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记载：“马牛羊，鸡犬豕（shǐ）。此六畜，人所饲。”我国古代有六畜之说，分别是猪、犬、羊、牛、马、鸡，这六种动物很早便已为人们普遍饲养。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北方，最早和最主要的家养动物是猪、狗、鸡；在南方是猪、狗和水牛。狗在当时中国南北皆普遍饲养。在远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狗在人们生活中都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据宋高承的《纪原·天生地植·人日》中记载:“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古人甚至把六畜定为过年的日期。如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是人日；初八是谷日。
中国最早的狗至少出现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河北地区。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10510~9700年，正值新石器时代的开篇。根据考古专家的研究，与狼相比，南庄头遗址的狗与狼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差异。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养狗数量激增，殉狗现象相当普遍。距今9000年左右，出土了骨笛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发现了殉葬狗。发现多达10余头狗被完整埋葬于墓地及居址附近。贾湖遗址SK9狗骨图
在殷商时代，狗作为一种主要家畜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人除了食狗肉、用猎犬以外,普遍地是将狗用于殉葬和祭祀,甲骨卜辞中多处提到用狗作为祭品,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商代早期，商人认为狗的灵魂可以守卫屋宅安全，在宫殿建筑的门前杀狗为祭。在墓葬中开始殉狗，是商人狗灵信仰的背景下人与狗关系更加密切的体现，希望通过狗灵引导护卫人的灵魂安全进入死后世界。
商晚期墓葬中盛行以幼狗随葬，而且狗还大量用在各种祭祀活动中。正常情况下，商代晚期以狗殉葬之风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专业化的养狗业应需产生，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墓葬中的狗牲，可能是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买来。自己不养狗的家庭可能通过购买获得用于殉葬的狗。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商王征贡犬达二百头、一百头的记载，这些贡犬一次多达百只甚至二百只，必须有专门的饲养方才能供给如此巨大的用量，说明当时可能存在规模化的养狗业，以供贡犬之需。
西周时期，在墓葬里埋狗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北京、山西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墓葬随葬狗牲的现象与殷遗民与殷商文化的葬俗的遗风影响当有很大的关系。在洛阳的东周王城内发现的“天子六驾”，每一车厢内都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这几只狩猎犬生前应该为东周王室所爱，天子驾崩，它们被绑在车上活埋。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盛行田猎，出产的猎狗“北犬”在当时十分著名。据汉代燕人韩婴所作《韩诗外传》记载，战国时“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凫”，为魏文侯所喜爱。魏公子击封于中山后，曾访求这两种特产，献与文侯。河北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金项圈奢华无比。（晨凫，即晨雁，也就是野鸭）中山王厝墓出土狗骨架中山王厝墓出土狗金项圈河北博物馆
到了秦汉，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养狗已不再只是为了祭、食、守、猎、贡几个方面,“玩赏”或“陪伴”已经出现,且已上升到重要的地位。《史记》中有记载”沛公入秦,宫室帷账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由此可知,宫庭养犬,早在秦代已开始。（沛公刘邦）在汉代,人们对狗的喜爱成了一种风尚,较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这种情况是不多的。汉人喜狗的程度令人发指,不仅表现在喜狗的社会阶级、阶层具有很大的广泛性,而且还表现在狗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
汉朝的帝王喜狗,一般的农户更是家家有狗。汉代史的有关史籍常以“鸡鸣狗吠之声”来描述一地的社会稳定；在汉墓的考古发掘中,陶狗的出土是极其普遍的,这类出土陶狗很多,皆为汉时民问养狗成风的实证。陶狗出土时,往往颈上被系有皮圈,上有系绳子的皮套,根据这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学术界有看法认为汉代的狗有较大部分是拴养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汉代，人们遵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阳间生活的结束，阴间生活的开始。所以要有丰富的随葬品来供给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以达到生前同样的享受。汉代陶狗就是在这样的生死观下产生的，它们作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看家狗，大量用于墓葬之中，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汉画像石上的训犬人汉代陶狗
汉代“走狗”成为帝王将相茶余饭后的娱乐。汉武帝刘彻在上林苑建立“犬台宫”，文武百官定期观赏“斗狗之戏”。
三国时期，刘备十分喜爱养狗，史书有“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记载。
唐朝是中国古代的盛世辉煌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阶层生活富足奢华，而狗在这一时期作为宠物为权贵所饲养。皇帝建有富丽堂皇的五坊（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即饲养狗和四种鸟类，其中专有漂亮的狗坊。由此可见，皇家专供养狗，所享受的优厚待遇和地位之高。
唐朝著名的宠物狗“康国猧子”。这只由康国(现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进贡的雪白小狗，深得杨贵妃的喜爱。《酉阳杂俎》中载：“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猧子”）
宋代，养狗很是普遍，村落中家家户户都是有鸡有狗。历代宫廷及民间都有大量表现犬类题材的作品。宋人的富足生活从他们喜好养狗也可以窥见一二。南宋佚名秋葵蝶犬图王居正纺车图李迪猎犬图
明清之际，从宫廷到民间都以玩犬为乐，著名的京犬“哈巴狗”是其代表。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世界最珍贵之狗，实推我国京师所产。有六种，一曰京师狗，二曰哈叭狗，三曰周周狗，四曰小种狗，五曰顶毛狗，六曰小狮狗。尤以京师狗、哈巴狗、小狮狗三种为最上，价至昂，西人尤酷爱而购之，其价每头自银币七八百圆至银币四千圆。”随着社会的发展，富裕和消闲的人群增多，豢养名犬、争睹宠物便成为一种时尚。
清宫设有专门的养狗机构，谓之“养狗处”，主要饲养猎犬和宠物犬。
雍正皇帝曾为他的两只爱犬赐名“造化”“百福”，并亲自设计狗舍、狗笼、狗衣乃至狗垫，稍不合意即修改，不厌其烦。
乾隆皇帝也酷爱养狗，并令宫廷画师为自己的爱犬造像。其中最有名的是郎世宁绘制的《十骏犬图》，画了十条乾隆身边的名犬。郎世宁《十骏犬图·苍水虬》《十骏犬图·雪爪卢》
慈禧太后对狗更是青睐。根据史料记载，她曾养过的京巴超过千只，而最喜爱的一只名为“海龙”，是一只正宗的京巴狗，被视为“地位仅次于太后的随驾大臣”。
清末养狗之俗由宫廷传入民间，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而普通百姓多养些柴狗，俗称土狗，多是看家护院，或外出时做个伴儿，远没有受宠的地步。
近现代不少文化名人，都与狗结下不解之缘。
齐白石先生喜欢狗，曾养过几只小狗，并绘有《吠其不仁》《守门犬》《长守富贵》等多幅与狗有关的作品。齐白石《长守富贵》《守门不易》
徐悲鸿曾多次到动物园观察狗的习性、动态，还将朋友养的狗暂养于家中。所绘《十二生肖册页》中的狗，具有“造型精确，笔精墨妙，追求厚重，惟妙惟肖”的特征。
喵星人简史
中国驯养猫的历史要比狗晚得多，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饲养家猫，是本土驯化还是外来引进的，如今也未取得统一的认识。
有学者根据《礼记》、《诗经》等文献资料有关猫的记载，认为中国养猫的确切历史为两千多年。而近年我国有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猫类动物遗骸，提出中国的家猫饲养在四千多年以前便已开始，指出家猫的驯养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农业已经相当发达，粮食不仅可供人畜食用，而且有了贮藏，鼠害的威胁目益严重的时候，家猫驯养的目的在于消灭农业生产中的鼠。
根据现代野猫和家猫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家猫的祖先源自近东地区的利比亚野猫。考古资料显示，世界上最早与人陪葬的野猫，来自9500年前的塞浦路斯，最早家猫则出现于4000年前的埃及。
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猫标本，是1997年陕西泉护村庙底沟文化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猫遗骨，碳十四测年表明此猫至少生活5300年以前。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猫骨
中国关于猫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诗经·大雅韩奕》,其中：“有熊有罴（pí）,有猫有虎,”但这里所写的猫,与虎一样是野外的尚未驯化的野兽，还不是家猫。（zha）
猫曾被古人奉为神物。迎猫作为为古八蜡（zha）之一，在腊月农事完毕后，迎猫神而祭之，以祈消灭田鼠，保护庄稼。《礼记》中提到：“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这里描述的就是古代天子“腊祭”，猫和虎是迎祭的对象，猫能“食田鼠”、虎可“食田豕”。可以看出，我国祭祀猫神的习俗，大约从先秦就开始了。古代八腊之祭中包含猫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
由于猫类具有祛鼠除害的天分，所以人们为它提供居所与食物，这就为野猫驯化成家猫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也是人类从敬猫到养猫的发展历程。战国末期,《韩非子·扬权》则说:“使鸡司晨,令狸执鼠,皆用其能。”这些记载可能表示在当时野猫已被人驯养用来捕鼠。
迄今为止，马王堆汉墓漆食器上所绘狸猫纹是我国所见最早的猫属动物视觉图像资料，它们形象生动，保存完整，弥足珍贵。
秦汉时期关于猫的文物非常少，在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木雕猫模型，是出土地点明确的表现猫的汉代文物，这已是非常罕见的关于猫的文物了。有关记录称其整木雕成，卧姿。面朝右，小圆耳，用墨线勾勒出眼、鼻、嘴，身及头部涂黑色，雕刻技法简洁。虽说图录定为猫，但如此写意的雕刻手法并不能确定是猫还是虎。汉代彩绘木卧猫
汉代人特别喜欢养狗，而且也喜欢用狗来给孩子取名，但用猫取名很少。《魏书》中有记载“太武皇帝十一男”中，有名叫“猫儿”的。以“猫儿”命名爱子的情形，也许可以理解为年代更早的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猫作为宠物的资料。
魏晋以前，人们还甚少养猫，到了北魏，养猫防鼠就蔚然成风了。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造神曲并酒》记载：“其屋，预前数日著猫，塞鼠窟，泥壁，令净扫地。”那个时候，豢养家猫已经很普遍了，用途更多是来抓老鼠的。
隋朝，对于猫的祭祀，渐渐向巫蛊化转变。记录隋唐轶事的《朝野佥（qiān）载》是这么说的：“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要侍奉猫鬼，则家里必先豢养老猫。根据《隋书·后妃传》和《隋书·外戚传》记载：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曾生过一场大病，经查，竟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能让姐姐给自己多一点赏赐，而指使府中婢女利用猫鬼，意图操控独孤皇后。
唐朝,猫已成为民间普遍的家养珍畜。在宫廷中豢养宠物猫，武则天当朝的时候，甚至还设了个官职叫“猫使”，专门负责宫中养猫事务。据唐代《五行志》记载:武则天派遣使臣从各地搜买了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的猫。她还让家猫和鹦鹉在一起玩耍嬉戏，宴请群臣百官欣赏取乐。唐朝开放，中亚和西域开始向中国传入已经过驯养的猫种。譬如波斯猫，就是从中亚传过来的。唐代的仕女图中，也经常出现猫，可见猫在唐宫中已属平常。
宋朝开始中国古代养猫盛行，这个时期猫受到热宠，其中就有不少文人，此时期出现了很多猫的诗、画等。同时，经济水平的大力发展和繁荣发达，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变高了，对享乐的追求与日俱增，也掀起了一股养猫热潮。此时期的猫的作用从捕鼠演变成宠物。
宋朝养猫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北宋开封和南宋杭州都有专卖猫食的市场。《东京梦华录·诸色杂卖》说开封的市场上,“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记载杭州的市场,“养猫,则供鱼信”。繁华热闹的国都里,专门有出售猫食的市场,恐怕在中国历代帝京中是少见的,也可见宋代国都中养猫家族数量之大。
宋代文人社会地位优越,其中不乏喜欢养猫之人。大诗人陆游可以称得上是猫奴鼻祖，光给猫写诗就写了几十首。而且宋代擅画猫的画家更多。从传世的宋朝画作中，经常常可看到用猫做素材展现。宋朝第一艺术家宋徽宗执政时官修的画录《宣和画谱》中收藏的猫戏图，仅题目带“猫”字的就约有136种。宋李迪秋葵山石苏汉臣冬日婴戏图
宋代时，还有专门的“相猫术”。北宋会稽陆佃的《坤雅》指出：“猫有黄、黑、白、驳数色，狸身而虎面，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眼，及上胯多棱者为良。”相猫术
明代时，养猫达到了巅峰状态，下到平民布衣，上至贵人天子，都爱猫成癖。据载，天启皇帝酷爱养猫，在紫禁城设立院落专门养猫，名为御猫房。
明朝刘伯温也写过一篇寓言故事《乞猫》：一户人家因为鼠患而求来了一只猫，老鼠倒是被猫捉没了，可是鸡也被猫吃光了。这户人家的儿子就去问父亲，要不要把猫赶走？老父亲答道，比起没有鸡吃，老鼠才是我们最大的祸害，它们会吃光我们的粮食，啃烂我们的衣裳，毁坏我们的房子和用具，到时候饥寒交迫可就悔之晚矣，所以猫是万万不能赶走的。
明宣宗朱瞻基还亲自画过猫。现藏于辽宁博物馆朱瞻基的《花下狸奴图轴》，画上两只猫儿蹲踞于石下，有着宫猫特有的慵懒高贵气质，眼睛明亮而有神采，呼之欲出，惟妙惟肖。其上方中央款识“宣德丙午制”，上钤“御府图书”一玺。明宣宗花下貍奴图轴
到了万历年间，明宫的爱猫之风达到极盛，紫禁城里，无论御前还是后宫中，无不有猫。得宠的宫猫，可以被加官晋爵，称为“某管事”或“猫管事”。皇帝赏赐时，“猫管事”也随同领赏。有时候，一些不得宠的妃子生活待遇还不如一只得宠的猫。
清代，猫在宫里的地位就远远不如狗了，但宫廷养猫依然兴旺。猫可以在大殿之上悠闲散步，大殿养猫是一直以来故宫的传统，在明清的时候，故宫就有妃子养猫，清朝时候还有一个档案，专门记录这些宠物猫的来历和名字。
还出现了大量关于猫的著作。如清嘉庆三年王初桐的《猫乘》；清嘉庆四年孙荪意的《衔蝉小录》；清咸丰二年黄汉的《猫苑》。其中《猫苑》这本书具备了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它把当时早已失传的明代农业百科全书中的《相猫经》纳入书中，直到今天，人们对猫的品种认知和归纳都基本源自这本书。
清朝晚期，“御笔传神妙手”沈振麟画过《耄耋同春》系列组画，其中“耄”的部分有十二幅猫图，画面中的猫儿各不相同，品种多样，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比较少见的大面积黑色底，让猫儿们更有立体感。清沈振麟《耄耋同春》组图
近现代，钱钟书、季羡林、林徽因、冰心、徐悲鸿、丰子恺、齐白石等文人大家全都是“猫奴榜”上的名人。季羡林在屋子里养了20多只猫，即便家人有所怨言，但他仍然坚持要与猫为伍。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这样一个走遍天涯海角饱经沧桑的垂暮之年的老人，竞为这样一只小猫而失魂落魄。对别人来说，可能难以解释，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是很容易解释的”。钱钟书和林徽因在北京曾是邻居，据说两家的猫时常打架，钱钟书为了不让自己的猫吃亏，会特地找来长竹竿，跑到院子里帮自己的猫打架，而且还不听劝架，依然拿着竹竿照打不误。丰子恺一生与猫有缘，养猫、画猫、写猫。他曾说“爱猫之人，即使为了猫送了命，大概也是死得其所。”丰子恺《阿咪》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