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学全面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是直面人工智能变革劳动方式、重构劳动形式的现实需要，又是丰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更新理论结构、凸显理论价值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不仅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而且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逻辑，并合理地憧憬了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工智能作为当下定义时代的突破性技术，既改变了劳动的组织形式，又改变了劳动的作用方式，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重构社会生产逻辑、重塑劳动形态、产生新的社会历史影响的背景下，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全面科学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新变化，思考智能化生产领域劳动价值创造的重构逻辑；通过辩证地看待商品形态不断扩张、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价值形式不断变化等现象，追问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异化现实的结构性危机，揭示资本逻辑造就的“生活危机”。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推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守正创新、推动实践智慧的思想化与观念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与学理化必须要回答的新问题。
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直面人工智能对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并将自身的虚拟化、自动化、数字化等特征日益融入劳动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过程。在促进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的同时，人工智能重新定义了劳动的存在意义、社会历史逻辑及其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导致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责难与误读，其根源在于没有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因此，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原则立场，承认劳动主体作用，方能彰显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价值，展现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和理论先进性。
马克思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立场，认为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成为“多余的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过程实现了人的体能和智力的延展，导致了劳动环节与物质生产的分离。但在另一种形式上，资本借用弥漫于人们生活之中的信息技术与数字逻辑又开创了盈利的新模式。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以无人工厂的贡献为由分割了其他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在更广阔的领域放大了资本的逐利性和垄断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又在日常生活的编码与控制中，强化了资本的支配权和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但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域中，“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具备人的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主体地位”。因为劳动能力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人通过社会化实践习得的，而人工智能的劳动只是系统生成的。因此，人工智能并非全新的劳动主体，而是源于人类劳动在既有劳动的积淀之上采用了全新的组织形态、产生了全新的技术形式。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深化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创造价值过程的认识。这既能赋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价值，又能够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坚持劳动价值论，建构人工智能变革生产与生活的实践逻辑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源头、本质及其批判资本主义基本原则出发，面对技术对人类劳动的重新定义，积极建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使时代化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成为分析社会生产、规范社会生产和引领社会生产的“抽象的具体”，及时科学地解答时代新课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价值生产的关键越发体现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上。在传统意义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劳动概念的内涵，就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需要探索的新课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使资本条件下人的生存活动参与了价值生产，资本为保障其“夺取生产力”的正当性而将人工智能包装为“活劳动”，进一步消融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清晰界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中实现了对“活劳动的取缔”，使人类价值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创造了新的剥削形式。在此意义上，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野分析劳动的现实化与工人的非现实化、资本的权力化与劳动者的自我异化、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深入批判资本逻辑，才能在认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劳动创造价值的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发展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劳动的解放作为一个历时性的实践过程，由人工智能所赋能的劳动生产出了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价值，提供了“使我们第一次获得真正了解我们自身和社会如何演变所需要的数据”，呈现了劳动解放、劳动能力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使得“生活已经变成了工厂，工厂不仅限于雇佣劳动的空间，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资本剥削的全面化扩张。但是，无论是机器大工业的劳动压迫，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悖论”，都是以攫取剩余价值、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技术升级，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野。因此，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入分析当代人工智能劳动的实践变革，以现代性的劳动价值思维分析生产、规范生产、引领生产，才能始终确保劳动者在生产领域的智能主导权。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最终指向，依然是人工智能变革生产与生活实践逻辑的价值遵循。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需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工智能的劳动是基于时代发展需要的劳动新领域。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概念、新实践、新思维、新追求，运用劳动价值论审视当下，剖析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思量智能化生产的价值地位，正视劳动者的主体在场，合理化分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成果。
坚持守正创新，开拓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概括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题。这既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也需要加强对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开创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境界。
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蕴含的理论思维、实践观念和世界观念，直面自动化生产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当前，人工智能融入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引发传统劳动形态的变化。由于社会劳动产品中蕴含了人工智能的价值，通过将其价值转移到固定资本价值生成的劳动形式，形成了现实的劳动主体不在场的假象。由于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不存在活劳动，也就不涉及新价值的创造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因此，人工智能的劳动倒置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历史性阶段，而是物性化的工具僭越劳动主体的“劳动逻辑悖反”。以此来看，自动化的高阶生产并不能证伪劳动价值论。所谓的自动化生产与劳动价值论“悖反”，不过是经验主义者制造出来的虚假命题。
立足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时代非物质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今天，人工智能充分激活了人类的无限潜能，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形成了“非物质劳动”的时代表征，引发了“人工智能替代人”的技术恐慌。但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言，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否成为一种生产性劳动或雇佣劳动，关键取决于这种非物质劳动发挥何种作用。因此，现阶段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本质上仍然处于资本“支配人”“控制人”“剥削人”的“资本消灭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之内。就此而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抽象劳动价值论，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中依然具有适用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守正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加强对剩余价值论、资本周转理论等重要论断新内涵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智能劳动充盈了现代性社会的劳动形态，开辟了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广阔前景。人工智能劳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否定，而是进一步的丰富和证明。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智慧，直面人工智能时代“抽象劳动独立化”“剩余劳动泛在化”“物质生产虚拟化”“阶级分离绝对化”等问题，就要不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驾驭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本质和历史规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总的来说，将人工智能提出的时代问题内化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规定和具体内容，就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创新，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价值新问题，更是以现实问题和时代精神激活并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
作者：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