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中，产业振兴是两者衔接点和关键。根据产品空间理论，通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模式的剖析，可得到贫困村通过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而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结合乡村振兴成功案例，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提炼出实现二者衔接的一般性机制和关键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的演进、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及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等。
关键词：产品空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19AJY013）。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扶贫“怎么扶”的问题，提出实施“五个一批”（1）工程，其中第一个“一批”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即通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产业兴旺的突出位置，足见产业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一脉相承的基础性作用。发展生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建立可持续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而且这个长效机制应建立在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上（魏后凯，2018）。[1]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发展产业，而且是以农村为支撑的产业。脱贫攻坚中的五个一批，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的一批占比最大，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才能带动文化和生态振兴。从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看，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实现脱贫的475.4万贫困户中，享受产业帮扶措施的有352.8万户，占比74.2%；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全国92%的贫困户已经参与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已脱贫人口中主要通过产业帮扶实现脱贫的占比67%。理论与实践均指明了两者衔接的路径：产业发展。
(1)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二、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理论基础
（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
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目标、方法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从目标看，二者的目标都是脱贫。尽管在脱贫程度上有所差异，但这种差异性更多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的正确把握与目标确定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设立脱贫攻坚目标为消灭绝对贫困，而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愿景目标中，乡村振兴作为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为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消灭相对贫困。总体看，二者目标一致，即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一致性体现。从方法层面看，脱贫攻坚方法主要有精准扶贫方略、产业扶贫等多种扶贫措施；乡村振兴则有产业振兴等五大振兴措施作为抓手。脱贫攻坚虽然看起来方法种类较多，但可以归为产业、生态、人才、文化、组织和社会六大类，方法的差异体现在是否可持续、是否为内生能力培养性措施。从保障体系看，二者几乎相同，都主要集中在政策支持、组织领导和考核机制上。乡村振兴的城乡融合的政策体系包括针对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细分的政策措施。综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目标、方法、保障机制上存在一致性。
(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考察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截至2020年9月以贵州省的脱贫为标志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止，历时近7年。
最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脱贫攻坚对象是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县，具有针对性、特殊性和局部性特征，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与城市相对的整个农村，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特征。二者实施范围的差异，导致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方法的具体实施在范围、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表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联系与区别
根据表1对二者联系与区别的梳理分析，笔者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要从二者逻辑一致的部分寻找。具体而言，在一致性的三个方面中，目标上的衔接，就是要在实施乡村振兴的同时做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避免脱贫人口返贫。方法上的衔接，就是在保证脱贫成果的同时，强化可持续的、内生性的措施和方法，而弱化甚至退出突击性、超常规性的外生措施和方法。从脱贫攻坚的方法看，可持续使用的方法是产业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而其他不可持续的方法和措施则应在过渡期逐步弱化和渐进退出。保障体系上的衔接，就是做好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与城乡融合政策体系的平稳过渡并细化、实化、强化，使政策具有持续性、可执行性。
（二）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和关键
根据上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的分析，笔者绘制了二者衔接的逻辑框架（见图1）。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框架中，方法是核心，保证目标的实现；而保障体系是方法有效实施的机制性保证。因此，要做好二者的衔接，关键是要做好方法上的衔接。
图1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框架
注：虚线框中的内容代表脱贫攻坚中使用；而实线框中的内容是乡村振兴对应的内容；实线与虚线相交框中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内容，其中一部分项目在后续要弱化或者退出，如易地搬迁等。而另一部分则是要强化的内容，如产业扶贫，强化为产业振兴、产业兴旺。
从方法上看，精准扶贫方略、生态保护扶贫、易地搬迁等方法具有特殊性，在后续需要弱化或者退出。转移就业短期内可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收入快速增加，这种收入增加，如果伴随着培训机制保障，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持续提升，则是一种可以持续使用的方法；若仅仅是为了脱贫攻坚战胜利采取的突击性帮扶措施，而不管劳动力自身能力的提升，那么转移就业就会不可持续，最后会以返贫告终。因此，转移就业能否发挥更持续有效的作用，需要看其他配套的培训、保障机制能否跟上。兜底保障、健康扶贫是乡村振兴可持续使用的方法，对没有劳动能力和非健康人群进行社保医保兜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最低层次的要求，但这二者都有一定特殊性，只针对特定群体。因此，使用范围有限。社会扶贫，集中社会力量帮助乡村振兴，总体上看可持续，但是对于针对全体乡村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可能存在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保障体系中绝大多数政策是为产业发展提供要素和政策支撑的。
上述方法中，唯有产业扶贫是可持续、普适、可靠的方法。唯有产业发展，才能带动就业和收入可持续增长（魏后凯，2018），[1]同时，随着产业发展，通过干中学、用中学、边学边用，新的知识、技能可以提升劳动者素质，逐渐实现人才发展和振兴，进而形成产业发展—就业增加—收入提升—技能、素质提升（人才振兴）—产业发展（产业振兴）的良性循环。组织振兴，起引领作用。生态振兴、文化振兴需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赋予生态、文化以产业实体，生态和文化发展才能行稳致远。综上分析，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与关键。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理论基础——基于产品空间的产业发展视角
Hidalgo等（2007）最早提出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24]他们将产品比作树，而所有产品集比作森林，那么一个地区的企业就好比生活在森林里不同树上的猴子，它们要不断发现开发新产品。增长的过程，就好比猴子从森林中贫瘠的地方移动到更富饶的地方。这意味着，猴子们需要跳跃一定的距离。该理论告诉我们，森林不同地方的富饶程度不同，每个猴子的跳跃距离不同。因此，猴子本身的位置、森林的空间结构和猴子的跳跃能力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猴子向产品空间中心位置的移动，产品空间不断演化，变得稠密。同时，猴子自身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这就是Hidalgo等人提出的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依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伍业君和张其仔，2012；伍业君等，2012），[25，26]经济增长落到微观层面，就是企业不断发现新产品并生产新产品替代已有产品的过程。事实上，城乡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也大体遵从同样的逻辑，但工业和农业发展路径仍略有差异。
1.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路径差异。
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区别在于，二者在产品空间中所处位置不同。农产品分布在产品空间的边缘位置，而工业品分布在产品空间的中间位置。在产品空间结构上，中心区域的产品种类多，产品空间结构密集，企业容易发现新产品，而且产品之间距离近，升级需要跳跃的距离就近，产业升级相对容易，产业发展就快。农产品往往分布在产品空间的边缘，边缘区域的产品空间结构稀疏，产业升级发现新产品难度大，产品之间距离远，产业升级需要跳跃的距离远，产业升级难度大，产业发展缓慢。
农业要发展，首先要发现农产品之外的新产品，可以是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或者服务产品；其次是要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最后是要将生产的产品成功销售，完成产业升级过程。这三个过程对农村农民而言都是困难的。农业从业人员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及家庭和个人能力所导致的长期贫困——边缘化贫困（蔡昉，2018）群体。[27]这类群体，由于自然、地理、风俗、文化等因素与外界沟通少，知识面窄，发现产业机会——新产品的能力欠缺，产业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很难满足。第二类，外出打工者，或通过学习脱离农村在外谋生者。这类人群，因为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多，发现新产品的能力强，发现新产品的概率高，但是由于自身资源有限，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的能力不足，导致产业升级不能成型。第三类，乡村精英。这类人土生土长，成年后外出发展，而且在外发展较好，由于乡土情结，想回村反哺农业。这类人能发现新产品，也有组织资源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更有实现产品价值的能力，因而能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具体产业发展路径见图2。
图2以第一二类为主体的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逻辑
注：图中虚线箭头代表没有能力实现，实线箭头代表有能力实现。虚线方框与虚线和实线箭头叠加，能力增强，路径可以实现。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的差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扶贫开发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集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实施脱贫攻坚战，改变了农业产业发展路径。驻村工作队伍、第一书记，是定点扶贫对口支援单位派出的业务精英（1），是一支知识能力较强的队伍，为农村带去了新知识，丰富了产品空间中可选择的产品，发现新产品的概率增加。据统计，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伍的出现，弥补了第一类人发现新产品能力的不足，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提条件。脱贫攻坚期各项政策支持，缓解了第二类人组织资源能力的不足。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等帮助第一二类人完成产品销售，实现价值增值。另外，驻村工作队伍发挥了“领头羊”角色，在他们的带领下，村民的知识水平得到提升，成为一批“走不了”的人才队伍（涂圣伟，2020），[19]增加了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驻村队伍背后的资源，能够支撑其为农业产业发展引资落地，实现价值，帮助第一类人形成产业发展的完整路径。正是因为脱贫攻坚中，全社会力量各显神通，农村产业才能在以第一类和第二类人为产业发展主体的贫困县的贫困村开花结果，实现发展生产脱贫。
(1)对口扶贫中，中央单位每年都有考核，为了在年终考核中交出满意答卷，各单位对派出干部会有所筛选。如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干部提出“因村派人精准，派强用好扶贫挂职干部、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等。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中单个产业发展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其不同表现在于，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主体为第一二类，这种“扶植式”产业发展模式存在产业发展主体单薄、产业形态单一、产业链短、产业之间的连接少、产品空间稀疏等特点，从而导致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不成熟、产业同质化程度高、产业升级难度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低，返贫风险大。乡村振兴，具有内生发展能力的地区特色乡村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是关键。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要求是产业兴旺，那就必然要求产业种类多样化、产业链长、产业之间的连接多，产品空间密集，构成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构建的首要条件就是乡村产业发展主体要多，以第二、三类产业群体为主体，实现产业“内生性”自主式发展，依靠不同产业织密乡村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产业发展的兴旺之势。
3.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
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转变。农村的产业发展一般表现为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以农业为主体产业，呈线性升级发展路径（见图3），产业抗风险能力弱，一旦产业发展停滞或者产业升级失败，则乡村地区发展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规模返贫现象。单一产业发展模式下，以养殖业企业为例，它们往往从农业的养殖业逐步升级至初级加工品、肉制品。从养殖的前端看，一旦种业出现危机，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冲击，如非洲猪瘟对中国养猪业的影响。从中间环节看，初、深加工后，因为产品差异小，附加值低，受供需波动影响极大，而且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可能破产倒闭。
图3单一产业发展模式示例
(1)产业内升级，指同一产业内低级产品向高级产品的升级，如，水杯产业，从纸杯到保温杯。产业间升级，指两个不同产业间的跳跃，如肉制品到化工。
图4乡村振兴的产业生态发展模式示例
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关键在于做好产业发展上的衔接，也就是实现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广大的产业发展主体，提升其发现新产品的能力、组织生产和销售的能力，实现能力演进与产业发展、产品空间演化的相互促进是关键一环。
三、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案例研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这一历史进程中产业发展为情景，通过对成功实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提炼出关键的一般性机制，展开探索性和解释性研究，得到理论和实践一致的结论。
（一）浙江义乌何斯路村
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的西北部，是长堰水库上游的一个山区村，始建于公元前230年。这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为了维持生存，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留下的村民也仅靠一点耕地和到周边干零活为生，生活极度贫苦。随着年轻人的离开，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古村落逐渐凋敝。2008年，当地外出经商居民何允辉，回村竞选村委会主任，以自己画下的村庄美好蓝图说服村民，成功当选。之后他以生态农业为主线，带领村民从种薰衣草起家，发展薰衣草生态观光旅游，延伸薰衣草产业链，开发薰衣草香包、精油、香皂等产品，成立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入股，共同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文旅结合，推动本村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经过10多年发展，何斯路村已形成融农业、手工业、旅游、文创、影视等为一体的一二三、低中高端产业链齐全的产业生态系统。
（二）湖北十堰市保康县尧治河村
尧治河，为尧之子丹朱所居、所治之地，位于十堰房县、神农架林区和襄阳保康三县交界处，平均海拔1600米，地处高山之巅。全村160多户人家共600余人，人均耕地面积小，有丰富的磷矿。村民散居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深山峡谷中，没有路，村民“抱着金饭碗讨饭吃”。1988年，这个村“吃的是供应粮、穿的烂衣裳、点的煤油灯、住的破草房”。时任民办教师的孙开林，在村民的劝说下，回村带领村民修路开矿、筑坝发电、兴办企业、生态转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功实现凤凰涅槃式巨变。如今，尧治河村已成为保康县首富村、湖北百强村，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等称号。家家住别墅、户户有轿车、人人有股份，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三）浙江安吉鲁家村
2011年，鲁家村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子，村账户存款仅6000元，负债却有150万元左右，村容脏乱差，既没有资源，又没有产业，也不是古村落。该村的发展，起步于朱仁斌返乡创业的带动。2011年，辗转商海数十载的朱仁斌决定返乡创业，在村民支持下竞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聘请高端团队，为村庄设计了一张蓝图，将整个村庄规划成18个差异化家庭农场聚集区，拿着规划图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入驻。同时，美好蓝图吸引了很多返乡创业者。规划蓝图+外部资本+返乡创业团队，这个贫困村实现了从脏乱差的垫底村到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美丽乡村模范村、田园乡村模范村的美丽蜕变。目前，该村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3.29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335万元，村集体资产发展到2个亿，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壮大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
（四）案例启示：理论与实践融合
本部分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分析贫困村产业是如何发展的？什么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产业如何发展才能走向兴旺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分析，提炼出以下关键的一般性机制：即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演进，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及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1.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演进。
发展的关键在人，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增产到提质的核心力量。基于对上述案例的梳理，上述能够成功实现蜕变的乡村，都离不开人力资本的驱动。其中特别是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乡村精英的引领。乡村精英，要么本身文化素质较高，要么久经商场洗礼，知识经验丰富，思维活跃。较高的知识能力让其善于发现产品空间中新产品，实现产业发展的第一步。除了知识以外，乡村精英还有较丰厚的社会资本，能够为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提供一定资源。如自己出资、招商引资等，助力产业发展的第二步。乡村精英素质较高，学习能力较强，能够快速学习或者借力实现新产品的价值转换。在乡村精英的引领下，村民积极参与产业发展，形成了网络状的产业生态系统。随着产业发展，通过自主学习、干中学、用中学、培训等，村民自身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村民自身能力的演进反过来又促进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选择和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
3.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上案例分析表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村庄，乡村振兴最终都落地于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的构建。人力资本及村民能力的演进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益分配机制保证产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可激发村民能动性，并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本积累保障（案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理论分析提出贫困村通过产业生态发展模式构建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实践发展现实相统一。可以认为，本文多案例分析提炼出的一般性机制，可以用于指导乡村振兴实践。
表2乡村振兴的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构建
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衔接的理论分析，并运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提炼出两者衔接的一般性机制，得出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衔接逻辑和衔接点，进而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实现路径。基于理论与实践案例分析的结果，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可选择以下路径及其着力点。
（一）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路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目标衔接。聚焦产业发展，完善医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弘扬社会扶贫正能量，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方法衔接。产业发展，主要是实现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发展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兴旺。细化、实化城乡融合机制，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保障体系衔接（见图5）。城乡融合机制，重点在城乡要素融合，重中之重在人的城乡融合。因此，在保障机制的衔接中，除了保证财政金融、土地等要素方面的有效政策支持外，关键在构建城乡人力资本畅通流动的融合发展机制。
图5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路径
（二）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的着力点
1.从长度、深度、广度三个维度打造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筑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产业基础。
产业振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和关键，而产业振兴就是要实现从脱贫攻坚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产业生态发展模式转变，以复杂产业生态实现产业发展向产业兴旺的转变，应对产业链单一可能引起的同质化恶性竞争、断链和返贫风险。一是从长度上延伸已有产业的产业链条，扩宽农民收入渠道。比如从简单的养殖业、种植业向简单加工业、深加工延伸，延长产业链条。二是从深度上提升已有产业的附加值水平，提高产业创收能力。如，普通的手工酿酒一般市场价格10元/斤，但是何斯路村经过打造何氏家酿文化节，通过比赛、请业内专家品酒、评酒，选出质量上乘的家酿，进行品牌化运作，以高价卖出，在日本卖出了100元/斤以上的价格，大幅度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三是从广度上拓展产业形态，织密乡村产业生产网络，提高农村产业抗风险能力。结合当地生态、文化资源禀赋，挖掘可开发的其他产业，丰富产业形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织密乡村产业生态网络，提高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驻、育、引”三管齐下，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人力资本衔接。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做好人力资本的接续和本土人力资源培养，才能实现从政策帮扶到能力提升的转变，实现乡村自我发展。
（3）吸引城市人才下乡创新创业。完善人才入乡激励机制，落实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创业场租补贴等扶持政策，建立融资、融智、融商一体化的创业服务中心，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鼓励各类人才到乡村创新创业，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涂圣伟，2020）。[19]设立乡贤俱乐部，与乡贤建立稳定联系，为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场所和便利。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专家服务三农行动等，鼓励高校毕业生、各领域专家通过项目合作、短期工作、专家服务、兼职等形式到基层服务。
3.建立“基本保障+要素回报+激励收益”的长效利益分配机制，为做好衔接积累资本。
好的机制设计不仅能够补偿要素投入，还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发展成果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和农村产业持续发展。一是建立针对所有村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如，对乡村生态资源折股分配，保障无资金入股村民能获得乡村发展的收益。二是合理设计资本报酬比例和按劳取酬的要素回报机制。在引资过程中，不要被资本和利益所俘获，合理设置资本报酬比例，让更多的收益留在农村。劳动报酬方面，多劳多得、不养闲人，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如产业发展好的个体予以额外激励，激发农村各主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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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业君（通讯作者），铁道党校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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