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编号142）,位于出行队伍前列。车系泥质灰陶，模制后粘接而成。舆作长方形，底有9个孔，靠边的两对用以绑结车轴，中间5个与绑缚车辕有关，舆底左右两侧突出车轸，轸中部偏后的位置各有一孔向后斜出。车舆前部着屏泥，上装车轼，两椅上装较，后栏呈三角形与两椅、舆底呈45度角相粘接，车轮用以贯轴的毂孔靠车箱一端较粗，有辐16根。车身和车轮通体涂红彩，屏泥、两椅彩绘有动物图案，因漫漉已无法识辨，轴和辕等部件应为木制，已腐朽失落。车舆前部没有做出插辕的对称双孔，从舆底的孔洞推测更适合缚结独辑，从随葬器物出土位置可以看，车前两侧有两匹造型相同均涂红彩的马，应是该车的驾乘，初步推测该车应为独狒车、驾二马。
该车舆四面敞露，符合辂车“辂，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o由于其车厢小，故车速快，又称为轻车，轻车即戎车、战车。与《宋书礼志五》：“轻车古之战车，轮舆洞朱，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置弩与轼上，驾二。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描述的车型十分相似。先秦时期战车通常装备五种兵器，称为“建五兵”。魏晋以来，五种兵器的种类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用兵器逐步减小，裁金鼓、羽旗，建戟幢麾，更具象征意义。按照《考工记》的说法，矛、戈皆应插于车椅之间，而且戈要斜插，矛要正插。但《文选东京赋》：“立戈迤嘎。李善注：嘎，长矛也。邪柱之迤邪也。”其安排与《考工记》正好相反。东汉孝堂山石祠“大王车马出行图”，前面的招车后部两根戟均为斜插③，《晋书舆服志》也可见到相同的记载：“戎车，驾四马，天子亲戎所乘者也。载金鼓、羽旗、幢翳，置弩于轼上，其建矛、麾悉斜注。”该车轸中部有对应向后倾斜的孔洞，无疑是用来插兵器的，而且均为向后斜插，至于所插何种兵器，由于原物已失落，目前尚无法准确回答。
先秦时期，战车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志，如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战国后期以降，战场上的骑兵较步兵有显著优势，战车随之屈居次要地位。西汉初年，兵车还用于战争，以后逐渐失去作用，到汉武帝时期，逐渐发展成为王公贵族的出行仪仗用车。此车中间竖立大斧或载金鼓便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出行时用于前导之车，汉代画像石多见其形象资料，车后斜插两支戚戟，位于车马出行前列，作为斧车或先导。
2.传乘（图2）
一辆（编号126）,介于前导和副车之间。车系泥质灰陶，舆作长方形，舆前端穿两孔用以插辕，舆底一对对应的双孔用来缚结车轴。车舆后栏较高，左右两栏作相连的弧形，向前逐渐低落，两栏外中部突出半圆形，上穿三孔呈放射状斜出，车栏与舆前交接处各有一孔向前斜出，推测是共同用以插杆竖幔的。此车低矮，车轮较小，直径仅11.2厘米，有辐13根，车舆、车轮通体施黑彩，车轴、车辕应为木制，由于腐朽已不存。
该车舆四面敞露，属于辂车。敞车无棚，双辕，从随葬器物出土位置，车前的陶牛俑应是该车的驾乘，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勉出土的铜制牛车模型十分相似。按《晋书舆服志》记载：“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幟，如辂车，驾二。追锋之名盖取其迅速也，施于戎车之间，是为传乘。”与该车有颇多相同之处，车栏左右的放射状穿孔，用以插杆通幔与其上，车轮直径短小，车舆低矮，易于上下，轻便快捷，而且位置处于前导与副、主车之间，便于向前导传达主车的指令，或将前面的情况急时汇报给主车。《宋书礼志八》也有相似的记载：“又有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幔，如辂车，而驾马。”与该车不同之处驾乘的为马，而不是驾牛。
西汉初年，牛车为规格较低的车，仅供载重代步而已。东汉中期，牛车仍不受重视。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变化，牛车逐渐被重视，士大夫已喜欢乘坐牛车。按《晋书舆服志》记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记录了牛车由不受重视到士大夫广为乘坐的发展过程，魏晋以来牛车更为社会各层人士广泛乘坐。所以，该车以牛代马符合当时潮流，同时也反映了魏晋以来，各种车型的驾车之马大多已被牛取而代之。由于牛车徐缓，与迅速无缘，冠以追锋之名难免有些牵强，但作为和平时期出行、传乘所用是可行的。
3.副车（图3、4）
两辆（编号74、76）,位于环绕回廊的东部，介于传乘和主车之间，依次排列于出行队伍中。车厢为长方形，顶略呈卷棚式，两头上翘，中间微四，其中一辆车身涂黑色，顶部彩绘红白相间的斜条纹装饰，皂轮，朱辐。车厢两侧各开窗两扇，窗下分别有三孔呈放射状斜出，车厢前与舆底交接处各有一孔，同为插杆坚幔所用，舆前有御者执策驭牛的处所。舆底座中部有一凹槽用以贯穿车轴，舆前两侧各有一圆孔，用以插辕驾牛，发掘时未见木痕，因腐朽已不存。
按《说文车部》记载：“辎、轿，衣车也。”即有与车舆连接的、将四面屏蔽起来的车厢，所以该车属于衣车。《释车》云：“辎、轿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耕。”邸为车厢后部的车辕，该车无邸正是一辆没有后辕的轿车，即古代贵族妇女乘坐的有帷幕的车。1965年，大同城东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⑤，题榜“鲁母师”画中有卷棚式通幡牛车的形象，车型特征相同，特别是详尽地描绘出车辆采用的通怖方法，证明车身上的孔洞用来插杆通幔的说法是正确的。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所绘题材，以及人物形象和服饰，绝不见北魏早期造型作品中习见的鲜卑式样，论者一致认为是江南顾恺之紧劲联绵、笔迹周意影响下的产物，透露出东晋文化对北魏都城平城文化的影响，车制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魏晋以来中原地区的痕迹。
按《晋书·舆服志》记载∶"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夹望车。""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皂轮，但不漆毂耳，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又如∶"通？车，驾牛，犹如今犊牛制，但举其帖通覆车上也。诸王三公并乘之。"该车左右各开窗两扇，属于四望通幢牛车，与宋绍祖敦煌公、幽州刺史的身份相合，只是其规格略低于后面的主车，应为副车，或者是墓主人乘坐的？车。
4.主车（图5、6）
两辆（编号48、86）,位于环绕回廊的东、北部，居于各车种的后部，依次排列于出行队伍的中央。车厢为长方形，四隅立角柱，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似鳖甲。车身、顶部和后门用墨线勾勒出不规整的方格装饰，车厢内部涂红彩，皂轮，朱辐。车身两侧各开窗两扇，窗上出挑檐，窗下分别有三孔呈放射状斜出，车厢前与舆底交接处各有一孔，同为插杆坚竖幔所用，舆前有御者执策驭牛的处所。车厢后部开两扇门，舆底座中部有一凹槽用以贯穿车轴，舆前方两侧各有一孔，用以插辕驾牛，发掘时未见木痕，因腐朽已失落。
该车属于安车类，有邸，为辎车型衣车。两旁开窗，后部辟门，即《周礼巾车》郑玄所称的“辎车后户”.因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故名鳖甲。与《晋书舆服志》记载：“画轮车，驾牛，以彩漆画轮毂，故名曰画轮车。上起四夹杖，左右开四望，绿油幢，硃丝络，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辇，其下犹如犊车耳”的描述十分相似。犊车即牛车，《宋书礼志五》云：“辎车，即辇也。”关于辇车《南齐书舆服志》有如下记载：
“辇车，如犊车，竹蓬。”后户，四望，漆郭尘板在兰前，银星花兽幔竿杖。说明画轮车同样是“举其棧通覆车上”，通俗的讲应为鳖甲形通怖牛车，其所处位置居务车种的后部，出行队伍的中央，结构复杂，装饰华丽，规格远高于前车，属于墓主人的驾乘之车。
东汉晚期牛车受到普遍重视，社会各阶层人士出行时皆以牛车代替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东汉末年，牛车迅速发展成一种高级车型，江苏徐州铜山洪楼汉墓⑥画像石出现了装有偏作业輦车，应该是这种高级车型的前身。魏晋以来，通幡牛车已广为流行，北魏司马金龙墓、北齐娄睿墓⑦都发现了这一时期通轄牛车的形象资料。据《南齐书舆服志》记载：“平乘车，竹箕子壁仰，资榆为轮，通情，竿刺代栋梁，柚糯真形龙牵，金涂支子花纽，辕头后梢沓伏神承泥。庶人亦然，但不通幡”。说明一般平民都可以乘坐如此华丽的牛车，上层人士更是具皆乘坐通幡牛车出行。
宋绍祖墓陶车模型结构中矩中规，各部件制作精美逼真，应该是模仿当时实用牛车母本制作。木质构件虽经腐朽皆已失落，但其恢弘的出行场面，以前导为先驱、传乘介其中，副车为陪乘，主车居中心的排列情况，切实反映了出行仪仗中各车种的主次地位。
我国古代帝王均有卤簿制度，各级官吏出行时，除自己乘坐的车辆外，还有导从车辆及护卫人员，亦称卤簿。其数量依据官阶的高下而增减，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东汉壁画墓①就依墓主的仕宦经历而绘有六幅出行图，随其官职的升迁，侍从车马明显增加，规格也有所提高。魏晋时期官员的卤簿大致沿袭东汉的制度，到南北朝时期，因南北政权差异，南朝继承魏晋传统，侍从车辆并重。北魏时期，从宋绍祖墓和同时发掘的2号墓随葬大量车马侍从看，车舆形制规格与南朝各国已趋于一致，说明平城地区早在太和元年（477年）就已出现了与南朝相近的官员卤簿之制。迁洛之后，北魏和以后的北周、齐逐渐形成了以骑从为主的卤簿，目前发现的墓葬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北魏元邵墓你以牛车为主的出行仪仗俑、北齐娄睿墓壁画的出行图和回归图，除墓主人所乘牛车外，侍从皆骑马前后护卫，与宋绍祖墓出土大量车马侍从俑有明显的区别。
车舆制度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前，行于马背之上，游牧射猎为主，亦无车制可言。拓跋珪建国后，草创车舆之制，“虽参采古式”，制造成了一批御用车舆，其形制“多违旧章”,与历代帝王所用车舆差别较大。北魏早期官员车舆制度，由于记载不详，加之考古发掘缺乏车舆方面的形象资料，致使这一方面的研究难以突破，宋绍祖墓成套陶车模型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官员车舆规格、形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必将推进北魏车制及官员卤簿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