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2.影响考古认知的因素
假设有若干种个人的背景因素对其考古认知程度会造成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1.生理因素（性别、年龄）
2.经济社会因素（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
分析结果如下：对“遗址认知程度”构成主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因素中的学历、文博行业，兴趣因素中的读书、旅游，以及生理因素中的性别。
1.学历越高，认知程度越高。学历每增加一个层次，认知程度增加0.6分；
3.热爱读书、旅游的受访者比不热爱这两项的受访者，认知程度高0.92分和0.58分；
4.男性认知程度高于女性，平均高出0.42分。
因此，通过对上述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一个人对遗址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化约为如下的关系图：
三、公众对展示阐释方式的兴趣与态度
1.对展示手段的兴趣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
截止2016年6月，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皇故城中轴线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目前基本完成。此次共发掘面积大约为一千八百平方米。此后，将正式开展明中都中轴线项目修复工程。届时，将会重新呈现出明代“紫禁城”面貌本来面貌，最终和北京故宫、南京故宫共同构成“两京一都”的基本格局。而此后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也将逐步发展起来。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发展在未来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更好的发展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我们需要对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策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为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发展献计献策。
一、明中都遗址简介
明中都皇城的位置在安徽省凤阳县城的西北一角。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由于对故乡凤阳极其留恋，随即便决定在凤阳修建皇宫，名为中都皇宫。不过因为此座宫殿太过于奢华，乃至于民怨沸腾，因此在修建中途被迫停止。如今，明中都那华丽辉煌的外表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一片荒废的遗址。在明中都遗址内一共包括三道城墙。其中，外城墙的周长大约为三十公里，二道城墙的周长大约为八公里，内城墙的周长大约为四公里。总体来看，明中都遗址的总面积比北京故宫大出的面积大约为十二万平方米。
二、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目前，经审批，凤阳县政府已经开始建设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加快对遗址的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为促进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在未来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特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积极加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二）对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进行重点保护
明中都遗址内尚存有很多珍贵文物，在建设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些珍贵文化进行重点保护，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诸如，明中都遗址的午门基部须弥座浮雕及城内石雕，均是我国都城中极为珍贵的石雕艺术珍品。除此之外，明中都皇城遗址的宫殿建筑与南面的鼓楼、钟楼等亦是极为珍贵的建筑文物。对这些重点文物的完好保护，可以更好的呈现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特色，亦可给更多游客带来极好的文化体验之旅。所以说，对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进行重点保护，亦是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准确定位明中都遗址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积极做好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配套建设
一个城市要想真正发展旅游，必须要在各个方面进行建设，要为旅游提供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如交通设施、酒店设施等。在此基础上，要对明中都遗址的文化旅游进行大力宣传，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手段积极宣传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让更多人了解明中都遗址，为明中都遗址旅游树立一个良好的旅游品牌。另外，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建成之后，还要科学对门票进行定价，在保证可以获得收益的同时又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到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进行文化体验，进行文化旅游。
一、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决定成立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目标
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涉及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对目前遗存的主要建筑群进行清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海潮寺后的明代建筑群遗址，即“新王宫”，为深度发掘的重点。
三、明确职责任务，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区文广局：负责统筹调度考古发掘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强化部门工作配合；负责协调处理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区委宣传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充分体现国家、省、市对申报大遗址公园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扩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区维稳办：加强调查研究，制定维稳工作预案，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区局：协调处理好此次考古发掘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认真作好记录，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处理解决，杜绝阻工闹事和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
区林业局：协调解决因考古发掘砍伐树木的审批以及赔偿标准问题，解决好林木、林地、林权与文物本体的矛盾纠纷。
区公安分局：切实维护此次考古发掘的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考古发掘的违法行为，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区国土分局：负责承担考古发掘依法用地的审批，并落实好征用土地和临时占地的赔偿标准。
高坪镇政府：抽调专职人员配合考古队工作，负责做好考古发掘协调工作。
四、工作要求
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对有限的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如何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考古旅游资源以其神秘性、趣味性、丰富性、珍贵性等特点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仍存在开发不合理、保护不到位、旅游形式单一等不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三、处理好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冲突的对策建议
（一）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驱动机制
从社会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和考古资源保护等方面寻找平衡点，使考古旅游既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同时也是宣传民族文化与保护文物的内在驱动力。我国的考古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驱动机制的建立问题。
其一，考古资源的大众化趋势，大众化的考古趋势从近年的景观考古、新博物馆学等兴起可见其发展的趋势，其核心是推动社会与专业人士的交流，将注重考古资源的保护与人文关怀相互挂钩，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降低考古的门槛，使考古融入到大众生活当中，可以有效的推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并提升民众的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
其二，考古功能化的发展，考古虽然是传统的学科，但业内人士提出考古应该走向功能化，面向科学化和人类学化的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的交流互动，并从构建社会组织结构、世俗传统等方面进行引导，研究社会的变迁，拓展其人文关怀的功能，从社会与人群、环境与生态、行为与思想等方面着手研究，寻找其之间的契合点；
其三，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当今考古力量的不足和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难以满足需求，因而从考古旅游资源与保护着手，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考古资源向公众开放，加强公众与考古资源的交流互动，形成以开发促进保护，以保护推动开发的良性循环，实现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发展；
其四，文化的驱动，考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可以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来验证我国文化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源的开发实质上就是与公众文化之间搭设沟通的桥梁，文化在交流中能被广泛传播，因而文化对考古的开发保护具有内在的驱动力，要善于借用文化的力量来推动其发展；
其五，媒体的驱动作用，以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为例，美国媒体在进行直播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发掘过程中大量的视频、图像、图书、报纸等舆论的影响，使受众全方位接触到考古资源的魅力。我国在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力量的参与，激发了民众认知参与的热情，促进了民众考古旅游与保护的意识。
（二）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对策
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需要取得平衡，针对不同类型和重要的考古资源采取针相应的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主要包含几种措施：
其二，开放性的旅游模式，最为著名的是陕西的兵马俑，采取开放式的旅游形式，旅游者与文物之间的无障碍，提升了旅游的真实度，使旅游者真实的感受到文化、社会与人文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三，多功能的考古旅游模式，可以根据考古资源的规模大小，建立考古公园，旅游者在考古公园内可以休闲、娱乐、体验，如北京的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等形式，在旅游区开设了文化区、文物区、园林绿化区、休闲区等功能的旅游形式。
文物与博物馆学考研属于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属于历史学门类；
博物馆学专业是研究涉及博物馆物品的陈列等诸多问题的专业。现代的博物馆学一般都和考古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设置在一起。博物馆是保藏并展出有关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资料或标本的一种文化机构，可以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宣传，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专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