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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7
图1具有狩猎图像的铜壶，战国成都出土
最近欧陆学者见此猎器，及其他具有鸟兽图、连续的涡纹、细密虺龙纹诸器，其形制及兽面（旧称饕餮）几何纹饰，介於周、汉之间，与黑海东岸斯克泰（Scythian）遗物颇有类似之点，因名此类铜器为秦器。据彼等意见，以为秦居西方，最与斯克泰接近，故此类铜器乃受斯克泰文化之影响，而复由秦人为之介，以传布于中国全境。此就东西两方之遗物，指出当时文化之动向，无论其说之当否，固不失为一有价值之假设。
中国铜器有千余年之历史，在每个时代中，虽各有其特殊现象，然其自身之演化应自成一系统。在此系统中而有素不经见之形制或纹样发生，且在异文化中寻得其渊源者，则此种素不经见之形制或纹样必受外来影响无疑。中国铜器中何者为其自身之演化，何者为受外来影响，实为一繁复而不易解决之问题。
今以猎器为主要材料，分两方面加以探检：（1）猎器年代之推断；（2）中国铜器自身之演化与所受外来之影响。以下所论，即以此两点为归宿。至先秦文化，以如何机缘，而达于春秋、战国以来之最高阶段？此一问题向来所认为文献不足征者，今亦可利用此种新的材料以为讨论之资。
（二）春秋战国时代之背景
周室自东迁之后，王室威力不足以捍蔽中原，于是北方之群狄，乃深入中原之境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赤狄白狄论》云：
“以予考之，闵、僖之世（公元前六六一—六二七年）狄尤橫……其疆域自晋、蒲、屈以东，与齐、鲁、卫为界，盖自平阳、潞安以及山东之境，杂居山谷，绵地千里；故当时邢、卫、宋、鲁、齐、晋、郑诸国，胥被其患。”
此时中原民族惟覆亡是惧，故齐桓、管仲即利用此种形势，乃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当时诸侯同集於此霸主的旗帜之下。《论语·宪问章》云：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去齐桓不远，尚及见当时中原阽危之状。汉代学者对此亦有明瞭之认识。《汉书·韦玄成传》载王舜、刘歆等议曰：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霸首。”
歆等此议盖本于公羊家之说。《公羊》僖四年《传》云：
《毛诗·六月序》亦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凡此齐、鲁学者屡代相传之绪言，亦可使吾人瞭然于当时霸业之真正的价值。
中原民族，经此一度之刺激，自不免接受若干外来影响。而内部更因会盟征伐之频繁，使各国旧有之地方文化，得以互相融合,而为加速之推进。于是我国史上所谓先秦文化，即涵濡泳育于此霸主的小康时代。
战国以来，秦、楚、燕、齐三晋诸国，以兼并之故，战伐日亟，交通益繁，而国力亦因之大为增进，王公贵人，得以其余财争相养士，而学者尤受当世之尊礼。《史记·魏世家》云；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
又同书《孟子荀卿列传》云:
“邹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其时学者见尊礼如此。即身怀一艺之长，亦得以巧食一国（说见后）。因此之故，使当时之文物遂益趋于发达。而秦、燕、赵以居边陲，开斥疆土，益远与外族相接，所受外来影响亦较深。
秦、汉统一以后，与匈奴、西域交涉益趋频繁，所受外来影响，尤为显著。顾其时儒家独尊，学术思想已无春秋、战国时期之盛，而铁器代兴之后，铜器于衰歇之余，更无足观。故此期叙述，概从省略。
猎器中如欧陆学者所称薄制器形，及车马狩猎图绘，涡纹细密的虺龙纹饰种种，依本文之研究，虽大部分均为中国文化上自身之演进，然其中之浮雕、镶嵌、兽之飞跃、倦息与羽人、飞兽、操蛇、践蛇等图象，仍具有强烈的外来色彩。此外如印玺、带钩、剑、镜诸物，亦殆由外来。
印玺、带钩之输入，说详拙著《骉氏编钟考释》。
剑为短兵，为步卒利器，当与步卒制同时输入（《左传》襄二十三年载范鞅用剑帅卒，是卒用剑之证）。
镜自战国晚期始入中国。古代鉴为盛水器，字或作监，出土有《吴王夫差监》。又作滥，《墨子·节葬篇》以钟、鼎、壶、滥并言；《庄子·则阳篇》云“同滥而浴”，又以滥为浴器。古代无镜,唯鉴于水，其见于记载者如：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人监。’”——《书·酒诰》
“王亦盍鉴于人，无鉴于水。”——《国语·吴语》
“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墨子·非攻中》
“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庄子·德充符》
此可为古代无镜之证。镜之见于著录，始于战国末年之书：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丽，朝服衣冠窥镜。”——《战国策·齐策》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韩非子·观行篇》
淮南出土之镜，为现存镜之最古者，亦楚末遗物。此皆镜为战国末年新发见之证。
总之，此印玺、带钩、剑、镜诸物，在西方或斯克泰遗物中，发见之年代，至迟皆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以前，远较发见于中国者为早。故此诸物之为外来，均可无疑。
中国铜器既受有显著之外来影响，在学术思想方面，亦不能全无关系。战国以来所谓阴阳、五行、长生久视诸说，疑亦由外族输入。
《庄子·天下篇》谓易以道阴阳，其实《易》乃卜筮之书，《卦》《爻辞》中全无阴阳五行之说，至《象辞》始以刚柔说《易》，而《彖》、《文言》、《说卦》，乃畅论阴阳。旧说以《十翼》，即《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等，为孔子所作，由今观之，恐此诸篇之作者，尚远在孔子以后，以与本文无关，故不多赘。
五行之说见于《书·甘誓》及《洪范》，此皆春秋、战国时晚出之书（参看《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七十一—七十七面，及《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号刘节《洪范疏证》）。顾颉刚先生谓《左氏》文七年《传》以水火金木土穀释《夏》书之六府，是此时只有六府而无五行，盖此时之五行说尚在创造途中。至《荀子·非十二子篇》乃以五行为子思、孟轲案往旧之造说，其文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据此可见五行为战国时人，依旧有之知识而加以改造之学说。此旧有知识，疑即受希腊或印度之地、水、风、火四大说之影响。《易·彖辞》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释八卦，亦于地、水、风、火之外，配以天、雷、山、泽,以凑成八卦之数。
至所谓长生久视之说，初见于《老子》，共五十九章云：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书自梁任公先生认为战国时书以后（见《讲演集》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讲义》），最近顾颉刚先生在其《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中，阐说更加透辟（见《史学年报》第四期）。顾先生更单独指出长生久视是一甚后起之词（见原文十三面）。此长生久视之说，盖缘战国时燕、齐方士求神仙不死之药而起。
燕、齐之方士源出于阴阳，《史记.封禅书》云：
“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
汉代阴阳家所掌为历数，《史记·自叙》载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云：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关于此事，叙述尤详。其文云：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拘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中国历法自唐以来无不与西方有关，其见于记载者，唐代有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为佛姓，即天竺人），瞿昙悉达并于开元六年受诏译《梵天九执术》（见《唐书·历志》，元代有西域人札玛鲁鼎进《万年历》，造西域仪象，至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辈接踵东来，历法上受西方影响，尤为显著。
秦、汉以前中国历法之渊源虽不详，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之学说云：
“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驺衍为战国时率先倡导阴阳之人，其术先验小物，然后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又先序今以上至黄帝，然后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此种治学方式及宇宙观，颇与西方学者为近，或非中国学者所有。又其所谓大九州说，苟非习于海上交通，亦不能凭空臆撰。据此可见阴阳家说，必受外来影响甚深。从而历数之学，或亦与西方有关。
《史记·自叙》言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唐都为西汉方士，而天官为阴阳家所掌，是方士出于阴阳家之证。至神仙不死之术，自公元前三四千年以来，即为埃及、巴比伦尼亚、腓尼基人所盛行倡导之事，至是当亦与阴阳之说，同时输入中国。观淮南出土之镜，及汉画中仙人，皆高鼻生羽；高鼻明为伊兰以西之人种，其为外来，尤为显然。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化既多受外来影响，则此两方之交通，必有其所循之道路。
春秋时中国与外族之交通，盖以晋为中心（参看拙著《骉氏编钟考释》）。当时晋之四境，皆群狄所居。自献公以来，攘地益广，所得于群狄之地尤多。顾栋高《春秋人事表·四裔表叙》云：
“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晋之灭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胜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遂灭潞，而晋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东之闻喜，而曲梁在广平之鸡泽，绵地七百余里；旋复得留吁之属，晋之疆土益远；狄所攘卫之故地，如朝歌、邯郸、百泉，其后悉为晋邑。”
晋与群狄，战争既繁，故亦受群狄影响最深。当时用剑帅卒，毁车为卒，皆由晋人率先输入。胡服所用之犀比，亦以晋制著称（说见《骉氏编钟考释》）。
此时居中国北垂者，晋以外惟秦与燕。秦则以僻远不与中国会盟，燕又微甚，《左传》所载燕事，极为罕见。晋为诸侯盟主，垂百余年，征伐会盟，政令之所自出，《左氏》襄二十二年《传》云：
“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我四年三月……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率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
此时晋与东方诸国间，朝聘频繁如此。又《国语·晋语》云：
“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惟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
此晋之富商，或更随晋国之霸权，而遍及于东方诸国。故晋于此时,实为东西交通之枢纽。此时中国文化如受外来影响，自当由晋输入，而复由晋人为之介，以传布于东方诸国。
战国以来，晋分为三，而赵最居北方，秦、燕亦并与赵争为雄长。当时北方各族，亦沿阴山山脉南下，为中原患；此可由秦、赵、燕所筑长城证之。《史记·匈奴传》云：
“迨赵、韩、魏分晋，赵有代、句注以北，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后秦伐魏，尽入西河、上郡于秦，至秦昭王起兵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御胡。而赵武灵王变俗，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将秦开袭破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及秦灭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自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此长城所在之地，吾人皆可认为当时北方各族踪迹所及之地，亦即中原与北族交通之通道。
此时中外交通，或不限于北方。据《史记·六国表》载秦之取蜀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一六年），其时印度著作中，已谓有中国丝之输入。其后当公元前第一世纪之顷，张骞在大夏又见有由印度输出之蜀布邛竹杖（说均见后论镶嵌工艺中），此皆公元前四世纪至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已有交通之证。
春秋、战国以来东西之交通，既有多途，则此期中国文化上所受外来之影响，亦必有多源。欧陆学者谓此期中国铜器为受斯克泰文化影响，其说未免过于简单。此期中国铜器上所认为有外来影响者，虽皆见于斯克泰遗物中；然斯克泰遗物固全受希腊之影响者。希腊文化，上承埃及、米诺、苏末、巴比伦、腓尼基，与此所谓外来者，实同一源。此外来影响，既可由希腊输入斯克泰，亦可由希腊输入印度、波斯，或由海道以输入燕、齐之海上。
《左传》载公元前四、五世纪与中原接近之北戎群狄等，皆无骑射习惯：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隐九年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昭元年
是此时与中原接近之北族，只有徒卒而无骑射。胡服骑射之出现，为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时事，中国边境之有骑射民族，似即始于此时。
斯克泰最早期遗物，即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已有陶制或铜制之骑士，是此民族，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即已为一骑射民族。据此，当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中国边境尚无斯克泰人之踪迹。此时中国文化如受有斯克泰文化影响，亦当由其他民族为之间接输入。
“客有为周君画策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策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策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象牙）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列子·说符》作巧）食禄于宋邦。”——《韩非子·喻老》
在上述之记事中，有可注意者三事：（1）此特殊食客遍于各国，为古代工艺进展之最大原力。（2）此时漆器渐盛，其绘饰仍采用猎图（髹策即漆器，所谓龙蛇禽兽车马疑即猎图），可见此为当时最风行之作风。（3）弄器为古代工艺中最高级作品。据此三点言之，此古代弄器具有共同之风尚与最高技巧，自当视为当时之代表作品，亦即研究古代文化最适宜之资料。
杕氏猎壶此器有盖及提梁，器形介于周代卣与汉代钟之间。上镌鸟兽奔腾与人持戈矛剑盾追逐刺击之形。图均有白色物质之镶嵌,中间间以带纹。上镌四十二字，释之如次：
此以于、壶、訏、家、车为韵，为猎器之仅有文字者。原器现藏柏林博物院。影本见柏林东方协会出版之ChinesischeBronzen中，惟不甚清晰。
采桑猎壶此器颈之两旁，各有兽面穿鼻环一。在兽环之同列镌一人攀条作采桑形，兽环之下，镌鸟兽奔腾及人持戈矛剑盾追逐刺击之形。图均以白色物质镶嵌之。原器现为巴黎Curtis所藏。
采桑猎钫此器四面图象，除二面具有兽面穿鼻环外，其余均相同：上镌双凤及屋宇人物之形，中镌车马徒搏射猎之状，下镌采桑图。采桑图桑树可辨者二，旁各著数人，作攀条及相见揖让之形，一树旁更著一犬，俨然一幅《豳风》之图。此器图象均作阳文，盖以此为纹饰，而以白色物质之镶嵌为素地。此为镶嵌法之进步者，但此镶嵌，今均剥落。原器现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宁寿鉴古》卷九之汉兽环方壶四，即此器之摹本，错误极多；若非细校，几不知其为一器。
四耳猎盂此器具兽面连环之耳四，四周饰车马徒搏弋射之图象，
口缘上饰飞鸟走兽形，均以白色物质镶嵌之。腹内间以浮雕之凫鱼龟形。此在猎器中，纹饰最为繁缛。现藏美国华盛顿Freer陈列馆。日本梅原末治会为此器专著一文，揭于桑原骘藏《还历纪念论文》中。又广仓学窘印行之《艺术类征》及Siren所著之AHistoryofEarlyChineseArt第二册中，均有此器影本。
羽人猎壶此器图饰，合纵剖三段同样之图象而成。原器影本见宝蕴楼《彝器图录》，墨本仅拓其一段。上腹左右各有兽面穿鼻环一，上镌羽人戴蛇操蛇践蛇及凤鹤衔蛇践蛇负蛇形，中镌人持剑释盾徒搏之状，下镌一鸟喙人身之人引弓而射，一鸟喙四足之兽张翼而立，旁有两龙宛曲相向，最下又镌鹄践蛇形。图全镌成阳文，其镶嵌之装饰亦已剥落。原器旧存沈阳故宫，现藏北平古物陈列所之宝蕴楼。
双凤猎壶此器与羽人猎壶形制相似，可称为姊妹二壶。其图饰亦由纵剖三段图象合成。上镌两蛇相交，旁著双凤峙立飞翔之形，中镌人持剑盾徒搏射猎之状，下镌一鸟，长尾长冠人立，迎日而行。图亦为阳文，其镶嵌之物已全部剥落。原器旧存热河行宫，现藏北平古物陈列所之武英殿。
凫鱼猎壶此器上腹有兽面小耳二而无环，环似为后来脱落者。器范铸较劣，上中均镌持剑搏兽之状，下镌凫鱼形。图均作阳文，镶嵌之物亦已剥落。原器为比利时不鲁舍尔Stoclet所藏。影本见OttoKummel所著ChinesischeKunst及Siren所著之AHistoryofEarlyChineseArt第一册中。又《周汉彝宝》载日本帝室博物馆藏一器全与此同，而有盖。
小猎壶此器特小，无耳。中镌阳文搏兽之状，其镶嵌物亦剥落。器为法国巴黎Stonborough所藏，影本见OttoKummel所著ChinesischeKunst中。
最近八、九年中关于铜器有三次重要发现，及学者对此遗物之研究，于此猎器颇多启示之处，今依次陈述如下：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归化城北发现铜器一群，由王尼克（M·L·Wanieck）携至巴黎。其中有鼎、鬲、釜、盘、壶及柄上饰以绿松石之长剑。欧陆学者对于此类铜器，颇感兴趣。彼等由此类铜器上一种细密的连续的虯状虺龙纹样，及带状的涡纹绳纹的配布，更由其他方面所见之以金银镶嵌之器物，与车马虎鹿犬兔禽鱼等驰骋狩猎之绘饰，见出其共通之特点。彼等以为此类铜器上之鸟兽狩猎之图样，在古伊兰民族或斯克泰遗物中，尤为盛行。故此类铜器，当受斯克泰文化之影响，而自成一集团。其质地匀薄，既与汉器为近，而鼎足兽面之装饰，又与周器相似，其年代当在周、汉之间。同时彼等复采取当地（归化）人士之传说，以为此乃秦始皇二十八年巡狩其地，祭祀山川时所遗留之祭器，因谓此类铜器为秦器。盖彼等以为此类铜器既受外来影响，而秦又适为之介，因以之传布于东方之诸国。
当归化铜器发现之时，同时或稍前，在安徽寿县，淮水流域附近，亦发现铜器一群。此类铜器多为居留于蚌埠之瑞典工程师喀尔拔喀（OscarKarlbeck）所得，复由彼手中而散入于欧、美之博物院，或收藏家。此次发现多为小型铜器，如铜镜、带钩、车马饰具及兵器等。其较大者，仅鼎、壶、数器。关于此次发现之铜镜，喀尔拔喀曾有一文揭于一九二六年之《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四卷第一期中。彼以为此类铜器出土之地，在一世纪内曾两次建为国都。第一次系公元前二四八年，楚考烈王自陈徙都于此；但二十年后楚并于秦，此地遂失其重要地位。迄公元前一九七年，淮南王英布又都于此，其后百年内淮南王刘长、刘安仍之不改。故此类铜器，如不属于楚，即属淮南。据喀尔拔喀之意见，由铜镜之纹样与文字言之，断为楚国遗物。
在此两次发现之外，民国十二年即归化铜器出土之前一年，河南新郑亦发现铜器一群。当时在国内曾哄传一时，因此得全部保存于今之开封河南博物馆。然据民国十八年出版之《新郑古器图录》所载,当时已遗失五器而事后始行搜获。则此次发现，仍恐不能无所散佚。至此次发现，重大铜器尤多，有钟、鼎、鬲、甗、、鍑、壶、罍、簠、舟、盘、匜等计百余件。自来出土之器，似此宏富巨丽之物尚不多见。其中有文字之器，仅得其二。其一文字不甚可辨，其一即王子婴次卢。王静安先生《跋》云（见《学衡杂志》及《王忠悫公遗书》之《观堂集林》本）：
“婴次二字，即婴齐无疑。古人以婴齐名者不止一人，独楚令尹子重为庄王弟，故《春秋》书公子婴齐。自楚人言之，则为王子婴齐矣。子重之器，何以出于新郑？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遺是器于郑。此器品质制作，与同时所出他器不同，亦其一证。然则新郑郑墓，当葬于鲁成十六年（公元前五七五年）鄢陵战役后，乃成公以下之坟墓矣。”
据此新郑铜器之年代，当在公元前五、六世纪间。日本梅原末治以此为早期之秦器。彼因此对于欧陆学者秦器之说，加以相当之修订。彼认此所谓秦器，乃代表一种新型之名称。此种新型，盖受外来影响，而秦人为之介，以传布于中国全境，其年代介于周、汉之间，固不必限于专指统一以后之秦。彼盖认此为一种铜器上之学名，凡晚周铜器受有显著之外来影响者，皆当以此名之。
此三次发现，就学术方面言之，固多遗憾。但大部分材料今均得保存，且有记录图象公之于世，在研究上使吾人尚能利用此大量资料，以为考定此类铜器年代之尺度，此实可为庆幸之事。关于此类铜器之年代，兹就其出土地及遗物相互关系，重为估定如次。
淮南遗物铜镜之纹样，为汉镜所自出，而具有文字之二镜，亦显然为汉以前之书体，故喀尔拔喀以此为公元前二四八至二二八年楚都遗物，最为允当。新郑为郑都所在，郑灭于韩，在公元前三七五年，韩继郑后，复由平阳都此。然此决非韩墓，以其文字纹样，断非战国时期之物。故此亦当为郑器，即公元前五七五至三七五年间之遗物。至归化遗物，传说以为秦始皇祭器者，绝不可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巡行所经甚详，并不及于云中（即归化）。而秦所开通道，亦仅自甘泉直达云阳，蒙恬将三十万众居上郡，其地皆远在云中之南。是秦人于此，似无遗迹可言。且归化遗物之形制纹样，约在新郑以后，淮南以前，当秦人尚未统一之时，其地远在秦疆以外。则所谓秦器之说，显然已失其依据。《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三〇〇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其地盖公元前三百年始入中国版图。武灵王取得此地后，即视为边疆重镇。
“武灵王自号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
“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韩非子·喻老》
以此观之，武灵王禅位其子后，即身居胡地，以为图袭胡、秦之根据。故归化铜器，当视为赵器，或即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之遗物。
此三次发现之遗物，其地域如以新郑为中心，北至归化，南至寿春作一圆周，适包括东方诸国（即春秋齐、楚、晋、宋或战国时之六国）之全境。其遗物年代自春秋以迄战国之末，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以至二世纪，其时秦尚僻处西陲，不与中国会盟。《史记·秦本纪》云：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故以年代及地域言，谓之秦器，实不足据。
此猎器出土地全属不明，除杕氏壶外，又全无文字款识，苟非此三次出土之铜器为之互相比定，则此最重要而当先决之年代问题，除杕氏壶外，其他盖皆无从藉手。
四耳盂与采桑壶，其涡纹互相似，而四耳盂腹内凫鱼龟形之浮雕，又与归化出土之铜盘相似，其年代当与归化器同时。
采桑钫、羽人壶、双凤壶、凫鱼壶、小猎壶，就镶嵌之状况言之,较上述诸器已为晚出，当出归化遗物之后。然其鸟兽龙蛇羽人之图象，仍当立于淮南遗物之前期。惟小猎壶之带状纹样，有与汉代铜器极相似者。此小猎壶及与其最相似之凫鱼壶，或出汉代，亦未可知。
总之，此粗略之推度，固不能视为精凿之论断。然有此大量铜器为之比定，其绝对之年代，亦当不至过于悬远，而以下之推论，即以此为范围，亦不至于漫无限断。
此猎图八器，除四耳盂之外，六器为壶，一器为钫，而钫亦壶之属。又与猎器相似之鸟兽纹饰之铜器，其见于著录者如次：
《博古图录》卷十二有周三螭壶，汉双鹿壶。
《西清古鉴》之周云螭罍（卷十二），周蟠螭壶第一及第二（卷十九），周瓠壶（卷二十），汉云螭壶，周百兽豆，汉螭鹿壶第一及第二，汉鹤鹿壶（以上卷二十一），周蟠夔盘（卷三十二），汉夔龙奁（卷三十五）。
《西清续鉴》甲编之周夔鹿壶（卷八），汉蟠虺壶（卷九），汉夔纹壶第一及第三（卷九）。
《宝蕴楼彝器图录》有周鸟兽壶两器。
《武英殿彝器图录》亦有周鸟兽壶两器（此书容希白先生编撰，有稿本，未印行）。
此诸器之纹饰亦多施白色物质之镶嵌或银错，当与猎器为同时之物。此所载者计二十器，除罍、豆、盘、奁各一见外，余十六器仍为壶。可见壶为此时最普遍最盛行之器。此种风尚亦可于战国以来之遗文中见之：
“以锥飡壶也（谓以锥代箸也）。”——《荀子·劝学篇》
“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铺之。”——《吕氏春秋·诚廉篇》
“君下壶飡臣父。”——《战国策·中山策》
此时贮食以壶，故多称壶飡。《左传》所载僖负羁馈晋文公盘飡之故事云：
“僖负羁……乃馈盘飡，置璧焉，公子受飱反璧。”——《左传》僖二十一年
此所载之盘飡，至战国末年及汉人著作中，乃改为壶餐壶馂：
“釐（僖同）负羁……盛黄金于壶，充之以餐，加璧其上。”——《韩非子·十过篇》
“僖负羁以壶飱表其闾。”——《淮南子·缪称训》
“僖负羁之壶飱。”——《淮南子·齐俗训》
“釐负羁遗之壶馂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馂而反其璧。”——《淮南子·道应训》
此当时之风尚，正可由遗文遗物相互证明之。
此猎壶及鸟兽壶之形制，在当时完全为一新样。其两耳饰以兽面紧贴器上，兽鼻突起，贯之以环，象穿牛鼻形。此与新郑或新郑前期之壶，形制既殊，而耳饰尤截然不同。新郑或新郑前期之壶，如颂壶（武英殿藏器），虞司寇壶（见《艺术类征》，齐侯二壶（见《两罍轩》），韩中多壶、郑叔宾父壶（均见《恒轩》），曾伯陭壶（故宫藏器）其两耳皆隆起，上饰兽面，吐舌作衔环形。此衔环与穿鼻环之演化，实为一至有趣味之事。
春秋以前系牛以梏，绝无穿牛鼻之事。《易·大畜》云“童牛之牿”，《书·费誓》云“今惟淫舍牿牛马”，梏，《说文》作告，云“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字又作，《说文》云：“，角械也。”著木于角，故谓之牿，谓之。牿、角古见母字，溪母字，即见母之声转，故得相通。甲骨文牛字角旁著一短画或二画，正象角著横木之形。角著横木，正为系牛之用。东汉时此风既歇，故许氏乃误为告人及角械之说。梏为横木，故又谓之楅衡（衡、横古同字）。《周礼·地官·封人》云：
“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槁。”
“夏而楅衡，白牡骍刚。”
穿牛鼻用棬，《说文》作桊，云“牛鼻环也”，盖屈桑条为之：
《博古图》卷十六有牺首杯，及近时出土之土制牛车，牛鼻端均贯以环索，其形制与铜器上之鼻环，全属一致。故此虽仅一耳形之装饰，而实为铜器断代之标准，并可以考见当时文化递嬗之状况。
铜器之薄制，为此期铜器之特点，此欧陆学者所启示者。此种薄制，似受陶器之影响所致。盖冶铸之铜范，即属陶制，故治铸之精粗，与制陶技术，关系至切。
古代黄河流域之陶器，依最近之发现，可得三种显然之差别。
自民国十年至十三年，安特生（Andersson）在中国之北部，辽宁之沙锅屯，河南之仰韶，以及甘肃境内，发现一种互相仿佛之彩色陶器。后来山西西阴村，旅顺之貔子窝，亦有此类同样陶器发现。安氏以仰韶为中心，而将此类陶器分为六期。然此种区别，在寻常讨论中需用甚少。吾人不妨即名此类陶器为仰韶陶器，其特征为红地，彩画，无刻文。
安阳出土之甲骨文，在三十年前即已著闻，但正式发掘，乃距今五年前事。依此数年之发掘，吾人乃知殷虚遗物，于甲骨文外，乃有极丰富之陶器、铜范、骨刻、矢镞等物。此殷虚期之陶器，有白陶灰陶及带釉陶种种，其质地均厚，而白陶刻纹形制，尤与铜器为近。
龙山陶器，发现最晚，而吾人所得于此期遗物之知识亦最少（此为本所最近两年内之工作，报告正在编纂中）。此期之陶器，极黑，极薄（有较现代极薄之磁器更薄者)，器面圆整光泽，间有刻文。
此三种陶器，各代表一种文化。约略言之，彩陶分布于中国之东北西北各处，刻纹之白陶分布于中部，黑陶分布于东方。吾人如为名称上之整齐起见，亦不妨称此三种文化为彩陶文化，白陶文化，黑陶文化。
最有兴趣者，此三种文化之相互的关系，又因吾人最近在安阳之工作，而得一确切之解答。即此三种文化遗址，同在安阳之后冈及侯家庄发现。此种发现，最下层为仰韶，龙山次之，小屯则在最上层，显示在安阳之仰韶早于龙山，而龙山又早于小屯（参看本刊梁思永先生《小屯龙山与仰韶》）。
中国最早期之铜器，依吾人现有之知识，仅能溯及殷代而止。西周一代，其冶铸技术全受殷代影响。故此最早期，殷及西周之铜器，其形制全与小屯之陶器相似（参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李济之《殷商陶器初论》，小屯陶器之质地厚，故此期铜器之质地亦厚。东周以后，东方各国之地方文化，渐形发达，铜器之制造亦日盛。古代东方之黑陶工艺，就其往日分布之区，其技术或有仍为各地所保存者，至是乃与西周传来之冶铸工艺相溶和，而形成此晚期薄制之铜器；此不但其薄制与黑陶相似，即其器面圆整光泽，亦与黑陶无异。且此期所盛行之猎壶，其形制除兽环为黑陶所无外，在黑陶期中，亦有类似之物。凡此诸端，其事必非偶然符合。吾人据此可以断言，此薄制之铜器，绝非外来。盖此为中国铜器，自当由中国固有之工艺中，寻其演变之迹；故此类薄制铜器，如谓由于外来，毋宁谓其为中国所固有。
殷虚遗物中雕镂之骨器铜器上，多嵌以绿色宝石。《殷虚古器图录》第三十九图附说云：
“古彝器断耳，以铜为之，花纹至工，而嵌以宝石，绿如翠玉，不知为何物？”
此绿色宝石，即绿松石，或称土耳其玉。本所在殷虚发掘所得，亦有此物。此即中国最早期之镶嵌工艺。
两周铜器常有涂金之绘饰，沈括《梦溪笔谈·器用门》云：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予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栏盾间所画之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大如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
此黄目即《周礼·司尊彝》所谓黄彝，《礼记·明堂位》所谓黄目尊。中间二目突起，有牙角口吻之象，当即铜器中最常见之兽面图案，旧称此为饕餮。铜器上之镶嵌与涂金，绚烂夺目，实具同一意义。此时铜器或即以涂金代替镶嵌，然浚县出土之蚌器饰物，仍为镶嵌之一种（浚县出土铜器，亦为本所近两年所得，其年代现尚未能确定，约为西周时物，《周汉彝宝》载辉县出土物与此极相似）。知镶嵌工艺，在周代并未绝迹。
春秋、战国时镶嵌工艺又复盛行，其白色物质之镶嵌，或即《诗·小戎》之鋈。《毛传》“鋈白金也”，鋈从沃，沃有白意；《淮南·地形训》“西方曰沃野”，高诱注：“沃犹白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民即白民。《小戎》之鋈，乃车具马具之饰。此与出土车具马具多饰以白色物质者正合。鋈又谓之镣，《尔雅·释器》云：
“白金为之银，其美者谓之镣”。
郝懿行、段玉裁均谓镣鋈通用。容希白先生藏一银壶，其壶之银质表面已受氧化，略发黑色，而镶嵌之白色物质，则鲜洁如新，此或即古代所谓银之美者之镣。
此猎器白色物质之镶嵌，就其形制又可分为二类。
（甲）图象为阴文，而以白色物质嵌入为饰，如四耳盂、杕氏壶、采桑壶之类。
（乙）图象为阳文，而以镶嵌物质为地，如采桑钫、羽人壶、双凤壶、凫鱼壶、小猎壶之类。
此甲类之镶嵌，与殷虚遗物镶嵌绿松石者同一方式，此为最原始之镶嵌法。至乙类镶嵌，其制作已较繁难，显然由甲类镶嵌演化而成。或即受浮雕影响，亦未可知。故此亦为鉴定猎器相互年代绝好之标准。
至金银错饰与此两种镶嵌，又略有不同。《太平御览·器物部》引《通俗文》云：
“金银缕饰器谓之错。”
金银错乃以缕饰（《说文》：“缕，线也。”)，或谓釦器，《后汉书·邓皇后纪》注云：
“釦以金银缘器也。”
或谓银黄，《韩非子·解老》云：
“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
此皆金银错之异名。出土金银错器，如阳陵虎符、汉虎符、错刀、带钩等，皆钿以金银线。此金银错及上述甲乙两类镶嵌，在春秋、战国时，又自成一演进之阶段。其金错或涂金之带钩上有镶以绿松石者，则与殷代镶嵌仍有密切之关系。
《小戎》诗为最早之述及镶嵌者，至迟当为春秋时期，即公元前七世纪之著作。《左传》载当时列国大夫赋诗，皆本于此，知此为《诗经》结集之最迟年代。《小戎序》以为美秦襄公之诗，则其年代尚在东周之初。此时东西交通之途既启，又适当西方镶嵌工艺盛行流布于波斯、印度之际（据上述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印度已有镶嵌工艺，其传布当远在此时以前），此时中国镶嵌，一方面当由中国固有之工艺而演进，一方面更受西方之影响而倍形发达。其所受西方影响，或即由印度或波斯输入。同时中国之丝亦已输入西方，《旧约·以西结》第十六章第十节及十三节之丝衣，即中国产物。则此时东西两方之文化交互影响，自为意中之事。
又当公元前三、四世纪至一世纪之间，中国与印度亦有贸易之事。公元前三二〇一三一五年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KingCanDragupta）在位时，其臣某尝著《考铁利亚》（Kautiliya）书中载有支那（Cina）之名，而公元前四世纪时，中国丝亦贩运至印度（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附录·支那名号考》）。又《史记·西南夷传》云：
“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因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即印度）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此由蜀布邛竹杖见出四川与印度之交通，其说当可信。且汉时金银错器，又以蜀、广汉为最著：
“雕镌釦器，百伎千工。”——扬雄《蜀都赋》（见《太平御览·博物部》引）
“其蜀汉釦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后汉书·邓皇后纪》
此蜀、广汉之以釦器著称，或即受印度之影响，亦未可知。
在中国画中常以简笔摹写人物，神情生动，一望而知为某人某物。此在猎器中，亦具此作风。惟当时或停滞于一种初期程途中。故每画一鸟一兽，必具一定之形式，直与古代之象形字相似。
在甲骨文及铜器中，关于鸟兽之象形字，恒作侧视形，两足之鸟例作一足，四足之兽例作两足。此在甲骨文及铜器中除一二特殊之字外，几不见有例外者（说见拙著《再论小屯与仰韶》，见《安阳报告》第三期)。在此猎图中，鸟形作两足者已渐多，但兽形仍严格遵守两足之作风（在同时之鸟兽壶中，间亦有作三足者）。至汉代遗物，如镜、盘、盂、墓砖、石刻等，则无不作四足形；而作两足者，乃成例外之事。故猎器或鸟兽纹饰之器，具有侧视之鸟兽足形者，多可视为汉代以前之物。
因蹄与爪之不同，可以分兽为两大类：角兽，食草之兽则有蹄；猛兽，食肉之兽则有爪。此在古代象形字中，亦有显明之分别。凡蹄兽其足形仅作一直画，而爪兽则绘三歧形。在猎器中，蹄形或仍作一直画，或直肖其形，而爪形则--致作两相向之半规形。此在早期之铜器中，如牺形尊、牺形、虎，皆西周时物，已肇其端。至此期中此类作风，尤为普遍。至汉代于此则全异其趣，其爪形则仅作向前伸展之势，无复狰狞猛挚之意。
中国古代无狮子，故虎最为猛兽。此猎器中侈口而有爪者，皆当为虎。此虎之变态，实具一悠远之历史。在鸟兽壶中，或全以此为饰。吾人如骤见此形，几不能辨其为虎。牺形所画之虎，尚不失为一躯干修伟之兽。其后此修伟之躯干，竟逐渐演化而成一修长而委蜿之形。其竖立之耳，亦逐渐演化而成一丰长而蜷曲之冠。以长期之演化逐渐失其自然之形态。当时或就其修长而委蜿之状，名之曰委蛇。因而对此委蛇之兽,发生种种传说。委蛇之义，据《诗·君子偕老》传云“委蛇者行可委曲踪迹也”，又《羔羊》传云“委蛇行可从迹也”。郑氏笺云:“委蛇,委曲自得貌。”盖委蛇之本义为委曲,故凡修长委婉之物亦得名为委蛇。字或作威夷,《尔雅·释兽》云“威夷长脊而泥”，郝氏笺云：
“《说文》'委源，虎之有角者也’，委威声近，虒有夷音，如'周道倭迟’，《韩诗》作威夷，是威夷即委虒矣。”
谓之长脊，即谓此修长委蜿之躯干，谓虎有角，即谓此图象中变态之耳形。盖虎不能有角，虎而有角，必此图象中虚构之形。《庄子·达生篇》关于委蛇之传说云：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诶诒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恒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恒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也。’”
此在《山海经》谓之延维，延维即威夷二字倒转之音。《海内经》云：
“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此延维，郭璞注即据齐桓公事解之。盖此两种传说，其母题当即此虚构之兽形。至于汉代更就此虚构之兽形而极端扩大之，以为长至百寻。《子虚赋》郭璞注云“蟃蜒大兽，似狸长百寻”；此即据张衡《西京赋》而言(《西京赋》云“巨兽百寻，是为曼延”)。蟃蜒或作曼衍，并叠韵字。《庄子·齐物论》释文引司马注云：“曼衍，无极也。”长大百寻，可谓无极。盖时代愈后，则此虚构之兽形，在人类意识中，遂愈渐扩大。吾人但观委蛇、曼衍之命名，亦可见其演进之次第。此猎壶及鸟兽壶只作修长委蜿之形，亦正与《庄子》、《山海经》（即战国)时传说相应。
在极度奔驰中之兽，其足形常取向前后充分伸张之姿势，此即所谓飞跃。在猎器中惟四耳盂、采桑钫、双凤壶中之犬兔作此状。及汉代此种作风遂盛行一时，犬兔之外，如虎如马，凡奔驰迅捷之兽，无不作此式；而其伸张之度，尤为亢进。多数欧陆学者，每以此种作在中国始于汉时，然在此诸猎器中，已完全证明其不当。
据罗斯道夫瑟夫（M.Rostovtzeff）述莱纳其（SoReinach）之言，谓此飞跃之作风，在墨辛尼亚（Mycenaean）遗物中，有与此极似者。而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则此种作风绝少。墨辛尼亚此种作风似由米诺输入。米诺之年代，远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五百年，与此猎器时代不能谓有若何之关系。然在公元前四世纪南俄及中亚发现希腊之波斯宝石上之图象，阿姆（Oxus）河发见之剑鞘，及南俄发见之波斯剑柄，其上所镌之马及他兽，已近于此式（以上均见InlaidBronzesoftheHanDynasty五九页）。以年代言，此猎器中飞跃之作风，或由中亚、南俄经伊兰高原及蒙古以输入中国。此种作风，在中国逐渐演进，与当时文学家之观感，亦正相应。《诗·巧言》云：“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战国策·齐策》云：
“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
此皆形容犬兔之飞跃，与画家之观感全同。此时中国之良犬多自北方输入，《荀子·王制篇》云：
“北海则有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史记·赵世家》载苏厉《遗赵王书》亦云：
“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入，此三宝者亦非王之有已。”(《战国策·赵策》作代马胡驹，驹乃误字，驹即马，与所谓三宝不合。)
此皆可认为此飞跃之作风，由于外来之旁证。
倦息之兽，其足形恒相向踠曲，与飞跃适成一相反之恣态。羽人壶徒搏图旁著一鹿，正作此形。司马相如《上林赋》摹写狩猎时兽之倦息状态云：
铜器中有绘牛形两足相向蜿曲或一足踠曲者，其年代或在春秋之前。此虽亦作倦息之姿态，然与羽人壶之作风相去甚远。故羽人壶倦息之兽，似即受斯克泰文化之影响，而与此类铜器无关。
古代象形字中，惟燕字籋口布翅枝尾，象飞翔形；其余则概作侧立栖息状态。春秋以来铜器中之猎图或鸟兽图，如四耳盂、双凤壶及百兽豆（百兽豆见《西清古鉴》卷二九）始绘有飞翔与飞走之鸟形。此种作风，在西方发达既远在此时以前，而百兽豆所图飞走之鸟形，尤与斯克泰遗物相似。是此种作风，或亦受外来影响。
四耳盂之内面有凫鱼龟之浮雕形，此凫鱼龟形，在盂之周侧共分三层。上层最近缘边处，以伸足游泳之凫与正立静止之凫，相间配置，下层以龟颠倒配置，均七度而成一周；中层以大鱼小鱼并列为一单位，三周而毕。此三者均薄肉刻铸成，依等距离配列整齐。此与《博古图》卷二十一所载之两龟鱼盘，《西清古鉴》卷二十一所载之凫鱼壶，及《西清续鉴》甲编卷十五所载之鱼藻盘所图凫鱼龟形，均为浮雕纹饰，形极近似。梅原末治谓在巴黎见王尼克所藏归化出土之铜盘，其内面亦具此类凫鱼龟之浮雕。铜器之具有浮雕纹者，大致尽此。
此浮雕纹就器之形制及其作风言，亦可分为三期。即仅作龟鱼形之盘年代最早，作凫鱼龟形之四耳盂、归化盘、凫鱼壶次之，作凫鱼形之鱼藻盘，及猎器中之凫鱼猎壶，又次之。归化盘为公元前三世纪物。是此诸器之年代，必在公元前三世纪之前后。汉代浮雕之石刻，如武梁祠亦渊源于此。
此浮雕形惟见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之物，在早期铜器中,全无踪迹可寻。反之，吾人如自西方遗物中求之，则斯克泰之初期，即公元前六世纪时，即已具此作风。斯克泰出土公元前六世纪之金盂，其内面鸟兽形之浮雕及配列，与此凫鱼龟形之纹饰，尤为逼似。故此种浮雕纹，似亦为斯克泰输入之物。
图7武英殿藏周代兽壶纹样拓片（《武英殿藏彝器图录》）
在狩猎图象之铜器中常附有多种之带状纹样。此种纹样虽属简单，
但在每器上常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者同时并见。此必为当时之一种作风，或非偶然凑合之事。故在一器上有此种纹样两种或两种以上者，自可视为同时之物。是此类简单纹样，亦为考定铜器年代中可贵之资料。
殷虚陶器常有绳纹样之装饰。惟铜器则直至此期中，始见普遍的采用。《太平御览》引《通俗文》云：
“合绳曰纠，单展曰纫，织绳曰辫。”
此见于凫鱼壶者为纠，见于四耳盂者为辫，其单展之纫亦见于新郑遗物中。
此为最简单之几何图形。但用为铜器内之装饰，则直至此期始著。殷虚陶器上刻纹，及铜器器中之百乳纹，亦有缀以菱形，但与此期纹样，均有显然之区别。此期菱纹，共分四种：
（甲）为最简单之阴文菱纹，其菱纹多镂空以银质镶嵌之。
（乙）为连续的阳文菱纹，即合多数阴文工字纹，而成连续的阳文菱形。
（丙）为连续的阴文之菱纹，即合多数阳文工字纹，而成连续的镂空之菱纹。
（丁）为用直线界划之菱纹。
此四种菱纹，甲为最原始之纹饰，乙、丙或为镶嵌法演进时所生之变样（即镶嵌工艺中，由甲种演为乙种），丁为介于乙、丙间之形态。羽人壶以丙类工字纹单独的竖立为饰，已全失菱纹之意，在菱纹中，当最为晚出。
蟠虺纹种类极多，此仅就狩猎图象中所有者，显示其一例。在殷虚刻石及早期铜器中，均有单独的蟠屈虺纹图案。至新郑遗物中始作纠结之形；但仍疏落，不似此之密接。此等差别，似亦由时代演进使然。《韩非子·说林》上云：
“涸泽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以我为神君。’乃相衔负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
蛇相衔负以行，当即此蟠屈纠结之形。韩非为战国末年人，正当此种纹样盛行之时。此种纹样当时所以盛行者，或以当时社会上奉之为神君之故。
羽人壶第五层之纹饰，为一种繁复之桓纹，似为倒置鸟形图案之演变，其足喙与冠仍可辨识。又双凤壶、采桑钫亦有一-种繁复之回纹，似为蟠虺纹之演变。此皆以早期简单几何形纹饰，改变当时盛行之动物形图案，而使之繁复。此亦为晚出之一证。
小猎壶中有两种涡纹，一在壶口，一在圈足，属早期涡纹之变形。此两种涡纹，与波士顿博物院及TheLucyMaudBuckinghamMemorial收藏两方口壶极相似（见BulletinoftheArtInstituteofChicagoVol.XXVI）。此两方口壶，形制在壶与钫之间。其上所绘车马骑乘兽戏之图，与武梁祠、孝堂山之作风颇相似，断为汉代或即东汉时物。此两种涡纹，虽两方口壶更较繁复（即小猎壶单线之涡纹，方口壶乃变为复线），然其形态之逼似，使吾人不能不信其时代之接近。且此小猎壶中，又有三出花瓣纹饰，亦与汉镜中之纹饰相似。故猎壶中，此器年代最为晚出，或即汉代之物。因之与此器中徒搏形似之凫鱼壶，其年代亦当与此器相去不远。
此图象中之弓矢，均作引满欲发之形，其弓形之弣（即弧之中央手所握处），向内微曲，而成双弧形。此为东方式之弓形，在斯克泰遗物中亦常见之。
矛为刺兵,《考工记·庐人》云：
“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传。”
注云：“句兵，戈戟属；刺兵，矛属。”此句、刺之分，乃就其使用之状况而言。句谓横击，刺谓直伤。在四耳盂、采桑壶、杕氏壶中有两手持长柲作直前刺兽之形者，皆当为矛。矛为直刺，其形制在古代盖无甚改变。小屯遗物中有两矛，其銎之左右各有一耳，耳所以系英，《诗·清人》所谓“二矛重英”即此。采桑壶第三层有一矛，銎与柲之间更著一画，即所谓英饰。
戈为中原特有之兵器,汉代匈奴尚无此物。《盐铁论·论功篇》云：
“匈奴无……修戟强弩之用。”
戈与戟在形制上大体仍是一物。在古代兵器中，为最具有时代性之物。李济之先生曾就其穿与胡之不同，而将戈之演化列为一表（见《安阳报告》第三期《俯身葬》一七一叶，及原文图版五）。今录之如下：
1.无穿无胡的石戈——石器时代
2.无穿无胡的铜戈——商、周
3.单穿带胡的铜戈——商、周
4.双穿带胡的戈——春秋
5.三穿带胡的戈——春秋、《考工记》时代
6.四穿带胡的戈——《考工记》时代
盖时代愈后，则胡愈长，穿愈多，戈与柲相接处愈牢，而横击愈加便利。此采桑壶第三层右方有人持戈倒置，其胡甚长，当在三穿四穿之间。故就穿与胡言之，可断其为春秋、战国时物。若更就戈戟之演化言之，戈为句兵，其刃横出，戟兼句、刺之用，横刃之外复有直刃。本所近在河南浚县发掘卫墓，得铜戟数件，其形与梁伯伐鬼方戈同（见《周金文存》卷六）。古代戈戟之名称混言则不别，《方言》九云“戟……吴扬之间谓之戈”，《广雅·释器》云“戈，戟也”，盖戈、戟原为一物所演化，故可互训。古代戈多而戟少，至汉代则有戟而无戈。《淮南子·泛论训》云“古之兵……修戟无刺”；戟而无刺，与戈何殊。出土战国晚年之戈，其刃咸斜出，至东汉孝堂山、武梁祠画像中，则有戟而无戈，其刃咸直立有枝（参看马叔平先生《戈戟之研究》，见《燕京学报》第五期）。凡此名称形制之差异，无不随时代之演进而改变。此所见之戈，其刃仍作横出形，亦可断为春秋、战国时物。
“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墨子·非儒下》
“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庄子·逍遥游》
“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庄子·山木》
“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矰隿。”——《楚辞·哀时命》
辟为臂之借字。《庄子》《释文》引司马云：“辟罔（网同）也。”《尔雅·释器》：“繴谓之罿。”置亦网也。是《释文》以辟为繴之借字。《庄子》以机辟与罔罟，罔罗并举，故辟不当复为罔。《墨子》“若机辟将发”；若释辟为罔，亦与将发之意不合，故此所称机辟，即弩之异名。今出土铜制弩机，其弓及臂均已朽腐不存，机上间有文字，多汉、晋物，亦间有先秦之物。载籍中所谓机，多指此物。《礼记·淄衣》引《逸书》云：
“太甲云：'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
郑玄注：“虞，主田猎之地者也，机，弩牙也，度谓所以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张，从机间视括，与所射参相得，乃后释弦发矢。”郑以弩牙释机，则作此书时，已有弩机可知。此为《商书》逸文，与《汤誓》同为后出伪作，吾人不能因此推断商代已有弩机。《易·屯》之六三云：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此以虞与机并言，故郑玄注亦以弩牙释机。又《小过》六五云“公弋，取彼在穴”；虞翻注：“弋矰缴射。”所谓矰缴射者,即加矰缴于弩上。此皆《易·爻辞》语。《爻辞》述殷周革命之事，为西周初期作品。如郑、虞所释不误，则弩之为物，在中国当有极悠远之历史。
古代之弩，惟用于弋射。郑玄《月令》注：“弋射飞也。”盖鸟飞至高，非弩之力不能达。《管子·轻重甲》云：
“管子曰：'鹅鹜之舍近，鹍鸡鹄之通远。鹄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弩不能中鹍鸡鹄。’”
弩之及远，自非寻常弓矢所能及；更因时代之进展，而逐渐加以改善，至春秋、战国之际，遂用之于战阵。《墨子·备城门》云“二步——木弩”，《备高临》云“备临以连弩之车”，观其种类之多，知其使用之广。战国时以韩之所制为最著。苏秦历说当时诸侯，独称韩曰：
“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洞胸，近者掩心。”——《战国策·韩策》，又《史记.苏秦传》
弩射远力强，故多以足踏，《史记·苏秦传》注云：
“超足谓超腾用势，盖起足踏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劲努’是也。”——《索隐》
“超足齐足也，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揍机，然后发之。”——《正义》
弩用足踏者，武梁祠刻石有其图，绘二人坐地踏弩，汉代谓之蹶张。《史记·申屠嘉传》云：“申屠丞相嘉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集解》引如淳曰：
“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
其用手开弩者，唐人谓之擘张。《汉书·申屠嘉传》师古注云：
“今之弩以手张者日擘张，以足踏者日蹶张。”
此猎盂所见者似即擘张。盖弋射实无须于足踏之蹶张。
弩之起原，东汉人皆以为出于南方。苏秦所称溪子。注家或以为即南方之蛮夷：
“许慎云：'南方溪子蛮夷柘弩，皆善材。’”——《史记·苏秦传集解》
“许慎注《淮南子》，以为南方蛮出柘弩及竹弩。”——《史记·苏秦传索隐》
《集解》、《索隐》所引许慎《淮南子》注已佚，今高诱《淮南子·俶真训》注云：
“溪子为弩所出国名也。或曰，溪子蛮夷也，以柘桑为弩，因曰溪子之弩也。”
高注所引或曰，当是檃括许氏注文。故此以溪子为南方蛮夷之说，当出一源。许氏东汉时人，其时关于弩之传说，皆以为南方产物，如东汉所作《吴越春秋》卷九云：
“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日，'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于是神农、皇（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之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
此种传说，虽未必可信；然汉代之弩，尤盛行于南方，则为当时之事实。《盐铁论·论勇篇》云:
“以吴楚之士，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
史载汉以来南方蛮夷亦多用弩：
“板循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后汉书·南蛮传》
“蛮俗……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循，便弩射。——《南齐书·蛮传》
“以竹为弩，傅毒于矢。”——《隋书·林邑传》
汉代西北各族，则尚无此武器：
“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汉书陈汤传》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汉书·冯奉世传》
“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盐铁论·论功篇》
后来虽有仿效，仍不及中国之犀利：
“夫胡五兵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陈汤传》
剑在古代兵器中，较为晚出。古代乘车以战，长兵则弓矢，短兵则戈矛。及春秋、战国之际，步卒代兴，于是刀剑之为用始著。《左传》襄二十三年（公元前五五〇年）载晋范鞅用剑以帅卒，所谓卒即步兵。卒始用剑，古代车战，实无需乎此。中国之毁车崇卒，乃效法于北狄。左氏昭九年《传》云：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
卒利短兵，故剑为北狄习用之物。《史记·匈奴传》云：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集解》引韦昭注云'铤形似矛’)。”
出土之剑，与出于斯克泰及希腊者尤相似。此图象中之佩有剑鞘者,则其所持者必为剑。如四耳盂、羽人壶、双凤壶、凫鱼壶、小猎壶有在人身后绘一长画者，皆剑鞘之形。山东图书馆藏汉代刻石，其中有带剑而趋者，正与此无异。《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公元前四〇九年）令吏初带剑，是秦国于此时始有佩剑之风，出土之剑，亦无春秋以前之物，其为后起之事，甚为显然。《老子》有“带利剑”语，亦可因此证明其为晚出之书。古代金锡产于汝、汉，故战国之名剑，多出于汝、汉近地之楚、韩、吴、越。苏秦说韩王曰：
“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战国策·韩策》，又《史记·苏秦传》
《晋太康地理记》亦云：
“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膊，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即龙渊，避唐高祖讳改），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将也。”
吴、越所产亦较他地为优，《考工记》云：
“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汉代于楚剑尤为重视，《淮南子·修务训》云：
东汉以还，楚、郑之剑，仍负盛名：
“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盐铁论·论勇篇》
“楚、郑之棠溪、墨阳，非不利也。”——同上
战国时郑并于韩，言郑即与称韩无异。此种地方工艺之养成，乃因其地产金锡之故，并非谓剑即源出于南方。
盾或谓之干，见于《书·牧誓》、《费誓》、《诗·笃公刘》。又谓之伐，见于《诗·小戎》。伐或作瞂，见于《方言》。此种名称上之差异，实由于方言之不同。《方言》卷九云：
“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
盾之种类亦甚繁复，《释名·释兵》云：
“盾遁也，跪其后，避刃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为魁帅所持者也。隆者日滇盾（此据毕沅《疏证》本），本出于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于羌也。约胁而趋者曰陷虏，言可以陷破虏敌也，今谓之曰露见是也。狭而长者曰步盾，步兵所持，与刀相配者也。狭而短者日孑盾，车上所持者也，孑小称也。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日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
盾除与刀或剑相配之外，亦得与戈并用。左氏昭二十五年《传》：
“臧氏使五人以戈楣（盾同）伏诸桐、汝之闾。”
采桑壶一人左手持戈倒置，其右手中一直画，亦当为盾。
古代兵车田车皆立乘。此四耳盂及采桑钫所图，皆立乘之象。因其立乘，故乘者必须素习。左氏襄三十一年《传》云；
“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压覆是惧，何暇思获？”
车猎既须素习，同时更有从旁驱禽，以待乘者之发射：
“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毛诗·驺虞》传
“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凡田猎，必卑者驰逐，尊者乃发射。”——《毛诗.吉日》传
四耳盂有乘者与徒者共搏一兽，此徒者当即从旁驱兽之人。古代无骑射之事，故田猎必乘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
“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逐走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
汉代骑射既盛，而贵人田猎犹多乘车。司马相如《子虚赋》述楚使对齐王之言曰：
“不若大王终日驰聘，曾不下舆，脟割轮淬，自以为娱。”
此或因车猎较为安逸之故。此猎器之年代多出骑射输入之后，亦无骑射图象；疑即当时王公贵人，即制器之主人，自绘其狩猎状况。或当时初有骑射，只用于战阵，故田猎尚未受骑射影响。
四耳盂、采桑钫所图，车猎与徒搏走犬并见，四耳盂更绘有弋射形，此与《诗·大叔于田》及《子虚》、《上林》、《长杨》、《羽猎》、《两都》、《两京》诸赋，所咏正合，自非王公贵人，不能有此盛况。
此猎图中所见之车马,大致均同，均两轮车系四马,或两马。四马者，两马之足向上，两马之足向下。两马者，一马之足向上，一马之足向下。似御者居中左右视马之形。此与全幅图象，极不和谐。盖此时图绘，尚无隐显层见之画法，故每兽必须将其全形绘出。此亦惟战国或战国以前作风如此。至汉代绘画，则无论其为四马、六马，无不隐显互见。故由此等朴拙之作风言之，亦可断其为汉代以前之物。
弋射原为射鸟而设，又谓之缴射。《诗·卢令序》疏云：
“出绳系矢而射，谓之缴射也。”
缴为系矢之丝。《西京赋》薛综注云：“缴射矢长八寸，其丝名缴。”班固《西都赋》云：
“鸟惊触丝，兽骇值锋。”
触丝亦指缴射言。缴射之矢短，谓之矰。《淮南·俶真训》注：“矰弋射，身短矢也。”矰系以缴，故又称矰缴。《战国策·楚策》云“治其矰缴”，《史记·留侯世家》云“虽有矰缴”，皆矰缴连称。其发以机，故又称增缴机、矰弋机：
“矰缴机而在下。”——《淮南子·俶真训》
“矰弋机而在上。”——《楚辞·惜诵》
亦有省称矰弋者。《淮南·修务训》云：“衔芦而翔，以避矰弋。”以上种种，名虽不同，总为一物。
“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碆新缴。”——《史记·楚世家》
“磻不特挂，往必加双。”——张衡《西京赋》
四耳洗镌有弋射形，为各器所无。上镌三雁,其一作伸足张翅飞翔之形，其二之翅仍张，而足已缩，矰矢萦其颈，而下系于磻，皆示适已受创之形。此三雁之下，镌三人与三雁相对，其一作张弩欲发形,其二作俯伏持弩注视之形。张弩者矢尚未发，故其上之雁仍伸足飞翔自如（其实鸟飞不能伸足，惟下坠则足垂，此古代观察未精之故）。持弩者其矢适发，而雁适受创，故翅虽张而足已缩。此三人之下复镌二人，一人俯伏拾取既下之雁，一人带剑植发，持磻与缴。此于弋射之形，摹写极为周到。东汉孝堂山、两城山石刻，其弋射则仅绘负弩之形。
徒搏乃人与猛兽角力之争，此可充分表现古代尚武之风。《诗·大叔于田》云：
“叔在薮，火烈具举，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汝！”
此春秋时徒搏之诗，至战国时，此风尤盛，当时即以此形容古代勇士：
“推哆大戏，生列（裂)兕虎。”——《墨子·明鬼》下
“推侈大戏，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晏子春秋·谏上》
“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庄子·秋水篇》
“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兕。”——《尸子》
“中黄伯曰：'余左执泰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同上
“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犀。”
由以上之记载，自可窥见当时之风尚。此猎器中徒搏之兽，非犀即虎，亦与当时之记载相应。两汉盛时，此徒搏之事，仍与战国时代无异。《汉书·李陵传》云：
“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此可见当时此种材士之众。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一一年），校猎长杨，并以胡客徒搏。扬雄《长杨赋序》云：
“上将夸胡人以多禽兽……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
以此夸示胡客，亦当时徒搏盛行之证。至东汉张衡作《西京赋》,写徒搏之状云：
“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眦，发怒穿冠，顿熊扼虎，蹴豹搏，气有余势，负象而趋。”
此与猎器所图，仍复相似。比云“负象而趋”似出夸张之词（采桑钫有人负兽之形，则狩猎时所有事）。
徒搏虽娱乐之事，然亦可借此以锻炼体力。惜吾民族对此不甚注意。及风尚既移，贵游子弟，乃窳懦不堪，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云：
“或丁夫不傅犂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群竖小子，接而持之，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而反中面目？”
东汉之末，即已如比！此后徒搏之事，如武松打虎，乃为小说上之奇迹。此亦民族体力日趋衰弱之一证。
采桑壶及采桑钫有人立树下作伸手撷取之形，当即采桑图。采桑钫所绘，尤为清晰。图中共著两树，树旁人物熙攘，一树旁更著一犬，俨然一幅《豳风》行乐之图。古代蚕桑，唯中国有之，故此图亦充满浓厚的东方色彩。
此图中所绘之人,皆褒衣而裳,裳有褶叠纹,亦全然为东方之衣饰。此在采桑钫屋宇图中之人，及四耳洗车上之御者射者，所著皆同。此褶叠纹在汉画中已不见，此亦为鉴定年代之一助。
此屋宇之形惟采桑钫中有之。图作上下两层，屋之檐际，即就钫之两侧斜出形绘之，下层有三柱，柱之上端之枓栱形，在汉代石刻中，仍全作此式，乃中国式建筑中最常见者。上下四门相向，门旁及廊各著一人。其左上一门半阖，一人身出户外，与右门旁一人作揖攘之形。此门之作风，正象甲骨及铜器中门字之形，与汉墓门之饰，门左右各著一兽环形者，全殊其趣。由此门形观之，亦可证此器出于汉代以前。
傅翼形于人或兽之图象，在中国古代遗物中，最初见于杕氏壶及羽人壶。淮南出土之镜，亦有羽人形。此绝非中国民族固有之思想。杕氏壶在此诸器中年代最早，其同时或较后之记载，如《管子·戒篇》云：
“无翼而飞者声也。”
又《庄子·人间世》云：
“绝迹易，无行地难。……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
由此种理论推之，古代中国民族似尚不能想像以无翼之人或兽，而可以有翼，可以飞，可以无行地。《易》之《乾》，曰“潜龙”，曰“龙在田”，曰“或跃在渊”，曰“亢龙”，惟九五曰：“飞龙在天。”中国民族对于龙本有一种神秘思想，龙或即中国民族想像中之惟一能飞者。然《淮南子·说林训》云：
“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奉之。”
此言龙之能高，由于风雨奉之，则龙之在汉代人想像中，仍未必能以翼飞。《广雅·释鱼》乃言龙有翼：
此惟云应龙有翼，应龙之外仍无有翼之龙。应龙见于《楚辞·天问》及《山海经·大荒东经》，然此二书，亦不言其有翼。《逸周书·寤儆解》云：
“无（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
此文引见《韩非子·难势》及《韩诗外传》卷四，其年代至迟当作于战国末年以前。然此乃譬况之词，其想像中，固未必有能飞之兽。战国时人谓能飞之蛇曰螣蛇，螣有升腾之意，升腾则不必有翼。《尔雅·释鱼》云“螣，螣蛇”，郭璞注云：“龙类，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此可见中国民族想像中之能飞者，亦未必有翼。《大雅》之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人以文王配天，亦仅云陟降，陟降仍是以步行，是古人想像中之神，亦不能有翼。《礼记·曲礼》云“天子崩告丧曰，天王登假”，登假即登遐，登升也，遐远也，言登遐，则亦不能有翼。《墨子·节葬》下云：
“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指父母）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
此登遐与《汉书·郊祀志》所云“世有仙人，登遐倒景”，皆就中国旧有之词，释新由外来之想像，故不甚切合。
羽人之名，见于《吕氏春秋》（《求人篇》)、《山海经》（见后）、《楚辞》(《远游》)，皆战国、秦、汉间书。此猎壶中之羽人，即当时所图仙人之形。《论衡·无形篇》云：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虛图也。”
《论衡》东汉前期书，此仙人作风，在当时既盛行，然图雷公，仍不作翼。《论衡·雷虚篇》云：
“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如雷公与仙人同，宜复著翼。使雷公不飞，图雷家言其飞，非也，使实飞，不为著翼，又非也。”
此雷公必为中国固有之像，故相沿不为著翼。《论衡·雷虛篇》又云：
“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
《山海经》本有图，图六朝时尚存，郭璞有《山海经图赞》，陶潜有“流观《山海图》”之言。经本为图而作，除解释图之形状及方位外，又多载当时传说。其时中国传说与绘画，已多受外来影响。兹将《山海经》所载关于羽人与飞兽之形与传说，备列如次：
“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海外南经》
“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大荒南经》
“欢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海外南经》
“欢头国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大荒南经》
以上羽人
“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西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北山经》
“穷奇状如虎有翼。”一《海内北经》
以上飞兽
此《山海经》多载秦、汉以来郡县名，即战国、秦、汉间书。据此可见当时此种图绘及传说之盛行。
此羽人飞兽之形，在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罗马之遗物中，素极普遍。其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时，当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阿姆河流域出土金制飞兽，为公元前五世纪物，见InlaidBronzesofTheHanDynasty）。其由此以人中国，亦正与杕氏壶年代相当。
羽人壶之羽人，两翼上耸，身作鸟尾形，虽与《论衡》所云体生毛，臂变为翼之说合，然其作风，实与淮南遗物或汉器所图仙人不同。盖画羽之形，亦可分为三期：最早之作风，如杕氏壶，即象翼之钩勒形；次即羽人壶画两翮上耸，翮之两旁作羽毛形；最晚如淮南镜饰及汉器之仙人，多在臂上向上弯曲作三画或数画，以为羽形，亦有在腋下作毛羽形者。就此种作风言，羽人壶之年代，亦当在淮南遗物以前。
此羽人壶之羽人尤可注意者，其首戴蛇，两手操蛇，足践蛇。此戴蛇、操蛇、践蛇之事，在《山海经》中本为极常见之记载：
“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
“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戴)蛇，左右手操蛇。”——以上《中山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海外西经》
“博父国……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以上《海外北经》
“奢比之尸……兽面、人身、大耳，珥两青蛇。”——《海外东经》
“东海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
“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以上《大荒东经》
“南海陼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日不廷胡余。——《大荒南经》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以上《大荒西经》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又有神衔蛇操蛇。”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以上《大荒北经》
此操蛇之神，在西方传说中，极为普遍。米诺遗物中，有陶制操蛇之神，戴蛇珥蛇（即环于耳上）践蛇，与《山海经》所载无殊。此为公元前三千年之物，可见此种传说，在西方流传之早。其在中国，除《山海经》外，则仅在《列子》中见之。《列子·汤问篇》述愚公故事云：
“操蛇之神闻之，告之于帝。”
《列子》书虽不可信，然此种隽永之故事之传述，必有所本。观《山海经》所载及羽人壶所图，知此种传说必与羽人飞兽同由中亚输人。新郑遗物中有铜制操蛇之神，作戴蛇操蛇践蛇之形，古或以为镇墓之用。《新郑古器图录》以为残丰（见原书四十三图），盖不足信。此操蛇之神在中国虽曾盛行一时，但未久即行消绝。《易林》云：
“履蛇蹑虺，与鬼相视，惊恐失气，如骑虎尾。”
《易林》东汉时作，其时对践蛇之观感如此，可见操蛇之传说，已不复在时人之记忆中。
羽人壶又绘凤与鹤衔蛇践蛇负蛇之形。双凤壶绘两凤对舞，其颔下两蛇相交，亦似为衔蛇之形《西清古鉴》卷二十一汉螭鹿壶三，亦有凤践蛇形）。《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载（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此类记载，亦与羽人壶合（戴蛇即衔蛇，膺有赤蛇即负蛇）。此凤鹤衔蛇践蛇负蛇之形，与操蛇之神，当同由西方输入。战国时人对于此种图象，已不尽识，《韩非子·十过篇》云：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螣）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此云“滕蛇伏地，凤皇覆上”，即凤皇践蛇之形。此在当时虽不能辨其为践蛇形，必曾见有此图。至《论衡·纪妖篇》引用韩非此文，乃将“螣蛇伏地，凤皇覆上”，改为“虫蛇覆地，白云覆上”，则并其图亦不复见。故由此诸图象传说观之，亦可藉以考见其时代演进之迹。
羽人壶绘有鸟首人身之人及兽：一操弓注矢作欲射之状，一张翅舞爪作欲避之形。此两者之中，上著一黑点，似象日形，下著二龙宛转颠倒相向，而此龙形正可以汉瓦灶上所图者证之。双凤壶亦绘一鸟长冠长尾张翼，迎日而立。此两器所绘之故事均不详。
关于鸟首人身之记载，亦见于《山海经》之《海内经》：
古代传说中又有人面鸟身之神：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衹，有神人面鸟身，若瑾（孙诒让疑若瑾为奉珪之误）以待。”——《墨子·非攻》下
“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曰：'予为句芒。’”——《墨子·明鬼》下
“有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随巢子》(《艺文类聚。符命部》引)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山海经·海外东经》
《史记·秦本纪》载大廉实鸟俗氏，《索隐》云“以仲衍鸟身人言，故名鸟俗氏”，仲衍即大廉。《史记·赵世家》云“仲衍人面鸟喙”，即《索隐》所本。以鸟为祖先，乃东方民族最普遍之传说。如玄鸟生商及秦、赵、徐偃、朱蒙朱果天女之传说，皆是。句芒为东方神，故此或系就东方民族固有之传说而作之图象。
综上所述可以为断定猎器年代之标准有八：
1.杕氏壶之款识。
2.新郑、归化及淮南出土之铜器。
3.穿鼻兽环之耳饰。
4.白色物质之镶嵌。
5.铜器内面凫鱼龟形之浮雕。
6.猎图中所绘戈形。
7.带状纹饰。
8.羽人飞兽之翼形。
据此八种标准，吾人可再将此猎器年代估算如下：
是此诸器为公元前五世纪至二世纪或世纪初，即自春秋末期以至秦、汉之际或东、西汉之际，五百年或三百年间之遗物。
殷虚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由猎器上溯至毁虚，前后千有余年，此千余年，中国文化之演进如何？吾人就此两方面，即殷虚遗物与猎器，及两者之间铜器，加以比较，亦可得一梗概。
兹将猎器，与殷虚遗物，及铜器中之花纹文字足资比较者，列表
如下：
凡此由殷代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经千余年之演进，而其蜕变之迹尚极为迂缓。以较秦、汉以来之遗物，其蜕变之繁剧，实不可相提并论。此其故，当于下文中言之。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与北东西三垂之外族，接触渐多,如晋之启土、和戎，秦、赵、燕之筑长城，及东方海上之交通，由战争及和平贸易中所输入之外来文化，其见于猎器而显然可征者，兹再综述如次。
猎器中所见之镶嵌，在殷虚遗物中已寻出其渊源；但此期西方之金银错亦向东方输入，故此期之镶嵌，或因受西方影响而益趋发达。
出土剑，多为春秋、战国期以后之物，其形制与斯克泰在西伯利亚出土者绝相似；但斯克泰较早之剑均在此时以前，据《左传》所载，剑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与步卒之制同时由外族输入。
浮雕纹在西方发达甚早，埃及、巴比伦遗物中皆有此类雕刻。其在东方，则尚初见于此期铜器中。此后汉代之浮雕刻石，似即渊源于此。
关于兽之飞跃与倦息之姿态，斯克泰遗物上所见与此尤为相似，其在斯克泰发见之年代，亦在此期以前。
羽人、飞兽及操蛇之神，皆为西方最早期，即公元前三四千年来，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印度等地盛行之雕刻、造象或传说。中国之有此类图象传说，则始于此时。
据此而言，先秦文化受有外来影响，实为不可否认之事。不过其所受影响尚浅，远不及秦、汉以来之显著。如骑射与狮，在汉画中皆极常见之物，而在猎器则绝不见。考骑射之输入，自公元前三世纪初赵武灵王始，而猎器之出于此时以后者，其中则仅有车猎而无骑射。又狮为西方产物，猎器中仅有虎无狮。凡此皆为此期文化所受外来影响尚浅之证，此不徒见于遗物为然，历史所载秦、汉以来与西域之关系，亦远较先秦为深切。据此可见先秦遗物蜕变之迹，所以不及秦、汉间之繁剧者，即其所受外来影响尚浅之故。
以上所述，使吾人对于先秦文化所以演进之故，已可得一结论，即先秦文化虽受有些许外来影响，而大部分仍为中国文化自身继续发展之结果。
继此吾人当问先秦文化何以独盛于春秋、战国之际？而春秋、战国之际，齐、鲁文化又何以独盛？
关于此问之解答，兹据上文所述，分释如次：
东迁以前，中国文化大抵集中于王室。殷代遗物除殷虚外即不见有大量发见，铜器中可认为殷代遗物者，其花纹文字亦与殷虚遗物相似，殷虚为殷人旧都，即殷代文化集中王室之证。周人继殷，迁殷民于成周，故殷虛文化即随周人而西。出土西周铜器多王室或王室卿士之物，列国之器，数量极少；可见当时之地方文化，尚无足观。东迁之后，王室陵迟，齐、宋、秦、晋，蔚为大国，狎主齐盟，征伐会盟，交通频仍；同时以吴、楚之兴起，使江、淮流域亦渐次向化，因而更促进中原地方文化之发展。先秦文化所以勃兴于春秋、战国之际者，盖以此故。
至于齐、鲁文化，在东方尤有悠远之历史。自龙山、安阳次第发见黑陶遗址后，此遗址之年代，在安阳发见者已确实证明早于殷虚；而龙山之黑陶，据梁思永先生之研究，或较安阳期为尤早（见所著《小屯龙山与仰韶》)。此黑陶文化以出土遗址年代而言，大致即以齐、鲁为中心，而渐次向西传播。及晚周之际，此黑陶文化在东方仍可见出其遗留之痕迹，如山东出土之瓦豆，在黑陶文化中，已有其范型。据此齐、鲁文化乃以早于殷虚之黑陶文化为基础。及春秋、战国之际，因国力之膨胀，及交通之频仍，复与殷、周以来之王室文化，及江、淮流域之文化相结合，而同时复受海上外来文化之影响。齐、鲁文化盖以此种优惠之环境为其孕育之摇床，其所以独盛之故，实非偶然。
以上所据之材料，既限于猎器一方面，而牵涉之范围过广，疏漏纰缪，知所不免，惟读者教正为幸！其东西两土遗物之出土者，数十年后当日益丰富，拾遗补阙，容俟之他日。
此文图版多取材于北平图书馆，又Mr.OttoKummel远道惠赠林杕氏壶照片拓片，陈寅恪先生为此文校读一过，并此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