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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创专题报道
一个始终徘徊在主流视野边缘的少数群体，如何能逃脱被“专业化”的既定处境？
事发七年后，周冬冬还能和别人清晰地回忆起自己从站台坠落到地铁轨道时的感受。她没有慌张，没有害怕，只是有点疑惑——台阶怎么这么高？直到“啪”的一声摔倒在地，剧烈的疼痛和站台上人们的喊叫声袭来，她才意识到：哦，我从地铁站台上掉下去了。
30岁的周冬冬是一名先天性盲人，此次事故让她左肘、腰部两处骨折，在家休养三个月，还与北京地铁公司打了长达一年多的诉讼纠纷。
周冬冬当时已经来北京一年多了，但她从来不知道这个规定。她在法庭上询问：“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过程？”对方的答复让她“百年难忘”。
“他说是发在平台上的。”周东东告诉我。
我问：“你当时没走盲道吧？”就算没人带路，北京地铁站也有专门的盲道，一般不容易发生这种事。
“走不习惯，盲道太坑人了。”周冬冬顿了顿，回答道。盲道被视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但周冬冬并不信任它，她这种态度在视障人士中并不少见。
“你见过盲人在盲道上行走吗？基本每个被问到的人都会说没有。”周冬冬的丈夫郑华认为，不合理的设计让盲道大多数时候都毫无用处，而近年来猖獗的非法占用，比如共享单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盲道上，又给视障人士的出行增添了新的困难。
“盲人走路，就要敢于冒生命危险。”郑华半开玩笑地说。
盲杖与盲道都是帮助盲人独立出行的重要工具。
虽然和妻子都是视障人士，但郑华曾在慈善组织工作，有丰富的盲人独立行走培训经验，因此在“盲人出行”问题上更有发言权。做培训时，郑华经常强调，盲人独自出行，除了要学习科学的出行方式，“大胆”也是核心前提，当然，还需要“小心”。
“对视力正常的人来说，出门就是为了了解信息、散步、放松；但对盲人来说，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相对安全地行走。”在郑华看来，盲人独立出行并不容易，除了不切实际的盲道、复杂难辨的路况，他们还要面对一些更隐蔽的困难。
郑华过去有一段“挖眼球”的经历被人们津津乐道——大约七年前，他和一位盲人朋友在北方某城市乘坐公交车，出示残疾人证后，想免费乘车，却被怀疑装盲逃票。
你们干嘛装瞎子，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司机让两人去买票，朋友一再解释自己戴的是义眼，对方却不信，反而拦下车表明态度：不买票我就不走。一车乘客都在旁边等着，议论纷纷。
场面僵持着，我朋友年纪轻轻，性子急，急得从眼窝里掏出一只假眼珠递给司机：“你不是说我的是假的吗？你不如也掏出来让我看看？”
“司机什么反应？”我问道。
“你关门就走了。”郑华继续说，“你都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了，还能说什么？”
按照我国残疾分级标准，如果双眼视力低于0.3，即可判定为视障，享受残疾人各项社会保障福利。但现实中，视障人士在享受这些福利之前，往往要面临各种质疑，甚至需要像郑华的朋友一样“证明”自己残疾。
“要不是逼迫到一定程度，他难道不会这样吗？你想想，我装了假肢，我愿意让人知道吗？我身上有疤痕，我愿意让人看到吗？”郑华语气波动，强调道：“这种事，绝对不是孤例。”
盲人独自走出家门时所面临的困难往往是健康人难以理解的。
目前视障人士主要依赖他人引导和使用手杖，但现实中能使用手杖独立出行的人数却寥寥无几。手杖探测范围有限，对反应能力要求很高，需要专门学习行走技巧，行走体验和安全性都不太好。
那么健康的导游呢？“首先，不可能有人一直陪在盲人身边，即使有，人也是独立的个体，有隐私，需要自己的空间。”郑华认为，盲人对隐私的渴望与常人并无二致，仅从这一点考虑，导游并不是视障人士出行的最佳选择。
出门不是一件乐事，个人空间更是匮乏。这种矛盾的处境一直困扰着先天性失明的郑华。直到2016年，已经三十五六岁的他，情况才有了转机。
今年，经过三四年的等待和递交申请，郑华终于来到了中国导盲犬大连训练基地，带着导盲犬苹果进行训练。在一次长途步行训练中，他独自带着苹果穿过郊区的田野和树林，天地空旷，寂寥无人。虽然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但风儿在耳边萦绕，给郑华带来了树林、田野和春天的气息。
“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那一刻，从未独自在郊区行走过的郑华感慨万千。他无法用语言准确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但他清楚地知道，“有它（导盲犬）真好！”
在郑华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苹果一直静静地躺在他的脚边。
大连基地联训部主任王欣很能理解郑华的惊讶。1975年，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王欣的母亲因伤重失明。虽然丈夫和女儿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户外导盲经验，但王欣的母亲退休后尽量不出门。
“她就是怕麻烦别人。他们觉得叫人带我出去，不管是花钱请保姆，还是找亲戚，都是在请人帮忙，觉得是负担，是麻烦，给家里带来压力。”王欣理解母亲这样的盲人的担忧，但也看到他们对自由外出机会的渴望。母亲曾告诉她，对于普通人来说，晚饭后简单的“散步”是生活中的奢侈。
导盲犬贝贝的到来，为妈妈们面对的现实差距提供了新的弥合途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家庭压抑的氛围。“比如以前我和妈妈吵架，我就不走路了，在家里看电视、跳来跳去，她会生气吗？现在她能带着狗走路，至少能缓解一下她的情绪。”王欣认为，贝贝至少把独立行走的重要权利赋予了妈妈。
然而，对大多数盲人来说，导盲犬数量少只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美丽名词。据中国盲人协会2019年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视障人士数量超过1731万，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导盲犬数量不足300只，即便在首都北京，现役和退役导盲犬也仅有20余只。
“很多人都渴望得到导盲犬。”“金盲杖”创始人、视障人士杨庆峰多年来接触过上千名盲人，深知导盲犬给这一群体带来的强大吸引力。然而，尽管导盲犬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和情感安抚作用，杨庆峰却对导盲犬“避而远之”。
“看到郑华、周冬冬等很多人带着导盲犬，我就受不了，我得伺候他们，然后人家不让我上公交车，我还要跟人家争吵；人家不让我进餐厅，我还要跟人家打架，我觉得我受不了。”杨庆峰宁愿选择方便、好用的拐杖，他的选择指向了另一个被撕裂的现实——对于导盲犬使用者来说，随之而来的各种麻烦，足以击碎最初的幻想泡沫。
四通八达的北京地铁并没有给郑华留下好印象。他和妻子周冬冬曾试图带导盲犬上地铁，进站后被安检人员拦下，安检人员说要先征求上级的意见。两人站在一旁等待，就听见“主管”在对讲机里问：“你们带导盲犬吗？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你胡说什么呢？我把你当儿子养大，你问我是死是活，你才是问我是死是活的人！”想起这话，一向说话温和的郑华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
“原来我们并没有那么正义。”郑华恍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心里却更加疑惑：这不是一件正义的事情吗？
面对盲人和导盲犬所面临的社会排斥，盲人钢琴调音师陈燕似乎更加积极主动。她的爱犬珍妮是中国第18只导盲犬，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只。
据公开报道，珍妮在北京天通苑地铁站连续被拒绝11次，终于在媒体的见证下，第12次尝试成功。当时，《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新闻照片中，陈艳牵着珍妮的手，昂首阔步走在地铁站里，周围是各路拿着摄像机、长枪的媒体。
“正是我和珍妮呼吁对导盲犬乘坐地铁进行立法，所以才在2015年5月1日通过了。”采访中，陈艳告诉我，《条例》的出台是她长期奋斗的“成果”，其中明确规定导盲犬有资格乘坐地铁。
陈燕在外面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无法获得视障群体所有人的认可。她小时候盲校的老师、视障人士连勤觉得陈燕和珍妮有些碍事。“因为她的狗，地铁上很多地方不允许导盲犬去。她的狗经常叫，每次被人围住，就有聚众的嫌疑。”连勤的导盲犬是中国大陆第一只拥有国际资质的导盲犬。2008年至2018年服务期间，他和连勤一起乘坐地铁上下班，没有遭遇太多拒绝。
导盲犬
“有一次她带着日本导盲犬来闹事，日本导盲犬的使用者也是一名钢琴调音师，她联系导盲犬来她家，正准备回去坐地铁，看到天通苑不让走，就想小题大做，还找了很多人。”因为这件事，连勤还专门去天通苑地铁站给陈燕“收拾残局”。
陈燕为推广导盲犬所做的其他努力，也在一些视障人士中引发了争议。陈燕曾带着珍妮参加过很多电视节目，让她表演后来被广泛讨论的“神犬技能”——找到特定口味的方便面、找到某个品牌的酸奶、找到100%纯橙汁。
连勤直言：“导盲犬是用来引路的，不是用来找东西的。”在目前的中国现实条件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导盲犬带着盲人到服务台，让导购员帮忙挑选商品。
周冬冬称，自己被媒体宣传的“神犬表演”误导了。她在大连基地带导盲犬丹塔训练时，特意问过训练员：“听说这只狗还能帮我找火腿香肠和酸奶？训练员说没有，导盲犬的训练科目里没有这些内容。”
直到今天，周冬冬还是会碰到几个好奇的人问她：“你的狗能找到东西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常常会表示遗憾：“你的狗做不到，看看珍妮！”
在微博、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个人账号的陈妍，对于身边的各种争议，也都有所耳闻，但她态度平静：“他们说我神化导盲犬，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别人天天说我的孩子不如别人的，我也不喜欢，这不是很烦人吗？”对于珍妮的稀有本事，她毫不吝啬炫耀，还颇为自豪：“人家孩子懂的多了，就想让它多炫耀、多夸奖，可没想到无意中伤害了人家的导盲犬。”
对于此前发生的冲突事件，陈燕也坚称，自己的行为“从初衷上来说是正确的”。她认为，只要大家能够看到导盲犬，并愿意进一步了解它们，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排斥情绪，这也有助于导盲犬自由出行。
不少导盲犬使用者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个人账号，让更多健康人看到盲人真实的生活。
虽然不少受访者对陈妍的行为心存疑虑，但也没有完全否认她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你能说谁是坏人吗？不，不能用好坏来评判他们。”郑华也从事导盲犬工作多年，一定程度上能体会陈妍面临的复杂环境。
“你问她有没有错，我想每个人都有错，包括我。但错是媒体造成的，还是她自己的问题？另外，她有没有为了让公众知道而做出一些妥协？这个很难说。”年近40岁的郑华早就明白，像他们这样的视障人士，如果想要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权利，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
因为履历丰富，郑华一直是媒体的“宠儿”。刚从盲校毕业时，他接受了省级卫视的专访。记者带着摄像机到他家探访，走进卧室时，对方当着镜头问他能不能再叠一次被子。想到这档节目的主题是“残疾人无障碍就业”，郑华有些纳闷：谁不是天天叠被子呢？这表演有什么好看的？
他试着跟我分析对方的镜头语言，是不是想表达：“你看我是一个盲人，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就能叠被子，很厉害啊？”郑华很难认同这种叙事思路，盲人能叠被子，就需要详细写出来，“哪个用人单位愿意招一个盲人来工作？”
杨庆峰曾是一名媒体人，以记者身份参加过上海特奥会、北京残奥会等重大赛事，因为被贴上“盲人记者”的标签，他成为其他媒体报道的对象，“被采访的次数比他采访的次数还多”。
“如果能成为正面宣传的工具，我会感到很荣幸。”郑华并不反对媒体的大量曝光，但他所向往的“正面宣传”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几年前，国内一家比较知名的杂志采访过郑华。当时，他和周冬冬从北京到青岛、大连，小记者全程跟拍。郑华觉得对方“特别贴心”，能好好聊一聊，但读到最终稿时，他却觉得好笑：“他写盲人用手吃饭，可没说吃海鲜。”
周冬冬起诉北京地铁的最终结果是她承担了75%的责任，地铁公司赔偿了1000多元。虽然对判决结果不满，但周冬冬也告诉我，在这次事故中，她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你觉得我有责任吗？有，我没有正确使用拐杖。”作为盲人出行的重要工具，拐杖对周冬冬来说，曾一度意味着“丑陋”、“可耻”。这是从小就被“灌输”在她身上的观念。小时候，她经常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玩耍，家人看到后，会冲过来告诉她“赶紧扔掉”。家人会刻意避开这些确认她视力障碍的迹象。长大后上了盲校，周冬冬的低视力同学大多不使用拐杖，并抱怨说这很可耻。
“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周冬冬对于使用拐杖存在心理障碍，出门时，她只把拐杖当成“装饰品”，更喜欢依靠自己微弱的光感来辨别方向。“很多盲人都有这种心理障碍。”她补充道。
这种伤害的影响是隐蔽的、持久的，但伤害的实施者往往在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最亲近的人的影响。
此前男孩无法独立出行，父母也不想让他用拐杖，认为“孩子看不见就已经够可怜的了，再用拐杖就更可怜了”。但这次意外让父母突然意识到，相比于可能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的可怜，“没有什么比我儿子能去他想去的地方更重要了。自由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渴望被外界认可，被当成普通人而不是弱者，是大多数视障人士的共同心愿。接听视障热线十年后，杨庆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杨庆峰天生双目失明，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幻想着长大后想做什么，当司机、当飞行员，再当科学家。但最后身边的人却告诉他，除了按摩，什么也做不了。小学时，杨庆峰是一名文艺模特，经常主持校园聚会。盲校老师会一边惋惜地夸他是“舞台花”，一边嘀咕“你以后干什么去？”，真诚地教导他“要现实一点”。
“一开始你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但后来这些想法逐渐消失了。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会下意识地想，我是不是一个奇怪的人？我不想再成为盲人中特殊的人了。”杨庆峰说。
不仅是职业选择，盲人的社会形象也在不断被固化。从事盲人按摩四年的郑华印象深刻的是，在盲人学校，除了系统学习按摩技术外，他接受到的最普遍的教育就是“自力更生”。
“要想自力更生，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如果选择另一种选择，比如流浪，对普通人来说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但对盲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无所事事。”郑华苦笑了一下，又有些自嘲：“很多人会对盲人、残疾人说，我要救你，我要让你站起来，难道我们现在都躺着了？”
经过四年的学习和打工，两次参加考试，郑华终于在2004年通过了盲人单招，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音乐表演。毕业后，他组建了盲人艺术团，拍过电影，做过电台主持人、公益培训师。丰富的履历也让他成为别人眼中“自力更生”的榜样。
“我被评为自强模范，受到高层领导的接见。”坐在我对面的郑华突然压低声音，轻笑一声，又补充道：“我平时不太爱提（这件事）。”他稚嫩地问我：“为什么社会总告诉盲人要自力更生？难道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赚钱、过上正常的生活吗？”陈彦也在“靠能力谋生”的问题上纠结。
即使很多人把陈妍形容为一个利用导盲犬制造噱头、博取同情、牟取利益的投机者，但在我面前，此刻的她，展现出了对职业尊严的坚定追求。
“我不想成为他们的受害者（满足他们对慈善的渴望）。
盲目钢琴调谐器ChenYan和她的第二个导狗MengMeng。
随着年龄的增长，Yang慢慢地发现，当他是一名记者时，他一直在努力。“为什么我必须比其他人有优势才能成为记者？如果我做的与其他人一样，我的报告没有价值？”
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新的陷阱-不断证明自己的努力，卓越，甚至对健康人的尊严和个性，以迎合那些从未脱掉特殊过滤器的人眼中的既定生活标准。
当他的儿子刚开始理解事物时，他也很好奇：爸爸回答：当其他孩子在家里玩耍时，他生病了。
Yang在采访中强调了“包容性教育”。
Yang在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DE特殊化”的探索也是“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方法来训练盲人走路，但最终的目标不是使他们与众不同，而是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最大程度地减少视力障碍和创建无障碍的生活的实际困难，这是一个社交融合的重要途径，在日本长期以来在日本学习的高级狗训发送给个人的文档还配备了盲文版本；
周·韦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街道在我们出国时就充满了残疾人？事实上，这不是外国残疾人的比例很高，而是返回社会时的环境更加友好。”
幸运的是，在中国，事物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方向，这是盲人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旅行的重要工具，在采访中，每个导狗的情况都大大改善。
当我遇到ChenYan时，她与她的第二个导游犬Meng在中“度假”。“关于远视狗的乘客的进入和骑行的几项规定”，这显然可以说，盲人今天可以乘坐指导犬，孟门（MengMeng）也习惯于乘坐高速轨道来陪同陈Yan（ChenYan）旅行。
珍妮退休后，陈·扬（ChenYan）每年仍带门蒙（）去度假，海滩也是最喜欢去的地方。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2019年的视力障碍带来了更容易获得的信息，ZhengHua加入了一家大型的互联网技术公司，他的工作是为互联网产品提供无障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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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郑华（ZhengHua）和周东（Zhou）在周末与他们的导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对于普通人而言，技术改变了生活，但对于视力障碍，“我认为技术改变了命运”。
无障碍的信息为视觉上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障碍的设施和信息。
“你能说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吗？”
在夏季初，我和在不远处的人造草坪上坐在东部第四圈之外的宠物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