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国务院副总理、现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盖一个科研楼前前后后为何要盖200多个章。
感到奇怪的还有从国家发改委退休的副主任张晓强。因为从县级发改局到国家发改委也只有4级审批部门，按每级审批各4个环节，也就16个章，为什么需要200个章呢？
“虽然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行政审批许可等事项仍然过多。”他在近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说。
目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将该部门建楼盖章的故事，作为行政审批的案例仔细研究，以便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
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2014年全国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就启动了大约60项改革，这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央企管理层工资改革，上海自贸区改革等。今年全面深化改革仍将加快。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彭森透露，按照中央2014-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来看，336条改革措施，2015年要完成55项，其中继续简政放权仍是重点。
他指出，“从总体布局看，还是存在着政府体太胖、手太长、闲不住这样的一些问题。”
明年改革要完成55项任务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透露，按照中央2014-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来看，336条改革措施，2015年要完成55项。
其中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一共取消下放了708项，现在剩下的许可有900多项。2015年需要继续实施简政放权的措施。
他指出，2015年简政放权可以采取新的方式，比如过去清理放权的方法可以改为规范确权的方法。
就是首先确定政府可以做什么，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许可做一个全面的合法性审查，按照行政许可法市场经济的要求明确哪些许可是政府应该保障的，依法确定权利清单。“确定了以后其余的就应该放开，不要再一项一项的挤牙膏。”他说。
此外，还要尽快推出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公布负面清单是什么，目前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需要尽快在全国推开，真正使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能够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
再就是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按照加快放开石油、电力、天然气、电信等垄断性竞争性环节的业务。对于网络型的自然垄断环节，特许经营应该向各种所有制的主体来开放。“对那些长期以来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搞一些可以参与的项目，而是真正可以向这些企业开放。”
还有，就是抓紧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领域价格改革，凡是涉及到竞争领域的价格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包括油价、电价、气价等等，政府确定定价的公式，中介机构定时、定期公布国际上几个参考标准的变化情况，由企业自主定价。
最后，要全面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做法，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和地区分割，重点应该清理整顿一下地方的各类保护主义的措施，特别是那种优惠的财税政策。
为此，抓紧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同时要尽快全面清理和取消预算内的资金对于竞争性领域的补贴，清理过度干预微观系统的产业政策等。
他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许可体系，这是一个改革的核心重点，也是一个纲，“通过这个纲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完善市场体系的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可以用这条主线串起来。”他在12月21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说。
此前，财政部门人士今年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时，曾提出2014年全面清理整顿地方的优惠财税政策。不过，光靠单个财政部门难以实施，上述工作需要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进行。
简政放权仍是重点
屈指算来，本届政府确定完成的行政审批事项削减的任务已经完成1/3，剩下待削减的，则含金量将越来越高。
不过，实际企业在运行中，仍感到审批事项比较多且繁琐。比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就有亲身体会。
有政协委员告诉他，在兴办企业的活动过程中，涉及到不同政府机构的审批核准，大约是400项，这样就为其投资兴业和企业的高效经营带来了诸多影响。
张晓强表示，“我自己也在反思，因为我在自1982年到国家计委，今年退出一线，32年，有人讲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可以叫审批经济，什么都要审批，”他反思道，“而作为投资主管部门，国家计委，曾培炎也当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任，确实多年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四难’（的情况）。”
因为，从县级发改局，到地市、省，再到国家发改委，也就4级单位，每个单位涉及4个环节，也就16个章，但是实际盖的章有200多个。这16个章连200多个章的1/10都不到，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这种事项上，要多部门、多层级协同努力。
上海市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常务副主任陈寅则认为，负面清单模式需要推广。
目前上海的负面清单项目数量在下降。2013版是190项，2014版减少了26.8%，达到了139项，由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基本形成，更多的外商愿意到试验区来投资发展。一年里新增的外商企业2114家，同比增长了10.4倍，其中90%以上都是以备案注册成立。2015版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可能有更多的开放的举措。
目前上海自贸区正在启动第二批31个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项目。陈寅认为，下一步需要将自贸区经验拓展到更大范围。“我们需要在浦东新区作为国家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范围里，能够寻找更合适的区域进行更好的探索和实践，以测试我们一些创新的制度。”
盖章（图片来自网络）
让唐明更加纠结的是，虽然目前各级政府倡导简政放权，但他梳理了一下，目前盖一栋楼，从项目前期算起，到最后拿到大楼房产证，至少要交95种税费、盖192个章。唐明坦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一些政府部门怕这怕那，办事手续繁琐和部分人员的懒政、不作为，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95种税费中90%是规费
至少要盖192个章
涉及大大小小近30个部门
办理事项主要部门公章数具体手续
1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国土局3个章针对合同范本、条款、地块范围、技术指标进行核对，签订合同。
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规划局5个章提供《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图等5项材料。
3项目立项办理发改委7个章提供项目立项申请书面报告、资本金证明、土地使用权证明等7类资料。
4项目暂定资质办理住建委7个章提供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章程等7类资料。
5《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国土局15个章提供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法人资格证明等12类资料。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规划局9个章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报表、项目立项批复等9类资料。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规划局等22个章办理消防审查、人防审查等资料。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形图等18类资料。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住建委约28个章需满足“三通一平”，并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取得规划许可证等。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等14项资料。
9《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办理房产局19个章选定物业公司，签订预售监管协议，办理物价备案、预售方案备案，进度证明、办理网上备案。需提供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申请书、企业营业执照等13项材料。
住建委等
10综合竣工验收办理住建委等50个章规划验收、规划实测；质检验收；消防、人防、安防、环保、防雷、档案、绿化等专项验收；水、电、气验收；综合验收；申请现场核验。
11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办理房管局14个章三围面积实测；楼栋编号。需提供12项材料。
散装办5个章提供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结算申请表等5项材料。
国土局3个章提供开竣工证明材料等3类材料。
备注
如今，手续繁税费多
交95种税费、盖192个章
建一栋楼至少要跑3年半
“企业要建一栋楼，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名目有95项之多，收费单位涉及政府几乎所有行政职能部门，包括其下属的部分单位以及一些群团组织。名目繁多的各项行政、事业、企业性收费，没有一项说起来不重要，收费都有凭有据有文件。”唐明说，企业盖一栋大楼，要缴各种税费，资金、人力、社交成本压力非常大。
“在95种税费中，90%都是各种费，10%是税。”唐明给现代快报记者列出一个税费清单。记者看到，在税收方面，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各种印花税、契税等。相对来说，费的名目种类更多更杂，如市政大配套费小配套费、土地出让金、教育费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绿化基金、防洪保安资金，还有水、电、气、市政、交通等其他费用。市政大、小配套费按大楼面积征收，这两项加起来每平米要350元以上。
唐明公司的一名部门经理测算了一下，各种税费加起来，要占到项目成本的两成多，税费压力不可谓不重。
“我们按正常程序算，要全部走完手续，拿到房产证，至少需要3年半。”唐明说，一般来说，大楼建设周期应该是两年左右。
过去，效率比现在高
8年前，同样建一栋楼
只要跑1年半盖100个章
多出来的这些部门、公章来自哪里？唐明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些部门、公章都有依据，以项目所需办理的社会稳定评价这一项为例，这是近两年才有的“稳评”，需要征求项目周围左邻右舍意见，要项目所在的社区、街道盖章，还要到主管部门盖章。
唐明说，曾有一个项目，需要发改部门立项，发改部门称项目要有节能评、稳评之后才能立项，而负责稳评的部门则称，项目没有立项，不能进行稳定评价。为此，项目工作人员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跑，“跑了半年还没有办好。”唐明说，最后好不容易在街道、社区盖了章，拿到下一个部门，结果对方称街道主任、社区负责人没有签字，要求公司再跑一趟，补上街道主任、社区负责人签字。“街道、社区盖章已经代表了街道，为什么还要负责人再签字？可我们企业有什么办法？只能回头再找街道主任。”唐明说，目前每个开发项目还要交档案保管费，按每年每平米一元的标准收取，这个费用以前也是没有的。
盖公章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民企办事“三扇门”仍然存在
唐明平时经常与其他民营企业家交流，不少人也都有同样感受，即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四风以来，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办事人员有所顾忌，不敢公然乱作为了。但他们手中的权力太大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办事仍然很难。现在企业与有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感觉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三扇门。所谓“玻璃门”，是指很多政策是看得见的，但等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办事时，却感觉这些政策看得见，但具体办理起来却有种种限制，民企要真正享受到优惠政策，并不容易。“弹簧门”是指有些规定弹性太大，政府部门在执行规定时，伸缩性太强。“旋转门”则指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走了一圈出来后，什么事也办不成。
对此，南京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老总黄海刚（应当事人要求，化名）也深有感触。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过去有些政府部门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即“门好进，脸好看”，但仍然“事难办”。黄海刚说，在巨大的反腐压力下，现在官员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这个不能拿，那个不能吃，做事没了积极性。有的政府部门人员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出活不出彩，在机关混日子打酱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了事，有可能要担责任。不做事，便不会犯错。”黄海刚说，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觉有些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有的部门该做事不做事，让他无可奈何。
反腐力度大
部分工作人员怕担责不作为
在黄海刚与唐明等民企老总看来，中央反腐力度很大，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持续深入，基层政府部门的面貌的确有了改变，这是事实。以前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有时可以拉拉关系，甚至一起吃吃饭，联络一下感情，有时办事会顺利一些。但近两年，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了，“即使你不送东西，光请人吃顿饭，人家都不见得会来，因为现在规定很严，抓得也很紧。”
现在，唐明公司办理项目手续时，公司工作人员经常是到某个部门办事，对方要么是不在，要么是称正在开会，或正在进行学习。“为办一项手续，工作人员跑了一趟又一趟，即使手续完备，有的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和领导仍然拖着不办。”唐明说，这种情况在近一年多来非常普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些政府部门人员不敢做事，怕担责，没有担当。其实，本来应该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但他就是拖着或压着。有时，他们会找一些理由或借口，让企业办事人员跑得焦头烂额，却只能像无头苍蝇似的在各个部门之间穿梭。这种情况不但在普通公务员身上存在，在某些政府部门领导身上同样存在。
有的部门为“避嫌”
不愿与企业多来往
傅全认为，与前些年相比，近两年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不高，对于有些部门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很多政府部门不再到企业一线，主要是为了“避嫌”，其原因主要是有的政府部门人员怕出事，索性不做事。对有的事情“不受理”，便没有了责任。“办了事，可能会出事，不办事，便不会出事，还不如不办事。”有的部门则是将本该自己承担的职责推给企业和社会机构。
有些手续可合并或取消
尤其是走过场的评估
唐明还告诉记者，南京某局响应政府要求，将权下放到区里，按理说这对企业是好事，办事应该会方便了。但实际上区局对业务不熟悉，企业办事时还是要跑市局，以前一周甚至两天能办好的事，现在一个月也办不好。这样的低效率让企业叫苦不迭。
傅全希望有的政府部门能改变不作为的现状，真正为企业着想，进一步减少行政许可，提高办事效率。“国家要求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可我们身处基层，体会不是很明显，办事部门、手续并没有大幅简化、减少。希望有的政府部门能真正将国家的政策落实好，让我们民企享受到该享受的政策和规定。”
南京市工商联：
简政放权与企业要求有差距
对于企业家反映的问题，南京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坦陈，企业家们所说的是事实，平时经常有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向他们抱怨自身遇到的问题。像唐明所说的盖楼需要交95种税费，盖一两百个章，这是客观情况。对于企业们反映负担过重、手续繁琐的问题，工商联作为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及时向政府部门进行反映，并及时将政府的声音传达给企业。
这名负责人说，其实南京市在政府简政放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前些年南京的各种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以及政府服务事项多达5000多项，但近年来政府推进简政放权，这些项目已经削减到300多项。可以说在这方面，南京在全国范围内是做得比较好的。即使如此，政府部门的工作与企业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这方面，政府部门也不断地在改进，今年南京还专门出台规定，优化行政审批。
这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用制度改革、激励措施
推进简政放权
江苏省委党校法政部副教授刘青：民企老总们反映各项审批手续繁琐、压力重，这是事实，应该客观地看这一问题。对房地产项目来说，国土、规划、建设、房产等专业部门多，而且多是垂直系统管理，目前尚不能完全做到集中、统一、高效地进行行政审批。另外，目前国家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有些部门会存在从严审批的情况。
目前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今年中央政府已经完成了300多项行政审批改革，从中央到地方逐步落实，其效果是值得期待的。另外，政府大部制改革是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有的政府部门还试点进行审批事项办理公开告知，就像在网上买东西可查询快递流程一样，办事者可以随时向审批部门了解办事流程及进展。不可否认的是，有的部门和人员存在懒政、惰政行为，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探索更好的办法，进行制度改革，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邱建新：要解决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懒政等情况，一方面要推进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包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来提高效率。另外还要有投诉机制，不过在这一点上要注意研究方法，因为有的人即使遇到不作为、乱作为，也不敢、不愿站出来投诉。
有人说政府部门不作为、少作为，危害性比乱作为要好一些。这种观点要不得，因为懒政行为、不作为对企业、对老百姓同样不利，同样会造成政府信誉的损坏。对于有些政府部门行政行为的缺位、错位、越位，都需要整治。
（2014-09-2606:51:00）
盖章，这个几秒钟就能完成的简单动作，竟成为许多地方基层村居的“头号负担”！
村居公章竟什么都能证明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武汉市武昌区一位居委会负责人的无奈：辖区有老人去社保部门办事，被要求到社区开张“本人健在证明”并盖章。社区干部哭笑不得：“本人都亲自过去了，怎么还要证明健在呢？”
这种事情并非个例。上网搜索，可见各地社区干部的吐槽：有的社区干部反映，辖区居民被咬伤，社区必须盖章证明居民确系被狗咬；有的居委会必须证明居民的残币是洗衣服时无意损坏的，居民表示没这个章就无法到银行兑换残币……
去年以来，重庆启动清理基层社区负担工作，结果同样让人吃惊。“清理出来不合理的盖章证明事项至少有八九十项，我们的公章简直‘什么都能证明’。”重庆市永川区张家坡社区党支部书记尹光元说。
搬出社区厚厚的印章管理登记册，记者发现证明种类包罗万象：未就业、婚育、户口迁移、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亲属关系、死亡、健在、独生子女父母办理退休、住房拆迁……重庆巴南区龙海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自玲说：“清理之前，居民来办事几乎就是要求盖章，每天少则四五人，多则数十人，一年下来登记册就得好几本。”有的村社甚至安排专人负责盖章。
“稀里糊涂盖章”埋风险
记者发现，基层公章变成“万能章”，直接原因是许多单位或部门把村社盖章证明作为群众办事的前置条件，不见章就不办事。
“社区只是基层自治组织，没有调查能力和强制手段，一些盖章事项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职责和能力范围。”一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比如居民身份证丢了要补办，派出所要我们开具遗失证明；甚至居民是否视力残疾，也要我们开具证明。我们拿什么证明人家身份证是否丢了？凭什么确认人家视力是否残疾？
这些“难盖的章”让基层陷于两难：如果盖章，可能失实；如果不盖，居民又办不成事。基层干部们说，有时只得“稀里糊涂盖章”，或是模糊处理证明内容，打“擦边球”了事。
章子盖得滥、证明出得多，不但成为负担，还给管理增加了风险。李自玲说，居民的住院发票丢了，医保要报销，医院就要求社区开具遗失证明。“有人很可能没有遗失，而是先拿证明到医院报销，再拿原始发票到商业保险公司报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区就要承担责任。”
有的社区还为此引来法律纠纷。重庆永川区火车站社区党支部书记夏勤说，以辖区一起工伤事件为例，当事的农民工要获得更多赔偿，要求社区盖章证明其居住在城市社区。社区根据小区物管的证明盖章之后，当事企业又强烈不满，要把社区告上法庭。
根在官僚作风和懒政避责
“只有切实转变干部作风，认真履行部门职责，才能杜绝小公章带来的大隐患。”重庆沙坪坝区民政局副调研员周青说。
近期以来，重庆、湖北、江苏等多地均开展了清理基层负担的专项行动。重庆永川区通过清理基层承担事项、明确事项认定标准、建立新增事项准入制等三项措施，共删减村社实际承担的各项任务多达261项，其中许多是不合理的盖章证明事项。重庆沙坪坝区细化了社区印章管理，明确规定只有涉及低保、救助等22项工作社区才可以盖章。
很多基层干部表示，希望在继续加大对基层公章事务清理的同时，进一步严格准入条件，用制度明确范围，不要让“万能章”现象反弹。（记者周凯王晓磊）
（2014-09-0115:11:00）
原标题：地方政府被指迷恋审批:地质公园立项盖近百公章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资料图片
8月2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4个部门的负责人走进中南海，作政策落实第三方评估的汇报。
评估报告直指有的部门和地方“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评比达标事项过乱；棚户区改造拿不全“四证”违规操作等问题。
今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针对19项政策落实情况的首次全面督查，其中一大创举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引入第三方评估，就是要发现一些“政府内部监督碰触不到、不敢公开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第三方评估独立于督查组
国家行政学院承担的任务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的评估。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参加了第三方评估工作。
从部委地方领导，到小微企业老板，他们都要接触。“座谈会上有的是很小企业的老板，有的刚创业不久，比如照相馆老板。”
参加此次第三方评估的有4家单位：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分别对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棚户区改造、扶贫开发、农村饮水安全等改革、发展、民生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
评估组走访多个省市和部委，工作方式主要是召开座谈会、访谈、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
与前期的国务院督查组分成8个组分赴4个部委和16个省(区、市)“横向”督查19项政策相比，第三方评估采取纵向的方式，除了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两项之外，其余3个部门各承担一项内容，分赴不同的部委和地区调研评估。
评估发现不少部门“会批不会管”
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在国务院督查的19项内容中，简政放权是第一项。
国家行政学院评估组对本届政府前四批取消和下放的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落实进行了评估。
“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含金量较高。企业都举双手赞成，希望将下放权力落实到实处。”张占斌说，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有些干部不太会监管，“我们的监管欠账很多。”
评估报告称，部门“自我革命”动了真格，本届政府前四批取消下放审批事项，数量目标已经完成过半。
报告还专门指出普遍存在“监管是短板”的现象。
“不少部门和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会批不会管’的情况。有的‘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因为事前审批‘最熟悉’、‘最便捷’，也‘最少责’。”报告中写道，有61.3%的受访企业不了解取消下放事项后有无监管。
在下放审批权方面，评估组还发现其他问题，比如，行政审批事项数量不清，有的地方和部门，“一项”指小项，有的指大项，大项可能包括二十多个小项。
评比达标等事项过乱，资质资格类项目繁多。比如西北大学仅今年上半年，就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了22项各类先进评选活动，学校反映强烈，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一个地质公园立项要盖近百公章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评估，聚焦最多的也是简政放权。该单位的评估内容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的政策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显示，44.35%的企业认为当前制约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最主要因素是前置审批。
有民营企业认为，新版核准目录的核准权限取消和下放的力度较大，政府部门在改进和规范核准、备案行为方面有所提升，企业投资自主权有所扩大。南京钢铁集团反映，过去国家有关部门核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至少需2个月，现在改为省级备案只需要15天。
然而在审批和放权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前置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有公司反映，投资一个水电站项目需要编制38个评估报告，通过38次评审才可以申报项目核准。一个地质公园立项涉及30多个部门，需要盖近百个章。
有些前置审批互为前置，甚至形成死循环，令企业不知所措。
同时，中介机构问题也很突出。中介收费偏高，服务耗时长，而且存在指定中介机构的现象。有民营企业反映，中介机构和项目核准机关存在利益输送，中介机构“盖章收费”现象普遍。
工商联建议进一步放宽民资投资
在全国工商联的评估报告中指出，在首批80个示范项目中，共有33个项目不同程度引入了民间资本。
但是，开放度仍然不高。在推出示范项目的5个领域中，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民间资本参与的比例不到30%，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领域民间资本只参与了1个项目，3G、4G移动网络、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尚未向民间资本开放。
报告建议，要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领域，把石油、电力、化工、电信、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和行业作为向民间资本开放的重点。
地方安居工程资金压力大
8月27日的常务会议，要求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等的财政支持，确保按期完成棚改、减贫、饮水安全等年度“硬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现，到6月底，全国安居工程开工量和基本建成量已经分别达到年度任务的73.5%和57.0%。2014年，国务院部署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任务总量为729万套。
但是，棚改等安居工程在推进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根据问卷调查，78.8%的官员认为“拆迁难”是主要问题。尤为突出的难点是个别“钉子户”提出不合理的补偿要求。
多数地方政府强烈反映，按照现行规定，棚改等安居工程项目必须在“四证”齐全的条件下才能开工，但是办齐“四证”则需要多个审批环节，周期较长。为完成考核目标，相当一部分棚改等安居工程项目只能在“四证”不全的情况下开工，采取“边建设边办证”的做法。
此外还存在地方资金缺口和中长期债务压力加大，安居工程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
在减贫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估组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可以完成。
针对发现的问题，评估组建议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增加精准扶贫资金规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等。
■对话
评估组成员揭秘评估过程，认为有利于建立服务型、法治政府
“第三方评估工作完全独立”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参加了此次第三方评估。他对新京报记者讲述了第三方评估组的工作方式，以及报告的出炉过程。
新京报：你参加的评估组，如何进行评估？
接到任务后，一开始是学习国务院文件、中央领导讲话，明确任务，研究我们的方案。然后到部委和省里调研。调研回来以后就集中讨论这个报告怎么写，中间要是发现缺什么东西，向部委要材料，再下去调研。来来回回跑，很多教授自动放弃休假，整个假期都在干这个事。当然，收获也很多。
新京报：都走访了什么地方？
张占斌：我们分了几个组，去不同的部委和地方调研，分头开座谈会，去实地看，看材料和汇报，也会去问老百姓。
比如我们召开座谈会，经济学家、公共管理专家、企业家都会邀请。央企负责人和民企负责人都有，我们还特意找到很多小微企业负责人。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人。
新京报：有没有人跟你们讲难处？
张占斌：难处也有。很多干部、很多政府部门，对怎么搞好监管不太会，对监管很迷茫。我国的监管历史欠账很多，过去政府习惯审批，怎么搞监管、搞服务，这方面还有所欠缺。现在还出现一些安全问题、食品问题、药品问题等，说明监管还没有完全到位。怎么管、怎么样管好，一个是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转变作风，不能像过去那样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罚款；再一个就是要有先进技术和手段。
新京报：基层老板有什么想法？
张占斌：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小微企业家座谈会，包括照相馆老板都来了，也有刚刚创业的。他们的直观感受是，简政放权后办手续确实简单了，有的还减税了，都挺感谢政府的。
新京报：在设计评估路线时，有没有参考国务院督查组路线？
张占斌：我们在设计调查方案的时候，国务院督查组已经开始督查了。我们主要根据国务院给我们的题目来决定去哪些地方。督查组去过的省份和部委，我们可以去。督查组没去过的省份和部委，有的我们也要去。
新京报：在撰写评估报告的时候，主要讲成绩还是讲问题？
张占斌：这也是我们反复讨论的问题，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同时还要讲建议。比如，有些政策效果不明显，我们就分析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是中间落实或衔接出了些问题，针对不同原因最后提出建议。
为了使分析尽可能客观，我们通过具体例子、数据来说明、论证我们的观点和判断。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言之有据，举的都是认真筛选出来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京报：评估报告是否借鉴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结果？
张占斌：我们的第三方评估完全独立，和政府部门没有交集。督查和第三方评估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一种积极探索，对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水平，是一种积极、有意义的探索。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建立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为政府是有益的。
新京报：评估组平时是怎么工作的？
张占斌：我们上午听报告，有专人负责整理，中午不休息就要拿出初稿来，到晚上基本就得拿出一个定稿来报给领导，同时供组内交流。我们大概写了一百多份素材纪要，而且有的是当天就得整理出来第二天印出来，这样才能尽快交流，尽快了解。有时候是白天调研、开座谈会，晚上连夜赶到其他省份。这几个月大家非常忙，也很有效率。
新京报：在做第三方评估时，有什么体会？
张占斌：中央部委下放的审批权力含金量越来越高。各个部委都在认真研究哪些权力要下放，哪些权力要保留，怎么样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三方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简政放权
问题：以考证培训代监管
案例：在勘察设计行业实行企业资质和个人资质相挂钩的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必须有若干名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人员。很多企业平时不需要养那么多人员，只能靠“借证”来满足这种要求，导致出现大量“挂证交易”现象，使资质管理发生严重变异。
棚改工程
问题：地方资金缺口
案例：经过以往几轮的棚户区改造，各城市地段较好、商业开发价值较高的棚户区已经基本改造完成，当前和今后的棚改项目大多都是地块不大、位置不佳、分布零散、商业开发价值低的“硬骨头”，项目难以实现资金自我平衡，也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需要在创新政策和方式上狠下工夫。
精准扶贫
问题：贫困人口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案例：云南省反映，贫困人口控制规模与实际贫困人口数差距较大，给贫困识别带来困扰。基层干部讲，条件差不多的农户，有的被识别为贫困户，有的未能被识别为贫困户，一旦精准扶贫政策到位以后，会使两者的政策待遇出现明显差距，有可能引发未获得扶持的贫困农户的不满。
水利工程
问题：重大水利工程补偿标准偏低，耕地占用税偏高
案例：现行水利建设征地政策与铁路、交通等其他基础设施行业相比，存在“同地不同价”、“同地不同税”等问题，土地补偿费和移民安置费标准是铁路、交通行业的一半甚至更少，而耕地占用税则高数倍，导致水利工程征地难、拆迁难、移民安置工作难，影响开工。
饮水安全
问题：项目运营管理难度大
案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史无前例。但是，目前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难题是，运营单位只能微利甚至亏本经营，难以保障水厂正常运营；仅半数样本县出台了饮水工程维护养护基金管理办法；运营单位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员工比例低。记者储信艳实习生赵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