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两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想要保住它的光鲜、文明、活泼和井然，并不容易。超过700万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服务业者维持着上海的运作。
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一个月，这些人正帮助上海，一点一点尝试找回原来的秩序，或者说重塑并习惯另一种生活方式。
物流虽然恢复了运力，但除了市郊三区崇明、奉贤、金山外，上海市其他区仍不允许快递和外卖进入居民楼；理发店虽可以营业，但有的店被街道口头告知“同时在店人数不可超过20人”，并且只能剪发，不能烫染；居民们终于在6月28日盼来了恢复堂食，但餐厅必须隔桌而坐；人们还需要小时工，但很多顾客会嘱咐平台“不许派阳过的阿姨”。
《晚点LatePost》过去一个月采访了生活在上海的服务业者。他们有些供职于维系民生的关键平台，有些开着连锁店，还有些做着不够列进统计数字的那种小生意。他们都和这座城市共同渡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一些人离开了，但绝大部分还是选择留下，尽量填上消失的两个多月。
一个行业可以停滞、一个生意可以倒闭，人，是很难停下的。人只要还能看到些希望，就还能向前。
叮咚买菜的仓库员工
复工后终于不用那么忙了
仓库里用来放货篮的托盘2米长、1.5米宽，正是一张单人床的尺寸，仓库负责人胥华成和同事们把十几张托盘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大通铺；拼着拼着，托盘不够用了，同事们又把不用的货箱拆开，平铺在地面上，再铺一层垫子，就成了一张床。
两个多月里，450名仓库员工就这样睡在一栋尚未装修、地面全是灰的办公楼里，维持着叮咚买菜上海最大生鲜蔬果仓库正常运转。
6月1日宣布复工的消息传来时，同事们激动得不行，胥华成心情却“比较平淡”。他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真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他“怕情况再变化”。因为起初就是自己没料到情况会变化，同事们才在公司困了60几天。安排好员工们轮流回家的计划后，胥华成建议留下大通铺。
60多天前，同事们对住在仓库里的封控生活不习惯；现在，他们又对突然可以回家的生活有点接受不了。
“明天就能回家了吗？是真的吗？”有人连着问了两遍。
“是的，确定能回家了，能正常上下班了。”胥华成从同事的脸上看得出他们都很高兴，前所未见的那种。
封控之前，仓库有500多名员工、100多名司机，每天工作8-9小时、运出40万件货品。封控期间，只剩下450名员工，一天最多时处理100万件货品，包括1000多吨蔬菜、700多吨肉蛋奶、300多吨米面粮油。复工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面对两倍以上的工作量。
新闻上居民抢不到菜的情况，激发了仓库员工们的责任心，“大家也想多送点菜出去”最忙时，高负荷体力工作持续了12小时。公司给他们加了部分补贴，餐食里还加了一道大荤。
一座堆满食物的仓库，除了吃的什么都缺。分拣工需要在2.3万平方米的仓库里来回走，每天走上万步，封闭四天后，就有员工走破了袜子；女性没有充足的卫生用品。胥华成跟总部申请从外面送了袜子、送卫生巾，热起来后还申请了一个可移动的淋浴间。
复工之后，这座仓库的货品品类比解封之前环比增加了50%，每天出库的货品量也从100万件的峰值回落到70万件的正常水平。员工们的工作节奏也正常了。
疫情让胥华成养成了消毒的习惯，“看哪儿都像风险点，感觉很危险”，他每天带着一个酒精消毒小瓶，到处喷一喷，除了必要的购物，他基本不出仓库。胥华成家在嘉兴，驾车40公里虽不是什么难题，但得隔离7天。直到6月16日，确定不需要隔离后，他才终于回家。
仓库位于松江区，6月9日，园区又通知要全员核酸，胥华成告诉员工们做好再次住回来的准备。几个小时后，以往图省事的男同事们也拖着大行李箱来了，胥华成笑着回忆：“大家的忧患意识明显升华了。”
复工后
快递网点的包裹堆成了山
德邦快递员王国伟（化名）的回到工作岗位早于大部分上海人。5月7日，王国伟向街道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当地解封前不再回到他工作的德邦站点，接着，他骑着电瓶车去了附近的京东站点，开始派送京东的保供物资。6月1日，他又回到德邦，变回了德邦快递员。
靠卖力气赚钱的人，肌肉都有记忆。头两天，大部分快递员都不习惯。在家待了两个月，身体忘记了曾经每天在外面跑的状态，干一会儿活，脚和腿就开始发抖、酸痛，他们就忍，忍三天后，痛感慢慢消散。
每一次包裹送到小区门口，手部都要做一次消杀。手喷完消毒水会变黑，因为快递面单上有油墨，沾上液态酒精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团。王国伟就用一双黑手拣货，分拣完再给货品消毒。
虽然城市宣布全面恢复生活秩序了，但王国伟还不敢放松，“一旦自己‘阳’了，整个站点都会封掉。工作基本就是丢掉了。”
他特别在意和别人的距离，在外送货时，只有喝水时才摘口罩。他会小心避开人，确保都至少间隔两米，再喝。吃饭他也会躲在别人不出现的地方，比如路边、桥上或者角落里，现在天气热，他说，大家只愿意在草坪上呆着。
4月被封了一个月，王国伟只拿了三四千元底薪。这个月上海大部分快递员收入都受到了影响，只有2874.7万件完成了派送，比去年同期下降90.1%。5月，上海快递恢复到了31512.92万件，比去年同月增长4%。
几天前，再次联系时，王国伟说，货山已经矮下去了。618结束，上海人报复性消费的劲头也平淡了。国伟说，从上周五开始，德邦、京东、四通一达的单量都有下滑。
上周五之前，京东快递员每天能分到400-500单。货一车一车送进来，站点经理亲自卸货。现在每天只有100多单，快递员们自己卸货。
单量掉了，王国伟的收入也跟着掉了。“但是没办法，这个活你就是一天都在上面，没什么找别的活的可能。”他说。
解封后
每一只送到宠物店洗澡的小狗都被剃毛了
等到6月店面可以营业，杨先生已经彻底错过了今年的生意旺季。作为一位宠物美容师，四季的节律对他有特别的含义。每一季梅雨下完，上海的最高气温往30摄氏度以上走时，他的淡季就来了。
杨先生坚信他的生意不会彻底垮掉，“我们是社区型的，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服务，该来的客人还是这些客人，该洗的狗还是这几只狗。”假设疫情期间他们店允许开，很多人也会照样把猫狗送来洗。
错过的旺季究竟带来多大损失，杨先生没有精确地算过账。但他估计，如果顺利的话，整个下半年能补回来就非常不错了。
66岁的水饺店阿姨
20年上海梦
中午十一点，“华元芝大娘手工水饺”的老板刘阿姨正在给客人煮着一份水饺，十六只，她盯着锅，等着水滚开，饺子飘到水面上。
叮咚一声。“美团外卖来新订单啦！”又是隔壁卖白斩鸡的。同样一个外卖系统，别人家的“天天嗷嗷叫”，她的一天不响一声。
把这个门开开、关上一天就是1000元。刘阿姨脑中账单算得精确：房租一个月28000元，垃圾处理费一个月400元，物业费560元。“你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两个月连门都没出，两个打叉的封条封着。”她道。
去年9月搬到普陀区新村路时，刘阿姨满打满算寻思今年3月能“翻一把”。门店开在一个商务广场里，小份水饺15个卖16元，大份水饺20个卖22元，对周围的上班族和社区居民来说很实惠。
刘阿姨从辽宁来上海20年，水饺店开了就有20年。凭借这20年的经历，开这家店时，她向朋友借了12万元，“心里蛮有把握”。她曾经在城隍庙、四川北路等好几个地方把店做得红火，每天只经营午餐晚餐两个时段，就足以利润丰厚。
没成想，3月刚过一周，疫情就严重了。店开两天，封两天，开两天，封三天，折腾了一个月，到3月31日中午十二点完全封掉。等到能重新营业时，刘阿姨的备用金早已空空如也。
在6月28日允许堂食之前，每日营业只能靠外卖和自提，日收入从一天3000多元降到不足1000元。说话间，她打开手机上的收款工具“收钱吧”，采访那天是670元，再前一天是804元。
刘阿姨给朋友写了欠条，用人品担保肯定会把钱还上。但任何话都不生效了。对方每天发长长的语音条来催债，还转过来一条视频，题目是：《欠钱不还的人，好日子到头了》。刘阿姨用手划拉着聊天界面，委屈涌上来，“我借钱不是不还，我只是现在没有实力还。”来上海20年——她总喜欢用这句话开头——这次是栽得最重的。
2000年，刘阿姨把读大学的儿子送到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和24000元积蓄一路南下。她要在上海做生意，还要做大，不为别的，她心里攒了一口气。她和丈夫感情一般，生在上海的婆婆总嘲弄她：“做大生意来上海，做小生意你不要来上海。”刘阿姨不服，“哪个生意不是从小做起的？”
在城隍庙豫园附近，她（自称）走破了四双鞋找铺面，从安仁街111号到177号，刘阿姨的水饺店一开就是17年，饺子从5个一元，卖到1个一元。
刘阿姨一个人在上海支撑起她的家庭。收入分成三份，一份打给留守在东北的丈夫，一份转给孩子，自己还剩一些打点生活和生意。儿子毕业后，刘阿姨给孩子“找媳妇、结婚、买房、买车”，加起来两百多万元，都是她一个一个饺子卖出去攒起来的。
刘阿姨原本想过了65岁之后就把店交给员工运营，自己半退休，在后台指挥。5家分店，每个店抽4000元，一个月也有20000元，足够她去外面玩一玩。她还着手为自己注册了一个商标，叫“华元芝”，像老干妈陶华碧一样，把自己的照片嵌在里面。
今年过年期间，刘阿姨在脑海中策划了一场“饺子改革”。她想开发一种“儿童饺子”，设计一种新的盐油比配方，缩小尺寸，一盘能比现在多卖三元。她写了好几条改革思路，一条都没实行呢，就停下了。
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2020年疫情之后，店里客人少，租金付不起，关掉周浦店时，店内设施变卖掉，得了1500元，刘阿姨自己添了500元，请员工们吃散伙饭。员工哭了，她也哭了，几个人抱成一团。
后来，几家分店相继关门，只剩新村路这一家。从3月底封控开始，一直到现在，刘阿姨都和店员住在店里。封控期间没事做，她就想店里的生意，想找到一种烹饪方法，把面条做出菜味儿。
5月31日，刘阿姨得到通知说第二天可以复工了，高兴得不行。商场保安经过门口，问，今晚你不出来玩？原来，周围商家都在做庆祝的准备，隔离烤羊肉串那家人已经开始切肉了。解封了，大家都高兴，晚上12点，商铺群里大家都睡不着，有人提议出来庆祝一下，刘阿姨第一个报名。
她问，“有鞭炮吗？”
有人答，“有电子的。”
“管它电子不电子的，能响就行。”她也不泡脚了，两脚拿出来擦了擦赶紧打扮打扮，到广场去。早有人在广场上放起了歌，停车场保安拿着喇叭喊：“解封啦！”刘阿姨他们就跟着一起喊：“解封啦！”
大伙在广场上放电子鞭炮、跳舞，喝完了一箱啤酒。第二天一早，刘阿姨6点多就起来了，先打扮打扮自己，把封控前穿在棉袄里面的内搭外穿，还把棉鞋剪成了单鞋。那几天，刘阿姨心情都不错，6月5日她回家拿换洗衣服，还找了间理发店剪头，回店里的路上，她买了脆皮鸭和炸鱼，跟店员开了一瓶牛栏山庆祝。
只是很快，她的心情又不好了。外卖系统把她弄得一团晕，美团、饿了么都不好用。她的饺子定价低，平台扣点又高，22元一份饺子，通过外卖她只能得16块，卖一份亏一份。
房东的催租信息也跟着复工一道来了，也是每天连珠炮一样的问。说到这个话题，刘阿姨会特别熟练地背起国家政策，她将其解读为：如果发生天灾人祸，房东应该为租户免除3个月房租。
刘阿姨最近一个月的生活就在和大房东、二房东磨房租中度过。她也知道，房东也是个人承租，3个月损失落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便提出三方每人承担一个月成本，但二房东不同意。在磨损中，刘阿姨每天都会觉得内疚，她自认为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生意做砸了，二十年的奋斗白搭了。
恢复堂食只能部分治愈餐饮业受到的伤害
生意人擅长于算账，不过有些账还是不算的好，算太细了会伤心。上海两位连锁餐厅的主要负责人朱老板和周老板都是这个态度。
复工的6月，损失没有停。他们经营的品类都不太适合做外卖，一个含面食较多，每天单店外卖也就30单；一个做的是火锅，外卖单数是个位数。他们的大部分餐厅都开在商场里，虽然冷气十足，但没太多人在解封后去逛没有堂食的商场。
这一次，商场只给商户免了部分租金。“基本上各50%。”朱老板说。
疫情之前，朱老板9家门店一共400多号员工，复工后少了1/3还多，在小区门禁解封时，很多员工都回家了。复工后，由于并不能回到正常的经营状态，员工只按上海市最低标准领工资，也就是不到2500元。
回到店里，后厨惨不忍睹。土豆发芽，大葱开花，白菜变成一滩水。从西北空运过来的肉类也过了期限，几乎全都丢掉。员工进去打扫时，戴了三层N95口罩还能闻到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臭味。
每天光是房租的租金就要将近3万，再加人力成本、店铺能耗，封控和复工的第一个月，损失大概是“一个月一辆法拉利，或者三线城市一套房”，朱老板说。
据周老板了解，一些两三年前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没能挺过这轮封控带来的损失，一些原本在盈亏点徘徊的四五家分店相继关闭了。
6月28日恢复堂食后，火锅是最受欢迎的，有些店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次是中餐，大概是之前的50%；快餐更差些，有的只有从前的40%甚至更低。
周老板很清楚，眼前的景象是暂时的。想要彻底回到往常的水平，不要看现在店里的人流，只需参考这个指标：去逛商店的人还像以前一样多吗？
“人来不了，花来见你”
6月1日，老板海燕和3位花艺师打开花坊的门，灵巧的绣球、优雅的铃兰、充满生命力的向日葵全都收起了花苞，变成掉落满地的落叶、黏在花瓶上的霉菌、挂着蛛网的枯枝败叶。
海燕已无意计算损失。“过去的都过去了，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她的内心只被一个想法填满：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了。
平时九点半下班的花坊，6月1日那天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半。腐烂枯败的植物带来了巨大的保洁压力，海燕和同事们整整打扫了十个小时，所有人都累到“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一些老顾客专门开着车过来看看，他们只想确认花坊还在。海燕在一两米外，示意对方心意已领，不必进门。刚从两个月的封控中出来，“保持距离”的念头还挥之不去。
复工比想象中压力更大。员工一夜之间可以回去（只要小区放行），但花材有运输周期，进口品种价格还上涨了15%。维罗纳花坊有100平方米，海燕想让花店能“希望满满地迎接客人”。
作为“大户人家”，她大手大脚习惯了，以往每次进货都是一万、两万块地买。她想到2020年5月疫情缓和后，巨鹿路的店迎来开业7年来销售额最高的一个月，月流水20多万。3日那天，海燕下定决心，进了1万多元的货。到了4日，她就后悔了，“货有点多了，人有点少了”。店内客流量比封控前少了2/3，员工却得正常付薪水。
鲜花保质期短，海燕将多出来的花好好包装，免费送到老顾客们的家门口，花束里插上卡片，上面写着：人见不到，花来见你。
6月7日上午，街道突然通知，因为有人复阳，得再次关店。海燕的心情又转向复杂。她听说巨鹿路上不少小店店主选择直接停业，等疫情彻底结束之后再重新开，反而成本会更低。“我是肯定不会关掉。”海燕说。“辛苦经营的事业、一起打拼的伙伴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有些小动物没能等到恢复
岚灵花鸟市场的复工从打扫卫生开始。6月1日，商户们回到市场后，进门首先迎接的是“嗅觉冲击”。经营花店的马女士形容那种味道“你无法想象，真的是臭气熏天”。
然后是“视觉冲击”。鱼也臭了、猫也死了，植物“就跟大山里被火烤了似的”，老鼠屎从里到外全部都是。马女士形容那副画面，让她“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哪个生意人没走过波折，早习惯了往前瞅，不往回看。
吉师傅店里一堆好猫，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一只成本就要2万5，还拿到了世界猫协会认证。吉师傅提早退休开了宠物店，好好照料细心养，小猫从店里出去“一般没有低于6000的。3万、2万的也有。”
二月底三月初，四只进口种猫被接进店里，还没等适应环境，就封控了。6月1日回到市场，四只种猫死了三个，损失75000元。还有8只母猫在封控中生育小猫，按照吉师傅平时的能力，8个猫生崽，总共能活下来40只。现在活了12个。
母猫生产完，没人帮她打针消毒喂催产素，不仅没奶，身体还不好，怎么能带好小猫？“疫情期间也没有办法”吉师傅说，“有些东西也不要片面地说，不管任何时候，小猫都有死亡的。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市场营业人流慢慢恢复到原来的三、四成。虽然还没有人买走一只猫，不过，能开门营业，就很开心。吉师傅讲，“正常时候也有一个月不开张的，做生意就是会这样。”
人们都在把家往更划算的地方搬
搬家师傅李维（化名）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周，每天都会接一两个订单。下最多订单的是公司。有的人说，“桌椅柜子都不要了，都给你们了”；还有的留两个员工指挥干活，老板没来，说是身体原因不方便。
搬家搬的是人的家什，每次装进货车的是不同人的物品，也是不同人的生活。少于五个箱子、东西简单的，大多是农民工或者小商贩，小区封控解除刚一解除，他们赶紧“打道回府”；也有东西非常多的，接受采访那天上午，李维帮一位年轻女孩搬家，5x2x2.5米体积的依维柯货车车厢，几乎被女孩的衣服塞满，她在KTV工作，解封后从四川北路搬到常德路，月租能省1000多元。
最近，李维在抖音上看到一家公司要倒闭了，他在下面留言说：如果需要搬家，可以免费提供车和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能帮就帮。”他说。
出租车司机黄师傅送了很多人离沪的最后一程
听说6月1日凌晨全市就“解封”了，出租车司机黄师傅当时就想出门。心里的激动抑制不下去，他一晚上都没睡着。
黄师傅从重庆下辖的地级市来上海打拼，封控两个月，他窝在月租千元出头的市郊出租房里，缺乏物资，也没有收入。
早上七点，黄师傅终于开着车出门了。路还是原来的路，但感觉不太一样了，繁华地段并不像往常早高峰，看不到人流车流涌动的迹象。
黄师傅把原来的油车换成了电车。虽然电车的月承包费更高，但油价涨得更快，利润空间越挤越薄。很多出租车师傅都想换电车，班长体谅黄师傅生活条件困难，家里老母亲还在住院，帮他率先通过了换车申请。
6月1日那天生意不错。黄师傅从早上8点一直跑到凌晨3点，中间几乎不休息，赚了2100元。餐厅还未开业，他在路边找了家快客便利店，买了两盒奥利奥、水和一袋小面包，早午晚饭分三顿吃完。
起初几天，他每天都能拉到几个远程单，三四个去飞机场的，八九个去高铁站的。有的一上车就抱怨：“关了这么久，我怎么样反正都要回去的。”黄师傅的想法是一样的。他非常想回家，几乎只有这一个愿望。
封控期间，他不能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为了交上昂贵的治疗费用，他向车队队长借了2万元。这两个月，房东怎么也不肯免他房租，黄师傅手上钞票见底，还不得已向比他小很多的朋友借了两千多元交房租和话费。
他本计划再用两三个月，吃吃苦，把欠的债都换上，就回到家人身边。但就在昨天，7月5日，黄师傅发来消息说，他已经回到了老家，因为他的妈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