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困惑，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快速增长的经济带来物质欲望的追逐，极速流动的信息让人在眼花缭乱中陷入空虚，不断出现的成功偶像又催促人跑步成为一个世俗的"成功者"。这世界每一天都变的比昨天多姿多彩，但春色如许，并未驱散后现代世界所迎来的一个又一个挑战。不过，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代人能够接续传统、坚守信仰、承担重任。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正慢慢走到台前，脚步沉稳谦和，抑或张扬个性。我们认为，成功，往往不是因为超越别人，而是由于战胜自我。我们追求生命的饱满，追求精神的丰盈，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砝码，并愿意为微小的理想而行动。"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们这群人和任何一代人都不同，虽然年轻，但是却充满力量。世道浮沉、革故鼎新之际，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个国家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正因此，这个国家充满希望。
"我有三个理想，第一是农民，第二是饲养员，第三是当个画画的。"每个人都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理想，可李理却将这些理想都变成了现实。
六岁拜师学国画，十岁举办个人画展，保送西安美院…2000年，外界眼中的天才少年李理却做出了一个让人诧异的决定：退学，成立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那一年，他与几个小伙伴提着装满宣传页的编织袋，乘着火车和长途大巴，在北京周边郊县给老乡普及动物保护法，一做就是十几年。
凤凰网：在18岁这样一个年龄决定建立黑豹动物保护站，当时是怎样想的？
李理：我是一个画画的，作为一个画者，不想让我绘画的对象消失，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出生在北京二环外、三环内一个叫中顶村的地方，是一个城乡结合部。那里的环境非常感染我，有很多树林、大野地，也有很多野生动物陪伴我。我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喜欢玩变形金刚这样的玩具，我就特别喜欢在大野地里玩，看蝌蚪的孵化过程，藏在树上看大鸟喂小鸟，那里一直都是我童年的乐土。
后来二环以外城市扩建，不断地拆迁，村庄里一片片的土地都变成了胡同，我的乐土没了。这一点启发了我，人失去了玩的地方，动物的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我从那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动物保护者，不让我绘画的对象消失。
凤凰网：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城市化，自然被人工的东西逐渐取代，对您来说这一切有怎样独特的意义？
李理：我原来玩的地方盖了许多厂房，拆迁之后很多工地垃圾，瓷砖、塑料袋逐渐填满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池塘。那附近有一个洼地，原先是一片芦苇荡，开着荷花、睡莲，深秋时还有天鹅。后来由于垃圾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往那里推渣土，这里就变成了脏乱差的地方，所有的大杨树都被砍掉了，等到最后一棵死掉的树的枝头挂满塑料袋的时候，那种形象特别感染我。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一定要行动起来，成立一个保护的组织，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当时我还在西安美术附中念书，准备保送西安美院。上美院的时候我也发现，艺术的创作是需要对象的，不能依照标本来画画。在美院的时候我们经常画一些雉鸡的标本，我不想画标本，想画那些活的（动物），也经常逃课出去画画。我觉得画画固然很重要，但人的生存环境，在野生动物的陪伴下一起长大的空间没有了，我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离开了美院，开始从事保护行业。
凤凰网：从2000年开始做动物保护站，有碰到过哪些困难？比如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李理：从事保护活动一开始是非专业的，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后来2005年的时候我拉起了12个人左右，五年下来看到了很多不好的方面。比如说资金从哪里来？我的交通工具、考察工具都需要资金。一开始非常困难，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注入。就是几个小伙伴拿压岁钱，我也不想伤了朋友的和气，一般是我来拿。我们的书包是编织袋扎了根旧皮带，用来装海报宣传页，身穿50块一身的迷彩服，脚踏8块钱一双的旧胶鞋。在沼泽里巡护时一脚踩下去，再提起来时鞋还在烂泥塘里，最后索性光了脚在泥地里走。所以那时很艰难，我们没有车辆，只能坐火车、坐长途车拎了一些东西去宣传。
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发现（动物）珍品，老百姓也不太理解，觉得你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好好读书，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发这些保护法、明信片？一开始跟老乡也有过一些冲突，因为野生动物和当地人之间也有一些矛盾，比如野猪拱地、猴子偷吃农民家的果子等。家人也不理解，觉得18岁毕业后应该找一些稳定的工作。我的小伙伴、同学们也不理解。
2005年因为没有资金，保护站曾面临解体。有一年大雪，我们团队发传单来到在一个峡谷深处，四处一片漆黑，只有一堆火。我们只有简单的帐篷，还是漏的，连睡袋也没有，喝的水也已经冻成冰，要烧开才能喝。看着朋友们睡不着觉，只能围着火烤手心、脚心取暖，头顶、肩膀上都是花掉的雪，还在冒着烟。虽然对搞美术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美的画面，应该把它画下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特别凄凉，我为什么要带着好朋友来大山受这个罪？这是我唯一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
凤凰网：为什么又坚持下来了？
凤凰网：其他小伙伴都离开了，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资金问题的？
李理：2005年当大家都离队了，我就感觉到资金很重要。我觉得我要开始卖画了。我当时社会经验比较少，只会画画，就想到开画廊，用这种方法来淘金。
凤凰网：生意好吗？
李理：没想到生意还挺好。画廊开在马莲道，北京喝茶的一个地方。喝茶的人都比较喜欢字画，就歪打正着了。我卖了很多字画，换到了充足的资金，一边看店、一边做保护、一边画画。我买了几辆车，很多设备，包括录像机、监测设备、摄像机，后来发现数码的时代到了，又换掉买了大的摄像机和单反。
为什么要买这些设备？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很多证据、资料，但2005年-2007年我发现很多朋友不会使用这些设备，比如说GPS跟踪系统，卫星遥感系统，还有远红外线。就这么巧，在2007年4月份，我认识了我的老师解焱。他当时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主任，在64个国家展开工作。由于我们做的工作不像那些俱乐部，后者只是随意聚在一起看看鸟。他看到了我们的这种精神，跟纽约那里是一样的，是真正扎在大山里生活来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我们跟他们很吻合，但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他就说，"没关系，我们把你们吸收进大组织下面进行学习，无论是从事鸟类保护的，两栖类，猛禽的，还是兽类的，都去上课。"
凤凰网：所以后来那两年都是在国外上课？
李理：实际这两年都是他（解焱）带着我们跑野外，在四川做林鸟密度调查，做各种各样的考试，回来以后我们都成了半专业式的野保人士。我的老师是在东北和西部做野生动物保护，东北的东北虎，西部的藏羚羊、熊，华南的扬子鳄。所以在学完两年后，老师就把我们发到他的项目上去，进行项目学习，在这些大项目点上看老外是如何做的。我的老师就按照NGO领导者的目标在塑造我，如何领导自己的团队，如何进取，发挥整个团队的整体效益，读了很多从东南亚翻译过来的书。到2009年，保护站已经成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组织了。卫星遥感、海事卫星这些设备都会使了，应用上藏羚羊、东北虎的追踪上。我的老师就觉得，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野保员了。
李理：是这样的，保护站是可以划为纽约站的下属支队，从事学习，但由于纽约是专款专用，不能让资金流入到我这边，所以我的资金是一国两制的那种感觉。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虽然他也看到我们的资金不太多，但纽约还是花了很多费用来培训我们，包括我们飞去全国各地上学、考试的机票和住宿。其他的资金都是我的卖画所得。
凤凰网：是否有计算过你在动物保护上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李理：那天我算了一下，大概到现在有400多万吧。
凤凰网：坚持那么多年做一件事，你觉得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李理：咱们这代人老有一种想干点什么事的念头，看到一些不对的事老想扭转过来。老想打抱不平也好，想真心真意地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就像我在书中写的，在人生中最年轻的岁月来奉献给动物保护事业，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