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盛行加班，产品更新换代，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更新专业储备等，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
互联网大厂出现的“35岁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整个行业的变迁
文｜《财经》记者王丽娜
编辑｜鲁伟
2022年3月末，38岁的前程序员、财经博主杨曦发现自己“火了”。他最新发布的一条短视频，两三天的浏览量就达到79万。初涉短视频创作一个多月，这让杨曦既兴奋又紧张。
杨曦在视频里讲述了自己作为互联网大厂的一名程序员，所遭遇的协商离职和35岁“中年危机”。
作为互联网大厂的中年程序员，杨曦们自带“流量”，他们服务于快速迭代的互联网行业，与公司一起追求技术创新和财富增长，但中年危机似乎也来得更早。
一个35岁程序员的“突围”
2021年底，杨曦离开工作七年多的一家互联网大厂。
最初，杨曦被经理告知合作团队对他有所不满，希望他转岗，他自认热爱工作，拒绝转岗。在拉扯中，裁员补偿提上日程，几次沟通之后，杨曦拿到“N+一个月休假+半个月奖金”的补偿。略有遗憾的是，杨曦750股股票期权未到期，只能作废，另一部分股票出售后收获50多万元。
杨曦在短视频中称自己比较“淡然”。他调侃说，“35岁就应该被裁，这比想象中还晚了一些。”
八年前，杨曦从一家二线互联网企业跳入互联网大厂，当时这家大厂以技术强闻名，杨曦跳槽后薪水涨了50%。但时年30岁的杨曦明白，程序员在大厂如果做不到管理层，“35岁后会很被动”。杨曦告诉《财经》记者，在前一家公司，他转过产品经理岗，这是很多程序员工作几年后转型的一个方向，但他自认为做产品经理并不适合，又重回研发一线。
虽是资深程序员，但为避免“35岁危机”及中年之后“路越走越窄”，杨曦在五年前开始积极布局。入职大厂后，正赶上O2O风潮，杨曦在公司旗下团购平台做研发，链接商家和消费者。一年多后，公司战略调整，不再重点发力这项业务，团队大规模削减。
杨曦希望这个项目能做成，工作之余，经常加班到凌晨2点。持续了一年多后，开发的系统实现了杨曦的部分设想，他还自己打印宣传页到自家附近门店推广。但后来杨曦所在的整个业务线收缩严重，最终他的项目“不了了之”，不得不尝试转型其他业务。
工作这些年，杨曦早在北京买房置业。十几年前，杨曦在通州买下第一套房，当时房价每平方米5000余元，他用炒股、买基金赚来的钱付了首付。2016年，他在通州的房子每平方米涨到2万多元，考虑到换房算二套房的成本，以及从投资角度出发，他卖房后在目前居住的小区先后买了两套商住房。2018年，偶然发现民宿的需求量很大，收益不错，杨曦将房子改做民宿。2020年，杨曦在密云区古北水镇附近又买了一套民用住房，专门托管给中介做民宿。
回顾这些年的多手准备，杨曦表示，他工资部分结余并不多，大部分收入其实来自投资和副业，家庭收入一度主要依赖他一个人。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离开互联网大厂前，杨曦负责的业务一再调整。
最初从事的业务收缩后，杨曦转入一项新业务。杨曦称，做了一段时期后，那项业务开始有收入，他记得大约有3000万元，自己还挺有信心。但一年多后，因盈利不及公司预期，整个项目被砍掉，不少同事都不理解，杨曦也一样，他形容这就像猴子掰玉米，吃了一半，看到更好的就把原来的扔掉。
再后来，杨曦转入公司的金融研发业务，此后压力倍增，经常加班，有时甚至通宵工作。杨曦一般夜里10点半以后下班，这算是所在团队走得较早的人之一，晚上10点半去男卫生间，“还经常没有位置”。
累归累，杨曦表示自己其实喜欢做金融方向的研发，这和他在上一家企业的工作经历有关。但他认为公司的金融业务缺乏创新，“做的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同行可能几年前就做过了。”他对产品开发提出过一些想法，但公司分工太细，有些领导认为技术就应该专注技术，不要“瞎折腾”。而技术方面，他认为多是偏基础的活儿，太简单，重复性强，工作越来越没兴奋感，“纯粹是一份搬砖的体力活”，这是他觉得累的主要原因。
这种重复劳动、缺乏成就感带来的累，38岁的李铭亦深有体会。李铭告诉《财经》记者，“你在做无意义、没价值的事情时，就会累。”
李铭今年离开此前服务近十年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入职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公司，并从技术总监转型为产品运营。
李铭当年刚开始工作时曾憧憬，程序员会朝某个技术方向深入钻研，成为领域内的“大牛”。但随着年资增长，他发现工作中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李铭认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偏应用型和产品主导，技术人员主要是执行公司决策。一些公司更希望快速盈利，并不需要程序员有太高深的技术创新。另外，公司用户增长，系统容量提升时，对程序员技术的挑战比较大，当业务稳定后，技术提升的空间有限。因此，李铭认为自己在技术路线上升空间不大时，主动选择转型。
作为研发人员，陈明也经历过公司不断试错、产品快速迭代的时期。陈明在上一家公司曾做过助贷业务，这项业务在国内有了起色后，希望开拓海外市场。陈明等研发人员认为，因商业模式和功能类似，公司可以尝试构建一套系统复用到海外。但产品部门不同意，最后在海外市场的每个国家，公司都会重新招聘团队，重做类似的项目。
所幸，海外市场发展比较顺利。陈明称，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很快，产品部门希望赶快出产品，因为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不可能先去强调系统质量，只能快速把产品推出去，先占领市场，再求发展。“也许他们是对的，很多产品因为市场原因放弃，当业务都没了，东西即使设计得再好再通用，能留下的价值有多少？”陈明提出他的疑惑。
大厂中的35岁现象
身在互联网大厂，如果只是一线搬砖的“工具人”，“35岁现象”成为不少人心中的一道坎。
在公司或者社交群里，对年龄稍大的程序员，李铭经常听到大家私下调侃，“你该去滴滴报到（跑车）了，你该去美团报到（送外卖）了。”
虽是玩笑话，但李铭、杨曦、陈明都多少感到尴尬。35岁前后，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不可能经常像刚毕业的年轻人那样，忍受高强度加班，此外，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也已不如年轻人。资深程序员可能代码写得更精炼，经验更丰富，但薪资待遇已经高出年轻程序员不少，面对一般的基础性岗位，他们的可替代性很大。
李铭打比方说，“就像我们建房，如果盖茅草房就行，就能把钱赚了，你肯定不会找有盖精品大厦资历和经验的工匠。”这几年他负责团队招聘时，虽然不会特意看重应聘者的年龄，但面对竞争力同等或近似的人，他会优先选择年轻人。
百森智投（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涛，曾担任过华为全球招聘负责人，他告诉《财经》记者，从职业成长规律看，确实存在25岁、35岁、45岁现象：一般情况下，25岁是思考适合干什么、喜欢干什么的阶段；35岁时，则需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在互联网企业，35岁的理想状态是做到中层，分管一块业务或者产品；35岁之后容易进入迷茫期，中层到高层的通道窄了很多，晋升不上去就会很尴尬。因此，35岁-45岁对职场人最大的挑战是，“我有没有可能冲到VP（副总）层面，在行业领域成为有点名气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内部晋升受阻和外部行业建立影响困难，就会压力倍增。
冉涛认为，35岁对研发人员来说是一个更明显的拐点。互联网行业变化快速，到了35岁，如果积累的技术价值没有上去，实际的能力水平没有超越薪酬上涨，“看起来投入产出比低，胜任度不够，就进入危险期了，但这时候你的家庭支出和消费各方面上去了，降不下来，压力就会非常大”。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字劳动、数字经济与生产等。她曾经出版《依码为梦：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生产实践调查》。
夏冰青表示，她的田野调查贯穿了2009年-2011年以及2015年的互联网行业。早在2009年她开始调研时，当时的第一代互联网员工就向她强调，这是一个青春行业，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退休生活，甚至无法想象自己40岁以后的生活。她认为，这其中的缘由不乏这个行业盛行加班，产品更新换代，需要旺盛的精力去不断学习知识、更新专业储备等，这些都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高要求。因此，所谓的“中年危机”，其实在“初代大厂员工”中就已经达成共识。
拥有十余年人力资源工作经验的陈方，曾在知名企业和互联网大厂任职。她对《财经》记者分析，35岁在招聘时并不是绝对的限制条件，但不同业务特点也不同，面向C端的业务，前些年因为年轻用户居多，产品设计人员偏年轻，在产品做主导的公司或创业型项目，可能要求一线技术人员也偏年轻，才能跟上产品的思维，“项目不在风口，立马就换一批业务，非常需要创新”。有互联网大厂就提出培养干部的“三板斧”，即强调心力、脑力、体力。但面向B端的业务，产品更注重稳定性，对产品的丰富性需求不强，就更侧重技术团队的能力。
陈方表示，大厂并不会特意淘汰岁数大的一线员工，但一般35岁以上的员工上有老下有小，其体力和精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抗压能力也会差一些。
何去何从？
在“奔四”的道路上，有相当一部分互联网大厂人主动或被动寻求转型。
2020年9月，陈明进入当前就职的公司，从事技术架构师，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认为代码和系统架构有其美好之处。已经38岁的他自称，“换工作比较慎重”。一年多以来，陈明在家远程办公，工作之外，还能兼顾家庭和孩子，目前的工作内容、强度与节奏，与他的状态很吻合。
曾经，在30岁出头时，陈明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当时考虑的是互联网行业发展势头正盛，能学到更多技术，也能增强个人竞争力，但后来公司业务发展受限，他选择主动跳槽。
协商离职敲定后，刘萌甚至有一点“轻松和解脱”。她此前的经历，使得她在大厂的职级和薪资都不错，但工作内容枯燥，也时常加班，这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大厂中年员工的职场格局，也折射出行业的变化。
在夏冰青看来，这一趋势导致一些大厂的工作内容开始变得愈加标准化、系统化和重复化。所以，在夏冰青的观察中，从业者在近几年越发体会到在大厂学不到太多技能，更多的是在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化生产。“自己扮演的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角色，这实际上也是‘大厂’这个词的由来与背后深意。”夏冰青说。
高强度加班、内卷严重，这些互联网从业者经常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拉长视线去解读。夏冰青表示，这和近些年互联网工作被切割得更为细化有关。从发展角度来说，一个产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工作会变得更为标准化、工业化、系统化。“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进入的阶段是，很多大厂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产品和服务，大到新的产品开发，小到公司内部的人事服务等。这就导致大厂中的工作缺乏创新性。而对于进入大厂工作的人来说，很多人最初是抱有‘实现创意’的理想，这就使得这些人对于‘创新不足’或是‘无法体现价值’的工作方式抵触感更深。”
冉涛认为，从互联网1.0时代到2.0时代，从信息化到电子商务，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可能进入更具颠覆性的互联网3.0时代、4.0时代，每次变革都带动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转向，对从业者的技术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年信息化建设的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各行各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增多。他观察到，35岁以上的程序员离开大厂后，通常有几条发展方向。比如，选择创业型公司做持股合伙人，进入国企做研发，自己创业或承接外包项目等。
陈方建议，职场人应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更好地拥抱变化。陈方曾查阅过各个大厂负责人和高管的公开简历，“在这个充满想象的行业，没有一个人的路子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成长路径包罗万象。个人也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厂里。”
人人都有一个创业梦
根据2022年4月脉脉发布的数据，35岁以上的大厂离职员工中，有超过40%选择前景可期的中小企业，38.2%选择独立自主创业。
赋闲近半年，杨曦虽然洽谈过一些大厂的工作机会，但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短期内还是会坚持主营业务模式，所以他倾向于自己创业。
杨曦在继续研发基金大数据方面的产品。他表示，国内基金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散户们需要这方面信息的整合。同时，他也明白，没有大平台的资源和支持，这项业务很难做成。
入职新公司不久，李铭更长远的想法也是创业。他说，不少程序员都心怀用科技推动社会变化的初衷，虽然现实是残酷的。
2015年左右，李铭从上家大厂辞职，放弃期权，自带几十万元的“干粮”，与一个同事共同研发一个互联网金融项目。“我之前任职的那家公司已经上市，虽然和基层从业者实际上没太大关系，但我觉得已经在一个成功上市公司待过一次，该去初创公司了，因此成为前10号员工。”
互联网行业的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能让员工实现或接近“财富自由”，这是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因素之一。对此，夏冰青表示，即便是对第一代互联网员工来说，持股背后都有很多代价，比如并不是人人都能持股，持股也不意味着一次性兑现，很多时候持股会成为人力与员工谈判的筹码等等。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招人，会给出一个package薪资（打包价），里面的股票事实上是由一部分工资转化的。对于员工来说，这里面有很多风险，比如公司股价下跌、股票兑现需要不同的服务年限等。随着互联网公司股票的下行趋势，尤其是这两年中概股的屡受重创，“使得一些从业者对于‘依赖股权/期权激励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变得渺茫”。据她观察，短期快速盈利的“逐利性”也迅速在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中蔓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曦、李铭、刘萌、陈方、陈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