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我会把我母亲的骨灰坛从地里挖出来，换成‘挽月’，埋在一颗树下，山脚的一棵树，我父亲的骨灰
就撒在那个山顶。”
高古奇说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朔风摇晃一颗大树饱满的树冠，树身岿然不动，风顺着山势攀升，掀起尘土，细小的颗粒在烈日下闪耀光芒。
这一幕可能代表着我对归丛的印象——静谧庄严安然，但内在涌动着高浓度的情感，非常高古奇。
归丛是高古奇创立的丧葬用品品牌，“归”是归处，是灵魂往复循环的旅程，“丛”来自于高古奇的第六感，“丛是很有画面感的字，很像我想象中的灵魂聚集地，我的画面是一个人去世了，灵魂就回到天堂的一片野草中，随风摆动，有一天，这根草断了，就又回到现实世界，进入某个母体。”
高古奇人称古师傅，另一重身份为人熟知——家具设计师，国内独立家具品牌梵几的创始人。
高古奇说过“做品牌是慢性自杀”，尤其对他这样的高敏感人群、创作者人格、处女座。
我们很好奇，这样一个人，既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为什么还要回来慢性自杀？家具设计师创立的丧葬用品品牌会如何布局？“新消费时代，所有品类都值得重做一遍”的火已经烧到丧葬业了吗？这个行业的创新窗口期来了吗？
“我是一个处女座，什么样的算路口，纸钱不够了怎么办，这些事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就会带着遗憾，晚上回去我会想，我爸是不是走丢了？”
事后想来颇为荒诞的心理活动，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丧葬的底层逻辑应该基于情感，而不应该基于恐惧。”
“这件事应该有人去做，既然没有，那我就去做。”
更具体的困难也在刺激他的消费洞察。比如父亲去世时，他买不到一款合适的骨灰盒，过高的价位对应的是劣质的材料、完全不走心的设计。“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东西，它要卖到几千上万块，它那么丑”。
在更多没有高古奇那么敏感较真、有要求的人眼中，骨灰盒不过就是一个容器，它虚高的价格基于它的功能性，购买渠道的便捷可触达性，以及死亡消费这件事的不可重复性。就像绿皮火车时代，开在火车站门口的餐馆，口味一般、价格偏高，但无人计较，因为所有人都抱着“被宰也就一回”的心态，对它的期待大多停留在填饱肚子的阶段。
我问高古奇：在这个需求相对大众化的赛道里，一个强调设计感的品牌会不会略显精英化而“水土不服”？
他的回答是：“设计不是精英化的核心，价格才是，但非常让人可悲的现实就是，现阶段在丧葬用品领域，你花了精英化的钱，但是你选择的只能是非精英化的产品。”
归丛的首批新品目录里有8大品类，近30款产品，因材质、工艺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价，分为天地系列和众生系列。其中，有造型典雅，可用作香氛，日常居家场景使用的香烛，有祥云纹、莲花样式、仙鹤造型和古建筑形态的纸扎，也有玉石、陶瓷、木质的牌位、灵盒灵罐（骨灰盒）和灵龛，未来还会有服饰线。
而像灵龛这样的创新则来自于高古奇的思考：
“传统文化里我们有神龛，用来供奉财神、土地爷之类，但现在很少听到谁家里有供奉先人的龛。我们把它设计得像日用家具一样具有美感，在空间里不会突兀或者显得恐怖，既可以供奉亲人，又具备一定的装饰性，这样就在人居的环境里给逝者留下了空间，如果你想念他，随时可以上一柱香，说说话。我们就是要用设计给死亡这件事去恐惧化，让缅怀逝者成为习惯日常。”
比起生与死在物理上的阻隔，我们惧怕死亡、忌讳死者的心态更多来自于心理上的阻隔，而仪式和物件又在很大程度上凿实和巩固着这种隔绝，把死亡变成生者的不祥之事，高古奇则希望借归丛强调，生与死是完整的一条线，如同灵盒上的回形纹，死亡和出生都只是生命旅程中值得标记的节点性事件，而非“恐怖事件”。
仔细打量归丛的产品，会发现它们身上有明显地属于高古奇的设计语言，利落简约的几何线条，在材质、颜色和形制的搭配上靡费心思，含蓄、抽象又多有留白，其中有颇多中西方建筑和古典传统器形的影子，现代而又足够东方。
高古奇为母亲挑选了众生系列中一只名为「挽月」的灵罐，材料使用带有莹润光泽的白瓷，器身借鉴了传统器形月亮罐，罐盖则有古代圆形宫殿尖顶的影子，“它的弧度很像一轮圆满的月亮，双手捧着会有温暖、踏实的感觉。它也承托了我对归丛产品设计的期待：多维度的设计语言，最终回归到设计对人心理感受的体贴，回归到温度。”
前两年状态低迷时，他经常感到痛苦。有创作者和管理者角色之间张力带来的分裂，“每天一进公司就是去会议室听汇报，一个部门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换下一个，我的思维就要这么不停地跳转，大脑一直是过饱和状态，回到家整个人的状态是游离的，比较燥郁，很容易发脾气，我当下就觉得这不是我。”
有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带来的冲击。“我以前是个一直在消费的人，因为要做品牌，我觉得需要在消费的过程中去学习，我会看新的设计，包括大师的经典设计，买来看它们是否能打动我，我甚至有过要拥有100把经典椅子这类想法。但是拥有了之后，你会发现那种快感转瞬即逝，不可持续。我开始怀疑设计的意义，就像《三体》里那些科学家知道外星文明存在之后整个信仰体系崩塌了，那种冲击是一样的。”
情绪化的感受背后是高古奇对行业变化和市场环境的审视。13年前开始做品牌时，新中式家具的市场相当空白，人们对中式的理解是色调浓重的红木、形制仿古的造型和雕琢繁复的纹饰，高古奇可以说是参与了扭转市场和从业者认知的过程，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自我实现是其中最为难得的体验。
而如今，新中式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风格，成为销售领域的有效标签，但新中式的内核越来越模糊混淆。高古奇觉得其中激荡自己的部分消失了，“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而我再怎么努力去做，你所谓那些满意的东西，在大师面前不值一提，我们在别人设定的体系下学习，虽然赶上了一个经济腾飞的窗口，但这是作弊，你最后落下的功力是硬伤。但是归丛不一样。”
在经历了两年和预期相比较有落差的“退休生活”后，高古奇发现自己本质上还是个闲不住的人，所谓的清闲让他产生多余的焦虑、胡思乱想和对未来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创立归丛可以填满他空白的日程表，消耗掉过剩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他确信，“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出来这样一个品牌，去扭转大家看待死亡的观念。”
或许归丛的“不一样”，就在这里。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高古奇又像是对自己的心魔发起了另一次进攻。作为一个设计师和创业者，他对产品设计、消费趋势、消费心理甚至员工心理都高度敏感，但怎样用好这把双刃剑，不使其变成情绪内耗，是每一个同为创作者的品牌人都必须解决的课题。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死亡人口数为1041万，出生人口数为956万，出现了人口统计史上首次负增长。
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发生周期缩短、不可治愈性疾病患病率增加，个人生命的维度上，死亡的确已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社会层面来看，市场似乎总是先消费主体一步感受到需求的萌发，中国丧葬服务市场规模逐年递增，2020-2026年之间或可实现近乎于倍数的增长。
然而从个体经验来看，透过各种文化艺术的媒介，在公共或私下的话语空间里，我们或许不时形而上学地讨论死亡话题，却极少严肃地探讨死亡仪式，认真地为死亡做准备，更遑论代际观念差异之下，那些下一辈人无法坦然询问上一辈人意愿的安排。丧葬，仿佛房间里的大象，经常被避而不谈。
“我经历过十余场葬礼，有一些我还是去帮他们执行仪式的那个人，所以我很早开始面对死亡，也一直想给自己写遗书。”
疫情解封后，高古奇中招了，卧床不起、刀片嗓折磨之下，他突然获得巨大动力，写下了这封遗书，“我把后事，我的财产，各种密码都写得一清二楚，交给我太太，跟她说这是一份说明书，假如有一天我走了，你就照着它来。”
他也承认，市场还需要教育，谈论死亡，自主选择身后事如何操办的习惯养成，需要一些集体共识的转变，而且不是归丛一个品牌能做到的，它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从业者去思考、实践和摸索。
“经历过疫情，我们已经有了面对死亡和伤痛的集体经验，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那么遥远和陌生，所以在我看来，集体共识的转变也不会是太漫长遥远的过程，未来5~10年就会发生”。
归丛的小程序，首页上赫然罗列着三份“丧葬指南”——操办葬礼我应该做什么？日常祭拜故人要怎么做？遗书的有效书写方式是什么？高古奇以这种方式提醒人们，直面死亡还不够，要认真地了解死亡，要知道葬礼不是一个充满遗憾的结束或一份草草了事的交代，它可以是选择，是准备，是每个人思索生命的另一切口。
而高古奇在这个切口里看到“向死而生”，看到了归丛，“如果你马上就要离世了，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把它写下来？是不是要尽快地完成？”
交流结束时，高古奇说，他目前对市场规模、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不感兴趣，“那些是给投资人看的”，而他希望归丛的潜能首先是在于“影响更多的事儿，对当下这个时代产生影响，对更多人的生死观念产生影响，这代表一个品牌对它所处时代的思考和回应，是一个品牌的当代性”。
我不会认为高古奇是一个精明的创业者，在我看来，他颇为理想主义，也无法说归丛一定能够获取普世标准看重的商业成功，这些也尚无定论。但我们的确希望一个不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品牌能够盈利，一个好的发心能够落进健康的土壤，在任何领域都有品牌去更多地思考和践行自身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