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0月30日揭晓，清华大学宋强同学的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技术反哺”现象的研究》获得一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摘要：随着互联网使用的不断提高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脑、移动终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设备日益普及。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都较强的青少年，日益成为技术接受和信息普及过程中的“主力军”，因而出现了青少年对新技术的掌握胜于长辈的现象。因此关于网络技术与知识的信息传播流向也发生了与变化，即青少年可以反过来对长辈进行新事物和知识信息的传播。这种现象即为以乌鸦反哺为类比的“技术反哺”现象。因此，研究旨在构建技术反哺的框架模型，探讨青少年与长辈反哺参与意愿、家庭关系类型、网络素养、反哺行为四组变量与反哺效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技术反哺；网络素养；关系模式；代际信息传播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使用率的不断提高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脑、移动终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益普及。根据2012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较上年底增长5285万人。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网民中30-39岁人群占比明显提升，较2010年底上升了2.3个百分点，达到25.7%；10-19岁、20-29岁网民比例与2010年底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与此同时，10-19岁、20-29岁年龄段人群的互联网普及率在70%左右，牢牢占据高位。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接受意愿和接受能力都较强的青少年，日益成为技术接受和信息普及过程中的“主力军”，因而出现了青少年对新技术的掌握胜于长辈的现象。多数成年人包括父母与老师对电脑及网络知识和应用的水平总体上落后于青少年，这使得青少年与父辈交往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父教子承、师传生受的方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杨立、郜键，2002）。因此关于网络技术与知识的信息传播流向也发生了与变化，即青少年可以反过来对长辈进行新事物和知识信息的传播。这种现象即为以乌鸦反哺为类比的“技术反哺”现象。
“反哺”一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鲜少提及的书面用语，事实上，在媒体报道或青年人的生活感受中，都很容易看到晚辈教授长辈网络知识的现象。网络技术反哺是“文化反哺”现象的一种分支，究其根源仍旧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一种技术传播方式。文化反哺，又称“反向社会化”，即传统意义上处于受教育地位的人对施教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周晓红，1997）。周氏认为，亲子间的“反向社会化”，源于晚辈对于新事物具有的敏锐性和易接受能力，以及较高的媒介信息获取能力。这种“反向社会化”，一方面动摇了“长者为尊”的社会观念，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长辈对于社会变迁的顺应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急速变迁，新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价值观念的涌入以及新生活事物的多元化，同样造成了家庭环境中父辈权威的削弱化趋势和代际观念冲突的激烈化趋势，也造成了传统知识教育体系中“父辈教育者”与“晚辈被教育者”界限模糊甚至互换的现象。当然，代际观念冲突仅仅是一种泛指，重在强调当前家庭角色发生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家庭中“冲突”都是主流。相反，尽管在流行元素或婚姻观念方面，代际之间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对于新技术的认可程度上，他们却较少的有差异，至少在网络技术使用方面，作为长辈的一方心甘情愿“拜”晚辈为师已经成为当前代际关系变迁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文化反哺研究者较多基于经验和观察进行现象性描述，鲜有对反哺行为进行有效的实证测量。当前仍有很多尚未梳理和研究的空白点，如基于行为认知层面对“反哺意愿”的研究，网络技术反哺行为发起者的研究，网络技术反哺借助媒体形式的研究，网络技术反哺包含内容的梳理，以及网络技术反哺可能给长辈造成的负面效果等。这些都是本研究要解决的内容。因此，研究旨在构建技术反哺的框架模型，探讨反哺意愿、关系类型、网络技术素养、反哺行为四组变量与反哺效果之间的关系与理论依据。并基于研究思路提出研究问题：影响网络技术反哺得以发生的因素及其内在关系如何，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技术反哺行为的发生？
二、文献综述与核心观念界定
“反哺”一词，并未作为独立概念见诸西方研究，较多的体现在对“晚辈向长辈传递知识和价值观”这种现象社会学层面的阐释。与之对应是大陆从家庭文化情景和青年学层面进行的研究，侧重对社会转型期家庭话语结构变化的考察。
西方关于反馈（Feedback）行为的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不能与其文化意义分割开来（Earley，1997）。Ryan和Bartolucci（1986）在对衰老者通信困境研究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代际沟通对老年人具有重要的影响。年轻人在长辈面前盛气凌人的表现将会降低年长者对交往的控制感，甚至会引起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衰退（Ryan,Hummert&Boich，1995）。有研究也指出，年龄和性格特点都是影响青少年与长辈进行沟通、合作，维持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William,Lauri&Elizabeth，1996；Vangelisti，1992）。
在中国家庭文化情境中，“反哺”一般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驱动下的“赡养”行为，与之相对的是基于西方平等理念下的父母抚育子女、子女抚育后代的“接力”模式（李银河，1994）。基于传统文化视角下对“反哺”行为的研究认为，网络时代社会对青年文化的广泛认同，意味着青年人在社会各层面的地位开始上升。“尊长”概念的含义发生变化：对长辈的“尊”，同“孝”越来越接近，而与“服从”越来越远。（宋爱芬、史学武，2008）。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将“反哺”定义为：在人际地位中处于相对低层次的人对地位相对高层次的人进行的知识传输与技术指导。
在现实生活中，晚辈主要对长辈进行网络知识传输和网络技术指导，基于上述对“网络技术”和“反哺”的定义，集合研究目的将“网络技术反哺”定义为：人际地位中处于相对低层次的人对地位相对高层次的人进行的网络知识传输、网络技术指导。
本研究对网络技术反哺的认识，集中于反哺意愿、关系模式、网络知识素养、反哺行为、反哺效果五个维度，认为网络技术反哺是基于晚辈与长辈双方意愿指导下发生的行为，而技术反哺双方的关系模式和网络技术素养都是影响反哺行为的外部因素，因此在研究框架上借鉴理性行为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
理性行为理论是Fishbein和Ajzen（1975）提出的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的理论模型，理论认为个人态度和其所处的社会普遍性观念是决定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意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行为意愿又决定其是否会采取某种特定行为。
本文根据对网络技术反哺的认识，对理性行为理论模型进行扩充，构建了网络技术反哺的理性行为模型。其中，反哺意愿借鉴理性行为理论框架，对反哺行为中的个人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进行考察。网络素养的认知维度是是媒介素养，当前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较多，也具有较为成熟的测量方式（Buckingham，2003；祝建华、谭跃，2002；刘佳，2006）。关系模式主要从家庭沟通方式（FamilyCommunicationPattern）等概念出发，通过对反哺双方（晚辈与长辈）的代际关系和沟通方式进行测量，将其作为一组外部变量考察其对技术反哺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反哺行为主要考察反哺的具体内容，反哺效果作为终极因变量，主要包含双方反哺感受和反哺行为对长辈带来的效果。
（一）反哺意愿
理性行为模型中的行为意愿主要受个人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的影响，本研究在沿用其理论的同时，还将反哺意愿进行了操作化的定义，即反哺参与意愿。因此此处对于反哺意愿的理论阐述，包括对个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的定义，同时包括对反哺参与意愿的阐述。
1、个人行为态度
理性行为理论中的个人行为态度（Attitude）是指行为主体对于从事某一目标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它受对行为结果持有的信念（BehaviorBelief）的影响。Davis等人（1989）在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对用户信息接受进行研究时，构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认为影响个人对技术的接受态度源于两个主要目的：感知的有用性（PerceivedUsefulness）与感知的易用性（PerceivedEaseofuse），感知的有用性反映个人认为技术对当前状况改善的有用程度，感知的易用性反映个人认为一项技术的容易操作程度。
个人行为态度影响反哺意向，在本研究围绕反哺者（晚辈）建构的理性行为模型中，将行为态度的定义描述为：反哺者（晚辈）对“反哺”的感知态度，包括反哺行为的有用性、易用性，以及对反哺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
2、主观规范
理性行为模型的主观规范（SubjectNorm）是指个人感知的周围环境认为他是否应该执行某项行为的程度。本研究对主观规范的理解，主要侧重于调查对象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比如对媒体在网络技术反哺报道中所持态度的感知。因此，将网络技术反哺行为中的主观规范定义为：反哺者（晚辈）个人感知的周围环境对其反哺行为所持有的态度。
3、反哺参与意愿
对于反哺对象（长辈）来说，反哺行为往往还会涉及到“面子”问题，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Theory）。理论首先设定参与社交的都是典型人（ModelPerson），其具有的面子就是意欲在社会公众面前赚取的个人形象，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Face）（Brown&Levinson，1987）。因此，长辈的面子观念和其涉及的长辈权威，可能会对反哺者（晚辈）的参与意向态度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对反哺效果造成影响。
（二）网络素养
网络素养，在认识层面上属于媒介素养，是媒介素养的一种表现方式。20世纪30年代始于英国的“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理念与教育实践，至今已历经数次转移，从原始精英文化脉络到强调对媒介质疑和批判，再拓展到公众媒介参与的研究范式（周葆华，2008）。在具体研究中，量化研究者一般对媒介素养包含的认知、技能、参与三个基本维度进行选择性考察，较多研究只选择认识和技能维度，近年来的研究逐渐重视对于参与行为的考察（刘佳，2006；陆晔、郭中实，2007；周葆华，2008）。
本研究对网络技术反哺的考察，不可避免的涉及对网络媒介使用情况的测量，将网络素养定义为：反哺者对于网络知识把握、网络技能掌握、网络信息获取能力的程度。
（三）关系模式
本研究的第三个维度考察技术反哺发生环境内反哺双方（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模式。当前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内部沟通模式与亲子关系的考察。关系模式是包含家庭对于亲密性的信念、个性化、亲情、外部因素以及家庭沟通方式的家庭认知框架，同样包含遵循同样价值观和允许自我表达的信念（Koerner&Fitzpatrick，2002）。根据我国人口普查结果的研究显示，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依然十分重要，以子女为核心的现象将更加突出（刘庚常等，2006）。
代际沟通方式与关系模式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众多研究对此多有提及。Fitzpatrick和Ritchie（1994）建构的家庭沟通图式（FamilyCommunicationSchemata）理论，是至今仍被研究家庭关系所广泛使用的理论。理论包含两个维度：关系定向和观念定向，关系定向主要意味着父母威权对于晚辈服从所施加的影响，强调家庭中的服从关系；观念定向意味着父母鼓励晚辈自由表达思想与意见，强调家庭中的自由观念。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四种家庭关系类型：一致型（高关系、高观念：有限制的自由表达，强调家庭内部的和谐）、保护型（高关系、低观念：服从长辈，禁止自由表达）、多元型（低关系、高观念：去长辈威权的自由表达）、放任型（低关系、低观念：无长辈威权，但不鼓励自由表达）。本研究借鉴该理论对家庭关系进行测量，考察家庭关系模式对于技术反哺行为与结果施加的影响。
基于上述论述，本研究对关系模式定义为：代际沟通中对于自由表达的观念和对服从关系的态度所形成的关系类型。
（四）反哺行为
反哺行为指实际发生的晚辈对长辈进行知识传输、技术指导等具体行为。本研究对于反哺行为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反哺内容，即反哺行为中晚辈对长辈进行传输知识、指导技术的具体内容。
（五）反哺效果
效果是指某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有研究指出，对于家庭生活而言，使用网络对于参与者带来的结果较多体现为正面效果，家庭情境下的网络互动能够让作为晚辈的一方有更多参与感和快乐的体验。而对于家庭中的老人而言，网络带来了更为容易和廉价的社会支持，含义在于网络给予老人提供了一种较为容易掌握，而且成本较低的获取社会信息、参与社会交往的手段（Whiteetal.，1999）。反哺效果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指反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包含心理感受效果和实际效果两个维度，心理感受效果指反哺双方（晚辈与长辈）在反哺行为发生后的情感感受，实际效果指反哺行为发生后，作为反哺对象一方的长辈，其实际网络技术使用能力的提高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技术反哺的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就是正面效果，也可能存在有负面效果，比如长辈学会使用网络后，较多的使用网络娱乐而忽视了自身的身体健康。因此研究在进行测量时，还会考虑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技术反哺是一种互动行为，作为反哺者的晚辈在教授长辈网络知识与技术的同时，自身的网络素养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是本研究主要考察的内容，因此不予呈现。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
（二）测量
1、社会人口学变量
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测量包括标准的“四重奏”变量，即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这些测量指标能够较为有效的反映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反哺行为中的晚辈，其收入状况与本研究的关联度不高，因此只选取前3个指标。网络技术反哺行为的发生，依赖于晚辈与长辈之间共同的作用，因此还应该有对反哺接受者——长辈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测量，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
2、反哺意愿
本研究的反哺意愿是指反哺者（晚辈）在反哺行为中对“反哺”的感知及是否具有主动参与的态度，主要包括个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反哺参与意愿三个方面。本部分题项采用Likert量表测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1）个人行为态度
对“个人行为态度”的测量借鉴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概念设计了4个题项。通过对4个题项进行因子检验，验证各题项之间具有可以接受的内部一致的可靠性，并且题项之间的结构清晰。
（2）主观规范
基于理性行为模型的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本研究将其操作化定义为反哺者（晚辈）认为周围环境对反哺行为所施加的情感态度。基于Crowne和Marlowe（1960）社会期望量表，根据研究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编制了“主观规范”的2个题项。其中第2个题项的措辞为“我周围的人”，含义较为笼统，没有具体细化到具体父母、老师、朋友等角色，关于主观规范的研究指出，将周围重要的人合起来的总体测量，和将具体角色分开测量的结果是高度相似的，因此互相之间是可以替代的，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此处采用的是总体测量的措辞（晚辈指导长辈使用网络的现象，媒体报道是持正面态度的；我周围的人普遍支持我教授长辈网络知识与技术）。本部分题项采用Likert量表（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3）反哺参与意愿
根据上文对行为意向的分析，反哺参与意愿的测量包括对反哺双方参与意愿的测量，研究自行编制了5个题项，分别是对反哺者（晚辈）参与意愿的测量和对反哺对象（长辈）参与意愿的测量。通过对5个题项进行因子检验，验证各题项之间具有可以接受的内部一致的可靠性，并且题项之间的结构清晰。
同时，基于行为意向理论中自主发起者角色的理论内涵，探讨网络技术反哺中的触发条件，即谁是反哺行为最初的发起者。用1个题项测量（一般来说，你指导长辈网络技术，最初是由谁提议的？）。
3、网络素养
网络素养是对反哺者（晚辈）网络知识把握程度、网络技能掌握程度和网络信息获取能力的测量，本文假设具有良好网络素养的反哺者（晚辈）能够较好的开展反哺行为，并对反哺效果有较为正面的影响。研究借鉴韦路和张明新（2008）大学生网络知识量表、祝建华（2002）互联网使用技能（OnlineSkills）的测量指标以及江宇和罗爱萍（2010）网络信息使用能力测量指标，根据研究目的编制了网络素养测量指标，共8个题项，其中涉及对网络知识把握程度、网络技能掌握程度、操作设计能力的测量。本部分题项采用Likert量表（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通过对8个题项进行因子检验，验证各题项之间具有合理的内部一致的可靠性，并且题项之间的结构清晰。
4、关系模式
对关系模式的测量，主要依照家庭沟通图式理论，对晚辈与长辈交往环境中“服从关系”和“自由表达观念”进行测量。高低两种倾向的“服从关系”和高低两种倾向的“自由表达观念”组合，能够划分成四种关系模式：一致型、保护型、多元型、放任型，反映反哺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对于关系模式的测量，由于涉及文化观念下的社会交往礼仪与环境，因此采用的是符合大陆语境的测量指标，参考1991年费立鹏等人根据Moss（1974）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修改后的大陆家庭环境量表（FES-CV）（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中的指标编而成。通过对8个题项进行因子检验，验证各题项之间具有合理的内部一致的可靠性，并且题项之间的结构清晰。
5、反哺行为
反哺行为侧重于对反哺行为中媒介形式使用和反哺内容的测量。对媒介形式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1个题项考察。对于反哺内容的测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2）对中国目前网络、手机应用的分析，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普及知识”、“传授技能”的测量。分别以多选题的形式出现，采用勾选形式，每勾选一项记为1，没有则记为0，对勾选总数进行累加，分数越高，反哺内容越丰富。需要强调的是，一位反哺者（晚辈）可能会教授多位长辈网络知识和技能，此处对于反哺行为乃至反哺效果的测量，都是针对“主要反哺对象”的测量。
6、反哺效果
其中，对心理感受效果的测量包括3个题项，分别是对反哺者（晚辈）心理感受效果的测量（教授长辈网络技术和知识，我很有成就感）和反哺对象（长辈）的测量（通过我的指导之后，长辈对网络的陌生感消失；通过我的指导之后，长辈对数字产品更加喜爱）。
对实际效果的测量包括9个题项，包括对正面效果的测量和对负面效果的测量。通过对9个题项进行因子检验，验证各题项之间具有合理的内部一致的可靠性，并且题项之间的结构清晰。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网络“技术反哺”现象基本发现
本研究收集的152份样本中，有123名被者曾经指导过长辈网络知识或网络使用技术，占据比例为80.92%，这与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家庭网络硬件设备的普及和公众对网络信息获取及网络技术使用的普遍诉求联系密切。
在“指导长辈网络知识和技术，最初是由谁提议的”问题中，选择“被指导的长辈”（n=120,Freq.=67,p=54.5%）和“我自己”（Freq.=43,p=35.0%）的居多，其余选项均不足5%。由此说明，超过半数的网络“技术反哺”由被指导的长辈主动提出，三分之一强的由晚辈主动提出，这或许与当下我国家庭环境中仍然存在的长辈权威性有关，在超过半数的家庭中，只有当长辈有网络知识和技术上的需求并主动提出需要晚辈帮助时，反哺行为才得以发生。
在“主要教授网络知识和网络技术的长辈”问题中，选择父母为主要反哺对象的占绝对比例（n=120,Freq.=88,p=71.5%），在“接受反哺的长辈受教育程度”问题中，大部分长辈的学历都为初中（Freq.=36,p=29.3%）或高中（Freq.=35,p=28.5%），这些长辈的月平均收入较为集中的分布在1001-3000元（n=117,Freq.=61,p=49.6%）和3001-5000元（Freq.=37,p=30.1%）。
在“教授长辈网络知识和技术所使用的方式”问题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选择“面对面交流”（n=123,Freq.=109,p=88.6%）为主要方式；选择“手机通话”（n=100,Freq.=53,p=43.1%）和“网络聊天”（Freq.=26,p=21.1%）为次要方式。这与前文中讨论的“信息富足”现象有关，面对面交谈是人际沟通中信息量最为富足的一种方式，而长辈尤其是老年人网络使用，只有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是“手把手”的指导，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二）网络“技术反哺”主要内容
根据研究设计，网络技术反哺的主要内容包括网络知识的教授和网络技能的指导，样本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从网络知识传授角度看，当前青少年对长辈的网络“技术反哺”，主要以教授网络连接知识和讲解操作系统知识为主，而从网络技能的指导程度分析，当前存在的网络“技术反哺”主要分为三类，以文字处理、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为主的信息获取与处理的指导，以即时聊天工具为代表的社交功能的指导，以网络视频、游戏、音乐为主的娱乐功能的指导。这反映出“技术反哺”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反哺内容的基础性，由于长辈对于网络使用基本表现在对信息的搜寻、对即时聊天的“偏爱”、对网络娱乐功能的诉求上，而对当下新媒体环境中较为流行的社交化媒体、网络购物缺乏兴趣或信任感，因此导致“技术反哺”体现出整体性的基础知识普及和技能指导。
（三）影响“技术反哺”参与意愿的因素分析
在个人行为态度与晚辈参与意愿的调查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13.8%和3.3%的被调查者认为掌握网络知识和网络技能“对我的长辈来说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但是26.8%和36.6%的被调查者仍然选择比较愿意或非常意愿“让我的长辈能够掌握最新的网络知识”，28.5%和49.6%的被调查者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让我的长辈能够掌握常用的网络技术”。这说明虽然掌握网络知识和技能对于当下年轻偏大的长辈们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晚辈的年轻人仍然具有较为强烈的参与意愿，要帮助长辈更好的接触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或跟上“时代潮流”，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反哺行为是促进家庭和睦、代际关系优化的一种方式。
3、网络素养对晚辈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4、关系模式对晚辈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根据关系模式的测量题项，研究将影响关系模式的主要维度分为对“服从关系”的认同和对“自由表达”的认同。一个家庭中过于重视服从关系，则说明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对长辈权威和长幼有序等观念的认可，更倾向于父命难违的传统式家庭；一个家庭中过于重视自由表达，则说明该家庭中普遍存在对于平等、自由的认可，更倾向于现代式的开放家庭。而两者的结合则可以划分为四种家庭关系类型：一致型（高服从关系、高自由表达：有限制的自由表达，强调家庭内部的和谐）、保护型（高服从关系、低自由表达：服从长辈，禁止自由表达）、多元型（低服从关系、高自由表达：去长辈威权的自由表达）、放任型（低服从关系、低自由表达：无长辈威权，但不鼓励自由表达）。根据研究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家庭仍然是较多的对长辈权威表示服从的家庭模式（79.7%），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当前有69.9%的家庭倾向于家庭中的自由表达。根据表10显示，60.98%的家庭为一致型，既强调服从长辈的权威，又鼓励家庭中的自由表达，既重视传统的影响，又能够接纳开放自由的元素，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国家庭模式。
通过四种家庭模式与晚辈反哺意愿的ANOVA检验，测出家庭关系模式与晚辈反哺意愿之间有较为显著的效应，F(3.603)=13.548,p<.05。“一致性”家庭关系模式与“放任型”之间的两两差异显著（ps<.01），其余关系模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一致型家庭模式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在中国当下的家庭关系模式中，无论单纯的重视自由表达还是过分的强调长辈的权威，都不能够有效的影响晚辈的反哺意愿，反而既重视长辈权威、同时鼓励自由表达的家庭关系模式，对晚辈的反哺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根据上述对“反哺提出者”的调查，较多的反哺首先由长辈主动提出，因此在重视长辈权威的一致型家庭中，晚辈较少的违背长辈的意愿，因此呈现了较为明确的反哺参与意愿；另一方面，在一致型家庭中，长辈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因此晚辈在代际地位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一面，而与此同时一致型家庭中同样重视的对自由观念的表达，则给晚辈提供了一种提高自身人际地位的途径，即反哺，因此在这种关系模式中，晚辈的反哺意愿较为明显。
（四）网络“技术反哺”的反哺效果分析
1、晚辈反哺感受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的频次统计，36.6%和29.3%的被调查者认为教授长辈网络技术和知识，自身比较有成就感或非常有成就感，感受“一般”的比例为25.2%。总体看来，经过对长辈知识或技能的反哺，作为反哺者的晚辈一方往往都能够因为教授了长辈知识和技能而感觉到内心愉悦，颇有成就。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被调查者没有明显的负面或正面感受，这可能是因为该部分被调查者本身是因为长辈的主动要求才参与到反哺行为中，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给长辈带来良好的指导效果而导致成就感的相对缺失。
2、长辈反哺感受
根据数据分析的频次统计，30.1%和22.0%的被调查认为通过自己的指导之后，长辈对于网络的陌生感基本消失或者明显消失，32.5%和14.6%的被调查认为通过自己的指导之后，长辈对于数字产品有较为明显或非常明显的进一步喜爱。数据统计同时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认为，虽然经历了晚辈的指导过程，长辈仍然没有对网络、数字产品有更为正面的反哺感受，这与长辈本身对于网络的陌生感和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关。
3、反哺效果探讨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技术反哺”现象的调查，本研究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并不能绝对完全涵盖所有诱使“反哺”行为发生的要素，一些可能的隐藏着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可能没有被完全挖掘。此外，基于现阶段我国不同家庭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本研究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个案，对特殊性的家庭情况也缺乏针对性的解释，仅是从一般规律上探讨几种家庭关系模式与反哺行为发生的普遍性特点，探讨其内在发生的与传统相异的信息由晚辈向长辈流动的现象。
（一）信息主宰能力导致话语权力与代际关系变化
（二）反哺成为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提升全民新媒体素养的路径之一
人际地位相对较高而信息获取能力相对不足的“长辈”们，通过权力让渡而主动寻求网络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形式，和晚辈试图通过指导方式让长辈融入最“新”世界的方式，共同被本研究归纳入反哺的内涵之中。研究发现，反哺提供了一个让长辈更深入了解网络并使用学会使用网络调节生活的机会，也让长辈能够更为全面的尝试网络使用中的信息获取技能，社交功能、娱乐功能，部分长辈们从此还学会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投资和银行资金业务操作。诚然，在当前中老年长辈们掌握网络知识和技术并不是很容易的前提下，反哺为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提升全民新媒体素养提供了一个路径。经历过晚辈指导的长辈，不管是在日常生活类信息或社会新闻的获取上，还是在专业性较强的科学信息获取上，都比不谙网络的同龄群体有了更为直接的能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反哺甚至可以成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知识水平的路径之一。
（三）代际信息传播以基础性知识普及为主
（四）代际信息传播有利于强化情感联系
（五）警惕中老年人的网络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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