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狩猎俑造型中，有不少满脸须髯、膀大身强的胡人形象，他们就是经常以“猎师”身份陪侍主人狩猎的扈从，这些胡人受过调教猎兽猛禽的训练，是一种专业的驯技师，他们或是随外域进贡助猎动物一起来的“贡人”，或是为谋生移民入华的“蕃口”，与汉人一般猎户不同，他们凭驯化鹰鹖犬豹技艺特长依附达官贵人，成为随从参与狩猎活动。胡人猎师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促成了唐代狩猎风气的兴盛。（原刊于2010年故宫院刊）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商周以来各个王朝的君王都有“游猎”“畋猎”的爱好1。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猎户的谋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诗曰:“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2狩猎不仅可以选拔和锻炼英勇善战的武士，而且能够培养游牧人后代所具有的沉着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并不是北朝以来鲜卑人的发明，游牧民族都有这样规则。帝王贵族秋狝冬狩已成为“驰骋之乐”，射隼追兽则为“四季之娱”，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畋猎练兵方式，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狩猎刺激性的一面，是当时追求豪华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享乐方式。
唐人狂热的狩猎是一项大型的群体活动，有一种集体收获的荣誉感和骄傲感，“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留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3需要注意的是擅长助猎的胡人频频出现，他们作为扈从跟随着主人，而且携带着猎豹、猞猁、鹰鹞等活跃于猎场上。考古出土的唐代狩猎俑以纪实性的雕塑反映了当时的狩猎之风，其中胡人形象栩栩如生、姿态传神，非常引人注目。
本文试用三部分典型出土文物分析胡人的身份与作用。
一.形成条件
唐初中原地区深受突厥等草原民族影响，包括狩猎等野外生活习俗。唐初王公贵族中间盛行着炽烈的狩猎之风。
唐太宗李世民“少好弓矢”，擅长骑射，封秦王后经常“猎于九嵏”、“游畋仲山”、“猎于清水谷”，贞观五年(631)太宗打猎于长安西南郊昆明池，规模盛大，“蕃夷君长咸从”，有些周边民族首领率部行程万里主动前来参加狩猎，通过狩猎合围表示服从配合。唐太宗对随行的高昌国王麴文泰标榜“大丈夫在世”有三件乐事，其二便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4。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射猛兽于洛阳苑，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射中四豕，有一雄野猪冲至马镫下，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颇为自豪地表示格斗猛兽无所畏惧5。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6。正如太宗在自己《出猎》诗中说的:“琱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太子李承乾甚至喜爱苑内娱猎、骑射游畋而厌书废学。齐王李元吉非常喜爱鹰狗狩猎，出行常载捕兽大网三十车，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7。
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既有规模庞大的正规“畋猎”，又有小股灵活的随意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还被纳入国家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从《唐开元礼》《新唐书礼仪志》记载可知，当时田猎的出征准备、狩猎实施、获猎分配、聚会赏赐等，均有一套复杂的程序。狩猎时，要求人们要懂得骑术(奔跑追逐)、箭术(硬弓射猎)、刀术(劈杀砍击)、武术(徒手搏击)，以及与猛兽较量时所采取的隐蔽布阵等战略战术。从一天到五天以上，进行个人武艺与集体竞技的配合发挥，鹿哨诱敌，策马布围、搜山爬树、人墙围猎、突杀困兽等等，号角声、马蹄声、射箭声、呐喊声混合一起，震撼山野。
唐代每次行围狩猎人数都在几百或千人以上，行围、合围时组织严密，各队人马从五六十里以外就开始包围獐、鹿、狼等野兽动物，以后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到达狩猎主人的行营，侍从围歼中依次追射哄撵野兽，由主人亲自向围中猎物发箭，以便满足主人的狩猎兴趣。唐玄宗《校猎》诗就说“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杜甫《冬狩行》描写狩猎“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8。如果包围的野兽过多或者挣扎逃脱猎物太多，则不再追赶，以备下次围猎。
唐代狩猎大多在秋冬举行，因为秋冬季节飞禽走兽往往膘肥体壮，野外又木凋草枯，便于追寻猎物。龙朔元年(661)秋唐高宗于陆浑县亲自射矢，布围、促围、合围后猎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只。当时禁军卫队在围猎时的大规模出动被认为是练兵的重要途径，能综合训练士兵的体能耐力、胆略战术、抓捕技巧，甚至进行“举火夜猎”。唐玄宗年轻时博猎走马、擎鹰携犬，登基后又将狩猎作为“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屡次渭滨狩猎，并以精通“呼鹰逐兔为乐”的姚崇作为“猎师”与他一道偕马臂鹰10。但是讲武阅兵与狩猎合作劳费很大，供承猎事要治道修桥、整治猎车等，动辄费用数万，何况动用兵器也造成一些负作用，所以大历十二年(777)十月诏令:“禁京畿持兵器捕猎。”
在上层王公贵族引领下，京城权贵富家子弟常常以“侠少”面貌驰骋于猎场，有些还作为“长杨羽猎”或“殿前射生”加入禁军，陪猎达官贵人。张籍“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不仅“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而且以“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为荣耀。公子哥们“锦衣鲜华手擎鹰”，朝野市井狩猎声势很盛。这也给当时艺术家记录畋猎出行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内容，驾鹰呼犬、骑从簇拥、人马喧闹的场景再现于墓道壁画和陪葬陶俑之中。
1961年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狩猎俑，与1971年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壁画图一至四↓、1971年懿德太子墓壁画的驾鹰驯犬与牵豹行走图图五至七↓，1973年李寿墓狩猎合围图图八↓，以及1953年唐代薛氏墓出土牵猎犬图图九↓，交相辉映，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长风万里、天高气爽、草浅畜肥的想象空间。“君夸鹰眼疾，我悯兔心忙。岂动骚人兴，惟增猎客狂”11。虽然我们看不到画匠描绘的围猎、网捕、索套、烟熏、火攻等多种狩猎方式，但是狩猎的大型场面已经历历在目，狩猎者伏背勒缰驰骋原野，饲禽者臂上驾托鹰隼，驯犬者怀抱细腰猎狗，驯豹者骏马后臀锦毯上卧踞猎豹，一一映入人们眼帘。
〔图一〕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局部)
〔图二〕1971年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局部)
〔图三〕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局部)
〔图四〕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局部)
〔图五〕懿德太子墓驯鹰壁画
〔图六〕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驯豹图
〔图七〕懿德太子墓架鹰逗犬出
〔图八〕陕西三原李寿墓道狩猎壁画合围野猪图(局部)
〔图九〕陕西咸阳底张湾唐代薛氏墓牵猎犬(局部)猎图
如果说墓道狩猎壁画中胡人形象十分鲜明，那么出土的胡人狩猎俑立体形象更是栩栩如生，较之平面壁画要生动得多12:
1.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图十↓，永泰公主墓出土。犬蹲在马臀部圆垫上，这种犬可能就是知名的“波斯犬”，又称“弱狗”，在狩猎时非常凶猛，速度极快，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等狩猎的需要，向唐朝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
〔图十〕胡人带狗狩猎者
高31厘米1960年乾陵永泰公主墓出土
〔图十一〕唐代胡人骑马带猎豹俑
1960年乾县永泰公主墓
3.胡人骑马狩猎载物俑图十二↓，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梳辫发盘于头顶，浓眉高鼻，络缌短须，马鞍后携带有大雁、野兔等物，应是猎后收获。马头额顶上竖立的鬃毛整齐美观，表明这是贵族家使用的马匹，也说明了狩猎者的身份与地位。
〔图十二〕唐彩绘陶胡人骑马狩猎俑
高28厘米、宽9厘米、长24厘米
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现藏陕西乾陵博物馆
4.胡人骑马携带猞猁俑图十三至十五↓，两件俑均为章怀太子墓出土。一个胡人梳长粗辫盘发脑后，身着翻领胡服，马鞍后带有裹卷毡毯，上立一只似猞猁的动物，表现的是正准备出行的瞬间，另一个腰系干粮袋，以备狩猎中使用。猞猁狲(大山猫)比一般家猫要大，狩猎时与猎狗一样，很快就能抓住奔跑的猎物。
〔图十三〕唐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高39厘米、宽12厘米、长32厘米
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现藏陕西乾陵博物馆
〔图十四〕唐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高38厘米、宽13厘米、长32厘米
〔图十五〕三彩骑马带犬狩猎俑唐
1960年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5.胡人骑马吹口哨俑图十六至十七↓，昭陵郑仁泰墓出土。这个胡人狩猎者似乎是一个驯鹰师，他在吹口哨呼叫猎禽回归，也有可能是唤回侦察引诱其他小动物的鹞子。唐人捕捉训练猎鹰的技艺很高。人们或者在幼鹰移栖时，使用猎网捕捉幼鹰;或者直接将尚未离巢的雏鹰从它们的巢中捉来。不管是幼鹰还是雏鹰，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着刺绣的项圈，所以猎禽都配以皮革、青丝的脚带以及鹰笼。驯鹰讲究食之半饱，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即可“擒狡兔于平原，截鹄鸾于河渚”了。此外，胡人的一双胳膊都绷有护臂，而不是薛逢《侠少年》中说的“绿眼胡鹰踏锦韝，五花马白貂裘”，这说明所驯之物应是比金雕、苍鹰、鹘、隼要小的鹞子之类，可以捕捉鹌鹑、鸟雀等。
〔图十六〕唐彩绘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高39厘米、宽12厘米、长23厘米
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出土，现藏陕西昭陵博物馆
〔图十七〕唐彩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6.骑马射猎飞禽俑图十八至二十↓，懿德太子墓出土。这个射猎人面相不像胡人，但他满弓搭箭，扣在弦上，颇似唐代诗人薛逢赞美的“金鞍俯鞚尘开处，银镝离弦中处声”;或是张祜企羡的“黄云断塞寻鹰去，白草连天射雁归”;崔颢曾描写骑马射猎:“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廻鹰犬疾，草深狐兔肥。”16
〔图十八〕唐三彩骑马射猎俑
1971年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图十九〕唐代射猎陶俑
1971年乾县李重润墓出土，高35.5厘米
〔图二十〕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
1960年陕西懿德太子墓出土
7.骑马手臂擎鹰俑图二十一至二十二↓，懿德太子墓出土。随从者身着胡服，双手擎起鹰隼，如果说养鹰猎兔非常痛快，但训练野性幼鹰的“熬鹰”过程则往往比较费事17，尽管狩猎者雕塑无法细刻出鹰帽、爪套及爪链，但鹰隼环视四周、跃跃欲试的形象已经表现出来。徐夤《鹰》:“害物伤生性岂驯，且宜笼罩待知人;惟擒燕雀啖腥血，却笑鸾皇啄翠筠;狡兔穴多非尔识，鸣鸠脰短罚君身;豪门不读诗书者，走马平原放玩频。”18诗中“笼罩”指为猎隼戴上眼罩和头罩，防止猛禽受惊，但陶俑和壁画一般都不表现。
〔图二十一〕唐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
〔图二十二〕唐三彩绞胎狩猎骑俑
1972年陕西乾县出土
《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608)九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为什么要征集这么多“鹰师”到京城，史无详载，估计与大规模狩猎有关。当时隋炀帝将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骠骑将军改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改为鹰击郎将，极力提倡鹰鹖奋扬形象，并连续四处巡游，北筑长城，西击吐谷浑，车驾进入晋北、燕北浩浩荡荡，以此震慑北方突厥民族。
《魏书》记载，北魏中央机构设置专职狩猎官职“游猎曹”(羽猎曹)和“鹰师曹”。从敦煌文献看，沙州归义军政权下也设有鹰使，负责养鹰狩猎及贡鹰事务19。《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却贡献》条载，长兴二年(931)九月辛亥勅:“近日诸色人不禀诏条，频献鹰隼。......其五方见在鹰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诸色人等并不得辄将进献。”可见地方多为贡献鹰隼而专门设有鹰使。此外，中原地区有不少猎户号称“猎郎”，弓马娴熟供奉官府，秋冬之季捕禽捉兽，有时没有官衙命令不得归农耕田。张读《宣室志》卷八曰:“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署为衙门将。曾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但是汉人猎户往往是挖设陷阱捕捉野兽，与胡人骑马狩猎方式大不相同，而且是父子狩猎代代相传，唐代“五坊色役户”就是这一类特殊专业人户，社会身份与地位不高，但仰仗朝廷官府不负其他徭役。
二.
《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选拔官户及“蕃口”少年骁勇者，著虎纹衣，跨豹纹鞯，每次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跟随射猎禽兽，号称“百骑”“千骑”，后来演变成为羽林禁军的一部分，“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20。这种“蕃口”骁勇者或许就是胡人。
钱起《校猎曲》:“长杨杀气连云飞，汉主秋畋正掩围，重门日晏红尘出，数骑胡人猎兽归。”21因此在我们看到的唐代狩猎队伍一群人中，夹杂着几个满脸髯须的胡人，不由想到来自西域中亚的胡人训练鹰犬非常在行，“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也许就是向唐朝进贡助猎动物时就被留下来的“猎师”。
在1991年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彩绘俑中22，八个狩猎俑就有五个深目高鼻胡人形象者，两个骑马抱犬男胡俑，两个骑马架鹰男胡俑，一个骑马带豹男胡俑。还有一个骑马带猞猁的女俑虽不是胡女像，但更趋于北方民族“蕃人”形象。
1.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图二十三↓，胡人高鼻深目，络缌浓髯，双眼圆瞪，张口露齿作呵斥状，袒裸粗壮左臂作有力握拳形象，他怀抱蜷卧的猎犬，而猎犬则机警地聆听着胡人的呐喊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狩猎者粗犷剽悍性格。
〔图二十三〕骑马抱犬狩猎胡俑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2.胡人抱犬狩猎俑图二十四↓，胡人髯须较短，但仍是满脸缌络，左手握举勒缰，右臂捋袖抚抱猎犬，高鼻深目直视前方。
〔图二十四〕1型骑马狩猎
3.胡人狩猎携豹俑图二十五↓，胡人髭鬍卷曲，目光炯炯侧头远眺，右手后甩策马，左手前伸控缰。身后圆形垫毯上趴伏的猎豹，后腿弓起，耸尻敛肩，好似立刻要扑向猎物，这只猎豹外观高雅而均称，肌肉发达，臀部中等，腿长有力，眼大警惕，显示出速度、力量和平衡性的和谐。
〔图二十五〕狩猎胡俑
4.胡人擎举鹰鹖俑图二十六↓，胡人随从小臂上擎起一只鹰鹖，从这种鹰鹖体形来看，追击苍鹭、野鸭等猎物快速且勇猛。鹰鹖性格乖顺服从，被誉为具有贵族风范。《朝野佥载》卷五说喜爱狩猎的唐太宗自己饲养的一只白鹘，号为“将军”，经常让这只隼鹘在殿前驱杀燕雀。自古以来白羽毛的隼鹖就是最珍贵的猎鹰，刘禹锡《白鹰》:“毛羽翩斓白贮裁，马前擎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嘴攒鸡脑破，玄金爪擗兔心开。”23
〔图二十六〕骑马狩猎俑
5.胡人架鹰狩猎俑图二十七↓，深目高鼻的胡人无髯须，头发中分梳挽成辫髻横盘脑后，右手架鹰注视前方，似乎正在寻找猎物准备放鹰，一幅紧张的神色。按照古代驯猎方法，猎鹰可分为冲出去、扑出去、放出去几种方式，所以有投鹰人、抛鹰人和放鹰人的区别。
〔图二十七〕骑马狩猎俑
6.携带猞猁狩猎女俑图二十八↓，女俑头梳倒垂双髻，弯眉朱唇，腰系长条粮袋，足蹬黑色高靴，身后花毡上蹲踞着一只双耳直竖猞猁，目视远方显得聪明伶俐，文静中透着机敏，猞猁也是狩猎不可或缺的助猎工具，比猎豹容易饲养与训练，西亚波斯人一贯以最善于调教猞猁而闻名。
〔图二十八〕型骑马狩猎俑
7.驮获猎物女俑图二十九↓，女俑头梳垂髻，侧脸抬头露出自信神态，内穿半臂外着圆领窄袖袍，左手控缰，身后驮有猎物，究竟是死鹿还是野羊不好判断。
〔图二十九〕骑马狩猎俑
8.骑马狩猎胡俑图三十↓，胡俑头戴黑色幞头，双目圆睁，身微前倾，低头直视前下方，右手前指，似乎发现了猎物动静。或许这个胡人是专门侦察、侍守的猎师，头顶骄阳，身临风险，经验异常丰富。
〔图三十〕骑马狩猎俑
这些狩猎俑表现的是正在出猎的情形，他们连骑缓辔，停马驻立，似乎是在等待主人的指令。从狩猎人只是架鹰携鹞、带猞猁、载猎豹，而未携弓、提弩、持刀来看，他们都是些随从主人狩猎的扈从，属于主人侍陪类奴仆，而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真正的主人始终没有露面。仅从不到十个狩猎随从来看，不可能出现“围猎”那样盛大规模的狩猎场面，而是高度凝练了狩猎的典型场面而已。从狩猎俑机警的神态和动作分析，他们似乎是在寻找猎物，或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王建《宫词》:“粟金腰带象牙锥，散插红翎玉突枝;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鸡兔绕鞍垂。”29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险娥载酒迎。”30这种射禽逐兽大有收获后的凯旋，使得野外宴会推向另一个欢聚高潮，众多随侍架火烤肉，搬酒举杯，欢呼拜舞自论功，收获猎物不多时还要地方官员杀牛宰羊提供野宴所需。每次狩猎收获都是很高兴的事，张祜诗云:“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鸡;归来逞余勇，儿子乱弯弓。”31狩猎收获兴奋地记录在诗歌之中。
对那些能装备齐全副狩猎行头的贵族王公来说，是非常值得别人羡慕与钦佩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记载:“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狩猎者骑着西域送来的骏马，带着中土百姓没有见过的猎豹，怀抱细长腰的波斯名犬，马背上配着中亚的圆毡毯，如果是手擎极为名贵的白锦毛胡鹰，跟随着高鼻深目的胡人“猎师”作为侍从，那是更为炫耀和显贵。难怪张广达先生说唐代风靡一时的豹猎“可以断定这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33。
唐代皇宫禁中有五坊宫苑使，《唐会要》卷七十八:“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开元十九年(731)，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34其后朝廷重臣纷纷担任此职，争相为皇帝搜集行猎宠物以求受宠。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鹰、隼、豹、貀、猎犬，皆放之。”当时为了豢养这些狩猎动物，专门设有“五坊户”供养禁中鹰豹犬之类，尽管我们不知五坊户中是否有入籍的胡人，但训练狩猎禽兽要达到“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白鸟逝”35;大概少不了要有饲养专长和调教经验的胡人，如来自昭武九姓胡的安珍，即曾任内五坊使押衙。胡人从小耳濡目染，崇尚武艺，受到追逐动物的捕猎训练。正像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爱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36李益《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37令狐楚《少年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38;刘商《胡笳十八拍》:“髯胡少年能走马，弯弓射飞无远近。”
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捉和训练凶禽猛兽的技艺，雏鹰幼兽从小就开始被进行圈养驯服39，但是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相差较远，来自东北供鹰的渤海人和驯服禽兽的西域胡人显然更有经验，野生动物调教需要长年积累人畜之间的信赖，依靠外来的行家里手是北魏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狩猎的普遍做法。况且助猎猛兽凶禽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唐朝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边荒绝域，其他游牧民族显然比中土汉人有着训练苍鹰、猎犬更高一筹的技艺。所以孙机先生指出“我国在狩猎中使用猎豹和猞猁的作法大约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懿德墓壁画之牵豹人与金乡县主墓狩猎俑中都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可以作为旁证。”40
〔图三十一〕1998佳士得狩猎俑群像
三.
王维《观猎》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为千古名句一直传诵，实际上唐代诗人描写狩猎过程诸如放鹰猎兔的诗歌较多。例如白居易《放鹰》43: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
下韝随指顾，百掷无一遗。
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
本为鸟所设，今为人所资。
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
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
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
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
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
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
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
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
“韝”指驯鹰放鹰者所戴的臂套。“絷”指用绳索拴住禽兽爪足。所以猎鹰腿爪装有皮、丝做的脚带，猎豹则佩带有金属、皮革做的的项圈。特别是作者讲的“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这种“鄙语”就是狩猎时的粗话行话，源于对北方游猎民族的蔑称，而这个“猎师”可能就是专业猎户或驯猎者。贯休《村行遇猎》:“猎师纷纷走榛莽，女亦相随把弓矢;南北东西尽杀心，断烧残云在围里;鹘拂荒田兔成血，竿打黄茅雉惊起。”44说明“猎师”这一称呼比较普遍，猎豹、猎犬、猎鹰等兽性突发不听指挥，会使猎师在主人面前脸上无光，而这种具有调教捕捉技艺的行家里手，自然有不少胡人。
李白《行行且游猎篇》45: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卷书，但知游猎夸轻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云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鸧双迸满连飞骹，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46:
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鹿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涂鹄血，鞍旁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
韩愈在徐州辅佐从猎时所作《雉带箭》47: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覆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当时文人参加狩猎活动很多，文人将逐兔呼鹰的狩猎看作是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象征，看作是勇猛无畏的气质。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既可以挥鞭意气，又可以目无坚壁，奔涌血脉，舒展筋骨，逐渐内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风范，章孝标《少年行》“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48。不亲自参加过狩猎是不会写出如此生动的诗句。如果众人狩猎时在助猎鹰鹖犬豹身上押注豪赌，就会在刺激之外更增加新的刺激。
胡人是主人的骁悍爪牙，狩猎时既要会侦察猎物踪迹，使用猎网、猎夹驱赶套陷动物，又要防止主人猝然发生意外，起到侍卫作用。当然，参加狩猎的胡人不全是随从，例如大历时诗人卢纶描写冬天咸宁王狩猎合围时，将军的部曲“娑勒”舍鞍解甲生擒豹子的故事49，其中说道“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可见除了娑勒为其他民族外，还有言语不同需要翻译的异国质子。还有一些跟随打猎的人是“败虏降羌”，即在战争中的俘虏，他们作为降服的奴仆部曲为主人效劳。
唐代狩猎往往采取追逐射猎、挖坑设陷、张网捕猎、焚烧搜猎等法，但主要还是采取围猎方式，而且不局限于禁苑之中，龙朔元年(661)唐高宗李治狩猎于陆浑县，在山南布围，由于大顺府果毅王万兴没听统一指挥擅自促围，惊跑了猎物，面临治罪斩杀，被高宗特赦放免，并作《冬狩诗》记录。围猎经常规模很大，“六飞驰骋，万骑腾跃”，不仅因地设有数次围猎，而且需要“五日而合”的“长围”，为防止“断围”还有派人“监围”。仅从史书记载来看，唐两京畿辅周边均是狩猎之地，长安周围的骊山、雍城、麟游、陈仓都曾是围猎之地，至于东都洛阳周边也是狩猎之地。所以唐代不像后世清代那样在一个木兰围场内狩猎，或是专门伺养禽兽动物供王公贵族打猎。围猎时为了表示君王的仁慈之心，往往在畋猎最后关头“开一面之罗，展三驱之礼”，“禽止三驱”，对那些幼小老弱或怀孕飞禽走兽不逮不射。在长安禁苑中还会“禁止多杀”。
唐代贵族百官狩猎完之后继续赏赐筵宴，但是否携带家眷，结伴游玩，史无明载。后世清代有些满族贵族在京郊狩猎时喜爱携带家眷及戏班，狩猎后扎立帐篷，饮酒弹唱，全家聚餐，享受猎物。但唐代骑马伎乐俑有可能也是随主人狩猎后筵宴上的乐人，金乡县主墓中那些骑马女伎人表现的阵势即是如此，以前仅仅把她们列为出行乐伎俑，可能理解过于狭隘。
当然冬狩围猎是很辛苦的，既要面对山冈悬危仔细搜索，又要蹑手蹑脚潜行追踪，夜间朔风，不许出声;天降微雪，不能躲避;围猎士兵挨饿受冻，驱禽赶兽，遇到主子怜悯时才能放散，等待主人打到猎物时才能赏物。有时遭遇流矢乱射，有时碰到困兽穷搏，为了主人的喜好，不知有多少围兵要付出代价。早在北朝时期地方官府甚至将狩猎列入夫役杂徭之中，东魏冀州刺史尉景“发夫猎，死者三百人”50，可见发夫役出猎致死者很多，危险性极大。西魏河北郡(山西平陆)郡守裴侠放免长期供官府役使的猎夫三十名51，说明地方官府将狩猎作为夫役征发，类似唐代的杂徭了。
由于帝王纵猎冲散兽群，分别擒获，所以往往践踏庄稼蹂躏农户，劳费民役修道供食，又极具危险性，所以臣僚经常谏言相劝罢猎。蕃将执失思力就进谏太宗“为四海父母，”万一坐骑颠簸闪失，得不赏失，太宗对蕃将说这样话感到惊异，执意继续狩猎逐鹿，执失思力脱下头上巾带阻挡马前，才阻止了太宗打猎52。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宪宗“频出游畋”，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医箴》讽谏“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咤伤气，天下之重，从禽为戏，不养其外，前修所忌”53。但这一时期的狩猎估计也就是在禁苑内外跑跑走走而已，晨去暮归，不像唐前期那么阔大不羁了，国力减弱又兵师减少，也没有宏大的禁军陪侍围猎了。长庆四年(824)三月赦文:“鹰犬之流，本备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余勒州府更不得进来”54，取消各地进贡苍鹰猎犬的惯例，野外狩猎日益缩小。
但是唐后期，皇家饲养狩猎的飞禽已成为一项社会弊政。元和三年(808)七月，“五坊品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纵鹰隼入长安富人家，旋旨其居，广有求取”。宦官借为皇帝收取“贡鸷”“贡鹞”骚扰各地，“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罗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或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以张井上，使不得汲者”55。这些五坊使官借口不敢惊吓皇家供奉鸟雀，在乡间田地、城镇酒肆到处欺殴百姓，索赔钱物，成为勒索民间的一大弊害。因此，唐朝文臣汉僚一直言辞激烈地批评朝廷狩猎，痛斥饲养猎狗、猎豹、猞猁、鹰鹞等弊端，他们曾屡屡指责狩猎刺激的血腥场面，斥责这种特殊的娱乐消遣方式。连佛寺僧尼《上皇劝善断肉文》也讲述戒杀功德、反对狩猎:“禀性虽千种，含灵物一般;从头皆觅悟，那个不求安。兔走缘防箭，禽飞怕弹丸;那堪鹰犬逐，更被网罗缦。”
唐代的狩猎之风无疑是一个高峰，继承了北魏以来胡人参与狩猎的传统56，其中外来西域胡人又带来新的助猎方式，戎昱《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57。此后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继承了这一遗风，辽、金、元、清都是如此。清朝经康熙皇帝的提倡，通过狩猎演练军队，定“秋狝”之制，在木兰围场狩猎遂成定制。而入关后的行围出猎的军事演练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显而易见。明清时期通过西域陆路自伊斯兰国家来的使节或商人入境贡品中仍少不了狮子、猎豹、猞猁狲等助猎动物，而从中国带走赏赐给他们的海东青等鹰隼58。
总之，狩猎享乐是古代一切上层贵族酷爱风尚与醉心通则，其中的动物土贡经济与消除兽害因素另当别论59，并不是主流导向且极为有限。狩猎表现的是一种杀戮刺激活动，满足的是一种消遣奢侈热情。正因如此，唐代狩猎活动才对艺术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那些雕塑工匠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他们表现贵族打猎主题，即使不见主人，却通过凶猛迅疾的弱狗、矫健敏捷的猎豹、蹿跳入云的猞猁、冲天欲飞的鹰隼直接传达狩猎气势非凡的排场，而塑造的各色胡人狩猎俑以剽悍的侍从在簇拥着骑马姿态中，也可见胡人猎师身份和面貌，展现出来的都是狩猎者惊心动魄的狩猎方式和贵族的狂热，再次为唐代崇尚胡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和有趣的默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