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一种香。”严熙的声音很小，我几乎要错过这句话。什么香？他也说不上来，只是说有些小孩好几天才能省出钱买一包“荷花”。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刚17岁的少年，脸上还有没消的痘印。身形偏瘦，说话轻声细语，显得十分温和，笑的时候也不发出声音。有点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体形，也曾经跟着别人在夜间游荡街头，有时候会打一场架，身上至今还带着些“社会”痕迹——特意留长的指甲，左手食指上一个银色粗戒指，似乎在模仿某种成年人。
少年叫吴一哲，2003年12月出生，初三时辍学，上街头“打流”。他在永新县小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打架比较厉害；二是2020年5月8日凌晨，在相邻的安福县一家宾馆内，16岁的吴一哲被多名成年人围殴。他拿出匕首对抗，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伤。2021年5月，安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一哲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两罪并罚，合并刑期10年，比之前公诉机关建议的刑期多3年。随后安福县检察院抗诉，认为对未成年人来说量刑畸重，二审移交到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8月31日，二审开庭，宣布择期宣判。
2021年9月中旬，我来到永新县。汽车开过弯弯绕绕的国道，到达永新县边缘后，路面变得宽广、平坦，深浅轮廓的群山成为远处的背景。县城不大，50多万人口，城区内没有网约车，连出租车也很少见到，偶尔还能看到蓝色小货车驶过，柴油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出行主要靠电动车，路边停满了共享电动，城南到城北，十几分钟就够了。吴一哲是这个小县城年轻人中的“名人”。我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到的永新县年轻人都没真正接触过他，但都听过这个名字。他们大多只比吴一哲小两到三岁，说起吴一哲，仿佛在说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被判了10年的那个”“永安一哥”……直到发现吴一哲的短视频账号，留言区的人才向我描述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打流”少年。
单从外表看，吴一哲并不具备一眼可见的号召力。他身高约一米七五，瘦，肤色偏黄，混迹街头前曾在永安中学读书。这是县城内两所公立初中之一，按学区划分，名气不分上下。严熙也在“永安中学”上过初中，初一时在校门口广场的一家奶茶店认识了吴一哲。奶茶店叫“休闲吧”，上下两层，是学校内不太爱学习的人常去的地方，常常座无虚席。“当时觉得他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严熙记得，那会儿吴一哲偶尔跟校霸出去打架，“他并不参与打架。说难听点，就是在后面提书包的。”
在严熙的记忆里，没出事之前，“打流”生活和正常生活一样按部就班，甚至称得上单调。通常，他们的一天从下午开始，在宾馆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出去吃饭，饭后到电竞馆打游戏，或者去KTV唱歌。吴一哲的偶像是Beyond乐队的主唱黄家驹，但他自己唱歌总跑调，被其他人取笑。玩累后再回宾馆，打手机游戏、聊天，或者拍照发快手，凌晨三四点是一天的结束。永新县晚上11点后，路灯不再分红绿，只有黄灯的箭头在路口一闪一闪，就像这群未成年人的校外生活，没有“走”或者“停”的确切规则。他们开着马力十足的电动摩托车、轿车疾驰过路口，在深夜的马路上留下一段夹杂着口哨的引擎声。打架通常也是在夜间。在深夜的街头，分属不同团体的“打流”青年们，出入在相似的KTV、宾馆和电竞馆里，难免有冲突和碰撞，而他们的解决方式通常是拳头，甚至刀具。
2020年2月27日，疫情稍微有松动时。凌晨，吴一哲开着他的比亚迪轿车，载着严熙等六人外出。在永新县人民医院前十字路口，撞见了之前就有过节的另一伙“打流”青年。当天稍早时，对方还开车追截过吴一哲的车。严熙当时坐在后排，他记得那个让人心惊的场面：“对方用车子别住吴一哲的车，动不了了。一伙人拿着斧头下车，过来砍我们的车窗，窗玻璃碎了，吴一哲的左手被砍伤，流了很多血。”吴一哲捏着一把匕首下车对抗，用淌着血的手臂接过一个朋友从车后座取出的红缨枪追赶对方，直到把对方赶走。吴一哲住进医院，胳膊打上了钢钉。
那场冲突的当晚，严熙在警察局做完笔录后就离开了县城。他所在的职校开学了，第一年就要去外地实习。这所学校是严熙家人要求他去的，位于县城边缘，封闭式管理，每三周放一次假。对这些街头的“打流”少年来说，家人能给他们找寻的出路不多，职校算是其中一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效果。当严熙被封闭在职校后，他和吴一哲的交集变少了，吴一哲也有了新的伙伴。
9月中旬，我在永新县一个乡下的超市门口见到了李清毅。2020年初，他从乡下来到永新县城，成为吴一哲圈子里的一员，直到5月8号那场流血事件发生。
见面时，他坐在板凳上抽烟，两只胳膊都有文身，其中一只胳膊上只有轮廓，没有上色，因为之前的文身已经花了2000多元，“没钱了”。他今年17岁，但身高不到一米六，宽松的黑色T恤显得人更瘦小，一副大大的框架眼镜有400多度，快要占去他脸的一半大小。在和本刊记者的交流中，李清毅显得很主动。因为觉得10年刑期太长，他想为昔日朋友做点什么。
李清毅的讲述从2020年3月开始，那是他密集接触吴一哲的开始。他告诉我，2020年2月那场街头冲突之后，吴一哲出院回家养伤。因为疫情，他的妈妈也在家，两人住在一个安居小区的廉租房里，5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安居小区是政府为经济拮据的体制内员工提供的一种选择，也有人申请后把房子转租出去，每月租金400元左右。小区距离县城边缘约两公里，西邻一座矮山，每栋7层高，没有电梯，外墙涂了一层淡粉色油漆，像是县城西北角的一个粉色点缀。
2020年3月初，疫情笼罩着全国，“打流”生活也多少受到影响。“那时候永新县没几个人可以玩了。”李清毅对我回忆，“待了太久也没意思，又不想去远地方，太麻烦，刚好我在附近安福县认识几个人，就提起去安福玩玩。”安福县发展不如永新，饭菜便宜，连宾馆的价格都低了一小半。4月疫情稍缓，吴一哲妈妈赶去无锡打工，吴一哲拆了胳膊上的绷带，带着宠物猫到安福县，和同伴们一起租了三室一厅的套房。房租4个月2700元，吴一哲单独一间房。
吴一哲从宾馆往住处跑，500多米的距离，跑到一半，遇上拿着红缨枪、梭镖正往锦洋宾馆赶的李清毅等人。“吴一哲的双手有血，身上全是汗，脸很红，后背好像也被打肿了。”李清毅蹲在乡政府篮球场边的一棵树下，回忆着近一年半前的那个夜晚。天渐渐黑下来，他时不时抽出一根烟，似乎烟草的味道和抽烟的姿势，能帮他挖掘记忆、组织语言。打火机快没油了，“吧嗒”按上好几次才能点上一支。抽完了，他就低头用手抠树旁的土，一捧土挖出来，又放回去。他反复说，自己和吴一哲相处的两个月，从没见吴一哲主动找人麻烦，也没打过架，出事当晚是他们第一次见“小黑”。
相比永新县，安福县显得有些破败。老城区内道路更窄，出租车同样很少，甚至连共享电动车也没有。事发的锦洋宾馆开在老城区中心位置的十字路口，最贵的房间一晚只需100元。2020年5月8日晚，被吴一哲捅伤最严重的人叫罗荣，去世时22岁。跟他一样，当晚参与打斗的安福县一伙8人，几乎都在20岁以上。那是一个成年人群体，体形看上去比吴一哲这些未成年人更强壮，相似的是，他们都在街头“打流”。
在安福县，我在社交软件上寻找在街头“打流”的成年人，他们大多数都听说过“小黑”，知道他带领一伙十几个人，没有正经工作，会收16岁以上的“小弟”，让小弟办银行卡，再对外出售银行卡信息。因为人多、年龄大，在打斗中常常是赢的一方。
郗培植告诉我，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进行诈骗、暴力等犯罪活动，形成团伙，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17年至2020年，检察机关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罪提起公诉增长较快，由4人增长到170人。
吴一哲也曾经跟随过一个成年人。严熙记得，大约在2019年初，吴一哲认识了一个1999年出生、名叫肖枫的成年人。严熙见过肖枫几次，把肖枫看作“上一辈的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和表情，都特别拽”。但肖枫认识的朋友多，吴一哲有时在外遇到困难，就会找肖枫。
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的杨涛是吴一哲的第二任辩护律师。他为吴一哲做的是无罪辩护，认为在当时的围殴强度下，吴一哲是正当防卫，“不能因为防卫人事后没有受伤以及防卫后果的严重，忽略防卫的正当性”。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吴一哲因防卫过当，“明显超出限度”造成故意伤害。但杨涛认为，吴一哲是未成年人，当时面对8名成年人，就算是防卫过当，判罚也应遵循免除和减轻的原则，且对于未成年人也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综合考虑判罚。另外，吴一哲自愿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家人与死者达成民事赔偿，取得谅解，这些都是减轻处罚可参考的因素。
（文中除皮艺军、郗培植、杨涛外，所有人物均为化名，实习记者贺伟彧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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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9:52
会不会是还因为，我们与我的大社会的有能为者，与无能者相的，恶作剧相对与绝对的现象多了些；这其中的，好像是不会有那一位阿克顿勋爵，虽然是，这一位勋爵之所言，还可以被你和他们再补充补...
10-0220:29
其实我觉得可以判缓，缓几年去教育，学门手艺自食其力，要是期间再犯的话去服刑也。毕竟未成年人的犯罪其实也有社会的责任唉。
10-0213:20
对强奸犯留言说：想他真让人心寒。自己不是受害者就可以肆意妄为？
10-0204:22
没有红绿灯，只有黄灯一闪一闪的比喻真是相当好
10-0120:06
一个未成年人在自己房间里杀了持刀闯入者和在外寻衅滋事杀了路人，应该区别对待，我感觉如果这个少年在外杀了人也就10年徒刑，但不知为何这个案子对正当防卫这点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