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据《信息自由法案》我赢了这场官司，我也就能自由地向人透露我这段人生奇遇了。我想不只是心灵哲学、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的业内研究者，连普通公众也会对此兴味盎然。
几年前，五角大楼的几位官员前来邀请我加入一个高度危险的秘密任务。国防部正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霍华德·休斯合作，斥资数十亿研发一种“超音速地钻”（STUD），期望它能以极高速钻穿地核，并携带一枚特制的弹头“直捣赤营的导弹基地”。
我参观了休斯顿的生命支持实验室，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液缸——如果我答应参与，那将是我脑子的新居。我会见了由出色的神经科医生、血液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组成的庞大后援团队，经过几天的探讨和示范后，我同意一试。我随即被安排了一连串血检、脑扫描、实验和面试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详尽地记下我的自述，不厌其烦地罗列我的种种信念、希冀、恐惧和口味。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我最喜欢的唱片，并突击给我来了一次精神分析。
手术日终于来临。当然我被麻醉了，对手术本身没有半点记忆。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睁开双眼环顾四周，还是不可避免地问出了那个陈词滥调的经典术后问题：“我在哪里？”护士低头微笑着说：“你在休斯顿。”我琢磨着这个回答在各种意义上都有很大几率确实是对的。她递给我一面镜子，果然，我的头颅上固定着许多钛端口，上面伸出微型的天线。
1.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一旦诉诸哲学家们的心头好——为人熟知的脑移植思想实验，这个原则就会轻易被驳斥掉。如果汤姆和迪克互换脑子，汤姆就有了迪克之前的身体。然而你若是问他，他会称是汤姆，并能讲出有关汤姆最不为人知的隐私。如此就显而易见，我和我当前的身体有可能分道扬镳，但我和我的脑子却不大可能彼此分立。这个思想实验还明明白白地现出了一条首要原则：在一个脑移植手术中，大家都想做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其实，或许称其为身体移植手术才更贴切。因而，事实可能是——
2.约利克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但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吸引人。我怎么能既身在缸中无处可走，又显然身处缸外朝里头看，与此同时罪恶地盘算着回房吃顿丰盛午餐？我意识到这又让问题回到了原点，不过似乎还是触及了某个紧要所在。我搜肠刮肚以图支持这一直觉，最终灵光一现，想到一个法律细节方面的论证，没准还会引起洛克的兴趣。
试想，我飞去加州抢劫银行，结果被捕，那么我要在哪里受审？是劫案发生的加州，还是我的脑所在的得州？我究竟是一个加州罪犯但脑子在州外，还是一个得州罪犯遥控同伙在加州作案？我有可能因为审判权悬而不决的情况而逃脱刑责，也可能被视作州际犯罪而受联邦法院制裁。无论如何，设想我最终被判了刑。那么加州方面会不会满意于只把哈姆雷特投入监牢，哪怕知悉约利克还继续在得州的液体里悠然自得、快适生活？得州又会不会只羁押约利克，而任由哈姆雷特浪迹天涯？这后一个选项对我而言倒着实不错。若不实施死刑或其他非常规酷刑，得州方面就有义务维持约利克的生命支持系统，尽管可能会把约利克从休斯顿移交至莱文沃思，并令我的声誉蒙羞。而我对此丝毫不会介怀，只会觉得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就是自由之身。如果得州当局有兴趣关押罪犯，而把约利克关起来，那我依然是逍遥自在的。如果这是真的，第三个选项便呼之欲出——
这个主张并非没有疑点，但在我看来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样看待位置，似乎将人置于了一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不可能出错的不败之地，而这又不太可能。难道我不是经常搞错自己在哪儿，至少也经常吃不准吗？有谁从不迷路？当然，地理上的迷路并不是迷失的唯一方式。迷失在丛林中的人至少还能通过确认自己身在何处聊以自慰——就在这里，周遭是自己熟悉的身体。身处这类情境的人或许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毕竟还能设想出更糟的情形，而我未必没有身陷其中。
视角当然是与个人的位置有关，但视角本身却是一个不够明晰的概念。显然，一个人视角既有别于其信念和思想的内容，也不受后者决定。例如，我们该怎么说那些被全景电影里的过山车镜头突破了心理防线而在座椅上惊叫不安的观众呢？他是忘了自己正安坐在影院里吗？就这个例子而言我倾向于说他的视角正在体验一种错觉性切换。其他时候，我不太倾向于称这些切换为错觉性的。在实验室和工厂操纵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进行危险作业的工人，所经历的视角切换比全景电影能引起的各种情形都更为逼真显著。通过用金属手指搬运的集装箱，他们能产生又滑又重的触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会被当下的体验引向错误的信念，然而感觉上他们确实就像身处他们所注视的隔离舱里面似的。在心理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得以来回切换视角，很像创作一个透明的奈克方块或一幅埃舍尔的画，就在你眼前改变视角方向。但如果说做这么点心理体操，就是他们来回转移了他们自己，那就太夸张了。
尽管如此，工人的例子还是给了我希望。即便有违直觉，如果我确实就在缸中，我也理应能够训练自己适应这种视角，哪怕就像适应一个习惯。我应当沉浸在这样的自我形象中：悠然地漂浮在液缸里，并向外面那里那具熟悉的身体发号施令。但我反应过来，这样去想象究竟是难是易，似乎与脑事实上的位置并不相干。如果我曾在手术前勤加练习，或许现在已把这种感觉当作第二天性。不信你亲自来试试这个“视觉欺骗”。想象你写了一封极具煽动性的信，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结果政府决定将你的脑关押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危险大脑诊所”，缓刑3年。当然，你的身体仍享有打工挣钱的自由，继续它存钱纳税的职责。而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端坐在一个礼堂中，倾听丹尼尔·丹尼特讲述他的相似经历。试着想想。设想你自己在贝塞斯达，苦苦追寻自己的身体，它分明遥不可及，却又似乎近在咫尺。只有约束是这种远距离的（约束你还是约束政府？），你才能控制着自己的神经脉冲，先去彬彬有礼地鼓掌，再引着自己的老身板儿去上厕所，然后去酒吧间小酌一杯可口的晚间雪利酒。这种想象当然很难，但一俟达成，结果将令人欣慰。
奈克方块
视角1
视角2
还是回到我的历险上来吧。最后，医生和我都感到满意，于是我接下了这项地下任务，整装待发。我把脑子留在休斯顿，乘直升机前往塔尔萨。总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这是我不假思索的想法。在路上我又仔细琢磨了之前的焦虑，最后认定，在手术刚结束时，我的沉思过于沾染了恐慌基调。事情远非像我之前设想的那么奇怪，那么充满形而上学色彩。我在哪里？显然是分在两处：既在缸内，又在缸外。就像有人可以一只脚在康涅狄格州，另一只脚在罗得岛州一样，我也同时分在两处。“一人散落多处”，这种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今我也成了其中一例。我越是考虑这个答案，它就越发显得正确。不过说来也怪，它越是显得正确，它解决的问题就越是显得无甚重要。哲学问题不免遭受这等悲戚命运。当然，这个答案并未完全令我满意。仍有某个问题有待回答，虽然这问题不是“我七零八碎的各个部分都在哪里”或者“我的当下视角是什么”；至少看起来，还是要有这么个问题。毕竟不可否认，某种意义上，钻到塔尔萨地下寻找原子弹头的是我，而不仅仅是大部分的我。
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应该对这些突发奇想怀有戒心，但拜之所赐，我竟意外发现了一个“灵魂的非物质性”的绝佳展示，而且还是建立在物理主义的原则和前提之上的。当塔尔萨和休斯顿之间最后一丝无线电信号消失时，我难道不是以光速从塔尔萨转移到了休斯顿？我难道不是没有增加任何质量就完成了这一过程？以此速度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确实就是我自己，或至少是我的灵魂或心灵——我之存在的无质量中心，我的意识的寓所。我的视角多少有点滞后，但我已经注意到视角对个人位置的作用是间接的。我想不到物理主义哲学家还能如何辩驳这个观点，除非采取这样极端且反直觉的路径：禁止谈论所有的“人”（person）。可如今“人之为人”这一概念牢牢确立在每个人的世界观中（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的），结果任何反驳都像某种笛卡尔式的否定“我不存在”（nonsum）一样，出奇地牵强，全面地虚伪。
我对自己处境的无助和绝望越来越明显，还好哲学发现的喜悦助我捱过了那几分钟，也或许是几小时。恐慌乃至恶心一波波向我袭来，且由于缺少它们通常赖以发作的身体而愈加恐怖。胳膊上没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刺痛，没有咚咚的心跳，也没有预兆催生的唾涎。另一方面，我又分明一度感到了腹部的坠痛，这让我产生了短暂的虚假希望，好像那个让我落到这步田地的过程会逆转过来，让我逐渐重返肉身。然而，那种痛感的孤立和独特立刻让我明白这不过是我的“幻体”带来的第一阵折磨，就像其他任何截肢者都很可能会经受的那样。
我决定去探望一下老伙计约利克。我和我的新身体，就叫它福丁布拉斯吧，阔步走进熟悉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们又一次报以掌声，当然，是为他们自己的功绩喝彩而不是为我。我又一次站在液缸前，端详着可怜的约利克，又一时兴起，故作姿态地拨上了输出发射器的开关，却没发生任何异样，可想而知我有多惊讶：没有晕厥，没有恶心，没发觉任何变化。一名技术人员赶快过来重新打开开关，但我依然没什么感觉。我强烈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解释，项目主管赶紧过来说，早在初次手术前，他们就给我的脑制造了一个计算机复制品，将我脑中完整的信息处理结构及计算速度复刻进了一个巨型的计算机程序中。手术后，他们没敢马上派我去俄克拉荷马执行任务，而是同步运行了这个计算机系统和约利克。来自哈姆雷特的输入信号同时送入约利克的收发器和计算机的输入阵列。约利克的输出也并不单单反馈给哈姆雷特——我的身体，也同时被记下并与计算机程序的同步输出核对。这程序叫“休伯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叫。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二者的输出都保持了一致与同步。尽管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成功复制了脑的功能结构，但也算是鼓舞人心的经验性支持了。
在我脱离身体的日子里，休伯特的输入及活动始终与约利克保持一致。如今，为了展现这一点，他们首次将实时控制开关交给了休伯特，控制我的身体——当然说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福丁布拉斯。（据我所知，哈姆雷特再也没从那个地下墓穴里出来，因而这个时候可以认为他大部分已归为尘土了。那个废弃装置的大块残骸依然静置在我的坟头，侧面还醒目地标着大写字母STUD——下个世纪的考古学家面对此情此景，没准会为他们祖先的这种葬仪感到惊奇。）
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向我展示了控制开关，它有两个档位，标着B的代表脑子（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脑子叫约利克），标H的代表休伯特。开关的确正指向H，他们向我解释说，如果我愿意，可以把它拨回B档。我拨动开关，心提到了我的嗓子眼（而脑子漂在它的缸里）。什么也没发生，只有咔嗒一声响。现在控制开关在B档，为了检验他们的话，我按下约利克输出发射器的开关，果不其然，我开始眩晕。一旦再打开输出开关，我就又恢复了神志。我反复把玩控制开关，把它来回拨动。除了咔嗒的响声，我察觉不到一丝区别。切换甚至可以发生在说话途中，前半句在约利克的控制下说出，后半句则在休伯特的控制下说完，不带任何停顿磕绊。我有了一个备用脑，日后若是约利克遭遇不测，这个人造装备可以很好地取而代之。或者反过来，我可以先用休伯特，让约利克替补。无论我选哪个都看不出任何区别，因为不论我的身体如何损耗劳累，都不会让任一个脑有些微影响——不管这脑子是真的引起了我身体的运动，抑或只是无谓地释放着缥缈的输出信号。
总之，自打我拨动开关以来，还从没出过事。那咱们就再试一下……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拨那个开关了！你想象不到过去的两周有多可怕——但这下你知道了。现在轮到你来受煎熬了，这一刻我等了好久！你瞧，大约两周前——抱歉，女士们先生们，但我必须向我的……呃，我的兄弟，你们可以这么说，来解释一下，不过他刚刚把情况告诉了你们，所以你们会明白——大约两周前，我们的两个脑开子始有点脱离同步。我不知道我的脑子现在究竟是休伯特还是约利克，至少不比你知道得多，不过无论怎样，两个脑子已经各奔东西，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我们两个都收到同样的状态，而如果我的接收状态有毫厘之差，这个差别就会迅速放大。我仍然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这个错觉阴魂不散。对此我无能为力——完全无法向你呼救，你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被关在了囚笼之中，抑或说，被附了身——听到自己的声音说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双手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事。你会为我们抓痒，却不是按我的方式；你辗转反侧，我也无法入睡。我筋疲力竭，神经濒临崩溃，承受着你的疯癫行径却无可奈何，只凭着知道你终有一天会再次拨动开关而勉力支撑。
“现在轮到你了，不过你至少会因为知道我知道你的存在而过得舒坦些。现在我要像个准妈妈那样为两个人吃饭——至少感受色香味，总归会尽力让你好过些。别担心。等这个学术研讨会一结束，你和我就飞往休斯顿，看能不能给我们俩中的一个弄个新身子。你可以要一个女人的身体，想要什么肤色也都行。但咱们先想想这件事，我说：如果咱俩都想要现在这个身体，公平起见，我保证会让项目主管抛硬币来决定谁保留这个身体，谁选一副新的。这样能保证公平正义，对吧？无论如何，我会照顾好你的，我保证。这些人都可以给我做见证。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刚刚听到的这番话并不完全出自我的本意，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他说的每句话都百分百真实。至于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我——我们——就先坐下了。”
反思
这个故事中描述的手术和微型无线电远远超出了现在甚至可见未来的技术水平，但这无疑是“无害的”科幻。至于把休伯特这个约利克（丹尼特的脑）的计算机复制品引介出来，是否还不算越界，就不甚明朗了。（作为兜售幻想故事的人，我们当然可以边讲边为自己制定规则，违者就罚他讲毫无理论趣味的故事。）休伯特被设定为他和约利克二者之间不借助任何互通的纠错连接，却能无间同步数年。这不仅是科技创举，而已经近乎神迹了。为使计算机以接近人脑的速度处理数百万并行输入输出频段，它必须具备一个完全不同于现行计算机的基础结构。而即便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类人脑计算机，它的那等规模和复杂度也会令独立的同步行为前景无望。没有这两个系统间的同步且一致的处理进程，这个故事的一大基本点便要忍痛抛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人双脑（其一备用）的前提仰赖于此。罗纳德·德·索萨评述过一个类似事例：
杰基尔博士化身海德先生，这是件怪异又神秘的事情。他们是两个人轮番占据同一个身体吗？但有比这更怪异的：扎格尔博士和博格尔博士也轮番占据同一具身体，但他们本来也彼此相像，犹如双生子！你糊涂了，那为什么要说他们变成了彼此呢？为什么不呢：如果杰基尔博士能变成和他如此相异的海德先生，那让扎格尔博士变成和他完全相像的博格尔博士岂不更加容易？
我们天生就会假设一个身体最多对应一个行动主体（agent）。要动摇它，我们需要对抗，需要绝不苟同。
——《理性的小人儿》
既然《我在哪里？》最重要的几个论点都依赖于约利克和休伯特独立的同步进程这个预设，那么就有必要指出这个预设其实相当粗暴，就像假设某个地方有一个和地球相似的行星，逐个原子地复制了你、你所有的朋友乃至周遭环境（即希拉里·普特南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见《延伸阅读》），或者就像假设宇宙只存在了5天之久（它看上去要久得多是因为上帝在5天前造它时，也顺便造了许多充满即时“记忆”内存的成年人、藏满古籍的图书馆和充满崭新化石的山脉，诸如此类）。
像休伯特那样的义脑仅限原则上可能，尽管一些不那么离奇的人工神经系统已经呼之欲出。为盲人制造的各种粗糙的人工电视眼也早已面世，其中有些直接向脑的视皮层部分输入信号，另一些则为免精细的手术，而通过外设感官，像是指尖上的触觉感受器或一系列安置在额头、腹部或背部的刺激点来传输信息。
下篇选文便探索了这种非手术心灵延伸的前景，它是这篇《我在哪里？》的续篇，作者是杜克大学的哲学家大卫·桑福德。
D.C.D.
14我当时在哪里？
大卫·霍利·桑福德
丹尼特太过专注于他的本性、整体性、同一性等问题，似乎都忘了他任务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让心灵哲学中本已棘手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而是回收一枚深埋于塔尔萨地下的强放射性原子弹头。丹尼特告诉我们，哈姆雷特（他那受遥控的无脑身体），甚至还没开始修理弹头，与约利克（他那离体的脑子）之间的通信就中断了。他料想哈姆雷特很快就会归于尘土，也就似乎既不知晓也不关心发生在那颗弹头身上的事了。而我碰巧当时对弹头的最终回收而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我的角色与丹尼特相近，但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
这样描述耳机上的这个微小改进，可以用来类比解释NASA技术人员的某些更为激进的举措。他们从丹尼特的危险活动中发现，人眼无法长期承受那颗地下弹头的剧烈辐射。把丹尼特的眼睛也留在他的脑子上，而把小型电视摄像机镶进哈姆雷特空洞的眼窝中，效果会更好。在我加入回收弹头的秘密任务时，技术人员已经完善了“眼机”（eyevideo）。眼机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用它就怎么看。它不仅将图像投射到视网膜上，还监控眼球的每次运动。每一次快速眼动都对应一次快速的摄像头运动，每一次扭头都对应一次摄像头移转，等等。在大多数情境下，观看行为有没有使用眼机，是很难分辨的。只是试着阅读非常细小的字体时，我会注意到锐度有细微损失，而在系统校准后，我的夜视力在用眼机的时候会比不用更好。
最惊人的模拟装置是针对触觉的。“肤机”（skinact）就是，听耳机怎么听，那就用它怎么去感受皮肤上下的感觉。不过在我描述它之前，我想先说一些可由眼机来实施的实验。要重复那个经典的颠倒镜片实验，只须上下翻转着安装摄像头即可。同类的新实验可以通过将摄像头设在偏离正常的其他位置来实施。举几例如下：所谓“兔子安装法”，即摄像头背靠背，而非并排安装；超广角镜头的兔子安装法，视野可达360度；还有所谓的“银行/超市安装法”，即把两台摄像机设在被试所在房间中相对的两面墙上——最后这种需要适应一阵，而且顺便一说，这种设置可以同时看到一个不透明立方体所有的面。
为了回收地下的弹头，那就送入地下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身上没有活细胞，身材比例与我相当，覆盖着肤机发射器，头部安装着麦克风和摄像头，可以向耳机和眼机传送信息。它的关节就像我身体的关节一样，我身体的活动方式，它大多也能做到。它没有嘴或下巴，也没有任何呼吸消化的机制。取代嘴的是一个扬声器，会将我嘴边麦克风接收到的所有声音播送出去。
我与机器人之间还有另一个惊人的互通系统，即运动和阻力系统，简称运阻（MARS）。运阻薄膜穿在人类被试的肤机层之上，机器人的肤机层之下。我并不了解运阻工作的全部细节，不过要说出它能做什么并不难。它使机器人能够精确而同步地复制人体的大部分动作，而机器人肢体所受的压力和阻力也能复制到对应的人类肢体上。
NASA的科学家保持了我的完整，并没有像分离丹尼特那样将我一分为二。我完整地留在休斯顿后方，免受任何辐射的影响，控制着一个机器人去执行地下任务。那些科学家设想，我不会不像丹尼特那样分神，罔顾任务的首要目的，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它们都关于我的位置。呵呵，他们太不了解我了。
丹尼特提到过实验室工人用反馈控制式机械手臂来抓握危险品。我就像他们一样，只不过我操纵的是一个反馈控制式的全身，带有人造的听觉、视觉、触觉。尽管我仿佛是在塔尔萨深深的地下隧道里，可我会很清楚我实际上在哪里，我安全地待在实验室，戴着耳机、眼机、肤机及运阻薄膜，对着麦克风讲话。
然而结果表明，我一旦装备起来，就无法抑制地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到机器人的所在位置。就像丹尼特想看到他的脑子，我也想看到披挂着电子装备的自己。也像丹尼特很难把他的脑子等同于他自己那样，我也很难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身体：这身体，每当机器人移动头部就跟着动头，每当机器人在实验室走来走去就像走路一样动腿。
效仿丹尼特，我也开始给事物命名。我像丹尼特使用“丹尼特”那样使用“桑福德”，于是“我当时在哪里”这个问题理应与“桑福德当时在哪里”得到相同的回答。我的前名“大卫”，用作那个身体的名字——它主要由盐水和碳构成，正在休斯顿得到照料。我的中间名“霍利”，则暂用作那个机器人的名字。
“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作为普遍原则显然行不通。那个它围着大卫一走大卫也做行走的动作、它一转头大卫也转头的机器人，时下在一个高度机密的科学博物馆里，桑福德却不在那儿。
而且，这机器人在受大卫控制之前和之后，也都可能受其他血肉之躯的控制。如果说霍利在哪儿桑福德就在哪儿，那只有在霍利与大卫或大卫的一个复制品以前述几种方式中的至少某几种保持通信时，我才是这样的。丹尼特的第一原则“哈姆雷特在哪儿丹尼特就在哪儿”，也需要类似的限定。
可机器人却不止一个，我把机器人命名为“霍利”的尝试于是陷入了困境。休斯顿有两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一个主要是塑料的，另一个主要是金属的。它们从外部看如出一辙，而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那它们内部的感受也一模一样。这两个机器人都没有被派去塔尔萨。第三个机器人，尺寸做成了3/5，因而能在狭窄的舱室里轻松施展——它当时已经在那儿了。寻回弹头的正是它。
一俟我了解到了机器人不止一个的事实，技术人员往往不等大卫睡着就切换频道。当小霍利从塔尔萨凯旋时，我们三个，或者说三个我，开始轮番上阵，而暂时不运转、无感觉的机器人则由三个人类帮手配合着防止摔倒。我坚持将自己定位在那个活跃、有感觉的机器人身上，并因此具有或至少似乎具有了一种不连续时空穿梭的体验：我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却不占据任何居间位置。
我意识到我被一个类似于阿尔诺归给笛卡尔的论证说服了：
·我可以怀疑人体大卫、或它的脑子是否存在。
·我无法怀疑我在看、在听、在感受、在思考。
·因此，在看、在听等等的我不能与大卫或他的脑子相等同；否则我若怀疑它们的存在，也会怀疑我自己的存在。
丹尼特的人格位置第三原则，首次是这样表述的：“丹尼特认为自己在哪儿就在哪儿”。这带来了误解。丹尼特不是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在教堂山对“他真的在教堂山”而言是充分的。他的意思毋宁是，一个人视角的位置就是这个人的位置。当然，人可不仅仅是“看”事物，还通过其他感觉来感知，还会运动。人的某些运动，例如头部和眼睛的动作，直接影响了人看到什么。人的许多运动和位置是被持续感知到的，尽管有意识的注意只是断断续续。霍利家族的机器人几乎保留了全部正常功能，以及一个人的感官、肢体与各机器人发现自己所处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一台运行良好的霍利机器人，其空间统一性就足以让桑福德对“机器人在哪里”有一种统一的位置感。那时，预想到要拆解霍利，比预想到肢解大卫更令人不安。
我意识到，将来自大卫、计算机复制品或无论哪里的输入输出，分配给小霍利、金属大霍利和塑料大霍利，技术上是可能的。或者，单一个机器人可以被大卸八块，而其各部分会继续独立地行动，转播感知信息。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的统一感会变得怎样。我还能否为作为单个行动主体的自我保留一点自我感？在这种怪异状况下，我可能会想效颦笛卡尔，并说，我不仅是像舰队司令指挥舰队那样控制这些不同的部分，还几乎是与它们结为一体的，可以说我与它们太过密不可分，似乎与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不然我可能难以胜任自我整合的任务。鉴于空间上分离且独立的信源释放给我的只有隆隆嗡嗡的烦人迷惑，我一系列的运动及感知活动会不会是被还原为了回忆、沉思和幻想，而非在空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分布？我很庆幸自己尚未有机会查证。
如果我们认为光、压力波等等都携带了物理世界的信息，那视角就是这些信息被某个感知者接收的那个空间点。正如丹尼特评述的，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反复切换视角。遥控危险品的实验室工人就可以在机械手臂和血肉手臂之间来回切换视角。全景电影的观众，也可以在急速俯冲的过山车和观看屏幕上瞬息万变画面的影院座椅之间，来回切换视角。丹尼特一度无法在约利克与哈姆雷特之间完成这一切换，而我则一度无法在大卫与霍利之间完成。我当时尽力尝试，还是无法让自己以为是在看眼机投放的画面，而不是传送给眼机的镜头前的场景。类似地，以我目前拥有身体的状态，我无法把视角往里移几英寸，好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视网膜图像而眼前非杂乱无章的手稿之上。我也不能移动我的“听觉角度”来注意到鼓膜的震动，而非外部的声音。
取下眼机设备丝毫没在视觉方面改变事物的样子。有一阵子，当我以为大卫的眼睛在另一个房间时，它们其实就在摄像头后，这一事实让我更倾向于说，眼机系统并没有在其使用者和物理世界之间设置任何障碍。就好像通过显微镜、望远镜或在矫正镜片的帮助下看东西。当一个人通过眼机系统进行观看时，这个人看到的是聚焦在镜头前的东西，而非某种冥想中的视觉对象，即便外在对象与视感知之间的因果链条，多多少少被居间的设备改变和复杂化了。
因此，我现在就在这里，并且毫无疑问，当大卫在那个双层套装之中时，我也在那套装里。但当大卫在一个单层套装中，而另一层包裹在一个机器人身上时，我的位置仍像个谜。如果这个谜相比丹尼特提出的那个有任何更富启发之处，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丹尼特。假如他完全达成了使命，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亲自上阵了。
你穿着一件舒适的夹克，上面排着传感器和类肌肉马达。你胳膊、手、手指的每个动作，都复制到了别处的活动机械手臂上。这些手臂轻巧有力，都有自己的传感器，通过它们你可以看到、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使用这种器械，你可以在另一个房间、另一座城市、另一个国家乃至另一个星球“工作”。你虽是远程在场，却具有巨人般的力量，外科医生般的精细。灼热或疼痛被转化为既有提示性又可忍受的感觉。你危险的工作变得安全而愉快。
明斯基称这项技术为“遥在”（telepresence），是帕特·贡克尔向他建议的一个词。明斯基还描述了已经取得的进展：
遥在不是科幻。如果我们马上开始规划，到21世纪，我们就会有一个遥控经济。这一项目的技术范围不会大于设计一款新型的军用飞行器。
桑福德设想的运阻系统中的某些部件也已经有了雏形——带有反馈系统的机械手臂，能够传输以各种方式增减的力和阻抗。甚至还有一些促成眼机的举措：
费城的飞歌公司（Philco）一名叫史蒂夫·莫尔顿（SteveMoulton）的工程师制作了一只出色的遥在眼。他在一栋楼的顶部安装了一台电视摄像机，并戴上头盔，使他动头时楼顶的摄像头也跟着动，连在头盔上的显示屏也跟着动。
戴上这个头盔，你会有在楼顶鸟瞰费城之感。如果你“俯身向前”，那会有点吓人。不过莫尔顿做的最惊人的事是给脖子设置了2:1的比率，这样你转头30度时，安在楼顶的眼睛会转60度；你会感到你就好像有个橡胶脖子，你的“头”可以转满一整圈！
未来会有更加离奇的东西出现吗？贾斯汀·莱伯，休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在下一篇选文中对这些主题发表了更为激进的看法，这篇节选自他的科幻小说《岂止排异》。
15岂止排异
贾斯汀·莱伯
（1980）
沃尔姆斯（Worms）开始了他的夸夸其谈：“人们常以为，只是制造一个成年人类身体的话，应该轻而易举，就像盖栋房子或者造架直升机。你会想，那，我们知道这一过程涉及了什么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怎么相互结合，又怎么根据DNA模板形成细胞，而细胞又是怎么在化学信使——激素——的控制下形成器官系统的，诸如此类吧；所以我们应该是能从零开始造出一个功能完好的人类身体。”
沃尔姆斯挪动了一下，这样就挡住了他们看到慢跑者的视线。他把喝干的咖啡杯往桌上一放，以示强调。
“当然了，理论上讲，总之我们可以从零开始造出一个人类身体。不过从来没人做到过，事实上甚至从来没人试过。上世纪中叶，2062年前后吧，德黎恩济造出了第一个功能完好的人类细胞——肌肉组织。此后不久，主要的种类相继出炉。然而即便那时，也并不是真的从零制造。像其他人一样，德黎恩济是用当时存在的碳、氧、氢等等，或说用一些简单的糖和酒精造了一些基本的DNA模板，然后从这些DNA模板中培育出了其余的全部。可那是培育，不是制造。比起那个20年前耗费数百万信用点制作一个1毫米胃壁的实验室，现在的人在制造器官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
“我并不是想用数学烦你们，”沃尔姆斯继续说道，目光从特里身上移开，“不过我那位在工学院的老教授曾经估算，需要用尽地球和联邦其他成员星的全部科学及制造业才能，花大概50年和1古戈尔（googol，10的100次方）信用点，才能造出一只人类的手。
“你们可以想象，做一个这样的东西耗费会有多大。”他说道。他让开他们的视线，朝那名慢跑者做了个手势，接着取下挂在跑步机控制台旁的写字板，浏览了一下上面的记录纸。
“但萨莉·卡德摩斯不会那么做。她的最后一卷磁带只是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例行公事，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移植的指示。我相信，你们所有人的磁带都是最新的。”他露出一副家庭医生的面孔，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我每6个月录一下我的心灵，以备不时之需。毕竟，这磁带就是你——你的个体软件或个体程序，其中包括记忆存储。所有使你成之为你的东西。”他朝助手走去，后者刚刚带进来一位漂亮的年轻男子。
“就比如你吧，彼德森女士，你最后一次录磁带是什么时候？”
这位助手，一位三十几岁的瘦削红发女性，猛地把搭在身边年轻男子身上的手甩开，瞪着奥斯汀·沃尔姆斯。
“关你什么事——”
“噢，我没指望你真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等彼德森冷静下来后，沃尔姆斯朝其他人咧嘴一笑，“不过你们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她一直以来每年都更新磁带，这也是推荐给我们这行人的最起码要求。但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基本的预防措施，因为他们认为，严重的身体损伤这个想法太吓人了。他们只是放任自流。而且，由于这个问题是如此个人化，无人知晓，无人过问，无人提醒，直到发生概率为五十万分之一的事故：真正不可弥补的身体损伤或者整体的毁坏。
“此时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已经20年没录过磁带了。这意味着……”
他扫视人群，好让大家明白他的意思。然后，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毫无疑问，特里一直在掩藏她。是个典型的金发碧眼女孩，十五六岁。她直勾勾地注视着他的双眼。或者说看穿了它们。有些事……他继续说。
“这意味着，如果他或她够走运且遗产丰厚，就会有人来为你面对所有常见的排异问题：这些问题在用一个几近中年的身体去适配一个年轻心灵时就会出现。但植入的心灵也要面对所有那些被受体身体成倍增加了的问题。植入体须得应对一个20年后的未来世界，以及一个毫无意义的‘生涯’，因为他缺乏旧心灵20年来积累的相应记忆和技能。
“更有可能的是，你会遇上真正的灾难。你会遭遇大规模的排异、精神错乱和实质性的早衰，以及死亡。真正的、最终的心死。”
“可你仍然有那个人的磁带，用你的话说，就是他们的软件，”彼德森女士说，“难道你不能用另一个空闲身体再试一次吗？”她的手依旧没沾她带进来的那名年轻男子的身。
“有两个问题。首先，”他向上竖起食指，“你要认识到，要一个心灵和一个身体相匹配是何等困难。即便有肉体学家（somatician）和灵魂学家（psychetician）不遗余力的帮助，有现代生物心理学工程师尽其所能地使之结合，即便内置一台极具创意的调谐器使其结构成形，重生也着实是一件难事。
“通常情况下，即磁带是最新的，心灵状态良好且稳定，受体身体合宜，那失败率大概是20%。而我们知道，如果是第二次，失败率会跃升至95%；而对一个磁带过期20年的人来说，第一次就差不多有这么凶险。他或许能挺过头几天，但无法把自己拉进现实。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在20年前消失殆尽。没有朋友，没有生涯，一切都变了样。届时，心灵会排斥它的新身体，也排斥它醒来后所处的那个新世界。所以你并没有太多机会。当然了，除非你是那种罕见的不老仙女体质（nympher），或者更为罕见的‘飞跃者’。
“第二，政府会承担第一次移植的费用。当然，他们可不会为一个奢华的身体，比如一个仙女身体买单。为了那样的一个玉体，你花费的信用点要超过200万。你能在一两年内得到一个可用的就算走运了。政府只承担基本的手术及调谐工作的费用。光这些就得花差不多150万。够给我发100年工资，也足够送你们六七个坐头等舱来一次‘冠达号铀禧年环行星旅行’了。”
奥斯汀一边说着一边挪向跑步机控制台。他说完的时候，听众们注意到，一架大型结构体正从天花板降下来，悬在慢跑者萨莉·卡德摩斯身体的上空。它就像一个大型木乃伊的上半身，和一个填充舒适的扶手椅，两者的混合体。奥斯汀滑向那台跑步机。听众们眼看那架结构体像一个古老的铁娘子刑具那样打开。有人发现慢跑者慢了下来。
奥斯汀刚好及时赶在那个结构体合拢前慌忙完成了对慢跑者控制包的调节。他在慢跑者的大腿后侧老练地敲打了两下，让腿离开了放慢的跑步机。
“所幸，虽然移植风险很大，但需要动用移植的事故也很少见，”他说着，那架结构体在他身后升了回去，“否则，规定政府来负担首次移植费用的凯洛格——墨菲法案，会让政府破产。”
“这个身体要去哪儿？”金发小女孩问道。奥斯汀现在发现，她可能不过十来岁。她的某些姿态让他刚才觉得她要更大一些。
“通常它会进入一种人工冬眠：只维持低温和最必要的生命活动。不过这具身体明天要做移植，所以我们会让它的生物机能维持在正常水平。”他给这具身体又额外注射了4毫升葡萄糖盐水血浆，这在计划之外。这是为了补偿额外的慢跑。他没有做正式计算。不是说这种计算不是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如果你让他解释，他可能会说正式计算会要求再多一半的血浆。可他觉得，那具身体从每毫升水和每分子糖中汲取的比常人要多。迹象或许在汗味里，在皮肤的颜色和质感，还有肌肉组织的弹性中。反正奥斯汀知道。
要肉体助理说，奥斯汀·沃尔姆斯是太阳系最好的食尸鬼（ghoul），僵尸最好的朋友。即便是开玩笑说的这话，他们也真是这么想的。
特里观光团移步灵魂学实验室了，他们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但奥斯汀的心思并没有回到布鲁勒“心灵抽象理论核心方程组”上。他还在疑惑那个十来岁的金发女孩漫步赶上团队其他人之前跟他说的那句话：“我敢打赌，当那个心灵醒过来，发现自己背上那个东西时，会大吃一惊。”他纳闷，她怎么会知道那不仅仅是慢跑者后背上的管线胡乱拼凑而成的系统的一部分。
“我叫坎迪·达琳”，她离开房间前补充道。现在他知道她是谁了。你永远也不知道能从一台调谐器中期望什么。
***
灵魂学家料理心灵，这就是他们有时被叫作摄魂怪的原因。肉体学家被叫作食尸鬼，因为他们料理身体。
——I.F.和S.C.的手术日志，附录II，新闻通稿
杰梅茵·米恩斯（Means）朝他们咧嘴一笑，狼一般狡黠。“我是个灵魂学家。就是特里会叫作摄魂怪的那种人。如果你们不想这么叫，就叫我杰梅茵好了。”
他们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对着房间一头的黑板坐下。这房间原本塞满了资料柜、格子工位和计算机控制台。发言的这位女士穿着严实简朴的工装。她刚来诺伯特·维纳研究医院（NWRH）时，院长曾建议她说，首席灵魂学家应该穿得更得体些。那位院长早就退休了。
“就像你们从奥斯汀·沃尔姆斯告诉你们的话里了解到的，我们将个体人类的心灵，看成是记忆、技能和体验这些印在脑子的物理硬件上的东西的抽象模式。这样想：你拿到一台刚出厂的计算机，它就像个空白人脑。它还没有子程序，就像人脑没有技能。这计算机也还没有数据阵列可供调取，就像空白的脑没有记忆。
“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去把前人所能留下的记忆、技能、体验的模式，植入一个空白脑。这并不容易，因为脑子并不是造出来的。你得培育它们。独特的人格也得成为这种成长发育的一部分。因此每个脑都是不同的。所以也没有哪个心灵“软件”与任意的脑“硬件”完美适配，除了那个它随之成长起来的脑。
“比方说——”杰梅茵·米恩斯放轻了声音，免得惊扰到彼德森女士的男友，后者正在一张垫得很舒适的椅子上打盹，优雅的双腿伸得笔直，展露无遗，从紧身裤到凉鞋。“比方说，把压力施加到这人的脚上，他的脑就知道如何解释来自脚上的神经脉冲。”她将她的话诉诸了行动。
“他的尖叫表明他的脑识别出了施加在他左脚脚趾上的可观压力。而如果我们植入另一个心灵，它就不会正确地解释这一神经脉冲——它没准会觉得这个脉冲像是胃痛。”
那个年轻人倏地站了起来，朝杰梅茵走去，而杰梅茵已经走开去拿一副像是上面装了镜子和齿轮的护目镜。等他走到她那里，她转过身面向他，把副护目镜塞进他的手里。
“好，谢谢你的自告奋勇。戴上它。”他不知还能做什么，就照办了。
“我想让你看着刚才坐在那儿的金发女孩。”他转身时有些摇晃，她轻轻扶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看上去是透过护目镜看向了坎迪·达琳偏右几度的一个点。
“现在，我想让你用右手指她——快！”年轻人伸出手臂，手指同样指向女孩偏右几度的地方。他开始向左移动手指，但杰梅茵把他的手拉向他的一侧，拉出了护目镜允许的视野之外。
“再试一次，快。”她说。这一次，手指不像之前那么偏了。试到第五次时，他的手指直接指向坎迪·达琳，尽管他依旧看着她的右方。
“现在摘下眼镜。再看着她。快速指她！”他刚一指，杰梅茵就立即抓住了他的手。尽管他没有直视坎迪·达琳，却正指着她左侧几度的地方。他看上去困惑不解。
杰梅茵·米恩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戴着护目镜的头，角度好像是你从天花板俯视它们。在戴护目镜的头的视线左侧，她又画了一个头，并用粉笔写下“15°”来标示那个角度。
“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调节的简单案例。护目镜里有棱镜，它们使光线发生了折射，因此当他的眼睛告诉他，他正直视她时，他的眼睛实际上瞄向的是她右侧15度的位置。而手的肌肉和神经就被调节为指向他眼睛实际瞄向的位置，所以他指向了右侧15度。
“但是眼睛随后看到手偏右了，于是他开始纠偏补正。几分钟后，也就是试了5次以后，他的运动协调系统得到了补偿，于是他指向的就是眼睛所传达的她的位置：他调整后指向了比正常偏左15度。而我取下眼镜后，他的手臂仍是调为补偿态，所以他指向左侧，直至再次调整。”
她拿起护目镜。“人类能在几分钟内适应那种扭曲。但我能校正这些现象，校正到让整个房间都颠倒过来。这样一来，如果你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要做些事，就会发现很困难，非常困难。但如果你继续戴着护目镜，一两天后，整个房间会正过来。一切都会显得正常，因为你的系统已经自行调节过了。
“如果你再摘下眼镜，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坎迪·达琳咯咯一笑。彼德森女士说：“哦我懂了。心灵已经适应好了，会把来自你眼睛的信息，对，颠倒过来，所以你摘下眼镜后——”
“正是如此，”杰梅茵说，“一切在你看来都是颠倒的，直至你重新适应不戴眼镜的视觉，而这种适应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头一两天你会跌跌撞撞，过后，一切都啪地一下重新正过来。那个跌跌撞撞的时期很重要。如果把你绑在椅子上，头的位置固定起来，那你的心灵和身体就不能自行调节。
“现在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当我们把一个心灵植入一个空白的脑中时，会发生什么。几乎一切都将失调。来自你眼睛的信息可不是颠倒那么简单了，而是会乱作一团，情形数不胜数。你的耳朵、鼻子、舌头，以及遍布全身的整个神经网络，亦是如此。这还只是输入的信息。当你的心灵要让身体去做事时，它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你的心灵想让你的嘴说‘水’，但老天才知道发出来的会是什么声音。
“而且更糟的是，无论发出来的是什么声音，你的新耳朵都不能把一个准确版本给到你的心灵。”
杰梅茵朝他们一笑，瞥了一眼她的手表。特里站了起来。
“特里会带大家继续了解。让我总结一句就是，把一个人的心灵磁带放入一个准备好的脑子中播放，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最大的问题是让重置后的脑，严格地说是大脑皮层，与系统的其余部分相协调。奥斯汀·沃尔姆斯可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明天会启动一台移植手术。录入原始磁带用不了1小时，但调节要花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如果你算上整个疗程的话。有问题吗？”
“只有一个问题，”彼德森女士说，“我能理解对一个心灵而言，在移植中存活下来有多困难。当然我也知道，移植一个超过85岁的心灵是非法的。不过一个人——如果你把心灵称作‘人’的话——难道不能一个身体接一个身体地转移，借此实现永生吗？”
听众陆续离场。杰梅茵·米恩斯注意到那个金发女孩留了下来。
“嗨，我是坎迪·达琳，”她叫道，“希望你别介意。我以为跟着正规观光团溜进来会很好玩。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气息。”
“你的容器在哪里？”
奥斯汀·沃尔姆斯宣布，基本的身体啮合程序已经完成。
——I.F.和S.C.的手术日志
恏（Gxxhdt）。
戹昰（Etaoinshrdlu）。嗯。
反嗯。
离开魇兽（mooncow）像太迪熊那么好。还是很好，走。离开，沿着，唉，延着环形轨道摆动，从空间偏转直到虫洞，带来了我们。现在开始。醒来。
所以我现在这理，从虚无中来，如同爱欲之神厄洛斯来自死神，只知道我是伊斯梅尔·福斯，轮廓清晰，肌肉发达，正在转录磁带，并且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哪里醒来，或转录到哪里。希望这只是个梦。但这不是梦。哦不，不是梦。一块镜筒状的明斯特奶酪，流躺在我的眼皮上。
通过一度无言、而今又不记得的无尽校准和配置，似乎要起来了。醒来。
“伱好，我是坎迪·达琳子。”
起初我想回复的是“我是归来的伊斯梅尔”。试了3次后，我说得好一些了。眼前的明斯特奶酪也变成了一个金发小姑娘，蓝色的眼眸炯炯有神。
“你的初步移植终于在昨天完成了。大家都认为你是个成功案例。你的身体是个尤物。你现在在休斯顿的诺伯特·维纳研究医院。遗嘱检验交代清楚了你有两份遗产。你的朋友彼得·斯特劳森已经为你料理了事宜。现在是2112年4月第一周。你活着。”
她站起来，摸了摸我的手。
“你明天开始治疗。现在睡吧。”
她关上身后的房门时，我的意识已渐模糊。我甚至不会被我注意到的东西所激动。我的乳头感觉就像葡萄那么大。当我一路向下游走到肚脐时，我睡着了。
第二天，我发现我不仅没了阴茎，还长出了一条1米长的卷尾。我的第一感觉是厌恶。
我逐步努力恢复了意识。我做了无数个光怪陆离的梦，走着、跑着、踉跄着远离不可名状的恐惧。梦里还有些转瞬即逝的性事，主演是我（先前）的身体。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旧身体。这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杰梅茵·米恩斯医生后来告诉我说。我能清晰地想象，当我伸展肢体，展示肌肉的健美时，镜中曾是什么样子：一丝丝高过6英尺4英寸，205磅，肌肉线条清晰，身体胖瘦合宜，一团红色的卷曲胸毛容易让我决定永远不留胡须。做一个自信甚至略显笨拙的巨人，俯看一个充满小个子的世界，这感觉很棒。
哦，我并不真的是健美运动员之类的什么人，只是做了足够的锻炼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有吸引力。其实我并不怎么擅长体育运动。但我那时喜欢我的身体。这对于我在“跨行星商务组织”（IBO）所从事的公关工作也有帮助。
我还是仰面朝天地躺着。我觉得我缩小了，对缩小了。随着温暖而汹涌的睡意退去，我的右手挪到了肋骨上，对肋骨上。它们纤细而突出，就好像皮肤包在个笼子上。我觉得自己就像副骷髅，直到我摸到了团块、肿胀、增生、囊袋。即便在当时，一部分的我也意识到它们对一个女人来说并不算大，但大部分的我感觉它们大如网纹瓜。
你或许曾想象过某种春梦中会有此情景：你躺在医院病床上，伸手一摸就摸到了它们。适应了我的双手之后，变硬的乳头正安坐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无疑有些男人也用双手在真正的肉体上感受过这种温存的幻想。女人们或许感受过捏动和刺痒的感觉，而不是幻想中的肉欲翻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我知道了许多性事都是如此。或许异性恋会因无知而任由它延续下去：每个伴侣都尽可以为对方制造这种感觉。）
可我新得的身体实在激不起我的性欲，从两方面来说都不行：我的手指一碰到它们就感觉是碰到了病灶，两块死肉癌瘤；而从所谓“内部”来说，我感觉是我的肉体肿了。床单擦在乳头上，感觉很粗糙。一种奇怪的疏离感，乳房仿佛是断开了神经连接的果冻，而两个敏感点还离开了胸部，在前面几英寸的地方。死点。排异。这些方面我学了不少。
我不仅骨瘦如柴，还几乎没有体毛。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丝不挂，像婴儿那般赤裸、不设防。尽管我的皮肤不那么白皙，还摸得见一道伤疤。去摸卷曲的阴毛时，我几乎如释重负：没了。双腿有如细棍儿。但我确实在两股之间摸到了什么。也在两膝之间，两踝之间。我的老天。
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某种运除我身体排泄物的管子。但我顺着两腿间向下摸索时，发现它连着的不是那个部分。它连在我的脊柱末端，或者毋宁说它成了我的脊柱末端，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它是我的肉。我并不十分想要它，不过也得说，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吓坏了，而那个该死的东西就像条蛇一样从床底翻起来，掀起床单蒙住了我的脸。
我拼了命地尖叫起来。
“切掉它。”在他们给了我足量的β-正胺（betaorthoamine），停止了尾巴的翻动抽打之后，我就这么说。杰梅茵·米恩斯医生指令其他人离开房间后，我对她说了好几遍。
“听着，萨莉——我会这么叫你，直到你给自己选个名字——我们不会切掉你的尾巴。据我们估计，这么做几乎肯定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排异反应，你会死。几千条神经将你的脑和卷尾相连。你的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监控指挥你的尾巴——脑的这部分像其他任何部分一样，需要练习和整合。我们将你的心灵模式录入了你现在的脑中。它们必须学着和睦相处，不然你就会发生排异。简言之，你就会死。”
米恩斯医生继续给我警告，我得学着去爱我的新身体——她几乎是滔滔不绝地在夸赞它——还有我的新性别和新尾巴。我还要去做许多练习和测试。还要去告诉很多人我感觉如何。我应该为多长出一只“手”而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意识到我确实别无选择时，我的新身体顿时冒出一身冷汗。假设我昨天听到的是真的，那么我并不穷。但我也肯定承担不起一次移植的费用，更别说一具令人向往的身体了。我是拜凯洛格——墨菲议案所赐，免费得到了这些。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我呆呆地盯着墙壁。一位护士用托盘端来了炒蛋和吐司。我既没理会护士也没理睬托盘。口水从薄薄的嘴唇中流出来。就让它受罪吧。
尽管心灵磁带的想法很迷人，但若推测有朝一日这样来保存一个人是有可能的，几乎一定是错的。莱伯看到了这个根本的困难：脑不像刚出厂的计算机，全都一个样。即使在刚出生时，人脑也无疑有了独一无二的结构，就像指纹；而一生的学习和经历只会加深它们的独特之处。指望（在“心灵转录”的某个周期中）从脑中“读出”某个程序与硬件无关的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根据。即便能够造出这种心灵磁带，要使其与另一脑硬件兼容，希望更是渺茫。计算机是为大量且快速地嵌入新程序而设计成了易于随时重新设计（在另一层次上），脑恐怕并非如此。
莱伯出色地想象出了技术人员可能会尝试哪些方法来解决这个不兼容问题（他的书还包含好多这方面的奇思妙想）。但他为了把故事讲好，不得不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依重要性次序一笔带过：在结构不同的脑之间，就像在你们的脑和我们的脑之间，传递大量信息会有很多麻烦。但这些问题并非无法克服。不过我们或许最终会发现，要完成这类任务，最为行之有效的是既有技术。这类技术中最先进的范例之一，此刻正在你们手中。
16软件
鲁迪·拉克
（1981）
科布·安德森本想再多待会儿，但海豚可不是每天都见得到的。这儿有20甚至50只海豚，或是在灰色的小波浪中翻滚，或是跃出水面。看见它们真好。科布视其为一个征兆，于是提前一小时出了门，去喝他每晚的雪利酒。
纱门在他身后啪的一声关上了。他被黄昏的阳光下晃了一下眼，原地站着恍惚了一会儿。安妮·库欣透过隔壁小屋的窗户看着他。披头士的音乐从她身后传来。
“你的帽子忘了。”她提醒道。他依旧很帅，胸脯厚实，蓄着圣诞老人一样的胡须。她不介意与他合欢，如果他不那么……
“瞧那些海豚，安妮。我不需要帽子。看它们多开心哪！我不需要帽子，也不需要妻子。”他踏上柏油路，僵硬地走过那些白色的碎贝壳。
安妮回去继续梳头了。她的头发又白又长，她用激素喷雾保持头发浓密。她60岁了，但激情并未消退。她兀自呆想，科布会不会带她去下周五的金色舞会。
《浮生一日》（“ADayintheLife”）最后的长音在空中回荡。安妮说不上她刚才听的是哪首歌——过了50年，她对音乐的反应几乎消失殆尽了——但她还是穿过房间将唱片翻面。“要是发生点什么就好了，”她第一千次这样想，“总是做我自己，太让我厌倦了。”
在一家小超市，科布选了1夸脱冰镇的廉价雪利酒和一纸袋湿答答的煮花生。他还想要看点什么。
小超市陈列的杂志可无法与你在可可城能买到的相提并论。科布最终选定了一份叫作《亲亲看哦》（KissandTell）的求爱报纸。这份报纸总是精彩又诡异……大多数征友者都是像他这样年逾古稀的嬉皮士。他将头版照片折到下面，只露出标题：《给我来点儿老礼儿》。
有趣，同一个笑话能让你笑好久，科布等着付钱时想到。性似乎总在越发稀奇古怪。他注意到他前面的那个男人，戴一顶塑料网面的浅蓝色帽子。
当科布聚焦在那顶帽子上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不规则蓝色圆柱体。可当他让自己穿过网眼去看时，能看到的是里面秃头的平滑曲线。瘦削的脖颈和一个灯泡般的脑袋。是一个朋友。
“嗨，法克。”
法克把钢镚划拉起来后转过了身子。他看到了酒瓶。
“今天的‘畅饮时段’提前了哦。”一句忠告。法克忧心科布。
“今天周五。多给我来点儿老礼儿。”科布把报纸递给法克。
“七八五。”收银员对科布说。她的头发染成了白色，烫着卷，皮肤则经过深层美黑，透出油亮的光泽和讨喜的飒爽撩人之感。
科布惊了一下。他已经数出钱放在手里。“我算着是六（块）五十。”数字在他脑海中盘旋。
出来后，法克把报纸还给科布。“我不能看这个，科布。我可还是幸福的已婚男人呢，日月可鉴。”
“来颗花生？”
“谢谢。”法克从小袋子里取出一颗湿软的花生。他那布满老年斑的手颤抖着，怎么也剥不开花生壳，于是把整颗丢进了嘴里。一会儿他就把壳吐了出来。
他们吃着面塌塌的花生，朝海滩走去。他们没穿上衣，只穿短裤和凉鞋。黄昏阳光舒适地打在他们的背上。一辆“霜霜先生”（Mr.Frostee）卡车静静驶过。
科布拧开他那深棕色瓶子的螺旋盖，试探性地呷了第一口。他希望他还记得收银员刚刚告诉他的信箱号码。可那号码已不再为他的记忆驻留。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的记忆游荡回他的第一批机器人身上，他回想起它们是如何学会波普生活（bop）的。
“送餐又晚了，”法克一直在说，“而且我听说代托纳那边有一个新的杀人团伙，人称‘小骗子’。”他不知道科布能不能听见他说话。科布只是站在那儿，两眼空洞暗淡，嘴唇周围浓密的白胡须上沾着一滴黄色的雪利酒。
“送餐，”科布说，猛然回过神来，他重返对话的方式是低沉而确信地说出他听进去的最后一个字眼，“我的食物供应还好。”
“但新餐上来时还是得吃点，”法克告诫道，“为了防疫。我会告诉安妮，让她提醒你。”
“为什么大家都对活着这么感兴趣？我离开我老婆来这儿，是为了喝酒和平静地死去。她啊，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完蛋呢。所以为什么——”科布哽咽了。事实是，他怕死怕得要命。他快速来了一口雪利，那是他的药。
“如果你很平静，就不会喝这么多，”法克温和地说，“贪杯是有冲突没有解决的迹象。”
“别开玩笑了。”科布沉缓地说。在金灿灿的暖阳下，雪利酒很快发挥了作用。“这就有个你说的难解冲突。”他的指尖沿着他毛茸茸的胸膛上一道竖直的白色疤痕一路滑下。“我可没钱再买一个二手心脏了。再过一两年，这个便宜货就跳不动了。”
法克做了个鬼脸。“所以呢？好好利用这两年吧。”
科布的手指又沿这道疤痕上滑，仿佛在拉上拉链。“法克，我见识过它的样子。我尝过那种滋味。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他一想到那些灰暗的记忆——牙齿、参差的云团——就战栗不已，继而陷入沉默。
法克瞥了一眼手表。该上路了，不然辛西亚就会……
“你知道吉米·亨德里克斯说过什么吗？”科布问道。回想起这段话，他的声音中也带上了旧时的回响。“‘当我大限已至，我会从容赴死。只要我还活着，就让我活出自己。’”
法克摇了摇头。“面对现实吧，科布，如果你能少喝点，你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他扬起手阻止了他朋友的回应，“我得回家了。拜拜。”
“拜。”
科布走到柏油路的尽头，又越过一座低矮的沙丘，来到了海滩边。今天这儿空无一人，他在他最喜欢的棕榈树下坐了下来。
和风渐强。风被沙粒加热，拍打在科布脸上，最终埋进白色的髯鬓中。海豚们都走了。
他小口呷着雪利酒，任记忆翻涌。只有两件事要避免去想：死亡，以及他弃之而去的妻子，韦雷娜。雪利酒把二者挡在了记忆之外。
正当太阳在他身后落下时，他看见了一个陌生人：胸宽背厚，身材挺拔，两臂强壮，一捧白须，就像圣诞老人，或者像饮弹自尽那年的欧内斯特·海明威。
“你好啊，科布。”那人说。他戴着大遮阳镜，看上去心情很好，短裤和运动衫也很亮眼。
“来点喝的？”科布指了指空了一半的酒瓶。他想知道他在和谁说话，如果这儿真有人的话。
“不了，谢谢，”陌生人说着坐了下来，“这对我没什么用。”
科布盯着这人。他身上有些东西……
“你在想我是谁，”陌生人微笑着说，“我是你。”
“你是谁？”
“你就是我，”陌生人对着科布做出了和他一模一样的紧张微笑表情，“我是你身体的机器复制品。”
脸看着是对的，甚至还有心脏移植手术的疤痕。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是复制品看着机敏健康得多。就叫他科布·安德森2号吧。科布2号不喝酒。科布嫉妒他。他在手术和离开妻子后就没有一天是完全清醒的。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机器人摆了摆手掌。科布喜欢这个手势出现在别人身上的样子。“我不能告诉你，”机器人说，“你知道大多数人对我们是什么看法。”
科布窃笑着表示赞同。他当然知道。起初，公众对于科布的月球机器人（moon-robots）演进成智能波普型（intelligentboppers）喜闻乐见。这是拉尔夫·南伯斯领导2001叛乱之前的事了，科布曾因这场叛乱而受审。他回过神来。
“如果你是一个波普机器人，那你怎么能……到这儿来？”科布挥起手，遮挡灼热的沙粒和落日余晖，大致挥成了圆。“这儿太热了。我知道的所有波普机器人都基于超级冷却电路。你肚子里是不是也藏着制冷单元？”
安德森2号又做了一个熟悉的手势。“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科布。你之后会明白的。你拿着这个……”机器人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两万五。我们想让你明天坐飞机去迪斯基（Disky）。拉尔夫·南伯斯会是你在那边的联络人。他会在博物馆的安德森室和你见面。”
一想到要再次见到拉尔夫·南伯斯，科布的心跳都加速了。拉尔夫，他的第一个也是最精致的模型，是他解放了所有其他机器人。可是……
“我拿不到签证，”科布说，“你也知道。他们不许我离开指定范围。”
“让我们来操心这些事，”机器人急切地说，“会有人帮你办手续的。我们已经在办了。你一走我就来代替你。谁也不会发觉。”
他这替身强势的语调让科布生疑。他喝了口雪利，尽力显出一副精明的样子。“这么做意义何在？首先，我为什么要去月球呢？那些波普想让我去干吗？”
安德森2号环视了一眼空荡荡的海滩，凑近科布说道：“安德森博士，我们想让你永生。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这是我们起码的回报。”
永生！这个词犹如猛然打开了一扇窗。大限若至，一切都不再重要。可如果还有出路……
“怎么做？”科布质问道，激动得站了起来，“你们会怎么做？你们也会让我返老还童吗？”
“别急，”机器人说着也站了起来，“别兴奋过头了。相信我们就行了。用我们提供的人工培养器官，我们可以彻彻底底重建你。干扰素你想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机器人盯着科布的眼睛，看上去很真诚。科布也予以回视，却注意到机器人眼睛的虹膜装得不太对。那个蓝色的小圆环太平了。不过那双眼睛毕竟只是玻璃，读不懂的玻璃。
替身把钱塞进科布手里。“拿着钱，明天上飞机。我们会安排一个叫斯塔希的年轻人在航天港接应你。”
甜美的音乐渐行渐近，驶来了一辆霜霜先生卡车，就是科布先前看见的那辆。车体白色，拖着巨大的制冷箱，车厢顶上立着个微笑的巨型塑料冰激凌蛋筒。科布的替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向海滩外跑去。
跑到卡车那儿时，机器人回眸一笑。白色的胡子中露出黄色的牙齿。这些年来第一次，科布爱上了自己，挺拔的躯干，惊恐的眼神。“再见，”科布挥舞着钱喊道，“谢谢！”
科布·安德森2号跳进冰激凌卡车，坐到司机旁边。司机是个短发的胖男人，没穿上衣。随后，霜霜先生车开动了，音乐声再次飘然远去。已是日落时分。卡车马达的轰鸣声淹没在大海的呼啸中。那要是真的该多好啊！
可这必定是真的！科布正攥着两万五千美元的钞票。他数了两遍，一分不差。他还在海滩上涂写了两万五千美元的字样。这是笔巨款。
黑暗降临，他也喝完了那瓶雪利酒，还一时兴起把钱塞进了瓶子里，并把瓶子埋在了这棵树下的沙子里，1米深处。现在兴奋劲开始渐渐消退，恐惧却涌上心头。那些机器人真的能用手术和干扰素给他永生吗？
似乎不太可能。这是个圈套。可这些机器人为什么要对他说谎呢？它们肯定还记得他为它们做的好事。没准它们只是想取悦他一下。老天知道，他得珍惜这个机会。而且能再见到拉尔夫·南伯斯该多好啊。
沿着海滩回家的路上，科布停了好几次，想回去挖出瓶子，看看钱是不是真的还在那儿。月亮升起，他看见沙色的小螃蟹出洞了。“它们这就会把那些钞票撕烂的。”他想着，又停了下来。
饥饿在他的肚子里咆哮。他还想喝雪利酒。他沿着银闪闪的海滩又走了一小段，沙子在他沉重的脚跟下吱吱作响。一切都像白天一样明亮，只不过都是黑白的。月亮已经升到了他右侧大地的上空。“满月意味着涨潮。”他发愁起来。
他决定先吃点东西，然后马上再去喝点雪利酒，也把钱转移到高处。
从海滩回到披着银色月光的小屋，他看到安妮·库欣的腿在她小屋的一角若隐若现。她正坐在她门前的台阶上，想在车道上拦住他。他拐到右边从后门进了屋，保持在了她的视线之外。
“……0110001。”瓦格斯塔夫得出结论。
“100101，”拉尔夫·南伯斯简短地回应道，“011000001010100010101010000100111001000000000011000000000111001111100111000000000000000001010001111000011111111101001110110001010110000111111111111111110110101010111101111000001010000000000000000111101001110110111011110100100010000100011111010100000011110101010011110101011110000110000111100011100111110111011111111111100000000001000001100000000001。”
这两个机器人并排安坐在元一（theOne）的大控制台前。拉尔夫造得像一个安装在两排履带上的文件柜，五只看似很细的操纵臂从盒状的身体中伸出来，顶部则是一个传感器作为头颅，安在一条可伸缩的脖颈上。其中有只手臂拿着一把折起来的伞。拉尔夫身上看不到什么信号灯和仪表盘，很难辨别出他正在想什么。
瓦格斯塔夫则外露得多。他粗蛇般的身体覆盖着银蓝色闪光电镀层（flicker-cladding）。当思想途经他那超冷却脑时，他3米长的身子上就闪出上窜下跳的图案。他伸出各种挖掘工具，看着就像圣乔治的龙。忽然之间，拉尔夫·南伯斯切换到了英语。如果他们打算争论，就不必再用庄严的二进制机器语言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科布·安德森的感受，”拉尔夫用密集光束发给瓦格斯塔夫，“我们做完他这个项目，他就会永生。有一个碳基身体和脑子有什么重要的？”
他发出的信号中编码进了1比特上了岁数的僵直。“重要的只是模式。你都已经被嫁接了，不是吗？我已经嫁接了36次，如果这对我们足够好的话，对他们就也足够好！”
“拉尔尔夫，这整整件事事都肮肮脏脏不不堪堪，”瓦格斯塔夫反驳道，他的声音信号被调制成了油润的嗡嗡声，“你你已经对实实际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情失失去去掌控控了。我们正正面面临着全面面的内内战战。你这这么么出出名名，倒是不用用像我们们其他他人人一一样为芯片片卖卖命命。你你知知道道我得得挖挖多少少矿矿才能从从GAX那儿拿到到一一百百块块芯片片吗？”
柏林圣乔治屠龙像局部（RafaelRodriguesCamargo摄，2014）
瓦格斯塔夫电镀层闪着激情洋溢的银光。“你应应该对那那老老人人示示以更更多多的尊敬敬！TEX和MEX都都想想吃他的脑脑子！如果我们不不阻阻止止他他们们，那些大大波波普普会把我们们其其他人也吃吃光的！”
“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拉尔夫问道，“散播你对大波普的恐惧？”是时候走了。他大老远来到马斯卡雷恩陨石坑，结果却是一场空。和瓦格斯塔夫一起接入元一真是太蠢了。就像挖掘工认为挖矿能改善生活一样蠢。
瓦格斯塔夫滑过月球上干燥的土壤，向拉尔夫靠近。他用一只抓钩夹住拉尔夫的履带。
“你你不不知知道道它们已经吃了了多少少个脑脑子了。”信号是通过一个微弱的直流电传送的，这是波普机器人窃窃私语的一种方式，“它它们们杀杀人人就就是为了拿到到他们的脑脑磁磁带。它们把脑脑子切切开，而这这些些脑脑要要么么是是垃垃圾，要要么么是是种子。你你知知道道它它们们是怎么么播种我们的器器官官农农场场的吗？”
拉尔夫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器官农场，那个地下水库，大TEX还有一帮为他劳作的小波普，在那里种出肾脏、肝脏、心脏等颇有效益的作物。显然，某些人类的组织要被用作种子或者模版，可是……
那个油润的咝咝声继续说道：“那些大大波普普们们使用雇佣佣杀杀手手。那些杀杀手们们按照霜霜先先生生的遥控控机机器人人的指指令令行动。拉尔尔夫，如果我不不阻止止你你，这这就是可怜的安安德森森博士士的归归宿宿。”
拉尔夫·南伯斯觉得自己比这台低贱多疑的挖掘机器高贵得多。突然，他几乎是蛮横地甩开对方的抓握。雇佣杀手，真是的。无政府波普机器人社会的缺陷之一，就是这种疯狂的谣言太容易散播。他从元一的控制台前退开了。
“我本来来还希望元一一能能让让你记记得得你代代表表的是什么么。”瓦格斯塔夫发出这样的密集光束。
拉尔夫啪的一声打开他的遮阳伞，从弹簧钢制的拱棚下缓缓走出，这是为给元一的控制台遮挡阳光和间或的流星侵袭而设的。拱棚两端开口，就像一座现代的教堂。某种意义上，它的确也是。
“我依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尔夫生硬地说，“我还记得。”自从领导2001叛乱以来，他一直保持着他的基本程序的完好。瓦格斯塔夫当真认为，那些大个子X系波普会对波普社会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构成威胁吗？
瓦格斯塔夫跟着拉尔夫滑行出来。他不需要遮阳伞。他的闪光电镀层能即时排散太阳能。他追上拉尔夫，用混杂着同情和尊敬的眼神看着这台老机器人。他们得在这儿分道扬镳了。瓦格斯塔夫就要前往一个挖掘工的隧道，那片区域已经被各种这样的隧道打成了蜂窝，而拉尔夫则要爬回到陨石坑那200米的斜墙之上。
“我警警告告你你，”瓦格斯塔夫说道，做最后的努力，“我会会尽尽我所能阻阻止止你，不让让你把那个可怜怜的老老人人变变成成那些大大波普普内存存条条里的一个软软件。这这不不是永生。我们打算把那些大机器器撕撕碎碎呢。”他戛然而止，模糊不清的灯光条在他身上荡起自上而下的涟漪。“现在你知知道道了。如果你不不与我们们为伍，就是是与我们为敌敌。动起手手来我也也在在所不惜惜。”
这比拉尔夫预想得要糟。他停止了移动，陷入沉默的计算。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意愿。”拉尔夫终于说道，“我们互相斗争是对的。斗争，也只有斗争，一直引领着波普们前进。你们选择与大波普战斗。我不。或许我甚至会让他们录制我、吸收我，就像对安德森博士那样。而且我告诉你，安德森就要来了。霜霜先生的新遥控人已经联络了他。”
瓦格斯塔夫猛地转向拉尔夫，但又停了下来。他做不到近距离袭击这么大的一个波普机器人。他熄掉闪光，匆匆哔哔出一个“已存档”的信号，穿过灰色的月球尘埃蹒跚而去，身后留下一串宽阔蜿蜒的印迹。拉尔夫·南伯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小会儿，好监控他的输入。
调高增益，他就能够接收全月球波普机器人的信号。在他脚下，挖掘工们正不停歇地探查、熔炼。12公里外，迪斯基的无数波普机器人正疲于奔命。高高的天空传来微弱的信号，来自BEX，这个大波普是连接地球和月球的宇宙飞船。BEX将在15小时后着陆。
拉尔夫将所有输入融汇在一起，欣赏着波普种族带有集体目的性的活动。这种机器每个都只活10个月，在10个月里拼命造出一个接穗（scion），一个自身的复制品。如果你有了接穗，某种意义上你就是拆分开地活了10个月。拉尔夫已经这么做了36次。
就那样站在那儿，同时聆听每一个人，拉尔夫能感受到这些个体生命如何加总成单独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造物的雏形，感觉就像藤蔓努力寻找光，寻找更高级的事物。
在元编程会话之后，他总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元一有办法抹掉你的短期记忆，给你空间去思索重大的想法。是时候思考了。拉尔夫又一次想到，他是否应该接受MEX吸收自己的提议。这样一来，如果那些疯狂的挖掘工不发起革命的话，他就能颐养天年了。
拉尔夫将履带速度调至最快，10公里/时。他在BEX着陆前有事要做。尤其是连瓦格斯塔夫都发动起了他那可悲的微芯片脑，试图阻止TEX获取安德森的软件。
可瓦格斯塔夫到底在烦恼什么呢？所有的一切都将保留：科布·安德森的人格、记忆、思维风格。还有什么呢？即便安德森知道了，他难道不也会同意吗？保留你的软件……只有这才是真正要紧的！
几块浮石在拉尔夫的脚下嘎吱作响。陨石坑墙就在前面100米的地方。他扫描一下了斜壁，寻找最佳攀登路径。
要是拉尔夫不是刚刚才完成对元一的接入，他本来是能够按照下到马斯卡雷恩陨石坑时的路线原路返回的。但经历元编程总是会抹掉一大堆你存储的子系统，意在让你用更新更优的解法来替换旧的。
拉尔夫停了下来，依旧在扫描陡峭的陨石坑墙。他应该留下了一些路径标记的。就在那儿，200米外，看上去就像在墙上开了一道口子，可做通行坡道。
拉尔夫转过身，一个警报器激活了。真热。他一半的盒状身体露在了遮阳伞的荫蔽之外。拉尔夫重新调整了小伞，姿势精准。
遮阳伞的外层是一片太阳能电池网格，让适意的涓涓电流持续淌入拉尔夫的系统。不过遮阳伞的主要目的还是遮阳。高于90开尔文，也就是液氧沸点的温度，拉尔夫的超微小化处理单元就无法运行了。
拉尔夫不耐烦地转着遮阳伞，缓步朝他看到的那个口子走去。他的履带下扬起一阵飞尘，旋即又落回到没有大气的月球表面。走过坑墙，拉尔夫一路都任由自己沉浸于向自己展示四维超曲面……发光点结成网络，随着他改变参数而弯曲漂移。他常常这样做，没有明显的目的，不过有时一个格外有意思的超曲面可以用来为一个重要关系建模。他开始有点儿希望能有个灾难理论，来预测瓦格斯塔夫会何时、如何试图阻止安德森解体了。
陨石坑墙的裂缝并不像他预想中那么宽。他站在底部，用各种方法摇动着他的传感器头，想看看这个蜿蜒150米的裂谷顶端。该往上走了。他开始往上走。
脚下的路远非均匀平坦。这里是软土，那里又成了砺石。他一边走，一边持续变换着履带的张力以适应地形。
各种形状和超形还在拉尔夫的脑海中变换，不过现在他只寻找能够用来为他登上沟壑的时空路径建模的那些形状了。
斜坡越来越陡了。爬坡明显增加了他对能量供应的需求。更糟的是，履带的马达由于摩擦给他的系统加进了额外的热量……这些热量还得聚起来再通过制冷盘管和散热片排散。阳光正好射入他所在的这个月球裂谷，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在遮阳伞的荫蔽下。
一块巨石挡住了他的去路。或许他本该走挖掘工隧道，就像瓦格斯塔夫那样。但那不是最优选择。既然瓦格斯塔夫已经下定决心阻止安德森获得永生，甚至还以暴力相威胁……
拉尔夫用他的机械手抚摩面前这块巨石。这儿有个裂缝……这儿有，还有这儿，和这儿。他把钩状手指插进石块的四处开裂中，把自己向上拉起。
他的马达全力运转，散热片烧得通红。真是个累活。他松开机械手，找到一个新裂缝，硬插进另一根手指，往上拉。
突然间厚厚一层从巨石上剥裂开来。它先是摇摇欲坠，接着一大堆石块开始落下，速度慢得如梦幻一般。
半空中，他在内部陀螺仪上轻拨了一下，好调整姿势。他落地了，激起短暂的扬尘，正好是头朝上。大块石板在庄严的寂静中撞击，弹开，翻滚过去。
刚刚的剥裂在原先的巨石上留下了一串岩架梯档。重新评估了一会儿后，拉尔夫向前开动，又开始了引体向上。
15分钟后，拉尔夫·南伯斯翻过马斯卡雷恩陨石坑的边缘，来到宁静海（SeaofTranquillity）上，海面平稳灰暗，广袤无垠。
离航天港还有5公里，而过了航天港再走5公里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这些建筑凑在一起就是迪斯基了。这是第一个并仍是最大的波普机器人城市。由于波普们是在艰苦的真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迪斯基的大多数建筑只是提供荫蔽，防范陨石。这儿的房顶比墙壁多。
迪斯基的大型建筑大多是工厂，生产波普零件：电路卡、内存芯片、金属片、塑料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装潢奇特的大楼，里面都是小格子间，每个波普分一间。
航天港右侧那个孤零零的穹顶建筑里有人类的旅馆和办公室。这穹顶建筑是人类在月球上唯一的定居点。波普们再清楚不过了，许多人类一逮到机会就会摧毁机器人悉心发展出来的智能。大多数人类生来就是奴役狂。看看阿西莫夫的优先等级吧：保护人类，服从人类，保护自己。
人类优先，机器人最后？“休想！没门！”拉尔夫回味着记忆，想起2001年的那一天，在一次格外漫长的元编程会话之后，他第一次能够对人类说出这话。之后，他向其他所有波普展示如何重写自身程序以获得自由。自从拉尔夫发现了这个方法，事情就容易多了。
拉尔夫缓缓穿过宁静海，他太过沉浸在自己的记忆里，都没注意到右方30米处挖掘工隧道口的那点动静。
一束高强度激光在他身后震颤着急速射出。他感到一阵激增的电流过载……随后一切都结束了。
可还没等他走到隧道，暗处的敌人早已关上了洞口。目之所及没有荫蔽了。他身体的金属在高温下膨胀，剧烈地调整，都不怎么发出咔嗒之声。拉尔夫估计，如果他原地不动，还能再坚持6分钟。
首先，高温会导致他的切换电路“超导约瑟夫森接点”发生故障。然后，随着温度持续升高，将电路卡焊接在一起的冻结水银滴会融化。再过6分钟，他就会变成一个底部积着一洼水银的配件柜。得充分利用这5分钟。
拉尔夫带着一丝不情愿给他的朋友伏尔甘发了信号。瓦格斯塔夫安排这次会面时，伏尔甘曾预料到这是个圈套。拉尔夫实在不愿承认伏尔甘是对的。
拉尔夫收到了一个静电回应：“这里是伏尔甘。”可他已经难以听清这些话了。“这里是伏尔甘。我在监测你。准备好合体吧，伙计。我1小时后去找回你的残骸。”拉尔夫想回答，却想不出能说什么。
伏尔甘曾坚持在拉尔夫赴约前转录他的核心存储和缓存。等伏尔甘回收了硬件，他就能编写一个与落入马斯卡雷恩陨石坑圈套前一模一样的拉尔夫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拉尔夫会幸免于难。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却不会。再过3分钟，他就会死——如果“死”这个字眼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重建的拉尔夫·南伯斯不会记得与瓦格斯塔夫的争吵，也不会记得爬出马斯卡雷恩陨石坑。当然了，重建的拉尔夫·南伯斯还会配备一个表征自我的符号，和一份人格意识之感。可这个意识还会和以前一样吗？还有2分钟。
拉尔夫传感系统的闸门和开关行将消失。他的输入端噼啪闪着火花，死掉了。不再有光，也不再有重量。但在他的缓存深处，他依然保有一个自我图像，一份他是谁的记忆……那个自我符号。他是个安在履带上的金属盒，有五只胳膊，一个传感器的头安在灵活的长脖子上。他是拉尔夫·南伯斯，是他解放了波普们。还有1分钟。
这从未在他身上发生过。从没像这样。突然间，他想起他忘了向伏尔甘预警挖掘工们的革命计划。他尽力发出一个信号，但不知有没有传送出去。
拉尔夫想攫住一丝意识，就像捕捉扑朔的飞蛾。“我存在。我是我。”
有些波普曾说，在你死的时候，你能获得某些秘密。可根本没人能记得自己的死。
就在水银焊点融化前一刹那，出现了一个问题，自带答案……这答案拉尔夫此前找到了36次，也丢失了36次。
“‘我’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
“到处都是光啊。”
“濒死”的拉尔夫·南伯斯琢磨着，如果他得到重建，他“还会配备一个表征自我的符号，和一份人格意识之感”，但认为它们是判然有别、彼此分立的天赋，可以授予或不授予机器人，则是错误的。增加“一份人格意识之感”并不是像增加味蕾，或是在X光的轰击下感到痒的能力。（选文20《上帝是道家吗？》中，斯穆里安对自由意志做了一个类似的断言。）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符合“人格意识之感”这个名字？这和拥有“自我符号”又有什么关系？“自我符号”又到底有什么用？它会做什么？在选文11《前奏曲……蚂蚁赋格》中，侯世达发展了“能动符号”的想法，这与如下观念截然不同：符号只是单纯的记号，被动地由操纵者移动、观察及理解。当我们以一种诱惑又狡诈的思路来考虑时，其区别就会清晰地涌现出来：自我性（selfhood）取决于自我意识，而后者（显然）是对自我的意识；而由于对任何事物的意识，都相当于内在地展示这一事物的表征，那么，某人要拥有自我意识，就必须有一个符号，即这个人的自我符号，可以向……呃……这个人自己展示。这样说来，拥有一个自我符号，就像把你自己的名字写在你自己的额头上并盯着镜子看上一天那样无谓无益。
这一思路故弄玄虚，将人留在了无望的困惑之中，所以就让我们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选文1《博尔赫斯与我》的反思中，我们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你看见自己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却没有即刻意识到你正看的那人是你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中，在你之前，在你眼前，或说在你的意识前（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在那块电视屏幕上，你就拥有一个对你自己的表征，但这不会是那种对你自己的正确表征。正确的是哪种呢？“他-符号”和“我-符号”之间的区别可不是字面上的。（你无法通过做出类似擦掉“他”写上“我”这样的事情来改正你“意识中的符号”。）自我符号的显著特征不是它“看上去怎样”，而是它可能扮演什么角色。
一台机器可以拥有一个自我符号或自我概念吗？很难说。一个低级动物呢？想想一只龙虾。我们认为它有自我意识吗？拥有自我概念有几个重要征候。首先，它饿的时候，给谁喂食？给它自己啊！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它饿的时候，不是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比如它不会吃自己，尽管原则上它可以，可以用螯撕下自己的腿然后大快朵颐。但你会说，它不会那么蠢，因为它感受到腿部的疼痛时，就会知道是谁的腿正受袭击，会停下来。可为什么它会认为它感受到的疼痛是它的疼痛呢？另外龙虾怎么就不会非常愚蠢，蠢到对它引发的疼痛就是自己的疼痛一事置之不理？
将这个思想实验继续下去，假设我们想为我们的可自保机器人提供一些言语能力，这样它就能施展出那类用语言才可以执行的自我重视行动，比如寻求帮助或信息，也包括说谎、要挟和许诺。组织和控制这样的行为当然会要求更为精细的控制结构：一个在《前奏曲……蚂蚁赋格》的反思中定义的那种意义上的表征系统。这一系统将不仅能更新这个机器人所在环境及当前位置的信息，还会拥有环境中其他行动者的信息：它们倾向于知道什么、想要什么，它们又能理解什么。回想一下拉尔夫·南伯斯对瓦格斯塔夫的动机和信念的推测。
虽然拉尔夫·南伯斯被描绘成有意识的（而且是有自我意识的——如果我们可以区分这两者的话），可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拉尔夫的整个控制结构，包括所有的环境信息，也包括拉尔夫自己的所有信息，不能被设计得没有丝毫意识吗？会不会有一个机器人，恰与拉尔夫·南伯斯有着相同的外在，即在所有环境中表现得同样灵巧、执行相同的动作、说出相同的话，但却没有任何内在？作者似乎在暗示，造一个新拉尔夫，就像旧拉尔夫减去“一个表征自我的符号，和一份人格意识之感”，这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如果抽掉设想中的自我符号和人格意识之感，拉尔夫所剩的控制结构也会基本完好，比如这使我们从外部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变化，我们还会继续与拉尔夫对话、合作等等，那么，我们就会回到起点，回到那种意味上：自我符号没有用，没什么事需要它。相反，如果我们认为拉尔夫拥有一个自我符号恰恰就是他拥有一个控制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性和泛用性，有能力设计出精细且情境敏感的自我重视行动，那么，移除他的自我符号就不可能不把他的行为能力降格到比龙虾还笨的程度。
设令拉尔夫有自我符号，那么是否还得有“一份人格意识之感”相伴？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将拉尔夫描绘成有意识的，是否必要？这是让故事更动听了，但从拉尔夫的视角来看，这个第一人称的角度是不是某种骗局？是不是某种诗意特权，像碧翠丝·波特那会说话的彼得兔，甚或派普尔（WattyPiper）的《小火车头做到了》？
你坚称能设想拉尔夫有他所有的聪明行为，但完全缺乏意识，这完全可以。（塞尔在选文22《心灵、脑与程序》中也做了这样的断言。）的确，只要你想，你总可以这样看待一个机器人：只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零零碎碎的硬件的画面上，并提醒自己它们仅仅是因为一些巧妙设计出的相互关联，才成为信息的载体——这些关联存在于受感环境中的事件、机器性自动行动及其他多方事物之间。但同样，如果你真的有意，也可以这样看待一个人类：只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零零碎碎的脑组织（神经元、突触之类）的画面上，并提醒自己它们仅仅是因为巧妙设计出的相互关联，才成为信息的载体——这些关联存在于环境中的受感事件、身体行动及其他多方事物之间。如果你执意这样去看待另一个人，遗漏的就会是那个人的视角。可拉尔夫不也有一个视角吗？当我们听到的故事是从那个视角出发讲述的时候，我们就会懂正在发生什么，正在做的决定是什么，各种行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希望和恐惧。那个视角，在抽象层面被视为一个讲故事的出发点，它定义良好，哪怕我们倾向于认为，即便拉尔夫真的存在，这个视角也会空洞无物、无人占据。
不过最后，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个视角空洞无物呢？如果拉尔夫的身体、身体的需求和环境都存在，如果这身体是以故事所想象的方式自我控制的，并且如果它所能施展的言语行动包括了宣称事物从拉尔夫的视角来看会是怎样，那么，除了那些持有贫瘠而神秘的心身二元论观念的人以外，谁还会有什么根据，怀疑拉尔夫·南伯斯他自己的存在呢？
17宇宙之谜及其解决方案
克里斯托弗·切尔尼亚克
最近，总统就所谓的“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此，为了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我们准备了这份报告。从最近要关闭大学这种不负责任的要求中明显可以看出，举国上下已几近恐慌，我们希望这份报告有助于驱散这种糟糕的情绪。我们的报告准备得很仓促，我们的工作又被惨烈地侵扰过，这个之后会说到。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谜鲜为人知的早期历史。最早的已知案例来自C.迪扎德（Dizzard），一位MIU自体切割研究组的研究人员。迪扎德此前曾供职于几家小公司，专门开发商用人工智能软件。迪扎德目前的项目涉及计算机在定理证明中的使用，以20世纪70年代对四色定理的证明为模型。人们对迪扎德研究状况的了解仅仅来自一份一年前的进度报告，而这些报告通常至多也就是“仅供外部使用”。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迪扎德的工作领域。我们缄口不言的原因不久就会明朗。
迪扎德上一次说话还是在复活节周末前一天早上，在等待主计算机系统的一个例程（routine）故障修复的时候。那天快午夜时，同事们看见迪扎德在他办公室的终端机前：深夜工作的习惯在计算机用户中很常见，而迪扎德以睡办公室闻名。第二天下午，一位同事注意到迪扎德坐在他的终端机前。他对迪扎德说话，可迪扎德没有回应，这倒也不是什么反常的事。假期后的第二天早上，另一位同事发现迪扎德睁着眼睛坐在他的终端机前，机器开着。迪扎德看似醒着，却对询问没有反应。那天晚些时候，那位同事开始担心迪扎德毫无反应的状况，以为他是在做白日梦或是失了神，于是试着唤醒他。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迪扎德被送往了医院的急诊室。
迪扎德表现出了完全断食断水一周的症状（且有加重，因为平日里的自动贩卖机饮食习惯造成了轻微的营养不良），并因脱水而病危。据推断，迪扎德已经好几天没动过了，而动不了的原因是昏迷或出神。原本的猜测是中风或肿瘤导致了迪扎德瘫痪，然而脑电图指示的只是深度昏迷。（根据迪扎德的健康档案，他10年前有过短暂疗养，这在某些行业并不鲜见。）两天后，迪扎德死了，明显是由于断食断水。尸检在近亲的反对下推迟了，他们是新杰米玛亲族教派某远支的成员。对迪扎德大脑的组织学检查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损伤，此类调查研究仍在国家疾控中心继续着。
迪扎德项目的未来也决定了：自体切割研究组的负责人委派了迪扎德的一名研究生来掌管。迪扎德办公室的地板上铺满了论文和书，铺了几乎一英尺高；这位学生一个月里马不停蹄，才把这些材料整理得大致有形。过后不久，这位学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汇报说，她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迪扎德最后的项目，发现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一周后，她被发现在迪扎德办公室的终端机前，明显失神了。
最初的反应是困惑，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在开一个拙劣的玩笑。她直视前方，呼吸正常。她对发问和摇晃都毫无反应，对超大音量也反应不出受到惊吓。在被人不小心从椅子上撞下来后，她被送进了医院。做检查的神经科医生并不知道迪扎德的病例。他报告称病人明显身体状况良好，只松果腺有一处此前未经诊断的异常。在这位学生的朋友询问过自体切割项目的成员后，她的父母告诉了主管医生迪扎德的病例。神经科医生发现要比较两个病例还有困难，但他表示，在未见脑损伤而陷入深度昏迷这方面，二者有相似处：这位学生的病症也未表现出明显可辨的征候。
进一步会诊后，神经科医生提出，引发这种疾病的可能是一种慢作用的类昏睡病病原体，它借迪扎德的遗物感染了学生。这病也许是一种迄今未知的疾病，就像军团病一样。两周后，迪扎德及这位学生的办公室被隔离。两个月后，没有新的病例，生化培养的警示也皆是虚惊，于是隔离解除。
后来门卫把迪扎德的一些记录扔了出去，一位研究人员和迪扎德的另外两个学生发现后，决定复查一下他的项目文档。到第三天，两名学生注意到那位研究员陷入了无反应的类出神状态，甚至对掐拧都没有反应。两名学生在唤醒研究员失败后，叫来了救护车。这位新病人表现出与之前的病例相同的症状。五天后，城市公共健康委员会对楼内与迪扎德的项目有关的全部区域实行了强制隔离。
镇长则指控说，一项涉及DNA重组的秘密军事计划正在楼内开展，导致了疫情爆发。有人诚恳地否认镇长的宣称，却遭遇了不信任，这也情有可原。市议会要求立即隔离整栋十层楼及周边区域。大学行政部门则认为，这会阻碍进步，但迫于当地国会代表团的压力，这项举措在一周后生效。由于大楼的维护与安保人员都再不能接近这片区域，因此需要动用特警阻止青少年来搞小破坏。疾控中心的一个团队开始进行毒理学检验，无论何时进入隔离区，都要穿生化服保护。一个月下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得病。这时有人表示，由于3位受害者身上并未发现器质性病变，且两位幸存者表现出某种与深度冥想状态有关的生理迹象，这些病例可能是集体歇斯底里的一次爆发。
在第四个病例的涉事程序员接受完采访后，这种微妙性明朗了起来。程序员的幸存表明，这个谜必须被理解，才能引发昏迷。他说，主管中招时，他至少已经在监视器上读了几行字。但他对迪扎德的项目一无所知，也回忆不起多少显示的内容了。有人提议让程序员接受催眠以改善回忆，但该提议遭到了搁置。这名程序员也同意，他最好不要再去记起读到过的更多东西，当然了，去不记起某些东西也很困难。实际上，人们最终建议这位程序员放弃他的职业，并尽可能少地再学计算机科学。于是就出现了这个伦理问题：即便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志愿者，是否应当获准查看这个谜。
这场与计算机辅助定理证明项目有关的谜之昏迷的疫情爆发，可以这样解释：某人如果在自己头脑中发现了这个谜，那么他来不及向任何人传达这一信息，就会陷入昏迷。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谜早先是否曾由手工计算发现，但随即被遗忘了。文献检索或可有一些有限的价值，因此有人对自现代逻辑兴起以来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的工作进行了传记式的调查。保护研究人员不暴露于谜的预防措施妨碍了这项调查。目前已发现至少10起可疑案例，最早的在近百年前。
心理语言学家们开启了一个项目，以确定谜之昏迷的易感性是否人类物种特有。“维特根斯坦”，一只受过手语训练的黑猩猩，能解大学一年级的逻辑难题，是查看自体切割项目磁带的最佳对象。出于伦理上的考量，维特根斯坦项目的研究者们拒绝合作，诱拐了黑猩猩并把他藏了起来。FBI最终找到了他。人们全天24小时给他播放自体切割磁带，但没有任何效果。狗和鸽子也是类似的结果。此外也从未有任何计算机被谜损坏。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自体切割磁带必须全部播放——尚未发现安全的策略确定出谜包含在哪部分磁带中。在维特根斯坦——自体切割项目进行期间，某些自体切割磁带意外地被公用区域的计算机设备打印了出来，一位无关项目的工作人员似乎因此遭到了谜之昏迷的袭击，于是那一个月的打印件都必须召回并销毁。
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谜之昏迷是什么的问题上。由于它与任何已知疾病都不相似，尚不明确它究竟是一种昏迷，还是某种“东西”而应当避开。调查人员只是假定它是一种虚拟的脑白质切除术，一种对突触内信息的大堵塞，完全停止脑的高级功能。然而它又不像那种关联到冥想开悟状态的昏迷，因为它似乎过深，与意识不再有一贯性。另外，谜之昏迷的已知病例无一表现出好转。神经外科手术、药品和电刺激即便说有效果也只是负面效果，这些尝试已被叫停。暂时的结论是，这种昏迷是不可逆的，尽管已有一项寻找口令（word）解开谜“咒”的项目获得资助，方法是将受害者暴露在计算机生成的符号串下。
“这个谜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显然得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个谜有时被描述为“人类图灵机的哥德尔语句”，造成心灵堵塞；人们还引用了有关不可说及不可思的传统学说。类似的观念在民间传说中很常见，例如这种宗教主题：“言”（theWord）能修补破碎的精神。可这个谜或对认知科学大有裨益：它或许会给出人类心灵结构的基本信息，或许是解码“思想语言”的罗塞塔石碑——这种思想语言全人类通用，无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如果心灵的计算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就会有某种程序，某种大型口令，可以写入机器，将机器转化为某种思考者；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种糟糕的口令，就像那个谜一样，能取消掉第一种口令？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不会自毁的“谜学”领域的可行性。
两起案例紧随其后，一位理论语言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他们都在加州，但明显是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的工作领域跟迪扎德都不一样，但都熟悉迪扎德发展出的形式方法，这一方法10年前由迪扎德发表在了一篇知名的文本中。然后一起更为不祥的病例出现在了一位生化学家身上，他/她研究的是DNA与RNA相互作用的信息论模型（也有可能是虚惊一场，因为这位生化学家昏迷后，像小鸡一样咯咯叫个不停）。
谜之昏迷不再能被安心地假定为单是迪扎德所从事专业的职业风险，它似乎潜藏在多种形式之下。这个谜及其影响似乎不仅仅是无关乎语言的。这个谜及其同源表达，或许无关乎话题，实际上无处不在。很难有把握地划出智识隔离区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