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暖先生对“话剧《救救她》”等文艺作品的剖析，可谓既切中时弊，
又是对某些历史年代昙花一现之文艺作品恰如其分的评判。
虽然本人未曾参加过“文革”，但从曾几何时实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显然属于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大地竟然由毛泽东时代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气，牛鬼蛇神只许老老实实，但又不免仍存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社会，逐渐蜕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成泡影，假冒伪劣产品和假冒伪劣的人事倒层出不穷，可谓曾如某记者所言：问题成堆，腐败成灾，见到老虎猛烧香，见到老鼠乱开枪，既混淆或颠倒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又掩盖了少数货真价实的敌我矛盾，导致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由人变鬼，甚至打假越打越假，反腐越反越腐，反恐越反越恐，缉毒越缉越毒之无情和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来看，简言之，从曾几何时至少局部地方由基本真善美蜕变为基本假恶丑的社会现实来看，如果说并非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之一的话，那么除了白痴和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者之外，恐怕都能意识到：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到底是真善美的化身，还是假恶丑的代表了！
改革开放年代的某些岁月中，之所以往往把真善美的东西改革掉，把假恶丑的东西开放出来，这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来说，也许就在于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出发，却未曾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
这其中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按照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曾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和大方向进行改革开放，借以巩固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另一种改革力量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党和人民国家某些高级领导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甚至自以为比马恩列斯毛泽东还高明，从而自我陶醉、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自掘坟墓、自欺欺人，妄乎所以地打开“潘多拉盒子”，把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们，不惜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抓住关入镇魔盒子的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害人虫，统统不加阶级分析和区别地“开放”出来危害中国和世界，至少导致局部国家、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或领域、独立王国，不搞科学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和依宪治国，而搞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的“依法治国”，或实行普遍性的“一国两制”，即一方面：党纪国法往往成为束缚全国各族人民和党政军等组织中普通工作者，以及拒腐蚀永不沾的领导干部的钢绳铁索，另一方面：党纪国法对新生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包括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而言，却往往成为烂草绳或伸缩性极大的橡皮圈！
如此而已，往往以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之标准，要求难免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民群众和好的或基本好的干部；而以五毒俱全、无恶不作的标准，要求当代的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害人虫！导致只许贪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或只许强盗放火，不许世人点灯的强盗逻辑盛行！
其余暂且不论，现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一户一宅”，或“一夫一妻”的法规为例谈点个人肤见：如果确实“民主、平等”地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口号，那倒也没什么可异议，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在“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至少策略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并不会错，然而，至少局部地方普遍性地实行“一国、省、市、县、镇、乡、村”均实行“两制”，那就成大问题了！至少也如同革命导师列宁所论断：“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近]（进）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了。
如此一来，党纪国法便只有在无权无势的贫民老百姓，或党政法等组织机关中的普通工作者身上是钢绳铁索，而在货真价实的新、老资产阶级腐败分子面前，却成为烂草绳或伸缩性极大的橡皮圈了；至少局部地方一方面让成片成片的田地抛荒，或让房地产资本家搞房地产屠宰场的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则不惜党和人民国家的钱财，在高山顶上毁林造假田地，滥竽充数“十八亿亩”农田红线，便似乎成为“大势所趋”了！
同时，在房地产问题上，城乡既无权无势又不擅长请神送鬼的贫民老百姓，申请要求审批建房用地的“指标”，往往都跑上跑下非常困难，甚至三年五载或十年八载都希望渺茫成泡影；官商勾结的房地产资本家奸商的“建房用地指标”，却盖了卖、卖了盖，可谓源源不断；换句话说：酌情依法该审批建房用地的人家，若不脚踩马粪托官势，或擅长请神送鬼或坚持“持久战”，往往三年五载甚或十年八载都不予以审批；酌情依法不该审批建房用地的人们，只要有权有势或脚踩马粪托官势，或能以钱财“租用权力”者倒被反复审批了；与此相配合，酌情依法该强拆的违法违章建筑物往往不予以强拆，甚至还帮助伪造“老屋旧址、原拆原建”等伪证据加以庇护；不该强拆的倒被任意加上“违章”或“违法”建筑物的莫须有罪名，进行强拆或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人为地震，非摧毁、破坏、捣乱为大大小小圆明园遗址的组成部分不可，即略知一斑足见全豹了！
再则，据说在毛泽东时代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对知识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而如今凡是机会主义者占居统治地位的地方、部门、机关、单位中，即便能给人们办事，也往往要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办，比如：即使能应城乡某些贫民家庭的依法申请，而给予审批建房用地之前，据说也非要其左邻右舍签名盖章不可。
如此办事，倘若是要求遵纪守法、通情达理的左邻右舍协助办理，显然是理当法该的，然而，如果是见利忘义、得寸进尽，或过河拆桥、以怨报德，甚至恩将仇报的左邻右舍，也非要当事人请求左邻右舍签名盖章不可，那便必然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扶邪压正了。
因为诸如此类形而上学的办事逻辑盛行，便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不是成为空谈，也是千疮百孔了；尤其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一切，还是新生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包括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汉奸、卖国贼，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注：此对策若针对错误的思想路线，从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或者消极对抗“秦桧假传圣旨”又是正确的）的“潜规则”，或只要别人遵守执行的所谓规章、制度、决定等之类土王法实际上操纵一切，简而言之，到底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一切，还是反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腐败势力实际上操纵一切，同时，嫁祸于名副其实之共产党人的头上去，那就务必要事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了！
我想：所谓“四人帮”时代，恐怕不过是擅长打着红旗反红旗和指桑骂槐的帝修反分子，妄图实现反党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才把毛泽东时代歪曲为“四人帮”时代吧？反正昨晚大年三十一件事，便似乎使我意识到：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地方、部门、机关、单位中，一切是非好坏、善恶功罪…敌我友，都被有意无意者所混淆和颠倒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好人好事。
何事呢？昨晚刚好大年三十日，我家老房后边上大半截树着火了。为啥着火呢？因为这大半截树干的树皮如同共产党人的良心已被某些国盗民贼挖掉一样，不知何时被剥得一干二净而干枯和烂心了。为何干枯和烂心的树干顶部会着火呢？我怀疑是有人借放鞭炮故意破坏，有人认为这是我多疑了，但认为凡是想借早放多放鞭炮找老天爷保佑的人，都是没什么真本事的无用种。但愿我多疑了，也诚愿人们早日从自欺欺人的美梦中醒来。
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靠生产酒、烟之类抓收入，更通过国家的喉舌宣扬“喝了酒鬼酒”等等，如何“馥郁香万里”简直飘飘欲仙，另一方面则又要动辄罚款等等，这岂不等于“举起右手在水源头投毒，举起左手则悬壶济世”吗？诚然，对于醉生梦死、铺张浪费钱财，甚至浪费公款而不可一世的醉驾者，予以严查并及时进行处罚是必要的；每个城镇都有人民广场等公共场所，若能引导城镇民众到此类地方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并非不妥。
再说，我为什么要对这大半截树干恋恋不舍呢？因为从我家二层楼顶拉到该树干顶部的铁丝，平日可以借滑轮及拉绳晾衣物而苟且偷安；为何我要如此挖空心思地为自家晾衣物的问题着想呢？因为我家目前还没地方晾衣物。为何我家目前还没地方晾衣物呢？因为一则我们当地官商勾结的房地产资本家、尤其是奸商资本家，至少基本占居了城乡贫民老百姓的所谓“建房用地指标”，因此，凡没有脚踩马粪托官势或不擅长请神送鬼的人家，要想依法申请审批“建房用地指标”都非常困难，其中包括我家在内。反正我家从05年冬开始三番五次地依法申请要求审批建房用地，至今首尾已近10年了，却仍然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因此，连小资老婆认为我无用也想与我分道扬镳了，但愿事情向中央巡视组和路线教育督导组反映之后，对于新、老资产阶级腐败势力，至少垄断局部地方房地产市场的局面会有所改观，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好。
对于上述树干顶部起火燃烧事故，虽然本户从来不干既铺张浪费，又时常扰民，更隐患无穷的蠢事，因而不但此火患事故与我们毫无相干，而且歹意者有烧毁我们家木料房子，危害我们家财产和人身安全之嫌，因为树干下面就是我们家遮有塑料薄膜等易燃物而待建的木料棚房，但邻居中某妇人，自从其家人到某邻居家的新建房内泼大粪，结果当事人被依法拘留之前，其家人要求我妻子作伪证，我妻子拒绝做之后便耿耿于怀、神魂颠倒，因而凡事往往都力图颠倒是非善恶，反正上述火患事故竟然也想嫁祸于人，说什么“与我们家人做邻居八辈子都侮气了”云云！
上述火患事故因消防总队有关指战员接电后，曾两次赶到现场并将死灰复燃的火患点及时用水枪灭掉了才未酿成祸害。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好人好事”。可惜据说浙江萧山某处有三名消防指战员，在救火中竟然不幸牺牲了，其他地方的消防指战员，也有继续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人民消除火害和造福人民的过程中不幸牺牲伤亡的！
最不幸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网络世界中，往往只是有意无意地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为报道而报道，可谓今天滔滔不绝地宣扬天灾此伏彼起，明天广而告之地宣扬人祸接二连三，后天不厌其烦地宣扬人祸加天灾层出不穷……却似乎极少有人指出这是抛弃和背叛邓老为首的党中央，曾经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结果！比如：大众传播媒体只报道某年月日浙江萧山某厂火灾“致六名消防官兵死伤”，死伤官兵被授予烈士等荣誉奖励；该厂女职工李丽娟“因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产生的怨愤”便成了故意纵火犯；某年月日该纵火犯被法院判处死刑便了事了！又如：大众传播媒体只报道某年月日，“吴硕燕”在山东招远的“麦当劳餐厅”，被数名“全能神”信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了，某年月日“全能神”的信徒已有2人被判死刑，有几人被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多少年云云也了事了。
至于浙江萧山某厂本来该作为工厂主人翁之一的李丽娟女职工，为什么竟然会走到故意纵火将自己的“家”烧毁的地步呢？据报道：“纵火犯李丽娟”仅“因工作岗位调整等原因产生的怨愤”便不惜成纵火犯了。倘若事确如此，只能认为该工厂只顾搞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赚钱，而把人培训为毫无自我控制能力的冷血动物了吧？
还有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本来属于阶级兄弟姐妹的“吴硕燕”活活打死的五六名农民男女，为什么会变成既害人又害己的“全能神”魔鬼呢？为什么本身由人变鬼成邪灵了，还血口喷人诬说别人是“邪灵”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把吴素燕为代表的工农兵等子女活活打死的“全能神”犯罪团伙，是罪大恶极的害人者不假，然而，到底是谁把张立冬为代表的本来属于农民阶级的家庭之一，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家庭呢？每发生一场人间悲剧，到底是把罪犯或替罪羊抓判了就万事大吉，还是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查：当时当地党政公检法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组织，是否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已助纣为虐了呢？
正因如此，曾几何时至少局部地方假冒伪劣的产品和人事层出不穷，甚至打假越打越假，反腐越反越腐，反恐越反越恐，缉毒越缉越毒，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到底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公有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然恶果呢？还是在封资修思想的诱导之下，实行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体系、社会私有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必然恶果呢？换句话说到底是实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恶果，还是抛弃和背叛这个灵魂与大方向的必然恶果呢？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还是细枝末节问题呢？自称“铁流”等等封资修卫道士们的回答是前者，左派将士的回答是后者。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人事和问题的答案便截然不同，所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才会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之一。
当人们好不容易在大众传播媒体中听到我国“粮食九年连增”，工业也“日新月异”的好喜讯，转眼间又传来男女养老金发放岁数要推迟的“新规”；早已批判过“四人帮”搞“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今却至少局部地方依然如此；某地农民工讨薪无望要跳楼；某处拖欠教师工资闹罢工等等不幸的环消息更接踵而来……这即便不是自欺欺人也很难自圆其说了吧？结果，自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国人和世人丧失生活的信心，增加人生的恐怖感，直至对党和人民国家产生怨恨等叛逆的情绪！难道不是吗？
事实反复证明：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凡政治闭塞、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局部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来说，阴暗面不但在所难免，而且是占居统治地位的。这也符合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总规律，更符合军事战场的总规律。诸如新中国虽然1949年就成立了，但全国各地的土匪和阶级敌人的残兵败将，以及阴谋搞捣乱破坏的特务还到处存在一样，尤其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迷信思想还根深蒂固。因此，无论是话剧《救救她》，还是其它相类似的作品所暴露的阴暗面，如果仅指毛泽东时代5﹪以下的人与事，恐怕都比较客观和现实，但如果指95﹪以上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那就不能不是封资修两面三刀分子别有用心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了，或者说不能不是形而上学自欺欺人地肯定一切或否则一切了！
如今受到张宏良老师等左派将士猛烈抨击的电视剧《老农民》，如果是不同程度和范围指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年代里，已被假共产党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占居统治地位的局部地方、部门、机关、单位来说，同样也比较客观和现实，但如果指全国的政治体制而言，那就只能是擅长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无耻攻击诬蔑和歪曲诽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反革命宣言书了（注：昆仑山将对假冒伪劣的“老农民”和假冒伪劣的“革命干部、群众”进行剖析批判；对左派战将之一的黎阳先生，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所作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文中，把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完全对立起来进行立论的形而上学偏见，也将进行专文评述；被“沂蒙老兵”转载和称为“邓小平传世佳作”的短文及简评则直接附此文之后）。
改革开放年代显然是毛泽东时代的继续，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年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不但基本坚持党性和原则立场，事事以身作则，而且爱抓主要矛盾，注重阶级斗争问题的及时解决，因此，敌我矛盾和民族矛盾已基本解决了，剩下的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和八级工资制等资产阶级法权了。这如同高明的医生主持的医院重视治未病，因此，爱抓主要矛盾，注重防治恶性肿瘤和癌细胞的滋生与发展，因此，除了伤寒感冒之类一般性毛病之外，极少重症患者一样。相反，改革开放年代至少局部地方的执权者，往往只要求别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当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而自己却放任自流，极少数甚至五毒俱全、无恶不作，至少也不爱抓主要矛盾，根本忽视阶级斗争问题，从而自觉地不自觉地以人民内部问题代替和掩盖阶级斗争问题，且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于是，小病不治成大患、且恶性传染，急速害人性命的政治精神的和物质经济的非典病毒、猪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接踵而来，形形色色的政治癌症和身体癌症病人层出不穷。如此而已，纵然不是巫婆神汉取代高明的医生开药方，也至少不免有庸医开方之嫌了！
借此机会顺便请仍能在《博客中国》发文的网友，代为询问一下有关网管领导和老师：
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毛时代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本文解读七十年代末一系列“反文革戏剧”中艺术造诣较高的一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许多多政治戏剧被创作出来，包括《于无声处》、《丹心谱》等等;随后便有社会问题剧的风潮，中国的舞台上产生了《报春花》、《假如我是真的》、《救救她》等当代戏剧名作。这些剧本至今已无人问津，这种命运自然源于它们低劣的艺术价值和速朽的思想价值。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对当年走向私有化的历史转折期的文化进行再解读很有必要。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从哪里走来。
《救救她》这个剧本是从新中国时期到私有化时期的短暂的过渡年代中，产生的最具特色的一个作品。至今，人们认为它除了反对“四人帮”的滥觞之外，还有人道主义的“拯救”问题。在这篇长文中，我试图极尽细致地对此进行艺术分析，由此看到那样一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人道”可言。相反，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剧本中存在着新中国和私有化时代的社会秩序、价值观的对立。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在“四个现代化”的遮羞布背后，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凡此种种，在《救救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信息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这个剧本不应该被遗忘。
一
《救救她》在三十余年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提到那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灵魂救赎”等似是而非的抽象命题，而是另外一些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涉的话语：告别阶级斗争、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话剧史家云：“剧作家以李晓霞被不正常的社会所扭曲的人生为蓝本，批判了‘文革’政治对人们灵魂的戕害，凸显了戏剧的拯救主题与人文关怀。”[1]今天看来，将剧中“拯救灵魂”的问题回归其具体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很有必要。首先，灵魂潜藏于人的行动之中，行动的总和构成了人格;人的灵魂被拯救的问题，实质上是行动被重新端正的问题。其次，行动的端正与否需要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一种标准将人的行动分出优劣，也将不同人的灵魂分出优劣。最后，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描写拯救灵魂的故事，实质上是描写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人进行规范的故事;因此，与其说《救救她》中的“救”包含抽象的人文性，不如说它包含特定的政治性。
观照此剧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特定的政治性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文革”政治，相反，剧本的思想价值和“文革”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只能产生于那样的历史时期：从“继续革命”之时代到“告别革命”之时代的过渡。剧作本身以极强烈的政治批判态度问世，因此，对它的重读不仅意味着探访一个时期的问题剧创作，而且也必然带来一次对历史过渡时期的重新审视。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个兼具两个时代特色的文本。
剧本描写了女孩李晓霞受到社会的压迫而堕落，又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浴火重生的故事。要想探究其形象背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堕落的根源是什么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怎样堕落，如何亟需拯救。第二，她浴火重生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也就是要问，她接受了什么样的拯救。作为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剧，作者也的确是如此建构其人物关系和戏剧性事件的。作品围绕着李晓霞，设计了五组人物关系：
第二，李晓霞和老师方媛的关系。李晓霞的命运始于其为了保护老师而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帮”之后，已经在“地包天”的泥潭里无法自拔的李晓霞得到了方老师的不离不弃的帮助。方媛的行动是全剧表现“拯救”这个过程中的最强大的力量。她给李晓霞带去了教科书，引导她回归学校、回归知识、回归正轨;在李晓霞又一次犯罪被管教之后，方媛又接纳了她，帮助她补课、学习，并且不断地作为她坚强的后盾，给她树立回归正轨的信念，给她充分的信任和关怀。在“草上飞”打伤方媛之后，这位老师还用自己的伤痛来对李晓霞进行着感化。最终，方媛不遗余力地完成了“拯救”，将李晓霞送入了大学。
第四，李晓霞和警察杨华、少管所的张管教的关系。这两个个别的人物和主人公构成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在于，这一组人物关系背后，反映了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所谓“法制”的秩序。剧中这两个人物有一些不失人道的行动，也[行](形)成了拯救的助力，但她们终究属于一个抽象的“社会”。对于李晓霞而言，整个行动意味着拯救，但对于社会而言，整个行动还要意味着法律秩序的重建。李晓霞几乎一直都是法律的管教对象，她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是需要管教的，她加入流氓团伙是需要管教的，她不愿去揭发检举别人，也是需要管教的。法律对李晓霞一系列行为的管教，也成为了伴随着拯救活动的外在因素;而最后，流氓集团被打掉，官僚被处分，法律给人物最终的“得救”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五，李晓霞的家庭关系。其中包括李晓霞的母亲宋洁珍、父亲李长海和徐志伟的母亲徐静。这一组人物关系是“拯救”活动中最软弱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师生关系、爱情关系的阻碍。家庭对社会环境，以及现实问题的改造能量很小，如他们在李晓霞被管教之后决绝地选择放弃，甚至在孩子走上“正轨”之后仍然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正是家庭关系中透露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拯救”的社会性大大加强，而个体性大大减弱。也许这样的处理，正是为了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失足青年的故事，但也是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问题只能是全社会共同去解决的，不是在一个家庭之内，或在一种血亲关系、私人关系之内可以解决的。
以上的五组人物关系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组人物关系构成的反面，他们是罪恶的力量、堕落的根源，是剧本批判的对象;第二部分是后面四组人物关系，他们共同构成拯救的力量，也共同诠释了新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被定义的“正轨”，(尽管最后的家庭关系对人物的拯救作用甚微、力量薄弱，甚至对李晓霞报以遗弃的态度，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评判家人的行动，而是李晓霞与家人的关系。李晓霞对父母的爱和认同感又明显见于作品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力量。)他们的“拯救”行动不同于“堕落”，拯救的过程是剧本直接表现的明场的行动，也是剧本歌颂的对象。
然而，什么样的戏剧性事件使得上述人物关系得到定性呢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晓霞的一次行动：她在被学校开除、招工又被顶替的情况下，想要上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来到县城，要求一个部长安排她上大学。这个冒名行为的败露使得罪恶的力量得以渗入李晓霞的人生，同时也让拯救的力量有了切实的任务。此事是李晓霞命运的转折点;无论是堕落还是拯救，都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运转的。而从这个事件总结起来，官僚专权的社会秩序就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
下面，我们需要走进这些场面，以其具体形象来探索《救救她》这个文本的奥秘。只有用我们的笔，留住那些在曾经舞台上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的一个个瞬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探索、去拷问一个戏剧艺术作品中全部的美，以及那份比史料文献更真实的历史。
二
第一场戏发生在李晓霞家里，床上打好的行李、装好的旅行袋、装进往兜里的脸盆等等布置，都告诉我们这是李晓霞要离开家的时候;而墙上挂着的剑则是要表现她曾经上过体校武术班。开场时，李母宋洁珍正在兴高采烈地拌饺子馅，而李晓霞本人则是在“紧锁着眉头”写信;母女俩心情状态的差异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悬念。母亲喜出望外地做着“送行的饺子”，并且让李晓霞帮她去拿味素，但李晓霞忙于写信，一时没有理会母亲。在第一个场面中我们看到，这是李晓霞准备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而且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但是，她对家里送行的“仪式”完全不感兴趣，认为包饺子就是“多余”、“费事”。此时，李晓霞一门心思要写完手头的这封极其重要的信，直到母亲又一次催促她去拿味素的时候，她才放下笔离开。好奇的母亲看了看信，这才明白女儿的心思：原来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徐志伟。
宋洁珍将徐志伟的名字改为许志伟。待李晓霞回来看到，便告诉母亲说，徐志伟的父母离婚后，他就跟了他母亲的姓，不姓许而姓徐了;这是“文革”年代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限的产物。谈到这个男孩子，母女俩便说起了他和李晓霞的感情问题;宋洁珍提醒女儿，不能因为自己上了大学就心高气傲，拖来拖去耽误了徐志伟，最后还造成痛苦。从李晓霞羞涩的反应来看，她也是喜欢徐志伟的，而她父母又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她自己。
这时，宋洁珍在内喊李晓霞，让她将徐静的提兜送进去。这便给了徐志伟急忙偷偷看信的机会。刚刚的那一个吻让两个人的爱情彻底拨云见日，李晓霞不仅接受他的爱意，而且也为这份爱感到幸福。这样的状态将徐志伟带入了爱恋的迷狂和贪婪之中，正像一切初恋男孩一样，他急于知道姑娘的一切、急于进入女孩的世界、急于抓住一切机会靠近自己的爱人;他要不顾一切地靠近，不顾一切地让两人间的所有距离都消失，当然也包括刚刚那个承诺所造成的他跟那封信的距离。在充斥着爱恋之激情的徐志伟看来，那是心爱的姑娘写的信，是一个同样也爱着他的女孩想要寄给他的神秘的声音，这便足以让他将承诺放到九霄云外，而拆开那封信去看。他要看一看，那里面是不是有她诉说相思的千言万语，是不是有因离别而终于勇敢地冲破了羞赧之阻碍的真情告白。我们不知道信里有没有这些情话，有没有灼热的爱恋;但是，从徐志伟读信的态度来看，信中所透露的那个秘密一定能让惊愕和阴郁取代了幸福。徐志伟心情的巨大落差自然瞒不过李晓霞的眼睛，姑娘回来就发现了他没有信守承诺;他真诚地请她原谅自己的渴望，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要了解信中讲的某件“事”。
宋洁珍、徐静和徐志伟三人拿着所有送行的东西回到了家，一脸恐惶的沉重表情。在家的李长海也非常惊诧，急忙问他们为什么回来。大家都不说话。在极凝重的空气中，李长海看到了公安局给拘留人员家属的通知书，这才知道女儿已被抓走了。此时，唯一知道李晓霞被捕原因的就是看过书信的徐志伟。无奈之下，他拿出那封藏有秘密的信给宋洁珍看。这位母亲看后，非常震惊地哭喊：“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这时候，整个家庭已从幸福的云端跌落，我们只看见他们留在坚硬的地面上的血肉，却不甚明了跌落的具体原因。
孩子的眼泪对于宋洁珍而言，却也是救命的稻草;她看到了自己一个塞钱包的动作造成的感化效果，于是就忍不住回头去喊李长海，希望求他让这个还会流泪的亲骨肉留在家里。但是，父亲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似乎在妻子的痛哭中沉吟了一刹那，但终于还是要求李晓霞离开。看着父亲的态度，李晓霞慢慢后退，而后转身向门口跑去。
就在此时，门开了，方媛老师来到了李家。或许只一眼，她便看出这个家庭的巨大危机。这位老教师带着一丝威严问李长海夫妇：这是要让孩子到哪儿去的确，愤怒中的父母似乎的确陷入了某种自私。他们谁也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站在李晓霞的角度上，离开了家庭，也许父亲的命可以保住，也许母亲也可以“净了这份心”;但是，孩子要到哪儿去呢老师的问题是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直接的，李晓霞要到什么地方去生活另一层意思是隐匿的，李晓霞的未来该如何面对难道做父母的就真的可以让女儿在社会的阴影中沉沦，而自己却不闻不问、落得清净吗随着老师的到来和她这一问，极端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可是，李晓霞却仍然在悄悄迈着碎步往外走，似乎要逃避老师所带来的气氛。而她这个小动作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它反映了李晓霞本人受到打击之后的绝望。救活已死之心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业，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让李晓霞越来越坚定地放逐自己。自我的放弃比父亲的决绝更加可怕。母亲在痛苦中不忘给予的关爱，只能是如轻风留在死水上的漪沦，若要整潭水彻底回归澄澈，还需要历经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在父亲的追忆中，李晓霞刚刚下乡劳动的时候非常积极，甚至逢年过节都不回家，只在集体户看家、喂猪，坚守劳动岗位。直到有一次招工，李晓霞被人顶替了，于是孩子就要去上告。然而，家里考虑到，谁也不知道怎么告状、告谁的状，因此阻止了李晓霞。这次经历似乎让李晓霞发生了改变，她选择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去找人安排自己上大学，就为这个又蹲了拘留。从拘留所出来，李晓霞回到农村，集体户为了批判她的拔根思想，又给她办了学习班。李晓霞从学习班偷偷地跑了出来，回到家之后再也不愿回去;家里人打着骂着让她回集体户，她却躲到社会上鬼混，待人发现时已经晚了。在剧中，这段回顾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果关系链：这一个命运每李晓霞热情投身劳动，但因为社会黑幕而不再踏实苦干;进而，由于这种态度的改变而遭到“扎根农村”之主流风潮的批判;又因为不甘心接受批判而逃回家中，最后落入社会，成了流氓。况愈下的人物经历，其根源在于社会黑幕的拉关系、走后门，也就是特权的不正之风。正是这个不正之风导致了李晓霞的不平之气，而她的不平之气就表现为不能够再踏踏实实地劳动，不甘心真的扎根农村。
这种理想在“昨天”没有实现条件，是因为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占据了通向理想之路，在今天有了实现条件，那就是恢复高考。大学凭考试进入，不再凭关系录取：“从今以后，高等院校招生要像从前那样，要经过正规的考试，应届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入大学，这就要看你们青年人自己的真实本事了，靠老子的人是吃不开了，也用不着再去埋怨老子无能了。”如此一来，“吃不开”的似乎也不仅是那些“靠老子的”，那些深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们似乎也不那么吃得开了。如果我们暂且把前面分析过的价值判断暂时搁置一旁，仅仅去看方媛老师描绘的图景，似乎新的理想的确随恢复高考而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到此为止，剧作已经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了出来;按照新的价值观来判断，两件大事，无论是粉碎“四人帮”还是恢复高考，应该都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剧作不能仅限于描写人们对“好事”的记述和歌颂，更重要的问题是去展示一个具体的实现过程;而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实现，应该是对李晓霞构成实际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李晓霞这样一个被“四人帮”的时代迫害，进而堕落，再后来心如死灰的姑娘，如何获得新生呢
“拯救”的曲折过程由此展开了。在方媛满怀兴奋地憧憬新时代的时候，李晓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动，她知道现实条件已经改变，理想已经不再是幻想，然而，她却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灰色心绪，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晚了。”时代的故事讲完了，而“我”的故事，还保留着许许多多的神秘。我们不知道李晓霞从集体户的学习班逃回来之后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经历一定让她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无法自拔的处境，以至于她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值得信赖的时代，却对自我产生了深深地动摇。方媛老师告诉她，一切都不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晚;但李晓霞却说：“学过的东西都扔了，再说……唉!只能谢谢老师的一片好心了。”在此，“再说”二字之后省略的东西，就是她那目前还不为人知的处境了。但是，方媛没有对此发出进一步的质疑;只是急于让她回到学校。老师拿出了一套教科书，等着李晓霞来接;一开始，李晓霞不动，在父母的催促下才勉强地走上前用一只手接了下来。方媛对此不满意，让她回去重新接，她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又用一只手去接书。于是，老师只得提醒她，要用双手接过;她这才把书接了下来。
在方媛老师家里，她以前的一个学生邵旭正在凭记忆绘出一个人的肖像。这一场哑剧要极力表现这幅肖像画的重要性，而且要表现邵旭在回忆中煞费苦心的样子。突然，有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索，徐志伟出现在方老师家门口。方媛去学校开会了，二人寒暄几句后，邵旭就继续努力绘画;徐志伟看到他的画之后说到：“呀，邵老师画得挺像啊!你认识她吗”其时我们不知道邵旭究竟画的是谁，但推测起来定是李晓霞无疑。徐志伟不谈画得好，却谈画得“像”，说明他一定熟悉画作所描摹的那个真人了。而他问起邵旭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却揭晓了这幅画的功能：昨天傍晚，也就是在第二场戏开场之前，在湖畔路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吉普车撞倒了一个老太太。当时，开车的人扔下吉普车就跑了。而她，也就是画上的人，也跳下车跟着跑;但她跑了几步就返回来，要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在场的邵旭帮她把老太太抬上了车，她开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这个画像上的人以挂号为名逃跑了;后来警察来了才发现，原来吉普车是一辆失窃的汽车。这幅画就是邵旭要用来帮助警方破案的。
听罢这个事件，徐志伟一下子紧张了，连忙问邵旭：这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其意则在确认这个卷入了汽车盗窃案的人，究竟是不是李晓霞。看着徐志伟紧张的样子，邵旭问起他是不是认识自己画的这个人。看来刚才，邵旭一心作画，忽略了徐志伟那个“画得像”之说。正因为是李晓霞，是徐志伟的心爱的姑娘，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急忙掩饰，假装自己完全不认识画中人。不知情的邵旭一听说徐志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急忙拿着画像让他仔细看看，希望能想起什么线索。面对这样一个用来找罪犯的画像，徐志伟又想看又不敢看。他想看，就因为画像上的是李晓霞，他不敢看，却因为他从心里不希望那是自己挚爱的人。
按照剧中邵旭的年龄设计，他在1968年的时候应该就是以青年干部的身份下放劳动的。“五七佬”，一个“佬”字透露出多少无法认同下方之意义的揶揄。此刻，邵旭回到单位，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去侦破那个案子。杨华拿着他主动画出的肖像非常兴奋，并且交给方媛去看。方媛一看画像就楞住了，她仔细看了看，而后又到书柜上取来了有李晓霞相片的一个相册，让邵旭用照片来辨认。看来，邵旭这位学工程建筑的老师的确很会画画，无论是刚才的徐志伟，还是现在的方媛，看过之后，都能马上锁定李晓霞这个刺痛了他们内心的姑娘。邵旭从相册中指出了李晓霞，方媛为了确定，甚至又问了他一遍是不是这张照片、这个人;当邵旭告诉她绝对不会错的时候，她沉重地对杨华说，这是她的学生，叫李晓霞。
当听到李晓霞这个名字的时候，杨华竟然第一反应就是1975年发生的那桩往事：这个人就是曾经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的那个孩子。而邵旭听到这件事之后却很意外地说：“真有此事吗”原来，李晓霞冒充上大学的事情已经传到了他下放的农村，但他却以为这是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件真事会被人当作政治笑话，恰说明它本身极具讽刺意味。那么，讽刺对象是什么呢其可笑之处又在哪里呢听到方媛的回忆，我们才知道当年冒充上大学一事的具体情况：李晓霞得知邱副主任到外地疗养，于是就从农村跑到县城去找一个部长，自称邱副主任的外甥女，要求部长安排她上大学。由于这个部长想要巴结权贵，于是很容易相信了她的话，不仅答应了她的要求，而且还把她请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而就在部长办成此事向邱副主任写信，邀功请赏的时候，事情败露了。邱副主任要求查清此事，而李晓霞也因此被拘留;那位部长甚至恼羞成怒，想要起诉李晓霞诈骗罪。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其政治讽刺的确是显而易见的;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部长丑态百出，只手遮天的邱副主任也暴露了其官僚的实质特权：有人冒充他的亲戚上大学，他不问什么样的部长竟然可以因此办成这样的事，却只去关心什么样的人敢冒充他的亲戚。于是，邱副主任没有被查办，那个当了部长的小人也继续耀武扬威，只有李晓霞被惩办了。也许在邱副主任看来，这件事只是官僚内部出现了一个误会，那个逢迎他的部长虽是犯了错，但一片忠心总应该保护，说到底，他只是让“正确”的游戏规则，错误地为外人利用了一下;也许在部长看来，自己拍马屁不成可恼，而更可恼的，则是那一副走狗、奴才的谄媚形象被李晓霞搞得人尽皆知。因此，这里面只有李晓霞是“可恨”的，需要严肃处理的。
作为当年他的老师，方媛指责了邵旭一句：“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一言，点醒了这个在李晓霞的故事中感觉到外来威胁，因而一时竟愤怒失态的邵旭，他急忙解释说，自己并不主张严厉惩办，只是说出来解解气而已。也许这一个本能的解释，更暴露了他内心对青年和官僚之态度的悄然转变;这个转变，或许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一时无法接受。
这样一段往事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杨华等人回到了眼前这个汽车失窃案上。这位警察要求方媛和邵旭，目前的情况只能三个人知道，不要外传和扩散。然而，邵旭听到警察这样叮嘱，却一下子想起自己刚刚和徐志伟说起过这幅画的用意，于是他赶紧告诉杨华和方媛：刚才有个叫徐志伟的同学来送底稿，在她们回来之前刚刚离去。方媛告诉杨华，这个徐志伟就是李晓霞要好的同班同学。听到这个信息，杨华就赶紧离开了，似乎害怕知情的徐志伟会影响这个案子的侦破。这时，场上便只剩下了心情沉重的方老师和邵旭。
沉浸在回忆中的邵旭，被方老师这样一句悲叹带回了现实：原来老师正为学生伤心呢。邵旭提醒老师：正是这样一批学生，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师道尊严，把老师害苦了。这样一个带有一定报复意味的提醒，印证了我们分析过的邵旭的内心世界;他自己是受到过批判，如果我们按照剧本的价值观，权且将下放看作是政治迫害的话，我们会发现走出迫害的邵旭，潜藏着一种对当年的迫害者进行迫害的狭隘的情绪趋向。依照邵旭的意思，那一班学生无论如何都不值得老师去伤心，更不要说付出拯救的努力，因为他们曾经“整”过老师。然而，方媛却说：谈到受害的问题，这批学生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方媛老师这句话的价值观也许是值得商榷的，但其中喷涌偾张的真正的“师道”却也能令人无限崇敬。尽管把“文革”当作害人的事，把当时的一代人都当作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今日看来，早已是流毒无穷的陈词滥调;只要看看今天那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受害者”便能清楚，“文革”最主要的耽误，就是耽误了个人赚钱致富的事业。那些攥着真金白银，美钞欧元的人们，而今遥望着纽约的纸醉金迷，然后就泪流满面地咒骂新中国骗人、洗脑;真仿佛当年的八国联军特别愿意带着他发家致富似的。我们不得不说，如此荒诞的价值观，正是从方媛那种“受害”的论调中慢慢衍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个具体的场面中暂时搁置争议，仅仅看方媛所践行的“师道”就好。她的师道中，尊严和权威性确实是排在后面的，而首当其冲的则是从宽广的胸襟中辐射出来的育人之道。对于方媛而言，似乎那些批斗过她、迫害过她的学生都值得同情，更何况是李晓霞这样一个善良的孩子呢
我们知道李晓霞写过大字报反对迫害老师，也知道她曾以自己的名义将徐志伟那封维护老师的书信寄给报社，这就是她被学校开除的原因。而今，邵旭偶然看到了李晓霞那张相片背后的留言，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在同学们热衷于批判师道尊严的时候，李晓霞给老师留下了自己的照片为念，还在后面写下留言：“永远是你的学生。”
只有在最深重的忧伤中，人才有能力、有机会去品尝到最切实的甜蜜：有的学生给进了监改室的方媛送去了一杯加了糖精的甜水，甜得发苦，而老师却一滴不剩地喝下了;同学们又轮流把那要求方媛老师去清扫的走廊，提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这样，那一杯糖水、一条干净的走廊，甚至是学生偷偷看老师一眼时投来的目光，都让方媛感受到了单纯而强烈的爱。就是这样的爱，让方媛愈发坚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责任：她自责很多地方还不够尽心尽力，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走上讲台，再去教这些学生的弟弟妹妹，再去教更多更多的学生，以此弥补自己那份在学生的爱中沉淀的“惭愧”。这是要报答学生们给她的安慰，也是爱在爱中的不断增长。然而，这些在当时仅仅是梦想而已;方媛要离开了，就在这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李晓霞带来了同学们凑钱买的月饼，让方老师第二天可以自己过个节。
看着这四个字，方媛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不是为自己的遭际难过，而是为同学们的理解所感动。这种理解，不是理解她撕了大字报的行为，而是理解她付出的努力、她劳动的价值。方媛马上要参加新的劳动了，虽然也是作为一种惩罚，但劳动毕竟是劳动，劳动永远是光荣的;这种光荣应该足以给人勇敢地直面自身处境的力量。
李晓霞最后告诉老师，同学们想要联合起来，去静坐示威，甚至要绝食请愿，希望能把老师留下来。这样一个片段却是容易让人疑惑的：似乎去农场喂猪的劳动，总不如在讲台上教书的劳动那么光荣。但是，这样一笔也是真实的，学生们对这位老师总有感情，不希望她离开。方媛坚决制止了同学们的这种想法，她的道理就是全国的大局无法改变，许许多多的方老师都去喂猪了，静坐解决不了问题;同学们应该继续跟着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好好学习。在整个剧本中，追求知识的学习、考试、再学习，构成了一条鲜明、坚强的“正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学生有如此的要求，正是因为她把教书和学习，看作了对老师和学生而言，唯一有价值的“劳动”。实际上，教育革命有着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读书不脱离生产斗争、不脱离阶级斗争的状态，是教育革命首要的追求。读书是学习，参加劳动则也是学习;这样一个判断被悄悄否定了，于是就造成了方媛老师和教育革命的时代环境的内在分歧。
同样，此刻我们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地判断孰是孰非，重要的是把握方媛这个人物的具体设计，进而了解她所代表的社会正轨究竟包含怎样的思想。李晓霞最终答应老师好好学习，也答应第二天不再前来送她;二人在临别之际交换了照片：李晓霞从相册中选了一张留念，并且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交给方媛，并且在背后写上了“永远是你的学生，李晓霞”这句话。正是这张照片勾起了老师对那个苦涩而甜美的夜晚的回忆：多好的学生啊。
当年的老师在李晓霞走后感慨万千，自己伏案哭泣。而后又是一个霹雳，场上的灯光也随之熄灭;再次亮起时，一切场景都回到了1977年的那个晚上。邵旭安慰老师说，没必要那么伤心，这个学生已经变坏了，不能再说是好学生了;而方媛却大声地问苍天，也轻轻地问自己：李晓霞为什么会变坏呢这两次发问也是让所有观众去思考的社会问题。《救救她》的批判思想，其前提就在于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这样的提问方式，似乎也在引导着我们：第一遍大声地问，仿佛是一次历史的诘问;第二遍轻轻地问，仿佛是唤醒拯救的责任。第一遍，是在强调李晓霞的遭际是受到了特殊历史时代的迫害，是要去说明一个社会问题和历史的紧密关联;第二遍，则是强调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政治条件下的人们应该考虑自己如何去做，如何去解决遗留的问题。整个剧本处处充斥着这种浓重的政治、历史色彩。
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所谓的拯救，首先就意味着社会惩罚机制的运行。而第四场戏正是发生在一个管教所里面。因为卷入了那个汽车失窃案，李晓霞就要被管教了。从此开始，剧本为我们展示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轨，一个是邪路，两个世界在李晓霞身上不断地发生碰撞，相互较量。而这两个世界的泾渭分明，也是作品的思想性之所在。
盗窃是违法的，李晓霞卷入的流氓团伙偷了一辆车;所以她也就违法了，必须带入铁门和高墙之内管教、改造。看着这一幕，我们也许会想起自己的汽车;却很难想起盗走圆明园无数珍宝的八国联军强盗，也很难想起将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纳入私有的先富阶级。
就在这个管教所中，传出操练的口令和不太整齐的脚步。似乎剧作有意去营造一种令人不适的空气，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眼前是一个恐怖的异质世界。相比第二场，更添了几根白发的宋洁珍出现在铁栅栏门前，她久久地站在那里，并且朝门内窥探着。管教所的张管教出现在左侧的接待室中，她一手端着一个脸盆，一首还拎着两个暖瓶，在放脸盆的时候，她一不小心碰掉了办公桌上玻璃板的一角。她把碰掉的这一块放回原处，而后就走向管教所的右侧的收发室去取报纸。在门口张望的宋洁珍一听到她出来，就急忙离开铁门，而待张管教进了收发室之后，她又回到门口徘徊。这样的行为看上去非常奇怪。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场景：具体问题得不到具体分析，只是依据结果来评判。李晓霞就被判定为“坏人”或者是“坏孩子”，其他一切问题，似乎都要先经过这个前提。她的处境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更没有人去探问。只有警察为了匡扶社会秩序而极度功利地问她情况，却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上去考虑：为什么一个可以复课、可以平反的孩子，在“好事”降临的时候，还要去当流氓呢这个问题她父母置之不理，却成了压在观众心上的石头。
父母的极度冷漠，不合逻辑的行为方式，矛盾重重的动作，这些都在张管教和李晓霞的单独交流的场面里得到了解释。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无论如何解释，在道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只是在此的目的却不是塑造合情合理的人物，而是去树立社会评判标准、社会价值取向的最高权威。宋洁珍把徐志伟带走了，说是要回家再和李长海商量商量。徐志伟也告诉宋洁珍，自己来这里拉小提琴，就是为了让李晓霞知道自己在她身旁，这份温暖比冷酷更容易帮助她“改造”。他们两个人走后，张管教领着李晓霞回到了接待室。这个满心以为母亲在此等着她，要把她接回家去的李晓霞，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不知会有怎样的绝望和刺痛。她扑向铁门，向外面大声哭喊：“妈!妈……”无论是观看还是创作这样的场景，都必须要点铁石心肠：一个刚刚在小提琴乐音中心碎，在美好的回忆和向往中愈发渴望自由的孩子，刚听说母亲要来接自己回家，却又这么快发现自己已经被遗弃;这种感觉，正像是用一个“希望”的诱饵，勾引她从绝望的监牢走出来，然后进入痛苦万分的火海。
但是，剧本所设定的一切，其情感引导使得我们无法赞同张管教的道理，反而更加同情那个受了伤害之后，还不得不去倾听、认可这套道理的李晓霞。因为，李晓霞这个人物到底怎么了我们在质疑这样一个问题。从剧本之前给我们的信息来看，李晓霞的堕落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冒充上大学;这一点，剧中早已把它导向成为一种社会罪恶，是部长和那个邱副主任的土壤中造就了这样一朵恶之花。第二，抽烟;这个问题算不上罪恶。第三，打架;如果李晓霞为了个人利益打了“好人”，那么这才算罪恶;而我们看到李晓霞打的是一个叫“七寸蹦”的流氓，这个流氓刚刚把“草上飞”打得头破血流。第四，夜不归宿;至今我们不知道李晓霞去干了什么。第五，汽车失窃案;这是直接导致她进了少管所的事件;但是，就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敢确认车不一定是李晓霞偷的;而老太太不是李晓霞撞的，却反而是李晓霞救的;李晓霞正因为救老太太才被邵旭记住了相貌，画成画像搜捕。
剧作希望我们建立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天性善良的李晓霞堕落了，因而遭到了惩罚和遗弃;这些惩罚和遗弃都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尽管她天性善良，但也毕竟堕落了。堕落的行为不是出于她的天性，因此她才有机会、有可能得到拯救，换言之，有可能“学好”。与之相对的是剧本中的另外一些流氓，包括“八连长”在内，他们天性似乎没那么好，不会救老太太，也不会在老师倒霉的时候说“永远是你的学生”;因此，他们就是无可救药的了。这样一种“人性论”是何等浅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了。而这种浅薄、机械的观念却是时代的产物，是作品主题的产物。一方面，李晓霞的堕落是“四人帮”时代的余毒;另一方面，新时代是一个绝好的、完美的、光明的时代，新时代清理余毒的行为自然也绝对正义了。
这个绝境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犯罪了，就算进入异质世界了;这种精神隔离的残酷，决不亚于美国的种族隔离。因此，唯一能够使李晓霞得到解脱的方法就是人身的死亡，于是她偷偷藏起了张管教用脸盆蹲掉了的那片玻璃。在张管教的逼问下，决心求死的李晓霞自然不愿承认自己拿了玻璃角;但她被张管教攥住了胳膊，玻璃角从她袖中被取了出来。张管教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行凶吗”吓坏了的李晓霞急忙否认。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李晓霞所处的精神、情感环境;作为一个堕落女孩、失足青年、坏孩子，她只能接受来自权威的裹挟着极大恶意的推断方式。进而，张管教才问她：难道是想用这个玻璃角自杀
前一场戏发生在一个月前，方媛强调，如果说李晓霞这一个多月以来在少管所里接受了法制教育，那么对以后上学也是有好处的。为了回归学校，方媛来了解李晓霞目前的情况，因此，张管教就带她下去看孩子的卷宗了。这些工作却都是宋洁珍不曾做过的。
此时，场上便只剩下了徐志伟，他手拿着自己爱恋的姑娘刚刚准备用来自杀的玻璃角，走到门口，喃喃地念出了李晓霞的名字。而在门外等着的李晓霞一听到有人叫自己，就连忙下意识地答“到”，并站好。徐志伟让她进来，她一开始还不敢，听说管教带方老师走了，才进到接待室中。也许，在这样机械、僵化的习惯性动作中，她对徐志伟的依恋和信任，仍是吸引着她的一股力量。但是，她进屋之后又只敢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徐志伟给她指了凳子，叫她坐下;她又是下意识地回到：“是。”同时，服从命令般地端坐了下来。直到徐志伟提醒她，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习惯性动作;于是，她凄楚地一笑，便问徐志伟来干什么。我们悲哀地看到，在后面的对话中，爱情不再释当初的光芒了。
被人当作坏人去防范，被人当作堕落青年去管教的日子改造了李晓霞，而被家人抛弃的经历又造成了她心中一时抹不去的阴影。她仍然停留在寻死的状态中。她不相信徐志伟给她的信任，甚至不相信自己改造的可能，不相信自己还能回到过去。正像人们长久以来都把她视为另一个世界的异类一样;今天，她也把带着爱情出现在她面前的徐志伟，也视为不属于自己这个世界的异类了。只不过在价值观上，她愿意承认男朋友的世界美好、光荣，而自己的世界丑陋、羞耻。当方媛回来，将自己家的钥匙交给李晓霞的时候，她甚至不敢伸手去接。正如刚刚她听到小提琴的乐音的时候一样，现在她也在突如其来的信任中如入梦幻了。方媛给她换了上衣，徐志伟帮她拿着东西，张管教也递过来一把木梳让她梳梳头。就在李晓霞的命运又一次出现转折的时刻，温暖就这样硬生生、简洁明了地逼退了所有冷漠。
第五场就发生在几天后李晓霞的家中。上一场最后，方媛老师把李晓霞接出少管所，也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了这个学生，同时还说要去做李长海的思想工作。看来，这个思想工作算是成功了，李晓霞的家庭重新接纳了她。剧本没有去展示这个重新接纳的过程，而是直接表现了李晓霞对这种接纳的积极态度。本场戏开始，我们就看见李晓霞在努力学习着。
爱情的力量是可以消弭一切间隙的，徐志伟原谅了李晓霞，也慢慢地重新高兴起来。但其母徐静和宋洁珍突然回家，下一个场面中二人的对话，让我们看到那个会说“流氓语言”的李晓霞，仍然和不会说“流氓语言”的徐志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李晓霞遭遇的道德流放，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不公平，但同样，社会在她的伤口上树立了权威。
徐静一上来便提醒自己的儿子要去单位排练，徐志伟跑出去的时候落了自己的小提琴。丢三落四是这个男孩的一大特性，上次是围巾，这次又是小提琴。徐静发现了小提琴之后，李晓霞就说要去追上他;谁承想徐静对孩子冷冷地说了一句：“不用了。”排练绝对不能没有小提琴，这句话非常不合逻辑;实际上，徐静是带着对李晓霞如避鬼魅的偏见出现的。两个母亲一上场，正好看见孩子们准备十分健康地牵一牵手;虽然这个行为很健康，但两个孩子一看到母亲离开了，还是急忙分开了。然而，这份感情仍然出现在徐静眼前;待宋洁珍允许李晓霞拿着小提琴跑去追徐志伟的时候，徐静就开始和宋洁珍商量孩子的事了。
但这一次，这个当母亲的明显知道徐静的要求对自己的女儿意味着何等不公平的伤害。李晓霞回来之后，徐静要拉她一起去医院上夜班;但宋洁珍看不知情的女儿一眼，便决定让徐静先走，自己先来和女儿交流。她刚刚在跟徐静说，两个母亲要相互谅解，母爱有无私的一面，也有另一面。这样的说法意义有些含混，但我们仔细体会就会发现，宋洁珍的意思是母爱有无私的大义，也有制造伤害的不义;徐静的要求，是逼着宋洁珍对女儿去进行不义的伤害，那么，如果宋洁珍在行动上谅解徐静的偏见和顾虑，那徐静也应该谅解宋洁珍在心里对自己保留的一点点“不谅解”。这就是母爱的两面性和母亲之间相互谅解的含义。
可惜，二者都没有出现。这一场最后的突发事件，为之前李晓霞的心境做出了全然不同的注解。这个注解没有完成情感世界的深刻开掘，也没有完成对之前被“谅解”了的“母爱”的剖析和反思;这个注解，反而是去印证了徐静那种排除异己、保护儿子前途的“母爱”的合理性。这里的突发事件是：“草上飞”前来骚扰李晓霞。我们先不去展开再现这个场面，但看这个事件造成的印象是什么。一个流氓嚣张地回来找李晓霞纠缠，这说明李晓霞并没有摆脱自己的过去，并没有彻底摆脱她自己希望忘记的过去;最起码，一定的社会关系还可以随时进入她的生活，并且勾引她重新走上当流氓、违法犯罪的道路。由此观之，徐静对她和徐志伟的恋爱关系的担忧，一下子充满了合理性，一种明显的残忍的精神判决，也一下子就变成了的确可以得到“谅解”的正确判断了;因为，李晓霞和流氓还是藕断丝连的。
这时的李晓霞又不肯轻易地回到罪恶的黑暗中，又害怕徐志伟真的受到伤害。于是，她没有跟着“草上飞”走，但也不知所措地沉默了。急切的流氓掏出一把刀子插到桌子上，来催促李晓霞赶紧跟他走。这一个嚣张的动作激怒了姑娘：她动手抓住了“草上飞”的手腕，一番搏斗之后便将之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而后，她把刀子掼在地上，让这个流氓赶紧滚开。“草上飞”被她逼着蹭到了门口，谁知他又掏出一把火药枪对准了李晓霞，威胁要把李晓霞的“盘靓叶子活”打成瞎子，打成麻子。面对这种严重的威胁，李晓霞也束手无策了;而就在她不得不跟着“草上飞”离开的时候，方媛老师来到李晓霞家里。老师一看到这一幕，急忙喊人来抓坏蛋。谁知“草上飞”扯断了电灯开关，想在黑暗中夺门逃走;方媛却抓住了他的后衣襟。情急之下，“草上飞”竟然回手朝着方媛老师的脸上打了一枪。
这么一个“热闹非凡”的闹剧，就是一个新的突发性事件。它把人物的命运推向了新的波澜，也暴露了李晓霞的“过去”还有许多没有妥善解决的遗留问题。我们相信李晓霞的心，也看到了她的行动;但所有遗留问题，都必然导致“拯救”这个行动的曲折。从她和流氓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她的经历还保留着许多秘密。她没有背信弃义，没有主动供出流氓集团，这个选择将成为她追求自身前途的阻碍。除此之外，还是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分析;这个事件的性质，总结起来就是暴露李晓霞过去的阴影。而这样的性质，却导致前两个场面中李晓霞受到的不公正的精神判决有了合理性;而精神判决的合理性就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如果说，遗留问题构成了李晓霞脱身流氓集团时的障碍，那么，它也构成了李晓霞面对社会秩序时的保留。这个保留肤浅地停留在事实层面：李晓霞还没有将流氓们出卖给秩序。对于一个正在逐步树立自身的强大权威的社会秩序而言，个体从心里接受自己，也从行动上支持自己，本已经获得了某种满足;但是，就是这一点点保留，它也绝对无法容忍。它必须让李晓霞为自己的保留付出代价，必须让她因为这种保留而在此陷入困境。这就是剧本最后三场表现的内容：李晓霞在困境中放弃了这种保留，并因此真正为社会秩序所接纳。人物的内在世界的问题，基本在前五场已经写尽，后面就是遗留问题的揭露和解决了。
听着徐志伟的回忆，李晓霞也强调，那些自己给予徐志伟的帮助，也都是应该做的，而现在，她坚持拒绝徐志伟的帮助。而且她说这是因为要避免徐志伟失望，甚至遭毒手，做出无谓的牺牲。听到她这样说，徐志伟就立马紧张起来。李晓霞告诉他，不光是他会因为帮助自己而遇到危险，而且所有的帮助对她而言也没什么意义了。她说，也许就在徐志伟帮助她回归正轨的路上，她就会被人打成瞎子和麻子。这样的说法正是因为“草上飞”等人的重新出现，但徐志伟是不知情的。他马上害怕了，就问李晓霞到底做了什么，还要求她去公安局自首。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威胁在阻碍李晓霞的进步，于是就告诉她，如果不去报告，她会被“他们”害死的。徐志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但知道“他们”一定存在。
在此，李晓霞没有选择告诉徐志伟实情，也没有选择听从徐志伟的话去寻求帮助;却是选择了对男朋友进行掩饰，直到他半信半疑地跟着她去给方媛老师买东西。至于李晓霞隐瞒真相的原因，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她跟徐志伟的恋爱关系。她要保护自己男朋友的安全，因此不希望他卷入和流氓集团有关的斗争;她决定自己去面对残酷的命运。另外，李晓霞隐瞒的事实的性质，过去的经历对她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是一个男朋友所无法接受的。看到后面我们才知道这一点。但是，李晓霞为什么不相信警察、不相信社会呢什么情况束缚着她的行动这个隐秘的原因必须到整个事件完全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明白。
就在李晓霞和徐志伟离开去买东西之后，扮装成清洁工的杨华出现在医院的花园里，而随后，脸上和手上裹着纱布的方媛上场。杨华给方媛指了指二人离去的方向，并且要求老师等李晓霞回来之后好好与她谈一谈，问清楚拿火药枪打人的究竟是谁，从而挖出整个一伙人。如果方媛问不出来，杨华就要她放松对李晓霞的管理，自己则通过对李晓霞的跟踪来破案。进而，杨华提出，为了保护徐志伟，要限制他的活动。正说着，徐静就紧张地出现了，她家的窗户刚刚被人打破，而且扔进了一个威胁的纸包，上面画着一把火药枪对准了一个小提琴形象的漫画头像，意思就是用火药枪伤害徐志伟。杨华把吓哭了的徐静带到了保卫科，自己最后又返回来再次向方媛强调：一定要留住徐志伟。两个孩子回来见到了方媛，于是她要求徐志伟把买来的罐头送回自己的病房，并且让徐志伟不要离开病房，一直等到自己回去。
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李晓霞在准备揭发的时候突然昏迷，站起身来的时候又一阵晕眩。于是，方媛让杨华先到楼道里等，自己陪李晓霞坐下。这时候，一个秘密被揭露出来：李晓霞告诉老师，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遗留问题。
然而，剧中兴奋的方媛甚至背下了这篇作文中的精彩段落，还说这些政治判断都是个人的肺腑之言。实际上，这篇作文完全没有李晓霞个人的具体感受和具体感动;她没有记录下趴在铁栅栏门上听小提琴时的感受，没有表现自己遭到人们的排挤和不信任之时的感受，也没有写到自己回头望着方媛的纱布时发生的情感体验;而这些都是剧本给我们展示的强烈的情感瞬间，真正的肺腑之言，至少应该是对这些瞬间的体验与表现。这篇作文只是一些政治口号，一些没有任何形象性的是非判断和宣言。也许，七十年代末的观众真的会为之兴奋，但想必到了今天，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染力。从方媛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年的观众：他们是天真可爱的人们，满怀理想和希望的人们;只有再过几十年，他们才有可能更加清楚，粉碎“四人帮”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历史，而“新时代”究竟有没有那么完美。
我们看到，“四人帮”时代，除了搞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导致李晓霞为维护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李晓霞的命运明明是毁在了流氓们的手里，却为何要归罪于“四人帮”呢往后我们在往事的揭露中就会清晰地看到剧作的这个政治手腕：“四人帮”被等同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剧中表现为邱副主任，流氓头子最后又被设计成邱副主任的儿子。如此，受流氓头子欺负、被流氓集团控制，自然也要怪“四人帮”了。
我们在第三节会展开分析，这套逻辑的第一步，也就是把“四人帮”时代视为官僚主义泛滥的时代，有着明显的历史谬误;就算一部分合于事实，合于表面现象，也需要进行深入辨析。而回到剧本中，我们看到方媛一边和李长海讲授着这套万恶归于“四人帮”的大道理，一边遥望着光明的未来，以此给李晓霞和李长海以鼓励和安慰。父女重归于好，李长海真的被真心地“理解”和“谅解”了。现在，他准备带女儿回家。而方媛却说，等李晓霞养好了身体，可以上学了再回家。于是，李长海就自己抹着感动的眼泪走了出去，却将拐棍落在了方老师家中。李晓霞想要把拐棍给父亲送去，但方媛说外面有风，没有让她动，而自己拿着拐棍追了出去。这种场面更迭的拙劣粗糙的手段在剧中多次出现，这一次的目的就在于，先让李晓霞一个人面对那个来为官僚跑腿的邵旭。方媛下场后少顷，邵旭就来了。
原来，邱副主任的秘书委托邵旭科长来找李晓霞，替邱副主任给李晓霞送来了一百元钱和三十斤鸡蛋、十斤白糖、二十斤肉。在这个场面中，我们得知，李晓霞的怀孕是邱副主任的儿子干的;结合之前“草上飞”对李晓霞的说法，可以确定邱副主任的儿子就是流氓头子“地包天”。李晓霞坚决拒绝了邱副主任的施舍，自己进了房间，用力把门摔上了。这样的侮辱的确让人义愤填膺，然而，我们还没有明确邱副主任的意思。方媛回到家中，邵旭开始求助于她，希望老师能去做一做李晓霞的工作，让孩子把邱副主任的东西收下。而邱副主任送东西的意图却在于：希望李晓霞把自己儿子对她的罪行隐瞒下来。在当时，一个产妇才给供应五斤鸡蛋，而这个官僚，为了自己需要的和谐、稳定，“大笔一挥就是三十斤”。
若是抛开其具体内涵，这样对待当权派的态度是一种革命性的延续，也是“文革”希望锻造的国民性。可惜，就是在“文革”中，也还是出现了这么个邱副主任。上场的杨华警官前来找李晓霞了解情况，我们发现邱副主任竟然安排自己的儿子“地包天”去当了解放军。但是，这个流氓当然没有逃脱被逮捕的命运，他的领章和帽徽也被杨华带到了方媛的家里。因为李晓霞最终选择揭发，为了逃避惩罚，邱副主任不仅安排邵旭来利诱李晓霞，而且还把孩子送到了解放军。这等奇事让方老师不禁感慨：“军队都成了他们自己家的了。”在本文的第三节，笔者将会展开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是制度或时代造就了这些败类，还是这些败类毁灭了好的制度到今天，如果我们还简单地把邱副主任的滋生和“文革”的时代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历史将永远得不到客观的分析，而“官国”这个古老而腐臭的问题也将长存。实际上，正是这些历史现象才让我们更加确信：追求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官僚当家作主、不是先富阶级当家作主，更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将是中国漫长而曲折的征程。
这时，徐志伟上场。他刚刚结束了为期半年多的巡演，刚下火车就跑到招生办来。他对老师诉说了自己的心声，希望自己跟李晓霞的爱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徐志伟向老师表达了自己对那次爱情波折的看法。他说，自己爱李晓霞，并不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他们相互爱着对方，而李晓霞拒绝他，也是因为爱;这份爱让李晓霞痛苦地割舍了他，如果要去解除痛苦，只有把自己的爱再给予李晓霞才是。方媛问他会不会歧视李晓霞，徐志伟回答说永远不会，因为李晓霞虽然犯了错误，但罪恶的根源不在这个姑娘;如果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圆满，那才叫真正的牺牲呢。我们看到，这段爱情最终也是一种政治判断打了圆场。而也正是因为徐志伟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历史论断”，方媛才给了他一个爱情考卷上的满分。
考试的结果我们不知道，爱情却在朝着团圆发展。徐志伟离开了方媛去找李晓霞之后，我们看到邵旭出现在招生办;这个科长本来无颜面对老师，但方媛却把他叫住了。其实，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地包天”被判刑、邱副主任受了处分之后，他才发现方老师的批评，让他避免了铸成大错。师生两个谈起了李晓霞成绩的事情，原来，李晓霞的成绩是在全考区名列前茅的，两个大学一开始争着要她，可政审之后却又都不要了;眼下，有另一个学校调走了李晓霞的材料，想要研究研究，可是招生工作已经即将结束，希望渺茫了。
三
但是，《救救她》这个文本还包含着前述“过渡时期”所赋予的更为复杂的思想性。在展示一个不同的“正轨”的同时，剧作文本有强烈的批判性，相比新的“正轨”中隐匿着的批判性，这种公然的批判是天经地义、大义凛然的。那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最有意思的是，剧本有了这样一个批判层次，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深深契合了。也就是说，别看文本提起“文革”和“四人帮”便咬牙切齿、满腔仇恨，但是它并没有颠覆“文革”的目的，并没有在批判的层面上背弃“文革”的宗旨。如此一来，剧本的两个层次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建立正轨;这的确是“文革”的反面。第二，批判黑暗;这却与“文革”暗合。如果先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文革”这个历史事件究竟该如何定性。
正因如此，我们说剧本《救救她》有批判黑暗的层次，又说黑暗主要是源于邱副主任的官僚专权，那么，这种批判不也正是契合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有一批人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了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继续革命，就是要革这些人的命。剧本处于过渡时期，其思想内涵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契合就在于这种批判。但是，过渡时期的时代精神当然也要包含新的导向、包含“新时期”的风貌。这就要重行考虑剧本中的所谓“正轨”。
一个时代的人生价值取向已经转为“个人的实现”，我们难道可以说从农村拔根、考取大学不是个人的实现吗但是，有那么一代人，中国历史的过渡时期的一代人，他们不愿意生硬地将以往的理想主义，如此直接地转变为个人前途或饮食男女的经营，他们还需要一个幌子，一剂麻醉，去实现自己当“人上之人”、“知识精英”的人生价值。这个幌子和麻醉剂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这种麻醉剂，把旧的理想从身上切除时的痛楚便不甚明显了。由此观之，在历史的过渡时期，明目张胆的个人利益的实现也是要遭到摈弃的，也被说成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剧中的反面势力身上，除了被强加的“文革性”之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端的利己。然而，剧中的“正轨”在实质上也是利己，这个“正轨”，相比今天铺天盖地的“个人成功之道”而言，绝对是可爱的;它需要一块遮羞布，以免其寡廉鲜耻的本质暴露人前。拼命考大学、拼命脱离体力劳动，这些行为被视为前途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它们只是个人利益而已。只是此时的个人利益被一种历史语境改头换面，它悄悄地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集体利益混为一谈，并且以这种名义上的融合，赢得了自身在人民中的合法性。
我们考大学是为了脱离又苦又累又没钱的农活儿吗不，我们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脱离体力劳动是为了自己能过上更加优裕、轻松、安逸的生活吗不，我们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我们后人看着这些可爱的前辈们去述说这套逻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一点：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毛泽东主席，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没有简单地反对四个现代化，正如“文革”的历史精神绝对没有鼓励官僚和强奸犯一样。问题在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在“文革”和“文革”前的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大的特色，这两点使得“文革”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过渡时期及其后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大差异。
第一，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任务，要靠什么人去实现呢是依靠考上了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呢前后两个时代对此的回答有不同。前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并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因此，它要求知识分子或是知识青年去上“劳动大学”，成为劳动群众之后，才可以使其知识发挥历史作用。后者却明显地放松了这样的历史观。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前一个时代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前一个时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世界帝国主义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算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国内革命成果，推动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完成消灭剥削的任务;这些任务远比建设本身更重要，或者说建设本身因为这些任务才变得重要。
坚守在装卸工岗位上的韩小强，也许今天已经下岗了，脱离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李晓霞，也许今天已经先富了。催生了《救救她》的过渡时期，正是指向了这样的今天：《海港》的钱守维说对了，方海珍说错了，奋斗在生产斗争一线的工农群众相比光鲜的知识精英，就是“臭苦力”，相比叱诧风云的资产者和新地主，他们也就是要“见人矮三分”。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之下，我们才能看清楚《救救她》这个剧本真正“反文革”的一面。
今天的时局已经很难改变，我们没必要去比较两种人生观的是非，却可以重新演出一场《救救她》，看一看我们从何处走来。不知今天的工农子弟看着舞台上的方媛老师公然宣告：“四人帮”被粉碎了、“拼爹”的时代过去了，这时候，人们会作何感想剧中的教育还在，剧中的高考还在，然而，当人们看着不平等的教育格局，看着高昂的教育代价，不知是否能发现苦难的劳动早已成为一部分人的宿命只有观察过当今社会的人才能清楚，《救救她》当中出现的，可以改变宿命的考试，在今天无非是被命运和个人才智粉饰过一番的阶级壁垒，无非是点缀了些许自由之花的僵硬的必然王国。谁说恢复高考就不用拼爹了，谁说这个时代比上一个时代做得更好，那他一定是不曾让毛岸英烈士和今天的富商子弟们拼过爹吧。
总之，《救救她》将强烈的政治性、历史性，融入到了“个体得到拯救”这样的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戏剧行动之中，最终用自身的浅陋造就了戏剧行动的浅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救救她》是七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反‘文革’戏剧”中的佼佼者。通过它我们可以追溯自己这个时代的缘起。因此，这个文本，是非常值得今人去回顾、审视、反思的。
卢暖2014年5月20日凌晨
[1]宋宝珍，《中国话剧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8月;第358页。
[2]参见：《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616页。
[4]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53-54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573页。
[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页。
[7]参见：《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
曾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邓老，曾向世人所作的触及灵魂的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而被“沂蒙老兵”转载和称为“邓小平传世佳作”的短文及简评也附后，请网民、网友和同志们一并参阅和批指：
邓老在“文革”期间，作了上述触及灵魂的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之后，曾在改革开放年代主政时期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改革开放的灵魂和大方向。
此灵魂和大方向及其在《邓小平文选》中提出的相类似的结论，可谓是“邓小平理论”的正确部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应予以肯定。
至于他曾提出的“猫论”、“先富论”、“不争论”等模棱两可，而极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而必然导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论说，如果邓老在地下有知的话，当他得知自己的9个“如果”成为现实之后，想必会后悔莫及了！
所谓一国两制，倘若只是在“港澳台”地区实行，而非普遍性实行的话，则至少策略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是不会错的。
还有邓老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说至多也是半对半错吧？因为科学技术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封资修思想的诱引之下，却只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第一破坏力！
国人和世人曾耳闻目睹的形形色色打着“法制”之旗号的非法强拆行为即证明了这一点；至少从美英联军非法入侵伊拉克前后开始，导致世界性不同程度“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生灵涂炭，民众遭殃此伏彼起的血淋淋之现实更证明了这一点；本户套房地基的铁拉门及门楼顶盖和房内备建新房的柱子钢筋等，被“人为地震”摧毁为“圆明园遗址”的组成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户老房后4、8米宽的合法地基，被曾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的规划局研究室中某位“女能人”，用电脑“小扒手”扒成3、66米等，如此加上到底是共产党领导一切，还是牛鬼蛇神领导一切的问题，至少在局部地方尚未根本解决，故多年之后连我想给近90岁高龄的老母亲，先盖一间新房暂住一下之“中国梦”的组成细胞都至今无法实现……这似乎也“略见一班”，便足知至少曾多年来害党害国害民的“全豹”了！网络世界及银行金融等领域死灰复燃的封建等级差别和显然坑蒙拐骗的事件，加上对良好物质设施窗口不进行使用的摆设浪废，不知是否属于高科技集散地的真善美，也逐惭不同程度地被假恶丑“改革”掉了，因而理当法该重新改革回来呢？诚愿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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