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批判宠幸之祸体现了《春秋》主旨
1．《春秋》之旨在“拨乱世反之正”
孔子修《春秋》是我们展开关于宠幸之祸论述的前提。孔子修《春秋》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贡等均肯定孔子修《春秋》。历史上著名经学家董仲舒，历史家司马迁、杜预、刘知几等对此都己言之凿凿。近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以及匡亚明等对此都有充分论证。当然，《春秋》记事并不完善，而且记事文字过于简括，给后人理解春秋时代的历史留下了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修《春秋》面临诸多局限。首先是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备。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论语·卫灵公》)。其次，孔子据鲁史修《春秋》，遵循周礼旧法，受赴告制度限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夫子所修也”，“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史通·惑经》)。
2．《春秋》“大义”依《左传》而彰显
五、孔子批判宠幸致祸思想的历史渊源
以上，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种种维护宗法制，反对宠幸之祸的思想论述及历史事迹都会对孔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六、孔子批判宠幸之祸具有历史意义
但是，孔子对宠幸之祸的批判，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孔子通过对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政治形势的洞察，揭示了这个时代政治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君王施宠而引起的政治权力的篡夺。在客观上说明，封建专制制度与多妻制造成“女子”与“小人”干政的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现象贯穿在几千年封建社会。说明孔子所揭示的是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规律。其次，出于“善善恶恶”的目的，孔子记述宠幸致祸事件，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昏庸的本质，以及那些“女子”、“小人”们自私、虚伪、狡诈、残忍的特点，在客观上暴露封建领主制度的弊害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新社会制度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再次，这些记事本身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为“有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春秋》的价值，包括从宠幸之祸中引申出的政治智慧，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战国时代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多次引用晋骊姬害申生、齐桓公宠易牙和竖刁、卫州吁弑君、楚商臣弑父等宠幸致祸的事例，从中引申出有利于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
孔子所批判的宠幸致祸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视野宽阔的历史家。他在整理历史文献和对现实政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宠幸之祸的严重危害性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有深刻体会。批判宠幸之祸所面对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所要告诫的则是身处至尊地位的王侯们。所以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哲理化表达手法，做“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表达。这就是他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个政治性论题，做出富有特色论断的缘由吧！
注释：
[33]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34]清刘熙载：《文概》见周钟游《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民国五年版
[35]清姜炳璋：《读左补义》《自序》，书业德藏版，光绪辛丑年刻本
[36]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第八，《祭公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936页
[37]《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8]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9]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第二，《武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7
页
[40]明张居正：《张居正讲评尚书》《商书》卷五，《说命》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版，第171页
[41]《管子》卷第十，《君臣上》，《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8页
[42]徐元诰：《国语集解》第五，《鲁语》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页
(作者简介：冯克正，原籍辽宁省铁岭县。1930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职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东北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主任、教务长等职务。学术研究涉及先秦两汉文学史、哲学史、春秋战争史和孙子军事理论、敦煌文学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