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后，久期发现，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就是循着一个个“节点”走过来的：在一所211大学读管理类硕士，先后到几个大厂实习，毕业后经历几重筛选，考入家乡省会一家知名国企。
然而，当一个个人生“节点”消失，迷茫感渐次袭来。久期和在银行、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们沟通后发现，很多人都正经历着类似的心态波动，“大家郁闷的理由千奇百怪，又大同小异”，总归逃不出自我价值、职场压力以及人际关系这些关键词。
去年11月，久期在豆瓣创建了“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希望看到更多关于职业选择的可能性。她被一篇“屠宰场流水线女工”的帖子吸引，一个女孩在辞掉白领工作后飞去了新西兰，先后在猕猴桃园、肉厂和樱桃厂打工，自己改造了房车，睡在不同的城市，过上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越来越多看上去“另类”的工作出现在小组讨论里，宠物美容师、民宿管家、医院陪诊师、婚礼伴郎......一场关于“想要、需要什么”的思考与实践，正发生在很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上。
从脑力到体力
“每天活的像个老鼠”。辞掉深圳一份高薪视觉设计工作后，洛洛这样描述自己以前的状态。
洛洛毕业于一所985、211高校，刚毕业时的梦想是去深圳，成为那种“端一杯咖啡坐在电脑前办公的精致白领”。
可等她进入那栋号称“最强加班楼”的工作环境，美好想象破灭了，她过着城中村、地铁、写字楼“三点一线”循环往复的生活，忙碌到连看看傍晚的夕阳都觉得奢侈。
2022年5月，洛洛辞掉格子间的工作。寻找出路期间，她看到一家宠物门店的招聘启事，“上面说零基础也可以”，三天试岗结束，她成了这家店的店员。
作为新手洗护师，洛洛现在的工作是，每天给5到6只宠物狗洗澡、烘干、梳理毛发，她还在为获得美容师资格做准备，练习怎么一边控制住顽皮的小狗，一边帮它们修剪毛发
事实上，对于不少像洛洛这样的年轻人，降薪去做“体力活”，正成为他们职业探索中的新选项。
在创建于2022年11月的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里，组员人数已经超过2万。组长久期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职场，她发现，身边不少朋友曾在工作中体会过无力感甚至抑郁的情绪。一位朋友“好累啊，要摔电脑去当保安”的抱怨引发了久期的思考，两人开始认真设想有哪些“不太废脑子的”工作方案。
年轻人高学历毕业之后，一定要从事“更高级”的脑力劳动么？久期开始有了疑问，她说，“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建立是为了“探寻更多可能性”。建组后，成员们讨论的热度超过了久期的预料，“刚开始觉得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相似的困扰”。
工具人
每晚所有人在工作群里写日结，汇报当日完成任务的数量。“领导会觉得为什么人家能做20个，你只做了10个”，洛洛说，这也是脑力劳动的特点，“你的海报有多难设计，或者你和需求方构建了多少沟通，这些不会被在意。”
连续的加班和压力剥夺了她的睡眠。“那种累不光身体上的累，是心里很累，很压抑，每天胸口很闷。回到家还失眠，熬到凌晨五六点，太阳都出来了。”
即便牺牲了健康，洛洛仍然经历了一次裁员，因为老板把电商部门的工作外包出去，不再需要那么多设计人员。这让她怀疑“努力工作”的意义，“因为你之前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做的，有时候甚至为了工作饭都不吃，到最后得来的结果，其实跟你努不努力没关系。”
包括职业发展前景，也促使着洛洛做出改变。她部门的领导三四十岁的年纪，已婚已育，“相当于我从现在做起，起码要再熬十几年才能到那个位置。”而且洛洛觉得，自己的设计能力不算突出，更像是个“photoshop工具人”。“除非你做到金字塔尖，否则你其实一直是在底层，不管是为甲方还是为领导服务，你都没办法决定自己设计产出什么样的图片。”
在“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和洛洛有相似经历的不在少数。经历了加班、失眠、身体发出警报、越努力却越迷茫……这些年轻人决定逃离原来的轨道。
组内一名毕业于985学校的女孩，从一家企业科技部门的销售岗辞职后，转型做了瑜伽老师。她写道：“我再也不想回到格子间，拥有什么办公室生活，我只想逃离，甚至只是呼吸一下空气、晒晒太阳”。
组长久期观察发现，这些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来自被工作挤占的生活，“可能不管你在哪，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你好像就都能工作，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它都能找到你”。
“为什么不能精简地活着”
那些职业选择上的重大改变，不只源自写字楼内普遍的压力，也来自于自身性格以及成长经历的驱动。
谢阿金很早就确定，所学的俄语专业不是兴趣所在，没法在这件事上“坚持一辈子”。她没像很多同学那样选择出国留学，认为国内学历太“贬值”了。
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不想这样去浪费爸妈的钱，我年轻、有体力，想先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在疫情后期，当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重新开放，谢阿金辞去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飞去了新西兰，先后做了猕猴桃厂、肉厂和樱桃厂的女工。
和谢阿金有近似轨迹的是企鹅。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常年在外开店做生意，他们很早就让企鹅和哥哥照顾自己，为自己做决定，“到初中的时候，买衣服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去看。”
企鹅高考选的是服装设计，这也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当时有同学和她抱怨，父母干涉自己填报志愿，她心里想，“我爸爸妈妈问都不问，好像连我分数多少都不在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来。”
企鹅经历了5个月的迷茫和探索期，她换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光鲜高薪的脑力工作。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不擅长，另一方面，也认为那样的人生不自由、不开心。她尝试了服装工作室销售，也去过奶茶店打工，最后成了杭州一家民宿的管家。“就是去体验，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做了之后会不会产生心理抵触或反感。”
对于洛洛来说，“跑道”的转换，也伴随着对自我逐渐明晰的过程。
她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吃苦”，外加大学刚毕业时“心气高”，觉得理应去大城市努力打拼，“我会有一种想法，如果现在松懈了，去随便找一份工作，还很悠闲，住着家里的房子，拿着三四千的工资，这样的生活我自己不满意。”
到深圳后，她很快经历了现实与期待的落差。“你发现你除了工作，还要面对生活上的各种磕磕绊绊，比如刚来的时候，连公交车怎么刷卡我都不会”。
她性格敏感，曾经要面子到“指甲都不能有缺口”的程度，要定期做美甲、美发，要求自己在外人面前呈现出完美的样子，是个“上进的都市丽人”。她也曾试图进入一些优秀校友的社交圈，但后来发现，“能跟他们玩到一块的，同样也是很优秀的人。”
这些经历也促使她做出职业选择上转变，“以前我是犹犹豫豫的一个人，总是要询问身边朋友家人的意见，但是后来发现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所以后来我就不问了，谁也不问了，我就爱这样干，这样干的后果全由我自己承担。”
能走多远？
对于那些辞职去做体力活的年轻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这样的选择能走多远？
洛洛认为，现在更像是为自己打工。无论是继续在门店做宠物美容师，一路考级上去，还是赚了钱之后自己开家小店，她感到未来的路很清晰。
即使在所谓的“体力活”里，那些过往的职场能力也还是能派上用场。企鹅发现，自己沟通上的优势，让她在民宿行业发挥得游刃有余。有顾客因为噪音提前办理退房，她一方面进行安抚、做出弥补，防止了差评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和吵闹的住客做了有效的提醒。餐馆为民宿员工提供的食品太辣，通过和厨师长沟通，她为同事们争取了点餐的自由和口味的调整。
关于未来，企鹅也思考过自己的下一站。做管家的过程中，除了和顾客沟通、处理突发情况的经验，关于民宿如何运营，她也慢慢有了积累。“如果长期留在这个行业，也是不错的选择方向。”
当然，关于“能走多远”的问题，也逃不开现实因素的考量。谢阿金在新西兰看到，当福利待遇得到完备保障后，是可能对人们的择业观念产生根本的影响。
“在这里，办公室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谢阿金一个工友的男朋友在实验室工作，赚的工资没有这位工友高。还有朋友在做翻译向导工作，“拿的是最低时薪”。“这里的脑力工作更看重经验，而非学历。”
身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肉厂房东的女儿做了五年housekeeper（酒店清洁），房东20多岁的弟弟夏天在猕猴桃厂做工，冬天在肉厂做工。谢阿金还认识一个船长，每个月开10天船，剩下20天陪自己的孩子，“船长说赚的钱刚好够用”。
自由的另一面
在“轻体力活探索联盟”里，一名组员正尝试做婚礼伴郎的兼职，但他接受采访时说，并不打算将这当成长期的职业发展方向，“因为只在周末或节假日接单，不能提供稳定的收入。”
领导曾明确告诉她，觉得她能力不错，只要愿意努力，就能往上晋升。但她并不确定这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里常有琐碎的部分，“觉得好像很没有必要，但又推不掉”。同一个屋办公的，只有久期一个95后，其余有两个同事50多岁，还有两位40多岁。久期觉得，同事间日常沟通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在亢奋的点上”。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谢阿金刚到新西兰时，为了获得签证延期，先找了户外果园的工作，但因为总下雨开不了工。她很着急，“得赚钱”，才去了薪水更高的肉厂。
在樱桃包装厂时，尽管可以“听歌看视频聊天吃樱桃”，流水线的枯燥感再次让她离开。她在当时写到，“对我来说不管是轻体力还是重体力，还是办公室工作，能挣到钱就是好工作，然而工作总会有厌倦的一天。”漂泊久了，谢阿金偶尔也会希望安定下来，“找一个自己的房子养条狗，每天下班回家可以打游戏”。
职业选择上的巨大转变，往往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几位采访对象都提到了节俭的生活态度。刚去新西兰的第一个月，谢阿金手头存款不足3万，不得不刷信用卡。为了节省开销，她住过廉价青旅，改造了一辆7座二手车，睡过房车营地，也曾在工厂提供的铁皮房里和3个打工者合租。
久期承认稳定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踏实感，那是“在路上”的谢阿金暂时还没有的。“有一天我妈妈来找我，我们一块出门散步，给她买衣服。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种比较平凡的生活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的之后是相对可控的，你能够给父母买一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安心”，久期说。
同样可控的是生活。工作之外，久期喜欢去花卉市场和古玩市场，“上周还去古玩市场淘了一只犀牛”。她喜欢去看livehouse，带着相机出去逛，也在想要不要把以前学过的吉他再捡一捡。“有的时候你拧巴的劲儿一过去，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能做。”
接受采访时，谢阿金正为接下来三天两夜的徒步做准备，来新西兰之后，她才开始接触户外活动。在这里，她遇到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素食者、滑翔伞和山地车爱好者、接待旅游者的当地“沙发主”、瑜伽老师……上次徒步的时候，她想，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呢？虽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看到更多的生活方式之后，感觉这些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企鹅也在设想着自己的未来。她有在民宿行业做更多尝试的想法，也想等机会成熟出国看看，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地方没办法长久待下”的人。有句话很打动她，“幸福的人生就是每隔三四年就打乱之前的生活。自由也像所有事物一样，会变成一种执念”。
“我看到之后，就在想，到底什么是自由？我总觉得没有束缚、随心所欲就是自由，但是认真思考一下，不可能真正做到无拘无束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规则和约束。”回想在写字楼上班时的经历，企鹅觉得，一些同事工作上表现得很出色，他们也并不觉得失去了自由，“只是，我暂时还没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