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缓慢，但势大力沉。当前，我国人口面临结构性挑战，突出表现为少子化、老龄化，由此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挑战。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要挖掘人口结构中的“新红利”。
人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变动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我国产业发展经历了“出口增长强劲”、“房地产的黄金十年”以及“创新驱动型产业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受劳动人口见顶回落、人口受教育水平逐渐提升、人口和人才不断向东部沿海、发达都市圈城市群流动等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未来有六大机遇：
1、消费升级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具体表现为：老龄社会、健康消费；中产崛起、品质消费；独居盛行、情感消费。
2、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智能化数字化成趋势。随着产业外迁，国内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受益于高质量人才规模仍较大，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仍有支撑。
4、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需求，短期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学前教育阶段呈现0-3岁托儿所不足与3-5岁幼儿园相对饱和并存的局面；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需求减少，其中小学入学人数下降明显、农村下降更快。
5、人口结构变动带来住房价值分化，人口、人才净流入的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更高，而人口、人才流出地区房地产市场较冷淡。
目录
1人口与产业周期：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2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六大机遇
2.1消费升级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
2.2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产业面临转型升级需求、智能化数字化成趋势
2.3产品和服务向适老化转型，医养结合更加紧密、养老金融前景广阔
2.4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需求，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
2.5人口结构变动带来住房价值的分化，人口或人才流入的核心城市住房价值凸显
正文
人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宏观上，与资本、技术一起在供给侧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中观上，在供需两侧影响产业结构，是引发经济长周期拐点、影响产业发展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我们既强调人口的基础性重要作用，也避免“唯人口决定论”。
1990-2008年：人口红利带来出口增长强劲。
此阶段，中国婴儿潮阶段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众多。其中，15-24岁人口占比保持稳定、在15%左右，35-49岁的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20.2%增至2007年的26%。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生产要素成本低，吸引大量外贸加工订单流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在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制造业转移背景下，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活力迅速释放，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从经济总量看，1990-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9万亿元增至27万亿元，年均增速16.8%。世界排名稳步提升，从第10名升至前3。“三驾马车”中，出口表现亮眼。从净出口看，1990-2007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额从510.3亿元增至2.3万亿元，逐渐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状态，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7%增至8.7%。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
2008-2018年：购房年龄人口增加，房地产迎来“黄金十年”。
背景：1998年，我国启动房改，住房福利分配模式终结，商品房市场化启动。200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后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回落，国常会提出“四万亿”政策救市，带动市场进入“黄金十年”。
此阶段，婴儿潮阶段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城镇化发展迅速，购房需求增加推动地产行业繁荣。分年龄阶段看，2008-2018年，25-34岁的刚需置业人口占比从13.4%增至16.3%，35-49岁改善性需求置业人口占比从26.1%增至最高26.7%（2009年），后缓慢回落至23.4%。分区域看，东、中、西、东北地区的人口均呈现增长趋势，2000-20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为635.6万、123.4万、89.4万、46.5万人。分线看，一、二、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为187.6万、200.5万、210.4万、96.3万人。分城乡看，2005-2015年，城镇化率从42%增至57%，此阶段我国城镇化率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加速发展阶段。
2010至今：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此阶段，我国人口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规模依次见顶回落、老龄化加速、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分年龄人口看，2010-2022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6亿，占比从74.5%降至68.2%。老年人口方面，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3年上升至15.4%。从受教育程度看，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人才红利”将逐渐释放。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20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1%降至2.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逐渐转向人才红利。
1）老龄社会、健康消费
分年龄结构看，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明显。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53-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2632万增至2.2亿，占比从4.4%增至15.4%，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
2）中产崛起、品质消费
分收入结构看，随着中高收入群体数量在不断增加，整体家庭的购买力水平趋于增加。近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正增长，2013-2023年从1.8万元增至3.9万元，年均增速达9.0%。根据麦肯锡《中国消费者报告2023》，2015年中低收入及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家庭统计数量占比分别为21.8%、66.4%、11.8%，2021年该比例上升为20.6%、40.6%、38.9%，预计2025年该比例将变为16.3%、29.5%、54.1%。分教育结构看，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2010-2020年，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23%增至30.6%，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7年增至10.8年。
3）独居盛行、情感消费
分家庭结构看，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2000-2020年三人以内小型家庭户占比从55.3%增至76.1%，其中一人户和二人户占比分别从8.3%和17%增至25.4%和29.7%，而同期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六人户及以上占比分别从30%、23%、13.6%、8.1%降至21%、13.2%、6.2%、4.6%，三人户及以上占比均有下降。1953-2020年我国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从4.33人大幅降至2.62人，与最高值相比减少1.81人。
随着家庭小型化，共享性消费品包括消费、租房等的消费占比将呈下降趋势。不同规模家庭的消费结构存在差距，共享型消费品的支出占比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而下降，相反的，非共享型的支出占比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共享型消费有食品、租房等，比如多人家庭在家做饭可摊低做饭成本、多人分摊房租也会让平均住房成本下降；非共享型消费有日用品、医疗保健、教育支出，难以通过多人分摊降低个人消费成本。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一人户到五人户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比从35.9%降至30.2%，日用品支出占比从13.4%增至16.6%，医疗保健支出从7.6%增至10.6%，教育支出从6.9%增至12%。
此外，家庭户规模的缩小带动“单身经济”、“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业态的发展。在结婚率下降、晚婚晚育观念盛行的背景下，单身人群逐渐形成新的消费观，进而产生了“单身经济”的概念，消费特点为小型化、快捷化以及幸福感。消费新业态逐渐成型，包括随着居住面积小型化带来的家居家电的小型化需求、单身条件下对购物产生的网络化需求以及孤独感产生的对于宠物、手游等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衍生出“一人份”餐食、迷你家电、预制菜、“宠物经济”等新赛道。
从劳动力总量看，我国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2010-2022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6亿人，占比从74.5%降至68.2%。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
从劳动力成本看，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2023年泰国、越南制造业工资约为2898元/月、2299元/月，而中国约为8127元/月，用工成本较东南亚国家高出2-3倍。人口数量红利消逝，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从老年人口总量看，随着人均寿命的提升，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成上升趋势。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也大，2023年65岁及以上人口超2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约四分之一，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
从老年抚养比看，扶老比大幅增加，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扶老比即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1982年以来，我国扶老比逐渐增加，至2023年，我国扶老比攀升至25%，意味着目前平均4名年轻人要抚养一位老人。根据育娲人口预测，至2030年我国扶老比增至28.5%、2050年53.2%，扶老比成倍增加，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从老年人口的年龄分布看，1987-2022年，65-79岁老年人口占比从87.9%降至81.3%，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12.1%增至18.7%。1949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分别是1950-1958、1962-1975、1981-1991年，目前来看，2015年第一批婴儿潮人口陆续进入65岁，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以“50后”为主，到2025年后，“60”后人口将会逐渐进入老龄阶段。
第一，伴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数量明显增加。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联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空巢老人数量已突破1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4000万，而祖辈和子代两地分居，子代对祖辈的照顾多来自于经济支持，生活照护、情感支持等家庭养老保障减少将严重弱化家庭养老功能。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中国城市、镇、乡村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独居（无保姆）占比分别为10.0%、10.9%、13.5%。
第二，随着老龄化加剧，政府债务负担逐渐加重，财政收支情况恶化。一方面，随着劳动人口下降，创收人群将逐渐减少，政府收入面临压力；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加将导致养老和医疗等支出增加，社保账户收支缺口增加将加重财政支出。纵向对比看，1993-2022年，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从7.8%增至50.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6.2%增至14.9%，政府债务负担与社会老年人口占比呈正比例关系。横向对比看，2015年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均超100%，这些国家扶老比也相对较高，分别为42.7%、34.1%、28.1%、27.9%。
从出生人口看，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连续7年下降，至2023年，降至902万人，创历史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下滑，从1723万人降至2023年的902万人，降幅近50%。
第一，学前教育阶段呈现0-3岁托儿所不足与3-5岁幼儿园相对饱和并存的局面。托儿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比较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托儿所，员工可以在上班时将小孩托管，1949-1956年托儿机构从643家增至5775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普惠性的托儿服务被取消，托儿所大量缩减，到2010年国家集体办托儿所基本消失。2019年后，托育行业利好政策频出，托育机构重新发展，截至2021年6月，全国已经有4000家托育机构备案，1万家在积极申请。但是我国入托率较低，仅5.5%左右，每千人托位数约2.03，相对于四千多万的0-3岁婴幼儿数量来说，托育服务供给缺口较大。国际对比看，OECD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值为35%，欧盟国家约32.7%，中国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幼儿园方面，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14万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24%；在园幼儿4818.1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74%，从入园情况可以看出，幼儿园数量基本满足入园需求。
第二，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需求减少，其中小学入学人数下降更明显、农村下降更快。根据中国财政教育研究所报告，受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未来30年内，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小学和中学）整体呈下降趋势，总体降幅在50%-60%，其中小学适龄儿童规模下降更明显。
从小学生数量看，与1949年建国后三波婴儿潮对应，中国小学在校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触底回升至2021年的10780万。由于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带来出生人口的小高峰，2023、2024年对应“二胎入学潮”，小学学位面临供应紧张问题，随着2018年出生人口开始大幅下降，预计2024年之后，义务教育适龄入学儿童将迎来快速下降期。
分城乡看，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入学数量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城镇。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教授的研究，2020-2040年，城镇地区小学适龄儿童规模将从6500万降至4500万左右，农村地区将从4200万降至2000万左右，农村地区小学适龄儿童数量下降更快。并且，由于城乡教育差距较大，很多农村家庭不惜花费高价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这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入学需求的分化。
分区域看，人口流入和出生率较高的区域义务教育在校生保持正增长，而人口流出和出生率较低的区域在校生有所下降。数据显示，2016-2022年，广东省小学生在校生年均增量为29.8万人，增量居首；山东、广西、江苏等6个省级及以上单位增量在10-20万人之间；陕西、安徽、湖北等18个区域的增量在0-10万人之间；四川、辽宁等6地的小学在校生数量下降，主要受人口流出或者出生率较低的影响。
从学校数量看，2001年开始，“撤点并校”开始实行，2006年之后撤并行为开始被规范，2001-2022年普通小学数量从55.4万家降至14.9万所，大量小学被关停或者撤点并校。其中，2022年农村和城镇小学数量比重为7:3。未来随着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适龄儿童数量下降，特别是农村适龄入学儿童的减少，还有小学面临关停或者撤并风险。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人随产业走，人口或人才流动导致的区域人口分化将直接影响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价值变化，人口或人才流入地区的房子价值高于人口或人才流出地区。
中国住房短缺时代已经过去，购房者从追求“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变。
从人口结构看，一般来说，20-35岁人群数量决定首次置业需求，35-50岁人群数量决定改善型置业需求。其中，购房者在首次置业时资金有限、家庭人口少、年龄不大，在购房时主要考虑的是基本的居住需求。改善型需求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购房者资产积累、组建家庭、年龄增长，因此在购房时不仅考虑居住需求，还会考虑户型、品质、服务等产品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2022年，20-34岁、35-39岁人口占比分别从27.4%、17.3%变为19.1%、21.6%，主力购房年龄人口逐渐从首次置业需求人口变为改善置业需求人口。
从未来预测结果看，改善置业需求将成为主力。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未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根据我们测算，2024-2030年年均新增城镇居住需求约10.0亿平，相较2011-2023年年均新增城镇居住需求的11.3亿平有一定下降。2024年我国年新增城镇居住需求约10.6亿平，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剔除行政区划变动，后同）、居住条件改善、城市更新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28.8%、34.5%、36.7%。2030年总需求波动降至9.1亿平，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居住条件改善、城市更新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20.3%、35.8%、43.9%。改善性需求总量、占比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23年开始预计超越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成为最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