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这些照片，我还摆拍了一些。
1974年5月在陕西省南泥湾摆布导演拍摄的《南泥湾五七干校》。照片说明：陕西省西安市南泥湾五七干校第八期学员(正在插队锻炼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请南泥湾公社三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曹怀秀同志讲村史、讲路线，进行社会调查。见《人民日报》1975年11月28日第六版彩色画刊(图6)。摆布中，我尽量注意细节：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以及人物坐姿的高低错落等等。这哪里是拍新闻照片，简直就是在演戏！
当然，在那一时期，我也不是什么都摆拍，对许多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还是抓拍的。因此可以说，那一时期，我的拍摄方法是两面的：配合报纸图解政策、宣传所谓“大好形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照片，许多都是摆拍的；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照片，绝大多数还是抓拍的。
1983年10月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学会第一任会长蒋齐生提倡抓拍，抓拍渐成风气，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摆拍已经成为不光彩的拍摄方法。但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发现媒体仍然发表许多摆拍的照片，大有摆拍回潮之势，这既严重影响图片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又是对受众知情权的不尊重。
作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委员，我决定拿自己开刀，开始在公开场合批判自己的摆拍：
——2003年5月23日，我在《答谭九铭先生》(谭九铭，安徽省蚌埠市供水有限公司，邮编233000。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给我写信提出一些新闻摄影的问题)的回信中，回答他“关于拍摄方法”的提问时，批判了自己曾经的摆拍；
——2005年10月，在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作《解读〈华盛顿邮报〉图片处理15条“军规”》的讲演中，我向全国新闻界、摄影界的前辈、老师、同行和朋友们又一次批判了自己的摆拍；
——2008年在新闻摄影打假过程中，从3月17日开始，我在博联社博客上再次连载《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把自己在人民日报当摄影记者时摆拍制造新闻照片的内幕进行了详细披露，公开批判曾经的摆拍，向全社会讲述那些“完美”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借此引起新闻界摄影界的广泛注意，使大家以我为镜，拒绝和杜绝摆拍。对此，多家报刊和网络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央视《新闻周刊》还作为“本周新闻人物”报道了我。
白岩松向观众报道了我从2008年3月17日开始在博客中连载的《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并配发了一些照片。我的公开自我批判曾经引起过争论，而我始终认为，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前面几张摆拍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是当时我比较得意的，全发表过，而且被《中国摄影》、《民族画报》等当时的权威刊物转载、介绍。那时对自己摆拍照片有一种自恋情结，昏昏然而不能自拔。那个时期，我是《人民日报》的图片编辑，是彩色画刊的主编之一。因为编辑观念的导向作用，我拍什么照片、怎样拍、报纸上用什么照片，对省报、地市报的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革中摆拍风行，虽然主要责任并不在我，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我作为第一党报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和彩色画刊主编，总觉得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我从事新闻摄影采访、图片编辑和新闻摄影研究的几十年里，过去很少对自己不正确的拍摄方法进行公开的清算和批判。
我之所以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捍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摄影在拍摄方法上实施抓拍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同时，通过批判自己，也为《人民日报》的图片传播挽回一些因虚假的摆拍而给读者造成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
摆拍是忽视千变万化的生活而归于千篇一律。
抓拍则是从千变万化的生活中选择和捕捉不同。
新闻摄影要抓流动着的瞬间，要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形象新闻，就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去选择、去抓拍鲜活的视觉新闻信息。
我并不完全否认摆拍，有些配合版面报道的照片要得急，特别是一定情况下的人物照片，临时摆拍一下也可以理解。但是，一要注意拍摄的照片不能给受众以“抓拍”的感觉，并且在照片说明文中写明“是为拍照而组织的”；二要控制量，多了就会影响新闻摄影的鲜活性、生动性、真实性和公信力。
栏目编辑|马俊岩实习生|杨云鬯
新浪品图专栏作者。
他不相信我是喀什人，更不相信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后来还是google告诉我，哪里是喀什老城，哪里是高台民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定义着喀什。
如果摄影真的能够改变世界，一定是从改变人心开始的。因为人性中的丑陋和不美好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源。
那些带血的GDP不仅肮脏，如再不制止，还会像毒瘤一样蔓延。
我在新闻摄影上经历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在“S”形弯道上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44年长衡会战时，胡宗煊所在师部奉命增援广西柳州，当时陈喜梅因有了身孕不能继续随军，留在了湘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