走。1939年3月，他由谭义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谭浩庵奉中共聊城县委之命，在聊城李海务、五乡杜、算盘韩一带“招兵买马”，组建起有30余人，20多条枪的八路军平原纵队第三大队。

谭浩庵率三大队英勇地同日伪军战斗。他们伏击伪军，拔掉辛庄据点。三大队在游击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当年秋后，已发展到六七十人，长短枪50余支。

1940年4月，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纪念范筑先将军，改为“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平原纵队三大队调为聊城县大队，谭浩庵任教导员。

1941年春，县委调谭浩庵任一区区长，兼区队队长。谭浩庵带领区政府和区武装队在一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很快打开了一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1944年6月，县委又调谭浩庵到新开辟的五区开展工作。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伪顽杂猖獗，工作困难很大。谭浩庵坚决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五区，他深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谭浩庵调任冀鲁豫军区一分区三团参谋长。1947年1月，谭浩庵随部队编入第二野战军，任九十三团二营教导员。同年8月，谭浩庵率部在巨野县冯庄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这里记述了谭浩庵烈士对敌斗争的几则小故事

宣传抗日群情激昂

l941年春，谭浩庵调任一区区长，兼区队队长，为了尽快打开一区的抗日斗争局面，他决定利用许堂村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胆大心细政策攻心

一天，仉官张村送来情报说，有五个伪军每人随身携带一支步枪，子弹袋装得满满的，还有手榴弹，现正向保长要饭吃，说吃了要赶路。谭浩庵听后，决定带人前去。到了仉官张村后，立即包围了伪军所在的院子。这时，院大门已紧闭，我战士喊话道：“我们是八路军，你们交出武器，我们优待俘虏。”几个伪军仗着武器好，弹药足，没有把土八路放在眼里，准备负隅抵抗。这时有的战士主张硬打硬攻。谭浩庵解释道：如果硬打，伪军们武器好，弹药足，我们会有伤亡，群众的生命财产也会受到损失，因此，我们只有采取攻心的方法。接着，谭浩庵亲自向伪军喊话，耐心地开导他们，一会儿，果然见效。里面的伪军说话了：“你们进来个当官的，咱们谈谈！”谭浩庵毫不犹豫地翻墙进院。原来这5个伪军是从河北开小差来的，要回老家阳谷县。在谭浩庵的说服教育下，他们终于放下了武器，随我们转移到根据地，换上便衣，拿着发给他们的路费，高兴地回家了。

严惩邪恶敌人胆寒

谭庄据点是聊南大据点之一，村四周有大围子，村内还有小围子，据点内经常驻扎着一个伪军中队，小围子外还设有一个卫兵班和警察所。这个据点的伪军经常到附近村庄敲诈勒索，抓抗日家属，气焰十分嚣张，区政府决定教训教训这些家伙。

1942年6月的一天，谭庄据点的伪军外出催给养，当满载而归路过大柳张村时，见天色已晚，就在村内一家小酒铺里大吃大喝，猜拳行令。谭浩庵闻讯后，认为这是教训伪军的好时机。他带领区队迅速赶到大柳张村，部署一部分战士埋伏在酒铺周围，便与警卫员打扮成伙计，提着茶水进入酒铺，突然掏出匣枪对准伪军，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伪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黑洞洞的枪口，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起双手。警卫员迅速收起挂在墙上的枪支。谭浩庵命令伪军到院内排好队，向他们简明地讲了党的政策及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并告诫他们明智一些，给自己留条后路，否则予以严惩。伪军们听后，满口求饶。谭浩庵留下枪支，将伪军全部释放。

谭庄据点有个姓戴的伪军小头目，平时打骂群众、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抗日区政府对其多次警告无效。区政府和区队决定除掉他，以平民愤。

一天晚上，谭浩庵带两名队员，摸到姓戴的住处，不料扑了空。谭浩庵急中生智，立即赶到汉奸母亲的住处，趁她熟睡之时，敲了几下窗户，装着惊慌的样子，小声地说道：“二大娘、二大娘快醒醒。”“什么事？”里面发话。“八路军来抓你儿子，他住在谁家？赶快去送个信。”“住在东院。”谭浩庵和两名队员立即翻墙进院破门而入，把姓戴的汉奸从被窝里揪出，押到寨门外处决了，为民除了害。并将一张致伪军官兵的公开信贴在墙上。信中警告伪军、汉奸，不要继续与民为敌，应为自己留条后路，否则姓戴的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张公开信，群众看了兴高采烈，敌人看了胆战心惊。从那以后，汉奸、伪军中流传开一句咒语：“谁要干了亏心事，出门碰上谭浩庵！”

截敌军衣智取双庙

1944年4月的一天，驻县城的伪军给周店据点运送军衣。谭浩庵得到情报后，便带领战士埋伏于伪军必经之路。当运送军衣的伪军进入埋伏圈时，我区队战士出其不意地一跃而出，伪军被吓呆了，乖乖地做了俘虏。

那个带队的“伪军”长官就是谭浩庵，穿着伪军服装的士兵都是我区队队员乔扮的。他们一弹未发便拔掉了双庙伪警察所，缴获长短枪49支，还有一些粮食。

双管齐下敌为我用

谭庄据点伪军换防，新来了一个姓何的中队长。他为了向其主子证明他的辖区内“平安无事”，决定叫个戏班子到谭庄唱戏，并把开支摊派到农民头上，借此又可以搜刮民财。区政府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减轻群众负担，先以谭浩庵区长的名义给姓何的伪中队长写信，劝他不要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侵略者，与人民作对，不要借唱戏之机搜刮民财。姓何的不听劝阻，执意要唱，并把戏台搭在庄东头场院，门岗由原来的2名增加到4名。谭浩庵见劝阻无效，便决定动硬的。唱戏这天，谭浩庵和区队副队长段景秋带两名区队队员化了装，直奔谭庄西门。这时戏已开场，谭浩庵等4人装作看戏的，说说笑笑来到门岗跟前。门岗还未看清来人，枪口已对准了他们。谭浩庵厉声说：“老实点，谁动要他的命。”区队队员迅速下了4名门岗的枪，然后放他们回去报信。谭浩庵随手举起匣子枪，“啪！啪！啪！”向天连放数枪。顿时，戏台前乱成一片。伪军们晕头转向，纷纷涌进小围子，关上围门。当几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他们被八路军缴枪的经过时，谭浩庵等早已安全转移。

一天拂晓，城里敌人倾巢出动，直奔我区政府、区队隐蔽地——李海务村，并令谭庄据点的伪军负责包围村的南面。这时我哨兵已发现西、北两面日伪军向李海务村逼近。谭浩庵便布置向村南转移，并令通讯员刘广全先到南面侦察情况。当刘广全翻身跳出围墙后，发现南面的伪军已逼近围墙，刘广全问道：“弟兄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谭庄据点的。”刘广全一听放了心，便说道：“不要开枪，我要见你们何队长。”见到何后，刘全说：“我们谭区长在村里，想避开敌人转移出去。”何队长说：“这次行动，事先我不知道，是临时通知的。”并同意让谭区长带人从南面转移。刘广全跑回村报告情况，谭浩庵沉思片刻，立即带队转移。撤出约二华里，后面才响起枪声。不久，谭庄又换了一个姓董的中队长。一天，据点的两个伪军奉命到仉官屯村催给养，被我区队岗哨捉住，送交谭区长处理。谭浩庵向两个伪军宣讲抗日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劝他们不要替日军干事，给自己留条出路，最后告诉他俩：“回去告诉你们中队长，我们八路军区政府住在这里，以后不要跟百姓要给养了。”然后派人把他俩送出村外。

谭浩庵和同志们商量，姓董的没有和八路军打过交道，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一定会找咱们较量的，要想办法打掉他们的锐气。于是，谭浩庵决定派区队战士隐蔽在谭庄通往仉官屯村的小路两旁，准备伏击。果然不出所料，两个伪军回去一报告，伪中队长大发雷霆，挑选了18名士兵，直奔仉官屯村而来。当伪军进入我埋伏地点时，区队战士厉声喊道：“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晕了头，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董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知道此事如果让上司知道了，别说中队长当不成，就是脑袋也保不住。便派人给谭浩庵送信，要求放回人和枪支。并表示：如八路军区政府把人枪送回，我决不再与八路军作对。谭浩庵看董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了进一步争取他们，便决定根据党的政策放人送枪。第二天晚上11时，谭浩庵派区队战士将俘虏、枪支送交谭庄据点。

从此，谭庄据点的伪军慑于区武装队的威力，不敢公开和抗区政府作对，胡作非为有所收敛。抗日区公所可以公开敲锣征收抗日公粮，我抗日人员也可公开出入据点。

南北鏖战血洒疆场。

1947年1月，谭浩庵随部队编入野战军后，任营教导员。不久，他随刘邓大军南下，两渡黄河，先后参加了黑虎庙、鹅鸭场、郓城、单县的欢河集、刘店、金县的万福河等战斗，屡立战功。

同年7月，谭浩庵率全营指战员，在消灭羊山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担任阻击援敌的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谭浩庵机智沉着地指挥战士们顽强阻击敌人。突然，敌人的一阵密集炮火将营指挥所炸塌，谭浩庵被压在里面。当战士们把他从瓦砾堆中扒出时，他拍拍身上尘土说：“我不要紧，快把敌人打回去！”谭浩庵不顾伤痛，带领战士们又投入战斗。战斗从拂晓直至中午，谭浩庵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为全歼羊山之敌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年的8月，谭浩庵所在部队奉命阻击国民党新五军二百旅，掩护刘邓大军南进。谭浩庵和营长赵刚率领二营在巨野县冯庄一带构筑工作。下午二时许，战斗打响。敌人集中炮火向二营阵地疯狂轰击了近一个小时，随后敌人在火力的掩护下，一窝蜂似地向我阵地扑来。谭浩庵沉着冷静，号召党员带头杀敌，争取为人民立大功。战斗十分激烈，一部分敌人逼近了六连阵地。谭浩庵果断地命令六连组织反冲锋。战士们冲出战壕，扑向敌群，在谭浩庵的带领下，战士们越战越勇，敌人狼狈溃退。就这样，战士们在营长和教导员的指挥下，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阵地岿然不动。敌人恼羞成怒，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冲锋。全营官兵斗志昂扬，沉着应战，阵地前留下了大批敌人的尸体。但仍有一些敌兵接近我阵地前沿。这时，谭浩然猛地站起，大声喊道：“同志们，上刺刀！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他身先士卒，首先跃出战壕，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最后的进攻被击退了，但教导员谭浩庵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