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使命。
与其他会议相比，50人论坛的会议更为民主和高效。除了主旨发言的嘉宾的名牌是提前摆放的之外，其他参会人员的桌签全部放在入口处，由参会人员自行领取后随意入座。会议开场前气氛也十分活跃，各位参会人员均为50人论坛成员，皆是来自政学企界的高层人士，彼此相熟。
出席本次会议及主要的发言嘉宾阵容豪华：
1.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3.白重恩（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4.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6.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7.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8.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9.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涛（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
主要观点包括：
1.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而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3.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4.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5.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6.目前经济中“国进民退”比较突出，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这次出现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7.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
8.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9.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不同问题的不同看法涉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改革开放有舍才有得，预案比预测重要，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积极冒进。
吴敬琏：解决经济“跷跷板”归根结底要靠提高效率
第一，如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和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办法是认真回顾四十年和二十年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并以此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这样的分析、思考和总结，砥砺前行，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个人认为，主要教训是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我们的方法去执行。在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推动比较顺利的时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较好增长，社会和谐的气氛能够保持和改进。当改革进行的不顺利和发生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进步减慢甚至倒退。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否总结恰当，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讨论。
第三，四十年改革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这些波折和起伏能加深我们对改革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深度。虽然有很多曲折，但经过每一个曲折后改革都上了台阶，因此要把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第四，现在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和转型也还没有到位，经济运行呈现跷跷板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大量投资造成高杆率过高和债务风险，增大了系统性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更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措施。
白重恩：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优的安排
1.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2.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3.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
4.特惠模式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公平，资源错配，挤出效应，不可持续等。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
5.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杨伟民：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要加快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地有声。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三，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机制改革。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应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一直在所有制问题上争论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的束缚，一些改革就很难突破。
第四，要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目前，相对商品市场化的改革，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五，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少行政层级。
第六，要从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科研人员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
第七，要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八，要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其中在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提议中，杨伟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王一鸣：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1.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个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2.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3.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4.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认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管涛：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预案比预测重要
1.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3.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