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二手消费/二手市场/特征呈现/动力支持/发展反思
作者简介：范和生，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与政治学院。
一、二手消费的全球实践与理论应答
当前，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这种二次交易范式在我国消费语境中衍生出新的本土化特征。其一，消费场域由线下逐步转移至线上。“闲鱼”“58转转”“爱回收”等专业性App出现，提供了广阔的互联网“二手品”交易平台。其二，消费品覆盖面迅速延展。大到房屋、汽车、奢侈品，小到电子产品、衣服鞋帽、日常用品都可以在消费关系密集的网络社会中找到买家。其三，消费意识的合理切换。盲目性、炫耀性、冲动消费的意识逐渐向社会共享意识和理性消费观念转变。其四，发生动机适时改变。原始的二手消费的核心本质是人们将“暂时无用”的商品售出以换取“当下急用”的物品，不考虑该物品之外的资金二次增殖的问题。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贸易的深入发展，部分个(集)体抓住二手消费的契机扮演起“中间商”角色，从一方以相对低价收购物品，加价后再出售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但这种差价数额的不确定性放大了二手消费中的功利化色彩，同时也埋下了信任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内现有二手消费的理论分析成果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研究起步较迟且切入点微观，尚未形成具有宏观维度的总结性依据，这就导致在对二手消费进行更为深入和专业讨论时，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撑；第二，研究呈现“散状”趋势，大多停留在诸如汽车、房屋、服饰等分散的市场领域，尚未对二手消费在我国的兴起原因、发展特征和运转规则做出整体性解构。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结合中西方已有理论与实践叙事，对当下我国二手消费的具象特征、流行缘由以及其潜在正负外部性做出学理层面的回应。
二、二手消费当代特征呈现的本土解读
“在地化”(Localization)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分析全球化事件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社会中的经济或商品流动只有适应地方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普遍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全球为架构思考，以在地为基准行动”。当代二手消费进入我国后，遭遇国内在地主体的“抗争”，经历与各类传统地方性消费文化、理念和方式融合后表现出特有的本土化气质。
(二)资源循环“旅行”丰富阶层间消费体验
“阶层旅行”(classtrip)是近代社会学研究中常被提及的概念，原意是文化社会学者马茨·特朗德曼(MadTrondman)在探析19世纪80年代瑞典民众通过各种努力实现阶层跨越时所概括出的一种“向上流动”。而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Turner)的理解，“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能力较低的阶层跃升至较高阶层是一场漫长的进化之旅，这其中还蕴含着人们在阶层改观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境遇和情感体验，这些都是考察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相互融入状态所不可舍弃的命题”。事实上，笔者认为，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不单单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流动正在经历一种阶层化改善，而以物为核心的消费流动同样与其他社会事业一样，在共时经历着一种阶层化改善。这种改善不仅表现在全民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条件等方面整体水平的提升，还表现为各类消费品可以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自由流动，打破了所谓“专物专享”的阶层挂钩。
二手资源的“市场现身”源自双重渠道，其一是私人(集体)前任买家将对于本体低意义物品出售，从对该物品持高意义态度的买家处回收部分成本，这种资源循环呈现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其二是使用权的非损益性转移。这种资源循环不会对某一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资本造成过多利益侵犯，反而会给其他人带来该资源的福利性借用，继而提高该资源社会使用效率，减少他者同类资源的无效代谢。该情况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公益捐赠和共享用品。搭建在此二维基础上的二手商品要比新出厂商品更具性价比优势，变相帮助资本总量有限的“价格敏感型”群体实现了原先同等一手消费品货币的“降层化”，如“闲鱼”上相似质量的同款物品就要比一手实体店中便宜两到三成，这些省下来的开支又可以促进人们再获取购买其他商品营造出的消费快感。因此，二手消费降低了交易成交所需的财富要求，进一步扩展了消费资源的受众阶层。
(三)二手市场广阔促进零工经济兴起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压力陡增，“稳就业、保民生”日渐成为各项宏观政策的前提目标。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如何深度挖掘本土市场的就业潜力，密切关系到民众的现实收入与生活质量。在此背景下，以“高弹性时空”“低门槛准入”“灵活性方式”为核心特质的零工经济在我国就业体系中应运而生。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DianeMulcahy)曾对全球零工就业进行了定义式描述：“零工就业泛指那些用时自由、工作场景不固定、非传统朝九晚五的一切工作形式，包括了兼职工作、临时工作、个体经营以及依托各类网络平台开展的自由职业等。”零工经济与二手消费的资本源头存在高度契合，二者都是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或服务，将其进行社会性再利用，以达到自我收益增殖的目的。二手消费品市场越广阔，投身二手商品交易的主体越多，围绕二手消费品衍生的零工经济就会越兴盛。目前，附着于我国二手消费行业链上的零工经济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
二是为阶段性失业人群提供一份缓解生存压力的临时收入。当下很多参加“二手品”交易的个(集)体并非固定从业者，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其视为从前一份工作离职到下一份工作入职之间的一种过渡。他们认为，尽管二手商品买卖的零工收入不高，但可以从中赚取一定收入来维持正常生活。
(四)商品趣缘群体扩容刺激消费部落主义的生成
如果说以上三重“二手品”的本土化特征是凌驾于其经济属性之上的，那么二手消费相比于一手消费更具有一层社交属性。“二手品”交易容易将对某类物品具有相似内在需求和兴趣的个体集结在一起，随着围绕该类物品所展开的沟通和讨论的不断加深，具有相同兴趣的个体通过爱好交换和情感共鸣，最终形成趣缘群体。互联网时代，趣缘关系已经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局限，成为一种摆脱时空边界的、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连接。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指出，“以相同旨趣为桥梁建立的俱乐部及其成员之间的互相交往是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二手品”的价格优势使年轻人以相对较低的资本压力来释放其对爱好的消费欲望。在二手消费的过程中会凝聚出一个个消费趣缘组织，如时下常见的“洛丽塔”“汉服热”“二次元”等服饰消费团体。这种黏性很强的趣缘群体的不断扩大会对当前我国的消费趋势产生重要影响，理性化的消费个人主义将受到情感化的消费部落主义的冲击。
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Maffesoli)在《部落的时代》一书中最早提出部落主义范式(Tribalismparadigm)，用以强调情感因素对于社会聚合体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人不能孤立地存在，共通的情感促使人们汇聚成具备群体活动和社交倾向的部落，并基于个人喜好和兴趣经验选择同类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围绕二手消费品搭建的趣缘群体实际上就是具备了弱理性、自目的性和集体化等色彩的一种消费部落主义。在这些趣缘群体中，个体不将消费看成是理性主义干预下，为追求某种资源溢出效应而对物品进行的排他性占有，而是将其视为彼此为追求内在快乐动机做出的消费选择。这种高情感逻辑的消费取向实际是对人们消费行为中一贯被设定的工具主义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思路。以二手消费为纽带的趣缘群体生成的消费部落主义更加具有人情味，使当代消费者非定向地自由联结在一起。沉浸于消费部落主义中的人群其消费动力不完全是资源私人占有或社会排他，更是追求志同道合的情感认同。
三、认同体系更迭：二手消费流行的原生动力
在检视一种消费方式完整的互动过程，不仅要考虑消费行动的“外结构”，更要深刻领会消费者群体认知的“内结构”。因此，对二手消费在国内社会中流行成因的探析不能脱离对个(群)体消费认知和文化观念所构成的认同体系的研究。
(一)喜新不厌旧：“效益型”消费认知的理性靠拢
(二)不以旧为耻：“务实型”消费索引文化的默契共筑
四、智能工具演进：二手消费运行的技术动力
二手消费真实进程中涉及的商品信息发布、价格咨询、资金转移和实物交付等环节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所依托的智能设备。如果说人们消费认同转变是二手消费流行的内生动力，那么各种智能工具则是二手消费顺利开展的硬件保证。
(一)工具介质进化拉伸“消费物”生命周期
首先，从拉长自然生命周期来看，当代工艺的日臻完善为物品基础性使用价值提供了保障。二手消费最终成交的首要前提是该商品的物理功能不能被过度破坏或仍维持在二次购买者所需使用价值的最低阈限之上。正如美国学者亨利·佩卓斯基(HenryPetrowski)在《器具的进化》一书中写道：“任何物品的性能都难逃局限性定律，但这些使用范畴上的‘缺陷’不能导致消费者对它产生不满情绪，又或说人们愿意接纳某物并继续沿用时，必须是对其物理属性仍保留信任。”在工业化早期，技术水平整体性偏低，工业制造品大多比较粗糙且功能单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质量问题，损坏率偏高造成产品的使用周期较短。但随着全球化程度和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一方面，大部分同类产品在与以往横向比较时物理功能已然更加齐全和多元；另一方面，即便产品的物理功能随着频繁消耗逐渐弱化，但随着后续维修、保养以及护理等维护技术的愈发精湛，产品可以再次具备价值、功能，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二手房翻新和二手车性能改造。
其次，从延展市场生命周期来看，现代媒体通过多渠道和高频次宣传，放大商品符号功能以延伸其流行受众面。前文已述，二手消费是人们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二手消费时完全排除了感性的符号价值。当前，以LV、爱马仕(Hermes)、宝格丽(BVLGARI)等大牌名品为交易主体的二手奢侈品营销之所以在循环消费市场中成为焦点，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在新媒体的造势下，借助价值转移(valuetransformation)使自身具有某种特定的符号象征含义，并在人与物之间搭建起某种习惯性联想。即个(群)体人为赋予此类商品“高贵”“富有”“脱颖而出”等一系列身份或地位标识。一旦人们内化了外界对某物赋予的强符号效应后，该物品市场流通的生命周期会自然地被延长。对此英国实业家约翰·汤普森(JohnThompson)感叹道：“当今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商品是不受到大众传播机构和机制所触及的，更不存在什么领域不面向新式媒介所描绘的象征形式流通开放。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拨又一拨消费者臣服于所宣传的‘商品幻象’。”这表明，新媒体所营造的符号效应在二手消费过程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二)网络交易灵活化扩展二次“消费物”获取多样性
科学创新历来是社会进阶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塑造新型消费方式的核心支柱。特别是21世纪信息技术强势介入人们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促使中国社会从工业技术时代走向数据技术时代，未来以大数据(bigdata)为依据的各类网络要素将在消费的开发应用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网络本身的“强中介”属性会进一步在人们消费结构中掀起一场“时空分离”(separationoftimeandspace)运动，形成一种消费“抽离化机制”(extractionmechanism)。即个(群)体摆脱了传统消费中具体时空定位、交易环节和互动程序等硬性规定，转而借助前沿技术在不固定条件下的多维范畴内采取消费行动。事实上，这种看似抽象的抽离化特质为二手消费涉及的各个交易节点带来了切实的可操作性，促进二手消费物在多个获取维度上实现了多样化。
首先，二手消费品获取空间多样化。时下在以计算机、通信媒体、全开放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助推下，二手消费交易实现了空间剥离。以往人们必须在现场完成商品拣选和结账的消费流程，而现在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所有交易步骤。现代化的网络空间降低了物理空间对于交易达成的要求，二手商品购入者可以不进入一手商品出售者的线下场地，利用各种网络技术就可以非面对面地对“二手品”进行观察、挑选和议价。
五、生活环境调适：二手消费稳定的集体动力
二手消费是人们对一种具象生活方式的追求，无法与真实生活环境的各类影响要素相割裂而独立存在。当前无论是人们面对生态环境所做出的集体反思，还是客观外部环境的优化，都会对二手消费的发展产生调适效应。
(一)生态环境压力走高，唤起社会主体“绿色承诺”自觉
其一，从消费者维度出发，二手消费一方面是人们全面认知到本体消费行动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结果后，自觉自愿地对自我消费理念和实践进行自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在不妨碍可持续消费原则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商品合理享用，用以提升现阶段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高效消费体验。
其二，从企业维度出发，其“绿色承诺”的履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来破除“二手品”在市场流通时遭遇的环节阻碍。首先，遵循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这一原理，做好诸如能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废物)循环及环境治理检测等新型生态技术在生产端的研发与应用；其次，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二手物”的推广与销售工作，扩大二手商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功能宣传，让更多消费者真正了解购买和使用二手商品的便利与优势；最后，加大可循环技术在回收端的利用率，将仍有使用价值的旧物实行有针对性的二次利用，强化全社会“变旧为宝”的意识和技术可行性。
其三，从社会组织维度出发，充分发挥对二手产品行业的监督职能。目前在我国二手消费推行过程中，面临着缺乏完整规范的行业标准、缺乏第三方机构对交易枢纽链上的风险点加以约束等问题。这种缺陷不但会加重二手商品交易市场鱼龙混杂的状况，更会导致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品质产生怀疑。因此，亟须培育专业性和官方性并立的行业机构，从源头上为二手消费制定标准化与制度化的市场规则。
(二)外部环境优化拓宽二手市场运转空间
与西方国家不同，当下我国涌现出的消费方式大多与国家塑造的主体结构紧密联系。国家的集体政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采取的框架式消费行为。二手消费作为我国近年来才兴起的消费模式，对其成因进行梳理时不能忽视我国转型时期各项外部环境优化为其带来的激励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消费权力的“让渡”刺激居民消费活力迸发。20世纪80年代国内政治环境恢复平稳，各级政府全力投身于经济事业，有意识地将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手中，中央政府本着对普通民众消费生活话语的解绑原则，逐渐降低其在消费领域的绝对话语控制，积极探索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消费政策，并致力于与消费者达成一种“隐性契约”，即国家不再强力干预人们的消费选择自由；而个(群)体则投桃报李地在“去政治化”的消费环境中创新一切活力因素、自觉促进地方经济转型。这种“权力放松”促使大量有利于消费结构转型的要素释放出来，使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和创新多样化的消费方式，更为关键的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前提下，凡是能够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大幅改善的模式都能得到国家层面的鼓励和支持。二手消费与近年来国家层面倡导的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在运行程序和基本内涵层面上高度契合，因此二手消费的后续发展空间将是巨大的。
六、总结与反思
当下，我国正在步入“十四五”规划的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时期。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无论是从国内实践还是国际经验看，二手消费的最大优势在于让闲置物品获得再次利用，实现了一手持有者的资产变现和二手购买者的“低投入—高收益”，提高了资源循环使用率。二手消费以其绿色属性在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塑造民众健康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作用。当前，二手消费在国内仍处于发展“爬坡”阶段，其中消费观念、交易流程、市场机制、行业规范等环节还都处于变动未定的过程之中，自身存在的潜在风险会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规则下被不断放大，出现诸如买卖方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悖论以及二手商品质量评判缺乏标准性、卖方售后维权乏力、信用惩戒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二手消费朝向更高水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一是全面提升二手市场内产品质量，避免“低质—高价”的“二手品”再流通。二手交易注重对产品剩余价值的再度挖掘，但前提是一手商品出厂时产品质量必须过关。这就需要制造商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瞄准国际标准和细分市场需求，提高产品初始性能和可靠性，为后续商品的再次周转提供质量保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3期/《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