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亿万富翁富婆。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关键是你快乐吗？
改革开放涨工资
带鱼吃掉一座立交桥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在30年前遭到过相当的批判。其实，那时候大家哪里谈得上“财”？城里人不过拿点工资，乡下人挣些工分罢了。
且说工资。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7月，财政部规定对供给制干部实行小包干，生活费和津贴费一律折米供给，分大中小3种标准，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时彭德怀奉命进京商议志愿军入朝参战事宜，不与夫人同吃，因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1952年7月起，各级政府干部津贴分为29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资分为1006分，最低区县勤杂员为85分。在关内每一工资分合实物的数量为：粮食0.8斤，白布0.2尺，食盐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才完成。
30年前,工资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现在只是零头。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招便是全国60%的职工涨了工资，这如何不教人欢欣鼓舞？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除了工资，政府还悄悄地给某地人民一些好处。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为此市府开了5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1000万公斤，加上过去的补贴，这要财政掏2000万元，正好是1座立交桥的造价。
七次暴富浪潮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大家显然不满足一点点地啃立交桥，谁还没点追求呢。从大的方面说，这30年来,中国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价格双轨制。在物价转轨过程中，为减少社会震动，自1984年起中国实行了独一无二的物价双轨制：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700元一吨，而市场上能闹到小2000元，只要搞一笔，立马就成百万富翁。于是权力腐败日甚，条子满天飞，文言曰：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类似的还有进出口配额。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货膨胀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的年头，用户很少能用真正的银行挂牌利率贷出款来，这样，银行得到的利息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率差。这中间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还有汇率差，炒美元、炒黄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产，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财时期，古老而又现代，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仍未有穷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汇市、邮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接下来还有IT、国际化、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经营、国有垄断行业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混合、融合。
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
私营老板也可入党
行政权力如何与市场结合？这不仅是现实问题，同样是理论难点。
吃饭是个现实问题。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于是，万里弄了个文件，很朴素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此举立刻受到攻击。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话说得客气！
姓社姓资确实是个扎眼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摆上台面，经济总也躲不开政治。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租赁了8家国营副食店，成绩巨大，但有人问：这是姓社姓资？《经济日报》为此展开讨论。
雇工是另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党问题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宽度。当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江泽民说：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个体户被定位在拾遗补缺
乡镇企业一举占据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设想的4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1979年，城镇待业率为5.4%。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而在理论上说，1994年初，中国居民财产已超过国有资产。当年居民资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与之对应，到1993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4950亿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国百姓越发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达22.83万元。从1984年到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房产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
百富榜门槛一年提升3.5亿
为调查偷漏税情况，1991年5月国家工商局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490人。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官方有办法查清人们的收入，就有办法查堵偷漏税。到1993年中，据说百万富翁已达百万。
如今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洋人的调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成为2004年的中国内地新首富。
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
1986年，黄光裕跟他20岁的哥哥黄俊钦北上做生意时，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半年后，两兄弟转战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初时卖服装，后改卖进口电器。国美电器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了裂变式的增长壮大，店铺开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时，黄光裕也进入房地产业，鹏润大厦写字楼让他赚到了钱。2001年1月，黄光裕成立鹏泰投资，以前完全不懂资本运作的黄光裕与资本较上了劲，终于在2004年将资本运作玩得炉火纯青。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依旧是发展中的战国时期。
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是25亿元，增长29%。行业仍集中在房地产业，有45位主营房地产业。
年轻的新生代富翁越来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岁以下。40岁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轻的是2003年继承财富的李兆会，只有23岁。广东依然是产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个企业总部设在那里，17个企业家是广东人。
工程师兼职被判刑
脑体倒挂有了改变
以黄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国首富，确实令大家惭愧。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强了。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
“不托市”成为流行
中国股市让一些人赚到了钱。它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股民国家不能保证赚钱，以及自我约束国企上市圈钱欲望的过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1992年8月9日，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经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
1995年2月23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
5月17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327”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以受贿29.4万元和挪用公款240万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终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来。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国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息，尽管严格保密，但股市却异常——降息前燥热，降息当日及其后却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两回胜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盘旋上升，央行及证监会连下令箭，连撤地方行长，却降温无效。
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军警法禁商
郑州立起馒头办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为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还有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
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1988年，上海有流动人口140.8万人，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1991年1月21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71万多人，这中间许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24%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1.8%)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10多亿元，波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贪污300万元和行贿25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5.2万余元和贪污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黄鸿年抖擞资本花枪
“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
曾昌飚打造平壤一百
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黄鸿年要进来，中国人也要出去。在观察了朝鲜7年后，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决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是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平壤市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领300名以温州商人为主的供应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及中国的轻工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
曾昌飚与朝方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朝鲜劳动力便宜，营业员月工资只要70元人民币。另外，中国供应商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将人民币带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商品，如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紧俏产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鲜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使中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汇率与朝方结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乡陈九松就不大幸运。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西班牙人的愤怒源于中国鞋的廉价。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同样的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经济观察报》记者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资雇佣、用最低价格出卖、满足最低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中国鞋出口受阻，电脑受阻，但窝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国用棉量达到867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36%，大量棉花进口。中国棉打不过洋棉，不仅输在质量上，更输在价格。2004年国产棉比进口棉每吨贵721元，2005年就更贵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种不出便宜的棉花？
据说，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补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目前占全球的市场份额约42%，2005年美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5%。美棉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总额达27亿美元，占全球棉花补贴总额的67%。据说，几年间，中国棉农丢了180亿元的收入。
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豆。
HDI中国排名第106位
有车了但到处堵车
经过这30多年的辛勤劳作，大家都觉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认真：拿数字来！以人均GDP来说，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仅如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核算体系HDI，以此衡量，中国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仅有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香港第25，泰国59，朝鲜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这个HDI不是单单看挣了多少钱，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扫盲率、社会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许咱有汽车了，但到处堵车、满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快乐吗？
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物质是否充足。近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改善的，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人民的痛苦指数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相对应，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出现了。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温州第一代个体户
■图/朱跃
温州记者朱跃和吴逢旭，从2001年到2006年，采访和拍摄了75位温州个体户，完成了《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一书。这些影像很难让我们把温州经济的“前辈”和后来财大气粗、龙卷风般席卷神州的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联系在一起，他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群体的缩影。
王石：地产大鳄是这样炼成的
■本刊记者何三畏马金瑜
历史的PK台总是把话语权交给笑到最后的人。二十年前，在深圳火车站和一群年轻的民工一起，扛上150斤的玉米包搬来摔去的那个33岁的“不像民工模样”的人，今天把他开心的笑容印在一本大32开本的传记封面上。
他就是王石。就连当年被在住地楼下电器修理店顺口叫上跟他去搬运玉米的那个18岁的农村少年，也早已经跟王石混得有头有脸的了。
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
1983年，王石32岁了。
他还在彷徨。怀揣一颗“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一样的个人拼搏的野心”，窝在广东省外经委，每天工作，读书，学英语，日子平淡无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现”。不过，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以后他“表现的舞台”有如此之大。
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住过的东家夫妇，来广州探望岳父，这一对从前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民夫妇带来的不只是他们家的土产，而是他们身上的“洋气”：丈夫穿着台湾产的浅灰色夹克，老婆烫了个大卷发。没有这样的样板更说明问题的了：转瞬之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第一个站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第一单，一个大单。
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
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
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今天，“房地产教父”面对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讲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个时代，很多“第一桶金”的传奇剧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脚本。
暴利时代的不正当竞争
进口贸易的好时光是短暂的。
1985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收缩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出现萎缩端倪。但市场仍然显示着一定的利润空间，很多经营商还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
但王石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展销中心新签的2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它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
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
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
不过，现在，已经练成了中国最知名企业家的王石反思他早期的贸易生涯说，一是那时的超高利润是不合理的，二是说明他“也曾惟利是图”。
王石的公司在不断发展。在那个年代，不断调整的宏观政策，有时就是企业的生命线。而王石总能及时感觉到春江水暖。
1986年，深圳市颁布“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暂行规定”。他偶然看文件的影印件，立刻坐不住了。1988年11月21日，一个名叫“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叫王石。
与此同时，万科进入房地产开发。
“超过25%的利润不做”，这一命题以其不符合人们意识中的资本本性而令人感兴趣。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特别是在1992年，对处于暴利时期并且接下来还有相当长一段暴利期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超过25%的利润常常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万科如何取舍，这个命题放在今天也仍然是尖锐的。
2006年2月20日晚，王石的全国巡回演讲来到成都，本刊记者以这个问题相问，他的回答，除了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公众的信任，需要追求公平的利润，还说道，市场也是公平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甚至从长远看，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王石的话语是不断升级的，而“2006版”已经上升到现代公司文化的最高平台。如果对照中国房地产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任志强对公共领域的发言——“品牌就是暴利”、“只考虑给富人建房”、“禁止炒房就是违宪”，以及“城市功能穷人与富人应该分区”等等，可谓鲜明的对台戏。
毫无疑问，王石，或者万科，这回又得分了。
李书福给我们一次自杀的机会
为了打破民营小企业不能造车的神话，他故意说出一句狠话，“造汽车有什么神秘的？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张沙发，加上一个铁壳嘛！”有人说吉利造车无异于自杀，他来了一句，“那就给我们一次自杀的机会！”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17岁的时候，浙江台州青年李书福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辆自行车，“如果再戴上一块手表，出门就很有面子了”。
21岁时，身为照相馆小老板的他成了万元户，“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27岁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三百万肯定是有的了”。
今年，汽车大亨李书福43岁，据称是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
“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他说这是他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贫穷可以转化为力量”
“我很小就开始挣钱了，”李书福把自己的创业史一直上溯到孩童时代，“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在村子里给人放牛，拉风箱，放牛一天能挣三毛钱，拉风箱可以挣到五毛。”
他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他特别肯动脑筋，做生意也做得很不错，不过，他那个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地做”。
“文革”期间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还在上小学的他也跟着起哄批斗那些做小生意的人。村里有个卖带鱼的，被高年级的同学抓到学校揪斗，他挤在人堆里看热闹，“那个卖带鱼的站在那里，一筐子没有卖完的带鱼放在前面，校长讲话，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应该批斗啊什么的。我们也不懂，就跟着起哄，跟着喊。其实我爸爸当时也偷偷在做生意，但是自己不懂，就觉得应该批斗。”
因为父亲的操持，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算太艰难，三年困难时期当地也死了很多人，但他们一家七口都平顺地熬了过来。
从小他就不是特别爱读书，但脑子灵活，学习成绩并不差。小学辍学两年，再读竟然还是班里较为出色的学生，初中读了两年便跳级考上了高中，“考上第一年我就又不想读了”。
老师专门去找他，劝他的话他到现在还没忘记，“老师说你不上学不行的，你看那个谁谁谁，他上了大学，现在哪里哪里工作，再看那个谁谁谁，他没有考上，现在就在镇子里当个泥瓦匠。”
他哈哈笑起来，说老师总是一片好心，但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读书这一条路。在他创办的吉利大学里，处处可见他的现实主义主张。新落成的图书馆门前赫然立着他写的校训，“走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入社会！”学校的汽车学院里，“理论够用、实践为重”的标语也随处可见。
他有时甚至偏袒那些逃课的学生，“一个学生不上课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坏学生，也许他觉得老师讲得不好，也许他自己在私下里研究的东西更有意义。”
他常常回想小时候，说那个时候是一家人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家我读书算是最多的，我姐姐、我弟弟，都很小就辍学了，挣钱养家。”
贫穷的少年时代给了他深刻的烙印，影响直至今时今日。“贫穷可以转化为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一个经历过贫穷的人，他可能更加珍惜机会，珍惜生活，并且更加富有爱心。我现在资助那些贫苦孩子读书也因为这个，这些吃过苦的孩子，将来会干大活、创大业。”
我的发家史就是一个自己动手的过程
19岁他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沙发、相机、灯光、背景板，这些都自己做，就是花钱买了一个一百多块钱的镜头，还有一个几十块钱的‘皮老虎’。”
小店开张，所有成本只花了一千多块，生意好得很，做了两年，就挣了一万多。吃苦他是不怕的，因为“不吃苦你就不能生存”。怕的是各种部门的管理审批，“那个时候开照相馆属于特种行业，要公安局批准。我没有批准，被罚过款，还被勒令关门过”。
“一看到穿制服的，还有那些当官的到我店里，我就吓得浑身是汗。”这样的体验在其后的创业中挥之不去。
1984年，21岁的他以一万块钱起家，租了5间旧房子，与人合伙做电冰箱配件，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之后他觉得既然自己能做电冰箱最核心的冷冻室，那么做出一个完整的电冰箱也没有什么难的。
1989年，他开办的电冰箱工厂，产值已经超过1个亿。然而，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他不得不终止了生产，把整个厂子都转赠给当地政府。他揣着挣到的两三百万去上学，想通过学习和梳理，为资本寻找到一条出路，“这些钱存在银行里，肯定是不行的啊！”
最终他选择进军摩托车行业，但是国家政策这一道关口必须跨过，否则又会像上次办冰箱厂一样面临关停。怎么办他斗胆到国家机械部跑了一趟，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他无奈回到台州。此后他做过建材生产，投资过房地产，但心中始终没有放弃摩托车之梦。终于在1992年，建成浙江吉利摩托车厂，所谓“吉利”，就是“大吉大利”！1998年，吉利集团摩托车产量达35万辆，不但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出口22个国家和地区。
这个时候他起了造汽车的念头，有人提醒他造“四个轮子”的汽车与造“两个轮子”的摩托不可同日而语，他为了打破神话，故意说出一句狠话，“造汽车有什么神秘的？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张沙发，加上一个铁壳嘛！”有人说吉利造车无异于跳楼，他来了一句，“那就给我们一次跳楼的机会。”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缺人才，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没有“准生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造轿车，媒体不信，银行不信，行业不认可，就连汽车零部件公司都不愿意卖给我们零部件。有一次，他到一家零配件厂洽淡合作事宜，接待他的一位负责人听说他们只有5亿资本，又是民营企业，还想造汽车，扭身就走。
如今吉利进入车市9年，累计生产汽车60万辆，成长为中国汽车业最具影响的自主品牌之一。
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当天，他还接受了一个德国记者的采访，那位记者问他，“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您觉得创业路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含笑看着他，“最大的困难不能告诉你！”他对本刊记者说，“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能说，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讲，50年之后你再采访我吧，写出我们最难的是什么。”
他说吉利汽车学院的学生“很幸福”，“他们有课本、有老师、有模具，什么都是现成的。在创业路上，他们是有父母的孩子，而我们，什么都靠的是自己，吉利的创业史就是我们的一个不断动手制作、创造的过程。”
只知道消费世界名牌，所谓的明星就是有毛病
“那些所谓的明星只知道消费世界名牌”是这位“汽车狂人”引发网络震荡的最新言论。他有些激动地跟本刊记者说起事情的原委，并坚定重申自己的观点立场，“现在很多人就沉迷在所谓的‘名牌’、所谓的‘品味’里。其实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什么是品味，几万块钱买个包就叫品味，几万块钱吃一餐饭就叫品味，这叫什么品味？这是对真正品味的侮辱。”
他说他是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启动仪式上说那番话的，因为2005年的善举，他赢得了“中国十大慈善家”的称号。今年开始，吉利再度捐资5000万资助1000个贫困学生上大学。
“我不明白，那些有钱人在干什么？开车只开奔驰、宝马，买个包花几万块钱。我们国家真的已经富到这样了吗？那么多孩子没有钱上学，没有衣服穿，还有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
他很激动地拍拍自己身上，“我全身都没有什么贵的，衬衣是公司统一做的，皮鞋几十块钱，是我们老家一个厂子生产的，陪我去了多少地方，不知道有多好，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在吃穿上，我真的不明白。”
他愤愤然说起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明星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消费国货。“人家韩国明星金喜善有次被邀请到中国来参加商业活动，金喜善发现车队中没有韩国车，就拒绝乘坐奔驰离开。金喜善说自己是韩国人，就应该坐本国车。你看看中国的明星，谁能这样做？”
他很气愤网上有人把他批评明星追捧奢侈品、不用国货跟不买他的吉利汽车扯到了一起，“有人说，我这样说是嫉妒，是心态问题，还有人专门写，你还是先把你的汽车造好再说吧。您瞧，就这样胡扯！”
“如果您太太要拿几万块买个包，您会怎么办？”
“这个我管不了，但是我的态度是鲜明的，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对的。我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只穿一百块的衣服，你穿两百三百的也行，但你可别花几万块买个包啊！这不是有毛病嘛!这叫品味？！”
“那您的品味是什么？”
“我的品味是实实在在。应该要面对现实，应该要把个人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许我年龄大了，过时了，看不懂现在的人。我反正天天坐个吉利汽车，我也没有什么豪华的享受，但是我觉得很踏实，我跟这个世界联系得很紧密，跟这个现实联系得很紧密。”
我在不断提高调控自己幸福指数的能力
人物周刊：21岁的时候你以一万元起家，那一万块钱是你辛苦存下来的，那个时候您对于这样一笔巨款的投资，心中是否忐忑不安，那个时候的致富目标是什么，觉得有多少钱就算有钱了？
李书福：万元户在那个时候很厉害了。但是讲实在话，我对钱从小就不是很迷恋的，我不是守财奴。讲浪漫一点，就是一直在追求理想，想做点事情出来。投资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过多的想钱亏掉了怎么样。
这个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我很小就开始挣钱。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个道理很早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你在青年时代最渴望的奢侈品是什么？
李书福：那个时候要是有辆自行车，再戴一块手表，出门就很有面子了。手表一定要露在袖子外面，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拍照的时候要这样，在胸前交叉，戴表的那个胳膊一定要在外面。（扮当年最酷最帅的拍照姿势，大笑。）
人物周刊：27岁你就有200万了，拥有第一个100万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做梦笑醒？您对您的父母透露过您的财富吗，他们怎么说？
李书福（笑）：做梦笑醒肯定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是想，“哦，真的是有100万了，这个时候该想一想了，该怎么办”。资本要寻找出路啊，不能放在银行里啊，必须发展，实现更大的梦想。
我父母他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经济上总是特别谨慎小心，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发展，但是担心还是很多，怕出事、怕企业搞不好什么的。
人物周刊：成为有钱人之后的幸福和烦恼是什么？你的财富观是怎样的？
李书福：有钱最大的好处是用钱的时候，你不用发愁。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用钱去实现你的理想，为理想去赚钱，而不是把赚钱当理想。你看李嘉诚，他辛辛苦苦地赚钱，赚到钱了，又大把大把地往外捐。比尔盖茨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赚钱为了什么，绝不是为了把所有赚到的钱都存起来，他就是在通过赚钱完成自己个人意志的表达。
至于说烦恼，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讲。中国的农村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它的变化是很困难的。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碰到很多坎坷和困难。金钱与人情的矛盾，发展与反发展的矛盾。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和参与，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过程很复杂。怎样能处理好，都需要心血。
我今天在吉利大学跟学生讲，世界充满阳光，世界也有黑暗，需要有一个识辨的能力。开学典礼上，有人说不应该说这些，我说这是告诉他们实情。
人物周刊：吉利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体，对你个人而言，你未来的财富目标是怎样的？
李书福：财富目标我没有的。我想把这个学校办成世界上有影响的学校，造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这个目标是有的。
人物周刊：你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成功个案，在你的亲身经历中，中国民营企业最难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李书福：这个啊，我跟你讲，跟刚才那个德国人问的是一样的，最难的就是想说的话不能说。不能说啊！我怎么回答你呢，50年之后你再慢慢写吧。
但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在持续改进、持续提高、持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止步、中国的未来是非常美好的，但道路是坎坷曲折的，困难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对那个德国记者说，中国民营企业家要继续努力、奋斗、吃苦。
人物周刊：你对幸福的理解是怎样的？
李书福：幸福与不幸福，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幸福的根本、关键是在自身的能力，你有没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有本事和能力把自己调整到幸福的状态。有钱人并不一定幸福，你今天发愁怕被人家偷了，明天又担心这个钱来路是不是有问题，后天又考虑这个钱怎么花，哎呀，我告诉你，你可发愁了，你可一点都不幸福。
人物周刊：那么你幸福吗？
李书福：我觉得相对而言，我自己感觉是幸福的（笑），我在不断提高调控自己幸福指数的能力。
江南春快跑，跑到竞争者全都消失掉
有分析师甚至预测，分众在营业收入上将成为继央视、上海文广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传媒集团
■本刊记者李宗陶发自上海
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他一个人的，朝两旁望望，有马云、陈天桥、李彦宏为伴，朝前面望望，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2006年6月以前的比尔盖茨，等等。要成为拥有80%的财富的20%的人中的一份子，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譬如被人们叫做“工作狂”，譬如这种“程度最浅的痛苦”：每天只睡4个小时，自己动手做150页的PPT，然后精神抖搂地向陌生人滔滔不绝讲上4小时；或者，哪怕忙到早上6点，也要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往另一城市。
至2006年5月，江南春创建的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的市值已超网易，达30多亿美元，成为纳市中国第一股，他本人坐拥4.26亿美元的财富。在母亲的眼里，他还是20多年前那个勤勉省心的儿子么？——坐在煤球炉前，听着收音机，两个下午就摊出一大堆蛋饺。
他的大学同学说：“我不羡慕江南春。他能做到的很多事，我都做不到。如果你知道他劳累的程度，你就知道什么是成功的代价。”
他的另一位朋友在博客里写道：“除了钱，他没有不良嗜好。”
在江南春33年的岁月里，有两次重要的演讲。一次是1992年，他以华师大诗社社长的身份参选校学生会主席，当时他已经懂得：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个人才华，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他在投票前“合纵连横”因而欠下160元债务的事情已被媒体写了好几个来回，但还有一条信息——为了脱稿演讲，他提前3个月开始准备讲稿，请系里关系“铁”的老师修改数遍，临近竞选的一个月里，每天背上20遍。
“投资者不在意你英语好不好，而是在意你的企业能不能带来高回报。”他4年前设定的目标——35岁之前拥有一家比较稳定的媒体上市公司，提前2年实现了。
1992年底、1993年初，江南春有了第一个5万元。他坐在阶梯教室里，将一个4万多元的大哥大轻轻放在桌上；有时候，他别着它在学校舞厅里向女生发出邀请。
1994年2月，大三学生江南春借港资永怡集团的100万元资金，注册了永怡传播公司并任总经理。他那时拼命赚钱，是为了让这间公司改姓“江”。
到2000年，他的公司营业额突破1.5亿元人民币，“账号全满，赚钱赚疯了”。
江南春曾经为他的体型抱怨过：“我吃得并不好，常吃盒饭，是压力太大，内分泌失调。”
“如果生活中都是小忧伤、小快乐，那多没意思啊”
数月不见，陈天桥告诉江南春自己的新营生：他代理的那款韩国网络游戏，每天晚上有11万人同时在线，每个用户每月收费35元，一个月就是2450万元。江南春当时的感觉是“恐怖”：“4个月，赚1亿，拷贝几个江南春，也不可能完成。天桥当时给我的启发是，只有发掘全新的产业模式，才会有超额利润。”
从一个点子到今天的上市，江南春率领分众走过的路也是浓缩型的。
2006年1月11日起，分众传媒的市值已超过百度，2005年一年的营业收入达6亿人民币（合并聚众前），相当于国内最大的省级卫视湖南卫视的营业规模。有分析师甚至预测，分众在营业收入上将成为继央视、上海文广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传媒集团。
这个初中二年级就读海德格尔的曾经的文学青年，今天依然喜欢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一句话：“人生最大的缺憾，在于不能重新来过，它不可逆转。”
江南春说：“人生是很多体验的积累。快乐不重要，悲伤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验的强度，如果这种强度能够达到触目惊心，为内心带来强烈的体验，就是有价值的。如果生活中都是小忧伤、小快乐，那多没意思啊。”
周大虎何时能做成龙头老大呢？
1980、1990年代起家的温州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像我苦出来的，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另一种是靠原始积累，在每一行快捞就走，有了本钱，到环境不允许了，再洗白，干干净净做生意。”
■本刊记者水木发自温州
回忆起早年能回到老家、不再饿肚皮的日子，温州老板周大虎一掐算年头，已经是三十年前了。那些屈辱的日子，为生存挣扎的光景，屈死的人，时代大河里的沉沉浮浮，让这个不擅言辞、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
这位“虎牌”打火机的创始人，在2003年中国打火机与欧盟的反倾销官司中，牵头中国的打火机企业，打赢了中国加入WTO后民间反倾销第一场国际官司。一时，声名鹊起。
开阔华丽的办公室，正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猛虎图，一张色彩斑斓的虎皮铺在沙发上，昭示着主人的财力和身份已今非昔比。抹不平的是脸上的皱纹，这是早年奔波劳苦的印痕。
九年“黑户”
和温州大多数出身草根的老板不同。周大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家境好，是老师、同学看重的模范学生，13岁之前的生活充满着阳光。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一夜间，一切都改变了。戴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饱尝人情冷暖。
初中毕业后，周大虎插队到温州的一个偏远山区，“地里的活都干过”。生产队里只有米，知青买菜买衣服、生活用品，都得靠家里支持。父亲被送去劳改，全家都靠母亲一份工作养活。好强的周大虎怎么也不愿向家里要钱。农村里活不下去，他就跑了出来，开始跟着熟人到外地打工。
跑过西安、江西、湖北，跟着包工头接活干，做锅炉，装管道。“一个月能赚上几十块钱，那时一个普通的国家单位职工工资是18块”。周大虎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个月的钱，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时买粮食需要粮票，在黑市也买不到粮食，有一个星期，周大虎曾全部用柿子充饥。
在外流浪的日子，什么苦都吃过，但周大虎就是不愿回温州——右派的儿子，一个没工作没户口的人，他不愿看到别人的白眼。“在26岁前，我从来没谈过恋爱。因为一谈恋爱，对方父母就会调查你的家庭背景，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久，包工队队长被抓回温州，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周大虎则被遣返回乡，在西安收容所里足足关了一个月。生了一身虱子，途经上海，夜宿亲戚家，他把姑妈全家都传染了。
回想当年带他干活的老乡，周大虎心里无限感慨：“如果活到今天，他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是什么劳模了。”
七十年代末，政治气候开始回暖。周大虎的父亲平反，又成了革命干部了。当了9年黑民后，周大虎回到温州，顶替母亲进了温州邮电局，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两套绿色的邮电工作服，周大虎白天穿旧的一套，下班后换上新的，足足穿了一年。“舍不得换下，我高兴啊。我就想和别人说，我周大虎有工作了，不是黑户了，和你们是同等的人了”。
这一年是1976年。
他卖力地工作着，处处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要证明给别人看“我周大虎不是个一般的人”。就是干扛邮包这样的活，他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到1990年，周大虎已经是温州邮电局的一个中层干部、公认的能人，爱人在工厂里上班。双职工，一个独生子，一家三口住着单位分的60多平方的新房，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下海当老板
“我当时觉得，这个行业前景很好，我周大虎的机会终于来了。”办家庭工厂的第二年，周大虎决心下海。
从来没听说什么“品牌”，也没读过几本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周大虎，朦朦胧胧地觉得要做出自己产品的口碑。1991年注册的“大虎”牌，成为温州民营企业最早的注册商标之一。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木板”，温州方言里常常有对小老板的戏谑。1992年，周大虎租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破旧厂房，招了百来个工人，每天开工十七八个小时。老婆、孩子跟着他从刚装修好的新家搬进厂房，一家子挤在7平方米的小阁楼里，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三餐要在路边的饭摊解决，离厂100多米远弄堂里的公共厕所成了他们的卫生间。一住就是整整五年。等后来搬到豪宅，儿子已经读高中了。
做事认真的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户，坚持要做好产品，结果上游供应商停止供货。跟着老板赚不到钱，除几个骨干外，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濒临破产的处境中，周大虎一下子老了十来岁。当了几年的司机都没出过车祸，开着摩托车一周连着出了三起事故。“交警过来要没收我的驾驶证，一看记录，‘前天的车祸还没处理完，你又撞上人了。’”
不愿服输，也没有退路，“赚不到钱的时候，每天还在烧钱”。半年后，终于有了转机。被温州的伪劣产品坑苦之后，国外进货商渐渐地认准了这只“老虎”。大虎打火机厂成为温州市首家质量免检企业。很快，有一家美国公司专程跑到温州，要和周大虎联合生产打火机。
“诱惑很多啊。当时很多温州厂家想和我挂钩，他们生产打火机，贴我们的‘虎’牌卖给老外。他们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一般老外可以骗上三四个月。而每只打火机我们可以赚1到2元，一个月就可以赚几百万，几个月下来，就是上千万元。”
回想起同时代发家的温州老板们，周大虎把他们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像我苦出来的，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另一种是靠原始积累，在每一行快捞就走，有了本钱，到环境不允许了，再洗白，干干净净做生意。”
“90年代初，这样的发财机会真是很多啊。现在想想，这样的做法也很有道理，那时民营小企业根本贷不到款，没有基础怎么去创业？等有几千万、一个亿，再投资其他行业，是肯定能成功的。”
抵制诱惑，让周大虎有了道德优越感，又为自己确实错过了不可能再有的机会而惋惜。他为自己的总结感到有几分得意，立马起身拿笔记本，第二天他要到温州大学做讲座，“可以到课堂里讲给学生听”。
“什么时候能做成世界的龙头老大呢？我常常跟我儿子说，我这一代做不成功，就你去做，你成功不了，就让你的下一代做。”
培养第二代
从最初联系到采访伊始，周大虎的独生儿子始终陪伴左右。相比黑瘦精干的老爸，被员工私下唤作“小老板”的周小虎白白胖胖，温和踏实，头发被摩丝打理得根根竖起。他现在的身份是董事长助理，和他父亲一样不善言辞。
把儿子培养成接班人，是周大虎现在最重的任务。两年前他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周小虎。“我常常跟他说，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原始积累，我已替你完成。你只能做得比我好。”
从儿子进大学开始，周大虎就为他精心设计道路。1999年，周小虎高中毕业进入宁波大学读商务管理。2001年毕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从本科开始。
根据父子两人的约定，留学第一年，周小虎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打工赚取社会经验。父子俩都认为，掌握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比获得好的学习成绩更重要。
2004年6月，周小虎留学回来，进公司开始接受老爸安排的三阶段培训课程。先进车间，在各个不同车间熟悉生产流程、产品质量要求以及了解产品研发。第二阶段，进行政办公室锻炼，第三阶段在销售部。如今，每当周大虎到外面开会或者谈生意、出席重要的场合，都会带上儿子，让他学着接触、应酬，拓展各方面的人脉。
在公司里，周大虎对儿子还有别的要求——要和员工打成一片。从进公司到现在，“小老板”一直在食堂吃员工餐，而大老板在专门的小餐厅；最初半年，周大虎不给儿子派车，也不让他搭乘自己的宝马，每天得7点钟坐厂车到公司。现在，周小虎终于有了自己的专车——一辆丰田越野。
“富不过三代”，周大虎的忧患意识很强烈。他觉得，相比自己，儿子念过大学、留过洋、会洋文、会电脑，基础都比自己强得多，但是吃苦精神就差远了。儿子性格、人品都还不错，但是商场如战场，充满尔虞我诈，“他还差一个精明的头脑”。
他确实有几分担心，“我也希望，早点把公司交给他，自己也好轻松轻松”。但现在，肯定还不是时候。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进城生活
黄金水和他的一家，离开故乡到城市求生存，这个平凡家庭的故事和细碎遭遇，某种程度上，正可以看作是30年来中国八亿农民生活变迁图的一条路向、一个缩影
■实习记者钟良发自东莞
黄金水回到家时，饭桌上的三盘菜已所剩无几，唯一的荤菜——红烧鱼只剩个鱼头和少许鱼肉，妻子给他盛了碗米饭，他和着菜汤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家里的小黑狗摇着尾巴，讨好地围着他转。妻子和大儿子黄志红坐在他身后的床上看电视剧，不时还笑出声来。
这个集卧室、厨房、出租屋登记室、客厅于一身的房间，还不足8平方米，但和厚街一般外来工的临时住所相比，这里却有家的味道。
这个家是这栋8层高楼房、70多间出租房中的一间，而黄金水则是整栋楼房的“管家”。
黄金水：出租楼的管家
黄金水是江西赣州石城县大由乡的村民，1999年，已43岁的他带着老婆和两个小儿子到广东揭阳一个玩具厂里打工，四个人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块钱。
与此同时，大儿子黄志红在江西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土地管理专业。“那时候以为读中专见效快，所以我们四个人全都出来打工供给他读书。挣的钱全部花他身上了”。但毕业后黄志红找不到工作，只能和父亲一样来东莞打工。黄金水一说起来就觉得失望。两个小儿子更是连初一都没读完。
厚街是东莞工业重镇，外来打工人口40多万，蕴含着很大的临时出租房的商机。早在2002年初，精明的大哥黄金裕就来到这里，先租空厂房，投资近10万，装修后做出租房。后来生意做大了，又从当地人手中租了几栋出租楼，儿子老婆看管不过来，当年年底就把黄金水从玩具厂叫到厚街来帮忙守房。就这样，黄金水四兄弟都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出租楼越来越多，许多家属都过来帮忙。
2003年，黄金水凑了两万多，在厚街一个稍微偏僻的地方也租了一栋旧楼；还和三弟一起投资租了一栋楼，由儿子守着。
本来黄金水是要两个小儿子学个手艺的，“有个手艺，不管世道怎么变，都有钱挣”，去年，黄金水让两个小儿子去学修理摩托车，并在厚街开了个摩托车修理店。
天算不如人算，上个月东莞市全面“禁摩”，外地的“摩的”全部不许载客。连带着摩托车修理店也没了生意，“外地的摩托车还补助100元托运费，我们的修理店什么补贴都没有就关门了”，修理店开张到关门还不到半年，二儿子只好又进了鞋厂。
外来打工人员晚上都从厂子里“放”了出来，刚洗过的头发，干净的衣裳，这是他们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候。黄金水看的那所楼里，租房的农民工们进进出出，“他们大多是夫妻，长租的；日租的很少”。
他说，现在出租房生意不好做了，他看守的房子因地处繁华街区，加上装修“豪华”一些，将近三分之二已经出租了；儿子黄志红看的那个由于是旧楼，空的至少有一半，“上个月还亏了”。正和一个老乡下象棋的黄金水，注意力似乎没有集中在象棋上，一说起生意，他就犯愁起来。
大哥黄金裕正好骑摩托车过来。黄金水说他应该有百万的资产，但黄金裕很低调，想给他拍张照片，说什么都不肯。对将来，他的说法和黄金水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出租房的生意两年后肯定不会做了，换一个城市，再找新的赚钱门道。
黄志红：还是喜欢住在城里
第一次去黄志红的住处时，他出去给女朋友小陈修手机了。再来时，他正在睡觉。一张床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电视机放在一堆杂物上，旁边还有台旧电脑，“那是我弟弟几百块买来玩游戏的。”听说记者要采访，他一脸新奇，“我有什么值得采访的呢？”
让黄志红郁闷的是，牵网线进来不仅贵而且麻烦，业务员一句“你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让他很不舒服，四五百元的价钱也让他犹豫了好久，后来和另一栋楼的老乡合装了一条线。黄志红喜欢上网，认识了不少网友，“和他们聊天没什么约束，是虚拟的”。
中专毕业后，黄志红在东莞石碣镇一个电子厂做仓库管理员，每个月7、8百块钱。每月加班5、6天，黄志红似乎没有什么怨言，“想多挣钱嘛，自愿加班的”。
去年十一期间，经人介绍，黄志红认识了在揭阳打工的小陈，两人一见钟情，今年上半年一起来到厚街，一起看管这栋旧出租房。
看房比进厂自由，人也轻松，但睡不好觉，晚上一两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要开门，中间还不时被晚归的房客叫醒。
虽然轻松，但是挣的钱比进厂要少，“这边不像我爸爸看的那栋楼那么豪华，房间空的多。生意不好的话，还不够交房东的三千多一个月的房租。”
现在生活费不用黄志红自己出。黄金水夫妻俩从大哥黄金裕那里领的1200元的工钱，是全家6个人的生活费，每个月“刚刚够”。自己挣的钱就收进自己的口袋，每月的支出不多，因为租房处离不开人，两个人很少一起出去玩，一般就是买些零食吃，“挣不了多少，也花不了多少”。
三年来，黄志红没存什么钱，“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小陈”，说到这里，他的女朋友害羞地低下了头。
问到什么时候结婚，已经24岁的黄志红很茫然，“结婚，在农村即使很简单的，也得一两万，结婚还得借钱”。
结婚是两家的大事，需要父辈们商量。小陈责怪说：“你爸爸妈妈过年都回不去，怎么商量啊？”黄金水夫妻过年时要在厚街看房子。
现在只在过年时才回家的黄志红，很喜欢老家的人情味，但他也说，“如果我有钱，还是喜欢住在城市，这里好玩的东西多一些。”
“年纪大了，也不想老在外面”
凌晨，喧闹的厚街慢慢安静下来，黄金水的情绪慢慢好了些。说起鞋厂拖欠他房租的事，他就来气。
去年，一个鞋厂把黄志红看管的那栋旧房子租了一年，结果是，“单方减少租金并且还拖欠住房租金”，最后还扬言要打黄金水。到外来工法律资助处咨询，都说可以告到法院，黄金水最终还是放弃了。重提这件事时，他只是按捺下不快，息事宁人地说，希望当地人能多给外地人就业机会，不要尽给外地人找麻烦。
年轻时，黄金水和他大哥一样，在当地还是个“人物”。1986年，用自己攒的钱加上贷款，投资两万多元，和人合伙办砖场，规模最大时有60多个工人。做砖厂赚了些钱，后来又投资做米粉加工，到1992年开始做布料生意，村里三天有一个集，黄金水就拿布出来卖。由于孩子多，读书需要钱，生意不好做，四五年后他又回家种田。直到1999年黄志红读中专，黄金水才带着老婆和两个小儿子到揭阳打工。
去年黄志红和小陈定亲，花了一万多，对黄金水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在老家，黄金水还有几间土房子，有亲戚在住着，“如果租房生意再不好做，过两年就带着老婆回去。年纪大了，也不想老在外面。”
让财富品质引领前路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举世无双。中国的国民财富每年接近增长10％，中国居民的个人财富每年接近增长9％。如此财富的狂飚突进运动，打破了人类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一切先行国家的最快速记录。2005年，广东省正式宣布，其GDP总量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香港。
相比于普通百姓，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更是惊人，远远高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笔者曾经详细计算过中国富豪榜的最高财富增长变化，并比较世界华人财富变化，发现大约10余年左右，全球最富的华人将出现在中国大陆，令海外的李嘉诚们黯然失色。
中国人极其强大的国际购买力也泄露出中国人的富裕。目前，全世界最奢侈的物品几乎都在中国畅销，中国游客在全世界疯狂地购买令老外咋舌，而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的大手笔购买，中国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一次性付现将整栋豪宅一举买进的大手笔更令世界惊叹。中国富裕的小皇帝们到国外留学，发现外国人原来比“我们”穷多了！呵呵，不知中国人听到此消息，是感到自豪还是感到可悲！
中国财富增长惊人，但相比中国人追逐财富的胃口更大。目前，中央政府仍然将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官员的最主要指标；而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天天都在不惜血本地招商引资，争先发展本地方经济；此外，中国无论国企民企，大都将“做大做强”视为奋斗目标，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财富亦仍然是最现实、最有诱惑力的追求目标。
但是，就在狂热的财富敛求中，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财富漏洞甚至于危险的财富陷阱。
财富陷阱之一叫“两极分化”。目前，中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在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
由此相伴生出另一大财富陷阱就是“贫富对立”。中国历来有“水泊梁山”之均贫富的传统，如今仇富情绪再度炽热，网上甚至已有人公开撰文要旗帜鲜明地仇富。
财富陷阱之三是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耗竭。笔者曾批评中国经济不计成本的发展方式是“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显然，如此竭泽而渔的致富方式将导致严重后果。
财富陷阱之四是权力资本化。如果中国人财富的增长靠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来获取，那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情况并非都如此，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偷税漏税因素外，权力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比如，权力实施了不同的地区倾斜政策，导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权力实施了不同所有制的差别政策，导致国企垄断部门据垄断而获取暴利；权力与资本结盟，让房地产商一夜暴富；权力自己资本化，不少官员靠腐败而肥。很显然，权力导致的分配业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毒瘤。
财富陷阱之五是财富伦理贫乏乃至迷失。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但贪婪追求财富、不择手段获取财富，把利益看成上帝、把阴谋当作智慧，为富而不仁则是极大的人性的罪恶。
财富陷阱之六是“后发劣势”日益彰显。所谓“后发劣势”，指的是后发国家因为可以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因此放慢制度变革，其结果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制度改革过于滞后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崩溃，因此反陷于“后发劣势”。很显然，中国还没有进入后发劣势的困局，但已显出后发劣势的迹象。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表面上财富中国很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实际上却是《圣经》中讲到的以赛亚的时代，危机四伏，值得警省。
出路何在？
最根本地，就是中国人必须从对于财富的数量追求转向对于财富品质的追求。这包括要寻找到财富背后的更加神圣的意义，今天的中国要寻找到超越财富的更具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包括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政府行为，包括通过大力改革来构建完善的商业制度及政策环境，也包括重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一句话，中国真的是到了重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考虑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的时候了！
中国不能再有“均贫富”的革命，推倒重来式的方式永远不是财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不要指望在中国依靠权力发起一场向人性宣战的文化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未远去。但中国的改革与财富创造的确不能避开一些实质的问题，那就是改革必须彻底，必须配套，中国人人格必须重新塑造。
“路漫漫其修远兮”，谨祝愿古老的中国，伟大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富裕而又贫穷的中国，莫让财富迷失了心灵，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加快步伐再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