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寞地站立许久，茫然地望向旁边的东耳房——陈老师曾经的办公室。东耳房里早已没有了他的气息。但我知道，因为“西安事变”为世人瞩目的“高桂滋公馆”，现在因为陈忠实老师，让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里。
1.账房先生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走进“高桂滋公馆”大院，开始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延河》文学月刊社工作。那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曾经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突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省作协大院里，出现在我面前。
不论挂职还是不挂职，陈忠实都是村子里的一员。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也不管他是在读书还是正在构思写作，径直进门找他说事。遇上村里娶媳妇，乡党也总是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他去做执事，并叮咛：“你还干你那摊子事。”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能说半个不字，必立即应诺，还要表现出踊跃。“那摊子事”就是做账房。除此之外，偶尔遇到急事，想着他有“官家”身份，外边关系广、熟人多，也会找到他。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那一摊子事”——账房先生，另一方面，人手短缺时他也上手当个劳力。
他为自己辟出一间书房。接下来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他请求终止了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文学活动也选择性参加。只有账房先生这个角色没免除，并且他还很乐意继续。
事后回顾，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心情恬静，偶尔给乡邻做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独处老屋，气定神闲地投入写作。他说，如果有人在他身边，他小说中的人物就会纷纷躲起来。
2.背馍
1987年，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长安报》的记者李东济聊天，第一次向外人透漏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陈忠实感叹自己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就一死了之了？但最愧对的是一辈子爱文学，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边装有其他物件。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
1988年第5期，《延河》编辑了“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这一期专号，由贾平凹、邹志安、陈忠实、王宝成、京夫、王蓬等15人组成强大的阵容，集中展示了陕西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分配在《延河》工作才3年的小说编辑，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是陈忠实老师的《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小说将一个赌徒描写得生动而有趣。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老师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那时，《延河》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15元，大概正是当时的一条烟钱吧。今天，我再次找出《延河》的合订本，阅读这篇将近30年前陈忠实老师的旧作，读着读着，再次泪眼模糊。我在想，若是现在，我是否还能毫无顾忌地对著名作家的文稿放心大胆地动刀子？或者，当时不是陈忠实，而是别人，这个作家会否轻易饶过我这个小编辑？
陈老师的这篇小说文末，有这样的注明：“1988年2月13日于白鹿园。”千真万确，是“白鹿园”而非“白鹿原”。
在老屋陈老师的书房，有一个小圆桌，桌前有个小板凳。陈老师说，他就是在这个圆桌上写作的。谁能想到，后来让陈忠实站立在中国和世界文坛的《白鹿原》，竟是陈忠实坐在小板凳上，在这张斑驳的小圆桌上完成的。
在老屋，没有见到蔬菜，屋角只有几根大葱，墙上挂了一串辣椒。
1991年农历腊月，王翠英又一次回原下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考虑已久地说：我就去养鸡。
1992年1月29日，写完鹿子霖的死亡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在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走到洞口看见光亮，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眩晕。
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到城里背馍，在省作协传达室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高贤均和洪清波)阅读的兴奋是我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把在他们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
平静之后，他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白鹿原》出版后曾获得过许多奖项和荣誉，最高奖项便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老师后来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3.主编
1993年，陈忠实上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后，也同时兼任《延河》杂志的主编。那时，我是《延河》小说组组长。1993年省作协换届的理事会上，陈忠实突然点我的名，我一时惊住，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却原来是陈老师要将我介绍给理事会的作家们，为的是让我尽快与作家们熟悉，以便日后组稿方便。
翻阅这些墨痕笔迹千姿百态的手稿，我突然想起十四年前的1981年元月号的《延河》，那一期刊物也是“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拨青年作家的作品，在经历浩劫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坛第一次亮出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基本队列。十余年后，队伍中的路遥和邹志安，以他们剧烈的燃烧已经过早地焚毁了，我的失落我的沧桑感慨出于兹。我居然还在这个群体队列之中，然而，这个队列已不是青年作家的队列了，我再也没有资格入选《延河》任何一期以年龄为标识的青年作家专号了……岁月逼人。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
本期青年作家专号便是一种容纳百川的艺术胸襟的昭示。《延河》年轻的编辑们编辑了本期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两方面的年轻人，共同创造着《延河》的辉煌。
在交给我主编寄语时，陈老师对我说，起初让我做好排序，就是要看看我的编辑感觉是否与他的阅读感觉相吻合。他说他很高兴，因为我俩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1995年8月，刚刚32岁的我，在陈忠实的力主下，被任命为《延河》副主编。2011年，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城墙根下》出版前，我恳望陈忠实老师为我写序，他说他很愿意。
陈忠实老师兼任《延河》主编的那些年，并不参与日常的编辑工作，偶尔有作者将文稿邮寄到他的名下，他转来时，一定会叮咛，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彼时，文学逐渐边缘化，办刊可谓举步维艰。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陈老师便担当起主编的职责，想方设法解决《延河》经费不足的问题，自然是热脸、冷脸他都遭遇过。他常感叹，从别人口袋里拿钱真是为难，但是不要，《延河》就无法生存。正因为有陈忠实做主编，我们背靠大树，才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1998年元月号，我们编辑了一期“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再次请陈老师为这一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从来做事认真的陈老师阅读了全部的文稿，写下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寄语。后来，他又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为书名，出版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一篇由我约稿的主编寄语引出陈忠实老师的一部新著，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多少有些自得。
4.邻家大哥
2001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在西安城里买了足够的取暖做饭的蜂窝煤和足够的填肚充饥的粮食，再次回到灞桥原下祖居老屋。准备了这么多“粮草”，他显然是打算在这里长住的。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那五六年里，他一个人独居老屋，那时他还是中年。而这一次再回到祖居老屋，他已经59岁，却要一个人在乡下自己照顾自己的起居。妻子儿女一起送他回去，当他挥手告别妻女，看着汽车转过沟口，返身回到原下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来呢？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60岁后重回白鹿原，泪眼模糊》)
他这一住就是两年多，似乎隐居了一样，在杂志和报端阅读到他的散文或是短篇小说，知道他点滴的生活状况，读出他的几多无奈。他自己说，那两年，是他1992年完成《白鹿原》进城以后，写作字数最多的两年。
2001年12月，陈忠实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2002年1月3日，陈忠实从北京回来，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庆贺会，他说：“就两句话：一，感谢大家；二，该干啥干啥。”
陈老师只掰了一个馍，等待煮馍上桌时，我注意到他手里仍然拿着一辈子都离不开的香烟，不过不是以往标志性的雪茄，而是细短的黑卷烟。那天散席很早，陈老师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不让我们送过马路，坚持一个人走到马路对面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