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年级生，换算成大陆的说法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读小学、国中的时候，母亲每天会为我准备便当，再用一块粗布包裹好铝盒方便携带。”吕美丽娓娓道来自己的童年故事，顿感温馨。眼前，摆放着一件打着蝴蝶结的“帆布便当”，粗布的质地和纹路纤毫毕现，破洞处探出筷头，粘着饭粒和菜屑，几只小蚂蚁接踵而来。这个足可以假乱真的饭盒是吕美丽24年木雕生涯中的第一件生活化作品。同一系列的，还有毛衣、鞋袜、老式挎包、运动鞋等，传统黄杨木雕仿佛换了一种清新口味，独具匠心的题材使之意趣盎然。用木雕呈现童年生活的点滴记忆，是吕美丽近10年来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20多年前，吕美丽与木雕结下不解之缘。“我喜欢画画，早期做平面设计，却一直觉得不能发挥所长。每当有各种展览都会前去观看，只要看见木雕，就会怦然心动，眼球与思维被它们牢牢抓住。”吕美丽得知台北市立美术馆有雕刻研习会，前去报名学习。第一件作品《吉》是一个剥开三分之一的橘子，一旁搁着掰开的果肉，新鲜的感觉令吕美丽对木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个月入门后，她回到故乡宜兰钻研雕刻技艺。
“记得刚学会基本技艺后，并不知道刻什么，只希望尽量脱离佛像题材。”女性独有的视觉为吕美丽带来更细腻的创作灵感，住在宜兰，那就刻兰花吧！年仅24岁的吕美丽一刀一凿下手后，才知兰花的雕刻难度之大，“根叶繁多，花朵细腻度高，那时的作品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但奠定了我的雕刻技术。”从此以后，吕美丽开始留意身边的事物。与母亲逛菜市场，小贩切下一截冬瓜，熟练地绑上稻草便于手提，这便是《冬瓜》的原型；过新年，穿上母亲亲手织就的毛衣；拥有的第一双球鞋……吕美丽说：“我的创作不用天马行空，灵感就在我的手中。”
与追求随物赋形的雕刻技法不同，吕美丽的作品几乎随性所为，先在脑海里有了雏形，再挑选合适的木头精雕细琢完成。因为它们来自市井生活，散发出的质朴气息感动着观赏的男女老幼。
木雕只有—个动作
除了新颖的创作理念，吕美丽的木雕作品用放大镜看也难寻破绽。自然的褶皱、精细的帆布压花纹理、未上好的拉链、细密的针脚……一个塞得饱满的木雕老式书包宛若天成，栩栩如生，就连向上提的包带也柔软真实。整件作品由整块黄杨木雕刻，无任何拼接。再看那件平躺的毛衣，根本就是一针一线手工编织而成。有同行发出疑问：“一件毛衣可能有上万个孔洞，如此繁复的工作应该是交由工作室的助理完成，她只是设定好机器打几厘米深的孔而已。”吕美丽平静地笑笑，说：“我的精雕作品全部是亲自手工下刀完成。”
手握式电动雕刻机或气动笔是目前雕刻过程中必用的工具，无论是去皮还是打孔，都非常精准而且速度快。“我的作品介于雕刻与毫雕之间，机器运转时手会抖，根本没法操作精细的过程，精雕的作品只有在屏气凝神下才能完成。”她顺手摸了摸毛衣的袖口，说：“这样的小孔至少下3刀才能成形，如果使用机器还需要打磨，这种小地方砂纸根本无法进入，因此只能依靠手工一刀一刀雕琢。”相对于需要砂纸打磨的雕刻技术，吕美丽说自己靠刀工塑造质感的技法叫“轻刀法”，而她使用的雕刻工具也并不常规，是医生使用的手术刀。“精雕的动作和力量主要靠手指用力，手术刀轻柔，操作灵活准确，只要控制好用刀，短小细密的地方就迎刃而解。”
吕美丽说，每一件作品她都会全力以赴，下刀专注，木雕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做减法，不可以出差错，像人生一样，要步步为营。有一年秋天，她被随风飘零的落叶场景感动，于是想雕一片树叶记录那个优美的意境。只有使叶片前后的叶脉一致，才能让树叶真实。如何才能看清叶脉的纹理是否一致呢，只有一个办法——让叶片薄如蝉翼，透光而不破。那得雕多薄呢？“没有量过呢，可能1厘米吧，或是1毫米？”一直很淡定的吕美丽显然有些为难，无奈地笑了笑。而据资料介绍，木材厚度只有低于0.1毫米才可能有光线透过。
没有人出售自己的生命
经过吕美丽出神入化雕琢的黄杨木艺术品大都极其朴实、温柔，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木是大自然的杰作，把硬的东西变做软的作品，是生命再造，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于是每件作品完成之后，吕美丽还会随性写上几句注文。
她把这些雅致脱俗、温暖与美感并具的木雕艺术品比做生命的呼吸，“雕刻黄杨木时，让我安定，感受到呼吸的存在。”有谁会把自己的生命出售呢？于是吕美丽将自己美轮美奂的木雕作品搬进艺术馆，仅供人们欣赏，从不出售。“生命有限，我这一生还能雕刻门件作品呢？50件？不可能超过100件。我的生命有限……”吕美丽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生命与木雕的关系，真挚得令人有想哭的冲动。
每天，吕美丽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几个阶段，早上雕木头，下午雕琉璃或金工。因为木雕作品不出售，为了生活，她开发生活化的艺术品，把琉璃、黄金、铜等材质运用木雕技法展现，再由艺术馆的同事翻模销售，维持艺术馆的运营。那些用生命雕刻的木雕艺术品，就让它们陈列其间，在红砖墙的映衬下博得观者的会心一笑。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奚超、奚庭珪父子，河北易州制墨高手，为躲避战乱，举家南迁。行至歙州，只见这里古松繁茂，新安江水清冽，他们便停下脚步，就地取材，着手新的生活。这一停不要紧，中国书法、绘画的重要载体——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时光更迭，现如今，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墨早就淡出了大众的生活。然而，在同一个时空中，墨作为一种颜料、一项技艺、一个情结、一脉文化，始终在坚韧延宕，沉默而低调。其中，由徽墨写就的春秋，已经绵延了一千多年。
远远不止胡开文
略知一点书墨的人，提起墨，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胡开文。在歙县、绩溪和屯溪，都有胡开文墨厂；在徽墨表面，“胡开文”三个字随处可见。可以说，“胡开文”是当下人们目之所及的跟墨有关的最重要的符号。
然而，说胡开文，还得从奚氏父子说起。
来到歙州，父子两人重操旧业，继续制墨。所谓“良匠需良材”，古松树是墨的重要原料，歙州遍地松树，品质远超易州，加之南方大好山水，奚氏父子灵感奔涌，尝试改进制墨工艺。他们在墨料中加入各种中草药，在胶料中加入大漆，制成的墨质坚纹细，防腐防蛀，还有沁人的香气。
这种墨马上被送到南唐后主李煜那里。这位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发现，奚氏父子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一时龙颜大悦，赐制墨者“国姓”为赏，歙州“李墨”于是扬名天下。
当时社会流传“千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歙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宋宣和年间，书画皇帝宋徽宗将歙州改为徽州，辖区内屯溪、歙县、绩溪、旌德等地先后涌现出大批制墨的能工巧匠，他们生产的墨承于李墨，概称“徽墨”。自此，徽墨开始书写千年春秋。
在这部漫长的历史中，风云变幻，江山易主，徽墨却始终在自由生长，渐渐由一种颜料制作方法变成一个艺术门类。制墨作坊林立，家家都有秘方，制出的墨基本上都可以达到“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在墨的模样上下起功夫，联合书画家、雕刻工匠，制作别具一格的墨模：有人在墨的功能上更进一步，在墨中加入药材，制出了药墨；有人在墨的包装上尝试革新，把一个主题、不同形状的墨放在一个盒子中，成为集锦墨；有人不满足于松烟制墨，开始用桐油炼烟，生产油烟墨……
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程凤池、曹定远等名匠被他们生产的墨写入史册。清代康熙年间，出现汪近圣、汪节庵、曹素功、胡开文四大墨庄，其中胡开文墨庄是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家，流布之深远直抵当下。
烟细胶清，万杵不厌
神奇的是，徽墨是用烟制成的。徽墨制作分炼烟、和胶、杵捣、成型、晾墨、锉边、洗水、填金、包装等9道工序，用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老总汪爱军的话说：“徽墨最核心的技艺是炼烟。”
炼烟即制造烟、收集烟的过程，要在一个密闭的黑房子里进行。“廷之墨，松烟一斤之中，用珍珠三两，玉屑、龙脑各一两，同时和以生漆，捣十万杵。”这是古书的记载，说的是奚氏松烟墨的制作方法。其中“松烟一斤”，是说选择年代久远的古松树，使其在缺氧的环境下不充分燃烧，产生的烟结在黑房子顶部，然后将这些烟收集起来，择取一斤。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要想炼出好烟，却是天大的难事。好的徽墨，“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要达到这个柿隹，烟要炼得极轻极细。
墨看起来是固态，使用的时候是液态，最初却是气态！炼烟的人要在墨还是气态的时候揣摩出墨最终成型时的品质，何其难也！科学仪器在这个时候根本派不上用场，只能凭借炼烟者的经验。所以，掌握炼烟技术的人，往往是一个制墨作坊、制墨厂的灵魂。
汪爱军从1995年开始接管墨厂，跟随老师傅学习制墨技术，如今，他是厂里唯一一个可以操作炼烟工序的人。采访汪爱军的时候，是个周末。记者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厂院转悠，心想这个墨厂实在太安静了。没一会儿，汪爱军出现，暗红色夹克的袖子上，脸上，都是黑。他大概刚从炼烟房出来，十分神秘。
关于炼烟，汪爱军无法说更多，这是厂子的核心机密。或许，炼烟本就无法用语言描述。除了古松炼烟，明代制墨名家罗小华使用桐油炼烟制墨，后来程君房发明了漆烟制墨法，每次炼烟技术的革新，都会引领墨业风潮。究竟怎么炼，一直是个谜。
制墨的要领是：烟细胶清，万杵不厌。墨由烟、胶和添加物三部分组成，胶是墨中的粘合剂，用以成型、发彩，一般采用动物胶。和料时，太热胶不凝，太寒则冻墨，“胶无定法”，一般来说，春、冬宜减胶增水，夏秋则减水增胶。
和料后制成的墨坯，配以麝香、梅片、冰片、珍珠、金箔等防腐显色的添加剂后，放在木墩上用铁锤反复捶打，“轻胶十万杵”为古法。走进制墨车间，墨香袭人。两个师傅正在忙活，一个五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前者做彩墨，后者做黑墨。十厘米直径的饼状墨坯堆在一起，正在加温。年轻的师傅取一块在手里，放在一米高的木墩上，抡起铁锤，一边捶捣，一边揉搓。反复无数次后，揪下一条，上天平称重量，正合适，在烫手的恒温板上搓成一条，正好放入墨模，上紧螺母，开始压制。
记者用一只手掂了一下铁锤，几乎拿不起来，年轻的师傅嘿嘿一笑。他印堂发亮，气色饱满，像个习武之人。每天抡大锤，一抡20年，功力可想而知。让记者惊讶的是，每一块墨，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捣出来的。
“龙麝黄金皆不贵，墨工汗水是精魂。”知道墨取材的不易，炼烟的难得，捶捣的辛苦，就知道为什么明代会有“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了。
得良墨者如名将得良马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山明水秀，自古地少人多，为了生计，人们要么外出经商，要么从事手艺百工，“小民多执技艺”，素有能雕善刻的传统。在徽州，墨和雕刻结合在一起几乎是注定的事情。
制墨作坊遍地开花，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作坊老板各出奇招，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便是刻墨模。
墨模均由六片组成，前后左右各一片，中间有两片，是制模时用于压制墨的模具，多用石楠木、棠梨木制成。明代，墨模雕刻已成风气，制墨家为了制作出足够吸引眼球的墨，往往找寻著名的书画家绘制草稿，然后请巧匠雕刻成模。长方形、圆柱形、圆饼形、人形、物形、多角形、异形等墨模异彩纷呈，让墨的艺术性大大增强，藏墨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内容或者样式成套的集锦墨蔚然成风。集锦墨一般以几锭、十几锭为一套，通过图案和造型，表现一个主题，充满商业头脑的胡开文则贡献了巅峰之作。《棉花图》用16副模板刻成，描绘了棉花从播种到织布、染布的全过程，每锭墨的背板都有三五百字的图释；《御园图》则是胡开文不惜重金，雇画工赴京实地描绘，又经名手花数年雕刻而成，共64副模板，亭台楼阁、山水园林、游人花鸟，莫不栩栩如生。
明代制墨名家程君房自称“我墨百年可化黄金”。数百年后的今天，谁要是收藏有程君房做的一套墨，真可谓“黄金有价好墨无价”了。
人在磨墨，墨在磨人
虽然大众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徽墨业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这让记者颇感意外。
汪爱军说，职业书画家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数量，2008年之前绩溪胡开文墨厂的墨很多出口日本，从来不愁销售。
真正让人发愁的是很难再做出真正的好墨。2006年左右做全国首批国家级非遗普查时，中科院自然与科学发展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抽调的专家，在黄山一带待了很多天。看了很多墨厂，不断试用，反复比对，因汪爱军所在墨厂的墨“入纸如漆，发墨如烟”，可以看到完备的工艺流程，拥有560亩桐油地，专家组最终确定这里为非遗项目所在地。
当时，汪爱军并不知道非遗项目的牌子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的厂子还能比较完整地将徽墨保质保量做出来，至于和古墨相比，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心里很急，每天都有人来买墨，但是我们做不到那个水平。”汪爱军到处找材料，天天磨，揣摩温度、水分、季节，分析辅助材料是什么？照着客户带来的画作，思考颜色的细微差异是怎么发生的。“满足画家需求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使命感、责任感，这对于徽墨行业来说，似乎有点虚。1956年，徽州墨业公私合营，屯溪、绩溪、歙县分别成立徽墨厂，各厂就近收拢人力和物力，所有设备、工具、制墨师傅、技术，全部来自民间。
经历十年动荡，所有厂子直接面对市场，逐渐风雨飘摇。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现名“歙县墨业有限公司”）的周美洪1992年当厂长时，厂里账面上只有260块钱。“好在第二天就来了一个日本团，卖出去2万多块钱的货，正好够发工资。”而汪爱军当厂长的时候，厂里亏损几十万元。这个时候，作为厂里老板，能做的只是尽力满足客户需求，以此获得生存的一席之地。“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
那么，一个“教书匠”的匠人精神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
一心一意，追求信仰。虽历经失败而不悔，也绝不会因为花花世界而朝三暮四，具有一种根植于内心的信仰。有了信仰，一个木匠可以使每件家具充满灵性；有了信仰，一个泥瓦匠可以让每一块砖头说话；有了信仰，一个雕刻家可以使每一座雕塑都充满生机。有了教育信仰，这种内在的幸福认同感就会促进教师个体不断地完善自我，不断地追求教学完美，追求“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一个教书匠，应该守得住清静，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拒绝各种诱惑，追求属于自己的教学理想。因为有了信仰，邹有云、盘振玉才会在偏僻的教学点，在大瑶山深处把自己的生命与孩子的生命融为一体。要深信，一卷书在手，一杯茶在案，有一群可塑造的孩子，是最好的享受。每天迎着朝阳，乐呵呵地接待每一个学生，以饱满昂扬的姿态进入学生心灵。感受过春天的复苏、夏季的黎明、冬季的黄昏，才会有秋季的收获。一个老师，保持一颗童心，保持生命的激情，才会使自己的心灵天天飞翔。“甘愿受，欢喜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乃至一辈子去坚持，最终“止于至善”。只有这样，一个教师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才会赢得社会的尊崇。
独立个性，追求风格。“成为你自己”是镌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名言。千百年来，激励无数人追求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教育是灵魂的事业，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那么，亲爱的老师，你准备如何去推动那一朵朵生命的云呢？窦桂梅老师引领孩子走在阅读的康庄大道上，王崧舟老师在诗意的课堂上辛勤耕耘，祝禧老师行走在文化语文的百花园里，王笑梅老师提出了生命语文的教学主张……或幽默，或沉稳，或细腻，或大气，或活泼，或扎实，他们的课堂体现着一种独立思考的意识，展现着自己的学养，是对自己的"再造"，他们工作着并且快乐着。一个教师独特风格的形成，需要经历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优化自我，千锤百炼，精雕细琢。要从自己特长的出发，扬我所长，发挥优势，独辟蹊径，各显神通。处于这样课堂上的学生，觉得学习是有滋有味的，是充满期待的。他们有的欣赏老师漂亮得体的书法艺术，有的沉醉于老师浑厚优美的唱腔，有的从老师那儿学到作文的高招，有的则跟着老师开启一次又一次神奇之旅。他们每天翘首以待，因为那是最享受的时刻。"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走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永无止境。
作者：李颖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花在送礼方面的钱也是“水涨船高”，很多人记忆中那种花几十元钱买箱酒送送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CPI涨了，送礼的金额当然也得翻番涨。
送丈母娘送七姑八姨送发小儿送同窗送客户送关系户送领导送上司，送得慷慨激扬前赴后继，送得昏天黑地星月惨淡……唯剩下心酸心疼碎碎念。
大梁从小是人见人夸的好学生，大学毕业留京工作，老爸老妈在家乡甭提多露脸啦！现在回老家合肥过年，能不风风光光的吗？他父亲兄弟5个，老大有3个儿子，老二有4个儿子，老三有3个儿子，老四是一个人过，老五就是自己的父亲，另外还有一个舅舅，加起来有16家。家乡最重老礼，加上父母的殷切希望，这16家亲戚当然要走一遍，一家两瓶酒的话就需几十瓶。每年春节，要给父亲和舅舅各1000元钱。他的岳父是兄弟两个，爱人姊妹8个，加起来也有10来家，当然得一视同仁走一遍。同学发小儿呼朋唤友的聚会能不去吗不去就是瞧不起人，可去了就得自己掏钱请，谁让你在北京的衙门高就啊！平时不管多俭省，这关键时刻能掉链子吗？全加一块，连小孩的压岁钱至少要近10000元。夫妻俩加起来三个月的工资全打了水漂，妻子絮絮叨叨要发泄半年的不满。
你若不关心领导，
领导就一定不会关心你。
最头疼的事是给领导送礼，送什么？送多少？怎么送？真是让人煞费脑筋。
有位文化部门的局长，让宋彬彬犯了难。一是人家手下几十个部门，能缺宋彬彬这张卡吗？人家又身兼艺术家和官员，送俗气了以后自己还弄不来大单了。苦思冥想之后，宋彬彬一拍脑门，送古董啊！正巧有个朋友是做古墓生意的，神神秘秘地给宋彬彬推荐一块北魏某代女皇墓里的石雕。宋彬彬心下狂喜，花了两万块的朋友价买下了宝贝，左包右包，找了个吉日开着卡宴车给那位局长送去了。
可是，春节过后，那块宝贝砖被领导的司机送回来了。听司机说，领导找专家鉴定了，这砖头上的雕刻是后朝伪造刻上的，砖头本身是不是北魏的都无所谓，反正是没价值，墓里的东西阴气重，和领导的属相八字相冲，尤其不适合摆放在办公室……
宋彬彬像被人迎面打了耳光，绝望地明白，以后这个单位的订单算跟自己彻底拜拜了。
一位年轻靓丽的机关女干部，为答谢领导的知遇之恩，千里进京送礼。慎重起见，女干部提前一天进京住下，第二天终于见到领导。领导倒是没一点儿架子，让座、倒茶、削水果。
不过，毕竟是头一遭到上级领导家送礼，女干部紧张得额头冒汗，临出门时慌里慌张掏出购物卡放在茶几上，回到宾馆才发现，紧张中，竟把购物卡送成了房卡。
最后的结局是：领导不安了一夜，女干部忐忑了一夜，俩人都一夜没睡着……
在省会一家事业单位做科员的小牛，从陈处长那里听出了领导有给自己晋级的意思，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赶忙趁着过年给领导送送礼，顺便打听些底细，好加倍努力。单位正副两处长彼此不睦，各有后台也各有效忠的死党，最忌讳两边买好的人。小牛觉得，谁都得罪不起，反正几炷香都是烧，一起送吧。
晚上小牛把车开到领导大院，打开后备厢清点好东西，一边上楼一边心里念叨：“红袋子是给陈处长的，蓝袋子是给张处长的……”
门一打开，慌乱中，小牛竟对着陈处长微笑的大脸说道：“张处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零点几秒的尴尬之后，陈处长哈哈笑着，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但绝不再提小牛升迁的任何动向。小牛如坐针毡，心知肚明，这机会让自己整泡汤了。回到车里，他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光！这回恶心了，跟等着给自己庆功的媳妇都没法儿交代。
给领导送礼不易，
那么给家里人呢？
女朋友的妈对陈辉很挑剔，嫁不嫁闺女一直不吐口。陈辉暗暗企盼着过年给丈母娘好好表现一下。第一次上门，礼物太轻了不好，太花哨了更不行，太重了是炫耀，思来想去，他买了一大箱六桶装的花生油。为了好看，又在楼下买了两大篮姹紫嫣红的水果。
陈辉再看见水果摊子，眼睛直冒火星子。
还真有送礼送错断送前程的
表哥送礼的故事最让人心酸。单位的领导班子一共9位局级领导，全送的话，头都得转晕了。可是不送哪一位都不行啊，将来提拔表决的时候，真有两位撤火不同意的，表哥这种奔五十的人不就终生没说法了么，当然得拜佛拜到家呀。
顶层才是9位局座的办公层，局办公室的、人事的、后勤的，来来回回都要去顶层送报表、签字、请示工作，可单位就两部并排的电梯，也就是说只一条通道，自己大白天提着东西上顶层的电梯，等于是自绝于人民。要是哪位领导正巧出来，在电梯间或者楼道撞见，那不是更坏菜吗？
表哥送礼的艰难历程不堪回首。手上提的东西首先要左包右包，让人看不出所以然。进了电梯先要看看是否有人同行上顶层。如果有，就中途下电梯，再从楼梯间走上去；或者乘电梯到楼下大堂，出了大楼在周围转一圈，确定那个同行人不会被撞上，再上电梯去顶层。
但是，紧急情况还是防不胜防。给第二位局长送礼时，电梯空无一人，表哥一阵窃喜，眼看着电梯悄无声息地就快到顶层了，可是突然就停在倒数第三层，人事处的廖处长进来了，问表哥：“你也去找局长啊？哪位呀？”表哥支吾着，赶紧按了倒数第二层的电钮，说自己去后勤处领耗材。出了电梯，表哥只好进了楼梯间，踮起脚跟慢慢往上走，一路支起耳朵听着廖处长是不是离开了顶层的电梯。可巧，廖处长出了电梯又跟什么人说开话了。表哥只好躲在楼梯间。楼梯间都开着窗户，冷风飕飕的，表哥想打喷嚏，只能狂忍，忍得浑身痉挛。好在从廖处长的话语中，表哥知道那位自己正要送东西的局长正跟上级汇报工作，来得不是时候。表哥提着东西又悄悄退回楼梯间。后勤处的老宋也进了楼梯间，表哥又赶忙说，自己是趁公休出来活动活动腰腿。老宋笑呵呵地走上去了。表哥不敢再上电梯，徒步走下十几层楼梯，一身大汗回到办公室，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深入虎穴，眼观六路，辗转腾挪于现代建筑迷宫中的特工。
来来回回跑上跑下战战兢兢的表哥好不容易这样送出了5位副局长的过节礼，因伤风劳累和紧张过度而病倒了，整整病了一个春节。那剩下的4位局座的礼物久久地锁在文件柜里，终于免了那些曲折的旅行历险。
但表哥的送礼历程还不算太憋屈的，还真有送礼送错断送前程的。
[关键词]《功夫熊猫》；主题意蕴；成功之道
2008年6月20日，好莱坞梦工厂出品的动画影片《功夫熊猫》在中国首映，短短三天即征服了130万名中国观众，累计上亿元的票房彻底扭转了“在中国上映的动画片必遭惨败”的魔咒。这部梦工厂精心制作的影片确实打造了梦幻一样的奇迹，它给观众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历经艰险最终实现自己梦想、成为拯救世界英雄的故事，无论是影片所表达的主题意蕴，还是其本身获得的巨大成功，都是一个美梦成真的传奇，同时也给观众展示了一条由梦想通往成功的途径。
一、影片的主题意蕴
1、执著的梦想是成功的前奏。
2、梦想通往成功的途径。
二、影片的成功之道
1、精益求精的制作。
2、中国元素的演绎。
林怀民家门口贴着一张大大的林书豪海报，“他是我们姓林的人的骄傲，不过也是时候把他撤下来，换回以前的林青霞了”。玄关上，奚淞送的“雨安居”三字与落地窗外的淡水河景遥相呼应，临近窗边，一幅慈祥老人的素描，则是奚淞当年为他病中的母亲所作。
林怀民喜欢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自己的家。的确，在与卧室打通的客厅里，最显眼的装饰是满墙的书，“书堆得越乱，证明我的欠债越多，心情就越不轻松”。除此以外，家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当属他十余年前第一次来大陆时淘得的几尊佛陀头像，他会指着窗边那一尊向来客赞叹：“他太美了。”
林家的另一“名物”是一个用石头砌成、长且深的大浴缸。据说当初装修的时候，正好赶上带云门外出巡演，走前他央求师傅，“我要一个很大很大的澡缸”。人家答复：“老师，你要的那种是德国进口的，很贵，买不起。”结果等他回来，发现装修师傅竟用石头帮他砌出了一个大到“会淹死人”的浴缸。“那简直是我的天堂。对于一个舞者来说，每天跳舞结束，要把一整天的湿气和汗都洗掉，否则就容易积劳成疾。”他常常热情地对朋友发出奇怪的邀请：来家里泡澡吧。
去他家采访那天，他格外兴奋，“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今天，我用了15年的彩电终于罢工了！我可以换一个新电视机了，据说很大很薄。”工人扛着几十公斤沉的旧彩电下楼时，他硬要塞给人家小费。
跟其多彩多姿的舞台生涯比起来，林怀民的物质生活显得格外单薄。他一年四季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几件T恤轮流换，衣领脱落、破洞，就翻个方向继续穿。去年他有了一部三星手机和第一代iPad，家里用了十几年的老式传真机得以正式退休，以往，他的传真机一天就能用掉一卷纸。如今，他已能利索地利用这些时髦的通讯工具找出前一天的新闻给我看：那是圣诞节当日，云门舞集的老师们为满足孩子们的圣诞愿望，去台东的一所小学教大家跳舞。他一遍遍地看，乐得合不拢嘴，“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今年是云门成立40周年纪念，还会有更多的云门舞者走入乡间地头与民共舞，一如云门初创之时的林怀民，怀抱着简单的梦想，“去学校、去农村演出，编中国人的舞，由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
龙应台曾如是感叹：“如果你知悉我们的过去，你就会知道，云门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林怀民是一个‘’的推动者。”
1999年，台湾921地震后，云门舞集所有舞者在余震现场公演，以此为全岛人加油打气，家长就来说谢谢，说孩子们会笑我们就高兴了。“小孩子吓死了，我们让他们开心起来，然后家长就可以全力去做好重建的工作。”林怀民说。
于是有人说，林怀民创立的云门舞集实则是一种宗教，而林怀民自己则说“云门并不是我的”，它是一个承载着台湾梦的容器。
翻译名家杨月荪回忆林怀民初到美国时的情景，“走着，谈着，突然，他脱下了鞋子，在大街人行道上凌空跃起，落地之后很美地又旋了一个转子”。这许是林怀民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
在舞者们的心中，他其实是个生动的平常人。他的助理有个习惯，每次去他家先奔厨房打开冷冻柜，因为那里往往有好几袋已经过期他却还在享用的水饺，“老师只要能吃到水饺便心满意足了”。林怀民承认，自己可以在家吃一个礼拜的水饺，也有可能天黑才想起，自己一整天还未吃过东西。
独居的林怀民说，他很享受孤独，也需要孤独。“我很喜欢一个人，我曾经一个礼拜待在房间里面不想出去，太多事情要做。只要我的冷冻水饺供应量够。我从小就是一个人，所以我很习惯一个人，面对书本、画册、音乐，那个世界好像才是真的属于我的。”
2012年11月和12月，孤独的林怀民邀请《人物》记者两赴台湾，多次长谈，近乎用一种独白的方式异乎寻常地敞开了那个只属于他的世界。
“外面那个小孩，就是你将来要照顾的人”
长大以后，父亲总跟人说，“怀民啊，就是这个名字起坏了”。
我明白，这不仅是名字，这里面全是大人的期待。
我从小就恨这个名字，笔划太多，尤其那个“怀”（注：繁体）字，总是写出格子。在家里写，被妈妈擦掉；在学校写，被老师擦掉。所以我就恨这个名字。一面恨，一面心里很清楚，这个名字“重如泰山”。
我是家族的长子长孙，父辈又是接受日本教育的一代人，所以从小就一直在讲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我父亲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我母亲也在日本留学，家政专科毕业，作为女孩子在那个时代已经很了不得了。他们的日文一开口，日本人都不大讲话，因为他们讲得比日本人还好。
父亲当时是嘉义县县长，一家人住在县长公馆里，房子很大，门很厚，进去就很少出来，也没有玩伴儿。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早认识的人，一个叫贝多芬一个叫歌德，家里有他们的照片，还有好多画册：莫奈、高更、塞尚……都是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还有很多古典音乐，留声机唱片。
我的阿姨和舅舅曾笑话我的母亲，“你妈妈最蠢了”，那时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台湾，他们被疏散到山上，每个人带着信物，只有我妈妈背着几本唱片跑，以前的唱片一本一本像书那么厚，一个作曲家往往还成套，非常沉。老太太到了八十几岁，晚上还是一定要听古典才能睡着。有天晚上，我回到家觉得她的房间很吵，一看，她“呼呼”睡着了，贝多芬还在轰轰烈烈。这个家是这样一个家庭。
我4岁上幼儿园，老师来家访，说我是问题儿童，不和小朋友讲话。因为我是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习惯了和大人讲话，所以不会和同龄人相处。结果我4岁半就被押去上小学，外祖母用300块台币给我做了一套书桌配沙发椅子，舅舅给我买了日本学生书包。可我的同学有的已经8岁、12岁，他们没有鞋子穿，留瘌痢头，衣服补了又补，一个包袱就是书包。那个时候对阶级的概念还不大懂，但也已能感觉到差别很大，所以每次快走到学校时，就赶快脱掉鞋子。后来云门的舞者和我贴身在一起，他们的种种，才令我开始认识不同阶层的人。
我不大有谈得来的同学，父亲职务一改变我们就跟着搬家，小学就换了3所学校。父母亲过世后我算过，前前后后共搬过15次家。
父母亲从日本带来很多规矩。小时候放学回来，妈妈给一小碗牛奶两块饼干，听一盘贝多芬才放我走。放学后也不能在街上逛的，如不立刻回家，超过10分钟，就开始有家人上街找人了。
有一回我去同学家玩，全家都疯了，家里的园丁、长工、几个女性帮手，满街找人――直到今天，在对待我们的舞者时，有时也会不知不觉流露出这种教育方法，但是我一意识到，就立刻改变方向，那个方式不太好。
读小学的时候，父母总觉得我读书不够用功，考98分，母亲会问“那两分你藏到哪去了”。
家门口路灯下总是有一个孩子在读书，那是1950年代末期，大家穷，别人家没钱点灯，母亲就会说：“你看人家每天晚上在路灯下读书。你看看你自己，也不用功。”父亲不止一次跟我讲，“外面那个小孩，就是你将来要照顾的人”。
我叛逆的理由是觉得不能承担
大概在高一的时候，父亲问我：“将来要干吗？”我就说：“希望有一个房子，有一杯冒烟的茶，有很多书，有音乐听就会很快乐。”他很看不起我，“哼”，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日本人谈及家族喜欢讲“责任”，我也是这两年才发现，在我最终的意识形态里面，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这里面父母亲是一回事，父母亲在日本受教育，日本深受英、德影响，特别是英国精英，一个社会中，精英应该负起的责任，那个东西影响很大。学校的教育也有关系，以前的教育是没有“我”的。从小所受的教育总避不开“责任”，结果我还是叛逆了。我叛逆的理由是觉得不能承担。
14岁时，有个同学叫司马文武，现在是很有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留级，大我好多岁，我发现他在投稿，才知道有一件事叫做“投稿”，我就向《联合报》投稿《儿歌》，真好，寄了一个礼拜就刊登了。稿费是30块台币，在当时是很大数目，看电影只要两块钱，可以看15场电影。用这笔钱，我报名去学跳舞。压腿已经很难了，后来发觉老师还教错了，就不太去了。
想学跳舞，因为我非常喜欢电影《红菱艳》，也叫《红舞鞋》，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是4岁半，四五岁的时候先后一共看了11回。太小的时候看不懂，只知道他们在跳舞，我觉得很美，那些男生可以转圈，跳得很高，很厉害。我自己在家也转圈，把母亲待客的拖鞋通通转坏了。她还用布做了舞鞋给我穿，那双鞋已经烂透了。父母觉得这个不是坏事，唯一的事情是不可以妨碍你考上台大。
可是上学很痛苦，很简单的事情老师要讲半天，我也不敢逃课，于是开始阅读大量外面的书，应付一下就考得很好。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孤独，无聊到疯了我才会拿笔。我写作最好的一年是21岁当兵的时候，我不幸被发派到一个办公室做御官，由于任期只有10个月，所以他们不愿教我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承担什么责任，只要每天打卡上班，我就只好专心坐着写小说，写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蝉》。
不久，从美国回来的余光中接手《现代文学》，他向我邀稿，皇冠出版社又与我签约成为他们的基本作家。这都让我兴奋。
人们在经济上无法均富，但精神上可以
70年代，我是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人之一，那时好像每个人都想出去，而且还背负着一个责任――拿完绿卡、公民证，再把家人接出去。
长辈们对我都很好，很多人都很疼我，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要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能够发挥，因为我自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成长的。
那时上学很辛苦，每个礼拜都要读一本小说，像砖头那么厚，我写的小说常常被当成范本。我又编舞，第一个作品叫《梦蝶》，配的是音乐家周文中的音乐，老师看完说：“你不要念硕士了，我帮你找奖学金去纽约。”
我被吸收进校舞蹈团，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创立云门埋下种子。当时一到周末，老师和同学开着车，一群人去乡下演出，这让人想到大陆“”时期的赤脚医生，我们是身体力行地在做艺术这类事情。聂华苓的先生保罗安格尔是学校艺术总监，我们缺钱他就去募款，我们跟着他去有钱人家答谢，参加酒会。起先我并不知有钱人家是什么样子的，有一户人家，厕所里全部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
离开美国前，我去纽约国际舞蹈大师玛莎葛兰姆的舞校和莫斯康宁汉工作室学习，只上过100多堂技术课。
1972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我想，假如留在纽约，自己不过就是无数舞者之一罢了，而台湾需要一个有感情的舞蹈老师与编舞的人。不是一两场轰轰烈烈的表演会，而是使舞蹈成为专业，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唯有如此，才能寄望于10年后或下一代的舞者结果成实。
真正开始是在回家后第三天。范大龙带了一群陌生的朋友撞到家里来了――李泰祥、许博允、徐进良、陈学同以及一位沉默的女孩。初次见面，所有的话题仿佛都插不了嘴。倒茶送水之余，只听到许多台北艺术界的近况与苦闷。吵吵说说两小时，那位不大说话的女孩子叫起来了：“你们这些男生无聊透了！”说着说着，气冲冲夺门而去。4年后重逢时，她有了一个新名字――三毛。
陈学同将我介绍给文化学院系主任，主任希望我把美国舞蹈界的近况介绍给何惠祯、郑淑姬等舞者，我说“我不会”，可是这一去就下不来了。那个时候最强烈的事情就是想参与社会。也许我有点自私，为了充实我的生命，实现我的理想，我能给这些孩子的只是一些灵感并激起他们对舞蹈的热爱。他们多么需要一位技术高、有灵感、不重物质而肯牺牲的好老师呀！
我决定教他们。惨了，要学编舞了。然后至于要编什么舞都不清楚，只不过说我们要编自己的舞，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至于怎么做怎么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路学习，失败打滚重来，那时觉得很幸福，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是1973年。我不是头脑清楚计划出来的，都是撞上的。
我们有一群人在借来的练舞所上课，热心勃勃学习玛莎葛兰姆的技巧。后来我借钱租了一处旧公寓改成了练舞所，我们把这小团叫做“云门舞集”，这是台湾第一个民间职业舞团，也是华人社会第一个。“云门”之名来自于中国古书《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大卷”，也就是黄帝时代中国舞蹈的名称。
那时父亲警告我，“跳舞可是乞丐的行业”。可我还是选择了跳舞，排练花去半年。1973年秋，云门在台北、台中、新竹三地首度公演，破天荒的，一个本地舞团的表演场场爆满，每一张票都是卖出去的，还出现了黄牛。可第一场演出就把观众吓坏了，因为有观众晚到，我要求他们在中场休息时才能入场。又对拍照的人说，“谁再拍照，我们就不跳了，就重来。因为你打搅了别的观众”。我都不知道当初我怎么做出这么吓人的事情，大家叫我“暴君”林怀民。
初创云门也不是为了要编舞，而是想当作做事情的一个手段。那时只想去学校、社区，非常有赤脚意识。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人们在经济上无法均富，但精神上可以。云门，是我介入社会的桥梁。
跳舞不是一己之事
1974年，玛莎葛兰姆来台，我们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一起吃饭。她知道我是从她的学校出来，也没有说太多话。我27岁很年轻，而她已是银发，她看了我两眼，寒暄了几句。隔天，她跟工作人员说：我的演讲，要这个人翻译。
负责人把我叫去，他说：“怀民，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杜威到中国来是翻译的，泰戈尔来中国是徐志摩翻译的，玛莎葛兰姆来中国是你翻译的。”太可怕了，压力太大了。我忐忑上阵，倒也流利自在。她不晓得，那是我近年日夜捧读她的传记的结果。
她又提出，我要去看林先生的舞团。她的经纪人反对，因为她之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事。过来后，我很傻，当着她的面，教了一个葛兰姆的课，跳一些编过的动作给她看。她转头对记者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天才，有一群很好的舞者。”
我担心在她面前露怯了，没想到老太太非常开心。她走的时候我去机场送行，老太太连口红都涂到嘴唇外了，她喝着咖啡候机，忽然从皮包里面掏出一堆台币，有3000多块，我在政大当讲师，一个月是2900，她给我3000多块。我说“我不能要”，她说：“我要离开台湾了，这个钱就给你，这个钱应该可以付一个月的房租吧。我一辈子过来都是很多人帮助我的，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个行业是很辛苦的，可是你怎样都要把事情做出来，一定有人帮你忙的。”
云门成立的那个年代，正是整个台湾社会大环境处于“匹夫有责”的状态。
因为当时台湾的社会格局，刚结束“”，台湾也被逐出联合国，有很大的挫败感，社会士气各方面低迷。所以云门的成长与社会的经济同步成长，大家在精神层面上有很强的诉求。做云门，要在60年代那就是没有可能，要是在今天也非常艰难。
那时台湾政治上还在期，你有空的话，花一两个小时到南海路，南海路跟重庆南路交界口、历史博物馆斜对面的“二二八”纪念馆，你就会在那边看到什么是“二二八”，什么是。你就去瞄一眼，就是的屠杀案，这里面讲整个的，在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情，那个是非常的肃杀的。这个东西在70年代我们云门舞集刚开始仍然是很肃杀的，一直到1987年才解严，所以云门是跟着这样一个东西，跟着整个台湾对自己的关照。
像我有一个叫《薪传》的舞，《薪传》就是讲台湾历史，这个舞是剧院里面第一次碰触台湾历史，在之前是没有的。可是这个戏呢，我把它搬到嘉义去演，理由是我老家，那是汉人在台湾扎根的开始，那是大批移民的开始。我到嘉义去演，我的内心是要远离台北的警备总司令部。这里面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湾出生成长，对这个地方的情感非常深。所以在艺术上面，在经济上面，我觉得云门非常幸运跟台湾的发展同步。
像我们那时候大家报酬几乎没有拿什么钱，很少的钱，大家都穷嘛。音乐家也可以说“好”，我们去录音，就去录了，很像大陆80年代，就是那个状态。今天你要找舞者来，你要不开口，你自己就要付他钱，就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进来了，像现在我们都不敢进录音室，我们都不敢请音乐家写大曲子，不敢进录音室录音，因为那个钱是我们吃不下来的。
我觉得跳舞不是一己之事，创团还是希望给舞者一个机会，为了展现当代中国现代性的一面，特别是许许多多不识现代舞的台湾一般老百姓，以及对当时的台湾文化毫无所知的外国人。
接下来一年连赴菲律宾、韩国、美国公演。但后继营运乏力，只剩一个月薪水，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下乡吧！舞团不领酬劳，募到的款项除了支付基本开销，其余当场捐赠，回馈乡里。云门试图拉近城乡差距，除了自己去跳舞之外，我们也往中南部送奚淞画作、朱铭雕刻、吴李玉哥版画、樊曼侬长笛、简上仁民谣、黄永洪建筑演讲、刘塞云艺术歌曲、陆光国剧团……文化下乡风行，热情不减。
其实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还常常跑到台南、彰化等乡下地方，给当地的农民、原住民做表演，每一场都很轰动。我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现代舞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
18年前，户外公演正式成为云门每年必须要做的普及演出――5万人可以为一场现代舞聚集到一个广场上，聚集时井然有序，安静礼让，离开时没有杂沓的喧嚣，地上没有一片纸屑。这样的演出每年一次。
我很失望，总觉得社会该有一种叫做“公平”的东西，却出现了贫富悬殊
20年前，我把家安在台北郊外的八里，窗前流着淡水河。离了城，生活变得简单。这个地方很静谧，再怎么烦，这水安抚着你。
为什么把云门的排练场也放在八里？做好云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跟社会所谓的价值观为敌。因为他们（舞者）整个教育实际上是看那些无聊的东西长大的，从语言到一切。那个东西跟我们要走的完全是两个地方。讲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安静，他们要嘻哈这个东西。你要继续看下去，我们拉都拉不回来。我们以往也在城里，在80年代我们还在城里，但是地方很小，屋顶很低，一抬一举就会跑空，你笑得忘神，真的会撞的。你说“小心小心”，他还是撞的。
1991年某天，我照例叫车进城。出租车司机一路盘问我说为何搬至乡下，这几年在干吗，说了不少安慰鼓励的话。下车时，他说：“林先生，你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每个行当都有它辛苦的一面，我们在台北这种交通里跑生活也不容易。台湾需要像云门这样的舞团，加油，林老师。”我愣在那里，惭愧得走不动路，（感觉）完全是完蛋，完全是完蛋。一个月中，先后有十几个出租车司机如此这般跟我说。这十几个里面有看过云门的，也有没看过的。基本上司机听到我的声音都认识。因为他们有电台，司机们一天到晚就要听收音机，我经常在电台做节目，所以他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嗨，林老师。“林老师，台湾不可以没有云门。”“林老师，很高兴载到你，云门加油。”
他们一次次为我打气，皆因在1988年，我暂停云门演出。
大概这个行业在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青黄不接，窘迫，即便是玛莎葛兰姆舞团，都屡屡穷途末路，多次解散再重组。我只能说，我们真的非常勤奋，也比较幸运，生而逢时。可我们还是关了3年。1983年云门10周年，我被请去台北艺术学院当系主任，创办舞蹈系，那个事情我推了很多年，到最后，他们说，如果你不来做这个事，那我们就不做这个系。我只好去做。
我决定不要再耽误大家，开始给大家安排工作。年轻的一代，安排他到国外去最好的地方学习。决定关掉的时候，手头还有八国邀约。那又如何？飞来飞去演完这些戏，落到原点，没有差别。我很失望，总觉得社会该有一种叫做“公平”的东西，却出现了贫富悬殊。
最后一个演出在澳洲墨尔本，谢幕后全体舞者在后台哭了。我却是很高兴的，对我来讲，从1986年决定要关，同时尝试所有的再延续的可能，对我而言是完成一个计划。我完成了，可是舞者还是哭。我们带大家去巴厘岛，开开心心的，把钱都花了。
回到台北，我们把东西全部打包，我对媒体宣布解散，第二天政府官员也来关心，我说：“对不起。”第三天，我飞去香港。我不后悔，当时我开心得不得了，今天一想是对的，我其实没有舞蹈的底子，没有社会经验，没有进过一个职业舞团，我不知道怎么编舞，我也不知道职业舞团怎么做，就是不小心闯了祸，给自己闯祸，也给很多舞者闯祸，人家好好地过日子，忽然就来做这个事。我想他们大概不这样想，他们应该很开心，不然不会做下去嘛。但没力气就是没力气了，了不起，撑了15年。
我家客厅摆着几尊佛陀头像，是我用在香港当客座教授赚得的薪水买的。忽然发现原来在香港教书的钱，至少是台湾薪水的五六倍以上。那是意外之财，于是我很开心地第一次去大陆，到处游走。我25岁回台湾，就进了一个牢笼，这个牢笼叫“云门”。
可后来出租车司机的话刺激了我，官员说的我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他们说的话让我一辈子都害怕。我觉得惭愧死了，所以就夹着尾巴工作吧。
另一个理由是，当时我送出去当兵的、出国的学生、舞者，他们都回来了，为了赚一口饭钱，有的在歌厅伴舞。我非常心痛。
复团后的第一个演出，在两厅院举行，门票很快售空。
1994年，我带着赫曼赫塞根据佛传故事改写的小说《流浪者之歌》来到菩提伽耶。大地冒烟，万籁俱寂，唯有得道的菩提树终日清凉，百鸟喧歌。一份从未有过的、安静的喜悦笼罩了我的身心。
印度归来，我不假思索地编出《流浪者之歌》。我觉得这是佛祖的礼物。从《流浪者之歌》开始，我带着云门舞者开始了静坐修行，请来老师教太极、拳术、书法、养生……期望脱离曾经的京剧程式等演出模式，简化道具，连故事情节都变成次要，以隐喻说话。程式带给我们熟悉感，而它的沟通能力是很低的。我要把原来的框扔掉。
1993年，《九歌》成为云门20周年的纪念作品，这也是一出完全颠覆原著的作品，就算是屈原看了，他也会跟我说他看不懂。
在香港公演时，荣念曾对我说，“你这个东西，太HEAVY（沉重）了。”我对他说，“现在我们接受东西都轻薄化了，这个戏也许应该10年演一回。每一个作品其实就是自己的日记。”
“不许你解散，我年纪这么大了，我看不到结果，我都愿意陪你走！”
我五十几岁时，云门也成立二十几年了，有一天，母亲请我回家一趟。
进家门，她给我倒一杯茶，她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儿子，今天是家里很重要的一天。”母亲顿了一下，平静地说，“今天我跟爸爸呢，把我们二十几年的债务终于还清了。”
就是有债务，你就别问为什么有债务，因为收入不够多嘛，总而言之，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这个债，就是按理说一个长子你应该承担的嘛，对不对？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二十几年，好可怕。
当时我就哭了。这么多年，他们一个字没跟我提过。她很郑重其事地跟我宣布这个事情，她一直都不敢讲，什么都不敢讲，你多问一句也不敢问。她早一点说，我们几个孩子肯定凑起来把钱还了。可是他们私底下是很为我骄傲的，不想让我分心。
大家也许觉得他们很反对我，嘴巴上是这样说的，可是出去外面讲，他们是很骄傲的，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扶持。
我非常非常羞愧，觉得很不孝顺。可她一声都没响，一个字都没提过。
18年前，我获得台湾一个大型企业―国泰金融集团老总的赏识，他主动提出要资助云门，之后，云门就有了在台湾各大小城市、乡间广场、校园、草坪上户外公演的历程。赞助云门的也有一些企业家，你要了解这一批企业家都是在台湾受教育然后再出去念的大学，在美国念的大学，拿了学位，硕士博士他们又回来，他们做这个企业，所以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在这里面，像国泰做这个事情年年丢钱，就是这样子的。很大，数目很大很大。这已经是他自己的，一个对社会的承诺，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一个理想的展示。不过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企业家支持云门。
云门是到了成立第19年才开始有定期的政府的补助。到今天，去年的政府的补助才占我们全部收入的15%，还有50%靠门票收入，剩下的得靠各方的资助。
就像我跟你说我的父母是这样待我的，我当然有窘迫，常常有窘迫的时候，可是窘迫的时候并不是没饭吃。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害我，如果有任何人说我坏话，那是因为我们的高度不一样，我做到这个地步，没有人骂我才稀奇。他们觉得云门占了所有的政府的资源。也有人说因为我父亲以前在政府做事，所以他帮了很多忙。没有这回事，我们是叛逆，在家里说得风风火火拍桌子的。没有这些事，可是别人骂都是可以理解的。
云门的网站上，每年都会公布财务明细，每一笔我们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云门不是我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舞者的世界就是在一个房间里，不管你搬到哪里都是在一个房间里。但是你离开城市，你心境上就会不一样，比如我住到八里这边来，就不大有人找我去吃饭。因为我跟他说太远了我不能去。所以我没有应酬，我一年里面出去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大约三五次。
跟以前的人比，年轻一代这个状态非常难。因为他们身体（条件）太好。他的身体（去实现动作）没有困难，但我的舞有些地方在表现身体上是很有困难的，我等于要他做这种事情，要耗他，不是他很自然能做出来的。第二个他们的文字（素养）很少，这一代年轻人接触的事情都太直接，太简单，视觉的东西多于文字的东西。你没有文字的东西，思考上面的复杂性就比较少。当然，这也是他们有优势的一面，他们很健康，没有阴影。
因为创团的时候我不懂得舞蹈，也不懂得人生，我就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就觉得你一定要努力。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因为这种严格，今天我可以不要去排练场，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是一个风气，一个态度。
以前我就噼里啪啦骂过去，现在一个人犯了错，我看那个状况，我说不定三天后才跟他说话，因为平时他好好的嘛，一定有问题才没有做好，当下你跟他说也没有用，因为他还在他的困难里面。那现在就变成这样，或者最后就不说了，你就问他怎么了，你好不好这些事情比较重要。（这些都是）体力衰微以后的改变，我觉得一切都是体力衰微了，所以就有不同的做法，你要骂人也要有力气。他们常常都会送我东西，然后我就叫他们不要，所以基本上我家是没有人拜年的。我们没有这个风气。我也不跟别人过生日，他们也不要跟我过生日，通通没有。我跟舞者的关系就是工作，他们有问题的确会来找我谈，家里的事情，经济上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要不要生小孩的问题，就是这样。
1999年，云门2成立，与云门1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编舞家，深入田间地头比之前还更多。他们很在意“老百姓”这个事，要不然他们翻脸不干了，对不对？这些年，我在很多大学问过年轻人：“你们知道‘赤脚医生’吗？”很多人都对这个词很陌生，我觉得，我就是要做那个“赤脚医生”，去田间乡下，让更多人了解艺术，人人都有权利欣赏艺术享受艺术。让人们懂得自尊和自信，这是我创立云门的目的。
当年看《红菱艳》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幼儿，从来没想过，如今头发都花了，还在做这些事情，我高兴的是，我能把这么棒的舞者，尽量放在全世界最漂亮的舞台。
德国人几年前曾给我颁过一个奖，“欧洲舞动国际舞蹈大赛终身成就奖”，得这个奖我很自豪，他们愿意让一个亚洲人得奖，对他说“很棒”，不容易。我觉得台湾了不起。
2008年2月11日大年初六一早，云门舞集八里排练场被一把大火烧毁的消息震惊了全台湾。新闻里，原本的铁皮屋横七竖八摊了一地，像颗倒剥的大洋葱。
云门35年的道具化为乌有。废墟中，我发现《九歌》的面具竟然完好无损，只有“湘夫人”的面具蒙上了一层灰。这是神灵的安排。
总有人问我，云门大火，难道你没有哭？几个月后，当我身在巴塞罗那，忽然想起远方的八里那张废墟中的面具，终于没能忍住眼泪。我在西班牙哭了三回。
我们不会再为了因为失火失去的东西而再排了。我不会再管这些了。有时候少一点东西，负担比较小。
整个时代在改变，所有东西在改变，芭蕾舞可以这样固定学下来，京剧可以这样，因为那个体系没有改变。但现代舞，连我自己的舞，这个舞跟这个舞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