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0.07.09
谨以此文纪念67军参加对越防御作战35周年，并献给所有参战的战友们。
2019年9月17日至22日，我和原67军机关及部队的一众战友，重返阔别33年的老山。追寻留下青春印记的地方，祭奠长眠于红土青山间的战友，回味昔日战火硝烟的浓烈，探访今日边境地带的现状。
寻梦之旅虽然时光短暂，引发的思绪却绵长悠远。三十多年之后回望那场让国人牵肠挂肚的边境战争，特别是我们这些亲历参与者，真是个中滋味五味杂陈啊！
我们穿行于当年战场和作战双方的边境区域，面对着那一条条长满青苔的战壕，面对着那些冷峻墓碑下长眠的曾经鲜活的生命，面对老山地带那依然醒目的“雷区，禁止入内”的警示牌，面对边境两侧辛勤劳作的平民，我们在感慨过往、痛惜战友的同时，也在默默祈求告别战争，让和平的阳光永驻人间。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途中我心潮澎湃，难以自抑，写下一首诗《我为何要重返老山》:
我为何要重返老山
重返老山
是我三十多年的心结
是我三十多年的夙愿
也许你不会理解
也许你有许多疑问
你为何要重返老山啊
为什么要重返老山
请让我来告诉你
那里有我长眠的战友
那里有我青春的情殇
那里有炮火连天的回响
那里有我芳华岁月的闪光
那里有我人生恢宏的乐章
那里有我对祖国的忠诚
那里有我辞别父母的牵肠
那里有我用忠诚浇灌的红土地
那里有我凛然柔美老山兰之吟唱
那里留下我矫健的身影
那里留下我勇往直前的渴望
那里是我心中的圣地
那里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云南麻栗坡天保口岸
那场被称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底至八十年代底，是一场跨越十年的中越边境军事斗争，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方向与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斗争最长的一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漫长历史的浓重一笔。这场军事斗争开始于1979年2月17日，1989年10月结束。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对越自卫还击战；第二阶段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第三阶段叫对越防御作战（轮战）。这场战事的实质是越南的侵略和我国的反侵略斗争。
持续十年的对越军事斗争，原因大致有以下三条：首先是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支援柬埔寨。1973年3月，美军从越南战场上灰溜溜地失败回家，1975年3月，越南一举完成了南北方的统一。此时的越南当局，霸权主义欲望膨胀，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与当时的苏联南北呼应，企图吞并柬埔寨、老挝，做印度支那联邦帮主，把我国维护和平、坚持正义的主张看作是他们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障碍。
其次是为改革开放打造一个安全环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但边境不安宁，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我们怎么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没有安定的投资环境，外部资金与技术很难进入我国，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极大地凝聚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是献给“改革开放”的奠基礼。实践证明：敢战才能止战，能战才有和平。
考验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已有三十年没有打过仗，军队战斗力如何？能不能肩负保卫祖国安全的重任？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政治、军事答卷需要实战的检验。经过为期十年特别是后期六大军区部队的轮战，锻炼和培养了新一代的年轻军人，为军队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大范围的军事行动使许多年轻官兵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培养了一大批作战骨干，也发现了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训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军队改革探明了方向，使部队的合成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1985年，我所在部队——原济南军区陆军第67野战军（1985年6月，在百万大裁军中改为集团军）军部带领所属主力师199师、炮兵第12师及各种保障分队，配属陆军第46军138师，共计19931人（到达作战地域后，先后配属我军指挥的各军种及保障部队，达到3万多人），开赴云南老山地区，执行对越防御作战（轮战）任务。
我当时27岁，在军政治部电影队当放映员。我转为志愿兵已经三年，是电影队的业务骨干，正踌躇满志要在部队干一番事业。出征时组织决定由我代理电影队长，带着马春福、朱长怀两名放映员，在军政治部宣传处编成内，赴老山前线执行电影放映和宣传保障任务。
早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前，上级就从我原来所在的部队601团抽调战斗骨干充实到昆明军区作战部队。我虽然那时在团业余宣传队，也和许多战友一样激动得彻夜难眠，纷纷向领导递交了按有血手印的请战书。政治处领导对我们说，这次抽调的都是战斗班排军事技术过硬的骨干，你们这些机关后勤兵可不够条件，别再凑热闹瞎起哄啦！领导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要求参战的热情给浇灭了。
没想到时隔六年以后，参战的机会又一次来临。特别是1984年10月，我刚刚参加了北京国庆35周年阅兵。今年要是能够跟随部队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一番，作为和平时期的一名军人，那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啊！在我看来，军人只有走上战场，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算得上不辜负这身军装和军人的称号。
67军明确赴老山作战任务以后，所属参战部队迅速展开思想动员、调配干部、补充兵员、检修和补充武器装备、进行临战训练、落实各级指挥编组、拟制部队输送计划等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电影队的上级单位是政治部宣传处，临行前明确指定由我代理电影队长，带领两名放映员随部队赴滇参战。人员和任务明确以后，参战部队和机关各部门紧锣密鼓地开展战前准备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着我，日夜思考、完善细节。电影放映、音响保障、宣传鼓动所需的设备、器材、用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下，该买的买，改换的换，很快就非常顺利地准备完毕。
此后，我又受领了一项新任务——前往军区政治部录像室（后改为新闻电教室）领取电视报道设备。我当时也不知道这套摄像器材是军区政治部配发给67军的还是由军部申请的。处领导反复交代，不仅要把设备领回来，还要能够尽快熟悉使用。我明白，从此以后自己要在当好放映员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角色——电视摄像员。
回到军里以后，领导认为我是放映员，转行搞电视宣传肯定没问题。殊不知，电影放映与电视摄像、电视宣传根本就是两码事。电影放映是借助与运用照相、化学、光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和原理。电视摄像则是把景物光像转为电信号的装置，借助与运用“光——电——磁——电——光”的原理。两种设备机械原理不同，工作的技术支持和侧重点自然也就不同。电视宣传工作者除了熟练操作使用摄像、录像、编辑设备之外，还要具备文字记者的功力。当然，在全军电视宣传队伍起步初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电影放映员改行过来的。
当时，我对电视摄像和电视宣传心里没底，忐忑不安。但是，战士不能对任何战斗说“不”。我携带着这套摄录编设备，随军机关基本指挥所于1985年3月14日13时40分，从军部驻地淄博市博山火车站，踏上了一路向南开行的专列。
军基本指挥所专列加挂了几节绿皮硬座车厢，比基层部队乘坐的铁皮闷罐车，条件要好得多。我们最起码可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可以观赏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唯一的麻烦，是一车厢人如何解决睡觉问题。那时候的军人，都是从艰苦训练摸爬滚打中挺立过来的，这点儿困难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入夜以后你就看吧，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趴在座位上睡，有的在过道里或者座椅下睡。更有甚者，爬到行李架上睡。
飞驰的军列（视频资料截图）
途中教学（视频资料截图）
我们出发时，北方正值冬春交替的季节。温度低迷，树木刚刚泛出淡淡的青色。随着军列向西南方向开进，气温越来越高，窗外景色也在不断变换。进入四川境内，遍地的油菜花映入眼帘，提醒所有的人——春意正浓。隔着车窗，我看到携妻带子出门踏青的人们，安详地徜徉在和煦的阳光下。他们哪里知道，有一批年轻军人正肩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神圣使命，满怀豪情地奔赴烽火硝烟、生死未卜的战场。
神情凝重的参战官兵（视频资料截图）
我们的军列出淄博，跨徐淮，过中原，经汉水，入剑门，越凉山，进成都。之后军列驶入了被称为中国最险铁路的成昆线（成都至昆明），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资料显示，它始建于1958年，在1959年至1969年期间，多次停工、多次复工，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才全线竣工运营。
成昆铁路全线有隧道430多座，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道9座，总长340多公里。有桥梁近千座，总长100多公里。全部加起来，桥梁隧道总共440公里，占了全线总长的百分之四十。为了修筑成昆铁路，牺牲了近千名铁道兵官兵和铁路建设者，平均每公里埋藏着一位忠魂。
军列途中补给（视频资料截图）
成昆铁路与美国的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
军列在川西南和滇北的崇山峻岭中穿行，频繁的进出隧道，使车内的光线忽明忽暗，我们都极力适应着光线的瞬间变化。
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部队八千里南下，于3月19日深夜抵达云南昆明东站，结束了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铁路输送。
军列卸载后，我们电影队的三人，又坐上装满物资器材的解放牌军用汽车，随部队向军部集结地域——云南文山州开进。我们所乘坐的军用汽车，都是昆明军区汽车团提供的，每辆车的车厢都有倒U形的顶杆，外面用帆布搭盖伪装。兄弟军区负责保障的官兵们尽职尽责，把所有的汽车伪装得非常好。我们坐在车厢里面，只能够通过车厢后部两片竖帘中间的间隙看到外面一些情况。我们在车上把器材箱调正摆平，放上铺板铺开被褥。这个有限的空间，成为我们三个人的临时卧室。
摩托化开进（视频资料截图）
从昆明到文山，行程400多公里。云贵高原的山路，路况要多么复杂就有多么复杂。汽车一会儿攀上山顶，一会儿冲入谷底，一会儿走在云上，一会行在雾下。我们在车上被颠簸的晕头转向，七荤八素，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这样，见头不见尾的车队，载着军基本指挥所人员昼行夜宿，于3月22日到达文山州集结地域，才算是完成了长途战略机动行军。
运输机输送（视频资料截图）
过后得知，我们军这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距离投送，动用了铁路、摩托化输送和空运三种方式。共计：60趟专列，3000台汽车，25架次运输机。
文山是云南省的一个州，全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百色市接壤，西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南与越南接界，北与曲靖市相连。文山以盛产“三七”而闻名，属于亚热带地域，山地平均海拔在1000米至1800米之间。
部队在文山地域集结以后，立即开始了针对性很强的临战训练。这个阶段，我们电影放映和宣传保障任务不多，原计划让我兼任的电视摄像和宣传工作也做了调整。原因是随着全军百万大裁军的展开，裁撤昆明军区的动向逐渐明朗，昆明军区机关的人员逐步向各部队分流。昆明军区政治部新闻电教室（中央电视台昆明军区记者站）干事冀保安（祖籍河南）此时突然调到67军宣传处负责电视宣传工作（他是想随67军轮战后调回河南老家，但就在我们结束轮战前，他又决定留在昆明，没有随我军回撤山东，这是后话）。此前，我没有得到他要调来的任何信息。他过来以后，这一块工作以他为主，我给他当助手。
部队从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实打实地进行了两个月的临战训练。5月18日至30日，67军各部开始陆续接防南京军区1军的阵地防务。
老山战场地域有一条河，从我方流向越南，我方称其为盘龙江，越方称其为清水河。199师和138师两个步兵师，分别接防了老山（盘龙江西）和八里河东山（盘龙江东）两个作战方向的阵地。5月28日，我们随军基本指挥所由文山县城前移至麻栗坡县的落水洞地区。
落水洞位于麻栗坡县城南面23公里左右一座不高的山峰北侧，离边境直线距离6至7公里，在敌远程火炮射击范围之内。落水洞是一个深约80米的自然坑洞，成椭圆形状。地表水流入地下，在地面形成一个与漏斗相似的溶洞故而得名。此地四面环山，山峰突兀如竹笋。早晨和夜晚多雾，袅袅娜娜似白纱飘摇，很是奇特。
这里原来是边防部队一个营级单位的营区，除了两栋砖石结构的二层楼房之外，很多是前期参与轮战的南京军区1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和帐篷。从1984年到1989年，这里一直是昆明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所属陆军6个野战军/集团军（第14军、第11军、第1军、第67军（集团军）、第47集团军、第27集团军）的指挥部，是战场的中枢神经。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道指令，关乎战局的胜败，关乎士兵的生死。在战争环境下，这里忙碌而又紧张，神秘而又神圣。
落水洞军指挥部局部
我们电影队进入落水洞之初，住在营区东西走向主路北侧单独一栋木板房里。两间板房内放着两张高低床，剩下的空间堆满了各类器材。主路斜对面是政治部机关食堂，吃饭倒是方便，抬腿就到。部队接防以后，我们在防空洞内为首长和机关干部战士放了几场电影。随着战事逐渐紧张，电影放映等娱乐活动越来越少。本来，我这个在前线的机关兵，是没有机会到作战一线经历炮火洗礼和生死考验的。但是，难得的机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67军参加轮战，济南军区各新闻口都派出记者到一线部队采访、拍摄新闻稿件。军区新闻电教室干事李士文（那时都称他李记者），带着摄像器材来到前线采访。他需要一个助手，领导就把我派了上去。当时的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离式的。摄像机通过一根14芯的连线，连接录像机。摄像机、录像机都各有一个一公斤多重的方形电池供电，整套设备重达30多公斤。所以，必须有一个助手背着录像机，跟随抗摄像机的记者行动。
落水洞军指挥部
7月11日早上，我们从炮兵22团基本指挥所驻地磨刀石出发去老山主峰。老山主峰海拔1422.2米，位于中越边界骑线点上。1979年，我军完成自卫还击作战任务以后撤兵，越军随即侵占老山。越军不断向中国境内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数百人。1984年4月28日和30日，原昆明军区14军、11军等部队经过26天炮火准备，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收复老山、者阴山等高地。激战数天，我军不仅守住了收复的阵地，还攻克了老山以东的八里河东山。
李士文（左）、作者（右）在老山前线
与李士文（左）在老山前线
662.6高地，又称松毛岭地区，是老山向东方向延伸的一条山腿，是扼守老山的重要门户。该地区一旦失守，老山将无险可凭。662.6高地南侧，可以俯瞰、钳制牛滚塘、南嘎一线，是控制船头地区的战略要地。此地的防御，由597团2营担负。我们在199师师部采访了解到，该营为鼓舞士气，让官兵们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战斗间隙为战士过生日，受到战士们的欢迎。我们决定去662.6高地，拍摄一组别具特色的战地生日画面，给坚守阵地的战士们鼓劲儿。
坚守阵地的官兵
7月30日凌晨四点，我们和师宣传科干事王毅一起向662.6高地进发。西南边陲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出发的时候雨雾蒙蒙，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色渐渐地亮了，雾却升了起来。道路泥泞不堪，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踉踉跄跄。即将到达662.6高地的时候，遇上一队军工给阵地送给养。他们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长裤，有的光着脊背，有的仅穿分不清颜色的背心。泥水混合着汗水涂满了他们的身体，他们背负着几十斤重的给养拼命往前赶。见此情景，我们赶紧打开摄像机抓拍起来。
在前线有一句话很流行——苦不苦，累不累，想想咱们的军工队。这是老山前线将士们对担负着前送后运艰苦任务军工战友，发自内心的热情赞誉。军工战士就像老山上的无名小草，在英雄谱中、在立功人员的名单上并不显耀。但是，他们把数十万件构筑工事用的材料、数千吨的弹药和食品，肩扛背驮，顶着烈日风雨，冒着炮火枪弹，运送上各个阵地。军工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把负伤的战友和牺牲的烈士及时抢运下来。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军工战士负重攀爬陡壁，在工事内艰难行进，一线阵地战士看到送来给养的欢欣等。真实感人的画面，都被我们一一摄入镜头。
662.6高地距离越军前沿阵地只有二十多米远，有时都能够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所以，在工事内只能够低姿挪动不能够抬头。我们到达阵地的时候，有几名战士正在工事前沿布雷。所谓布雷，就是把一个巴掌大小的72式防步兵地雷，将引信旋入雷体底部，拉出保险栓，抓一把工事里的烂泥把地雷团一团，随手扔到工事外面使其陷入泥土之中，防止越军偷袭。这种防步兵地雷，我们战士叫它“文明雷”。草绿色塑料外壳，脚踩上去就爆炸，一般会导致一只脚或一条腿伤残，从而失去战斗力。若救治及时，一般没有生命危险。
前沿观察所
我1979年下半年在师教导大队作为训练骨干，进行过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我们训练科目之一就是练习打坦克。不仅要练习如何打，还要练习如何防。脸盆大小的防坦克地雷，我们挖了埋、埋了挖。可以说，我对地雷并不陌生。看到战士布雷，我忍不住技痒。如法炮制，亲手将几颗防步兵地雷扔到阵地前沿。
随后，我们成功拍摄了该营六连为两名战士过生日的画面。在阵地过生日其实很简单，既没有诱人的蛋糕，也没有温馨的烛光，更不会唱什么生日歌。只是在一个较大的掩体里面，打开几盒罐头，摆在炮弹箱上。营连领导和过生日的战士围坐一圈，倒上一铁碗白酒，大家轮流喝上一口。领导讲几句鼓励的话，战士们表个态也就结束了。
坚守阵地的战士
连队干部告诉我们，这个过生日仪式虽然简单，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其内在动力，是无法估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战士过生日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农村籍的战士，根本就没有过生日的经历。在敌我交战的前沿阵地，谁也不知道明年的生日还能不能来临。所以，能够有营连领导像父兄一般陪伴着过个生日，必将成为战士们永恒的记忆。
8月2日下午，我们在199师（临时番号为40师（乙））指挥所曼棍洞，拍摄了一组师首长在沙盘前研究作战的画面。我们得知夜里那拉口防御方向，将有部分官兵从前沿阵地轮换下来休整。李记者提出我们要前去拍摄从阵地下来的官兵，师首长起初考虑到我们的安全不予同意。李记者具备一位战地记者的优秀素质，坚决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我们反复请求下，师首长指示有关部门配合前往，务必保障我们的安全。
途中小憩
傍晚，我们乘车赶到595团指挥所。团首长派遣侦察连一个排长带领一个班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跟随我们完成拍摄任务。班长和三名战士在前，我和李记者在中间，排长和四名战士断后。天色完全黑下来以后，我们冒着小雨出发。带队的排长反复向我们强调，行进中一定要踩着前方的脚印走，千万不可擅自走在没有人踩踏过的地方。
当时整个老山地区，经历了越军占领——我军收复——南京军区1军轮战。为防止对方偷袭，双方都在阵地前或者交通要道上布下了无数的防步兵地雷。这些地雷经过雨水冲刷、泥土裹挟，遍布整个战场。几十公里的作战区域内，谁也不知道哪块泥土下面就会藏着地雷。1989年中越战争结束以后，我军在云南、广西作战区域内，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扫雷行动。
雷区的警示牌
2018年10月11日，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扫雷作业。作业组长杜富国在排雷作业中身负重伤，失去双眼和双手。2019年5月22日，杜富国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我们一行在夜幕掩护下，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在黑暗中使劲睁大双眼盯着前面战士的脚后跟，生怕把脚踏入没人走过的泥淖。我想，这就是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吧！此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雨，雨水、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和脖子流淌。身处战场的雨夜中，两只耳朵特别灵敏。“刷刷”的雨声，“吧唧吧唧”的脚步声，远方不时响起的冷枪冷炮声，声声刺激着耳膜。
两公里的夜路，我们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午夜时分，终于赶到边防团位于天保农场南面盘龙江边的马店营房。在一个老式石头建筑的宽敞房子里，已经有一些从一线阵地轮换下来的官兵在休息。虽然屋子里面蚊子“嗡嗡”作响，官兵们依然鼾声四起睡得香甜。他们知道这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实在太累啦！我们不忍心打扰他们的睡眠，就坐在房子门前的水泥地上等着。夜色太浓，我看不清楚四周是否有围墙。
凌晨两点多钟，又有6名战士从111号阵地上替换下来。这些战士已经在前沿阵地坚守了两个多月。天气炎热多雨，气温最高达到40多度，战士们或轻或重都身体不适，精神疲惫。迎面走来的他们晃晃荡荡，乍看上去，酷是溃退的散兵游勇，但在我心目中，他们却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除了两只眼睛里面闪烁着夺目的光亮，浑身上下都像是从泥塘里滚过一样。
去过老山前线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三转弯的“生死线”。到达老山主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曼棍向右前方，由老山西北侧上山；一条是从曼棍向左前方，沿盘龙江右岸盘旋而上，由老山东南方向上山。所谓的三转弯“生死线”，就处在盘龙江右岸这条线上。那个地方距离前沿阵地虽然有一段距离，却是面向越军。占据小青山的越军通过那拉口子，可以通过观察镜甚至直视这段道路。越军的炮火时常封锁这一地段，发现我方指挥车辆便会用火炮追着打。在天气晴朗视线极佳的时候，甚至会用狙击步枪射杀我方徒步通过此路段的官兵。凡是经过此路段的人，都不免心生寒意。
撤离阵地的官兵
跟随李士文记者在前沿阵地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一共有五次从三转弯“生死线”通过。其中四次是趁着雨雾天气掩护，经过时虽然忐忑不安，却并没有感到特别害怕。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8月12日那一次穿越。那天，天气晴朗。中午我们在松毛岭一个阵地，拍摄了连队指导员在山东大学八名女大学生赠送的锦旗面前讲课的镜头。从阵地上下来，就走上了那条直面越军的“生死线”。
当时是下午两点多钟，从越军小青山主阵地看向我们是顺光。即使不用高倍瞄准镜，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运动。我们在团宣传股一位干事的陪同下，抗着摄像机，背着录像机，大摇大摆地走在那段暴露地段。那个地段不知道被哪支部队、什么时候搭建的伪装网，已经被风雨和炮火摧残的稀稀落落，根本起不到伪装遮蔽作用。
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几辆被敌人炮弹击毁的运输车辆散落在路旁。在我们的侧后方，就是两个月前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211”高地。
211高地
这个被称为“绞杀场”的小山头，已经被双方炮火炸成白花花的一片，就像采石场一样，与周围葱绿的山体极不协调。看到这些场景要说心里面不害怕，那肯定是假话。但是，在前沿阵地闯荡了这些天，我们的胆量也确实大了起来。李记者甚至停下脚步，拍摄了盘龙江迷人的风光以及路旁亚热带典型的像长着长胡子一样的大树。
我们走走停停，不停地拍摄。看似若无其事，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暴露地段，随时可能发生险情。我观察好了靠近山根的排水沟，虽然只有三四十厘米深，一旦遭遇枪击炮击，顺势卧倒在沟里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依然记得耳朵被高度紧张的神经调动的像雷达一样灵敏。时刻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不时用眼睛瞄向越军小青山方向。身体紧绷，做着随时闻声而卧的准备。
战争是残酷的，它的残酷性表现在与战争有关联的方方面面：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白发人送黑发人；美好家园瞬间被击毁；国家资源持续被消耗等等。我认为最大的残酷是生龙活虎的军人，在瞬间就因伤截去的一条腿或者一只脚。带给伤残军人心灵和肢体上的终生痛苦，是外人难以感受和想象的。真实的战争，远比《芳华》等影视作品残酷百倍。
1985年12月，老山地区进入旱季。我军A师（乙）即199师，趁对面越军换防，新上来的部队立足未稳、情况不熟、防御不力之际，经过精密筹划，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出击作战任务。战斗从12月2日上午7点30分打响，中午近12点结束。我军干净利落地夺占了301、302、405和603、604、968高地。
运送伤员
当日，我在军指挥部落水洞，也感受到了前线战事的激烈。不仅炮声隆隆不绝于耳，运送伤员的车辆也是来回穿梭。随同军前指驻扎在落水洞的第142野战医院，在落水洞中心区域搭设了几顶大帐篷，作为抢救伤员的场所。此次出击作战受伤的官兵，在一线或者营卫生所、团卫生队做过简单地包扎处理后，都被送到这里救治。上午十点多钟，我凭着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去到142野战医院拍摄抢救伤员的镜头，准备留作资料。
当我走进写着“外科”标识牌的帐篷时，看到偌大的帐篷内一溜设有四张手术台。每张手术台前，都围着医生、护士。有人在为伤员清理缝合伤口，有人在为伤员取出留在体内的弹片。最里边的那张手术台，正在为一名被地雷炸伤脚部的战士截肢。刺耳的电锯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医生从战士的脚踝往小腿上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截下了被炸得血肉模糊变紫发黑的脚掌，扔进旁边的一个筐里。我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筐里大概已经有十几只脚掌。躺在手术台上的勇士，在麻醉状态下毫无知觉。他哪里知道醒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成了仅剩一只脚的残疾人。我为这些战士惋惜不已！
抢救伤员
两位护士提着装有十几只脚掌的筐，出了帐篷向西边山根下一条水沟走去。我边拍摄边跟了过去，看看她们如何处理这些截肢下来的脚掌。谁知她们走到沟边，就把那些脚掌倒在了沟里。那条水沟的沟沿不是陡坡，而是缓坡。缓坡上已经有不少白花花的脚掌，还有两只老百姓散养的猪在那里觅食。猪把那些脚掌拱过来拱过去，非常瘆人。
我心中充满悲凉——这些脚掌，可都是我们受伤官兵身体的一部分啊！再紧张，也应该给予掩埋或者焚烧处理。怎么能够随便丢弃在野外，任由雨淋、日晒、牲畜作践呢？
2019年10月11日，原步兵第601团大功三连战友在山东省沂源县城聚会。这次聚会使我平静多年的心，又一次颤抖了起来。学生兵江宏伟是1980年9月入伍到大功三连的，1985年7月随连队从原601团整建制编入598团三营八连，并担任一排长。他跟随部队于8月3日开赴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1986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救护战友，他被炸掉双脚，炸瞎双眼。后来经过再三救治，仅存的左眼戴上一千度眼镜后，视力才恢复到0.1度。战后，他被评为一级伤残，荣立一等功。
江宏伟（左）、作者（右）
10月13日，聚会结束的那天早上，我看到江宏伟在妻子的陪伴下，借助手杖，迈开安装了假肢的双腿，向长途汽车站走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颤抖得厉害：多么伟大的中国军人啊！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当战火熄灭和平降临，他们又背负着战争留给自己身体的创伤，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享受和平阳光的人们，又有谁会记得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呢？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快速地通过嘀嘀打车叫来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长途汽车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我们67军轮战期间，全国有句非常响亮的口号是：“国威军威看西南”。实际上，也就是看我们坚守的老山方向。因此，全国全军各层次的文艺团体，都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当时，军宣传处人手少，文化口只有王灿星干事一个人，迎来送往接待陪同根本忙不过来。这个时候，我这个志愿兵也就被处领导作为“干部”使用了。
好在当时随着军队百万大裁军的展开，部队也换发了“85”式新军装。这个款式军装的一大特点，就是志愿兵和干部军装、领章、肩章、大盖帽完全一样。我这个由志愿兵代理的电影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电影队王队长，这给我参与接待工作带来许多方便。
1985年中秋节前夕，总政歌舞团赴云南前线慰问小分队，带着三总部首长的委托，来到老山前线，所到之处受到战士们热烈欢迎。在那个年代，总政歌舞团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民族特色、英武的军旅风采而享誉国内外。带队的团长是著名作曲家、总政歌舞团团长傅庚辰，副团长是曲艺家刘炽炎，队员有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军旅歌手熊卿材、阎维文、柳陪德等，还有部分曲艺、器乐、舞蹈演员，以及著名词作家李幼容，著名指挥家刘云厚。
演出现场
1985年10月9日，军领导让我带大小三辆车去昆明机场送演出小分队返回。几十个人的队伍，长途几百公里的行程，吃住行都由我一个人筹划安排。当时，通信联络不像现在这么便捷通畅，遇事也没法请示军指挥部的领导，全都要靠自我决断，这对我确实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好在凭着我认真负责和周密细致的工作，以及这些军旅艺术家的密切配合，整个送行过程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关键这些艺术家都是军人，又非常的平易近人，集合出发，乘车住宿，参观游览等等，都听从我这个“兵”的指挥安排，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送行任务。10月13日，他们乘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
1986年春节前夕，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组成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我奉命从落水洞带车去昆明机场接机。
慰问团领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田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也是我们国家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1950年拍摄的电影《白毛女》，1958年拍摄的电影《党的女儿》等红色经典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我作为放映员，能与银幕上著名的电影工作者近距离接触，心里也是够激动的。
不仅仅是田华，还有一批耳熟能详的电影界大腕闯入了我的视线：毛泽东主席的扮演者——古月，《牧马人》中许灵筠的扮演者——朱时茂，《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1985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小品《卖花生仁的姑娘》一举成名者——岳红，《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的扮演者——施建岚，《回民支队》中马本斋支队长的饰演者——里坡等，一共有18人。里坡还是多年前从我们67军走出去的电影演员。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还先后参与接待了东方歌舞团的牟炫甫、郑绪岚，电影演员龚雪，曲艺演员张志宽，相声演员笑林和李国胜等观众非常喜爱的演员。
在前线期间，我参与接待保障了很多文艺团体以及慰问团。其中，山东大学生慰问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这个慰问团的主体是八名女大学生。
山东大学八名女大学生
山东人民为拥有这样的子弟兵，感到骄傲和自豪。山东大学生物系（八四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才姑、许梅8位女同学，满怀对前线将士无比崇敬的心情，精心绣制了“八颗丹心向红星”的锦旗，邮寄到老山前线某部高机连，引起了部队的强烈反响。
山东大学党委及时抓住这个典型，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战士在我心中”的活动。由此，一个群众性的“战士在我心中”活动，很快遍及山东、遍及全国，与前线部队战士开展的“祖国在我心中”活动相呼应、相融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洪流。这一活动，得到了党中央、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的肯定和表扬。中央和地方各级报纸、广播、电视媒体，都作了充分报道。
前线部队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活动
1986年春节期间，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乔幼梅，带领包括八名女大学生、以及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张乐岭（时为校宣传部部长）、成为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时为研究生会代表）在内的慰问团成员到前线慰问。我对山东大学生慰问团，感到分外亲切。这不仅是前线将士与后方大学生之间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战士在我心中”“双心活动”引起了我的共鸣，也是由于当时我哥哥和我三弟同时都在山大上学，乔幼梅老师还是我哥哥的任课老师。乔老师给我带来了我哥哥和弟弟录制的录音带，听着兄弟们带着浓重乡音问候的话语和介绍的家中情况，我泪眼朦胧，激动万分，顿时感到慰问团成员都像是自己的亲人。
山东大学慰问团在老山前线
198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一大早，慰问团要前往老山主峰，部队领导安排我负责录像保障。我头天晚上就把一台小型摄像机（掌中宝）充好电，备好了录像带。浓浓的晨雾中，一台大北京（北京吉普车的一种，车后部有向外开的两扇门，车内两侧为纵向两排座位）和一台盖着篷布的大解放车，载着慰问团成员向老山主峰进发。
一路上，八名女大学生和慰问团其他成员表情都很凝重，看得出她们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也难怪，哪有从后方歌舞升平环境中来前线不紧张、不害怕的。由于我多次往返老山主峰、一线阵地与落水洞之间，对战场环境和途中安全系数心里有数。所以，我非常放松地给她们介绍情况，讲一些战场趣闻轶事或啦啦家常，使她们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下来。
在老山主峰，596团团长刘安民，向慰问团介绍了老山防御部队的作战和生活情况。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道道渴望的眼神，她们听的是那么认真，记的是那么仔细。
山东大学慰问团在老山主峰
随后几天里，大学生们还分头前往一线阵地慰问。与一线阵地的官兵一样，啃一口压缩饼干，喝一口白开水。战士们“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铿锵誓言，感染了这些天之骄子。天之骄子们与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相处融洽，谈理想话人生，相互激励，同表共同肩负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理想与决心。
兄妹相会在老山
八名女大学生从前线返回学校，将爱国拥军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她们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如今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吴平英已于2015年不幸因病去世，生前是某省安全厅的副处长。其余7个人，4个博士，2个硕士，一个高级工程师。郭琳毕业后又读了两个研究生，改行做了医生；刘红博士毕业在某医疗部门从事研究工作；蔡雪梅现在欧洲是中国驻外企业的代表；孙杰是某单位的高级工程师；舒东毕业后参军入伍，现在解放军总部工作；何才姑博士现任大学教授；许梅博士毕业后在某大学搞科学研究。
让当年我们参战老兵们，再一次记住她们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才姑、许梅！
67军在轮战期间，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我们接防阵地以后，两次挫败越军大规模反扑行动（即5.31战斗、7.19战斗）。后来又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了4次出击作战（“9.8”出击作战、“9.23”出击作战、“12.2”出击作战、“1.28”出击作战）。
在老山地区的一年防御作战中，67军所属部队共歼灭越军8400人。其中毙敌4000余人，伤敌4390人，俘敌10人，摧毁敌军各种火炮225门、各种车辆27台、各种工事1150个，缴获火炮3门、各种枪支141支及大量军需物资。同时自身减员2186人（含非战斗减员）。在参加轮战的各军（集团军）中，成为歼敌数量最多的部队。自己的伤亡减员，则仅次于14军位居第二。
审讯越军战俘（右一）
67军在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也有两个负面事件困扰了这支英雄部队几十年。至今在网络上，仍然有心怀叵测的人不时地以爆料内幕为噱头抹黑67军，抹黑人民解放军。这两个事件，一个是1985年6月11日反击作战中“211”高地丢失2个哨位，俗称“6.11”事件；另一个就是1985年6月30日晚饭时，军部管理处一名战士持枪行凶，造成炊事班一名战士牺牲，两名军领导负伤的“6.30”事件。
对于“6.11”事件，因为我只是军部一名志愿兵。既不了解指挥层面的信息，也不掌握具体战斗的细节，因而不能澄清、回答任何不实的传说和谣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粟戎生谈1985年67军211高地作战》。粟戎生作为当时的军参谋长，对“211”高地两个哨位丢失以及夺回经过，有详尽的解答。我个人认为，这个解答是可信、客观的。
“6.30”事件发生在军部，我亲耳听闻了事件的枪声，又是在枪声过后经历慌乱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事件的见证者。在此，我凭记忆还原一下事件的部分经过而不是全部。
1985年6月30日傍晚六点四十分左右，我在政治部食堂吃过晚饭，站在食堂西头门口（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清洗自己的碗筷。突然听到右前方几百米处传来冲锋枪的射击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凄厉的枪声，在山谷回荡。大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惊愕地看着那个方向。不一会，就远远地看到有人被抬着，从右前方急促地往左前方跑去，那里正是配属我军轮战的野战医院搭建的帐篷区。我和战友们在短暂懵圈后，第一感觉就是军部遭到了越军特工的偷袭。有人跑向住处拿武器，有人朝着枪响的方向跑，有人朝着野战医院的帐篷区跑，还有的人往右侧山坡上跑，整个军指挥部乱成一片。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职能部门的处长拿着手枪指指点点，一不小心手枪走火，“叭”的一枪打在不远处地面上。
随着几声零星的枪声过后，整个落水洞地区渐渐恢复了平静。各种消息不时传来，第一个消息证实不是被越军特工偷袭，而是自己人行凶作案；第二个消息就是有两名军领导负伤，还有一名招待所炊事班的战士负重伤。
当天晚上，大家都已经知道，凶手就是军司令部管理处招待所炊事班战士王某某。我们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焦虑不安。既为军首长的伤情担忧，又害怕作案后持枪逃跑的凶手没有被抓住再来一个反戈一击。我们电影队和招待所炊事班人员的住所，是前后仅隔四五十厘米距离的两排木板房。天知道王某某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会不会再次光顾他的住处。好在我们是处在战时，又是战区最高的首脑机关，各种应急保障力量充足，安保警戒很严密。那一夜尽管忐忑不安，还是平静度过了。
第二天（7月1日）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整理内务卫生、洗漱，悄悄打探凶手是否被抓到。很快有确切消息传来，王某某已经自杀，尸体在驻地北边山坡上的储水池里被发现并且被打捞出来。据从现场回来的同志讲，昨天凶手行凶后逃跑途中，由于发现后边有人提枪追寻，就跳进蓄水池中躲藏起来。警卫连搜寻人员发现蓄水池敞着口，就把盖子盖上了，并且派人值守。估计是凶手发现已经无路可逃，就开枪自杀了。令人作呕的是，这个蓄水池是我们军机关的水源地，我们早晨洗漱甚至炊事班做早饭的水，都是用的“泡尸水”。
任何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王某某行凶案也不例外。据当时了解的情况以及事后整理的材料反映，王某某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83年他抱着寻找出路的目的，来到67军某基层团队。在参战部队临出发前，补充到军招待所炊事班。部队参战来到云南不久，他正在谈的对象据说要与他“断交”，这是对他的第一个打击；其次，他在外地打工的父亲和弟弟久未来信，他担心出了什么事儿，整日心神不定；还有重要的一点，他同宿舍一名战士因为与地方群众发生纠纷，被送到一线部队锻炼去了（他理解是发配到一线部队）。加之部队接防后“5.31”和“6.11”两次大的战斗，部队伤亡较大，几乎每天都有伤员送到近邻的野战医院抢救，血肉模糊的伤员、战中牺牲的烈士对他刺激很大，他甚至觉得说不定自己哪一天也会把生命留在这里。
这一连串的因素和场景，使他的情绪由担忧焦虑逐渐发展到悲观失望，感觉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他把这一切都迁怒于军首长，最终走向极端。事后，人们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写着这样一段话：“全军那么多部队不到前线来，就是67军的领导好大喜功，主动向军委要求上战场。自己今天的命运完全是军领导造成的，你们不给我好，我也不能让你们好！”就这样，他把罪恶的子弹，射向了正在就餐的军首长。
王某某自私狭隘极端个人主义，遇事爱钻牛角尖，惧怕血与火的考验，是其走上绝路的内因。部队几十年和平环境，少数军人敏感脆弱，由平时转向战时，尤其是机关的附属保障人员，教育跟不上，管理有死角，关爱不及时，极易发生各类问题，影响部队整体形象，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为期十年的对越军事斗争期间，王某某持枪行凶都是一个在全军、全国极不光彩的恶性事件。我认识他，所以，我心中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记忆经常不经意间，就会沿着时光隧道回到出事的那天下午。
我和王某某，原本是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属于政治部，他属于司令部。既非同年入伍，也非同一地域的兵。只是我们到达军指驻地以后，临时居住的板房都在东西路的北侧。我们板房的门朝南，他们板房的门朝北，两栋板房中间隔着四五十厘米的通道，窗户对着窗户。
检查放映设备
对面的战士听到我的批评，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把声音调小了。他的整体相貌我没有记住，但他满含愠怒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过后我才知道，与我隔窗对望的那个人就是王某某。他谎称身体不舒服没有去上班，闷在房间里面肯定是在谋划实施行凶的步骤。他把录音机放得震天响，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疯狂。想想也挺后怕的，那时候王某某已经抱定了鱼死网破行凶军领导的想法。此时此刻挨训，谁知道会不会触发他提前动手的恶念？
王某某这个血案凶手自绝于人民，使生他养他的父母双亲蒙羞，也使期盼本县子弟兵在老山前线建功立业的几十万故乡父老一时抬不起头来！更使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背上了洗刷不掉的“污点”。
那是到达落水洞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电影队三个人正在室内收拾整理放映器材。突然，几声炮响清晰地传入耳中。我们以为是越军火炮打到了我们的住处，抓起钢盔戴在头上跑出门外。在文化干事王灿星带领下成一路纵队，向附近的一个防空洞跑去。
马春福（左一）、作者（左二）
朱长怀（右一）、王灿星（右二）
落水洞是军部驻地，原来是边防部队的一个营区。营区东北角，有两栋砖石结构楼房（2019年9月19日,我重返老山时，专程到落水洞寻找参战痕迹。这两栋楼还在，只是已经废弃不用，周围长满了野草）。楼房二层有一个凉台式的走廊，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住在楼上。当时刚刚吃过晚饭，很多医护人员在二层走廊上纳凉。他们看到我们几个戴着钢盔从楼东侧急匆匆跑过，都在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有些人觉得莫名其妙，发出笑声。
废弃不用的二层楼
我们几个跑了一阵子，看到整个营区并没有遭到炮击后的烟尘和慌乱。大家都悠闲地该干嘛干嘛，我们也只好停下脚步，悻悻地往回走。路上碰到两个小护士，问你们慌慌张张地干嘛？王灿星干事非常机智地回答，我们训练呢！我们几个会心地一笑。瞬间，减轻了些许尴尬。
事后才知道，响声是落水洞西南方向一个采石场作业放的炮。这件事情传扬开来，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有的人“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有的人笑话我们“军人的是，军事的不懂”。想想也是，前线的军级首脑机关，哪能开设在敌人炮火覆盖范围之内？哪能对敌人炮火不设防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央军委让各军区部队参加云南前线轮战，是多么必要而又英明的决策啊！
火炮射击
我们军机关指挥部人员到达落水洞以后，先期住房都是临时性的。我不知道这些临时住房是前一批轮战部队遗留下的，还是我们部队临时搭建的。原计划轮战为期半年，住房的修建和选点并没有下太大功夫。当时已经进入雨季，整个落水洞地区笼罩在细雨朦胧之中。小雨、雾水轮流登场，整天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隔三、五天，就要下一场大雨。
一天晚上，我们听着紧一阵慢一阵的雨声进入梦乡。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我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漂到了床边。用手一摸，是一只拖鞋。我惊呼一声挺身坐起，赶紧开灯一看，房间里全是水，拖鞋浮在水面上，晃晃荡荡快要上床了。我的惊呼声唤醒了马春福、朱长怀，他俩瞪着两只眼睛也愣住了。谁也不知道这满屋子的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住的就是这样的活动木板房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住的板房，是在东西路的北边。再往北还有几排板房，都是依着山坡地势向上修建的。我们这排板房，处在山坡最低处。可能是连续两天大雨下个不停，饱和下泄的雨水灌进了室内。室内没有污水排放出口，积存的雨水便涨到了床沿。按理说只要是门朝外开，打开门积水就会自然下泄出去了。可是，偏偏我们的房门是朝里开。在巨大水压作用下，门被顶得死死的。情急之下，我说赶快拿锤子砸南面靠路边的墙（南面墙外，地势较低）。说实话，我是一个仔细人，早就观察到板房墙壁是纤维板中空夹层。我们工具箱有现成的锤子，朱长怀拿起锤子对着墙壁就是一顿猛砸。墙壁很快被砸出几个窟窿，满屋子的水不多时就下泄一空。
望着水儿吧唧的地面，这一番折腾着实把我们吓得不轻。要是再晚发现一会儿，我们还不得都打了水漂啊？更可怕的是，瞬间把板房冲走的危险也不是没有可能。庆幸的是我们三个人完好无损，只是苦了放在地上的放映设备和保障会议的扩音设备。这些淹过水的设备，一时半会儿是万万不能通电的。一通电源，肯定就要报废了。此后一连几天，我们把被水淹过的设备一一打开，用电吹风把每一个元器件吹干，小心翼翼地安装调试，才逐一恢复了设备功能。
这次“水漫金山”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怪不得从古至今，行军打仗时都要把宿营地的选择视为重中之重。尤其是老山地区的雨季，房址选择既要避开低洼地带，住房四周的排水沟渠也要完备。此后不久，军机关所有人员都搬到了新建的板房区。新建板房地基平整牢固，排水系统完善，生活设施配套。直到此时，才算是真正拉开了长期作战的架势。
1985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部队接防不久，到前线慰问的团体逐渐多了起来。只有比较大的慰问团，才能够在军机关安排一场慰问演出或者开一个欢迎大会。比较小的慰问团，基本都是婉言谢绝不要到前线来。即便是来了，也是安排下边师团接待。那时的慰问演出，多是在露天场地。没有专业音响设备，多数都是用我们电影队保障会议的音响，最多加上两个立杆有线话筒。
1985年6月25日，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也称八省市青年慰问团）在军机关落水洞进行慰问演出。我当时正在台口右侧专心控制扩音器，调控音响。龚雪、郑绪岚、笑林、李国盛、于民刚、王作欣、于淑琴等青年艺术家的歌声、舞蹈、相声，博得了台下官兵的阵阵掌声。
配合演出
当文山州歌舞团两位魔术演员（参加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登台演出时，为增加节目的互动性，需要一位观众登台配合演出。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就被叫到了台上。主演魔术的演员，交给我一个用白手帕包裹的方盒，我就很听话地两手紧紧按住那个盒子。他手里拿出一枚硬币，并展示给观众看。然后在手里几经倒腾后，摊开双手，硬币不见了。我在台上离他很近，也没发现这枚硬币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就在台下观众一片惊呼时，他让我打开手中的手帕，又打开精致的小盒。小盒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小方盒。我一层层打开以后，发现那枚消失的硬币居然就在里面。我一脸懵圈的瞬间，被军摄影干事卢学强永远定格在了胶片上。我之所以现出懵懂的样子，是因为对魔术确实无知。
现在想想，不是魔术师手里的硬币跑到了盒子里，而是盒子里早已放着一枚一模一样的硬币。只是魔术师通过障眼手法，把手里的硬币藏了起来而已。
部分艺术家的签名
许多给我签过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意思的是，青岛市歌舞团独唱演员于民钢和我们部队的军人杨晟，还在春晚上举行了婚礼。新郎杨晟是青岛人，当年在老山前线参战。新娘于民钢是杨晟的同学，两个人离开学校以后并没有多少交集。1985年夏天，于民钢同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到老山前线慰问演出，部队派杨晟出席观看演出。得知情况的主持人和战友将他们俩推到台上相见，瞬间燃起爱情的火花。这份爱情，一时传为佳话。
于民钢、杨晟在1986年春晚上（视频截图）
王学伦，退休军官。曾任中央电视台济南军区记者站站长。先后参加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1985年至1986年云南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电视宣传报道。偶有作品被报刊和平台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