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宋朝人过着“宋瓷一样精致的生活”，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法政均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接近现代。
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也收录了一大堆临安的饮食店与美食名单。
“每日交五更”，东京的“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宵夜），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药者，直至天明”。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
宋代饭店层次多样，既有满足城市下层群体口腹之需的大排档，“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底层人也能够从这里找到物美价廉的饮食。
更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华饭店，“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这些饭店以丰盛的菜肴吸引食客，“不许一味有缺”，任顾客挑选：“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意思是说，你一进饭店，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写菜，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很快菜便上齐了。
饭店的服务也很周到，将顾客当上帝看待：“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饭店厨师）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
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或者被扣工资、炒鱿鱼，“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临安也一样，“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换言之，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没错，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人类社会对猫、狗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古人养猫，多是出于捕鼠之需，养狗，则是为守宅、捕猎。将猫狗当成宠物养，是比较晚近的事。宋朝已有寻常人家养宠物狗、宠物猫。宠物的出现，可以视为是生活品质进入较高层次的体现。
宋人养狗，多为了守更。不过《宋史·孝义传》记“江州德安陈昉”之家，“有犬百余，共食一槽，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养了一百多条狗，恐怕就不单纯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应该对狗有特别的感情。南宋画家毛益的《萱草戏狗图》，画的也正是几只可爱的小型宠物犬。
宠物猫在宋朝更是常见了。《梦粱录》说：“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猫不捕鼠而受主人“贵爱”，当然是将猫当成宠物养了。
明代笔记《西湖游览志》记录了一则秦桧孙女养“狮猫”的轶事：“桧女孙崇国夫人者，方六七岁，爱一狮猫。亡之，限令临安府访索。逮捕数百人，致猫百计，皆非也。乃图形百本，张茶坊、酒肆，竟不可得。”丢了一只宠物猫，竟然出动临安府协助寻找，固然可以看出秦家权焰熏天、以权谋私，但一下子能找到百余只狮猫，倒也说明了在宋朝临安城，养宠物猫的市民为数不少。
因为养宠物狗、宠物猫的人多了，宋代的市场上出现了狗粮、猫粮等宠物衍生商品。《东京梦华录》的“诸色杂卖”条说：“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南宋也一样，《梦粱录》的“诸色杂货”条也说：“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鳅；养鱼，则供虮虾儿。”《武林旧事》的记录更有意思，其“小经纪”条罗列了杭州城的各种小商品和宠物服务，其中有“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猫窝、猫鱼、猫儿的意思好理解，“改猫犬”很可能是给宠物猫、宠物犬做美容。连宠物房、宠物美容都有了，这跟今日人们养宠物又有什么不同呢？宋人生活，确实透出一种亲切的现代气息。
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要引出一个问题：拆迁。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作“侵街”。
宋政府“搞拆迁”的做法可圈可点。首先，对侵街的权贵丝毫不会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元祐五年（1090），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在不知不觉间瓦解了。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面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先来看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作“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作“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而且，交引作为一种可凭证提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升跌，只要有升跌，便能够吸引商人投机、追涨杀跌。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作“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城市，由于人口巨众又集中居住，水利资源相对紧缺，因此，生活供水往往极考验城市治理的智慧。
汴京的居民用水，主要取自穿城而过的河渠。大中祥符初年，宋政府“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皆甃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间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汴京政府也在城内开凿水井，供市民取水饮用，庆历六年（1046）夏，由于天气大旱，“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此为汴京官井的数量，此外尚有大量私井。
杭州的居民生活用水，则主要取自西湖，虽是近水楼台，但也需要政府建立一个供水系统。苏轼治理杭州时，曾主持浚治西湖，使“湖水所过，皆阛阓曲折之间，颇作石柜贮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备火灾，其利甚博”，引西湖水贮于石柜，供民取用。后，政府又从杭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
两宋的城市还出现了商品化的供水服务，《东京梦华录》称汴京“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梦粱录》称临安“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顾供之”。这些“打水者”以卖水为职业，并划定了各自的服务区域。当时水价极便宜，一担水才需几文钱。
不知你会不会问：宋代城市有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的。最早建成“自来水网络”的城市应该是唐代的白帝城，有杜甫的《引水》诗为证：“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酤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瞿塘峡山石坚硬，无法打井，人们便以成千上万的竹筒连接成一个引水网络，将城西的长江水引入城内。这种“接筒引水”的技术自然流传至宋代。
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被贬岭南惠州，听人说起“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广州知州王敏仲正好是苏轼的朋友，苏轼便给他写信，提了一个建议：城外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这个供水网络，跟白帝城的“万竹蟠”一样，有点像今天的自来水管道了。
苏轼还做了一个预算：建成这个供水网，“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他又建议，政府可以在循州购置一部分良田放租，作为养护供水网的基金：“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还可以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贯房租，“以备抽换之费”，并“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看，苏轼这个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知州王敏仲听从苏轼提议，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很高兴，又给王敏仲写了一信，捎去一个更细致的建议：“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
如果居民再从家中铺设管道，接通苏轼设计的供水网络，或者连接其他水源，那么这个供水系统就非常接近于近代城市出现的自来水系统了。宋人是不是已在这么做了呢？是的。王桢《农书》介绍了一种叫作“连筒”的供水设置：“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这里的“庖湢”，乃是厨房与浴室，将水管接入厨房、浴室，不是自来水是什么？
王祯是元朝人，但《农书》上的许多技术，其实都是宋朝所遗。一幅宋代的画作《浣月图》给我们提供了显示宋人已将“自来水”引入家庭的证据：图中假山盘踞着一个龙形雕塑，龙口源源不断流出清水（这才是“水龙头”嘛），显然，龙尾处必有竹制的水管，连接水源。从龙口流出的水，又注入一个蓄水缸。画上的女子，正在舀水使用。可以看出，这个“自来水”装置，既是美化庭院的装饰性景观，又可为日常起居供应用水。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来水设备，学习自西洋，出现于晚清。不过恐怕许多人尚不知道，宋代的城市已经在尝试建设“自来水”网络了。那确实是一个令我们惊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