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一条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保洁》的视频，冲上热搜。留言区并没有为两个女孩的“失败”遗憾，相反从中获得安慰。
经历16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从某种标准的、社会范本一样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似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
30岁的崽崽，从腾讯海南分公司UI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开了家名为“卷不动了”的零食店；27岁的田忆，从北京某头部新媒体公司离职，回到陕西老家帮父亲卖羊奶。
1996年出生的阿月，在字节跳动程序员的岗位上离职，现为深圳快餐店老板。31岁的向向则不愿再做朝九晚五的会计，摆摊卖起了鸡蛋汉堡……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今天文中的主人公，曾被困在系统和算法内，后来选择跳出，随之同时迎来某种程度的自由、机遇，以及不确定性、风险。
下面是她们的故事。
2022年6月，30岁的崽崽从腾讯海南分公司辞去UI设计师的工作，在原公司办公楼对面开了家零食店，取名“卷不动了”。
新店的选址并非有意和前公司“叫嚣”，只因这个位置，是崽崽心中最理想的店址：租金便宜、人流量密集，又满足大厂打工人的日常所需。
这个巧合，也把崽崽的职业生涯泾渭分明地划成两半：前者是符合社会期待、人人羡慕的大厂工作；后者是不稳定、但自由度更高的小本生意。
她将店铺招牌的底板制作成鲜亮的明黄色，再画上一个颇为有趣的图案——戴着墨镜的小女孩面前摆了几包零食，对着路过的行人挥舞双手。
开店的消息她没有通知任何前同事，直到大家进店后看到老板竟是熟悉的崽崽时，一种惊讶说不出口。回头再想想店名“卷不动了”，露出一个独属于互联网人的默契一笑。
当然，“卷不动了”这个名字也有坏处，偶尔过路人会进店问她，卷饼怎么卖？
她的女友橙子还在对面腾讯大厦工作，有时候下班回来，会坐在店里赶第二天开会需要的PPT，崽崽则悠闲地回到门口，抱着狗和零食晒太阳，或者回归本行，制作不需要给任何甲方审核的零食店宣传海报。
一种久违的自由背后，是一段挣扎。腾讯的工作月薪近2万，是海南难得的高薪，偿还房贷和赡养父母的压力让她不敢轻易放弃每月的稳定高收入，但是在工作的压力中她越来越不快乐。
总是思前顾后的她决定放手一搏，甚至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递上辞呈，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我现在在家乡卖羊奶！
田忆家乡在陕北某农村，那是我国山羊奶最好的奶源基地之一。她家养了近一百头羊，之前家里的羊奶都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经销商，每斤价格在两元到五元里浮动。
告别北京，她回村花费3000元购置杀菌机、包装箱等设备，计划把批发售卖的方式，改为零售，用互联网的方式，改变家庭的生产模式。
父亲负责照顾羊、挤奶，田忆承担起打包和销售客服的工作。她把羊奶放在杀菌机里面加工，再用透明的塑料瓶和隔光的锡箔纸袋包装装好，送到快递驿站，寄给她在社交媒体上联系的客户。
2023开春，经过3年疫情，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人和环境的意义，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重新思考生活方式。
几年前，更多人选择离开家乡背包北漂，或者南下广州，牺牲睡眠与乡愁从事一份更累、薪酬更高的工作。
而现在，关于“xx岁裸辞，给自己放假半年”、“北京再见，我不卷了”、“建筑师转行卖烤肠”的消息逐渐增多。
逃离北上广，回到四五线城市甚至农村似乎成为主旋律。在内卷与奋斗之间，换个活法。
留在城市的人，也开始更多思考起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摆摊等副业成为潮流。
宁昕丹留在了北京，做着一份运营类工作。在姐姐的推荐下，她开了一家成人用品外卖店。
此前，依靠成人用品店，她的姐姐以不足10万元的成本，做到了如今的月入3万，也让宁昕丹看到生意火爆背后的一线城市需求的提升。
线上成人用品店的开办、运营并不难——选址、注册执照、购买货物、设置货物的外卖链接。在姐姐的经验下，宁昕丹直接复制了姐姐店铺的商品，货源也是由姐姐提供。
一个晚上，店铺收到了一个一千多元的大订单，购买商品是全套测孕工具，宁昕丹想象下单的顾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在憧憬孩子的到来。隔着遥远的网线，她仿佛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幸福。
年轻人转行、做副业十分普遍，但是不同于以前奔着“体面”去找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掉孔乙己的长衫。
高学历在当今社会更像是自我修养的证明，而不是限制工作种类的枷锁，它匹配的工作不再是体面的“白领”。
字节女工辞职去深圳开快餐店，知名媒体运营转行做时薪18元的咖啡厅服务员，电商创业老板业余去卖烧烤，00后女孩辞职飞到几百公里外学做馒头并创业开馒头厂。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再选择已铺陈好、风险可预料的常规上班之路了呢？
在成为羊奶女工、快餐店老板、咖啡厅服务员前，她们不是没有尝试去一份所谓更“体面”的工作。
田忆跳槽到了新媒体头部公司内容编辑岗位。离职前，她的前一份工作已经驾轻就熟，但因为新来的上司喜欢抱团，以及她希望能换更有难度的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她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来到新公司后，她才发现自己上一份工作是算得上神仙工作——几乎不加班、同事关系和谐、工作内容轻松，而新工作把北漂的真实情况摆在她面前，工作不快乐才是常态。
田忆常常感觉自己只是公司的一颗螺丝钉，没人关心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内容，能得到什么成长，公司只会丢过来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如果接不住就换人。
她刚来公司时接手了一个直播项目，上司担心她经验不足，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直接换了另一个同事主导这个项目。
公司加班文化也很严重，她入职的第一天连着开了六个会，第二天加班到晚上十二点，第三天是周六，还要马不停蹄地找采访对象。
入职不到两礼拜，她从头到脚长满了荨麻疹。
试用期结束后，因为公司人员冗余，她没能转正。她一方面感到沮丧，似乎没有得到公司的认可就不算一个厉害的人，一方面又松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远离不喜欢的生活。
工作几年后，她对人不再感兴趣，表达欲几乎降到最低，最初的理想在现实磨砺中变得“无聊”。
前互联网大厂女工、现快餐店老板阿月同样厌倦了大厂日复一日的工作。来到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第二天，阿月就在考虑辞职。
在别人看来，这是月薪低则3w、多则5w、前途无限的大厂工作。而对阿月来说，这份工作等于早上八点起床，打开手机，几十个工作群随时可能会亮小红点，她刷牙洗脸吃饭喂猫，中间的间隙被随时亮起的手机屏幕占满。
下午一点，她来到公司，换个地点继续工作，即使不用加班，也得到晚上11点才能打卡回家。躺到床上闭上眼再睁开眼，新的一天又来了。
她时常觉得自己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日复一日坐在工位上，面前放着电脑，上司发出指令，她跟着执行。可惜她不是真的机器人，因此她会因为压力太大半年长胖三十斤、会在医院检查出多囊，伴随月经失调、经常性心悸和失眠。
同样曾在大厂工作的崽崽也被工作群里无时不来的工作消息所困扰。
进入大厂，是很多求职者的梦想。它代表着高薪、体面。百里挑一的录取难度，也彰显着个人能力被认可。
2021年，滴滴的秋招录取率是2.5%，这已不算低，腾讯和京东的秋招录取率是2%，网易的秋招录取率是0.25%，阿里的秋招录取率只有0.1%。
但大家挤破头都想拿到的梦中offer，似乎也算不上完美工作，抖一抖还是满地鸡毛。
公司需要的合格打工人，要随叫随到、要主动加班、要按指令做事，而不要对生活充满浪漫幻想。一份工作，交换许多代价，收获的仅仅是还算合格的薪水。
在围墙里的人选择出来。
田忆北漂三年，最熟悉两条路，一条是从出租屋到公司的路，另一条是从公司回出租屋的路。
她的工作需要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比如早婚早育的年轻女孩、创业失败被迫转行的滴滴司机、去南极看极光的流浪诗人，而实际上她连自己的对门邻居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她从新媒体头部公司辞职后，计划休息三个月，搬到胡同里住。虽然这里的卫生条件不如公寓楼，和邻居也依然不亲密，但周围的人都很固定，路口的馒头店也兢兢业业每天按时飘起袅袅白雾。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曾提出“附近的消失”，田忆觉得附近又回来了。
她尝试各种副业，在跨年夜去网红酒吧做打酒师，还跑去送外卖。
她按平台要求填了各种资料后，平台显示正在派单，她觉得好玩点了一下接单，发现没办法取消。那是冬天的晚上，她发现如果不去接单还会倒扣钱，于是秋裤也没穿，在家居服外套了一个大棉袄就送单。
每一单一般赚五六元，跑三四个小时也才三十元左右，但是那几天田忆突然对送外卖很上瘾，就像在完成打小怪的游戏，每送完一单就打死一个小怪兽。
田忆之前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写字，她一直觉得自己只会做这个，送完外卖后她发现，“如果我连外卖都可以送，那我什么不能做呢？”
可直到重新踩在大地上送了一次外卖，她才发现，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办公室敲字不是唯一的工作。
新年回到家，田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爸爸说，准备做宠物烘焙，她爸回复道，别干宠物烘焙了，我们家这么大一个羊场，你不如把我们羊奶卖出去。
一位72岁的老爷爷曾在她家收购羊奶，告诉她他们家正在做电商羊奶，女儿负责在网络上售卖，他则负责在村里养羊、打包、发货，通过冷冻的方式把奶寄出去，每月的流水接近两万。
天地辽阔，人生的选择很多，那她选择现在成为一名羊奶女工。
2015年，阿月决定放弃高考直接参加工作。那个时候她在网上浏览了很多关于“大学无用论”的信息，抱着就算不读大学早早工作也能赚钱的心理，离开老家四川，来到长沙花了一万元学习IT。
她选择学习IT是因为听说程序员赚钱，而在培训班学习一年半后，她也成功找到一份月薪近1w的程序员工作。两个月后听说销售工作更赚钱，于是选择跳槽，跳槽多次后，终于在给的最多的字节稳定下来。
坐在办公室里，穿得光鲜亮丽，手捧一杯咖啡，抬起头可以看到窗外云展云舒，手里的工作处理得得心应手，这是阿月在高中时对工作的幻想。
但是96年的她，坐了7年的办公室，突然感慨，“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的老板？为什么我不能去开一家店呢？”
她之前放不下字节丰厚的收入，在经历了2022年长达三个月的上海封控后，觉得还是自由最重要。
“人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好像总是觉得坐办公室才是最好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对工作幻想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要一份轻松自由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没什么优劣，我在每个阶段都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崽崽也因为腾讯丰厚的收入而难以下定辞职的决心，且她还面临着还房贷的压力，然而就在一个很普通的周六，她突然想一股脑放下所有考量，选择一种自己更开心的生活方式。
我们以为的最优解或许只是不敢与大众抗衡的惯性，总以为大家都一股脑冲向的道路是最好的。高一就放弃学业的作家韩寒说过，我们听过无数的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努力在为所谓“范本人生”奋斗的我们，或许还处在弄不懂自己真正追求的迷茫阶段。
向向因为家庭原因回到了四川某小县城，她找到了一份交五险一金，工资在四千左右浮动的会计工作，这在小县城里已经算得上可遇不可求。
但她决定摆摊了。她观察到住处附近并没有卖鸡蛋汉堡的小摊主，于是在网上找人学了鸡蛋汉堡的做法，又根据网络推荐，购买了小推车、鸡蛋汉堡机、夹子等工具。
刚开始摆摊时她还会感到羞愧，有熟人经过她就戴上口罩，低着头假装玩手机。挨过最开始的害羞阶段，她觉得靠自己吃饭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会主动和路过的熟人打招呼，还会热情询问顾客鸡蛋汉堡是否需要改进。
鸡蛋汉堡售价3元一个，她第一天卖了90元。当晚回家后，向向特别骄傲地告诉家人，我卖了30个。
阿月说在字节工作时，只有收到工资的那一刻是快乐的，而向向说摆摊则是卖出去每一个鸡蛋汉堡有每一个的快乐，收款的快乐是当下的，当顾客举着鸡蛋汉堡说好吃时的快乐也是当下的。
无论大家在进入工作前保持怎样的热情，进入互联网大厂后，会不约而同陷入经典的哲学问题里——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打工人们本饱含期待在工作中实现价值，却无奈发现工作的真相是繁琐的日报周报月报、没完没了的会议、永远完成不了的KPI。
抛却浸润多年的社会规训，才发现换了一条人生路径后，难解的困扰迎刃而解、期待的生活也如约而至。
阿月也在转行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她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快餐店，每天准备12至14个家常菜，一份盒饭售价15元，菜随便打，只要不浪费。
曾经公司严格的管理制度让阿月对任何复杂的事情过敏，她没有专业学做菜，只是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不一定好吃，但肯定干净卫生。”
她只希望自己能够更轻松和惬意。开店快半个月，她甚至还没有计算店铺的开支。
在辞职的当天，阿月就把所有的工作群都退了干净，她庆幸再也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群冒出莫名其妙的信息打乱她的计划。她早上七八点起床去购买一天需要的食物，繁忙的时段集中在中午和下午的饭点，如果感到疲惫可以随时休息一天。
快餐店每天的流水在几百到两千内波动，她估计一个月的收入和在字节的工资差不多。
谈到未来的计划，她说报名了普通话考试，因为很好玩。她现在很自由，可以做任何很好玩但“无用”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沿途都是鲜花，创业的风险在于不稳定。
宁昕丹去年10月29日开始运营成人用品店，运营没多久就到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最开始是顾客下了单没有骑手能送外卖，再到后面是几乎所有人都被封控在家里，没人再去下单。
直到今年经济回暖，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店铺的月订单量达到了150单。2月末，宁昕丹终于赚回了5万的成本。
生活不是只有“卷”和“摆”两个选择，看似开摆退出社会竞争的每一个人也在努力为更快乐更美好的生活奋斗着。
田忆的羊奶加工才刚刚起步，她在社交平台上一个个私信养宠物的博主，问需不需要健康便宜的羊奶，通过努力，目前终于发展了20个客户，盈利1000元。她计划发展100个稳定客户，之后再开一个奶吧。
崽崽从腾讯辞职后也并没有打算躺平，她的零食店前期投入达到30w，目前每日流水在1k5左右，她并没有很满意目前的收入，希望收入增加之后能扩店。
“我从来不会劝他们摆摊，但我会告诉他们，选择摆摊的我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