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家庭负担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3岁大学毕业的成本，在一个三线以下的城市要80万，北上广深超一线城市至少需要200万，在日本，这个数字是1300万日元（约78万人民币）。
和中国相比这个数字似乎小了很多，但这对于年入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万）的标准日本家庭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在日本30岁以下的夫妇中，单职家庭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更是少数。双职家庭虽然比较容易超过这条线，但双职家庭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生育的难度更大。
高昂的养孩成本别说二胎，就连一胎都不一定负担的了。不仅中国、日本饱受养孩成本的困扰，而不得不面对国家生育率日渐下降，很多发达的欧洲国家同样如此。
跟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属于一个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按理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福利条件提高理应促进高生育率，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在人口学中，这叫“人口经济悖论”。
1
一来这导致社会对专业领域的专业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相应技能学习成本也在提高，导致整个教育成本提高。而一些对技能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或者简单的程序性工作，这些工种虽然教育投入成本较低，但其准入门槛也较低，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晋升机会不大。
而一些对技能要求很高的如人工智能、高新技术开发、临床医疗等工种，却是人才荒的现状。这些职业虽然意味着高新，但也意味这高投入。
在中国，一名能够进入一线大医院的临床主治医生，最起码是硕士毕业（更多是博士），不算毕业实*、出国留学等，单就是国内读书期间的费用，都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了的。而其他的高新工种投入的教育成本会更高。
你可以说他们能够勤工俭学，享受国家政策补贴，拿各种奖学金，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如此，他们高昂的学费、生活费等70%还的靠父母。
2
二来财富高度集中，获取财富对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有钱人更容易挣钱。大部分通过智慧跟劳动挣钱的普通人（只有背影）处于资本竞争的劣势，挣钱越来越难。
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的产物，他们除了负担自己的家庭，还有双方老人。加上激烈的社会竞争，不仅面对高昂的教育成本，更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比如房价就是他们面临的第一座成本大山。
而这高昂的生活成本得不到解决，很难想象他们会做出生育的决定。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人晚婚晚育，而且二胎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他们知道二胎的种种好处，也乐意给自己的子女添个伴，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养孩成本只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婚姻成本。这个成本的关键在于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财富获取能力加强，导致她们对另一半的选择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而这个标准，抛开健康、感情和责任感，在中国50%以上的女性认为男性收入应该是女性的1.2~1.3倍，而且二人结婚前需要有一套自住房。
在日本，70％的女性在择偶时要求男性年收入在400万日元（约合24万人民币）以上，而四分之三的日本男性年收入低于这一标准。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有，在日本更严重。在日本，25岁到29岁的女性有六成未婚，30岁到34岁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而未婚男性应该更多。
女性择偶条件和现实情况的极度不对等导致了「家庭」的减少，没办法组成家庭，后代自然减少（未婚先孕除外）。即便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也可能因为国家或地区的糟糕经济状况而选择晚生或者不生育。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虽然现代生育率和“淫欲”的关系并不大，但一般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工作压力越高，性生活也就越少，相应生育率也就越低。
日本民众同样如此，从2014年或是更早时期，就频频传出经济崩溃的消息，民众自己连饱暖得不到满足，自然对性行为会失去兴趣，更不会选择让孩子在这种社会时代出生。
日本家庭计划协会去年的调查，18岁至49岁的人当中，有49.3%在过去一个月无性生活。
中国虽然暂时没有经济崩溃的可能，但依然面临着财富获取难度大，岗位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一些列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大家的焦虑，这种焦虑反映到生理上，跟日本的情况一般无二。
随着养孩成本、婚姻成本越来越高，比没有性生活更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合适的对象，以及敢不敢生。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或许会跟日本面临同样的人口困境。
只不过中国13.8271亿的人口基数，足以支撑中国在一千多年后的3766年8月16日，不会像日本一样，全国上下只剩下1个人。
这个数字，是日本东北大学的科学家对本国人口的最新推算，截止到2017年1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589亿。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按照这种低生育率的现状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出现人口灭绝的几率很大。至于下一个是谁，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敢预测。